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间借贷
当铺贷款以实物为质，当物评价，按值折扣，定为当价。各种当品不同，当期时限不等，月息一般为二分。钱庄主要是商人贷款，通常农历初放款，整欠零还，月底结息，月息一分五至二分不等，并入本金年终结算。民间借贷，遍及城乡，农村尤甚，可分两类：一为“高利贷”，放贷者多为富绅巨商，借贷者均系贫苦的农民和居民及小商贩。借贷以现金和实物为主，清末民初，月息10—35%，抗战时期最高达50%，后因货币贬值，则转为借实还实。二是各种“合会”，主要有“邀会”、“摇会”和“输会”等，民间极为盛行，按人定时，会额公议，顺序得会，月息一分。此种“邀会”一直延续解放初期，后为民间“互助储金会”所替代。
(二)工商贷款
解放前，各县银行对工商企业放款，有定期质押、活存透支质押和贴现三种。月息一分五，最高为八分。民国25年(1936)，银行初建，资金受限，对企业放款，限制额小期短，均需质押，放款为数极少。抗战胜利后，放款以支持官办和官商合办的企业为主，对普遍私营企业更持紧缩控制，停办长期和透支质押放款，转向妥实票据贴现，贷款月息八分或以日计算六分。民国35年至38年，据贵池、青阳、石埭3县统计，银行定期质押、活存透支质押和贴现放款共141733万元(金圆券)。
解放后，人民银行和后设的工商银行，在各个时期逐步发放了大量工商企业贷款。建国初时，本区工业薄弱，商业萧条，为恢复生产，首先支持公营企业，同时，也采取透支、质押、放款的方式。对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在恢复生产经营中给予短期资金周转贷款。1949年底，全区共放贷11.4万元。1952年对私营工商企业放贷，由1951年的10万元增加到187.5万元。1953年始，对国营商业取消“贸易金库制”，逐步与银行建立信贷关系。1955年推行《国商、粮食、供销短期放款暂行办法》，保持物资和资金运转平衡。1957年按新商业放款办法，对农副产品采购统一供应资金，一般企业则按进货计划和批准的信贷计划解决正常周转所需；对私营企业实行抽紧银根，促其改造；对手工业帮助解决周转资金的困难。“一五”期间，全区共放工商贷款2055万元，比1952年增长1990万元，增长30.61倍。1958年“大跃进”贯彻“保粮保纲”方针，对以机械、钢铁为中心的工业企业充分供应资金，对商业信贷资金敞开供应，致使银行信贷失控而受很大损失。1962年末，全区工商贷款达3445万元，比1957年增加1390万元，增长67.63%。此后，贯彻中央“调整、巩固、整顿、提高”方针和“银行三条”措施，促使信贷工作恢复正常，趋向合理。1965年末，工商贷款为3471万元，与1962年基本持平。其中，工业贷款由1962年280万元，降到25万元。“文化大革命”时，使银行信贷工作受到巨大干扰和严重损失，错误地批判信贷是“管钱不管线”，把正常的规章制度，斥之为“管、卡、压”，从而造成“信贷大撒手、资金大敞开”的混乱局面。1966年至1975年，全区工业贷款余额为480万元，商业贷款余额为9023万元，分别比1965年增长191.1倍和1.62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区银行贯彻“调整、巩固、改革、提高”方针，信贷工作逐步恢复正常。1980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银行信贷资金管理改为“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存贷挂钩，差额控制(包干)”的办法，实行省、地、县三级管理存贷差额计划，多存多贷，包干使用，收回已贷，调动了银行积极性。同时增办固定资产贷款，还扩大其他贷款范围。至1985年末，全区工商贷款余额15962万元，其中，工业贷款4512万元，商业贷款11450万元，分别比1980年增长43%和0.2%。1980年，随着全区工农生产的发展和城乡商品交流的扩大，工商信贷不断发展。是年末，工商企业贷款余额共达29063万元，其中，农副产品收购贷款6712万元，占有工商企业总贷款的23.3%。1989年以后，贯彻中央关于“治理整顿、深入改革”的方针和人民银行总行制订的“控制总量，调整结构，保证重点，压缩一般，适时调节”的信贷政策，地区及各县银行积极盘活资金存量，清收风险呆帐贷款，保证企业资金合理需求，各专业银行清收风险呆帐贷款成效显著。农业银行清收1982年前非正常贷款5173万元，回收亏损企业占用贷款804万元。到1993年底，全区将5000万元信用贷款转办成抵押贷款，共清收逾期贷款200万元。
(三)农业贷款
农业信贷始于民国20年(1931)，由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派员来当时水灾严重的东流、贵池等县筹建信用社(组)，开办农赈、农贷业务。民国23年，复遭严重旱灾，安徽省合作委员会推行普及信用合作组织，承办社员农户贷款。抗日战争爆发后，农贷告停。民国27年，因省合委机构裁撤，农贷业务并安徽省建设厅，民国30年，实施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银行联合办事处关于《农贷纲要，农贷办法》，并就沿江南北的战时农贷，划为贵(池)、青(阳)、至(德)、东(流)等18个县区，各县设农贷经管员一人。配合地方银行办理农贷调查及收入账务。民国32年，设立贵、青、至、东等县农贷处，指导农民恢复或组织合作社，办理农贷发放。据统计，民国30年至33年，贵池县发放贷款为23.5万元，至德县为23.3万元，青阳县18.32万元。抗日胜利后，中国农民银行举办“紧急救济贷款”，至民国36年九月底止，区内至德县实贷500万元，受贷15户1537人；东流县500万元，受贷14户1420人；贵池县600万元，受贷10户906人。因法币大量贬值，借贷者受益甚微。民国时期的农贷于解放前夕告终。
解放初期，区内农村遭受严重水灾，党和政府为支持灾区农民生产自救，由银行和供销社组成农贷组，向农民发放小麦、稻谷和大米等实物贷款，帮助解决生产种子和生活口粮困难。1949年至1950年，区辖6县共放贷款16万元。贵池、青阳、铜陵3县，两年共发放大米213.45万斤，稻谷7.1万斤。1951年，各地人民银行根据“用于生产，重点发放，有借有还，专款专用”的信贷原则，发放农具，耕畜、肥料等贷款。是年夏，贯彻全国农村金融工作会议的精神，农业贷款开始由季节性转为经常性，并扩大贷款种类，因地制宜，发放棉花、蚕桑、茶叶、及小型水利等专项贷款，据贵池、青阳、至德、东流四县统计，共发放专项贷款8.7万元。是年，全区农贷总额30万元，比上年增长近一倍。1954年，全区又遭百年未遇的大水灾，共发放贷款218.6万元，主要是用于防汛排涝，重建家园和生产自救。1955年发放贷款，帮助贫、下中农交纳入社股份基金，以利巩固和发展农业合作社。1958年，随着“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银行农贷将生产合作社贷款改为人民公社贷款。由于“左”倾思想影响和工作失误，农贷资金遭受损失，导致后来农贷清理豁免。1962年，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银行工作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和《关于农业生产资金问题》的文件，落实“社队自筹为主，贷款支持为辅”方针，坚持“有借有还，到期归还”的原则，纠正农贷盲目发款，将贷款投向于粮棉上“纲要”的社队，解决它们生产资金困难，有放有收，当年平衡，贷款运管较为正常。1965年，全区农业贷款为225.4万元。1966年至1976年，正值“文革”时期，农贷工作制度被破坏，资金运管混乱，贷款无法进行，陷入停滞状态，直到粉碎“四人帮”后，农村信贷开始恢复正常。1977年，改革农村信贷体制，实行包干办法，多收多放，加速周转。是年底，全区农贷余额达1534万元。自1980年起，围绕支持发展农村商品生产，农贷不断大量增加，1982年农贷余额2509万元，比1979年增加985万元，增长64.2%；1986年末农贷余额增为3172.8万元，比1982年增长26.4%；1988年余额为3263万元，比1985年增长38.2%；1993年末，全区农贷余额达到7857万元，比1989年增长1.14倍。
乡镇企业贷款是农业信贷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始于1973年，地区和各县人民银行增设的会计科目“社队企业贷款”，1976年改为“农村专项无息贷款。1978年改为“社队企业生产费用”和“生产设备贷款”两项。1985年将上述两项分别改为“乡镇企业生产流动资金”和“生产设备贷款”。1979年，社队企业贷款余额仅有114.5万元，占农业信贷总额9%。1984年底，全区贷款859.6万元；余额增至1084万元，比1979年增长8.47倍。1985年继续加大投放，年末余额达1305.2万元，比1980年增长4.66倍，相当于同期农贷净增额691.1万元的55.5%。1988年末，乡镇企业贷款余额达3690万元。1989年至1993年，五年间，全区农行和信用社共向乡镇企业放出贷款58531.9万元。1993年末，乡镇企业贷款余额高达19525.2万元。
(四)基建拨款与贷款
解放初期，本区基本建设投资，主要是用于以治理水旱灾害为重点的水利建设，后来逐渐面向财贸商业和文教卫生事业。1949年至1950年，共投资41.4万元，其中用于生产性投资占38.4万元，其余为文教卫生部门修建房屋。此间，基建投资拨款，由各地人民银行代理。1951年6月1日起，国家决定基本建设资金，由交通银行统一管理，按照国家计划供应资金，办理基建拨款，并监督其合理使用。1954年，国家决定撤销交通银行，设立建设银行专管基建投资拨款，建立一套规章制度，行使监督职能。“一五”期间，全区生产性投资额114.3万元。“大跃进”时期，基本建设规模膨胀，投资比例失调。1958年投资额为132.3万元，1959年为353.3万元，1960年为1089.3万元，分别比1957年增长16%、209%、853%。1961年，根据安徽省《关于基本建设管理工作暂行规定》，压缩基建规模，调整投资比例，加强计划管理，到1962年投资收缩为85万元。1964年，根据国务院批示，各县农行接办农业投资拨款。1965年末，全区投资额为114.2万元。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基建拨款受到严重干扰，基建工程突破核算，出现不少“钓鱼工程”和“胡子工程”。是年，全区基建投资281万元比1965年增长1.51倍。1970年为242.17万元，1975年为265万元。至1984年止，基本建设支出1050.6万元。1984年12月，国家计委和财政部决定，从1985年起，凡由国家计划的基本建设投资全部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是年，各县建设银行开办基建贷款，至1990年，全区建行经办各级基建计划投资4397万元，自筹基建计划投资1843万元，1991年共经办基本建设16个项目，计划投资5350万元。1985年以后，全区基建投资发展很快，1993年，基本建设贷款余额达到8398万元，比1985年435万元净增7863万元，增长18.07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