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胜古迹
1．古代建筑
寿县县城
今县城一带，古为楚国国都。《史记》称“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光绪《寿州志》载记寿春县故城“外郭包今之东陡涧并淝水而北至东津渡，又并淝水而西尽于大香河入淝处”，“其地绵延曲折三十余里。”《陈书》称“寿春者，古之都会”，“得之者安，是称要害”。1986年公布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城墙
1986年安徽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今城城墙建筑于宋代。光绪《寿州志》记：“周显德中徙至淮北，宋熙宁间复故处”；“嘉定间许都统重修”。《凤台县志》引《宏简录》亦说“嘉定十二年正月，建康都统许俊，却金兵于安丰军，城盖是时所筑”。在城墙残留的砖中，亦常见有“建康许都统造”砖、“嘉定”砖，与史载颇合。 光绪《寿州志》谓城墙长“十三里有奇，高二丈五尺，广二丈”。经测，墙外上口周长7056.25米，墙脚周长7152.2米；相对高度：南门至西门段均高5.6米，西门至北门段均高5.7米；墙基底宽：东门处21米、南门处20.5米、西门处31米、北门处30米；顶宽4—13米。墙体以土夯筑。外侧贴砌砖壁。墙上旧时有雉垛、亭阁，角楼与警铺；今仅雉垛尚存三、五，余均不存。
城门 城有四门：东曰“宾阳”，南曰“通淝”，西曰“定湖”，北曰“靖淮”(又曰(“清淮”)。四城门均设瓮城，呈内、外二门。明朝嘉靖后，除南门内外仍为一线通达开阔之式，东门外门北移偏离中轴线4米，西、北两门的内外门道，均呈90度直角，成“”形门道，西门外门向北，北门外门向西；这样，洪水若入瓮城，便成涡流，可减轻洪水对内门的压力。
东、南、西三门旧有名胜石刻。东门内北壁有二，一曰“人心不足蛇吞相(象)”，二曰“凤凰落毛不如鸡”；南门瓮城内东壁紧贴门后，刻一石人像，谓“门里人”。取自李园藏刺客于寿春棘门刺死春申君黄歇的故事，为楚文化又一珍贵遗迹，可惜1975年改建南门时没有复于门内。西门石刻鼓与锣，人谓“当面鼓，对面锣”；传说官吏有贪赃枉法者，则鼓与锣自鸣。
城涵
城墙脚下今存二涵。据光绪《寿州志》载，旧有瓮城三，明万历元年修。张梦蟾有记曰：“寿州城下故瓮涵，盖泄市圃中潴水”，“一在城西南，地势峭峻，近塞弗通，东北并西北者，则今存也。”今存二涵，一在东北，一在西北，系砖石结构之圆筒状坝墙，称为“月坝”，与城墙等高，创自清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知州刘焕。二涵分别于光绪十年四月和三十三年三月重修，立有“崇墉障流”(吴中钱禄曾题)和“金汤巩固”(莘庵彭城孙题)两楷书石刻。其不易淤塞，主要原因在于“月坝”型优于平地设涵。当城外水涨高于涵洞出水口高度时，月坝内水平跟着升高而不能倒灌城内。因成为城墙上又一胜迹。
报恩寺
在城内东北隅。旧志说始建于唐贞观年间，旧名崇教禅院、东禅寺，明洪武间改今名。占地总面积1.4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25万平方米。宋天圣间建阿育浮图(塔)。其规模“前有浮图高数丈，中为殿，殿后为阁，左右为廊，为法堂，为丈室，为钟鼓楼”。座北向南，大殿为中进。清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大殿遭火毁，今存大殿为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由准提庵僧际清倡资重修。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复修大殿时，建毗卢阁于殿后，移山门于中，形成以佛堂、二佛殿、大殿、毗卢阁为一直线序列，三进重院，基础渐次升高，布局严谨，主次分明，为一中国传统寺院的建筑群。
建国后，初设粮站于寺内。毗庐阁作粮库时涨倒。1956年11月20日，省人民委员会公布报恩寺泥塑十八罗汉为省重点保护文物。1962年县博物馆移至寺内，确定了保护范围，在毗卢阁旧址建单檐硬山仿古殿堂一座，并在其西侧建碑廊。1981年9月，安徽省人民政府重新公布寿县报恩寺泥塑十八罗汉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大雄宝殿，是供奉佛教缔造者“佛”的大殿，报恩寺的主体建筑。建于高1.1米的台基上，面阔5间，进深3间，前出一廊，重檐歇山顶；殿高10.7米，东西长20.64米，南北宽14.28米；外檐方形石柱，四角内出；额枋上置平板枋，枋上设柱间斗拱；檐墙正面明次间设通隔扇，雕梁画栋，庄严雄伟。殿内后排砌双层佛台，上塑大佛像三尊；殿内东西及后檐墙，砖台上设泥塑十八罗汉像(另见“馆藏文物”)。
宋塔，即旧说之“阿育浮图”，因内置“舍利”，亦称“舍利塔”，以“舍利”为其精神支柱。原位于寺院正中，在全寺组群中占有重要位置。周回120尺，高150尺，呈八角九级。清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塔倾，存三级。释莲谷西华曾作短歌述其事。歌曰：“东禅寺前塔，高陵太虚中，天圣四年建，同治元年倾，塔中露石匣，但云熙宁庚戌八月念六日，白骨葬于斯。”今见塔下《地宫壁记》知，塔筹建于宋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寿春县尉陈助、寿春县主簿权知县事王昺、监寿春县盐酒税朱升3人署名的《地宫壁记》撰于天圣七年岁次己巳闰二月十五日，塔内石匣盖刻有“天圣九年”字样，可知塔建成于天圣九年(公元1031)。1977年拆除残塔所出之石匣，当是同治元年塔倾后移入之匣。匣内有一木胎漆盒，盒内存装有碎身舍利的银瓶，银瓶四周放十个形状各异、色彩有别的玻璃瓶，瓶内均有舍利。今宋塔虽仅存地宫，但作为胜迹，宋苏轼“寿州已见白石塔，短棹未转黄茅岗”，明杨复“三十里看云外影，几千灯照月边门”的诗句，仍可给人以遐想。
孔庙
孔庙又名黉学、学宫、文庙。唐时庙在城东南角，元泰定初，移建西街今址。座北向南，包今黉学粮站一部分和图书馆、文化馆、剧团宿舍、体育场，总面积为2万平方米，五进重院，建有明伦堂，敷教坊，大成殿，崇圣祠，乡贤祠，节孝坊、祠，庑廊，泮池，棂星门，奎光阁，“德配天地”、“道冠古今”等坊碑。元马祖常《寿州孔子庙碑记》曰：“孔子道大，天地日月不可象也，然古之学者入学必祀先圣先师，后世庙孔子以学春秋，天下崇祀孔子，所谓推本其始，而喻之以义也。”孔庙祀孔子，全庙布局整齐，步步深入，开朗明畅，四通八达，是一所反映儒家观念的典型古建筑。1957年经文物部门普查后确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文革”时，棂星门和大成殿内匾额全都毁坏，后又因要改建西大街与城西门成一直线，拆去“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坊、文明坊、文笔亭和大照壁。今仅存“泮宫”、“快睹”、“仰高”三坊和泮池、戟门、名宦祠、乡贤祠、明伦堂、奎光阁等清代建筑物。奎光阁及泮宫三坊文化价值较高。
奎光阁，又名魁星楼，奎光楼，位于棂星门东侧，其前身是清康熙间教谕丁济美所建之“奎神阁”。乾隆丁酉年(公元1777年)，知州张佩芳在祠基上建楼三层，匾曰“奎光”(注：奎，星名。神话谓主宰文章兴衰之魁神。其像一手执笔，一手执墨斗，寓意由它点名科举。故旧时文人学士崇祀文昌与魁神。张佩芳《奎光楼记》曰：“人之求于此也，其必有得于此也。为士者逐什一之利，则不如裨贩一旦。奋志为学，往往获科名，至爵位，非名易于利，求之甚于利也。学至矣而名不至，于是求之于神。唐试礼部祷于石婆庙，宋试礼部祷于皮场庙，其事诞，其礼无不可知者。”)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知州龚式谷鉴于奎光楼“木石倾陊，黝垩削落，岌岌乎旦夕不能保”，又在原址改建为奎光阁。今之阁，大体仍保持龚建奎光阁原貌。阁为三层，木结构：台基至宝瓶高约20米，平面呈6角，底层面阔4米；高与阔自下而上逐层减小；沿内壁设有旋梯，拾阶登临，凭窗俯瞰，极目淮山，万千气象，尽收眼底。有古联镌于阁门：“栏外湖山尽氛垢，斗南人物炳英灵。”
大成殿，是孔庙的主体建筑。明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重修。清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坍塌，知州赵宗炅重修。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扩建成今规模。殿面阔5间，深3间，单檐歇山顶。柱间半拱明间三、次间二、尽间一朵。三跳三下七朵重拱，拱口分段挖凹线，两基拱间距较近，系当时一种变形半拱作法。殿内金柱粗壮，用包镶法制成。殿体轩昂宏丽，金碧辉煌。
泮宫坊、快睹坊、仰高坊，系牌楼式栅门，三开间，深一间，保留脊柱，中置栅门一道。重檐歇山顶，中部突起；檐下设斗拱，中部作半菱体雕饰，两头入柱处作月牙形刻线；额枋上复置平板枋。柱间半拱两朵，三跳无昂七踩重拱并架45斜拱两片。柱头斗拱形制相同。
泮池，其半圆弧朝南，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县司贾之凤始建，原址在棂星门外。清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扩建孔庙时，移建于棂星门与戟门之间，为今池。
州署
州署旧址为城内一片古代建筑胜迹，位于县城东街，即今县人民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和水利局处所。明清两代寿州州署均设于此。始建于明洪武初(注：汉唐太守治所未能考)；天顺间(公元1457—1466年)，知州罗训在旧址上重建；清康熙以来，几次重修扩建过，厅堂楼台坊馆石舍林立。袁澍客寿春时，州署内梅花盛开，因有“难得天下花事新，东君着力护花身”句。
据光绪《寿州志·州署图》，时州署围墙近方形，中轴线上大堂居中，堂前为“仁寿坊”，吏、户、礼、兵、刑、工诸曹治室东西序列。前为“仪门”，仪门前为“谯楼”。门、楼间相对两井，一名“济渴泉”，一名“清暑泉”。两侧，东为土地祠，西为“监门”、“狱神祠”、“老号”。谯楼前为照壁，照壁两端有两门，东曰“寿域”，西曰“春台”。大堂后，北向依次为二堂、宅门、上房，最后为熙春台。今尚存谯楼、熙春台、两泉及部分碑碣。
谯楼。明天顺时建，拱型砖石结构，拱券甬道若城门，券楣上尚存州人张树侯书丹之“古寿春”篆体石刻。
熙春台。位于后院，为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知州黎士毅“因水台旧址改筑”，时“高可五丈”，意在“俯视城中”，时时“见百姓如在几席耳”。台落成后，黎士毅之兄信州(今江西上饶县)司季黎士宏作《熙春台记》。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知州饶元英建亭于台上，并在亭之西南角柱阴刻篆书联曰：霞布星罗天开寿域；花明麦秀人乐春台。除联藏“寿春”之名，又取《文选·潘岳闲居赋》注“老子曰众人熙熙如登春台”之意。
署内尚存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寿州周辛炳所立之“出示严禁以挽颓风事”碑，是研究寿地风俗文化的珍贵资料。 清真寺
今清真寺在南大街留犊祠巷西之清真寺巷。座西向东，占地5632米。1986年7月，安徽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相传唐宋时，寿城清真寺建于县城西北隅，明代移建于今址。光绪《寿州志》记：“清真寺在城内留犊坊，康熙年建。”1977年修寺时，见前大殿屋顶望砖四块，文曰“天启年建光绪庚寅年重修朱彩良经手”；“重修大殿阿訇刘国治，掌教梅映辉、梅春天、赵天培、梅文全，仲冬报竣”；“董事杨得山、朱怀亮、王元兴、赵元标，道光己巳年杏月立”；其四为阿文，译意为“求主给我们开慈悯之门”。1986年，大殿大修时，又在瓦椽上见有墨书“民国二十九年修”字样。
清真寺院落，东西长128、南北宽44米，中轴线上布置三进重院：前院正门为大中门，两侧设偏门；正屋为二门，两侧亦设有偏门；二进院落为中院，正殿为无相宝殿，即礼拜殿。面阔5间，深7间，四周设廊，正面通作隔扇门，两侧各开券门5道，两股一体，重檐歇山顶，以勾连搭式衔接。殿内明柱50根，内涵49间半，936平方米。殿前为平台，南北厢房原为阿文大、中、小学教室及水房等。北厢房西接“筛海洞”。后院由无相宝殿环以垣墙组成。南北面观，檐飞角交，璧合珠联；东西相望，壮阔雄伟，浑然一体。5株银杏参天，一派肃穆庄严气势。
留犊祠巷
留犊祠巷又名留犊池巷，是县城南大街向西通往清真寺巷的一条街巷，因汉寿春令时苗留犊于此而得名。
《三国志·魏书·常林传注》：“时苗，字德胄，巨鹿人，少清白，为人疾恶。建安中入丞相府，出为寿春令，令行风靡”。所以自汉以后，世人常以“留犊”喻官清廉，以教后人。晋羊祜嗣子篇：“历官清谨，有私牛于官舍产犊，及迁而留之”；梁萧绎有“所冀方留犊，行当息饮羊”之句；唐人李翰《蒙求》一书收有“时苗留犊”作为儿童的启蒙教材。 明嘉靖《寿州志》说时苗来任时，仅有一黄牸牛，驾薄车，载布被衣，岁余，牛生一犊；去任时，留犊寿春。虽经人们劝说，“六畜不识父，自当随母”，应将牛犊带走，但时却说：“令来时本无此犊，犊为淮南所生有也。”父老“攀辕卧辙”，时苗还是留犊而去。后人为纪念时公为官廉洁，称牛犊饮水之池曰“留犊池”。明成化间，知州赵宗在池北建祠祀时公，因称时公祠或“留犊祠”，池、祠之间的街巷因曰“留犊祠巷”。赵宗重浚留犊池，并在“竹醉”之日植竹数株于池旁，种莲于池中：“未叶先花，当时称异”；又作《瑞莲诗引》，略曰：“于是即其故处，畚其粪壤，道之清流，旬日之间，澄湛荧沏，大异于昔；左构祠堂三，以祀时公，复种莲于池内，一比时公之节之清，一以占科第之兆何如也。”
清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知州金宏勋在故址重建祠宇，撰有碑记略云：乾隆乙丑，清理遗址，复还如初，贡生方登赢等概然首倡，为堂三间、南向，堂南门三间，门南为街，街南为池，池旁置守祠屋，祠四周砌墙三十余丈。又阅月，而池工毕，念公之留犊是州也，数千年来，仿佛其清风惠政，安见自兹以往，来牧是州者不能与俪美耶。祠与池今均不存，唯“留犊祠巷”仍为古城胜迹而存在。
时苗留犊，千古佳话。明张轨《留犊池诗》云：“来一牛来去一牛，清风高节至今留。岘山堕泪碑犹在，南国甘棠诗尚讴。雨后池清新旧藻，祠前月白古今秋。惭无健笔追公德，独把椒浆奠一瓯。”州人汤鼐有《留犊池》诗：“漫说池湮不记年，开池今见郡侯贤。爱民政向当时著，留犊名从去后传。未许品题齐让水，也应声价胜贪泉。千年清节今仍在，秀发池中几瑞莲。”
东岳庙
庙在县城北门内东侧，座北向南，占地2500平方米，为祀道教东岳泰山神而建。现在寿春糕点厂厂址。相传始建于宋代。《寿州志》载，清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邑人常子应、贝士珍等27人曾捐资重修。1957年，六安地区文物工作组到寿县普查时，庙内大殿、厢房、戏楼及东岳大帝、侍臣、判官等神像数十尊皆完好。此后失修，兼之人为破损，今仅存围墙、大殿、厢房等22间房屋。
大殿3间，面阔11.6米，进深9.52米，硬山，前出卷檐，直棂格子门，设七级垂带台阶。檐柱柱础作小八角形，木构梁架结点构件雕施繁复，装饰性强。栏额入柱处作斜切角，墀头浮雕方形图案。正脊两端微翘。上面前坡垂脊脊头浮雕砖铭，右为“民国戊辰”，左为“榴月重修”。可知为民国17年5月重修。庙之后墙，尚嵌有清道光、同治年间义民捐资田地碑记各一方。
孙公祠
又名楚相祠、芍陂祠、安丰塘祠等。位于今安丰塘北岸，为祀孙叔敖造芍陂而建，始于何时尚未能详。
孙叔敖，姓蔿，名敖，字孙叔；父名蔿贾，任楚国司马，后被斗越椒所害，孙叔敖避难于梦泽。虞邱相荐其贤于楚庄王，召为令尹。《史记·循吏列传》说。“孙叔敖者，楚之处土也，虞邱相进之于楚庄王，以自代也。三月为楚相，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秋冬则劝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为了发展生产，富国富民，他选择主要产粮区的寿春，利用南高北低、水源丰富的地理环境，修造芍陂水利，灌溉万顷，使楚国经济迅速恢复与发展，人民得其利。据传，此举适合国情，深得人心，当地人民很早就在陂侧立祠以祭了。《水经注》“肥水”条下有记曰：“水北径孙叔敖祠下”，可见孙公祠始建日最迟也不会晚于北魏。宋王安石《安丰张令修芍陂》诗中亦有“楚相祠堂仍好在”句，明代宣阳侨郎王邦瑞《过孙叔敖祠》诗曰：“百里陂塘峙楚祠，万年伏腊动人思。爱存堕泪非残碣，功似为霖岂一时。”
据《寿州志》记载，明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御史魏璋“重修之”；成化二十二年(公元1486年)，知州刘概“增葺之”；清康熙间，州同颜伯珣《孙公祠庙记》说祠有“殿庑门阁凡九所二十八间，僧舍三所九间，户牖五十有七户”；又说有古柏数株，遮天蔽日。游客到此，观芍陂壮举，仰楚相遗风，留连之余，可于庭、于廊、于庑、于树下、于南牖北窗，此轩彼栏，皆得以憩憩，偃仰随意，风雨寒暑所不及也。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寿州知州周光邻《芍陂楚相祠》云：“楚相祠堂柏荫清，芍陂晴藻碧烟横。欲知遗泽流长处，三十六门秋水声。廉吏可为终可为，衣冠今古式威仪。野人欲采塘花献，刚及西风稻熟时。”
经过乾隆年间多次修葺，形成一套祠宇制度。正殿奉楚令尹孙叔敖像，东配明寿州知州黄克缵“木主”，西配清寿州州同颜伯珣“木主”；东西庑配祭汉至清代致力于芍陂兴利的官宦48人，汉庐江太守王景以及兖州刺史邓艾位居前列。现存大殿、还清阁、崇报门和明清间碑刻19方。大殿三间，位于后进，硬山、马头墙、前提檐、立贴式梁架。还清阁位于中进，阔三间，深一间，两层密檐式，墙面出单挑砖雕华拱以承檐下。崇报门为前进，又称碑厅，面阔四间，东间阔3.3米，自东至西各间面依次递减；门设东边第二间正中，异于大殿，还清阁设门于明间的对称格局。碑厅内外墙上，嵌有近年自祠之内集中起来的碑刻19方，有历史上重修安丰塘碑记、禁止侵塘为田的积水界石记、安丰塘图、孙叔敖石刻线像及其传略、重修孙公祠碑记等。其中明代石刻塘图，可见塘的位置、水源、斗门、灌区概况，在水利科学史上有较高价值。乾隆四十年梁巘书丹之草体《重修安丰塘碑记》，亦常为游人所欣赏。
安丰塘
安丰塘，古名“芍陂”。《水经注》记淝水曰：“又东北迳白芍亭东，积而为湖，谓之芍陂，陂周一百二十里许，在寿春县南八十里，言楚相孙叔敖所造。”安丰塘名，首见文字是《唐书·地理志》，寿州安丰“县界有芍陂，灌田万顷，号安丰塘”。塘名当与东晋时侨置安丰县于陂塘之侧有关。今塘堤，东起老庙集，西至戈家店，是一所四面筑堤的平原水库，为我国古代“四大”水利建筑工程(芍陂、都江堰、漳河渠、郑国渠)之一，曾被誉为“水利之冠”。1988年1月13日，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清夏尚忠《芍陂纪事》说，溯其旧制“周围凡一百余里，此孙公当日之全塘也”；“芍陂之源，出自六安龙穴山，首受淠水，西自驺石，东自龙池，其水胥注入陂中。”陂之选址科学，工程布局合理，给后世大型水利工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两千多年来凡有识之士，无不注重对芍陂的修治。《后汉书·王景传》：建安八年(公元203年)，王景迁庐江太守，“郡界有楚相孙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驱率吏民，修起芜废，教用犁耕”，“灌田可万顷，由是境内丰给”。《三国志·魏书·刘馥传》言，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扬州刺史刘馥在淮南屯田，“兴治芍陂”致“官民有蓄”；《魏志·武帝纪》载：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置扬州郡县长吏，开芍陂屯田。”《魏志》又记：魏欲“广田蓄谷”，以充国力，遣邓艾“东至寿春”，艾重修芍陂，且堰山谷之水，旁为小陂50余处，沿淮诸镇“并仰给于此”。隋开皇年间，寿州总管长史赵轨修芍陂，“更开三十六门，灌田五千余顷，人赖其利”。唐上元间，于寿春“置芍陂屯田”。宋明道间，安丰知县张旨修治芍陂极为出力。明永乐十二年(公元1415年)，户部尚书邝野驻寿，“督夫二万浚芍陂”，修水门16座，堤岸1300余丈；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9年)，知州栗永禄重修安丰塘，“立退沟为界”；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知州甘来学“重修，又立新沟为界”；万历十一年(公元1584年)，知州黄克缵驱逐豪强，收回田地万顷，“复为水区”。清康熙三十七年至四十一年(公元1698—1702年)，州同颜伯珣大修芍陂，筑堤疏沟种柳，“又凿皂口复水坝故道”，并修“灌田水门二十八座”。后由于豪强侵占，年久失修，至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陂周仅“五十余里”。民国间灌田不足8万亩。
建国以来，人民政府非常重视对安丰塘的修治。年年拨款，总投资3000多万元，到1986年，作石方、土方18万多立方米，建成一条长87.5公里的干渠、4条各长77.5公里的分干渠以及7000多条支渠、毛渠等，各类建筑物700余座。环塘以块石护坡，蓄水1亿立方米，可灌面积达63万亩，成为淠史杭灌区重要的反调节水库。岸边植树，绿柳成荫；塘内养殖、运输，舟帆点点；水门欢歌，稻花飘香。
安丰塘作为中国古代著名水利工程和世界著名平原水库，日益引起国内外人士的重视。近年来，联合国大坝委员会名誉主席托兰，美国、西德、罗马尼亚等国际友人以及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单士元、国家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郑孝燮、文化部文物局总工程师罗哲文等专家学者先后前来参观考察。1986年5月，中国水利史研究会在寿县举行了“古水利工程芍陂学术讨论会”。
2．名山名水
八公山
八公山是寿县城北诸山中之一山，向为名胜之地。光绪《寿州志》记西昌寺遗址说“其左侧则八公山矣”。又记淝水曰：“又西北绕八公山入淮”，所指即今东淝河闸之东，淝水之北，淮水绕其西而折北向东，立四顶山西看，呈一脉十一峰之八公山。
八公山名，起自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八公在此学道成仙的神话故事。《水经注》：“淮南王折节下士，笃好儒学，养方术之徒数千人，皆为俊异焉。多神仙秘法鸿宝之道。忽有八公皆须眉皓素，诣门希见。门者曰，吾王好长生，今先生无住衰之术，未敢以闻。八公咸变为童，王甚敬之。八士并能炼金化丹，出入无间，乃与安登山埋金于此，白日升天，余药在器，鸡犬舔之者，俱得上升。其取升之处，践有石陷，人马迹存焉。故山即以八公为目。”由此神话，又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典故，八公山遂扬名于世。至晋在此展开的“淝水之战”，前秦苻坚大举南侵，谢安委谢玄为前锋都督，以八万兵力击败号称百万的秦兵，成为有名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之战。苻坚、苻融登寿阳城望八公山草木皆类人形，疑为晋兵，败逃时听风声鹤唳，亦以为晋追兵，遂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成语，八公山更名闻天下。
寿县城北，大小山峰近三百，古时本无专名。因水名曰淮山，曰肥陵，宋苏轼有诗题曰《出颍口初见淮山》；南宋有“淮上女”作《减字木兰花》词云：“淮山隐隐，千里云峰千里恨”；《通鉴地理通释》：“八公山一名肥陵山”。地方归楚，曰“楚山”。如王安石《寿阳城晚眺》诗：“楚山重叠矗淮濆，堪与王维立画勋”；林和靖《硖石寺》诗首句云：“长淮如练楚山青”。依寿春名曰“寿春山”。依城与山之方位，曰“北山”。《魏书·李崇传》：李崇督淮南诸军事，“大水入城，……州府劝崇弃寿春，保北山”。翁同书《书怀》诗有句云：“朱旗犹闪寿春山”。汉、晋以后，“八公山”名在诗词中常被广泛引用。李白《送张遥之寿阳幕府》有句：“苻坚百万众，遥阻八公山”；刘禹锡《寄杨八寿州》有云：“八公山下清淮水，千骑尘中白面人”。
八公山无论是实指今之一山，或泛指城北诸山，皆为古今名胜之地。盖因其位置特殊，形胜险要。伏滔《正淮论》曰：春秋时寿春是“吴楚陈蔡之舆地，战国之末，楚有之而考烈王都焉。”《史记》：“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陈书》：“寿春者，古之都会，襟带淮汝，控引河洛，得之者安，是称要害。”《寿州乡土志》说：“寿州当长淮之冲，东距东淝，西扼淠颍，襟江而带河……。南人得之，则中原失之屏障：北人得之，则东南失其咽喉。故楚人即尽大江之南，欲窥中原，遂迁都于是，以为进取之资。汉魏扬州刺史之治，皆取于兹，均南北之势。”八公山也就成为寿春、淮南天然之屏障，历史之胜地了。
涌泉山
因山有涌泉而名，俗称雷窝山，于城北3公里。昔日山上先后有刘安庙、谢元庙、谢公祠、涌泉书院、涌泉庵以及“淮王丹井”等胜迹，风景优美，游者不绝，享有“淮南第一胜迹”之誉。
刘安庙的兴废始末未能详。相传汉刘安为淮南王都寿春时，尝宴饮宾客，与八公谈道炼丹于此，后人立庙以祀。据光绪《寿州志·摭记》引《蜜史》曰：“邑有淮南王安庙，春秋朝廷祀之。邑人思刘仁赡之功德，欲立庙不可得也，遂共为刘令公像于淮南庙中，岁时享焉。”可知庙在后周显德五年(公元958年)以后尚存。
谢元庙亦在刘安庙处，东晋谢玄淝水之战有功故祀之，始建亦无考。宋人曾极《谢元庙》诗云：“儿辈能军国未危，更令朱序助声威。秦人若有全师集，云母车盛晋鼎归。”可想谢元庙最迟不会晚于宋时。明初，在庙址易建谢公祠。知州史宏询《谢公祠记》略云：“嘉靖甲辰(公元1544年)，巡按一泉王公语宏询曰，谢康乐思在寿人，勋名在晋史，不可以无祠，命工鸩众，因八公山旧堂宇数椽，规而新之，中为祠堂，东西为两庑。”嘉靖丁巳(公元1557年)，知州吕宇冈建“振衣亭”于祠旁。 涌泉书院，又名涌泉山房，御史杨瞻在谢公祠内“广屋舍为山房”，明代“令乡士诵读其中”。隆、万年间，书院易为涌泉庵。明代御史中丞方孩未集资重修，“因山为基，因泉凿池，又有茂林修竹，故习静者乐之，而耽情游览者，亦往来不绝耳。”邑人孙绍先《涌泉庵碑记》略云：庵固州之胜迹也，前此之盛不及知已，以余所目睹者，隆万间为最。清军使者蒲坂杨公首其事于前，郡中丞方公踵其事于后，殿宇僧舍而外，复置别院四五区，为州人游乐及士子静息之所，屋百余楹；山之上建文昌、杨、谢诸祠，有亭，有台，有池，有渠水；远山环抱，乔苍梓翠，游者不绝，固一时之盛也。未几，而屋舍化为行营，竹树易为干橹，饮马而泉竭，炊烟而山童，或窃瓦木以营私室，一耗于兵卒，再耗于狐鼠，而荡然尽矣。余解组投闲，偶策杖寻旧址，荆榛灌莽，仅余佛像一二间，亦朽蠹将倾坠。未一二十年，而盛衰异视如此! 今涌泉庵殿宇已废，殿基尚可辨。庭中尚有一池，人称“月牙池”，即前人“因泉凿池”之遗，池水终年不涸。庵基东侧断崖下掩一古井，俗传刘安炼丹取水之井，井水清澈见底，至今仍为当地百姓饮用。井旁“淮王丹井”碑石，毁于本世纪60年代。清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的《重修涌泉庵记》碑，近年移收县博物馆内。
四顶山
山在县城北，距县城四五公里，主峰旧称300余丈，今依海拔高度为169.4米。其西峰南支曰云堆山，又名灵官山。再出二支：东南支曰眠木山，东曰凤凰山；南曰邓林山，朱霞山；又西南曰大名山，又出二支，东南一里曰丛桂山，西南一里曰五株山，又南曰飞帛冈，南麓有玛瑙泉，西南麓有水晶泉，亦名大泉。八公山豆腐户多居两泉周围，常年约有百余户，年产豆腐500余万斤，人称豆腐之乡。
四顶山上“奶奶庙”，因祀“碧霞元君”，又称“碧霞元君庙”；嘉靖《寿州志》称“东岳祠”；李兆洛《凤台县志》称“元君庙”。始建年月无考，嘉庆间修，民国年间遭火，今虽仅存庙基，仍为有名游览胜地。据《凤台县志》说，“每岁三月十五，焚香膜崇者远自光、固、颍、亳，牵车鼓楫而至，云集雾会，自昏达旦”，可见往日盛况。据传，民国年间庙会尚盛，出寿县城北门至山上，沿途摊点密布。有专卖洗脸水的，边喊边唱：“洗洗脸，净净面，前面就是阎王殿”。阎王殿位于山下，是上山膜拜的第一站，内有阎王塑像。烧香人自此开始焚香。有诗云：“四顶高山庙接天，烟云袅袅情绵绵。河南信女敬香客，一叩一瞻到山巅。”(注：故事有传“四顶奶奶”的娘家住河南固始，故庙会期间河南香客往往提前专船来到河口至城北码头泊住)。卖香摊贩亦喊唱：“烧香敬敬神，保你头不疼；一步步，一层层，抬头就到南天门。”“南天门”是上山的第二站，过此便是一条盘山路，拾阶而上。群众说盘山路有九道弯，一弯九个阶，九九八十一阶，里许到达奶奶庙。庙会期间，各种生意，还有搭台唱戏的，可谓热闹至极。1949年后，庙会一度停止。70年代末期，又有群众自发于三月十五日上山烧香、还愿，既有游人观山景而游乐的，亦有带迷信观念上山的。1978年后，寿县人民政府因势利导，在古庙会期间举办物资交流大会，繁荣市场，促进购销，效益颇佳。正会三五天，游人数十万，大街小巷、城郊马路，常一二小时不能移百步。
龟山
山在城北群山环抱之中。山上有吕公墓及石屋、石床、石台等胜迹，俗传此即“吕蒙正寒窑”，故为人喜游之地。
山形似龟，龟鼻下旧有吕公墓及吕公墓碑，清嘉庆前碑即无存，同治年，吴坤修重立碑于前，误题“吕申公墓”。吕申公，吕公著也，宋哲宗时位至司空，卒赐申国公，世称吕申公，为夷简三子，蒙亨之孙，龟祥之曾孙。龟祥，五代时人，“其先河南洛阳人，父孟奇，户部侍郎，有二子：长龟图，次龟祥。宋太平兴国二年，龟祥登进士及第，为殿中丞，知寿州。有惠政及民，民爱留之，不忍舍之，遂家焉”(嘉靖《寿州志·名贤列传》)，卒葬于此。墓与碑今均不存，墓地前之石屋、石床、石台陈迹尚可辨，有传此为当年吕公读书处；俗传亦称吕蒙正寒窑。蒙正父龟图，“初多内宠，与妻刘氏不睦，并蒙正出之，颇沦踬窘乏，誓不复嫁；及蒙正登士，迎二亲同堂，异室奉责备至。”(《宋史》)蒙正未及第前危难时，与母来其叔父龟祥处，传为“吕蒙正寒窑”故事，是有可能的，也因其历史本身的戏剧性，山乡耆老常津津乐道之。
珍珠泉
“清清灵脉发，闪闪瑞光浮。尘垢难污洁，珍珠不断头。”这是明御史杨瞻游珍珠泉的诗句。清人吴育有《珍珠泉记》曰：泉在“八公山之址，泉出其下若珠，故名。”此说“八公山”系泛指城北诸山而言。今名凤凰山，亦即古邓林山东南坡。旧说距城5里。《尔雅》解释“泉上为咄”，又名咄泉。孙家丞《重修珍珠泉碑记》：“俗称珍珠，肖其形也。”明嘉靖《寿州志》记：“每闻人声，则泉水涌，小叫小涌，若咄之，泉弥甚，因名咄泉。”还有响泉、喊泉诸名；其响之因，当求地质学原理，细观之，泉水出时似含有气体，气随水泡上浮，一串串泡珠在水皮面层破碎，如宁静听之，确可听到极微妙的音响。清同治年间，有名叫伍晓村的善琴者，一日携琴过寿州东乡张阆仙家，阆仙扫地焚香，求其一弄，于旁静听，只听那琴曲音如鸟啼花落，溪水潺谖。便问弹者是何古曲，竟弹得如此幽丽神妙!晓村说：“并非古曲，乃同友人游珍珠泉，暮春新霁，风物清和，适以意谱之耳!”可见珍珠泉的响声，幽然无穷，深深地启迪了这位善琴者!
珍珠泉的风光之美，早在《水经注》中就有记载：“淝水又西径寿春县城城北，右合北溪，溪水导北山泉源，下注漱石，颓隍水上，长林插天，高柯负日，出于山林精舍右，山湫寺左，道俗嬉游，多萃其下。”所说北溪，即今清水涧，泉源即指珍珠泉源。涧多奇石，幽咽潺谖，称为漱石。春秋佳日，游人不绝。
吴育《珍珠泉记》中曰：“渝北山，饮孙氏小琅琊馆，沈溟而后返；或持爆竹至泉上燃之，或鼓掌顿足，则泉益肆出，累累如贯珠，盖数十道晶光动人可爱玩。其水淳澄，不容垢污，沉埃聚沫，或旋焉，淡之不得泊，味清冽刻削，不能久饮，彼其出于石罅，性因然也。而造豆腐，其者资焉，色白而质良，风味尤胜。”记写了景物名胜，也较科学地解释了八公山豆腐色、质、味俱佳的水质原因。李兆洛《凤台县志》也说“屑豆为腐，推珍珠泉所造为佳品”。
《重修珍珠泉碑记》云：泉上“旧有亭，何年荒废不可知。同治岁戊辰，竹庄吴中丞驻节此邦，整军经武之暇，闻是泉之灵异，且谓地方名胜不可任其湮没弗彰也，命以石甃池，于池之上建屋数椽，为游人憩息之所。”今屋不存，尚存有吴坤修(字竹庄)书立之“珍珠泉”三楷书大字石碑，两旁为民国37年寿县县长高瞻补立石刻联语：“珠泉尽洗贪污气，淮域长流正义风。”
淝水
今东淝河，昔称东淝水。其末段流经八公山南，古时为战略要地，秦晋淝水之战即决战于此。水出于合肥西北将军岭，西行入寿境，北流至东津渡，即古之长濑津，过长濑桥，又名肥桥，绕城东北，过北门大桥，史称“淮南第一桥”，再西北流，于八公山西南麓入淮，此即古时之淝口，今名河口。秦晋淝水之战，秦军“逼淝而阵”，大抵南起长濑津南端，北至淝水入淮之淝口一段。《水经注》也说，淝水西北流有曲水堂，“又西北流，昔在晋时谢玄御苻坚，沂八公山及置阵于淝水滨，坚望山上草木咸为人状，此即故战败处。”
西晋亡后，建都长安的前秦皇帝苻坚在统一中原后，于晋太元七年(公元382年)冬十月会群臣谋灭东晋，群臣皆曰“未可图”，坚不听，以为“今以吾之众，投鞭于江，足断其流，又何险之足恃乎”?终于次年八月八日自率戎卒60余万，骑兵27万，旗鼓相望，前后千里，南下攻晋，苻融督张蚝、慕容垂步骑25万先行，十月十八日攻占东晋守城寿阳城，以郭褒为淮南太守，梁成屯洛涧。晋以胡彬领水军5000增援寿阳，闻寿阳陷，退保硖石；谢石、谢玄兵阻洛涧以东25里。胡彬因硖石粮草尽，遣人送信去谢石处，途中被苻融捕获，融立即报告远在项城的苻坚，说“贼少易擒”。苻坚留大军于项城，亲率轻骑8000，日夜兼程赶到寿阳，并派在太元四年二月克襄阳时所虏之晋将朱序到谢石营中劝降。朱序向谢石献计曰：“若秦百万之众尽至，诚难与为敌，今乘秦军未集，宜速击之，若败其前锋，则彼已夺气，可遂破也。”谢石等以其计谋速战。十一月，晋大将刘牢之率精兵5000，直取洛涧，杀梁成和秦弋阳太守王詠，又虏秦扬州刺史王显等，秦军受挫。坚与融登寿阳城楼观看，见晋军布阵严整，望八公山上草木以为晋兵，回首谓融“此亦劲敌，何谓弱也”，怅然失意有惧色。
晋因秦军逼淝而阵，兵不得过。谢玄遣使谓阳平公融曰：“君悬军深入而置阵逼水，此乃持久之计，非欲速战者也。若移阵少却，使晋兵得渡以决胜负不亦善乎!”秦诸将皆曰“我众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渡，可以万全。”苻坚不听，以为“但引兵少却，彼引兵半渡，我以铁骑蹙而杀之，蔑不胜矣”。以至兵退难止，加上朱序在阵中大喊秦兵败矣。谢玄、桓伊等进兵渡水击之，秦军大乱，苻融驰骑略阵欲以率退者，马倒被晋军所杀。秦军大溃。“自相蹈藉者蔽野塞川，其走者闻风声鹤唳，皆以为晋兵且至。”晋获秦云母车，坚中流矢单骑走淮北，回长安，百万大军只剩十余万。东晋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成为军事史上少有的战例；苻坚战败，统一未成，国家分裂局面又近两个世纪。淝水之战留下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投鞭断流”等典故，也使淝水驰名天下。
3．古墓葬
廉颇墓
廉颇墓位于今寿县八公乡纪家郢放牛山之西南坡，俗称“颇古堆”，距县城7.5公里，古堆高约20米，周约300米，基有条石垒砌。背东靠山，面西平原，里许便是如带淮河远去天际。今日仍为旅游胜地。
淮南王墓
李师沆《凤台县志》记：“明一统志，淮南王葬肥陵山。”“今五株山东南麓，冢墓岿然犹存，五株山即古肥陵也。”五株山今俗名老母猪山，山在八公山东，四顶山南。墓在山南坡今合(肥)阜(阳)公路寿县段北不足百米处。墓前存有清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吴坤修楷书“汉淮南王墓”碑。
淮南王刘安，汉高帝之孙，厉王长之子，孝文十六年(公元前164年)，袭父封为淮南王，都寿春。
刘安墓葬五株山南坡，面临淝水，背依四顶山。1986年，安徽省人民政府公布其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继之，寿县人民政府拨款依“覆斗式”原墓形重修，墓地2366平方米，四面筑一米高度青石护土墙，迎面镶石刻保护标志、重修墓碑记和管理规定，墓南铺筑连接合(肥)阜(阳)公路的通道，墓周人行道设有青石栏标。为寿县城北又一处引人注目的胜迹。
花夫人墓
据萧景云《古墓考》：八公山十一峰南，即花靨夫人墓。今有迹在。花靨夫人即寿阳公主，宋武帝刘裕之女。《天下名胜志》：寿阳公主春日卧含章宫檐下，有梅花点额上，成五出，宫中效之为梅花妆。寿阳、淮南民间今仍有此俗，少女多从之，幼童点之名曰“眉眉(梅梅)俏”。范仲淹《和提刑赵学士探梅三绝》有句云：“静映寒林晚未芳，人人欲看寿阳妆。”
蔡侯墓
蔡侯墓遗址在今寿县城西门内北侧，距城墙边约有40米，地面已无墓迹。1955年5月22日，六安专区治淮民工在此取土时发现，后经南京博物院、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安徽省博物馆筹备处共同清理发掘，出土遗物584件，其中青铜器486件。为寿县李山孤堆楚王墓文物出土后的又一次大发现。发掘清理后，安徽省博物馆写成清理报告，出版《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一书。

宓子墓
宓子即宓子贱，春秋末鲁国人，名不齐，孔子学生，曾为单父宰。死于楚地，其墓在瓦埠镇东南铁佛岗。光绪《寿州志》记：“墓在州南六十里铁佛岗。”墓南原有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奉直大夫知寿州事舒琛所立之“先贤单父侯宓子贱”碑，墓东北里许之路边原有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奉直大夫知寿州事彭汝贤题之“先贤单父侯宓子贱神道碑”。今碑不存，墓犹在，墓周140米，封土高3米，时有过客凭吊。
楚考烈王墓
光绪《寿州志》记：“楚考烈王墓在州南九十里茶庵集西里许，冢形犹在。”所指即今茶庵乡碾桥村红郢西侧之古冢。原为三个古堆紧连，南北方向座落。1952年兴修水利中挖出券顶墓门及陶罐、盘口壶等器物，后由安徽省博物馆来此钻探，未果。现地表存仅残冢。
楚考烈王，名熊完，亦作熊元，公元前262—238年在位。《史记·楚世家》：“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41年)与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东徙都寿春。”该墓主为谁?自李山孤堆楚墓发掘以来，研究寿地楚文化的文字很多。有文据李山孤堆遗物“酓肯鼎”，认为李山孤堆墓主为楚考烈王，未得学界公认，记此存疑，以待后考。
曹良臣墓
寿州旧志：曹良臣墓在“城南井亭铺前”。沿城南古道南行，过申家桥即到井亭铺，距县城不足20公里。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良臣从副将文忠北征，追敌至阿鲁浑河，战死，赠安国公，谥忠壮，列祀功臣庙。何以回葬原籍于此，未详。近年冯其庸在研究《红楼梦》中，认为曹良臣为曹雪芹先祖，周汝昌、杨向奎等异之。寿县旧志亦未见有此说，寿籍旅台人士丁永安近著《明太祖评注》一书记有曹良臣墓：“直至民国二十年前后，故乡正月十六日仍插灯或唱戏，追悼这位殉难异域的安国公。”当地群众称墓地为“石马地”，说旧时有石羊石马之类，也有称“曹都督墓”，未言良臣之名。今地表不见墓形，其地仍在村场边。
状元坟
状元坟即孙家鼐墓，因其为清咸丰九年状元，故称。遗址在今城南6公里处之九龙乡新庄村境。50年代初，墓曾被盗掘，现其墓形约略可见，封土高约1.5米，周长约120米。
孙家鼐(1827—1909年)，字燮臣，孙崇祖的第五子。郡优廪生，道光己酉科拔贡，咸丰辛亥恩科顺天举人，己未科一甲一名进士。累官内阁大学士、尚书，掌管学务大臣，资政院总裁。宣统初年卒，葬故里。赠太傅，谥文正。
袁家老坟
袁家老坟在梨树乡袁圩村，古地名寿安乡三沟村。坟系明开国元勋沂国公袁洪的曾祖、祖、父母之坟。明太祖追封袁洪三代所建，坟地今残存石羊、石狮、石将军等石刻，皆朝廷公帑所建。袁洪次子容，永乐元年以仪宾为驸马，卒封泾国公，亦葬于此。袁容为驸马后，每年正月十五偕公主回籍祭祖，远近乡人来墓前一睹公主丰采，日久成会，且渐演变为贸易市场与新春娱所，摆摊售货，玩灯唱戏，颇为热闹，成为游览胜地。墓前原立明人唐志淳撰书《大明敕赠袁氏三代先茔之碑》，虽断为两节，仍为文物之珍。
4．古遗址
柏家台古遗址
1985年4月，在寿(县)蔡(家岗)公路拓宽工程施工中，于今东津渡西公路边沿发现一古代建筑遗址，因址在柏家台村，名为柏家台古遗址。安徽省文物研究所和寿县博物馆对遗址作了科学发掘，总面积约3000平方米，平面呈11开间，座北向南。有大型石柱础、长方形铺地灰砖和四叶纹、几何云纹、山字勾连纹槽形砖，风鸟纹、树云纹圆瓦当等遗物出土，建筑规模宏大，器物纹饰丰富多彩。参加全国楚文化研究会的人员亦专程来此考察，引起考古界的高度重视，“认为该遗址可能是楚郢都寿春城内宫殿建筑的一部分，是楚文化考古的一大发现”。(《寿县文物志稿》)
编者按：寿州旧志曾引《水经注》说：“长濑津侧有谢堂北亭，迎送所簿，水陆舟车，是焉萃止”；《凤台县志》亦称“游观之美，则谢堂北亭。”上述古遗址正在东津渡淝水西岸，不论古时淝水走向和长濑津与今址是否完全相合，所谓“津侧”尚且可称。该地古时为高岗，陆路东通定、凤、嘉，西通六、霍、颍；水路则因淮淝相汇，沿淮入运河，东南至江、宁，北上可达京师；又有一路可经临淮归驿路，或蒙、亳至徐州，出清口、沂运河。确系“漕运四通”、“水陆辐辏”之枢，“迎送所簿”，“是焉萃止”之地。据遗址位置、布局、开间、座向及其周围未见其它建筑遗址，或是“谢堂北亭”旧址?记此以俟考。
寿州窑遗址
寿州窑遗址分布较广，目前发现的多在寿州古城之北及东部山地，今多划为淮南市辖。西部可能因为地近淮淝交汇及古城中枢，那种以木料为燃料的烧窑业，理当远置。还有取土之便诸条件。据洪仁敬等《中国陶瓷史》记说寿州窑为唐代名窑之一，位居第六：霍窑、越州窑、邢窑、鼎窑、婺窑、寿窑、洪窑、岳窑、秦窑、蜀窑。陆羽《茶经》亦将寿州窑生产的碗列于洪窑产品之上，位居第五，称“寿州瓷黄”。主要原料为紫砂土，产品多碗、盏、杯、枕、柱子、瓦当等，并早在唐代就使用了化妆土的烧制技术，先施白瓷衣，以遮胎面粗糙，衬托釉色美观；器物置匣钵中，不使烟火熏染，故釉面光滑，色泽均匀，成品率亦高。色以黄釉为主，兼有青、蜡黄、鳝黄、黄绿、酱色、黑釉诸色。瓷家研究，以为“三彩”瓷即在黄釉基础上增以绿、白而得。各地所出寿州窑产品遗物可证，寿州窑产品因得淝淮交通之便遍及南北，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相当地位。
刘备城遗址
刘备城遗址在今刘备城村东北，西北距正阳镇约2公里，东距县城约20公里。相传此处为刘备屯兵之地。环村周围尚有土城遗迹。废城之内有近似汉代的陶片及砖瓦。从其西北角起，到西北部之缺口处止的一段土城墙上下都有近似龙山文化的陶片，墙外面还可看到露着的文化层。王湘《安徽寿县史前遗址调查报告》：文化层堆积“之出现于城墙中的原故是因为筑城时，城墙就是依着先前的遗址的高台筑成”的，不是从他处搬来的灰土。遗址有陶片实三足、空三足、圈足、口部、盖、把、腹片、纺轮8类。
张飞台遗址
张飞台遗址在刘备城西北，是一个高约4米、直径约80米的土台子，台上及近台脚下都有近似龙山文化和近似殷代的遗物散布着。石器见二件，一为锛形，一为宽扁斧；陶片分为实三足、空三足、圈足、口部、腹片、盖6类。
斗鸡城遗址
斗鸡城亦称斗鸡台，1956年，安徽省人民政府将其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县城西南15公里，寿(县)正(阳)公路北侧，邸家小郢西60米处。相传为楚王斗鸡的地方。台之上下都有近似黑陶系统的陶片分布。西北角之竖崖上可见文化层，层厚约2米，上有6厘米厚的黄土层，下面全是黄土，其中含有与周围相同的陶片和红烧土，红烧土内多掺有碎草。又一处为平面，似为炉灶或窑类的东西之碎块。王湘、李景聃考察时采集陶片21件，分为8类：实三足类4件，有扁三角、扁形、“鬼脸”形；空三足类4件，有的腰部，鬲足；口部类，有似罐口；把类，有鸡冠形等。遗物质内含砂甚多，黄色有含细砂，灰色、黄灰色；有绳纹、指纹；鬲足质含细砂，红色，外面全有绳纹；腹片类粗泥质，灰色，有绳纹之凸箍一道。1982年秋，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实习生曾作试掘，以为新石器至商代遗址。
刘岗头遗址
刘家岗头系新石器至周代遗址。位于窑口乡后岭村，岗地西高东低。面临陡涧河，最高处高于河水面20多米，面积1万平方米，有灰坑及印有附加堆纹的夹沙陶鼎足等遗物出土。
青莲寺遗址
青莲寺遗址为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遗址，位于今青莲乡青莲村，古时寿州自九里沟拐向东南、沿淝水以西、经三觉寺向南达六安界、合肥界的古道上，今东距瓦埠湖约10公里，寿(县)六(安)公路经此。普查遗址总面积约6万平方米。址上现为小学校，周围地势平坦。1982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实习生在遗址东南隅和西部开探方、探沟各一，共出陶片3000多件及小件6件。陶片中泥质黑陶占半数以上，红陶占20—30％，夹沙黑陶占10—20％；纹饰中篮纹占60—70％，素面占20—30％。残物有鼎足、、流、耳、足，陶盒、豆、盘、罐、碗、盏、杯；小件有陶纺轮、石、石锛等。从陶色的比例及镂孔器和蛋壳磨光黑陶看，文化性质接近山东龙山文化。但篮纹又为绝大多数，素面仅居第二，磨光亦很少，此与山东龙山文化多素面磨光所不同处。
陶家祠遗址
陶家祠遗址紧靠今瓦埠湖西边的陶家祠村。该处为过湖的一个渡口，村南约百米处的“鲁王庙台子”即为遗址地。直径25米，台面呈斜坡，东边为陡崖，文化遗物多在崖脚下，文化层约0.16米，层内黄胶土杂有很多螺壳及红烧土块，除鹿角及兽骨各1件，尚有石器11件，陶片59件。石器的石质有砂岩、班岩、变质岩、盐基岩、燧石及火成岩6种。有锛、斧、戚、刀等；陶片可分实三足、空三足、圈足、平底、口部、腹部、盖、把8类。
江黄城遗址
江黄城遗址东南距瓦埠湖约5公里，北距县城约25公里处。遗址为一高台，有近似龙山及殷代文化的两种遗物。陶片为鼎足、鬲足、喇叭形豆足、较粗之圈足，鼎口等。
张罗城遗址
张罗城遗址在江黄城南约6公里处，地势略高。陶片有仄式鼎足，似为龙山文化遗物；又一的腰部，质内有粗砂，灰色，上有绳纹，正当腰处有指纹之凸箍一条。
庙子村遗址
庙子村遗址在今安丰塘与淠河之间，北距县城约45公里。村东约40米处有一名叫“金家庙摊子”的高土台即为古遗址。有不少瓦，滩东平地散布不少陶片，并有石器，田边新耕土中也见有包含陶片、红烧土块、螺丝壳等遗物灰土。寿县所见其他遗址均在高台上，而此遗址独在平地上。遗物有一小石锛，上有榫，火成岩质；一砺石，作平板形，为花岗岩。
酒流桥村遗址
酒流桥村遗址在一注入安丰塘的淠河支流南岸，南距庙子村仅8公里，村南数十米处有一形状不规则的高土台子。台西北叫老鸡头，即遗址所在处，地面上有石器及陶片，其边崖上有文化层露出，内有红色烧土及螺丝壳；石器有一小石锛颇为完整，质地是火成岩；陶片有鼎足、鬲、罐形器之肩部、甑底等。
蜡庙遗址
蜡庙遗址位于张李乡塘东村西北约350米处，面积1.4万平方米。台地高出四周农田2—3米，西北高，东南低；北有10里长冲，冲两旁为河流阶地。1957年六安地区文物工作组来此调查，安徽省人民委员会1961年7月3日公布其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址文化层深2米多，土褐色，较松软，在平剖面上可见大量红烧土；西半部散见较多的鼎足、鬲足、器物圈足及盆、豆、罐等陶器残片，多红陶，质多夹砂；纹饰以绳纹为主，篮纹、附加堆纹次之。遗址时代为新石器时代至商周之际，遗址保存基本完好。
团城子遗址
团城子遗址为今梨树乡政府所在地。附近地势平旷，南距古芍陂安丰塘，西与北距淠水与淮河均10公里左右。为安丰塘自然灌溉区，农作物以水稻为主，汉王景、刘馥、邓艾等均修陂屯田于此，今日仍为国家商品粮基地。古时有两河道呈“八”字形分流于遗址东西，一是大香河，水出芍陂大香门北流，历老军营、双孤堆，至州东南二里桥入城濠，绕城汇合淝水入淮河。光绪《寿州志》谓此为古运河、安丰郡之运粮河。另一条是始于安丰塘西北隅之凤凰闸下的自然河道，“水西流由板桥集入淠水，北流入淮河”。故遗址处成为方圆数十里地的物资集散地。遗址约1万平方米，其中心为一台地，今乡政府、粮站、供销社、食品站均在台地上。台地南农田上暴露瓦砾较多。当地群众说，遗址本来很大，南、北、西三面分别达到本乡的老军营、八里湖、薛家闸；东达申桥乡的“杀人场”(又名三人场)，此南北西东，为团城子的四门，并传说为“董卓战团城”即此。
遗址拣选的遗物标本具有汉代特征。如灰色四分法卷云纹瓦当，灰陶绳纹圜底罐，灰陶素面陶豆盘，灰陶绳纹简瓦，灰陶井圈等。70年代，农民犁田时曾出土两件战国时期青铜错金银承弓器，其中一件见于灰坑之内。1977年，六安地区第二期业余文物考古学习班学员到此作过短时间的集体调查。1986年，该乡粮站在遗址台上建房挖基时出土一秦汉时度量器，生铁铸成，与吴承洛氏《中国度量衡史》所列吴大征氏收藏秦石权形状一样，亦呈半球体形，平底，底之直径25厘米、半径高12.5厘米；顶端铸有连体的提环；自半径之底平至环顶，总高20厘米。出土时，建房工人为辨其质地，除去层层锈片，后又经修磅秤之工修琢成整60市斤。《吕览》记：秦统一天下，“一度量，平权衡，正钧石，齐平甬”。《汉书·律历志》亦有记：“权者，铢、两、斤、钧、石也”，“四钧为石者，四时之象也。重百二十斤”。秦石权重120秦斤，合今61.98市斤，该权若连同除去锈片剥蚀，便与秦石权重量相似，唯不见秦制权衡的诏示铭文。汉承秦制，连同团城子遗址汉井密布等情，该权或为汉时铸制。
安丰县城遗址
安丰县城遗址在今安丰塘埂西北角处，北距县城30公里，西离淠河15公里，县城至迎河镇公路从遗址穿过。遗址平面呈正方形，四廓清晰，边长1000多米，墙基宽6—10米，墙基断面可见夯土层，层厚约15厘米，黄、褐、白三种土色相杂；护城河宽20—25米。
南朝梁置安丰县，治所在寿县南，安丰塘北，明初废。城址周围分布许多唐宋时期墓葬，农田水利建设中出土许多遗物，县博物馆从此收有汉代半两铜钱、剪轮五铢钱、铁砾等，遗址西部地面瓦砾特多，可辨器形的有汉代圜底罐、灰陶绳纹井圈，青瓷碗，尖底罐等。1984年秋文物复查时在此征集城砖二块，灰色，其一长34厘米、宽17厘米、厚6.5厘米，侧铭阳文“建康都统许□□”七字；其二，长38厘米、宽19厘米、厚7厘米，侧铭阳文“嘉定十年安丰叶知县”。 唐时，隐士董邵南曾隐居于此；元末红巾军拥立小明王韩林儿建都安丰；张士诚攻安丰，刘福通守安丰城兵败走亡。明代废县为乡。遗址地为戈店乡境。
钓鱼墩遗址
钓鱼墩为新石器至商周时期遗址。位于双枣乡红堂村正东200米处，为一圆形台子，南高6米、北高12米、周长250米，其北侧有一自东向西的大冲。遗址土色灰白，包含大量螺壳，并散见许多鼎足、鬲足及钵、盆等陶器残片，陶质大部分夹砂，间有泥质，陶色有灰、褐、红诸色，以灰色为主，饰纹有绳纹、篮纹、附加堆纹。标本所见，鼎足三个三式：一、夹沙褐陶侧三角形，外呈灰色，素面。二、夹砂褐陶，正面有两道深刻槽，足横宽5厘米，约为厚度的4倍，状为鸭嘴。三、夹沙红陶，素面，呈方柱形，边宽1.2厘米，残高3厘米。
谢墩子遗址
谢墩子遗址位于谢墩乡谢墩村。东北高，西北低，总面积约1.5万平方米，墩子高出四周地面约5米。上建有民房，其北有一东西向大冲，西去2里即有一瓦埠湖支流。遗址东北部暴露大量文化遗物，有鼎足、鬲足、钵、豆、盆、杯等残片，红烧土亦多，大部分夹沙，间有泥质；陶质以灰红色为主，有绳纹、指甲纹、划纹、附加堆纹等纹饰。据认为系新石器至商周时期遗址。
广岩塘遗址
广岩塘遗址在今广岩乡东部，为一人工古塘，南与西两塘堤仍在，较堤内村田高约6—10米。塘内全系村舍与农田，靠近南侧有一条东西向的小河西流，为塘区出水之道，河在南堤与西堤的拐角处穿出，地名“丘缺口”。今存塘形，传为汉时缩小而筑，西塘堤长2公里多，南北向，直形。堤外(西)有一与堤同长的水区，宽约150米，俗称“长河”，为筑堤取土所成。堤之北端与一东西向的高岗(俗称店子岗)连接，北端旧有泄水口门，堤内沿堤基脚，筑有引水砖渠；西堤南端，以90°向东，筑有约3公里的东西向长堤，是为塘之南堤，其东端与一脉来东南的长土岗地(俗称草庙岗)连接，连接处筑有放水闸门，塘水由此向南而西灌溉农田。塘成手掌形，西部南北直径约3公里，东西直径约3—4公里；尔后向东有四五处类似手指的洼冲区自东而西与塘之主体相连，远的伸向10余公里处的石头河，此数道冲洼为塘之水源流经地，其引望塘寺、吴山庙、长岗店之南，将军岭以北之水入塘。汉前古塘比今存塘形为大，民间古谣有“广岩大塘，安丰二塘，罗陂三塘，蔡城四塘”之称。
广岩塘之名，明嘉靖《寿州志》与清光绪《寿州志》均有记载，一曰广沿塘，又曰广岩塘。《水经》曰：“淝水出九江成德县广阳乡西北。”州志说，广阳乡即今之将军岭，岭有分水田，西行曰淝水。《谷梁传》：“水北为阳”，广岩塘位于淝水源头之北。“岩”字与“阳”音近，可能久传有误；“沿”为边沿，或为广阳乡之边沿也有可能。总之，今存之广岩古塘遗址虽存，其始建续建时间无处考证，记此以俟后人。
5．近现代纪念地
寿县学兵团旧址
旧址在县城内西大寺巷中段北侧，清代为寿州循理书院，现为寿县第一中学校址。“八一”南昌起义后，中共中央军委派寿县籍共产党员廖运泽、孙一中回到皖北，利用私人关系投身国军，以扩大革命力量。当时寿籍人柏文蔚任国民革命军第33军军长，答应他们在寿县筹办学兵团。民国17年元宵节，学兵团成立，孙一中为团长，孙天放为副团长，廖运泽为教育长，许光达、廖运周为教育副官。500名学员中有共产党员35名，成立一个支部，书记孙一中，并参加县委。五、六月间，因按省委指示筹谋农民搞秋收起义，事泄，党员被迫离去，学兵团亦解散。1982年12月，寿县人民政府310号文件公布，学兵团旧址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共寿县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
旧址在今县城东街福音堂内。民国17年3月4日，中共皖北特委派员来寿县城关召开大会，接着在此举行中共寿县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县委第一届委员会：书记王荫槐，委员薛卓汉、孙一中、曹广化六人等。大会旧址今为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共寿凤临时县委、中共寿县第二、三次代表大会旧址
上述三会旧址均在今寿县瓦埠小学即原宓子祠内。民国17—18年期间，中共寿凤临时县委常于瓦埠小学内开会；民国17年夏，县委书记被捕牺牲；9月，省委派巡视员来寿，中共寿县县委在瓦埠小学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推选刘起源为书记。此次会议中心议题是发动武装革命。民国18年元月5日，省委派巡视员来寿县传达“六大”精神，继之又在此召开中共寿县第三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县委第三届委员会，书记仍是刘起源。
中共寿县第四次代表大会旧址
大会旧址在上奠寺小学内。民国18年6月28日，中共寿县县委在此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会上批判了左倾盲动主义，整顿了组织，王济川、邵杰等被开除党籍，改选了中共寿县县委，选出委员7人，候补委员2人，曹鼎任书记。
中共寿县县委工作旧址
旧址在今堰口小学内。中共寿县在县委第四次代表大会后，县委从上奠寺小学迁到堰口小学，在较长一段时间里，此旧址为当时寿县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间的联络点。
皖北(寿县)中心县委旧址
中共寿县中心县委成立于上奠寺。民国20年3月27日，中央巡视员高中林(本名方运炽，字方英)来寿县，在上奠寺土拐子杨守先家召开寿、凤、阜3县联席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错误问题的决定精神，同时成立中共皖北(寿县)中心县委，书记李乐天，组织委员姚万林(张林)，宣传委员曹鼎，秘书方敦一。中心县委辖寿县、凤台、阜阳、颍上、太和、霍邱、固始、新蔡、息县共9县党的工作。
红军第二十五军军部临时住址
民国21年5月，红二十五军自苏区麻埠日夜兼程至寿县正阳关，军部临时驻在今正阳镇政府院内后楼与当时的福音堂内。时间3天，没收了当时地主、资本家枪支与粮油布匹等物。该处今为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央交通站正阳分站旧址
民国18年冬，中共中央在安徽建一交通中心站，辖4个分站，正阳为其中之一。由寿县中心县委书记李乐天任分站站长，在南大街马家行租房1间以卖香烟为名，为中共中央和鄂豫皖苏区搜集情报与传递文件、输送人员。中央交通员李和经常往返于沪正之间。
王永才烈士墓
墓在城北凤凰山麓，北距县水泥厂约400米，墓地东西长30米、南北宽20米、高1.5米，四周植青松、梧桐，正中为高9米之墓碑，面南题“王永才烈士永垂不朽”，墓南又一碑，镌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关于追认王永才为模范战士的命令和烈士生平事迹。王永才系中国人民解放军6075团战士，1964年2月在寿县瓦西干渠抢险时牺牲，1964年6月，国防部追认其为“模范战士”。1974年，寿县革命委员会立碑于墓地。
赵策烈士墓
墓在烈士故乡隐贤集南1公里处的新庄西侧。烈士于民国23年5月被捕牺牲于寿县城东门外。烈士坚贞不屈，从容就义，刑前仍高呼共产党万岁，时年仅25岁，1954年与1977年，两次立碑于墓前，并植苍松翠柏于墓周。 二、馆藏与出土文物
1．青铜器
商代铜器
1985年，寿县博物馆从县废品仓库征得一件商代晚期铜斝，敞口，口沿立二菌状柱，柱顶饰卷云纹。直腹，束腰，束腰之上、下部各有6个扉棱，以扉棱为鼻，组成12组云雷饕餮纹，平底微外凸，底部留有烟炱；颈、腹间作一半环状鋬三棱形锥状足，足尖外撇。通高28.4厘米，束腰围37厘米，重1.56公斤。
春秋羊首鼎
1976年3月，寿县枸杞乡花门村渡桥生产队一古墓出土7件春秋晚期铜器。该羊首鼎尤精美，亦属罕见之物。鼎作绵羊形，子母口；身作半球状，宽底；颈、脯与器身连为一体，较器身凸出1厘米；头昂，眼、鼻、口毕现，眼眶内凹无珠，疑原系松石所嵌，后掉落；角下卷，贴于耳畔，卷耳外侧作戮纹；尾连盖，盖面平，子口，正中一弓形纽，前开豁口与颈部结合；尾扁平，呈矢头形，表饰云雷纹，三扁足，两足在前；三足俱作钩形外撇。通高11厘米、首尾长14厘米、口径10厘米，重0.8公斤。
吴王光鉴
吴王嫁女于蔡的媵器。1955年城西门内蔡侯墓出土2件。
吴王光，乃吴王诸樊之子，于王僚十二年(公元前515年)杀吴王僚后，自立为王，即吴王阖闾。寿春地方于吴王僚九年(即楚平王十一年，前518年)为吴有。至夫差三年(即蔡昭侯廿六年，前493年)蔡迁州来以避楚，该吴王光鉴大抵在此入寿地。两兽首形耳，附环。铭文8行52字。高35厘米、口径59厘米、腹围188厘米、底径33厘米、耳高8.5厘米、长16.5厘米。出土时，内各有一瓢及一奠缶。
蔡墓出土遗物不仅说明了当时蔡国的历史，也提供了春秋晚期蔡与吴两国关系的资料。

蔡侯墓出土1件，系烹饪器，盖上有6柱圈顶及3圆圈，圜底，底有黑烟痕迹，兽面文膝，蹄足，盖内有铭文2行6字，腹内铭文残存1字。通高69厘米，高至口55.3厘米，口径62厘米，腹围197厘米，深38厘米，耳高21厘米，足高36厘米。
蔡侯墓共出7件，系烹饪器，依次略小。腹周壁6个云纹饰，兽面文膝，蹄足。腹内有铭文2行6字。通高45厘米，高至口32厘米，口径43.2厘米，腹围143厘米，深15.5厘米，耳高19厘米，宽11厘米，足高16厘米(7件中，最大的通高约52厘米，最小的42厘米)。
鼎亦烹饪器，蔡侯墓出土9件，此为修复较大的3件中之1件。与近，唯腹深，足瘦长。盖上有1环及3小足，素腹，仅有凸起的弦纹一周，盖及腹内均有铭文2行6字，9件中最大通高48.5厘米，高至口40厘米、口径36厘米，腹围112厘米，深26.5厘米，耳高15厘米，宽8厘米，足高26厘米。
盉方形，龙首流口，口沿、鋬及曲尺形足均镂空花纹。高24厘米、口外径16厘米，内径10.5厘米、腹径23厘米，深19.5厘米、底径13.5厘米，足通长17.5厘米，盛酒器，蔡墓出土。
莲瓣壶
盛酒器，1955年城西门内蔡墓出土。方口圆腹，顶作镂空莲瓣形，两耳兽形，附环。四兽作足，背承壶，头昂起。颈内铭文2行6字，通高80厘米、高至口69厘米、口径18厘米、颈径13厘米、腹围107厘米、深51厘米、底径28厘米、花瓣高7厘米、宽7.5厘米、耳高12.5厘米、长37.2厘米、足高14厘米。
楚大鼎
又名“大侣鼎”、“铸客鼎”。民国22年，在寿县李三孤堆楚王墓出土。通高113厘米、口径93厘米，重约400公斤，圆口平唇、圆底、修耳、蹄足，耳饰斜方格云纹，腹饰蟠虺纹，犀首纹膝，器口刻篆铭十字：“铸客为集□□□□为之”。一足有篆铭：“□沣”二字，今藏安徽省博物馆。

，又名四兽平底鼎，民国22年楚王墓计出9件，最大的通高51厘米、口径49.5厘米，最小的通高和口径均为47.5厘米，每件重约50公斤左右，环纽盖，侈耳、束腰、短腹平底蹄足。腹部有圆形凸带一周，耳部及器身遍施谷纹。身周围攀附四个浮雕怪兽，张口翘尾，遒劲生动。兽面纹膝。今藏省博。
扁圆腹鼎 同出楚王墓，计15件，其特征多为扁圆腹瘦高腿，通高为28—54厘米、口径为22—47厘米。圆底、蹄足，多为带环状或兽状纽的弧形盖、腹中部饰有一道突起的弦纹，兽面纹膝。铭文有“铸客为集脰为之”、“集脰太子鼎”、“客铸”、“太子”等。亦藏省博。
上述四式铜鼎为楚器青铜鼎中最具代表性者。
鄂君启节
1957年4月和1961年12月在寿县邱家花园出土车节3件，舟节2件，车节铭文9行，行16字，重文1字，合文2字，计147字，实为145字；舟节铭文9行，行18字，重文1字，合文1字，计154字，实162字。出土以来论著颇多，多偏重于研究某文字和所反映的楚国用节制度，亦有从历史地理与古代交通角度对铭文进行考释。
“大之器”铜牛1956年11月，东津邱家花园农民耕地出土。牛用青铜铸成，身长10厘米、前脊高5厘米、后股高5.4厘米，卧状。腹下铸文“大之器”，文物部门考认是楚王“冶藏之长”的大官所藏。所铸与鄂君启节时代相近。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战国四山铜镜
1974年6月寿县双桥乡孙厂村农民在一过水塘中发现，今藏于县博物馆。镜圆形，轻薄乌亮，径9.4厘米、缘厚0.45厘米。三弦纹纽，纽座正方形，座外、镜缘内部分羽状底纹上，相间饰以主体纹猸——四山纹与花叶纹。“山”字作斜形，花叶八片，两两相对，使图案形成一个“十”字区。纽座的各条边及“山”字的笔划均作减地双钩。图案设计圆中寓方，高低错落，细柔、繁缛。
战国错金银承弓器
1971年5月和1975年11月，寿县梨树乡团城村古代灰坑中先后出土，两件器形纹饰略同，后者全器长17.5厘米、长4.9厘米，弧形昂如鸿鸟之首。器表呈黑色，通体以金银错出纹饰。正面作一矢形图案，两侧、背及昂部对称饰以卷云纹、鸟纹等，粗细相间，变化多姿，气韵流畅。
汉错金银铜郭弩机
1979年下半年，寿县博物馆在城内北门内废品仓库鉴选征得。重0.75公斤，由郭、牙、望山、悬刀(残)、健(缺一)、钩心组成，郭长14.2厘米、前端宽2.8厘米、后端宽3.3厘米、高(厚)2.5厘米。平面中间前端机槽长8.7厘米、宽0.7厘米，望山高9.1厘米、宽1.9厘米、厚0.8厘米，上端错金银丝的菱形回纹，前面和右侧错金银丝鸟纹、云纹、菱形回纹；右侧错金银丝云纹、菱形回纹；后面(正面)用金银丝错出刻度，刻度的部分全长为8.6厘米，以25个刻线分成24个刻度，每间10个刻度错一较长的刻度，类似尺子上的分寸。铜郭弩机全身布满金银丝的比方饰，纤细华丽，匀称精美。
淮南龙氏作铜镜
1974年6月，寿县板桥乡黄安村一砖墓出土。直径15厘米，边厚0.9厘米。面微凸；背面中心为半球状圆纽，周围浮雕花纹图案；内区主体花纹为鼋龙涌浪，其外两道凸弦纹间铸汉隶铭文于一周，铭曰：“隆帝章和时淮南龙氏作镜……”从铭文可知，镜作于东汉前期。
五代铜钟
铜钟葵口，唇外侈，上顶浑圆，纽无存，身高153厘米、口围380厘米、唇厚10厘米。钟铸造精致，肩至腹部作以五组凸弦纹为主体交以纵向几何图案。第一组弦纹与第二组弦纹间(肩部)环铸八卦符号。第二组与第三组弦纹间镌刻“敕大唐颍州开元寺铸钟壹口重伍千斤”16字。第三组与第四组弦纹间镌“大唐颍州开元寺新钟铭并存”，全文长达600余字，字形恭楷端正，古朴劲遒。第四组与第五组弦纹间镌“大□二十一年镌凿李□明颍州方郭能仁寺□字号大铜钟壹课重伍千斤司□□验记官□”37字。
由钟铭可知，此钟为五代后唐长兴三年(公元932年)颍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张廷蕴监铸。廷蕴，开封襄邑人，盖因颍州开元寺“昔以兵革肆凌”、“早旷应霜之韵”，故聚铜铸钟，使“声闻于外则而民知启禁”，但该钟何以来寿，无文可稽。明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寿州知州彭汝贤《重修寿州钟楼记》已提及此钟，有“相传洪武初巨浸稽天，是钟从西北荡漾而来”之语，荒诞不可信。
钟置放城内东大街钟楼巷内楼上，钟楼建筑年月亦无考，彭汝贤重修时题其名曰“声远楼”。每遇城内失火，则击钟以喧救撞击次数，表示方位，即：东3、南4、西5、北6。至1956年，县城成立消防队，钟不再用，遂送存县博物馆内。
元铜权
铜权重450克，高8.3厘米、底部长4.5厘米、宽2.8厘米，权钮宽2.9厘米、钮系孔直径0.8厘米，权身为6棱8面，前后两面呈正方形。一面镌“大德五年”4字，一面镌一“造”字，“造”字左一横棱上镌有“三”符号。该权原选自寿县北门废品仓库，今存县博物馆。
“总管府”铜牌
1979年11月寿县博物馆在戈家店(旧安丰县城遗址)乡供销社收购站拣选。铜牌重655克，长23.5厘米、宽6.7厘米、厚0.4厘米，牌头部作弧形，底部边作直线，与两长竖边成直角。正面四边刻凹线，头部正中有一圆孔，孔径0.7厘米，孔下起纵向刻线三楷字：“总管府”，字大5厘米见方，“府”下用一阴刻横线隔开，横线距铜牌底边4.9厘米，在此间平面居中刻一“”字符号，牌背面为素面。
元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曾设安丰路总管府于安丰故城。该铜牌当为此间作信凭、证件之用。



宋代“余忠臣献纳”银锭
寿县博物馆藏“余忠臣献纳”银锭1枚。锭色白亮。完整无缺，铭文清晰，系倒铸而成，作亚腰形，通长15.3厘米、两头宽8.8厘米、腰宽6厘米、厚1.9厘米，重2050克。正面中心微凹陷，自右而左錾刻较规整的鉴排楷体文字三行，文曰：“洪州分宁县余忠臣献纳银伍拾两奉议郎知县事赵尚之。”洪州，隋置，宋初仍曰洪州，南宋隆兴时(公元1163—1164年)升为隆兴府，明清时为江西省南昌府，故治即今南昌县。分宁县，唐置，元徙宁州治此，即今江西省修水县治。据此可知，这枚银锭的年代当不晚于南宋隆兴时期。 银棺
1977年，寿县报恩寺宋塔地宫所出，棺似船形，存放在一石涵内(注：石涵为长方体，长52厘米、宽32厘米、通高40厘米，盖高13厘米、厚5—6厘米)，头北尾南，通高9—11.5厘米、盖宽8—9厘米、口宽7.4—8厘米，是用银质薄片捶揲铆接而成。棺盖饰“双龙戏珠”图，一侧饰佛子10人作缓步徐行或敲钹，似送葬祭祀式；一侧饰如来佛半卧像，身后侍立弟子10人，棺头为双扇假门，有门钉4行，行8枚，有衔环；门前为6级台阶，两侧各立一侍者，棺尾饰一合掌坐佛于正中。
金棺
置于银棺内，亦头北尾南，6片黄金薄片铆合制成。长10厘米，宽3—6厘米，高4.2—7.8厘米，重91.5克，棺头亦有双扇假门，门扉装两只金丝环，门楣饰连球纹，门上方及左右侧皆伸出莲瓣形背光，棺身全为忍冬纹，内底部凸现“重佛舍利”四楷体字图案，文字具为捶揲而成，棺内装满“舍利”。
3．陶瓷器
西汉画像空心砖
寿县博物馆收藏，砖残，长47.5厘米、宽25.5厘米、厚29厘米，正面为画像，余为素面，向下一面有两个直径14厘米的鸭蛋形圆孔，正面中上部有鹄立的野鸟，伸着脖子，提起脚跟，了望高处，栩栩如生；鸟两边有两楼状建筑，两层，棱形；楼上下各立一鸟，成四鸟相对；两楼间下，有一人对楼跪拜；楼的对面也有一人对楼跪拜；正面左上角，中有一树，树左有一鸟，作展翅欲飞状；树右一物如银杏树叶相对；正面右上角并列两个半圆形窗，窗下一方框，形似居室，内有两人对坐而语。画面左下角有三人，皆四肢着地，作伏拜状，身后有一树。右下角有两人，俱对古楼，上一人亦作伏拜状，下一人只双膝着地，上身前倾，双手作揖状。从人物的跪拜、对坐等形象，可见各人所处的社会地位；画面层次叠复，也体现出汉代艺术的铺张、渲染、以繁复为美的时代特点。
汉陶楼
寿县博物馆收藏。1973年12月寿县张李乡金桥村发现一东汉墓葬。出土陶楼一件，红胎绿釉，由四层组装而成，通高98厘米，有檐、廓、拱、厅堂、内室、墙、柱、窗、栏，纹饰满布不厌其繁。其奇特处在于第二层平座的前、左、右三面均向外升出超过第一层，不同于一般楼阁自下而上逐层递减的建筑模式。该陶楼与涡县大王店出土的陶楼造型一样，尤其是第二层类似戏剧舞台，对研究中国建筑史和戏剧史都有一定价值。
汉陶厕猪圈
1974年2月，寿县张李乡出土。上为厕所，下为猪圈，通高36.5厘米、底宽29厘米、进深32.5厘米，猪圈分左右厢，呈长方体(长32.5厘米×宽10.5厘米×高9厘米)，厢内各有一猪。中设七级垂带式台阶，平座宽34.5厘米、深13厘米。厢后部上承厕所平座，平座后半部为楼厕。厕内与底厢猪圈相通，厕所前部露天，厕所正中一间上起一亭，全器为绿釉。该器存寿县博物馆。
青瓷虎子
1973年3月，寿县申桥乡江拐村桥湾队的农民挖地时出土。器形矮胖，口外未贴虎首，腹部两侧刻划飞翼，提梁作绳状，底平微凹；通高17厘米、长24.5厘米、口径6.8厘米、提梁跨度9厘米；器胎灰白，器表通施青釉，开细小片纹。器形、纹饰、釉色均与浙江武义县三国吴墓出土的瓷虎酷似。推知其时代略为六朝前期。
贴花青瓷罐
1979年，城南门外窑厂工人挖土发现。罐通高22.5厘米、腹径19厘米、口径10.5厘米，口沿高2厘米、平底、足径9.5厘米、足高1.1厘米、壁厚0.8厘米，4个桥形系与4个“U”字形系相间立于器肩(形系已残2)；桥形系长2.6厘米、宽1厘米、高3厘米、圆孔径1.5厘米，间距8.5厘米的两道凸弦纹把器表分为上、中、下3层，上层紧挨上弦纹处以8组宝相花与8组莲蓬交错相贴；中层相间围贴以天狗、莲蓬各10个，天狗作奔跑状；下层以24组造型稍异的宝相花围贴一周，器胎白，内壁施满釉，外表由口沿至下弦纹处施釉，下弦纹以贴花处施釉，两道凸弦纹釉色暗褐，自下层宝相花纹至器底，有19条较粗流釉，釉呈玻璃质状，透明度较强，小开片纹。此等纹饰繁缛，图案错落有致之器，寿地尚属首次发现。考南北朝时，寿地佛教由于宋刘裕、梁萧衍的提倡而盛行。佛教内容的纹饰成为器物装饰的主要题材，该器釉色淡青微黄，与双门所出之隋瓷四系盘口壶的釉色、胎质相同，又与寿地所出隋寿州窑产品特征相符，故可认定为寿州窑产品。今存安徽省博物馆。
四系盘口壶
1964年冬，寿县双门乡李祠村祠东生产队一古墓中出土，今存县博物馆。
壶盘口、鼓腹、平底、器形修长，通高38.5厘米，盘口高3.5厘米、口径14.5厘米、最大腹周72.5厘米，底径13厘米、最小颈围14.5厘米、唇厚0.5厘米，壶颈呈两道凸弦纹，肩部一周贴四弓形复式系。器胎灰白夹沙，器表自口沿至腹下施青釉，釉面晶亮；腹以下未施釉，但有流釉三道，有两道流至壶底。釉面呈细开片纹，有削蚀现象。据壶造型及同墓出土之“开皇六年”砖(砖见本章陶器)铭考认为隋代寿州窑产品。 唐长沙窑模印贴花瓷注
1965年3月，寿县八公乡大泉村古墓中出土。注敞口、直颈、圆肩，直腹微鼓，大平底，两系及流下分别为模印贴花。器胎白，釉色青中闪黄，贴花处又复褐釉，通高22.2厘米，最大腹周56厘米。
流下贴宝相花。系下贴花，一侧为宝相花，另一侧为贴花人物。人物武将打扮，其身高约10厘米，头戴盔鍪，身着虎贲装，足登马靴，虬髯阔颌，双眉浓重，两目圆睁，左腿单立而微曲，右足抬起，脚心与左膝相对。面部、眼神皆侧向左前方。其姿式颇类戏剧舞台上的金鸡独立式造型。
此器物的发现，对研究长沙窑瓷器及我国古代武士服饰和舞蹈艺术，都具有一定的价值。
唐三彩贴花云龙壶
1965年，寿县茶庵乡新楼村古墓中出土。壶翻缘、卷唇、直颈、鼓腹、平底，龙首状流，龙形鋬通高27.8厘米、最大腹周60厘米，腹部作流云状贴花，“云”上器肩部作山峦状贴花，形似“山”字，如群峰错峙，流之下贴一圆形虎面。虎呲牙咧嘴，目如宫灯，眉似游龙，双耳如翼，须毛历历。器胎白，釉面呈细小开片，釉色以浅栗红为基调，绿色次之，黑色则点于阴影部份，显得主次分明。
4．造像
真武帝君及四天将像
铜铸，原在正阳镇玄帝庙内，1972年移藏寿县博物馆。
真武帝君像，通高1.76米，披发跣足，右手仗剑(残)，左手掐诀，身着铠甲，穆然兀坐于四面设有壶门的座上，像前铸玄武像，蛇绕龟身，合为一体(蛇头残)。像坐铸铭：“大明正德七年七月吉日铸造像人祖师一尊重四千斤天将四尊每尊一千二百斤。”
天将像四尊，分侍真武帝两旁，像高1.42—1.46米，身着铠甲，睁目挺立，像各有不同程度的残损。
上述造像系经铸、焊、雕刻等工序制成，形体匀称，纹饰流畅，神情生动，具有较高的工艺价值。196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文物局公布其为重点保护文物。
王灵官像
铜铸，原在正阳玄帝庙内，1972年移藏县博物馆，像高1.33米，身着铠甲，右手执鞭(残)，左手残缺，赤面三目；三目凝神注视，形像威严。像为明代铸刻，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平。196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文物局(65)文物字51号文件公布其为重点保护文物。
铜铸十八罗汉像
原在县城北门内圆通寺，1962年移入报恩寺。现存15尊。这些像体积不大(通高63—67厘米)，但神情意态栩栩如生，其造型则表现出简练浑厚的特点。由像背刻字知其铸造年代为明万历三十三至三十五年(公元1605—1607年)。1961年6月9日，安徽省文化局公布这些造像为省重点文物。
木雕大势至菩萨像
原置三圣庵，1963年移入报恩寺，原像腹部以下朽脱，面及两肩亦罅裂，残高1米，顶上有高髻，面圆浑厚，腮颊肥腴，下巴饱满，经省考古部门鉴定，为唐代所作。
木雕地藏王像 1963年3月由三圣庵移入报恩寺，像为趺坐，十指相交于胫上，施弥陀定印，低眉沉思，像高1.8米，经省鉴定，暂定为宋代作品。
5．金石书画
《忠肃王庙碑记》
南唐靖淮节度使刘仁赡，在后周柴氏进攻寿州之时，“竭力战守”，史称“生抗国难，死勤王事，夫妇忠节”，后周追封其为彭城王，至宋加谥忠肃。昔在城内西北隅建忠肃王庙以祀，明成化年间知州刘概重修，正德八年(公元1513年)知州林僖重修，刻立此碑。学正王洪恒作碑记。庙久圮，碑移存县博物馆。
黄庭坚《戏赠米元章》刻石
原立于寿县第三中学碑廊，1985年移今博物馆新修碑廊中，行书横幅(1040厘米×43厘米)，书24行共67字：“万里风帆水着天，麝煤鼠尾过年年，沧江静夜虹贯月，定是米家书画船。我有元晖古印章，印顽不忍与诸郎。虎儿笔力能扛鼎，教字元晖继阿章。”款落“山谷道人庭坚”。钤“黄氏庭坚”篆文印章一。
刻石一式二通，初为梁巘于乾隆四十年镌，后于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孙氏未斋恐其久拓剥灭，重刻一，云：“小黄梁闻山大令以书法传，主讲循理书院时得涪翁墨迹，摩勒上石，拓者不绝，余恐剥蚀，复镌之，置诸廊庑，以期不朽云耳。道光戊申未斋识。” 《选冠子》诗刻贴
元赵子昂书，一石，草书立幅，纵107厘米、横52厘米。文曰：幽斋独坐鸟声乐，私虑不干心地春。原藏循理书院。
《问政山歌》诗刻帖
一通二石，明董其昌书。草书，立幅。纵107厘米、横52厘米。原藏循理书院。
“士生一世”刻石
明董其昌书，一石，草书立幅，纵160厘米、横34厘米，原为孙未斋收藏。
“阊阖开黄道，衣冠拜紫宸”联刻石
“阊阖开黄道，衣冠拜紫宸”，明熊廷弼草书，纵160厘米、横34厘米。孙未斋收藏
“为国为民甘寂寞”刻石
明杨继盛书，草书，立幅。纵160厘米、横34厘米。联曰：“为国为民甘寂寞，却教桃李听笙歌。”原为孙未斋收藏。
“长安道上”刻石
明方震孺书，一石，草书，立幅，纵160厘米、横34厘米。文曰：“长安道路奔驰日，故国楼台典卖时。似此弟兄天下少，儿孙着眼断肠诗。”原为孙未斋收藏。
“戒严敦书”石刻
清梁巘书，萧景云附书于后。一石，草书，横幅，江宁王声远镌。
“循理书院碑记”石刻
一通八石，知州张佩芳撰文，梁巘书丹，草书，横幅，横108，纵40厘米。
“重修蜡庙记”刻石
张佩芳撰文，梁巘书丹，一石，草书，横幅，横200厘米、纵67厘米。蜡庙旧址在今寿县一中东侧。
《建裕备仓记》刻石
张佩芳撰文，梁书丹，一通三石，楷书横幅。横125厘米、纵68厘米。
“一静”大字刻石
清松筠书，一石，行书，横幅。横134厘米、纵66厘米。原为孙未斋收藏，左下角钤有“寿春孙未斋收藏金石书画记”印章。
“虎”字刻石
清王幼山书，一石，草书，号“一笔虎”。立幅，纵170厘米、横70厘米。王幼山，清末寿春镇总兵。
《创建寿州公学记》刻石
孙传撰文，汪寻书丹，楷书，通设界格，书体恭谨。汪寻，清末书法家，有法帖行于世。刻石为立幅，纵160厘米、横83厘米。
《寿春方君旭初神道碑》
碑高180厘米、宽60厘米，隶书，张树侯撰文、书丹并刻。民国18年方振武为父所立。
赵子昂“七字石刻”
七字为“南无释迦牟尼佛”，石嵌报恩寺大殿东尽间正面墙上，楷书，字大如斗，佛字居中上，“南无释”、“迦牟尼”分别排于“佛”之左右。
大殿西尽间正面墙上，嵌有梁巘撰书“右七字”跋文楷体石刻，说明“右七字”的来龙去脉。
“奉车都尉”
1961年寿县板桥乡史家大树村出土银质章一枚，上为龟纽，钮高1.5厘米，龟头昂起，4足挺立，极具动态。印呈方形，边长2.4厘米、厚1.1厘米，印面刻“奉车都尉”4朱文篆字，颇具平正通达之美。《汉书·表第七·百官公卿》：“奉车都尉掌御乘舆车”。“凡史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银印青绶。”置于武帝初，延至晋初，可证印为掌车之官印。今藏县博物馆。
“百廿寿”
清寿州孙蟠刻。孙蟠字石舟，号小巫山樵，清雍、乾间人，博学能诗，尤工篆刻，有《百廿寿印谱》。今县博物馆存有其中107方，朱白文兼具，大小篆皆有。
张树侯刻印
张树侯所刻印很多，县博物馆藏有“丹青不知老将至”印，方形(5.6厘米×5.6厘米)，窄边，朱文篆字。又有从省博物馆复印张氏所刻之印文13方，曰“吕氏私印”、“桂丛”、“花花世界”、“树侯书画之章”等，皆属精品。
东汉漆砚
1965年茶庵乡马家古堆东汉墓中出土。长方形，前部稍宽，尾部已残，残长18.6厘米、头宽8厘米、尾宽7.4厘米、圆池直径4厘米、边宽0.7厘米、边高0.2厘米、残厚0.3厘米，上髹黑漆，外加朱漆。文物部门根据该墓同时出有“货泉”、“大货五十”、“五铢”货币和变形云雷连弧纹铜镜等物推认，漆砚是东汉中期物。1983年曾列入《安徽文房四宝》赴京展出。今存县博物馆。
黄道周山水屏
黄道周，明福建漳浦人，天启进士，福王时官礼部尚书。工书法，善画山水、松石，著有《易象正义》、《三义洞》、《洪范明义》、《孝经集传》、《春秋揆》、《续离骚》、《石斋集》等书。县博物馆藏有其山水4幅，画幅纵240厘米、横46厘米，绢本，茶黄设色；山色运用勾勒手法又融细密皴法，每幅上方题草书体七绝诗一首，书法亦劲峭雄奇。题诗是：
一曰：“水落草縻一望低，晴岚相对小亭西。林深树密无人到，只有鸣禽隔叶啼。”诗后署“幼平”名款，钤“漳浦黄氏”、“石斋志画”篆体朱文两印章。
二曰：“老树尚兴天水影，却从高处挂斜曛。忽惊啼鸟一声去，飞出深山几片云。”诗后署“石斋”名款，下钤“漳浦黄氏”篆文朱印一方。
三曰：“深山静处更何求，闲到湖云复到鸥。老树撑天深不觉，片帆冲破一江秋。”诗后署“黄道周印”、“石斋”篆体朱文印两方。
四曰：“十年阔别情愈深，此日重逢见素心。为写故乡好山水，持杯相对共闲屏。”诗后题跋为“涵斋老年翁词宗，与予阔别十数年矣，岁丙子夏相晤甚欢，乞予作画，予于此道不轻为人涉笔，然以至好而兼久别，予亦乐得而为之，并题数章以志一时快事。”跋后署“黄道周”名款，下钤“黄道周印”、“石斋志画”篆体朱文印章二方。
张照楷书立轴
张照，清华亭(今松江)人，书法家，康熙进士，官至刑部尚书。县博物馆藏其《御制郑公笏诗》大幅楷书立轴，纵220厘米、横101厘米，7行，共94字，淡墨界格，字形长而挺俊，是“馆阁体”书法中之佳作。
萧景云行书条屏
萧景云，清乾隆时寿州人，书法从亳人梁巘。县博物馆藏有行书条屏多幅，又见安丰杨氏藏草书连屏12幅，文为《赤壁赋》(前后)。
薛鸿行书条屏
薛鸿，字翥江。清嘉道间寿州人，早年摹秦小篆和汉隶，后专意行草，学王孟津。县博物馆藏有其行草屏两幅，款为“道光己亥仲冬中旬临王文安公书”。书法界有谓其字天骨开爽，气魄沉雄。
孙家鼐对联
孙家鼐(有传略)书对联一，今藏县博物馆。对联为“馆阁体”，浑厚纯正，工力颇深，亦称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