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建土地制度
土地占有
土地改革前，全县除少数学田、庙田等公田外，余皆为私人所有。土地占有状况极不合理。多者数百、数千亩，少者几亩几分，有些贫雇农无立锥之地。据土地改革统计资料，1950年全县地主(含其它成份兼地主)6232人，占总人口2.67％，占有土地145940亩，占总田亩36.57％，人均23.42亩；富农(含半地主式富农)7733人，占总人口3.3％，土地29834亩，占总田亩7.48％。人均3.9亩；中农90737人，占总人口38.9％，土地124211亩，占总田亩31.12％，人均1.37亩；贫雇农119169人，占总人口51.1％，土地61479亩，占总田亩15.4％，人均0.51亩。
封建土地制度，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出卖土地者，多数为贫苦农民；买者一般为地主、富农。买卖方式，有杜卖(又称绝卖)、活卖、典当三种。杜卖，是将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全部卖掉。活卖，在契约规定期限内允许赎回。地价比杜卖低二三成。到期无力赎回，找价转杜卖。典当，类似活卖。区别在于典当期内保留使用权，但每年要按租额交租。典当价略低于活卖价。民国23年(1934)《安徽年鉴》记载，时含山地价，水田上等每亩40元，中等30元，下等20元；旱地上等16元，中等10元，下等7元；林地、矿地最高6元，最低2元，普通4元。
1950年土改前全县各阶层占有土地情况表

地租
土改前，全县出租土地184505亩，占总耕地46.2％，其中地、富阶层出租147289亩。民国年间，多为实物地租，又称粮租，这是租制主要形式。租额一般每亩田两石稻，种子、肥料均由佃户负担。租有包租(又称死租)、分租(又称活租)、押租。包租，租额定后，不论丰、歉，佃户都要按亩如数交租。分租，每年庄稼收割前，须请地主上庄看租(俗称踹租)，视年成一般定租八分到九分，即按租额交租八成或九成。押租，是先交钱或粮，然后种地。遇灾荒歉收或无收，钱、粮不退。抗日战争前，押租按亩交稻谷五斗至一石或一至两元。交不起押金。则以押金作借，付利息，加重剥削。
地主除收地租外，还常常收取额外杂租。新粮上市，佃户要送小麦、蚕豆、新米等给地主尝新，名为小租；逢年过节及地主家红、白喜事，佃户须送礼、帮忙；地主看租、收租时，佃户须办丰盛酒饭招待。民国34年(1945)11月3日《含山导报》载：陶厂乡农民大半是佃户，因遭水淹，平均只有七成收，佃东却要收全租。运漕李万兴、聚兴两仓房，派管事上庄收租，使用大斛(每石较厂斛大四升)，并向佃户按每石租抽收100元至200元(法币)小租，引起佃农公愤。
地主、富农除出租土地外，有的还留有部分良田，雇用长、短工耕种，这是劳役地租。此外，还有高利贷，盘剥农民。 地租、高利贷重重剥削，加上苛捐杂税，灾荒战乱，农民苦不堪言。许多人被迫离开土地，外出谋生。林头张坳村原有青壮劳力130余人，民国35年，外逃80余人；总耕地320亩，抛荒120亩。仙踪后圩有田一万余亩，荒2300多亩。关镇相城圩、苏滩和荡子圩荒田近3000亩。
减租减息
为减轻农民负担，抗日民主政府从民国31年至民国33年，在根据地内领导农民开展减租(通称“二五减租”，即按原租额减去二成五)、减息工作。经过减租，租额一般五分左右，最高不超过六分；取消小租制三节制及看租酒席；种子，佃、东各负一半，兴修水利等费用，由业主承担。高利贷，短期月息不超过二分，长年月息不超过一分半；借一石米，本利不超过两石五斗稻；老债付过三年息，还本不付利。
民国37年，解放军南下，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府在清林区及庙赵等乡，再一次进行减租减息，1949年在全县展开。广大贫苦农民从“双减”中获益较多。以民国37年为例，是年，佃农户均得益400斤(稻)左右。
二、土地改革
县内土地改革1950年11月16日开始，1951年3月结束。时全县有城区、陶厂、运漕、东林、仙踪5区，63乡镇，除运漕镇(当时分东镇、西镇)、环峰镇无土改任务外，其余60乡(镇)均实行土地改革。为指导土改工作，巢湖地委以清林区白衣、佛慧两乡，县以城区太平乡为土改试点。全县分三批进行。第一批15乡(包括3个试点乡)，1950年11月20日开始(试点乡提前4天)，12月30日基本结束。第二批42乡，1951年元月初至2月初。第三批3个乡，1951年2月14日至3月底。接着对全县土地改革进行复查，解决遗留问题。1952年元月上旬，土改全部结束，历时一年零两个月。随后由县人民政府颁发土地证。至此，延续两千余年封建土地所有制彻底推翻，建立起农民土地所有制，但其性质仍为私人所有制。
为加强对土改工作领导，县成立土改委员会。土改具体指挥机关为县、区、乡各级农民协会。全县共派出土改工作队509人(包括华东革命大学学生、上海工人、巢湖地委工作队388人)，其中县干5人，区干25人，乡干147人。
土改中，坚决贯彻执行“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总路线。根据政务院颁布《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全县划出地主1122户，半地主式富农339户，富农1038户。依法没收地主和其他成份兼地主土地145942亩，征收半地主式富农、富农、小土地出租及其他土地37711亩，没收征收房屋13001间，没收耕畜418头，犁、耙、水车、船盆、禾桶等大型农具2414件，粮食852964公斤。复查中，由其他成份改划地主成份19户，改划富农成份82户；由地主成份降为半地主式富农和富农45户，由地主、富农降为中农、小土地出租和其他成份123户。改划地、富成份的，依法追回应没收、征收的土地财产；降低成份的，分别予以退还。所没收、征收的土地财产，除留作建农场、办学校、兴修水利等公用外，其余都按政策分给贫农、雇农和其他劳动人民。地主同样按人分得一份土地。土改后，占总人口50％以上贫、雇农，占有土地由原来15.4％，上升到46.4％，人均土地由原来0.51亩上升到1.47亩。
土改中全县斗争地主802人，控拆地主罪行5388人。逮捕地主分子377人，其中恶霸地主149人。
土改后，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1952年全县粮食总产116135吨，油料总产3495吨，分别比土改前1950年增长85.2％、84.4％。
土改后各阶层占有土地情况表

三、互助合作化
互助组
农民分得土地以后，走互助合作道路。1951年春，永丰乡(今黄墩乡)纪湾村纪明辉，带头办起全县第一个农业生产互助组。是年，全县组织互助组1500个。1952年春，中共含山县委召开农民代表会，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评出纪明辉、张学明、丁世和等7个模范互助组，掀起组织起来，开展爱国增产竞赛热潮。是年秋，全县有3869个互助组，其中734个转为常年互助组，余为临时性、季节性互助组。入组农户34348，占总农户64.26％。1953年底，互助组发展到4432个，其中常年互助组1180个，入组农户(包括8个农业社户数)占总农户70.14％。1954年，农民要求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组农户相应减少。是年底，全县互助组4013个。
互助组，坚持“自愿互利，等价交换”原则，主要以换工方式进行。临时互助组，忙时互助，闲时不互助，大事互助，小事不互助。常年互助组，生产组织较为稳定，有少量公共财产，如耕牛、农具等；实行农副业生产结合，合理评工记分，按时结算，欠工补资，余工进款。互助组长不取报酬，其工作为义务性质。
初级社
1952年春，祁鲁乡(今陶厂镇)张夏村张学明办起全县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年底，初级社发展到8个。1953年，县内遭受洪涝、干旱灾害，8个农业社除2社受灾过重减产外，其余均增产。最高盛学商社(今姚庙乡钟山村)增产37.3％，最少增产11.2％，比周围同等条件互助组、单干户增产幅度大。县政府及时总结他们依靠集体力量，抗灾夺丰收经验，推动互助合作稳步发展。1954年底，全县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53个。
1955年夏，贯彻中央和省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指示，批评所谓右倾思想，突击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年底，全县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户51888户，占总农户91％，基本实现初级形式农业合作化。其中初级社1117个，高级社48个。初级社既照顾农民私有性，又引导农民走集体经济道路，农民生产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是年全县粮食总产15.04万吨，比1949年增长1.55倍，是五六十年代粮食生产最好年份。
初级社，土地入股，耕牛、大农具折价入社。折价款按土地多少分摊。土地所有权仍为农民所有。生产经营权属农业社。农业社统一安排种植计划，统一调配劳力、耕畜，统一分配。生产实行集体劳动，评工记分。分配按“劳六土四”进行。扣除一切开支后，劳动报酬占纯收入60％，土地报酬占纯收入40％。集体副业纯收入按人、劳比例“三七开”。初级社成立管委、监委会。两会由社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社务由管委会主任负责。
高级社
1956年，农业合作化继续发展，初级社转高级社，小社并大社。是年底，全县加入农业社农户56237户，占总农户99.7％。其中高级社78个，初级社14个。全县实现高级形式农业生产合作化，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由于高级社发展过快，经验不足，管理跟不上，加上午、秋两季自然灾害影响，全县粮食总产低于1955年。92个农业社，仅15社增产一成，12社保产，其余65社分别减产一至五成。部分农民思想动摇，要求退社农户1421，占入社农户2.5％。
1956年冬至1957年春，开展整社工作。坚持贯彻民主办社和勤俭办社方针，检查处理经营管理和年终分配中问题。经过整顿扩并，全县农业生产合作社86个。1958年春，农业社划小。全县划为134个社，加上1个蔬菜社，1个渔业社，共136社。生产小队由原来3268个，调整为3666个。
高级社为管委会主任负责制。下设生产队、作业组两级生产组织。生产计划由社统一安排。劳动管理实行包工制，按生产任务大小，确定劳动定额，包给生产队或作业组。开始推行“田间管理包工到户”办法，未与产量、成本挂钩，出现浪费现象。后改为“三包一奖罚”办法，即包工分。包生产费用，包产量；超产奖励。超产部分，以队或作业组按社员实做工分分配。减产区别情况，按劳力底分赔偿。
高级社取消土地分红，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男女同工同酬”分配原则。1957年，劳动报酬占纯收入65％，总扣留占35％。总扣留中。行政管理费1.5％，公积金、公益金15.5％。实行“两级分配”，社按包产分配到队，队按社员实做工分和实收产量分配到户。口粮分配，按年龄分等定量。增产粮按社员实做工分分配，给单身汉适当照顾。分配制度，实行夏熟预分和年终决分制度。
四、人民公社
1958年在“大跃进”、“大办人民公社”浪潮中，自9月底至12月13日，全县先后建立7个农村人民公社。即红旗(环峰)、先锋(运漕)、跃进(清溪)、上游(林头)、卫星(长冈)、东风(陶厂)、昭关(仙踪)。平均每个公社8000户，万户以上公社2个(红旗、昭关)。1960年5月，环峰管理区由环峰人民公社划出，成立全县唯一城镇人民公社——含城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成立后，原有区、镇、乡建制撤销，实行“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政社合一”体制。公社成立管理委员会和党委会，公社以下原来高级社成立生产大队，以自然村或原作业组成立生产队。
在“一大二公”思想指导下，以公社为核算单位。社员自留地、私有牲畜和庭院周围树木，一律收归社有。为兴修水利和兴办公社集体事业，任意抽调生产队人力、物资，平调生产队土地。取消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由于公社无经济来源，工资实际未兑现。以村办食堂，按人分等定量，吃饭不要钱。全县农村共办食堂2567个。劳动组织按公社、大队、生产队分别编成团、营、连、排、班，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当时生产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共产风，干部特殊化风盛行，社员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加上连续几年干旱，农作物大幅度减产。1961年粮食总产53325吨，油料总产205吨，分别比1957年下降53.6％、84.3％，是建国后粮油总产最低一年。从1959年开始，全县粮食紧张，口粮供应不足，农村出现浮肿病、妇女子宫脱垂，人口大量外流，非正常死亡现象严重。
1960年冬到1961年春，贯彻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农业六十条》)，开始纠正“左”倾错误。县委抽调696名干部，组成整风整社工作队。分赴全县农村社队，解决“五风”问题，解散农村食堂。1958年以来，全县各级平调集体、社员实物折款270.43万元(包括大办钢铁平调98.53万元)，县财政拿出195.43万元进行退赔，占平调款72.3％。同时恢复区建制，调整公社规模，将原7个农村人民公社，划为18个。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制度，将土地、劳力、耕牛、农具固定给生产队，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农村形势渐趋稳定。70年代初，全县划分为22个公社，此后未变，直到1984年公社撤销。
为恢复农村经济，1961年上半年，县委根据安徽省委指示，首先在环峰公社一统碑大队进行“责任田”试点，“包产到户，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简称“责任田”)，下半年在全县推广。当时总结“责任田”有十大好处。全县2632个生产队，除龙王岗周等15个生产队坚持集体生产外，其余生产队全部实行“责任田”。1962年。全县粮食总产68275吨，油料总产420吨，分别比上一年增产28％和105％。“责任田”当时被认为是犯有方向性错误，受到批评。是年冬，县委派出工作队进驻社队，改正“责任田”，经过一冬春工作，大多数生产队改正过来，但还有一部分队不愿改，仅清溪区三个公社就有95个生产队坚持不改，已改生产队，也采取种种办法抵制。直到1963年秋，“责任田”才全部改正过来。
1964年，开始农业学大寨。1968年，全县推广大寨式劳动管理经验，实行政治评工。以政治思想为主，自报互评。一月或一季评工一次。导致“出勤不出力，生产一窝蜂”现象再度发生。收回自留地，割“资本主义尾巴”，限制家庭副业，限养家禽。这些做法，遭到基层干群坚决抵制。执行不久，便先后取消。1970年起，县每年抽调干部，组成农业学大寨宣传队到社队，抓典型，帮后进。1974年，县委召开四级干部学大寨会议，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对照“大寨县”六条标准，提出“苦战两年，建成大寨县”。学大寨中，坚持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这一时期，全县兴建大小工程594处，其中20万以上土石方大工程11处。开挖沟渠105条，长116公里，联圩10处。建田间机耕路241条，总长727.8公里，修梯田梯地1600亩。1976年11月，省、地组织检查验收。1977年2月12日，中共安徽省委批准含山县列为1976年农业学大寨先进县。1970年以来，在“以粮为纲”思想指导下，农业生产有所发展。1976年，粮食总产176355吨，棉花总产2223吨，分别比1966年增长61.4％和152.6％。但多种经营有所忽视，尤其是社队企业受到限制。人均收入水平较低，1976年人均纯收入仅91.9元，比1966年人均87.4元，增4.5元，增长5.1％。许多地方出现高产穷队。“一个工值一包烟，决分还欠口粮钱”情况，并非个别。
“责任田”改正后，至1979年，劳动管理办法主要是定额记工，底分活评和“死分死记”。大忙季节，一般采取小段包工办法，划分临时作业组，以组定任务，定时间，定质量，定工分，最后验收。农闲季节，出勤仍采取“死分死记”大呼隆方式。收益分配，除生产费用、税收、集体提留、公积金、公益金以外，社员分配占总收入55～66％之间。农村个体副业人员(铁匠、木匠等)，向生产队交积累，或收入归队，评工记分，参加集体统一分配。粮食分配，1964年后全县基本统一，实行“基本口粮和劳动粮加照顾”分配办法。劳动工分粮与基本口粮比例，根据各地情况，“二八开”或“三七开”。
五、联产承包责任制
1978年县内持续8个月未下透雨，秋种无法进行。为帮助农民度过1979年夏荒，县委根据中共安徽省委指示精神，决定在受旱地区借地给农民种麦、种油菜。全县有1491个生产队借地15849亩，深受农民欢迎。
1979年春，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的两个农业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县委坚持实事求是，引导农民探索建立各种形式生产责任制。是年，全县实行联产责任制生产队3440个，占生产队总数73.4％。其中包产到组和大包干896队，小宗作物包产到户1851队，口粮田到户、包产到户143队。由于改变“大呼隆”生产，群众积极性提高，是年粮食总产173108吨，油料总产4035吨，分别比1977年增长19.3％、61.3％；社员人均收入87.9元，比1977年79.6元，增长10.4％。随着责任制推行，各地纷纷将生产队划小。在各种责任制迅速发展时，县委又有疑虑，怕与中央精神不符，12月份，在(79)45号文件中，要求对过小的生产队做好工作，动员他们合并；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只限于小宗作物(油菜、麦子)，一律不准分到户；已经到户的要纠正。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完善农业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文件下达后，坚定了推行生产承包责任制信心。是年底，全县实行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生产队3105个，占生产队总数99.4％，通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省内属起步较早。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生产队将耕地按人口和劳力分配到户，与农民签定承包合同，各项任务落实到户，改原来生产队统一核算统一分配为农户自负盈亏。农户除向国家缴纳税金和按承包面积向集体缴纳公积金、公益金等提留外，其余全部归己。1985年后，村办企业好的，取消集体提留，集体费用从村办企业中解决。耕地仍归生产队集体所有。耕牛、大农具分到户管理，或作价归户。
农民有了生产自主权，积极性高涨，农业生产不断发展，收入逐年提高。1984年，全县粮食总产208586吨，油料总产12826吨，分别比1977年增长43.7％、412.8％。农民人均收入330元，比1977年人均79.6元，增长3.14倍。1988年，人均收入475元，比1977年增长5倍。从1981年起，有些农户收入较高，开始出现冒尖户。据不完全统计，是年全县有冒尖户47户，计343人，人均纯收入625.7元，比当年全县人均收入236元，高近2倍。三官公社(今东山乡)方维德，一家4口，除承包田外，养猪3头、牛1头，制作豆腐，人均纯收入1045元。
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农民不仅在有限耕地上做“文章”，而且注意调整农业内部结构和产业结构，把劳力、资金投向工、商、运、建、服务业，发展二、三产业。1982年，农村涌现出众多个体户、专业户。据九连、关镇、东关、海口、林头、铜闸、仙踪、姚庙8个社(镇)统计，是年有种植、养殖、编织等专业户6274个。1984年春，县委、县政府召开全县农村工作会议和“两户一体”(经济联合体)表彰会，给219名“两户”代表颁发奖状。是年，全县各类专业户发展到1.6万多个。农村各业收入比重，1985年后，发生明显变化。总趋势是：农业收入比重逐年下降，工业、商业饮食、交通运输、建筑业收入比重逐年上升。1988年，农业收入占农村经济总收入31965万元的61.15％，比1985年占农村经济总收入19239.8万元的68％，下降6.85个百分点。其中种植业占农业收入，由1985年52％下降到1988年43.02％，下降8.98个百分点；牧业占农业收入，由1985年8.62％，上升到11.58％。农村工业收入占农村经济总收入，由1985年19.1％，上升到25.9％。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经济迅速发展，但也出现一些新问题。由于一家一户生产，小型水利兴修、管理，有所忽视，灌溉效益下降；农民外出务工、经商和从事运输、建筑、服务等行业日益增多，从1986年起，开始出现土地抛荒现象。这些已引起各级领导重视，采取相应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