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土地所有制〕
全县土改前各阶层占有土地情况

一、各阶层占有土地清末至民国年间，农村耕地，多为地主占有。清《庐江县志》称，庐民富户不为商，有余资则占田，田归富户，富者益富，贫者益贫。据民国8年(1919)调查，农村耕地是东佃各半，按占地500亩以上为大农，300亩以上为中农，300亩以下者为小农，大农、中农、小农分别占农地的4％、50％、46％。据县农会土改总结资料：土地改革前，占总农户2.08％的地主阶层，却占有当时耕地面积的21.63％(如加外乡业主出租土地即占总耕地61.26％)；有的大地主占有耕地千亩以上。占总农户2.67％的富农(含半地主式富农)，占有耕地9，12％；占总农户34.6％的中农，占有耕地40.1％；占总农户46.3％的贫农，只占有耕地23.1％；占总农户11.1％的雇农，只占有耕地的1.37％，而有的雇农却无“寸土”。当时庐南有个大地主，不仅有租田1000多担(4000多亩)，还开商店、米行，有木帆船14只，雇工100多人，放贷遍及庐江各地。
二、地租、雇佣、高利贷民国期间，农民受地租、力役、雇佣、高利贷等剥削外，并负担苛捐杂税。
地租有定租、分租两种：定租制，确定固定租额，不分年景丰歉情况，均按固定租额交租，还有加一定租(每亩每年交租一担，另加一斗)。分租制，按产量，有对半分，四(佃户)六(业主)分，三(佃户)七(业主)分，还有活地租、压租地金等。也有业主下田察看，确定分租成数。
农民除交正租外，还有小租，有每种4亩田，加收银元1块，有下租用大斗、高趟(刮斗口凸起)；还要请东家，送新鸡，交酒席费、大烟费，送礼品等。租额不清者，关押逼交，强行撤(退)佃、拎庄。
力役。农民每年给地主做一定数量的无偿劳动。如抬轿、磨稻、舂米、劈柴、挑水等。
雇佣。雇佣农民种地，有常年工、季节工、日工等。多数为壮工，部分童工，工钱以米计。长工，有大师傅、二帮子、小放牛仔。雇工一般限期1年，管吃，年工钱付给若干大米。季节工，农忙季节按月雇佣，以月计酬。零工，农忙季节雇佣，按天计酬。雇佣工作业时间长，劳力强度大，一般每天劳动在12小时以上。雇佣童工，管吃不计酬。
民国8年(1919)庐江农民状况调查，各乡佃租多由佃户立约承租，如届秋收以后不能照约履行即可斥退，另外招佃。雇佣方法，普通则以长年计算；工作时间，每年工作10个月；工资，男工每年每人30元，女工每年每人24元。实际上，长工每年工作不止10个月，女工终岁无休息，男工则正月半上工，腊月二十四日左右下工。雇佣劳动者忍辱负重，苦不堪言。
高利贷。有春贷，一加一成，一加一成五，高达一加三成至五成。还有更高的利息，日夜加息叫“放锥子”。夏借钱秋后加倍还粮(粮价春涨秋跌)。也有“放稻青”、“放麦青”，春以贱价折粮、加息，秋后还粮。欠贷超期不还，就要利滚利，甚至本利加翻，农民叫“夹骨嚼”。
官府的苛捐杂税。地主与旧行政官员互相勾结，除田赋和附加以外，还有人、牛、门牌灶捐，有保、甲、壮丁、枪支、草鞋、五家联座等费。
〔土地改革〕
一、减租减息民国期间，农民不堪忍受种种剥削，在中共党组织领导下，各地纷纷组织起来，同封建势力进行斗争，民国17年(1928)庐江发生灾荒，庐南农会掀起抗租浪潮，迫使大地主减少租额，停止粮食外运，平价就地出售。天井圩农民罢租1年。同年同大圩庄稼“对成收”，有户大地主不顾农民死活，新谷登场，就逼租、讨债。9月重阳晚上，中共党组织秘密召开农民会，发动群众起来反抗逼租讨债。10日大沙圩、新河、南闸、紫荆等地300多人，从四面八方涌来响应，河对岸白山、横溪、金窝子的农民，也闻声赴会。这户地主得悉后为之惶恐，当场答应“二五”减租，重灾免租，年息减到3分。
民国18年，农历5月5日，佃户以请东(家)为名，将桐城唐家湾一户姓唐的大地主，诱至庐城，戴上黑纸高帽，上书“土豪劣绅”，穿上白纸大褂，上面贴满冥票游街。此后，唐再也不敢来庐江收租，并把在庐江的1200亩租田卖掉。
民国36年春和民国37年春，在民主县政府领导下曾进行一次“急性土改”。这次土改，实际上是复查和彻底进行减租减息。民国37年3月，贯彻新政策，指出“急性土改”斗争面宽，必须立即转变，坚决依靠贫农，联合中农，保护民族工商业，停止“急性土改”，实行减租减息。
二、分期土改1950年本县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全县12个区，76个乡，526个行政村，分3期进行，由点到面，点面结合，以推进、带动、跳跃的方式向前发展。第一期从1950年11月至12月底，在马厂、陈埠、东岳、裴岗4个乡进行试点；第二期1951年1—2月，开始点面结合，在城关、柯坦、盛桥、裴岗4个区全面铺开，其余8个区各开展1个重点乡，计在30个乡开展；第三期1951年2月在剩下的42个乡开展。整个土改工作在1951年12月底全面结束。
土改的步骤是：调查情况，改组和充实农会，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成分，没收地主土地和五大财产并重新分配，做好结束工作。土改结束后又分别进行解决遗留问题，填发土地证，调查和改订农业税负担，组织建设，自上而下的民
土改时没收、征收五大财产表

土改后五大财产分配情况表

庐江县土改后各阶层占有土地情况表

主总结和召开庆祝大会，开展大生产，组织生产互助合作。同时于1951年1月，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以保证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
三、土地分配土地改革时，经过清查丈量，全县耕地面积为1057811亩，没收、征收土地各446028亩和66722亩，经过分配，每户平均分得土地4.77亩，每人平均分得土地1.10亩，贫雇农平均每人占有1.52亩，比土改前人均0.51亩，增加1.98倍。按进田户平均每人分得土地：雇农1.41亩，贫农1.16亩，中农0.82亩。雇农人均占有耕地比贫农略高，因分配土地时，对单身雇农略有照顾。中农中有自耕地高于当地人均数的那一部分，保护不动，所以中农平均占有耕地高于全县农业人口平均数，高于贫雇农人均数。富农人均占有耕地最多，达2.62亩，因土改中只征收其出租土地，自耕地不动。只没收地主土地、房屋、耕畜、农具、粮食等5大财产，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所以地主也同样分得了一部分土地，使其在劳动中改造自己，重新做人。土改中获得经济利益的农户有107435户，占总户76.15％，得益人口464941人，占各阶层总人口的73.51％，其中贫雇农290219人，中农150760人，计共分得土地475600亩。土改前农民耕种这些土地，每年给地主交纳地租5700多万斤粮食，土改后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生产积极性迅速高涨，1951年全县粮食产量比1949年增长21.8％，1952年比1951年增长8.2％，农民生活随之得到了改善。
经过土改，贫雇农、部分中农和少数其他成分的农民，还分到大量的生产、生活资料，其中房屋15652间，耕畜1185头，农具6581件，粮食163.8万斤。
〔互助组、合作化〕
自1950年组织互助组起，以后由低级逐步向高级发展，到1955年全县实现农业合作化。
一、农业互助组在完成土地改革之后，广大农民群众从政治、经济上翻了身，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由于生产资料不足，经济基础薄弱，加之受到个体的限制，在生产中发生许多困难，时隔不久农村又开始出现雇工、放账、买卖土地等两级分化的苗头。党和政府为了发展生产，引导农民走共同富裕道路，本着“自愿互利”的原则，及时组织临时性、季节性和常年互助组。1950年全县有3个季节性互助组，入组农户21户96人。1951年2月马厂乡尹昌和带头组织第一个常年性互助组。这一年全县有互助组609个，其中季节性的365个，常年性的244个，参加农户7758户，占总农户4.95％，最多的1954年全县有互助组10384个，其中季节性的6626个，常年性的3758个，参加农户94592户，占总农户61.1％。到1955年下半年，互助组已全部转办成农业生产合作社。
二、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2年5月盛桥区金城乡刘合曙组织了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至年底全县共有初级社3个，参加农户48户，199人，入社土地382亩。1954年初级社519个，1955年为2016个(年底合并为611个)，参加农户53680户，加上参加高级农业社的农户，入社农户占全县总农户的23.46％。初级社实行土地入股分红和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
三、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它是取消土地分红，实行完全按劳分配的合作组织。1954年秋后，在沙溪区(今泥河区)二庙乡吴家墩成立先进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本县第一个高级社。入社农户186户。1955年春发展到10个，参加农户703户。在农业合作化高潮推动下，本年末发展到214个，入社农户81087户，占总农户52.9％，经营耕地695348亩，1956年为181个，参加农户156532户，占全县总农户99％，实现了农业合作化。1957年农业社规模作了些调整，当年调整为247个高级社，1958年春又划为461个高级社。收益分配以社为核算单位，入社社员1956年每人分得纯收入43.11元，1957年分得纯收入43.8元。
〔人民公社〕
它是联合起来的社会基层组织，是工、农、商、学、兵5位一体，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全面结合的组织形式。
一、组织形式1958年8月以后，先在汤池区试办汤池公社，接着全面展开，只用1个多月时间，全县就由461个高级社组成23个人民公社，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将原来的高级社，改设203个营(生产大队)，1470个连(中心生产队)，5152个排(生产小队)，11216个班(专业组)。公社建立初期组织变化较大，各级规模变动较多，直到1961年调整为75个公社，497个生产大队，7026个生产队，从此基本稳定下来。到1984年改乡以前为74个公社，561个生产大队，9296个生产队。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生产资料集体化程度更高。开始时以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社员报酬实行工资制，社员口粮部分实行供给制。1958年冬大办食堂，全县先后办食堂4947个，就餐人数641815人，一度时间全面实行“吃饭不要钱”，全县有148200户加入食堂，占农村总户92.8％，1960年冬贯彻自愿参加的政策，食堂便逐步解散。
二、生产大跃进在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实施生产大跃进，继而逐步刮起了“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一些人搞特殊化，生产瞎指挥。其中“浮夸风”有水稻生产“放卫星”、“亩产超万斤”。1958年，开始是汤池公社汤池大队马路生产队，将成熟的稻子并棵移栽，使水稻亩产达7000多斤。随后，天井乡张圩高级社(今胜岗乡张圩村)东拐生产队用同样做法，将37亩田稻棵并到一块田里(约2亩多)放“卫星”，亩产达10700斤。一时出现了高指标、高征购。加之1958年旱灾严重，继之大办钢铁，滥砍林木，拆毁房屋，损坏农具、家具，许多耕地荒芜，耕牛死亡，致人口外流，并出现了非正常死亡现象。直至1961年，贯彻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后，彻底纠正“共产风”，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策，确定了社员自留地、饲料地政策(一般每人划给自留地1厘，每户划给饲料地1分)。全县社员自耕地达8万多亩。核算单位稳定以生产队为基础进行分配，实行午季、秋季预分配，年终决分，逐步恢复了生产，稳定了生活，人民公社制度逐步走向正常。
三、农业学大寨1964年中央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1968年秋后，本县形成学大寨高潮。8月，第一次组织干部到大寨参观学习。以后陆续去大寨参观学习达2450多人次。先后树立马槽牛冲大队、移湖三里生产队以及8个区的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1970年以后，提出“学大寨，赶郭庄，追建设”和“拚命苦战一两年，誓把庐江变昔阳”的口号。全县上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平整一部分土地；向荒山秃岭进军，大力开展植树造林；修桥筑路，加强交通建设，领导深入基层蹲点，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定期检查评比抓兑现，不断掀起“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高潮。1973年被评为省农业学大寨先进县。1975年成为全国大寨式先进县之一。到1976年全县出现大寨式的区5个、公社46个、生产大队326个。但是，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革命大批判开路，经常整风整社，出现片面强调“以粮为纲”，生产上搞形式主义，山区垒筑梯田，公路旁搞格田成方，习惯于“一刀切”的方式指挥生产，甚至有的地方出现强迫命令，虚报浮夸。社员家庭副业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扩大核算单位，搞“穷过渡”。分配上吃“大锅饭”，如在戴桥公社钱渡大队、双凤公社叶大队搞了3年的大队核算。同时普遍推行“政治评分”(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致使社员劳动“大呼隆”、“磨洋工”、“出勤不出力”。农村收益分配，虽然是按劳付酬，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平时预支，年终决算，进款找补，超支的要拿钱，但自公社化以后，年终分配不能全部兑现日趋严重。1965年人均收入50.06元，1969年人均收入仅30元，且无现金到手，还出现许多超支户，七十年代初全县每年超支款达50——70万元，超支逐年增加。1975年全县农村人均收入68.38元，1978年因灾歉收，年终分配统计，全县累计超支的有75000户，占总农户36.3％。累计超支款902.8万元，每户平均103.6元。按当时73个公社计算，每社平均12.4万元，其中超支5万元以下的22个公社，15万元以上的28个公社，最多的洋河公社超支款达40万元，砖桥公社38万元。公共积累由于管理上的问题，大多数也难以保证管好用好。加之繁琐的评工记分方法，造成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直接影响群众生产积极性。
〔家庭联产承包制〕
一、责任田1961年，安徽省试行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办法(简称“责任田”)。本县于同年3月在移湖公社三里大队搞试点，接着在全县推广，到秋后就有6865个生产队推行了责任田，占当时生产队总数98.3％(仅有柯坦公社75个生产队和果树公社43个生产队未推行)。实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超产奖励，减产赔偿，一年一定。采用生产指标和主要作物统一计划安排，产品交大队统一分配，统一大农活，统一用水、管水，统一抗灾(简称“五统一”)。同时推行“四固定”(定工分、定质量、定作物、定费用)。因“责任田”与中央提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指示不符，于是又采取分期分批进行改正。1962年3月，又在三里大队搞改正“责任田”试点，当即改正了1890个生产队，占当时搞“责任田”生产队总数的27.4％；秋后又改正了3543个生产队，占51.3％；1963年春改正1262个生产队，占18.3％；秋后改正204个生产队，占3％。实行“责任田”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而改正“责任田”用了2年多的时间。虽然“责任田”只搞了1年，但对农民在3年困难时期生产、生活的恢复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78年全县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旱灾，有91.52万亩农田受旱，秋种无法进行。根据省委的意见，允许部分社队，将集体耕地借给社员种麦子和油菜，实行谁种谁收谁有，突破了多年来集体耕地只能集中使用的框框，极大地调动了农民抗灾、秋种的积极性。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贯彻以后，在全省各地搞多种形式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影响和推动下，全县有2703个生产队实行包产到组，占生产队总数27％，划分6511个包产作业组。由于当时认识不统一，县里强调“责任制不能走样子”，“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1980年采取了收缩的做法，以划小生产队代替生产责任制，生产队由9412个，增加到11639个。这一年水灾严重，寒露风来得早，双季晚稻大减产，加之大呼隆生产，抗灾积极性不高，早稻收割期间雨水多，芽稻烂草，使全县粮食减产3亿多斤，农民人均纯收入(集体分配)降到52.8元。而周围实行联产承包到组、到户，特别是搞“大包干到户”的地方，不但减产少，多数还增产增收。同年秋后，许多群众自发地搞起包干到户。在党中央富民政策的推动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势不可挡。到1981年春，全县实行包干到户的有11462个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98.5％，其余177个队，实行包产到户的56个队，包产到组的36个队，以队经营的仅有85个队。县委、县政府及时制订了《关于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若干问题试行办法》，秋后全部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户普遍增产增收。到198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迅速增加到181元，超过历史最高水平。1985年人均纯收入达到288.2元。
随着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完善和发展，全县农村普遍进行了第二步改革，逐步调整了农村产业结构，到1985年，全县农村涌现出专业户1740个，其中种植业305个，林业24个，畜牧业155个，渔业97个，工业237个，运输业561个，建筑业105个，商业和第三产业201个，其他行业55个，各种经济联合体698个，从业人员3647人。这一新型体制的出现，使农村经济改革得到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加快了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