一、自由贸易
建国前，本县粮食自由买卖，一般通过私营粮行(六陈行)评价成交。六陈行遍及全县各大小集镇，小集镇3—5户，大集镇多达30—50户。交通闭塞的小集镇的粮食市场主要是调剂本地余缺，多余部分，由当地粮贩用驴、骡等牲畜运往外地出售。大集镇的粮行同外地粮商有业务联系，预收粮款，代购粮食。粮行除收取卖户3％—5％的佣金外，还采用大斗进、小斗出，低价买青(预购)等手段牟利。粮食价格根据年成丰歉和粮食上市量确定。民国17年(1928)，大米每百公斤3.90元(法币，下同)，籼稻每百公斤2.90元，而民国18年因严重旱灾，岗圩失收，粮价飞涨，每百公斤大米25元，籼稻18.80元。民国19年，粮食丰收，粮价又猛跌，每百公斤大米3.80元，稻2.80元，在新稻上市时，每百公斤价格只有2.20元左右。
日伪军队占据县城期间，敲诈勒索，封锁禁运，粮食市场萧条。抗日民主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利民便商、繁荣经济的政策措施，粮油贸易十分兴旺。根据地的粮食等物资多运往铜城，再由铜城经铜龙河运往敌占区，不少敌占区的商人前来铜城经商。民国27年，铜城镇只有22家粮行，民国30年增加到53家，汊涧镇则由24户增加到36户，在新粮上市时，日均上市量各达10万公斤左右。除私营粮商收购外，根据地贸易机构利华公司也拨款委托粮行代收，给予2％的手续费，民国31年两地代收总额即达1250余万公斤。油市更为活跃，每个集期的成交量少则1500公斤，多则5000公斤。粮、油货源除本县外，还来自盱眙、来安、洪泽、泗洪等地。
1949年初，粮油经营完全掌握在私营粮、油行手中，全县有私营粮行299户(其中铜城77户、汊涧36户、老坝41户、秦栏22户、石梁24户)，当年，成立中国粮食贸易公司炳辉支公司(不久改为办事处)，但私营粮商仍操纵粮食市场。1950年因灾减产，粮食紧缺，私营粮商囤积居奇，粮价上涨，粮食公司从四川调进大米50余万公斤，供应本县，稳定了粮食价格，国家为此补贴购销差价10余万元(折成新币)，此外，政府还同各私营粮行协商，参照各地行情统一粮价，签订合同，委托代购，至年底，共收购粮食160万公斤。1951年，中国粮食贸易公司炳辉办事处委托供销合作社代购粮食，全县设购粮点24个。1952年，供销合作社粮食代购点遍及全县各集镇。这一年，粮食办事处、供销合作社和公营公司共售出粮食1152.5万公斤，购入2462.8万公斤；私营商贩售出粮食4515.6万公斤，购人947.5万公斤。国营粮食机构在粮食市场上逐渐占据主导地位，限制了私营粮商囤积居奇、扰乱市场的活动，同时帮助各集镇粮行成立“粮食联营行”、联合经营，缩短“季节差”，调整“地区差”，稳定了粮价，安定了人民生活。1953年实行统购统销以后，粮食、油料的购销逐步由国家经营。集市上只有少量的粮、油调剂余缺。
二、统购统销
1953年，国家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通称“统购统销”。生产者除留足口粮、种子、饲料、公粮及一部分机动粮外，余粮由国家粮食部门规定收购价格统一收购，再有计划地按规定的销售价格统一供应城镇居民和农村缺粮户。当年11月底本县成立由粮食局、银行、供销合作社、公安局、工商科、宣传部等部门组成的统购统销办公室，12月下旬开始实行统购，公粮、余粮同时入库，时称连征带购。农民踊跃出售余粮，征购量为7161.5万公斤，是1949—1952年4年征购总和的3倍多，为1949～1979年30年中征购量最多的一年。因为缺乏经验，部分地区购粮过头，以致1954年发生水灾后，县内粮食供应立见紧张。粮食局从四川购进大米529万公斤供应灾民、共补贴购粮差价153万元，避免了粮荒，稳定了粮价。当年，开始实行统销，对农村缺粮户安排回销粮，对城镇居民登记发证，“按人定量，归户计算，凭证供应”，根据工种定量供应，口粮节约归已。本县执行安徽省供应口粮定量标准，共分15类21等，15类是：

城镇居民每人每月供应食油200克，从1982年增加到250克，1983年每人每月增加中价油1000克，春节、国庆节、中秋节等节日增加供应250—500克。
1955年，实行“三定”，即定产，按正常年景，评定单位常年产量，3年不变；定购，从实产数量中，扣除规定标准的种子、口粮、饲料和公粮后，对余粮统购80％—90％，增产部分增购40％，受灾的酌情减购、免购；定销，对农村各类缺粮户，按当地的用粮标准，核定供应。当年全县定销10802户，占总农户16％，定销粮252.5万公斤，占定购量5％，因定产、定购合理，定销及时，深得农民欢迎。
1956年，农业合作化以后，按户“三定”的任务归并到农业合作社。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以大队为单位计算余缺，实行“三定”。

“三定”中规定的种子、口粮、饮料标准
1958年，受浮夸风、“共产”风等影响，鼓吹亩产粮食万斤、甚至万公斤，盲目地认为粮食已经过关，实行粮食高产量、高指标、高征购。农村主要劳力调到冶山开矿，大炼钢铁，许多粮食糟蹋在田里无人收割。从1958年午季开始，一些社队办起农忙食堂，9月以后掀起大办“共产主义食堂”的高潮，到10月底，全县共办食堂2521个，农户全部在食堂就餐。有的食堂公开宣布吃饭不要钱，有的吃饭不算帐，浪费严重，造成粮食奇缺。1960年，城镇居民和干部职工每人每月减少口粮1.5公斤，仅供应50％的大米，余为杂粮，每人每月供应食油125克。农村人口虽然规定每人每天0.4公斤粮，实际上只有一半，每人每月达不到50克食油。农民生活相当艰苦，开始以瓜菜代粮，后来用槐叶、榆皮、浮萍、芡实梗等充饥，叫“小秋收”。患浮肿病、青紫病者高达全县人口的50％，造成大量死亡。1962年调整以后逐步好转。
1965年，粮食征购仍以“三定”为基础，执行一定3年不变的政策。对完成征购任务以外的超购部分，实行30％的加价，并免票奖售棉布、白糖、化肥等商品，稳定了粮食征购基数，提高了农民出售余粮的积极性。同时，明确规定各类非农业销售、农业销售的标准。
1971年，统购统销的“三定”3年不变，改为5年不变，征购基数增加5.4％。1973年规定统购起购点：按全年计算留粮量，稻产区每亩220—250公斤，杂粮区170—180公斤，稻杂兼产区190—200公斤，达不到起购点的不统购。1982年，因农业生产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购粮到户，户售户结，完成任务以外的粮食、油料，按超购价收购，超购价比征购价加价50％。1984年，为简化手续，方便结算，油菜籽按倒四六比例价收购(即40％的征购价加60％的超购价再除以2的平均价)。1985年取消统派购，实行合同定购，由粮食部门同各农户签订合同，乡政府签证，粮食、油料全部按合同完成，按征购价和超购价倒三七比例的总和均价收购。
从1979年开始，为照顾农民利益，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但销售价仍保持稳定，出现粮食、油料收购价高于销售价的现象，开始执行购销倒挂差价补贴。国家向城镇居民每供应0.5公斤粮食，就要补贴约0.10元；每供应500克食油，要补贴0.80元左右，至1984年，全县共补贴1414.7万元。
实行统购统销以来，对城镇人口因劳动状况临时发生变化以及特殊作业的人员，在计划粮油上给予补助，每月计划粮不足15公斤的干部职工出差或从事体力劳动的，每天补助50克粮，连续加班4小时以上的每人补助100克粮。经省、地批准举办的运动会，运动员每人每天补助粮250克，县以上领导机关批准召开的会议，每人每天补助粮100克，15天以上的每人补助油250克。接触传染病或有毒作业以及高空和高温作业者，每月补助油250克，中高级知识分子和离休干部，每月补助油500克，少数民族和佛教徒每月也补助粮、油。1981年以来，粮食丰足，补助粮需用量日渐减少。

1953—1985年全县粮食收购量及其占总产量的比重


全县分期粮油销售数量比较表`
三、议购议销
1953年，在完成粮食统购任务后，允许群众在指定的粮食市场进行余缺调剂，按规定的议价购销，但不能转手贩卖。
1955年在天长、秦栏、铜城、汊涧、金集、石梁、郑集等集镇设立粮食交易所26个，议购议销统购之外的粮食，当年成交各种粮食102.5万公斤，后因余粮不多，陆续停歇。
1963年，恢复粮油议购议销业务，至午秋两季统购开始时暂停，当年全县粮食上市量达250万公斤，成交额208.5万公斤，占上市量83％。“文化大革命”期间，粮食议购议销停止。
1980年，粮食市场重新开放，出现了多渠道经营的势头，粮食部门成立了粮油饼肥议价服务公司，在各集镇设立了19个议价粮油交易所，又在铜城、汉涧、秦栏三镇开设粮油议价营业所，开展议购议销业务，价格略高于国营牌价，高进高出。还有一些集镇开设的农副产品服务部，也代购代销议价粮油，仅仁和集农副产品服务部1984年下半年，即为外县代购议价大米25万多公斤。县粮食部门还组织推销组向全国各地推销粮油。1984年上门销(调)粮5552.5万公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