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单位存款
民国时期的钱庄、银行，均办理存款业务，以商家往来为主要业务来源。30年代的张良诚钱庄，存款余额常达2000元。行政机关公款是银行存款重要来源，同时中国银行兼经中央金库，安徽地方银行兼经省金库，滁县县银行兼经县金库。银行存款，中国银行分“往来”与“定期”两大类：“往来”为活期性质，“定期”为储蓄性质。安徽地方银行存款，分甲、乙两户：甲户为机关团体，乙户为商家个人。抗日战争结束后，法币激剧贬值，存款业务冷淡。
新中国建立初期，银行采取“存不计息，汇不收费”以及开展以存定贷的“存款透支”和提高利率等方式，争取存款收入。1950年夏，对机关、国营企业、县以上合作社实行现金管理后，存款发展较大，当年年底余额达77万元。“三年恢复”时期，为鼓励机关、企业积极存款，一度办理不同期限的定期存款。除货币以外，还有“折实”、“双保”存款。1952年6月在机关、团体中停办。第一个五年计划期中，由于货币管理工作的加强，以及国营工商企业的发展，1957年末存款余额较之1952年增加近2倍。1958年“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期间，存款多有起伏。70年代后，逐步稳定上升。1978年以后，由于实行开放、搞活的经济政策，信贷发放及货币收支大进大出，城乡存款直线上升。1987年8月，为扩大和稳定信贷资金的来源，再次开办企事业、机关、团体定期存款，动员把短期内闲置的资金和地方财政结余，以定期存入银行。期限分为一、二、三年，以1万元为一开户起点。至1987年末，存款余额达16141万元，为“一五”初期的105倍、1978年的5.06倍。
二、个人储蓄
民国时期，钱庄行业无单设储蓄项目，30年代的银行虽有储蓄专项，但业务寥寥。40年代后，通货膨胀，战后复原的银行除少数行员参储外，对外极少发生业务。
新中国建立后于1950年在城镇开办“单一折实”、“保本保值”储蓄，次年又在农村增办“农村有奖”储蓄。1952年末，城镇储蓄余额仅有10.4万元，人均参储仅2.6元。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期间，随着职工工资的调升，银行服务加强，储蓄额逐步增长，1957年末上升到102万元，较1952年增长10倍。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因“大跃进”影响，储蓄余额下降到94万元。三年调整后迅速上升，1965年余额达203万元，比1962年上升1倍多。“文化大革命”期间，储蓄业务受到“左”的思想干扰，到1970年，储蓄余额比1965年下降10％。直到1973年后，逐渐恢复正常。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高了储蓄存款的利率，储蓄余额年均以30％的速度上升。1978年余额为464万元，1987年末余额7609万元，较1978年上升16.4倍，创38年来最高水平。
解放以来，开办的储蓄种类主要有活期、定期、定额存单、保本保值（双保）、单一折实、农村有奖存单、贴花有奖、实物有奖、优待售粮、优待华侨、双生储蓄、奖售住房等多种。
存款储蓄利率：30年代银行储蓄利率，半年以上按每半年复息一次，活期约为2‰至4‰，定期7‰至10‰。
新中国建立后的利率标准，银行参考当地市场情况，自行拟订挂牌。1950年2月活存达到70％，当年夏季逐步下降，1951年改由国家统一挂牌后，活储下降7.5％。1954至1959年，多次大幅度降低。直至1978年的20年中，均为低利时期，活储1.8‰，定储一年4‰。1979年，开始调升到1955年2.4‰的水平，并扩大计息范围。
38年来，各项储蓄利率，以“优待售粮储蓄”为最高，“华侨储蓄”略高于一般，“折实”低于现金，一般高于“有奖”。
部分年份滁州市存款、储蓄余额表

三、侨汇汇入
本市侨汇，通常皆由香港中转；香港的中国、金城等银行汇至合肥、蚌埠，再转本市人民银行或工商银行办理解付。
1954年，境内即有解付侨汇业务，至1965年，每年解付的侨汇额约在2万元左右（折人民币）。1960年，国家对侨眷实行优待政策，对不能敞开供应的商品按“侨汇证”凭证供应。“文化大革命”期间，汇款一度中断。直至1978年，银行部门恢复“保送、保密、迅速解付”的原则，侨汇业务逐渐增多。据不完全统计，本市旅居在日本、美国等15个国家的侨民119户，港澳71户，台湾218户，均有侨汇汇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