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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建国以后，本县农业发展大体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年～1957年，为农业生产发展时期。通过土地改革，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多种形式，逐步发展为初级社和高级社，实现农业合作化，完成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本县干部和农民，投入兴修水利、土地平整、推广良种、新式农具、药剂治虫、积肥、造肥运动，竭力推行“三改”(即：改变午收比重，改种高产作物，改进耕作方法)。1949年农业生产值4895万元(已折换为新版人民币，下同)，1957年为8209万元，比1949年增长67．7％，平均每年递增6．7％。1957年主要农作物产量与1949年相比：粮食329013050公斤，增长63．8％；油料16475700公斤，增长2．23倍；麻类7814850公斤，增长2．04倍；茶叶867050公斤，增长35．4％。
第二阶段1958年～1961年，为农业生产下降时期。从1958年夏收开始，本县一些地方大放高产“卫星”，出现了浮夸风；秋收秋种时，全县各地抽调大批劳力大办钢铁，农业生产受到影响，同时，人民公社化运动，打乱了互助合作化的管理体制、劳力组织和社员生活，农业生产搞大兵团作战，大办公共食堂，否定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出现平均主义的共产风和追求高指标而推行生产改革的瞎指挥风。加之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农民生产热情受到挫伤，农业生产降到建国后的最低水平。1958年农业产值为5527．4万元，1959年为4850．7万元，1960年为4031．6万元，1961年为3389．3万元，平均每年递减15．1％。1961年主要农作物产量与1958年相比：粮食为173066700公斤，下降24．3％；油料2095500公斤，下降81．5％；麻类2181700公斤，下降79．8％；棉花117150公斤，下降59．8％；茶叶541550公斤，下降40．3％。
第三阶段1962年～1965年，为农业生产恢复时期。1961年全县90％以上生产队推行了“责任田”(即：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办法)，充分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对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起了决定性作用。1962年缩小人民公社规模，停办公共食堂，恢复“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所有制形式，重申“四固定”(即：土地、劳力、耕畜、农具)政策，纠正“一平二调”(即：穷富拉平，无偿调拨)，强调生产队的自主权，并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家庭副业产品。这一系列正确措施，进一步调动农民劳动积极性，使濒于崩溃的农村经济开始回升。同时在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后，贯彻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提倡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狠抓粮食生产。随着淠史杭灌溉工程发挥效益，扩种绿肥，扩大春播作物，推广矮杆高产水稻良种，加强植保建设手段，促进全县农业生产全面地恢复和发展。1965年农业产值达8206万元，比1962年增长53．6％，平均每年递增15．4％。主要农作物产量与1962年相比：粮食319102150公斤，增长28．8％；油料707050公斤，增长18．3％；棉花1166050公斤，增长3．6倍；麻类7544550公斤，增长1．5倍；茶叶910000公斤，增长42．4％。
第四阶段1966年～1977年，为农业生产徘徊时期。“文革”期间，在批判“不为错误路线生产”、“唯生产力论”的影响下，农业科研、教育、推广部门机构瘫痪，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但在毛泽东主席“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下，学习大寨人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以治水改土为重点，对山、水、田也进行了一些卓有成效的治理。但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推行一套极左政策，表现在所有制上，搞穷过渡，改变核算单位，又刮起了“共产风”；在分配上，取消按劳分配原则，搞平均主义；在副业上，大搞割“资本主义尾巴”，取消社员自留地，关闭农村集市贸易，堵死正当家庭副业；在种植上，大批“三个萝卜两个瓜”，强调单一种植，反对多种经营。诸如上述，给农业生产造成十分严重恶果。1970年8月，国务院召开北方农业会议，针对农村中存在问题，重申了人民公社现阶段的基本政策。本县深入贯彻，调整社队体制，恢复社员自留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纠正以大队核算体制，体现按劳分配原则，允许生产队有因地制宜的种植权。同时，县举办两次千人学习班，认真贯彻中央(71)82号文件和省委二十条试行规定，对纠正农业上极左错误，起了一定作用。如在农田建设上，湾畈平整土地，格田成方8万亩；丘陵、山地改坡造梯田、改河造田10．5万亩；在农业上以推广双季稻为重点的农业“四改”运动(即：一季改双季、劣种改良种、稀植改密植、沤水田改绿肥田)。1977年本县双季稻扩大到47万亩。当年农业产值为14305万元，比1966年增长1．4倍，比1971年增长33．7％，比1976年下降8％。自1973年起连续五年产值徘徊在1．3～1．5亿元。主要农作物产量与1966年相比：粮食458246750公斤，增长57％；油料8875850公斤，增长1．49倍；棉花1624250公斤，增长58．8％；麻类5825400公斤，下降15．4％；茶叶1011300公斤，下降14％。
第五阶段1978年～1986年，为农业生产振兴时期。1981年春，全县农户全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长期没有解决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问题，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随之，中共中央于1982、1983、1984、1985连续四年发出一号文件，对进一步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和活跃农村经济，作出了许多重大休养生息的政策，加速了本县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使农作物布局逐步合理化，农村中粮、桑、茶等专业户大批涌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1986年农业产值39594万元，比1978年增长46．3％，种植业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78年85．6％下降为71％。主要农作物产量与1978年相比：粮食529631300公斤，增长13．4％；油料34531850公斤，增长2．25倍；麻类46794850公斤，增长3．49倍；蚕茧56300公斤，增长2．4倍；茶叶945950公斤、棉花683250公斤，较1978年略减。
第一阶段1949年～1957年，为农业生产发展时期。通过土地改革，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多种形式，逐步发展为初级社和高级社，实现农业合作化，完成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本县干部和农民，投入兴修水利、土地平整、推广良种、新式农具、药剂治虫、积肥、造肥运动，竭力推行“三改”(即：改变午收比重，改种高产作物，改进耕作方法)。1949年农业生产值4895万元(已折换为新版人民币，下同)，1957年为8209万元，比1949年增长67．7％，平均每年递增6．7％。1957年主要农作物产量与1949年相比：粮食329013050公斤，增长63．8％；油料16475700公斤，增长2．23倍；麻类7814850公斤，增长2．04倍；茶叶867050公斤，增长35．4％。
第二阶段1958年～1961年，为农业生产下降时期。从1958年夏收开始，本县一些地方大放高产“卫星”，出现了浮夸风；秋收秋种时，全县各地抽调大批劳力大办钢铁，农业生产受到影响，同时，人民公社化运动，打乱了互助合作化的管理体制、劳力组织和社员生活，农业生产搞大兵团作战，大办公共食堂，否定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出现平均主义的共产风和追求高指标而推行生产改革的瞎指挥风。加之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农民生产热情受到挫伤，农业生产降到建国后的最低水平。1958年农业产值为5527．4万元，1959年为4850．7万元，1960年为4031．6万元，1961年为3389．3万元，平均每年递减15．1％。1961年主要农作物产量与1958年相比：粮食为173066700公斤，下降24．3％；油料2095500公斤，下降81．5％；麻类2181700公斤，下降79．8％；棉花117150公斤，下降59．8％；茶叶541550公斤，下降40．3％。
第三阶段1962年～1965年，为农业生产恢复时期。1961年全县90％以上生产队推行了“责任田”(即：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办法)，充分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对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起了决定性作用。1962年缩小人民公社规模，停办公共食堂，恢复“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所有制形式，重申“四固定”(即：土地、劳力、耕畜、农具)政策，纠正“一平二调”(即：穷富拉平，无偿调拨)，强调生产队的自主权，并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家庭副业产品。这一系列正确措施，进一步调动农民劳动积极性，使濒于崩溃的农村经济开始回升。同时在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后，贯彻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提倡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狠抓粮食生产。随着淠史杭灌溉工程发挥效益，扩种绿肥，扩大春播作物，推广矮杆高产水稻良种，加强植保建设手段，促进全县农业生产全面地恢复和发展。1965年农业产值达8206万元，比1962年增长53．6％，平均每年递增15．4％。主要农作物产量与1962年相比：粮食319102150公斤，增长28．8％；油料707050公斤，增长18．3％；棉花1166050公斤，增长3．6倍；麻类7544550公斤，增长1．5倍；茶叶910000公斤，增长42．4％。
第四阶段1966年～1977年，为农业生产徘徊时期。“文革”期间，在批判“不为错误路线生产”、“唯生产力论”的影响下，农业科研、教育、推广部门机构瘫痪，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但在毛泽东主席“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下，学习大寨人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以治水改土为重点，对山、水、田也进行了一些卓有成效的治理。但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推行一套极左政策，表现在所有制上，搞穷过渡，改变核算单位，又刮起了“共产风”；在分配上，取消按劳分配原则，搞平均主义；在副业上，大搞割“资本主义尾巴”，取消社员自留地，关闭农村集市贸易，堵死正当家庭副业；在种植上，大批“三个萝卜两个瓜”，强调单一种植，反对多种经营。诸如上述，给农业生产造成十分严重恶果。1970年8月，国务院召开北方农业会议，针对农村中存在问题，重申了人民公社现阶段的基本政策。本县深入贯彻，调整社队体制，恢复社员自留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纠正以大队核算体制，体现按劳分配原则，允许生产队有因地制宜的种植权。同时，县举办两次千人学习班，认真贯彻中央(71)82号文件和省委二十条试行规定，对纠正农业上极左错误，起了一定作用。如在农田建设上，湾畈平整土地，格田成方8万亩；丘陵、山地改坡造梯田、改河造田10．5万亩；在农业上以推广双季稻为重点的农业“四改”运动(即：一季改双季、劣种改良种、稀植改密植、沤水田改绿肥田)。1977年本县双季稻扩大到47万亩。当年农业产值为14305万元，比1966年增长1．4倍，比1971年增长33．7％，比1976年下降8％。自1973年起连续五年产值徘徊在1．3～1．5亿元。主要农作物产量与1966年相比：粮食458246750公斤，增长57％；油料8875850公斤，增长1．49倍；棉花1624250公斤，增长58．8％；麻类5825400公斤，下降15．4％；茶叶1011300公斤，下降14％。
第五阶段1978年～1986年，为农业生产振兴时期。1981年春，全县农户全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长期没有解决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问题，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随之，中共中央于1982、1983、1984、1985连续四年发出一号文件，对进一步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和活跃农村经济，作出了许多重大休养生息的政策，加速了本县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使农作物布局逐步合理化，农村中粮、桑、茶等专业户大批涌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1986年农业产值39594万元，比1978年增长46．3％，种植业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78年85．6％下降为71％。主要农作物产量与1978年相比：粮食529631300公斤，增长13．4％；油料34531850公斤，增长2．25倍；麻类46794850公斤，增长3．49倍；蚕茧56300公斤，增长2．4倍；茶叶945950公斤、棉花683250公斤，较1978年略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