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县集市发展较早，明嘉靖《天长县志》载有芦龙、秦栏、金集、杨村、石梁、汊涧、铜城、张公铺等10余个。继有龙冈、便益、仁和亦繁荣为集。清嘉庆《备修天长县志稿》又增虞家洼、龙王庙、乐丰、城门乡、丫口、埠河、谕兴、长兴、横山、郑家集等。到建国初期，大、小集镇发展到30多个，尤以水陆交通俱称方便的县城、铜城、石梁、汊涧、秦栏以及金集为盛。城乡群众素有赶集之习。传统集期多数为每旬两集，或一、六，二、七，三、八，或四、九，五、十。也有少数小集镇10日3集的，如二、五、八，三、六、九等。集市贸易时间都在上午、正午，午后散市。交易品种有粮食、油料、牲畜、家禽、蔬菜、水产、土特产品及手工业制品等。较大集镇因上市品种集中丰富，分别形成各个“行”、“市”，如粮食行、鱼行、蛋行、竹行、柴草行、牛市、骡马市、猪市、菜市等。在交易品种中，以粮食为大宗，尤以水路畅通的石梁、铜城为最盛。粮食集市多集中于公路边、河道旁，县城集中在4城门外，有粮行30余家。牲畜交易以仁和、秦栏的“牛市”为最出名，上市交易的牛有时多达数百头。一般品种如蔬菜、家禽、水产、土特产品和手工制品多沿闹市街道两旁露天摆摊，自行议价买卖。
抗日战争时期，敌占区集市萧条，根据地更加繁荣发达，尤以铜城为盛，上市多达万人。据民国29年(1940)调查，每月集市成交额达200多万元。民国36年到本县解放前夕，由于战火不断，生产凋敝，交通受阻，加上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集市交易转趋清淡。
建国初期，政府保护公平交易和合法买卖，集市贸易得到稳定发展。各地恢复了集市和集期，除酒类由国家专卖外，粮油棉及各种土特产品、牲畜、禽蛋、水产品、蔬菜均可上市交易。从1950年开始，有关部门在主要集镇明确划分各类市场，开辟了牛、猪、驴、粮油、禽蛋、鱼、柴草、蔬菜及手工业品、土特产品等各类市场78个，上市品种近百种。1953年，为了鼓励私营商业合法经营，活跃市场，先后在县城、汊涧、铜城分别召开城乡物资交流会，上市均达万人左右，成交额达数万元，集市贸易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繁荣景象。
1953年后，国家先后对粮油棉实行统购统销，生猪实行派购，上市品种限于三类物资，主要有牲畜、家禽、生猪、蔬菜、水产、土特产品和手工业制品等。1955年集市贸易成交额达120多万元。此后随着生产的发展，农副产品增多，政府采取“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的政策，完成统购任务后的粮油，允许到指定场所交易，上市品种较多，集市贸易仍然比较兴旺。
1958年后，发动全民“大跃进”，主要劳力投入大炼钢铁，农村收回自留地，取消家庭副业，关闭自由市场，集市贸易消失。据不完全统计，1959年的赶集人数比1956年下降70％以上，农副产品上市品种和数量分别下降80％和60％。1960年，由于商品奇缺，农副产品严重不足，黑市买卖增多，市场价格失控，副食品价格十分昂贵，每公斤米高达6元，猪肉每公斤高达10元，菜油每公斤则达14元之多。
1961年以后，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县内先后在27个集镇恢复集市贸易，上市品种由几十种增加到数百种。1962年后，国营和供销合作社商业开展粮油议购议销业务，开放粮油市场，完成统购任务后的多余粮油可以进入集市，上市品种、赶集人数进一步增多，小集镇每集4000人左右，大集镇多达万人。1963年，全县上市粮油有250多万公斤，成交量208.5万公斤，达83％；禽蛋上市25万多公斤，成交量达91％，其他竹木制品和生活用品更是充溢市场。市场价格逐步下降，和1962年比，1963年粮油价格平均下降61％，肉禽蛋价格平均下降45％，在生产旺季，一些商品的市场价格低于国家牌价。
“文化大革命”时期，把集市贸易和农村家庭副业作为资本主义加以批判和限制，全县实行“五、十”统一集期，一度还限10天1集，集市贸易受到种种束缚。
1978年以后，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农业生产和农民家庭副业发展很快，国家对粮油棉的统购改为合同订购，猪禽蛋实行议购议销后，集市贸易进一步发展。全县30多个集镇先后开放，并恢复传统集期。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还在县城、铜城、汊涧等主要集镇设立农贸产品、工业品专用固定市场，并对粮油、水产、蔬菜、牲畜、竹木产品划分固定交易场所。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服装、鞋帽及日用工业品的摊贩日益增多，品种花样不断翻新。来安、盱眙、淮北及山东等地的农民和商贩经常运来蔬菜、干鲜瓜果等参加集市贸易。国营公司和供销社也走出柜台，摆摊设点，推销商品，集市贸易更为繁荣兴旺。各集镇注意把市场建设与城镇建设结合起来，统一规划，做到方便群众，方便交通，美化市容。近年来，集市贸易成交额逐年有较大增长，1981年约1587万元，1984年为2082万元，增长31％。1985年，全县共有集市33个，集市贸易成交额3038万元，比1981年增长近1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