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四节 集市贸易
集市是群众之间进行商品交换的场所，一般都在交通便利，人口稠密，村庄集中附近的集镇上。和县集市，历史悠久，秦代、晋代，历阳、乌江先后设置县治，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唐代已建梁山镇，宋代建有平疴、青阳二镇。明、清时期，白渡桥、姥桥逐步形成集市，成为农副产品的集散地。民国时期，全县定期逢集的集镇有46个，逢集的时间有十天五集、四集、三集、二集不等，毗邻集镇，交叉逢集。有早集，群众称之为“露水集”，时间较短，上午八、九时即散集，不影响当天生产；半日集，又名晚集，从中午到傍晚散集，多数在丘陵山区的集镇。逢集的目的，主要是招揽客商、农民参加交易。
建国初期，各集镇仍沿袭建国前的贸易传统习惯，但政府加强对集市的管理。1951年，中等集镇均相继成立市场管理委员会，建立健全工商联合筹备会，贯彻工商法令和政策，已建立的联营机构，普遍做到商品明码交易。1952年由于商界开展“五反”运动，部分私商情绪低落，市场一度呈呆滞状况。同年5月，和县召开棉麻、中西药、百货等行业的私营商店和国营公司代表29人参加座谈，分析市场商品滞销原因，研究购销方案，采取积极措施，设法扭转市场局面。是年8月至12月，分别又在和城、白桥、乌江、沈巷、善厚、濮集6个较大集镇举办初级市场物资交流会，从而打开商品销售流通渠道。1953年，集市贸易出现繁荣景象，但由于管理工作未跟上，8月中旬部分地区市场上烟、酒、糖、菜油脱销，私商抢购套购，造成物价上涨。1954年，粮、油、棉等实行统购统销，农民在完成交售任务后，多余部分允许进入集市贸易。1958年商业部门搞“大购大销”，一切物资均由商业部门经营，农村取消自留地，停止搞家庭副业。当时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小商小贩多数升级过渡，不再自产自销。因此，集市贸易基本上消失。1959年至1960年，农业生产遭受自然灾害，农副产品大幅度下降，供不应求，“黑市”抬头，物价上涨。如白菜、鲜鱼、胡萝卜、山芋等价格，比1957年上涨10～15倍。1960年11月，和县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后，全县38个集镇，均先后恢复集市贸易，在较大的集镇上指定交易地点，分设蔬菜、柴草、禽畜等各种服务站，其中有17个集镇设立牲畜交易所，并根据国家牌价，结合邻县价格水平，拟定参考价，指导买卖双方协议成交。1961年秋，据工商部门调查，全县集市贸易大体有三种情况：一、开展活跃的地方，有绰庙、沈巷、乌江等集镇，每集人数1000～2000人，上市品种多，除当地生产的蔬菜瓜果、柴草、鱼虾、各种瓜菜种籽外，还有从江浦、全椒、含山、肥东等县运来的仔猪，竹木制品，陶瓷器等；二、开展一般的地区，有白桥、姥桥、西埠、功桥等集镇逢集上市人数不多，市场上品种多数是瓜果蔬菜、鱼虾和零星副食品；三、开展较差的小集镇，有沈家山、赤坝、范桥、腰埠等地，上集人数稀、品种少，交易时间短。
1962年，由于集市贸易开放，长途贩运的人数增多，少数人弃农经商、弃工经商、弃职经商、弃学经商，有些基层干部亦参予商品销售活动。和城地区有269人贩卖粮票、烟票、布票、钢材、农副产品等。同时贩卖粮食也很严重，午季登场后，金河口、西梁山、姥下河、驻马河、石跋河几处港口码头，每天流出粮食约有万斤，大部分是外地来的小贩和当地一些下放工人，在农村高价私购，运往芜湖、马鞍山、南京等市出售。
1966年“文化大革命”后，集市贸易被视为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家庭副业被看作资本主义“尾巴”，加以批判和严格限制，国家统购的粮、棉、油和重要农副产品，不准在集市上交易。同时，在交通要道、港口、码头设立检查站，禁止粮食外流；在农村开展割资本主义“尾巴”活动，致使集市贸易处于萧条局面。
1978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形式，决不允许把它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和取缔……”据此，政府从支持生产，促进流通，协调关系和方便群众的角度，致力复兴集市贸易。1984年，随着改革开放，搞活经济政策的进一步贯彻落实，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集市贸易蓬勃发展，全县建立34个集市贸易场所，年成交额达2527万元，绰庙集一年一度的农历三月三庙会，客商来路广，上市商品多，两天时间，赶会人数达6万人次，成交额20余万元。1988年全县城乡设有农贸市场46处。其中专业市场21处：木竹9处，蔬菜批发4处，牲畜交易所6处，小商品2处。全县年度市场成交额11670万元。其中粮食类66万元，油脂油料类82万元，肉食禽蛋类4188万元，水产品类1478万元，蔬菜类3231万元，干鲜果类102万元，日用杂品类64万元，柴草类41万元，饲料农具种苗类83万元，大牲畜类270万元，家畜幼禽类170万元，工业品类4583万元，废旧品类92万元，其他类包括木材1345万元。
1984年城乡集市贸易概况表
1978年至1988年城乡集市贸易统计表
1988年城乡综合集贸市场及农副产品专业市场主要商品成交量情况表
1988年下半年城乡集贸市场价格统计表
建国初期，各集镇仍沿袭建国前的贸易传统习惯，但政府加强对集市的管理。1951年，中等集镇均相继成立市场管理委员会，建立健全工商联合筹备会，贯彻工商法令和政策，已建立的联营机构，普遍做到商品明码交易。1952年由于商界开展“五反”运动，部分私商情绪低落，市场一度呈呆滞状况。同年5月，和县召开棉麻、中西药、百货等行业的私营商店和国营公司代表29人参加座谈，分析市场商品滞销原因，研究购销方案，采取积极措施，设法扭转市场局面。是年8月至12月，分别又在和城、白桥、乌江、沈巷、善厚、濮集6个较大集镇举办初级市场物资交流会，从而打开商品销售流通渠道。1953年，集市贸易出现繁荣景象，但由于管理工作未跟上，8月中旬部分地区市场上烟、酒、糖、菜油脱销，私商抢购套购，造成物价上涨。1954年，粮、油、棉等实行统购统销，农民在完成交售任务后，多余部分允许进入集市贸易。1958年商业部门搞“大购大销”，一切物资均由商业部门经营，农村取消自留地，停止搞家庭副业。当时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小商小贩多数升级过渡，不再自产自销。因此，集市贸易基本上消失。1959年至1960年，农业生产遭受自然灾害，农副产品大幅度下降，供不应求，“黑市”抬头，物价上涨。如白菜、鲜鱼、胡萝卜、山芋等价格，比1957年上涨10～15倍。1960年11月，和县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后，全县38个集镇，均先后恢复集市贸易，在较大的集镇上指定交易地点，分设蔬菜、柴草、禽畜等各种服务站，其中有17个集镇设立牲畜交易所，并根据国家牌价，结合邻县价格水平，拟定参考价，指导买卖双方协议成交。1961年秋，据工商部门调查，全县集市贸易大体有三种情况：一、开展活跃的地方，有绰庙、沈巷、乌江等集镇，每集人数1000～2000人，上市品种多，除当地生产的蔬菜瓜果、柴草、鱼虾、各种瓜菜种籽外，还有从江浦、全椒、含山、肥东等县运来的仔猪，竹木制品，陶瓷器等；二、开展一般的地区，有白桥、姥桥、西埠、功桥等集镇逢集上市人数不多，市场上品种多数是瓜果蔬菜、鱼虾和零星副食品；三、开展较差的小集镇，有沈家山、赤坝、范桥、腰埠等地，上集人数稀、品种少，交易时间短。
1962年，由于集市贸易开放，长途贩运的人数增多，少数人弃农经商、弃工经商、弃职经商、弃学经商，有些基层干部亦参予商品销售活动。和城地区有269人贩卖粮票、烟票、布票、钢材、农副产品等。同时贩卖粮食也很严重，午季登场后，金河口、西梁山、姥下河、驻马河、石跋河几处港口码头，每天流出粮食约有万斤，大部分是外地来的小贩和当地一些下放工人，在农村高价私购，运往芜湖、马鞍山、南京等市出售。
1966年“文化大革命”后，集市贸易被视为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家庭副业被看作资本主义“尾巴”，加以批判和严格限制，国家统购的粮、棉、油和重要农副产品，不准在集市上交易。同时，在交通要道、港口、码头设立检查站，禁止粮食外流；在农村开展割资本主义“尾巴”活动，致使集市贸易处于萧条局面。
1978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形式，决不允许把它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和取缔……”据此，政府从支持生产，促进流通，协调关系和方便群众的角度，致力复兴集市贸易。1984年，随着改革开放，搞活经济政策的进一步贯彻落实，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集市贸易蓬勃发展，全县建立34个集市贸易场所，年成交额达2527万元，绰庙集一年一度的农历三月三庙会，客商来路广，上市商品多，两天时间，赶会人数达6万人次，成交额20余万元。1988年全县城乡设有农贸市场46处。其中专业市场21处：木竹9处，蔬菜批发4处，牲畜交易所6处，小商品2处。全县年度市场成交额11670万元。其中粮食类66万元，油脂油料类82万元，肉食禽蛋类4188万元，水产品类1478万元，蔬菜类3231万元，干鲜果类102万元，日用杂品类64万元，柴草类41万元，饲料农具种苗类83万元，大牲畜类270万元，家畜幼禽类170万元，工业品类4583万元，废旧品类92万元，其他类包括木材1345万元。
1984年城乡集市贸易概况表
1978年至1988年城乡集市贸易统计表
1988年城乡综合集贸市场及农副产品专业市场主要商品成交量情况表
1988年下半年城乡集贸市场价格统计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