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楚的祖先是黄帝之孙高阳氏，其后裔熊丽事周文王有功，周成王“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熊丽之孙)于楚蛮”。熊绎把中原文化带进了蛮荆，与当地土著文化相结合，经过约600年的互为渗透，融合为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区域性文化，即楚文化。
春秋时，寿县地区为六、蓼国土，属淮夷文化体系。楚人北上受挫于齐、晋后，就转向东方扩展。穆王四年(公元前622年)，楚灭六、蓼，后又灭舒、入巢，楚文化开始进入江淮地区。庄王时，楚令尹孙叔敖造芍陂(即今安丰塘)，加速了此地经济的增长，从而为楚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后来吴国崛起，江淮一带成为吴楚两国反复争夺的地盘，楚文化未能在这里渗透和产生影响。又过了若干年，情况发生了变化，越灭吴，但越“不能正江淮北”，而楚在西困于秦的情况下，不得不竭力向东找出路。怀王在位时(公元前328—前299年)，楚已先后灭蔡、占越，据有两淮与吴、浙。此地因陂田富饶，舟楫便利，逐渐形成市邑，商贸往来频繁，促进了文化交流，楚文化的影响日益扩大、加深。考烈王元年(公元前262年)，此地为春申君黄歇的食邑，始得名为寿春(寿，长久之义，吉祥之词；寿春含“为春申君寿”意)。在黄歇的积极经营下，建筑、熔铸、农业等都得到了较好的发展。二十二年(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徙都寿春，寿春的地位发生巨变，使这里成为楚文化的集中表现地。
楚徙都于此，贵族卿吏、将佐军士、工商庶民一时俱来，使寿春很快成为拥有数十万人口的大都会。国宝重器、金玉珠宝、甲车武器、日用器具乃至文赋书简、工匠技艺等楚文化的精华毕集于此。虽然不过19年而国亡，但寿春是楚迁都的“最后一站”，当时的宝器文物，除了被秦军劫掠、破坏部分外，大都被埋藏于地下，或散落于废墟中。如今这些文物，有的已经“重见天日”，而且品类丰富、绚丽多采，寿县遂被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一、楚文字
楚文字虽然不是起源、形成于江淮一带，但寿县出土的许多楚器上的铭文，说明楚文字是楚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同中原列国一样，楚国有它自己的文史典籍，如《孟子》所说的《梼杌》。楚文字是在夏商文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是由“象形”发展到“指事”、“会意”、“形声”及“转注”、“假借”的过程。通过不断地创造、简化和补充，逐步形成独特的风格。
楚文字与其它诸侯国文字相比较，单字数量最多。如没有众多的文字，楚国的一些重要文史典籍是表达不出来的。

二、楚郢都——寿春
楚郢都寿春，旧志记载包括楚考烈王城与今县城东南的南城(春申君城)。
《水经·淮水注》说：“淮水又东流与颍水合，东南经苍陵城北，又东北流径寿春县故城西，县即楚考烈王自陈徙此，秦始皇立九江郡，治此”。又一条说：淮水“径寿阳县西北，淝水从城西而北入于淮”。寿阳县，即今县城与南城(春申君故城)。
1．考烈王城
旧志称它是“废西寿春县城”，县为秦始皇所置，为九江郡治。《太平寰宇记》说：“废寿春县在(寿春)县西四十里，考烈王徙都寿春，城即考烈王所筑；西南小城楚相春申君所居。”明嘉靖《寿州志》说：“废寿春城在州西四十里，晋修为淮南郡(治)，内有楚王祭淮壇，《六典》曰安丰军(宋时，其地属安丰县)、古寿春。”光绪《寿州志》说：“废西寿春县，在州西南四十里，一名楚考烈王城，城中有祭淮，其东北隅有棘门”(棘门，即戟门，君王居处为禁区，门前列戟以为警戒)。嘉庆《凤台县志》以为“废西寿春县在今州城西南之丰庄铺，值淮水东北处”，“黄歇死所也”。据《史记·春申君列传》载：歇闻楚王卒，自棘门入，为李园伏死士侠所刺，斩其头，掷之于棘门外。
楚王负刍五年(公元前223年)，秦将王翦率兵60万灭楚，俘负刍，尽掠宫室，城宇亦毁。考楚始建此城至国亡，时仅19年。城为土筑，近水曲，因国力衰落，内外交困，宫室的营建殆不可能宏伟壮丽，继以兵燹，又经历2000余年风摧水击，陵谷变迁，终于湮没(今丰庄铺北约4公里近淮水处有残余古遗址，待考)。
按：嘉庆《凤台县志》是县令、著名方志家李兆洛所修，时凤台县治在寿州城内春申坊，故对此地史事有较详记载。
2．南城(春申君城)
即春申君城，在楚徙都来此后又扩建的。因其址连接今县城东南两方，故旧志称它是南城、廓城。光绪《寿州志》据《水经注》论证说：“寿春县故城，亦曰南城，即今州城其(之)外廓，包至今东陡涧，并淝水而北，至东津渡，又并淝水而西，尽于大香河入淝处……其地绵延曲折三十余里”(大香河，即芍陂渎，出于芍陂大香门，古时纵贯南城；宋重建城池后，其水径城南三里桥注入南门城濠，径东门沿城下，北入于淝)。南城究竟有多大?其确切界址因城垣夯土倾圮，年代久远，难以勘定。但根据出土文物分布状况与现代高空遥感摄影分析，其规模确实不小。所以司马迁说：“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见《史记·货殖列传》)。这里是楚国贵族将吏、士庶工商聚居的地方，所以地下文物十分丰富。其闹市称为东都街，当是对考烈王城而言。
春申君城是南城的基体。楚考烈王元年(公元前262年)任黄歇为令尹，赐淮北十二县，号春申君。此地先属淮北蔡国，乃为春申君食邑；寿春得名当在此时，而市邑的形成应更早于此。楚怀王时，此地已是商贸往来要津。《史记·春申君列传》后序：“太史公曰：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考楚徙都寿春，不过三年，而黄歇死，可见其宫室的营建，当在徙都之前。清嘉庆二十年(公元1815年)因淝水冲决田沟，在今城东门外柏家台孜附近发现唐代严公(名密，生前是州吏)墓碑，有志文曰：“咸通五年(公元864年)秋八月中旬，窆于寿东二里黄公乡春申坊，附先茔也。”可能春申君故城遗址就在城东南近郊柏家台孜、邱家花园一带；现在这里不断有楚器、金币等文物出土。而宋代重建城池后，城内自东至北称为春申坊，大抵是出于“存古意”；今县城内东、南一带，在春申君故城范围内，也不可能。1985年4月，在柏家台孜附近、寿蔡公路旁发现规模宏大的古建筑遗址，联系司马迁所说“宫室盛矣哉”，可能就是春申君的殿宇。志之以待后考。
考烈王城与南城(春申君城)东西相距约19公里，连同错落其间的屯营、吏治等诸小城，构成了庞大的郢都——寿春，人口约30余万。
今县城系重建于宋代。
三、孙叔敖造芍陂
孙叔敖，期思人，楚庄王时(公元前613—591年)任令尹。《通志》说：“孙叔敖相楚，尝起芍陂径百里，灌田万顷”。《史记·循吏列传》称赞他“施教于民，上下和合，吏无奸邪，盗贼不起；秋冬则劝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嘉靖《寿州志》说：“孙叔敖作芍陂，大兴水利，寿人至今德之，立祠祀焉”。又说：“旧有白芍亭，汩而为湖，因名芍陂。”
芍陂，在寿县城南30公里处。旧志说：“亦曰期思陂，又称龙泉陂，今名安丰塘。”芍陂别有三名，当与水源、地名有关。
古芍陂来水有三源：沘水(今作淠水)是第一水源。《汉书·地理志》：“沘水，沘山所出，北至寿春入芍陂”；“如(《水经》作濡)溪水，首受沘水，东北至寿春入芍陂”。旧志说：“沘水乃芍陂最大水源，孙叔敖造芍陂，必导源于沘水”；“沘水出霍山(大别山)，流经古期思地，水始大，于六县北分流注于芍陂”。所以淮南王刘安有赋云：“决期思之水，灌雩娄之野”；《宋史·循吏传》亦以“芍陂为期思陂、期思塘”。
《水经注》曰：“淝水东北径白芍亭东，积而为湖，谓之芍陂，周百二十里，陂有五门，吐纳川流”。淝水是芍陂水源之二。
《读史方舆纪要》云：“龙穴山水，发源于六安州龙穴山(山在今六安市东25公里处)，由莱河(一曰蔡河)会番山、白堰河、石堰河水，经朱灰革入芍陂。”此是芍陂水源之三。因龙穴山下有龙池，是出水处，故芍陂亦称龙泉陂。晋伏滔《正准论》“龙泉之陂，良畴万顷”，本此。 南朝梁析寿春县南部地置安丰县，芍陂在安丰县境内，故又称为安丰塘。
旧志引《华夷对境图》说：“芍陂周二百四十里。”如按《通志》所说“芍陂径百里”，则其周当在300里左右。《读史方舆纪要》指出：“陂之北为寿春，东为古成德县(前汉置)，西则雩娄，南接六安国”；可知芍陂始建时的面积甚大。汉以来，淠、淝两水源逐渐堙塞，或失道，陂地由外向内，自高而卑改为田亩，是以陂面日益减小。今陂北岸孙公(叔敖)祠内，有石刻《古塘图》，据图测其界址，与郦道元《水经注》陂周百二十里之说大致相仿。明清时，芍陂来水，仅赖龙穴山一源，兼纳龙穴山以西约390平方公里花水循老塘河入陂。至于今日，陂周已不过30公里，陂面较前虽已大为缩小，但从淠东干渠引水(综合古时水源)入陂，源足流畅，灌溉面积已由建国前的8万亩增至63万余亩。
楚建芍陂，对此地的经济发展起了重大作用。泽及后世，其效益至今有增无减。历代之所以重视寿春，与芍陂水利是分不开的。自东汉至明代，芍陂灌区一直是屯田的重点地区，屯田可以足兵食，可以寓兵于耕，是备战、备荒的上策。故此地虽时有战乱，而历代尚能注意护陂保水，这也是芍陂所以能经历2500余年而不废的原因之一。
(参见本志《水利》、《农业》章。)
四、楚金币(郢爰)
建国前，在寿县境内发现的楚金币，见之于文献资料的，有郢爰41块，陈爰2块，专爰1块，字金板2块，共46块，总重量约800克。
建国后，截至1987年，寿县共出土楚金币172块，总重量达24637.1克，占全国各地出土量总和的四分之三以上。1986年2月13日，城东南近郊油坊村农民周景好挖鱼塘，一次出土金板38块，其中有郢爰印记的28块，无印记的10块，总重量达10061克。先后出土于寿县的楚金币，以郢爰为最多，其次是卢金，陈爰、专爰、字金板很少。
1．郢爰：寿县发现郢爰的最早记载，是宋代沈括《梦溪笔谈》所说：“予尝于寿州渔人处得一饼，言得于淮水中，凡重七两余，面有20余印，背有五指及掌痕，纹理分明”(当是用手捏泥范所铸)。但沈括没有认出它是楚国所铸的金币，而将印记误释为“刘主”，以致长期被认为是淮南王刘安所铸的“印子金”。直到清光绪年间，金石家方濬益、方孝杰父子释为“郢爰”，始公认为是楚国官家所铸的金币。
2．卢金：成色低于郢爰、陈爰。1979年8月在东津公社门西村出土6块，块重205—266克，上有圆形印记16—22个。卢金，一说铸于卢戎国(楚的附庸，位于今湖北省襄樊市西南)；一说铸于卢国(今安徽省庐江县西至舒城县境内)，卢为楚邑。
3．陈爰：陈即春秋时陈国都城(今河南淮阳)。民国时，寿县发现2块，被认为是楚徙都于陈时所铸(楚惠王十二年、公元前479年灭陈；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拔郢都即江陵，楚迁都于陈，后又徙寿春，而秦灭楚)。1972年在陕西省咸阳市一次发现陈爰金板8块，因此有人怀疑陈爰是陈国所铸，楚得之于陈，秦又得之于郢，都是“战利品”。
4．专爰：专即鄟，春秋时为邾国邑(在今山东省东南部)，鲁灭邾，鄟入于鲁；楚考烈王七年(公元前256年)楚灭鲁，鄟为楚邑。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在寿州城南二里桥发现残存印记的专爰1块，重5钱4分(合16.9克)。国内已发现的仅此。或为楚取鄟以后所铸，或为楚灭鲁时所得。
5．字金板：在发现上述专爰的同时、同地，还发现字金板2块；1974年在河南省扶沟县古城村又发现2块。，与蔡字通假，故被释为蔡。春秋晚期，蔡昭侯迁都于下蔡(今凤台县)，寿地属蔡，后楚又灭蔡，故此金能在寿州近郊发现。
寿县出土的整版郢爰、卢金，呈龟壳形(冷缩所致)，其印记排列如龟纹；版块长为5.9—8.3厘米，宽为4.6—9.7厘米，厚为0.3—0.6厘米；印记数在16—22枚之间，每版块重一般为262—268克，约为楚制1斤。
此外，还有批量或零星出土的铜贝，当是楚的辅币，大都是紫铜所铸，形如瓜子，长约1.5厘米，宽约1厘米，民间称之为瓜子金、鬼脸子。县境各处，暴雨后时有捡获；发现窖藏的可多达数斤。建国后，出土枚数以万计。

西楚、南楚的汝汉、洞庭、丽水、豫章都是产金地区，故楚黄金之多冠列国。寿地不产金，而发现的楚金币比湘、鄂楚故土要多得多，除了在徙都前后改铸的部分外，大部分应是徙都时由贵族豪富转移至此的；在亡国时，有的被埋藏，有的则随家室的毁坏而失落，逃者未归，人死金弃，所以金币有批量出土的，也有零星出土的。
五、楚青铜器的铸造
青铜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标志之一。楚青铜器是楚文化的代表物。大型青铜器如鼎、鐘，被视为社稷、王权的象征；一般鼎、敦、簠、簋、壶、鑑、盘、尊、斝之类，是贵族、卿大夫的生活用具；而戈、矛、戟、剑、钺、矢镞等又是必备的武器；此外，尚有用于祭祀、鼓乐、书简、车舆与百工、农业生产等方面的一些器具。当时的青铜器，对于国计民生至关重要，所以国家十分重视并予严格管理。如《周礼·地官司徒》：“矿人，掌金、玉、锡、石之地，而为之厉禁以守之”；《冬官·考工记》：“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而设“攻金之工”六氏。
楚国的大工尹，就是百工的主管官，其下属为集尹、尹与令等。出土于寿县的“鄂君启金节”，其铭文中就有“大工尹睢以王命、命集尹、尹逆、令阢为鄂君君之铸金节”语句。“鄂君启金节”是按王命而铸造的，但楚器中如“寿春鼎”，则又说明楚国青铜器的铸造，并不完全集中于国家。所谓“”，是聚敛器物、收管货贿的机关(或库)。“大”是属于楚王的，如“鄂君启金节”铭文：“如载马、牛、羊以出内(入)关，则征于大”；又如“大腐铜牛”等，就都是楚王的铸物。至于“寿春鼎”，则应是寿春邑所铸，也许是春申君的铸物。
楚国青铜器的铸造，不仅在数量上为列国之冠，而且在质量上也居于上乘。荀子来楚国，被春申君任命为兰陵令，他很赞赏楚国的冶铸技艺，说：“刑范正，金锡美，工冶巧，火齐得，剖刑而莫邪已。”
春秋时，吴越的冶铸技术是比较先进的，特别是在兵器的锻造方面，为列国所不及。战国时，楚东侵占有江淮地区，楚文化与吴越文化的交流与日俱增，并互相渗透而逐渐融合。
民国时期，寿县李山孤堆楚幽王墓出土的矛，中心有血槽，两翼有倒刺形回纹，骹部有“王”字形饰纹，被认定是楚铸的越式矛。又有鼎，长足外撇，重心稳，其造型充分反映了吴越风格。其他如簠、敦、簋、壶、鑑等，蟠螭矫然，云纹细繁，间有金错银镶，制作极其精美；同春秋时期的楚器相比较，无论是造型、装饰与实用性，都有明显的改进。
楚青铜铸器工艺精湛、美观、耐腐蚀，入土两千余年而不毁；主要原因是楚人讲究冶铸技术，广招能工巧匠，任用“铸客”。在楚幽王墓出土的一千多件青铜器中，有铭文的有30余件，其器体大都镌有“铸客”字样。所谓“铸客”，一般是指从列国、外地来的(或延聘、或自荐)冶师、铸师与技工。“铸客”与当时卿大夫养士之风盛行有关，史传春申君门下食客多至三千人(就宾主而言，食客中也包括本国人)，其中不无“铸客”。“客”有籍，并受到主人的礼遇。《战国策·楚策四》：“汗明见春申君，谈卒，春申君大说之，召门吏为汗先生著客籍”。入籍之客，即按规定等级享受客的待遇。楚幽王墓出土的铜器中，有铸成不过14年即入于墓葬的鼎，也就是在徙都寿春前一年所铸，这可能出于春申君门下“铸客”之手。“铸客”促进了青铜器冶铸技艺的交流，取长补短，不断提高、更新冶铸水平，这是青铜器在旧中国时期达到鼎盛的原因之一。
六、鄂君启金节
1957年，在寿县城东南近郊邱家花园出土“鄂君启金节”4枚，其中车节3枚，舟节1枚。金节镌有铭文，车节149字，各节铭文相同；舟节164字。1960年在原地又发现舟节1枚，铭文与前节相同。现车节、舟节均藏于国家历史博物馆。
鄂君，名启，是楚怀王的族叔。《史记·楚世家》记载：周夷王时(公元前894—877年)楚(王)熊渠立其长子康为句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周夷王死，厉王立，甚暴虐，熊渠畏其伐楚，遂去王号。鄂王熊红的封地在今湖北鄂城，鄂君启是他的后代。
金节，铜质，错金为铭文，制于楚怀王六年(公元前323年)。5节可以合成一个形如竹筒的圆环，据此推测，两种节应各有5枚。
车节：长29.6厘米，宽(弧)8厘米，厚0.17厘米。铭文(9行，行16字)为：“大司马昭阳败晋师于襄陵之岁，夏之月，乙亥之日，王居于茂郢之游宫。大工尹睢以王命、命集尹、尹逆、令阢为鄂君启之铸金节。车五十乘，岁能返。毋载金、革、黽、箭，如马、如牛、如特，屯十以当车；车如桔徒，屯廿廿(二十)棓以当一车，车以毁于五十乘之中。自鄂往、庚易丘、庚邡城、庚禾、庚畐焚(或作埜)、庚繁易、庚高丘、庚下(蔡)、舟节：长31厘米，宽(弧)8厘米，厚0.17厘米。铭文(9行、行18字)为：“大司马昭阳败晋师于襄陵之岁，夏之月，乙亥之日，王居于茂郢之游宫。大工尹睢铸金节。屯三舟为舿五十舿，舿岁能返。自鄂往，逾湖，徒(涉)汉，庚庚芑昜，逾汉，庚郢，逾夏，内，逾江，庚庚松昜，内浍江，庚爰陵，徒(涉)江，内湘，庚，庚昜，内，庚鄙，内、沅、澧、，徒(涉)江，庚木关，庚郢。见其金节则毋征，毋舍桴饲；不见其金节则征，如载马、牛、差以出内关，则征于大，毋征于关。”
(两节所镌古文均略，释文与标点未必完全正确，仅供参考。)
据铭文，金节是楚怀王发给鄂君启的从事商贸活动的“通行证”，节上具体规定了车船数目、行程路线、往返时间(一年)、运载货物种类与税征、就舍(驿)等事项。按节载准予经过的地方来看，东到江淮，南下彭蠡，西入巴蜀，北及豫中，基本上包括了楚国的全境。
“鄂君启金节”制作精美，汇冶、铸、镌、嵌的高水平工艺于一体，文字书法流畅，繁简并存，充分显示了楚文化的光辉。它的发现，不仅为研究战国楚的商贸而且也为研究楚文字、楚冶铸技艺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七、墓葬与出土文物
寿县地区多古墓。已发现的楚墓中，楚幽王墓是大型墓葬；县东南10—20公里处的楚卿大夫墓属中型墓葬；1956年安徽省博物馆(筹备处)在城西南双桥集北清理了两座楚墓，属小型墓葬(墓主或为士，或为上层庶民)：其一为木椁墓，未见随葬物；其二为土坑墓，出土随葬品有铜剑、铜敦及一些灰陶器鬲、豆、壶、盘、斗、勺等；两墓的结构形式与两湖地区的楚墓大致相同。
1．楚幽王墓 墓址在寿县城东南25公里处的朱家集(今属长丰县)附近，发掘前称李山孤堆(离散孤堆)，封土高出地面2米以上，径约百余米，周约400米。嘉靖《寿州志》说：“州东南五十里，俗传相王冢”，不知是否指此。
民国12年(公元1923年)，当地农民在附近农田耕作中偶然发现青铜铸器有鼎、壶、簋、镐与带钩、镜、车马饰具等，后为蚌埠外侨瑞典人加尔白克所得，现藏瑞典首都皇储搜集部。22年，寿县大旱，当地乡保士绅以度荒为名，从河南请来墓师3人，经勘察，断定是古墓，即行开挖，平地以下“坑内土层极硬，锹鎯当致折口”；24年，当地人又继续进行发掘。这两次发掘，虽没有挖及椁室，但已取出不少器物，均被瓜分变卖。著名的“曾姬无壶”(一对)就是在第二次挖掘中出土的。
民国27年(公元1938年)，国民党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令其驻寿县所部彻底挖掘，这次有组织的大规模行动，挖出了棺椁。据郭峙一《亲历记》记述与现场目击者口述，综合情况如下：大约挖至10余米深时，始到墓底。椁室有九，中央主室每边各有两厢；用四棱大木密密排比，共有长约10米，粗约70厘米见方的栗色木条100余根，纵横排列成高约2米的大小不同的十字方格，中央的大方格(主室)长约4.5米，宽3米以上，木棺置于其中；棺长约3米，宽、高均为1米，呈朱红色，光泽鲜艳如新。棺盖与四壁均饰以龙形浮雕；未封钉，揭开棺盖，内壁洁白如雪，骨骸已化成灰，仅存头发一束，棺室内有铜铎(可能是小型编钟)30余个，每个重1.5—2公斤；彩色花面石70多块，块长约25厘米，宽约10厘米，厚约5厘米，当是编磬。棺的两旁各置大铜灯一个，每个重约50—60公斤。棺前有铜鼎3件，每件重100—150公斤；正中置铜剑1把，长约1米，剑柄上有浮雕的龙，拭去泥土，光彩仍然耀目，绝非常剑可拟；又有直径约34厘米的绿色翡翠球一枚。主室周围的8个厢室中都有器物，而以东边两厢室中较多。这些记述，是研究楚国君王葬制的宝贵资料。
1983年6月，省有关部门对墓址进行清理、钻探：
①封土：挖掘后，覆盖范围直径约200米。
②墓道：为一隧。位于墓的正东，长22.4米，东端(入口)宽10.3米，西端(接墓坑)宽15.6米，熟土筑壁，壁的厚度自东向西递增，为25—27厘米。
③墓坑：地面墓口近正方形，东西长为41.2米，南北宽为40.2米；墓口四面向下为9级台阶，逐层收拢，墓底面积按坡度(台阶)与深度(约10米)测算，不小于300平方米。
④棺椁：因掘墓人不识历史文物的真正价值，心目集中于搜寻“宝物”，以致坑室被破坏，使棺椁结构无法论定。有人认为是一椁一棺，但这与九阶、九室不相称，也不符合王者身分。如按古制“天子之棺四重”(见《礼记·檀弓上》)，“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见《庄子·杂记》)，至少应是重椁重棺。
楚幽王墓在国内已发掘的楚墓中是规模最大、年代与墓主人确切、出土文物最多的诸侯王墓葬。其出土文物，据估计至少有4000余件，其中青铜器有1000余件，重要的大件有200余件。开始发掘，就引起轰动，中、外古董商、古玩收藏者云集，竞相套购，以致大批文物流失，国外有，民间有，毁弃的也有。现在国家征集的只是一小部分，台湾也收藏了一部分，在安徽省博物馆收藏的器物中，具有代表性的如楚大鼎(重约400公斤)、楚王酓肯匜鼎(重42公斤)、四兽平底鼎(即，共9件，件重约50公斤)、集脰太子鼎(共15件，大小不一，最高的54厘米)等。
2．蔡昭侯墓
蔡与楚长期交往，关系密切，曾两度为楚所灭。蔡文化受楚文化的影响既广又深，故列入楚文化体系。
1955年5月，寿县治淮民工在城西门内北侧取土加固城墙时，发现甬钟两件，引起县人民政府的重视，当即报告省、地，组织发掘。
墓葬位置，向西至城墙脚约40余米，向南至西大街约280米。墓型为接近正方形的竖井土坑，无墓道，墓口平地(含已先挖成水色)南北长8.45米，东西宽7.6米，深3.35米；墓底长与墓口相等，宽为7.1米。墓坑南壁底部有一低0.26米的长方形小坑，南北为1.12米，东西为1.62米。
墓坑正中略偏南有长2.4米、宽0.8米的漆棺痕迹，满铺朱砂一层，厚约2厘米。朱砂下面有玉珮1副，并有玉璧与扁形玉环等，其间排列着圆形、三角形、长方形的金叶；偏东处有铜剑1把，剑锋向南；墓主人的骨骸未能保存下来，从玉饰、金叶的排列次序与铜剑的位置看，宛似人形卧地，可知是头北足南。坑底东南隅有残缺人骨架1副，直卧，足亦向南，上部与铜剑平行，未见葬具痕迹。其左下侧有车马器、兵器。考蔡昭侯是在去吴国时被迫杀致死的，这副残存人骨可能是其御者，或与昭侯同时死，或以后杀之陪葬的。
随葬物如鼎、钟、鬲、豆、盉、方壶、鉴、盘、尊与编钟、编鎛等都置于墓坑北部；墓坑的东南隅除车马器、兵器外，尚有一些小铜器、骨器；西部以兵器为多，也有一些小铜器、骨器；墓坑南壁底部长方形小坑内有绳纹陶片与陶鬲足，可能是给陪葬者的。
出土随葬物经整理后共584件，其中青铜器486件，玉器51件，金饰12件，骨器28件，残存漆片与陶片6件，砺石1件。青铜器中较大的鼎、新共44件，最大的通高69厘米，口径62厘米，腹围197厘米。部分青铜镌有铭文，反映了弱小的蔡国周旋于吴、楚两大国之间的困难处境。蔡侯盘与尊的铭文各有92字，为蔡侯嫁其姊与吴王时所铸；吴王光鑑有铭文52字，是吴王之女嫁蔡时所赠。在蔡侯钟上的铭文82字中，有“辅左楚王”等词句。由此可知蔡国一方面与吴国结成姻亲以为外援，另一方面又要讨好于楚国，而最后仍为楚国所灭。
八、楚文物珍品
曾姬无壶：民国22年(公元1933年)出土于寿县李山孤堆楚幽王墓，当即引起史学界注意，因为在中国史书上并没有关于曾国的记载。后来曾国的遗物不断在湖北、河南一些地区出土，在湖北随县又发现了曾侯乙墓，终于证实了曾国的存在。曾姬无壶，同型两件，属一对。壶身通高1.24米，口径32厘米，底径36厘米，各有铭文39字。据考证是楚宣王时(公元前369—340年)所铸。
楚王章酓剑：出土于楚幽王墓，剑总长50厘米有零，宽4.7厘米，重0.85公斤。铭文为“楚王章音为赵□土□□用□□征”。
鎏金铜版：出土于楚幽王墓，共有60余件。较大的长7.1厘米，两端中间稍凹，一端宽为7.1厘米，另一端宽为4.4厘米，重0.6公斤。正面排列三横三纵9个方格。每格中镌有阴文“郢爰”印记字样，背面子素。一说是冥币，又一说是铸造“郢爰”的版模。
大铜牛：1956年出土于县城东南近郊邱家花园，铜牛体长10厘米，作伏卧状，前脊高5厘米，后股高4.5厘米，造型极其生动，似为供赏玩用品。牛腹下镌有“大之器”4字；“大”，是楚王收藏器物、货贿之所。
寿春仓苋：1961年，天津市文化局收集到楚鼎1件，通高23.4厘米，口径20.2厘米，盖上伏3兽，中央有活动环钮，高足，具有越国风格；玲珑隽巧，艺术性很强。盖边镌有铭文7字，前4字经释为“寿春仓苋”，据认为当是在安徽省寿县出土，可能是春申君的铸物。仓是储谷之所，苋或是仓官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