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入学及管理
从清末到建国初期，本地初等小学招生均为免试入学；高等小学则实行考试入学制度，由各高等小学自行招考，考生自愿报考，学校择优录取。50年代后期，为方便学生就近入学，减轻学生经济负担，小学实行划片招生，即按学生户籍划分学区招生。普通中学在全市范围内招生；市一中、黄麓师范在全地区范围内招生。“文革”期间，教育秩序被打乱。1968年后，普通中学招生采取推荐入学的方法，学生入学后，不问学习成绩如何，按时升级，期满毕业。1970年高等学校开始招生，实行以推荐为主，附之以文化考查的招生制度。表面上要求从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选拔学生，“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实际上是层层搞关系，上学“走后门”。
1977年恢复考试制度后，市一中初中在全城、高中重点班在全地区招生。黄麓师范在全地区招生。余者按学区招生。通过考试，择优入学。
清末，学生入学各项费用均自理。民国时期，除黄麓乡村简易师范学生由学校提供膳宿费用外，普通中小学生入学费用仍由学生自理。当时学费较高，且时有附加。如抗日战争时期，学生除交学费、杂费外，还交“尊师米”，每人每学期三至五斗。
建国初，党和政府为照顾工农子弟上学读书，实行人民助学金制。粉碎“四人帮”后，有人主张改助学金制为奖学金制。黄麓高中在华侨徐经芳捐助下，设奖学金，其他学校每学期给予“三好学生”、成绩前3名（有的学校前5名）者有不同程度的精神和物质奖励。
学生入学后需要经过各种考试。民国元年以后，各学年半年举行一次考试，成绩不及格者留级，成绩劣等者降级。各级毕业生需要参加毕业考试。成绩及格者准予毕业，不及格的学科次年补考；补考及格，发给毕业证书，不及格学科超过规定，发给修业证明书。建国后，各级各类学校每学期举行期中、期末两次考试，两学期成绩合并计算及格者，准予升级；不及格者在第二学年开学前补考，补考及格，准予升级，不及格学科超过规定者留级。毕业生必须经过毕业考试，成绩合格者，准予毕业，发给毕业文凭；补考后不及格学科超过规定者，发给肄业证明书。
1983年，为了加强学籍管理，制定了《巢县全日制中学学籍管理的暂行规定》，对升入初高中的学生统一篇号，建立档案。学生在校各学期的各科成绩、操行评语、奖惩情况等均载人本人档案，以备查考。
民国元年（1912）前后，对学生的生活管理十分刻板。学校把学生束缚在学校闭门读书，不准学生私自走出校门，否则即受纪律制裁。建国后，对学生的生活管理讲究科学方法。各中小学校依据教育部颁发的“学生守则”制定学生的学习、生活等项制度。班级设班主任，小学设少先队大队、中队辅导员，中学设团委（总支、支部）、学生会，班级设班委会，负责学生的学习、生活管理事宜。在师生中提倡“尊师爱生”、“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团结友爱”等共产主义道德风尚。学校除开设体育课外，普遍做广播体操和眼睛保健操，举办各种体育、文娱活动。学校和各级教研部门经常组织学生开展智力竞赛，组织学生春游，到工厂、农村、部队去参观、访问，进行社会调查。
在思想教育方面，清末，谕令学生“尊孔读经”。民国时期，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作为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中心，抗日战争时期，全国中小学一律以“礼义廉耻”为校训。建国后，加强了对学生的共产主义思想品德教育。建国初期，在小学生中进行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的“五爱”教育。70年代后期，教育部又规定在小学中开设思想品德课，教育小学生要做到“爱祖国、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爱劳动、爱科学、热爱社会主义，勤奋学习，热爱集体，遵守纪律，文明礼貌，诚实谦虚，勇敢活泼，艰苦朴素”等。
对中学生（包括中师生）提倡和鼓励他们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跟共产党走革命道路，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50年代在中学生中开展“五爱”教育、劳动教育、纪律教育。60年代初，在中学广泛开展了学习雷锋的活动，学王杰，学焦裕禄，学邢燕子等，对提高学生的社会主义觉悟收到了较好效果。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着重在中学生中开展革命理想和革命秩序教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和法制教育，以及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精神的教育。还普遍开展了“学雷锋，创三好，树新风”和“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
二、毕业和出路
民国7年冬，巢城、柘皋、烔炀三所高等小学校的毕业生仅37名。由于当时县内未办中学，小学毕业生除极少数负笈外地深造外，绝大部分无法升学。自民国18年起，县立初级中学和省立黄麓乡村筒易师范学校先后创立，县内小学毕业生继续升学者较以往稍多，但截止民国26年抗日战争爆发时止，本县初中毕业生尚不满400人，黄麓简师和中师毕业生只不过百余人。抗战胜利后，民国35～37年的三年中，巢县初中仅毕业313人，黄麓简师和中师班仅毕业332人、
这些中小学毕业生，除极少数家庭富裕或学业优异的能到外地考入高一级学校深造外，绝大多数都难免中途辍学。当时，即使有幸而读完大学本科或专科的毕业生，毕业之后亦须自谋职业；倘亲友中找不到有力的外援，往往一个大学生，欲谋一小学教师职也很难。连师范毕业生也须凭借关系，方能找到工作。
建国以后，从1949～1984年，本市共有小学毕业生24.59万人，初中毕业生9.07万人，高中毕业生3.05万人，师范毕业生（包括中、简师）4246人，农业中学及其他学校毕业生5221人。对这些毕业生的出路，党和人民政府根据国民经济发展情况作了适当安排。
上述24万多小学毕业生，在城市的绝大部分升人高一级学校就读；在农村的也有百分之五十左右升学，余则务农。
9万多初中毕业生和3万多高中毕业生，凡考入大学或中等专业学校者，毕业后均由国家统一分配。未考入高一级学校者，城镇户口的可以通过参军、招干、国家或集体企业招工解决就业问题；农村户口的，有的参军，有的当上基层行政干部，有的担任会计员、卫生员或民办教师，也有自愿在农村种田。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至1985年，初中毕业生考入中等专业学校的有2048人；高中毕业生考入大学本科和专科的有3717人。
80年代，随着城乡经济体制改革，集体和个体户企业的出现和发展，又为待业知识青年开辟了一条新的就业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