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市场
民国及其以前时期，粮食、油料(脂)均在市场自由交易，城镇乡集处处有私营粮(油)行主持互市，买卖双方视供求势态而论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粮食、油料(脂)的购销仍以市场自由成交为主。1950年秋，国营中国粮食公司在寿县设立办事处与基层营业所，参与市场，根据平抑物价、利农的原则，视行情而经营购销。
1953年11月，实行统购统销，关闭粮食市场。1954年冬，县粮食部门择点设立类似旧粮行交易所42个，主持灾区、非灾区调剂余缺，严禁投机、囤积。1957年8月，关闭交易所，粮食余缺调剂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内部进行。1959年初，有条件地开放粮油市场，县粮食部门在8个较大市镇(包括城关、正阳)设立交易所，按上级规定，不得在场外成交，不得高于统销价，购粮须交足粮票或抵减供应计划，值困难时期开始，黑市米价每市斤3元左右，交易所形同虚设，维持至次年底，再度停闭。1961年秋，为适应农村实行责任田包产到户后的新情况，省定由各地基层供销社设粮油交易所，主持余缺议价调剂。1962年9月，停止责任田包产到户，粮油交易所改由粮食部门统一管理，按"管而不死，活而不乱"原则管理市场；县粮食部门择点设交易所44个，配经理、会计、市场管理人员共186名；至1964年底，省令撤销交易所，关闭粮油市场。"文化大革命"中，将粮油交易所视为"资本主义尾巴"而进行批判。虽然市场已经关闭，但民间互通与调剂并未停止。1978年冬，省令在国家粮食部门统管下重新开放粮油市场，自由议价购销，民间的互通与调剂由"隐蔽"复转向公开。
1983年，中央决定各县在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前提下，允许多渠道经营粮油贸易。寿县粮油资源素较丰富，市场迅趋活跃。1985年以来，县内除国家粮食部门已设立的交易所50个外，另有集体、个体所设粮油贸易货栈、交易所连同米面油脂加工、复制品厂坊经营粮、油与粮油制品者达500余家，午秋旺季，日上市量约10万斤；其贸易量甚至超过国家粮油食品系统，上市品种，应有尽有。
二、国营粮食企业经营议价购销
寿县国营粮食企业经营议价购销，始于1963年春，当时基层粮站所设立的交易所，除主持供求调剂外，并按议价(比照市价厘定)收购下市粮、油，用于县内地区与行业间的补充供应，但仅经营一年即奉命停止；此一年内，交易所为国家增购粮食近900万公斤。1978年12月，重新开放粮油市场后，粮食部门恢复经营议价购销。省定购销管理原则是"省外管紧，省内管活，边缘管紧，内地管活，长途管紧，短途管活，大宗管紧，少量管活，紧缺品种管紧，一般品种管活"。
1983年实行多渠道经营后，寿县国营粮食企业以"主渠道"姿态进入市场开展大购大销，起着龙头作用。各基层粮站、议价公司经营所、粮油交易所成为发挥"主渠道"作用的基地，随行就市论价，吞吐调节，灵活自如。县粮食部门并多次派员去外地推销议价粮。另外，为解决粮食"涨库"问题，减少国家财政补贴，经上级批准，将部分平价统销粮转为议价粮向外地推销，至1985年4月中央通知停止"平转议"为止。
三、粮油市价
清光绪年间，在城关地区，纹银1两，可购中熟米1石(约260市斤)。民国时，抗日战争以前，银币(或法币)2元，可购米2斗5升左右；抗战期间，法币贬值，粮价一涨再涨，民国33年时，中熟米1斗(约26市斤)值法币120元；次年7月，值1000元；日本侵略军投降时，法币大量流向收复区，此地米价大幅度回落，每米1斗降至400元左右，但好景不长，数月后重新上升，且涨幅甚大，主要是大后方大面额通货流入所致；35年4月，斗米值高达3600元；36年初，涨至万余元；37年4月，斗米值20万余元，竟至一日数涨，尤其是在金圆券发行后，涨势更猛，年底，寿县处于解放前夕，城关斗米喊价金圆券25元，但有价无市。有使用银币者，每圆可购米5升(约13市斤)左右。至于食油，城乡多有油坊，盛行以料换油，市场有担售者，则以料换算议价，以黄豆为例，每100斤可换油8-9斤和豆饼80-85斤(不收加工费)，黄豆市价低于熟米约2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年物价趋于稳定，粮食、油料(脂)自由购销，米价每市斤在700-1000元(旧币)之间，食油市斤价5000元(旧币)左右。实行统购统销以后，在粮油市场开放期间，价格始终高于国家统销牌价。1960年灾后缺粮，黑市米价每市斤3元。1983年实行粮、油多渠道经营后，市场日益活跃。1987年秋，中等籼米每市斤价0.40—0.50元，菜籽油每市斤价1.50—1.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