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年间，涡阳地方派别势力强，斗争激烈。各派之间，为争夺权位，互相倾轧，各自寻找后台。1929年，王藩庭与周德轩发生龃龉，王告状至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38年后，地方派别的斗争未受战争影响而缓息。解放战争期间，各派地方势力为保持各自其在县境的统治地位，一致与共产党为敌。但是，这一切都不能挽救其灭亡命运，1948年5月，地方势力随国民党县政府的垮台而分崩离析。
帮会
〔理门公所〕
理门公所，清时设立的公开组织。主持公所的称“当家的”。凡想加入，须托先加入的人向“当家的”介绍，得到允许后，便跪神发誓：“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誓罢，当家的授以“乾元亨利贞”五字。意是：“一心灭大清”。在理之人须戒烟酒，并有劝戒烟酒之责。
〔红枪会〕
1938年7月，土匪若干股自永城、宿县南下。月余，青疃集一带几十个村庄被抢一空。当时，红枪会首领计议联合抗匪。士绅唐步五、史文治、魏德熙等乘机加入红枪会，窃居为首领。姜庄一战，打败北来的土匪李洪彦部，获不少武器。从此，红枪会声望日高。当月末，有日军约200人，经青疃途步去临涣方向。张楼、李大庄、鲁庄等村的红枪会汇集，分两路向日军进攻，毙敌30余名。首领吴提梅率众追杀从临涣集出来骚扰的日军，歼敌数名。后日军反击，队伍被腰斩两截，冲入吊桥内的吴提梅、魏老五、吴廷松、李进俊四人壮烈牺牲。
1938年8月，国民党石弓区长张观涛，带区队到王林庄逼债，被红枪会击溃，张观涛当场毙命。红枪会令将人头割下，在殷庙集示众数日.事后，国民党县政府派武济昌为司令，率常备队及部分区、乡武装，分3路至青疃、殷庙一带进行镇压。杠枪会公推魏德熙、唐步五、高希良为首领，在大袁庄集中3000余人。分3路包围高寨的国民党军队。因会众都是未经训练的农民，伤亡100多人，仍未攻克高寨。之后，吴糟坊、唐圩两战，国民党军队伤亡数十人。经魏学涛、王文学、马学品等人从中调停，双方停火。撤回原地。
1938年10月，魏德熙暗中拉拢土匪，纠集近百人队伍，并联系会众2000多人，扬言攻打涡阳县城，为红枪会死难者报仇。当时，国民党涡阳县政府惊恐万状，派人从中和解，并任命魏德熙为涡北剿匪大队长，魏德熙得了官位，便令会众撤回。
1939年，龙山集以南的大部分村庄成立红枪会。新四军游击支队曾派人打入内部，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该会曾为抗日战争作过贡献。1948年，涡阳解放，该会解体。
〔红学会〕
红学会，又称“大红门”，敬奉“元始天尊”。1931年，由亳县传入曹市区。当地地主以“防匪”、“看家”为名，请红学“法师”布道，发展组织。道内分“点传师”、“引进师”、“坛主”、“道众”等阶层。每村设“学东”和“学长”。县境主要道首是涡阳单集西小冯庄人冯效思。抗日战争初，入会人数达1400多人。解放前夕，“红学会”勾结国民党军队催粮派款，对付共产党地方武装。1948年4月11日，冯效思纠集道众300余人在曹市暴动，被共产党的地方武装平息。冯效思等7名道首被当场击毙。
解放后，该组织被县人民政府取缔。
〔老牛会〕
老牛会成立于1947年，会员多系土匪，兵痞，达2000多人。入会者信奉“牛神”，以白布或白手巾裹头为标志。会首王丹山、魏洪杰、李贵甫等。
该会受国民党县政府指使，多在佛镇、双庙等地活动。会内分大队、中队、分队，有枪百余支。1947年12月，国民党县政府集中老牛会员1300多人，驻守芡河一带，与共产党涡亳县花沟区队为敌，后打了一仗，被击毙20余人。解放后，该会被县政府取缔，会首王丹山被镇压。
〔天门道〕
“天门道”又名“神师道”，1937年由阎集乡刘大庄(现属利辛县）刘金兰创办。刘金兰原名刘香山，因咽喉处生一撮长毛，身上有斑点，借此扬言是“龙须”、“龙鳞”，“明朝后裔，有皇帝之分”。组织效法封建帝王，设三宫六院七十二妃。朝内设四科：政事科，刘金兰兼任，负责政治、军事及管理道内印信；文学科刘继雨；德行科刘继敏；言语科张兴邦。道内分：教主、祖师、大小领袖、引路侯等。编制为团、营、连、排、班；行政机构设有县、区、乡。有县长、区长、乡长等职。
凡入道者，须有两个道友介绍。在老道友家设临时香坛，上供“天地君亲师”，“尚师皇帝”、“祖师”等牌位，摆供果24碗，香一束，黄表火纸各一叠，由大领袖以上职务的道首主持，子时入场。入道者挂上道牌(道牌系布制，1块银元1个，由入道者购买），烧香求道，问答完毕，即算入道。
1939年至1950年，天门道在阜阳、六安、蚌埠等地，发展道徒10万余人。涡阳县天门道徒主要分布在高炉、吴桥、丹城、曹市、双庙5区及义门区一部、西阳区北部，遍及128个村，道徒3400余人。
1948年后，地主、恶霸、土匪、特务分子加入天门道，道内成立“反共委员会”，组建”中央建国军”等武装组织，解放军渡江战役前夕，天门道散布谣言，扰乱群众支前工作。并宣称，“刘金兰是真龙天子”，立年号为“尚明”，定于1951年为“尚明元年”，并要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封车大姐、车二姐、余跌及其妹，以及殷广德的女儿等14人为“娘娘”，暗设密室，传授仙体，奸淫妇女，无恶不作。1949年5月5日，刘金兰率正、副总司令李洪奎、李永若、胡成新，太师宫战亮，并肩王赵化仁，在涡阳、蒙城、阜阳等地，纠集会众2万余人，袭击蒙城县人民政府、公安局、三义区等，波及15个区、71个乡。在县境，天门道5次暴动，最大的1次在大冯庄。其暴乱均平息。后天门道被人民政府取缔。
〔八大金刚〕
民国初年，马骐骧、王、刘姓是涡阳的望族。本世纪20年代，马骇骤、马朴仙、马朝治、王瑞堂、王兰、王行吾、，刘乡谷、刘静章8人，虽未在县政府任职，但以其势力操纵和左右地方政权，被称为“八大金刚”。
八大金刚中，姓马者为首富，土地绵延，屋宇连片，清嘉庆年间创立宗祠。王、刘两姓次之。三姓均在祠内设自治会，联络族谊，名为“自养、自教、自卫”，实为扩充宗派势力。三姓还合办盐行。马姓开钱庄、当铺等，为涡阳商界之首。逢历届县政府要员到职，以利引诱，以势逼压，左右地方政权，排斥打击异己。历届地方政权也利用“八大金刚”势力，清除政敌。1929年，罗立中任县长，因与县自卫团团长何芳轩有仇，到任第二天，以重金收买“八大金刚”分子马子良、马惠卿，将何骗至县政府杀害。罗于第三天只身逃离。
〔黉宫派〕
周德轩、武继昌以扩大办学校为名，委派其培养的“工农师范”和“乡村师范”的亲信学生，担任校长、教导主任和教员。后以教转政，让校长兼任联保主任、保长。因师范学校设在黉宫，故称这批人为“黉宫派”，30年代，把持涡阳的政治界、教育界。
为扩充派别势力，黉宫派曾与魏德熙挂钧，让魏的部下魏延年、魏良弼、刘建元、李怡章等8人打入县政府自卫团担任中队长。此外，黉宫派办有“三友印刷公司”。当时，不少旅外的大学生回乡后，由于与黉宫派挂不上钩而失业。
〔玉皇派〕
本世纪30年代初期，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创办自治区训练所，召收各县知识分子受训，涡阳参训的有杨海全、葛毅民、葛惠民、李洪仙等人。当时黉宫派把持涡阳县的政府机关和教育界，杨等虽持有省政府结业证，仍难谋得位置。后来，杨与地痞张绍卿、孙锦川、张曜卿以及势力较弱的士绅杨基周、王霞轩、张岳生、张显学、马子良、刘赤峰等拧为一股，反对黉宫派。因常在城内玉皇庙活动，故称为“玉皇派”。
为平息两派之间矛盾，国民党县政府也起用玉皇派成员。如杨海全为新兴区区长，杨岳生为义门区区长，孙锦川为工会会长，王惠轩为第一区区长，李洪仙为龙山区区长，葛毅民为石弓区区长，葛惠民为曹市区区长，王霞轩为商会主席，张绍卿为财政局长。
“玉皇派”成员大都出身豪门，由于财力雄厚，权势甚强。至30年代末期，逐步排挤和取代“黉宫派”。
〔十人团〕
1940年，李品仙把持安徽大权，以抗日为名，在金寨县训练县、区、乡、镇人员。涡阳县原镇长王藩庭，小学校长夏慈轩，训练结业回县，跃为县财务委员长和区长。当时，县参议会内派别斗争激烈，王藩庭、刘树元、魏少华、王光人，夏慈轩、何仲豹、梁修容、孙景轩、戚景尧、王养之10人，结为一派，俗称“十人团”后人数发展众多，特聘孙锦川、马寿延、刘轶千。王惠轩4人为顾问。其余人员，系官方在职人员，均经省、县训练。
“十人团”主要人员窃居要职，把持县政的有：王藩庭，县参议长，总理县军事、政治、财粮、教育、党务、社会团体等有关单位的重大事宜。魏少华，副议长兼县训练所教育长。夏慈轩，县政府教育科科长，下属有初中校长李完白，师范校长夏肇南，督学纪仙逢，督学刘斌夏、宋梅村。何仲豹，银行经理、粮食主任委员。戚景尧，田粮处科长、银行副经理。王光人，商会主席、益中烟草公司董事长。马寿延，民众自卫队副总队长。刘树元，十二纵队司令。丁结民，警保大队长。王子良，军事科长。孙荣轩，负责全县人事任免、调动。梁修荣，县政府建设科长。丁景周，建设主任委员。
属“十人团”派的，县党部9名计划委员会中有6名。县参议会57名参议员中有40名。全县300多名保代表均属“十人团”派系。
1940年起，“十人团”是县内势力最大的派别。其政治主张、军事路线，积极追随国民党顽固派，与新四军为敌。1949年1月，国民党县政府县长李瑞五，代理党部书记长王惠轩，派兵包围新四军六支队驻涡阳联络站，抓走工作人员3名。同时，指派地方团练，夜袭吴桥、新兴、马店、宝冢等抗日根据地。1944年10月，“十人团”伙同国民党县政府县长邵雨桥，党部书记长宫逸仙，在涡河南岸增派民工万余人，强迫挖河，建碉堡，阻挠新四军南下。东自西阳，西至大王店，沿河筑大碉堡83座，小碉堡300多个，设军事据点10余处。沿涡河15公里之内林木砍光，祠堂、庙宇及私人房屋被拆除。1946年10月，蚌埠、怀远两地解放，“十人团”的何仲豹、刘树元、戚景尧等到徐州拜见刘峙。夏慈轩、魏少华等拜见驻守阜阳十四绥靖公署司令官李觉。王藩庭、王光人等赴南京拜见自崇禧，要求增兵涡阳，妄图挽回灭亡命运。
涡阳全县财粮经济，自1940年至1948年，都由“十人团”控制。1940年，王藩庭任财委长，何仲豹任金库主任。两人合伙盗卖县公有发电机1部及全部零件归己。1941年1月，王藩庭、何仲豹逃至佛镇集，以新四军攻袭为由，将20余万元公私存款攫为己有。1940年至1948年3月，承包军粮、代购粮、壮丁安家费、骡马价款、救济粮及新四军六支队在河北食用之粮，均被“十人团“扣留。其中部分粮款被其贪污。
在教育界，“十人团”强迫教、职员参加国民党，学生参加“三青团”，违者，轻则解聘，开除学籍；重则报请特务机关或国民党党务机关处理。1941年，县立中学教员单一民，因不愿加入国民党，被抓至国民党县政府，遭严刑拷灯。高炉集一学生不愿加入“三青团”，遭枪击，因流血过多而死亡。
1946年后，“十人团”主要成员逃离县境。
匪患
自30年代至解放初，匪患遍及全县。多则为千余人一股，少则几人。县境以北为主要活动地区。
县内土匪分为两类：一类为股匪，以抢劫货物为生，无固定地点。大股匪持有枪械，小股匪聚则为匪，散则为民。另一类为官匪，即白天为官兵，夜间为盗匪。
30年代初，匪徒猖撅。较大股匪有张学良、李志英部，龙山一带侯老四部，石弓一带荆献雨部，曹市一带周德轩、马朝臣、于明善部，牌坊一带黄继昌部。1933年，李志英率土匪数千人，攻打张村铺(今属利辛县）。守张村铺的县常备大队大队副杨汝钦，向县政府求援。县政府派中队长魏德熙率队伍增援，魏惧怕土匪，行至半路，退回县城。张村失守，杨汝钦等100多人全部被杀。涡北牌坊是受匪扰最严重的地区。白天三人一簇，到农民家派粮要款。入夜，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王安乡有匪头目300多人。民谣流传：“碰见苏玉伯，花钱一大堆。碰见常德运，倾家没法混。碰见燕老汉，人死一大半。碰见黄家兵，九死只一生。碰见王兰兴，领儿落场空。”据解放初期调查，王安乡29个村庄，被土匪抢去牲口145头，衣被2232件，粮食55200公斤。奸淫妇女58人，杀害群众37人。
1939年，新四军游击支队进驻涡北，匪患收敛。1941年东撤后，涡北匪患又起。当时，土匪有十杀之称：“征粮不缴者杀，派款不送者杀，旷缺官工者杀，乱说乱动者杀，有仇有隙者杀，剥衣不给者杀，强奸不从者杀、欠税不清者杀，抓丁逃避者杀，拉牛违抗者杀，”王安乡张庄农民，抗拒土匪抢劫，一次被杀者6人，内有杨文志、杨文林兄弟俩。燕任庄一次被杀16人，燕本信一家5口被杀绝。1948年，土匪伙同被没收财产的地主，抢劫杀人。丹城李村地主李明君，勾结土匪胡贯君，将李庄掳劫一空，打死朱德纯夫妇。
县内典型的官匪是魏德熙部，魏曾任巡官、大队长，率队入村，训示部下：“除石槽、对窑子(石头钻成，喂牲口、加工粮食用）不拿外，别的什么都要。”曾经任国民党游击支队队长的王丹山，名义上率兵守备县城，至夜鸣枪入店抢劫。
解放初，土匪与国民党军队残部、特务、反动会道门互相勾结，全县约有土匪500人，大多在县境边缘接合部活动。活动方法：以特务为核心，土匪为骨干，煽动会门暴动；打入共产党地方政权内部，搜集情报，拉拢动摇分子，控制乡政权，伺机暴动；暗杀共产党基层干部；预谋暴动，推翻共产党政权；抢劫、欺压群众，扰乱社会治安。1950年3月，县政府在涡阳与邻县结合部，成立剿匪指挥部和工委。是年9月，县境土匪基本肃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