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管理机构
建国初期，劳动工作业务由县民政科兼管，1958年，为适应“大跃进”的需要，县成立劳动力调配办公室，年底撤销。1959年2月，成立县劳动局。1961年6月，成立劳动力压缩办公室，与劳动局合署办公。同年12月，劳动局与压缩办公室撤销，1962年1月，合并到县计委。1964年5月，县又成立了劳动科，与安置办公室合署办公。1968年8月，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劳动工作业务由生产指挥组下属综合计划小组办理。同时为解决1966、1967、1968所谓“老三届”大中专毕业生分配问题，成立“四向”办公室（面向农村、面向工厂、面向边疆、面向山区）。1969年5月，“四向”办公室改为上山下乡办公室。1970年4月，又改为“五七”办公室，同时县革委设立民政劳动局。1979年5月，民政劳动分开，设立劳动局、民政局，劳动局隶属县计划委员会。1980年7月知青办（原“五七”办）和同级劳动局合并。1982年8月，成立县劳动服务公司。至此，劳动局内设秘书、劳动调配、工资管理、安全生产、城镇闲散劳力安置、知青安置6个股，下辖劳动服务公司。
二、职工队伍
1985年，全县有工厂29家，其中：全民所有制性质的16家，集体所有制性质的13家，职工总数20178人，其中：全民所有制职工11532人，内有女职工2868人，占全民所有制职工总数的25％。固定职工总数比1964年增长0.76倍，平均每年递增32.4％，集体所有制职工8646人，内有女职工2883人，占集体所有制职工总数的33.3％。此外，还有城镇个体劳动者1325人。
全民所有制职工中，中央直属单位的职工411人，省属单位职工1537人，县及县以下单位职工9584人。
从1964年至1984年的20年间，职工人数增加4988人，平均每年增加249人。
职工增加来源和减少去向：
1984年度，固定工新增加747人，其中：从农村、城镇招收167人，统一分配复转退伍军人200人（其中转业干部28人），统分大中专毕业生80人（内有大专生22人），临时工转为合同制工人120人，集体单位转入21人，农林牧渔场子女22人，由外省、市、县调入的122人，内有干部54人。当年减少固定职工数212人，其中：离退休52人，开除10人、死亡20人，其他6人，调出到外省、市、地、市、县的127人（其中干部105人）。本年度增减职工相抵，净增加535人。
三、工资
1972年，全民所有制职工月工资每人平均51.6元，1982年增加到78.2元，1984年增加到96.2元。工资总额构成，1984年全民单位全年工资总额1206.15万元，其中：计时工资700.20万元，计件工资62.13万元。各类奖金238.02万元，各类津贴178.17万元，加班工资21.41万元，其他6.22万元。
四、就业安置
1951年，对初中以上散处集镇、农村的知识分子进行了登记。根据需要有条件地吸收了一批从事教育或基层行政工作。其余经过土地改革和手工业私营工商社会主义改造，投入到工、农、商业，使之各得其所。1958年，输送2.5万多人去蚌埠、合肥、凤台等地从事工业建设，1959年招收232人青壮年去新疆支边，1960年组织退伍军人及其随往家属301人，支援广东省湛江市、海南岛等地建设。1961年，根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对全县工业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整顿，动员回乡生产的3548人；由全民转为集体的434人；另外压缩城镇劳力到农业第一线的813人。1968—1977年，下放城镇居民和职工家属2156人，其中：职工家属697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调整了劳动就业政策，实行在国家统筹规划指导下，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由原来单纯下放农村转为主要在城镇安排。1979年以来，全县共办知青厂、店、组45个，安置城镇待业青年1053人，从事个体自谋职业的1961人。几年来共创造产值928万元，获利润64万元，除发工资外，还上交税利16万元。
为做好城镇待业青年就业安置工作，于1982年底成立了城镇劳动就业领导小组，由县委副书记陈怀贵任组长，副县长纪明琦任副组长。自1981年以后，基本上做到了当年毕业的城镇青年隔年得到安置。至1984年底，全县共安置待业青年4375人，平均每年安置700余人。
五、劳动保护
1956年以前，未有建立安全生产专门机构，劳动科（局）临时兼办此项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劳动保护工作受到严重破坏，合理的规章制度被废除，工厂和企业安全机构被冲垮、撤销，伤亡事故时有发生。1966—1971年，发生重大伤亡事故2起，死亡1人，重伤1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劳动保护工作得到了整顿、恢复和加强。1980年5月，县成立了安全生产委员会，劳动局设立了安全股，配备专职干部2人，各部门和企业一般都配备了专职或兼职的安全干部，实行了“劳动安全监察”制度。1984年第4次安全月查出隐患184起，整改168起，列入整改计划16起，1980—1985年末有发生死亡重伤等重大事故。
六、职工福利
探亲假制度从1958年开始，全县执行职工探亲假制度，职工与父母、配偶不居住一起，又不能在公休日与家人团聚的，每年享受一次探亲假，一般回家住12天；2年回家一次，一般在家居住24天，探亲期间，工资照发。1981年改为探亲配偶，每年给予一方探亲假，假期为30天。未婚职工探亲父母，原则每年给假一次，假期为20天。如果工作需要，可以两年给一次、假期45天。已婚职工探亲父母的，每4年给假一次，假期为20天。往返路费在本人月工资30％以内的由本人自理，超过部分由所在单位负责。探亲配偶和未婚职工探亲父母的往返路费，全部由所在单位负责。
生活补贴制度冬季宿舍取暖费补贴，自1978年开始执行，从12月1日起至次年2月底止共3个月，每月3元。职工宿舍有暖气设备免费取暖的，不再发取暖补贴。离休、退休、退职职工，取暖费照发。
粮价补贴1966年开始，凡是月工资在行政13级以下的干部职工，每人每月粮食补贴0.5元，随工资发给。但在提高工资区类别时，冲销1/4的粮食补贴。
副食品价格补贴自1979年11月份起，企事业单位、国家职工，每人每月发给副食品价格补贴5元。
洗理费、书报费补贴1983年1月开始，每人每月发洗理费2元。1985年4月，改为4元，同时发书报费干部4元，工人2元。
职工困难补助职工困难补助对象，主要是各企业内职工，人均收入过低，不能维持较低生活的；或家遭天灾、人祸、个人不能克服困难的；离、退休人员生活确有困难的，均可给予困难补助。
补助办法由生活困难者提出申请，经企业基层工会批准，经费由本企业开支。
七、知青下乡
1964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
1969年5月，县革委会将“四向”办公室改为上山下乡办公室，专门组织宣传动员本县知青下放和接收安置外地下放来的知青工作。
自1968年至1978年，全县组织本县知青下放1267人，接收上海下放来的知青3590人，淮南下放来的2399人，阜阳下放来的473人，其他地区下放来的366人，总共8095人。其中分年度为1968—1971年，下放来3980人，1972年46人，1973年84人，1974年1678人，1975年192人，1976年1453人，1977年366人，1978年296人。这些知青除少数自愿要求回原籍农村落户以外，绝大部分集中安排在全县各公社大队、生产队和国营农场，参加农业生产，集体插队落户。
下乡知青管理为加强对下乡知青工作的领导，县和各公社党委建立知青领导小组，组长由党委负责人担任，每个公社都配有1—2名知青专干。每逢春节，县委都要抽调一批干部，组织对知青较集中的社队，进行慰问下乡知青。
知青下乡的安置经费，由国家拨给，每人一般在130—200元，1973年后为500元，用于建房补助、生活补助、小农具补助、旅运费、学习材料费、困难补助费等。另外每人供应建房木材0.3立方米。
下乡知青的口粮，第一年或当年秋粮分配以前，由国家供应，标准：每人每月成品粮20公斤，食油0.2公斤。参加集体分配后，所在生产队口粮达不到每人每月19公斤成品粮的，其差额由国家补助。
根据以上标准，自1968年至1984年，上级拨给全县知青安置费327.04万元，总共支出326万元，其中：建房154.10万元，医疗费6.15万元，路费5.64万元，农炊家具费27.10万元，宣传费7.10万元，生活费92.4万元，其他5.5万元，扶持资金28万元。另外，上级共拨给木材290立方米，全部用于安置建房。
广大下乡知青在各级党组织关怀和教育下，他们中间有213人参加了共产党，1265人加入了共青团，参加各级领导班子的461人，其中：担任生产队正副队长的277人，大队正副书记和主任的80人，委员89人，公社正副书记、主任的6人，委员7人，县以上委员的2人，担任其他工作的如民办教师、赤脚医生、生产队会计、农机员、拖拉机驾驶员等共1800人，并有274人，已扎根农村结了婚。但是，总体上看，知青下乡运动不仅给下乡的知青及其家庭造成很大困难，而且给知青下放地的政府和农民带来了很重的负担。因此，知青下乡作为一个社会问题，于70年代末便停止了。
回城安置从1970年招工开始，对下乡知青进行安排，通过招工、招生、参军、提干，就地安置等渠道大部安排就业，还有一小部分未婚知青未安排的也在1980年至1985年全部接收回城市安排。对274名已婚知青也就地就近招收安排到集体当了工人。
知识青年参加工作后，他们自下乡插队参加农业劳动之日起，即计算工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