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一节 宗教
一、佛教
阜南县的庙宇年代最早的是柴集铁神庙，建于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明代建的有于集洪林庙和万历四十四年（1614）的桂庙。大部分庙宇建于清代，已知有20多座，如乾隆年间建的刘家庙，乾隆五十年（1785）建的王店集老庵庙，咸丰十年（1860）建的王店铁佛寺，同治八年（1869年）建的阎家庙，光绪元年（1875）建的新村集三姑娘庙。
民国时期，提倡“废庙兴学”，佛教的社会影响逐渐削弱。1934－1936年，阜阳地区各县成立佛教组织，今阜南县境内佛教活动属阜阳县佛教会管理。抗日战争时期，寺庙破败，佛教日趋衰落。
建国后，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1952年，安徽省人民政府在全省范围内对佛教进行了调查统计，阜南县有寺庙20座。土地改革后，庙产土地被分配。农业合作化后，大部分僧尼还俗参加农业生产或社会工作。有的被评为劳动模范，有的当了小学教师，有的成为国家干部。全县尚有僧尼9人，多为年事已高的老人。1958年“反右派”、“大跃进”运动后，在宗教受到冲击的情况下，省宗教局拟定了全省一批列入保护范围的寺庙，其中阜阳地区3所，阜南县没有一所。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所有寺庙均遭冲击毁坏。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党的宗教政策，阜阳地区经批准开放的3处寺庙，均不在阜南县。对尼姑岳会光、王守信、马付音以及和尚崔远修等8人，中共阜南县委统战部每年都给予适当的生活补助。
1982年，阜南县有僧尼6人。1985年全县有僧尼2人，因年事高、无庙宇，故无佛事活动。但有些庙会仍年年如期逢会。
表180寺庙概况表
二、道教
道教是土生土长的具有中国历史性与民族性的宗教。被道教奉为教祖的老子，其故里就在涡阳城北郑店村。与涡阳同在一个地区的阜南县，历史上道教的兴起和发展都受到很大影响。但随着历代统治阶级宗教政策的变更，道教几经兴衰。一些寺庙住进道士，一些宫观住进僧人的现象也是常有的。清代，因满族信奉喇嘛教，重佛歧道，对道教加以限制，禁绝“聚会念经、执旗鸣鼓、聚众拈香”。严令“巫师道士跳神驱鬼邪以惑民心者处死，其延请跳神逐邪者亦治罪”。因而宫观破败，道士穷困，道教处于衰微状态。但道教思想仍植根民间，祈祷斋醮活动成为民俗的一部分，一直流行到民国时期。
阜南县的道观，有建于元代中期的柴集五岳庙，规模较大，民国时期尚有房28间。清代嘉庆十年建的曹集东岳庙有房11间。中岗东岳庙是清末建的，有房14问。民国25年（1936）阜阳道教协会成立，属于今阜南县境内的道士归阜阳道教协会管理。至建国前，阜南只有少数称为“端公”（属道教真大教派）的为人“叫魂”、“求雨”、“开财门”。建国后均已绝迹。
三、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约在唐永徽年间（650—655）传入中国，唐宋之际由长安东传中原，由东南沿海传至扬州及淮颍，传入阜阳地区时间不晚于北宋。阜南县伊斯兰教与阜阳全地区同样，在教派上属于逊尼派，在教律上均为哈乃斐派。
清真寺是穆斯林叩拜真主和祈祷的地方，是穆斯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此各族穆斯林都是围寺聚居，自成一坊。阜南县中岗清真寺属阜阳地区最早建立的清真寺之一，据说建于南宋（一说建于明代）。焦陂清真寺在全地区也较著名。元代，回民民族形成后，信奉伊斯兰教的人数增多。明代，朱元璋起兵皖北，军中将士多有回民，伊斯兰教得以发展，清代前期因严厉镇压西北回民起义，伊斯兰教在内地也受到限制，清中叶以后才有发展。
民国时期，因孙中山倡导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回族地位提高，伊斯兰教在阜阳地区有进一步发展。因阜阳地区穆斯林均为回族，回族在内地多聚族而居，又以聚居城镇为主，故阜南县穆斯林多集中居住中岗（占全县总数80％）、焦陂、曹集。
建国后实行民族平等，宗教信仰自由。按照宪法规定的宗教政策，清真寺只是为满足穆斯林宗教生活的需要，阿訇亦只是宗教领铀，无宗教特权。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清真寺拥有的土地被合理分给回民群众。1958年推行宗教制度改革，将清真寺在土改时保留的少量土地全部划归人民公社所有。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清真寺的一切正常宗教活动被完全停止。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得到落实。伊斯兰教逐步落实清真寺房产，并进行了整修。1982年以后，中岗、焦陂两座清真寺相继开放，并新建城关清真寺一座。中岗清真寺约有穆斯林2200人。焦陂清真寺约有穆斯林750人，城关清真寺约有穆斯林200人，各清真寺建立了民主管理委员会，简称“寺管会”，团结广大穆斯林进行正常宗教活动，走爱国爱教道路，每年“开斋节”都举行庆祝活动。穆斯林的政治地位也得以提高，阿訇海万象还被选为阜南县政协常务委员。
四、天主教
天主教于清代鸦片战争后传入阜阳地区。
清光绪十年（1884），意大利籍神父在公桥集南头用200块大洋购乔天凤家20亩地建教堂，分东西两堂。东堂占地12亩，主建筑为教堂10间，堂内可容纳教友800人，堂东为神父隐修楼（二层），楼北20间平房为男教友宿舍，东有鱼塘、厨房、菜园。路西为西堂，占地8亩，为女修院，有女修楼二层3间。楼西10间平房，是女教友宿舍。教堂除进行宗教活动外还开设诊所，免费或少收费为教友看病。教友千余人。意籍传教士杜神父、卜神父、柴神父相继到公桥传教。
神父楼曾因神父买办与八里王庄农民王四、王五发生矛盾而被二人放火烧毁，意籍神父到阜阳强迫县衙重修，索取的银元用独轮车推回。并与当地土豪劣绅相勾结，豢养打手买办六七人，养有狼狗，警戒森严。1948年秋，公桥解放，外籍神父被遣送回国，中国籍牧师宋振榜、王老爱回原籍，教堂房屋被乡政府和粮站拆除翻建。
五、基督教
19世纪以后，国内外基督教发展多样化，教派林立，主要有内地会、安息日会、自立会、中华基督教会、浸信会等。各种教派纷纷差派教士传教，并深入内地，组织传教机构，称作“差会”。内地会是各教派中在阜阳发展最大的教会。
民国26年（1937），临泉县长老于洪图在新村集陶殿勋家开堂礼拜，传教到天棚、柴集等地，信徒450人。于洪图和陶殿香、陶友真、薛学永等并倡议脱离“差会”势力，“自立、自养”，走自办教会道路。同年，袁集刘显亚、刘亚东、翟金刚、李德平、陈其坤成立五人传教小组，在袁集、朱寨、四十里铺、三塔等地传教。并有阜阳“内地会”之美国人黑牧师、罗牧师往来其间，宣传《圣经》，散发福音小册子。由“布遂团”、“传道组”、“查经班”等组织游行传道。阜阳布遂团在朱寨利用逢集日，扛着大旗、敲锣打鼓，大街小巷，四处传教。与之同时，李输臣、郜结甫、李老经、郭勤章等在中岗、曹集等地传教。
民国27年，基督教传入赵集杨前坡及薛集、方集、地城等地。由阜阳县西南教区杨其元任第八教区区长，有信徒325人。至民国34年今阜南境内共有基督信徒2532人，以三塔、新村、朱寨等地居多。
民国28年，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由阜阳安息堂传入三塔，安息日会信徒280人。
建国前，阜南境内共有基督徒4870人，聚会点93处，建立公共教堂十余所。新中国成立后，基督教解除了外国“差会”的控制。在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指引下，广大教徒独立自主地办教会，各派系结束了以往相互排斥的局面。
1951年，皖北行署开展对基督教各种情况的调查，割断与外国教会的经济联系，成立“基督教革新委员会”。土地改革运动时，宗教活动暂停。1953年重新恢复，1954年成立了“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自治、自养、自传）。
1954年，新村人杨以端代表阜南县基督教徒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第二届全国基督教会议后，在全县基督信徒中传达了会议精神。这时期共有信徒5630人（其中安息会300人），较建国前增加15.6％。
1958年实行宗教制度改革，阜南县31处聚会礼拜堂停止活动。1963—1964年“四清”运动时期，信教人数下降，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宗教界同样遭冲击。有10所教堂被关闭，90处家庭聚会点停止礼拜，50多名教牧人员被游街批斗，烧《圣经》150余本。信徒由5600余人下降到2842人。
1980年5月，基督教爱国人士唐效禹被特邀为县首届政协委员。同年10月县召开了全县11个区（镇）57位代表参加的基督教代表会议，会上成立了阜南县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筹备小组。1982年，贯彻中共中央19号文件，县“三自”筹备小组向全县基督信徒印发了《信徒守则》，并对全县206个聚会点进行整顿，按信徒人数和地区情况合并为52个。对借传道之名骗取财物、搞迷信活动的给以批评教育，为“三自”爱国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83年，经过清查，打击了以李守常为首的“呼喊派”和以杨之恩为首的流氓集团，有力地抵制了国外宗教反动势力的渗透以及揭露了他们借传教搞流氓、迷信活动，在教内散布异端邪说，制造混乱，煽动教徒反对“三自”；在教外扰乱社会治安，破坏“四化”建设的违法犯罪行为，教育了广大群众。在此基础上，经省、地批准，先后开放了城郊区的大张庄、大杜庄，朱寨区的朱寨、袁集，赵集区的赵集等5个基督教活动点。1984年5月，县正式设置了民族宗教事务科，管理宗教行政事务。同年，开放了地城区张老庄活动点，1985年春又开放了柴集区的柴集、新村，三塔区的三塔，黄岗区的东张寨、吴大庄等5个活动点，全县基本上实现了基督教宗教活动正常化。共有教徒11000余人，较1949年前增加二倍多。
1985年6月25日，正式成立了阜南县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全县有9个教会点正在兴建教堂。
表181几个时期的基督教信教人数统计表
阜南县的庙宇年代最早的是柴集铁神庙，建于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明代建的有于集洪林庙和万历四十四年（1614）的桂庙。大部分庙宇建于清代，已知有20多座，如乾隆年间建的刘家庙，乾隆五十年（1785）建的王店集老庵庙，咸丰十年（1860）建的王店铁佛寺，同治八年（1869年）建的阎家庙，光绪元年（1875）建的新村集三姑娘庙。
民国时期，提倡“废庙兴学”，佛教的社会影响逐渐削弱。1934－1936年，阜阳地区各县成立佛教组织，今阜南县境内佛教活动属阜阳县佛教会管理。抗日战争时期，寺庙破败，佛教日趋衰落。
建国后，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1952年，安徽省人民政府在全省范围内对佛教进行了调查统计，阜南县有寺庙20座。土地改革后，庙产土地被分配。农业合作化后，大部分僧尼还俗参加农业生产或社会工作。有的被评为劳动模范，有的当了小学教师，有的成为国家干部。全县尚有僧尼9人，多为年事已高的老人。1958年“反右派”、“大跃进”运动后，在宗教受到冲击的情况下，省宗教局拟定了全省一批列入保护范围的寺庙，其中阜阳地区3所，阜南县没有一所。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所有寺庙均遭冲击毁坏。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党的宗教政策，阜阳地区经批准开放的3处寺庙，均不在阜南县。对尼姑岳会光、王守信、马付音以及和尚崔远修等8人，中共阜南县委统战部每年都给予适当的生活补助。
1982年，阜南县有僧尼6人。1985年全县有僧尼2人，因年事高、无庙宇，故无佛事活动。但有些庙会仍年年如期逢会。
表180寺庙概况表
二、道教
道教是土生土长的具有中国历史性与民族性的宗教。被道教奉为教祖的老子，其故里就在涡阳城北郑店村。与涡阳同在一个地区的阜南县，历史上道教的兴起和发展都受到很大影响。但随着历代统治阶级宗教政策的变更，道教几经兴衰。一些寺庙住进道士，一些宫观住进僧人的现象也是常有的。清代，因满族信奉喇嘛教，重佛歧道，对道教加以限制，禁绝“聚会念经、执旗鸣鼓、聚众拈香”。严令“巫师道士跳神驱鬼邪以惑民心者处死，其延请跳神逐邪者亦治罪”。因而宫观破败，道士穷困，道教处于衰微状态。但道教思想仍植根民间，祈祷斋醮活动成为民俗的一部分，一直流行到民国时期。
阜南县的道观，有建于元代中期的柴集五岳庙，规模较大，民国时期尚有房28间。清代嘉庆十年建的曹集东岳庙有房11间。中岗东岳庙是清末建的，有房14问。民国25年（1936）阜阳道教协会成立，属于今阜南县境内的道士归阜阳道教协会管理。至建国前，阜南只有少数称为“端公”（属道教真大教派）的为人“叫魂”、“求雨”、“开财门”。建国后均已绝迹。
三、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约在唐永徽年间（650—655）传入中国，唐宋之际由长安东传中原，由东南沿海传至扬州及淮颍，传入阜阳地区时间不晚于北宋。阜南县伊斯兰教与阜阳全地区同样，在教派上属于逊尼派，在教律上均为哈乃斐派。
清真寺是穆斯林叩拜真主和祈祷的地方，是穆斯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此各族穆斯林都是围寺聚居，自成一坊。阜南县中岗清真寺属阜阳地区最早建立的清真寺之一，据说建于南宋（一说建于明代）。焦陂清真寺在全地区也较著名。元代，回民民族形成后，信奉伊斯兰教的人数增多。明代，朱元璋起兵皖北，军中将士多有回民，伊斯兰教得以发展，清代前期因严厉镇压西北回民起义，伊斯兰教在内地也受到限制，清中叶以后才有发展。
民国时期，因孙中山倡导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回族地位提高，伊斯兰教在阜阳地区有进一步发展。因阜阳地区穆斯林均为回族，回族在内地多聚族而居，又以聚居城镇为主，故阜南县穆斯林多集中居住中岗（占全县总数80％）、焦陂、曹集。
建国后实行民族平等，宗教信仰自由。按照宪法规定的宗教政策，清真寺只是为满足穆斯林宗教生活的需要，阿訇亦只是宗教领铀，无宗教特权。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清真寺拥有的土地被合理分给回民群众。1958年推行宗教制度改革，将清真寺在土改时保留的少量土地全部划归人民公社所有。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清真寺的一切正常宗教活动被完全停止。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得到落实。伊斯兰教逐步落实清真寺房产，并进行了整修。1982年以后，中岗、焦陂两座清真寺相继开放，并新建城关清真寺一座。中岗清真寺约有穆斯林2200人。焦陂清真寺约有穆斯林750人，城关清真寺约有穆斯林200人，各清真寺建立了民主管理委员会，简称“寺管会”，团结广大穆斯林进行正常宗教活动，走爱国爱教道路，每年“开斋节”都举行庆祝活动。穆斯林的政治地位也得以提高，阿訇海万象还被选为阜南县政协常务委员。
四、天主教
天主教于清代鸦片战争后传入阜阳地区。
清光绪十年（1884），意大利籍神父在公桥集南头用200块大洋购乔天凤家20亩地建教堂，分东西两堂。东堂占地12亩，主建筑为教堂10间，堂内可容纳教友800人，堂东为神父隐修楼（二层），楼北20间平房为男教友宿舍，东有鱼塘、厨房、菜园。路西为西堂，占地8亩，为女修院，有女修楼二层3间。楼西10间平房，是女教友宿舍。教堂除进行宗教活动外还开设诊所，免费或少收费为教友看病。教友千余人。意籍传教士杜神父、卜神父、柴神父相继到公桥传教。
神父楼曾因神父买办与八里王庄农民王四、王五发生矛盾而被二人放火烧毁，意籍神父到阜阳强迫县衙重修，索取的银元用独轮车推回。并与当地土豪劣绅相勾结，豢养打手买办六七人，养有狼狗，警戒森严。1948年秋，公桥解放，外籍神父被遣送回国，中国籍牧师宋振榜、王老爱回原籍，教堂房屋被乡政府和粮站拆除翻建。
五、基督教
19世纪以后，国内外基督教发展多样化，教派林立，主要有内地会、安息日会、自立会、中华基督教会、浸信会等。各种教派纷纷差派教士传教，并深入内地，组织传教机构，称作“差会”。内地会是各教派中在阜阳发展最大的教会。
民国26年（1937），临泉县长老于洪图在新村集陶殿勋家开堂礼拜，传教到天棚、柴集等地，信徒450人。于洪图和陶殿香、陶友真、薛学永等并倡议脱离“差会”势力，“自立、自养”，走自办教会道路。同年，袁集刘显亚、刘亚东、翟金刚、李德平、陈其坤成立五人传教小组，在袁集、朱寨、四十里铺、三塔等地传教。并有阜阳“内地会”之美国人黑牧师、罗牧师往来其间，宣传《圣经》，散发福音小册子。由“布遂团”、“传道组”、“查经班”等组织游行传道。阜阳布遂团在朱寨利用逢集日，扛着大旗、敲锣打鼓，大街小巷，四处传教。与之同时，李输臣、郜结甫、李老经、郭勤章等在中岗、曹集等地传教。
民国27年，基督教传入赵集杨前坡及薛集、方集、地城等地。由阜阳县西南教区杨其元任第八教区区长，有信徒325人。至民国34年今阜南境内共有基督信徒2532人，以三塔、新村、朱寨等地居多。
民国28年，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由阜阳安息堂传入三塔，安息日会信徒280人。
建国前，阜南境内共有基督徒4870人，聚会点93处，建立公共教堂十余所。新中国成立后，基督教解除了外国“差会”的控制。在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指引下，广大教徒独立自主地办教会，各派系结束了以往相互排斥的局面。
1951年，皖北行署开展对基督教各种情况的调查，割断与外国教会的经济联系，成立“基督教革新委员会”。土地改革运动时，宗教活动暂停。1953年重新恢复，1954年成立了“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自治、自养、自传）。
1954年，新村人杨以端代表阜南县基督教徒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第二届全国基督教会议后，在全县基督信徒中传达了会议精神。这时期共有信徒5630人（其中安息会300人），较建国前增加15.6％。
1958年实行宗教制度改革，阜南县31处聚会礼拜堂停止活动。1963—1964年“四清”运动时期，信教人数下降，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宗教界同样遭冲击。有10所教堂被关闭，90处家庭聚会点停止礼拜，50多名教牧人员被游街批斗，烧《圣经》150余本。信徒由5600余人下降到2842人。
1980年5月，基督教爱国人士唐效禹被特邀为县首届政协委员。同年10月县召开了全县11个区（镇）57位代表参加的基督教代表会议，会上成立了阜南县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筹备小组。1982年，贯彻中共中央19号文件，县“三自”筹备小组向全县基督信徒印发了《信徒守则》，并对全县206个聚会点进行整顿，按信徒人数和地区情况合并为52个。对借传道之名骗取财物、搞迷信活动的给以批评教育，为“三自”爱国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83年，经过清查，打击了以李守常为首的“呼喊派”和以杨之恩为首的流氓集团，有力地抵制了国外宗教反动势力的渗透以及揭露了他们借传教搞流氓、迷信活动，在教内散布异端邪说，制造混乱，煽动教徒反对“三自”；在教外扰乱社会治安，破坏“四化”建设的违法犯罪行为，教育了广大群众。在此基础上，经省、地批准，先后开放了城郊区的大张庄、大杜庄，朱寨区的朱寨、袁集，赵集区的赵集等5个基督教活动点。1984年5月，县正式设置了民族宗教事务科，管理宗教行政事务。同年，开放了地城区张老庄活动点，1985年春又开放了柴集区的柴集、新村，三塔区的三塔，黄岗区的东张寨、吴大庄等5个活动点，全县基本上实现了基督教宗教活动正常化。共有教徒11000余人，较1949年前增加二倍多。
1985年6月25日，正式成立了阜南县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全县有9个教会点正在兴建教堂。
表181几个时期的基督教信教人数统计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