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文征
一、在劳动组织规模上片面求大的历史教训
尤德贵陈秉新
一九五八年以来，由于理论和实际工作上的失误，对于农村人民公社的劳动组织规模和所有制规模的关系问题，曾经出现过混乱。在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要求下，在劳动组织规模上也出现了片面求大的现象，与生产力的现实状况不相适应，使农业生产遭受挫折。迄今，在劳动组织规模上片面求大的历史教训，还未被某些同志认识和接受，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党的农业政策的贯彻落实。
农业合作化时期，随着个体经济向集体经济的.洌投芾砦侍庖簿吞嵘狭巳粘獭！吨泄┐宓纳缁嶂饕甯叱薄芬皇榫徒樯芰艘恍┡┮瞪献魃缡敌械摹岸ǘ畎ず推拦ぜ欠帧薄靶《伟ぁ薄ⅰ鞍ぐ钡壤投芾矸矫娴木椤Ｕ庑┚榈耐乒悖苑⒄刮夜┮瞪鸸饔谩？墒侨嗣窆缁螅庑┚楸黄昧耍蟾闼嚼投橹熬禄薄⑿卸罢蕉坊钡慕峁按蠛袈比〈嗽鹑沃疲现卮焐肆松缭钡幕浴２痪茫诰勒肮膊纭钡耐保岳投芾硪仓贫艘幌盗械恼吆凸娑ǎ指戳诵兄行У摹岸ǘ罟芾怼薄ⅰ疤锛涔芾碓鹑沃萍咏崩钡壤投芾戆旆ǎ耘┮瞪幕指雌鹆酥匾淖饔谩Ｊ旰平僦校直搿ⅰ八娜税铩被游杓蟠蟀簦岩恍┰艿饺褐诨队摹⒃谑导邢允境雒飨杂旁叫缘睦投芾戆旆ǎ苊镂时局饕濉⑿ 正主义，而把那一套“穷过渡”、“政治工分”、“平均主义”等假社会主义货色，强加给八亿农民，“大呼隆”、“大锅饭”之风愈刮愈大，使我国农业又遭受了一次严重挫折。
经过两次挫折之后，党中央总结了合作化以来的农村工作的经验教训，坚定地清除极左路线的流毒，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全国农村大多数生产队在劳动管理上实行了生产责任制和定额计酬制，初步克服了干活“大呼隆”的现象和劳动报酬上的平均主义倾向，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尤其是那些实行联系产量计酬的责任制的地方，由于这种劳动管理办法，把产量作为衡量劳动的尺度和计酬的依据，能够使劳动者主动关心整个生产过程，关心最终的劳动成果，更有效地调动了社员的积极性，增产的幅度更大。
二十多年来，我国农业生产走的是一个“W”形的道路，中间有过两次大的挫折，应当接受的主要教训，除了在所有制的片面地求大求公以外，就是在劳动组织规模上也片面求大，长期以来，在党内一些同志中形成了一种习惯看法，劳动组织规模大，就是先进，劳动组织规模小，就是倒退、单干。弄不清劳动组织规模与所有制规模的界限，不能从“大”和“公”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
在劳动组织规模上片面求大，有其认识上的根源，其一就是颠倒了所有制和劳动管理的关系，错误地认为劳动组织规模的大小能够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所有制和劳动管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有制，是指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它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它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劳动管理属于经济管理范畴，它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与社会化生产相适应，具有社会劳动过程性质；另一方面，它又与生产关系相联系，体现一定的生产关系。具有社会性质，劳动管理的这种社会性质是由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的，资本家占有制基础上的劳动管理，管理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是剥削与被剥削、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劳动者只有承担责任的“义务”，而没有管理经济、干预产品分配的权利。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劳动管理，管理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是同志式的关系，管理者也是劳动者，大家都有民主管理经济和干预产品分配的权利。上述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劳动管理，体现着两种不同性质的生产关系，它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的，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并非由劳动管理所决定。劳动组织规模问题，属于劳动管理范围，与所有制的规模、性质问题不能混同，认为劳动组织规模的大小，可以决定所有制的性质，实行某种形式责任制的劳动管理办法，劳动组织规模小了，就是生产关系的倒退，是颠倒了所有制与劳动管理的关系。社会主义的前提是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剥削，按劳分配。只要坚持了这三条，无论实行什么形式的劳动管理办法，都不是改变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都不是倒退。
在劳动组织规模上片面求大的认识根源之二，是把劳动组织规模大小对所有制的影响作用弄颠倒了。在一些同志看来，劳动组织规模的大小同它对所有制先进程度的影响作用，是成正比的，劳动组织规模大，对所有制就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劳动组织规模过小，就会产生消极的影响。这种认识是片面的。诚然，在现有生产条件下，单位劳动组织规模小，尤其是那种“小而全”的劳动组织，不利于统一经营，不利于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但是，不能因此而否定生产队统一经营管理下的、规模较小的“专业组”以及“专业户”、“专业工”。更不能以此为根据，作出劳动组织规模“大比小好”的结论。两次大挫折中，在劳动组织规模上片面求大，形成上工“一窝蜂”，干活“大呼隆”，无法精确地检查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不能正确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从而助长了平均主义，挫伤了社员的积极性，破坏了农业生产，削弱了集体经济，大家不都还记忆犹新吗!今天推行的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劳动组织规模比较小，但比起“大呼隆”的“大”，却是一个进步，它保证了按劳分配原则的实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巩固和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因此，不加分析的认为劳动组织规模小了对集体所有制会产生不利影响的论点，是不能成立的。
在劳动组织规模上片面求大的认识根源之三，是对社会主义集体生产作了错误的理解，认为许多人在一起进行生产，才是社会主义集体生产，否则就不是社会主义集体生产。社会主义生产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化生产，不仅在所有制方面由私有制.湮兄疲以诰芾砩嫌筛鎏寰⒏鎏迳.湮缁嶂饕宓募寰⒓迳５牵缁嶂饕寮迳侵冈诠兄苹∩系模诩寰芾硐碌姆止ば鳌２荒芗虻サ厝衔矶嗳嗽谝黄鸾猩褪巧缁嶂饕寮迳裨蚓筒皇巧缁嶂饕寮迳１热缬械牡胤桨涯持肿ㄒ蹬┗罨蚋币瞪交В械牡胤接缮缭弊栽赋邪懊凹馓铩保庑┯筛鋈嘶蛞患乙换Ы械纳捎谒窃诩岢旨逅兄坪图寰芾淼那疤嵯陆械模匀匀皇巧缁嶂饕寮迳妒飞纤栊吹摹扒я钇湓拧(《周颂·载芟》、“十千维耦”)(《周颂·噫嘻》)那种成千上万在一起劳动的场面，却根本不是社会主义集体生产，而是在奴隶主皮鞭下进行的奴隶集体劳动。因此，用劳动组织规模的大小来衡量社会主义集体化程度的高低的观点，是形而上学的观点。从发展方向上看，劳动组织规模，也不是随着所有制规模的扩大而越来越大。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高，共同劳动的规模越大，劳动分工和协作就越精细、越复杂。十分明显，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投入农业生产的人力会越来越少，劳动管理方面也将由简单协作过渡到复杂协作，也就愈加需要加强责任制，单位劳动组织的发展方向将是逐步向专业化(专业组、专业工、专业户)发展，而不全是向“大”的方面发展，即使将来实现农业现代化，所有制的规模要相应扩大，但劳动组织的规模将越来越精干，而不是越来越庞大。认为责任制是权宜之计，随着农业机械化、现代化的实现，责任制就不需要了。劳动组织规模就要越来越大，这同样是一种糊涂认识。劳动组织既要相对稳定，也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变化。但是，这种发展变化，是向更完善、更科学、更有利于调动社员积极性、更有利于生产的方向变，绝对不能变回到“大呼隆”那里去。
由于过去在理论宣传上和实际工作上的错误，有些同志习惯于片面地、抽象地以“大”和“公”衡量一切，忘记了实践第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这两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以致把许多问题都弄颠倒了。在这些同志心目中，不仅所有制是越“大”、越“公”越好，劳动组织也是越“大”越好，他们不懂得，不从实际出发，不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大”，不仅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而会破坏生产力。判断一种所有制或一种劳动管理办法是否优越，要从实际出发，看它是否适合当时当地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否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凡是适合某一个地区、某一个生产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管理办法，它就是优越的，反之就是不优越的。一种办法在某一地区、某一生产队是适合的，它是优越的，但在另一地区、另一生产队来说是不适合的，如果硬要在那里推行，它就会变成不优越的了，在判断一种劳动管理办法是否优越、是否先进的时候，如果离开当时当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离开实践标准，就会把问题看偏。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二十多年来，我们在农业劳动管理方面的教训是沉痛的，我们应当从这沉痛的教训中猛醒过来。
(原载《安徽日报》1980年9月22日第三版)
二、难忘的岁月
忆颍上县推行“联产责任制”的经过
刘耀华
我从1978年7月～1982年6月，先后在颍上县任县革委会主任、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等职务。在这四年中，我亲身经历了中国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伟大历史变革，回忆起来，可以说从忧心忡忡、曲折前进到笑逐颜开。
忧心忡忡
七月的淮北，烈日当空，天气久旱不雨，颍上境内颍河断流，淮河赤脚可过，大小沟塘干涸，禾苗枯萎，减产已成定局，我从亳县调往颍上工作，一上任就碰上这个问题，为了熟悉情况，刚报到就下农村跑跑看看，那时候以生产队为单位生产，干活大呼隆，分配一拉平，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一个劳日不值一包火柴钱，劳动效率低，社员干活“上工如拉纤，下工如放箭，谁也不真干”。芦桥公社前岗生产队小麦收到场上没人问，到了七月份还未脱粒，猪吃、鸡挠、水沤，实在可惜，午季分配没动秤(小麦无分配)，麦收后群众仍然吃红芋干子。一位老大娘含着眼泪对我说：“俺这里一年到头是红芋干子、红芋馍，离了红芋没法活，人吃得口吐酸水，实在难受”。盛堂公社尚洋大队原来是省里抓的20个后进点之一，1971～1976年，年年派工作队进住，国家拨给这个大队的各种款项40多万元，平均每人110多元，机器、化肥直到生活用煤，国家都包了下来，还帮助他们办了电，但仍然没有把这个队的穷帽子摘掉。那里帮的方法是，抓阶级斗争，批资本主义，整领导班子，成天叫干部社员揭“盖子”、挖“私字”、割“尾巴”、评“政治工分”，当不.ǔ甑摹拔廾⑿邸薄＝峁衙芙叶嗔耍浴芭钡袅耍诵恼⒘恕Ｉ醒笏亩由缭闭藕楣Ｍ獬龃蚨坦ぃ鲂∩猓还ぷ鞫尤卫缴缭贝蠡嵘吓校呷坏厮担骸拔椅裁赐饬鳎永锓植坏蕉鳎也荒茉诩依锏茸藕任鞅狈!”“批判”后，照溜他的。群众生产积极性低落，旱情仍然继续发展，到11月上旬小麦下种的时候，还是滴雨未下。省委书记万里同志来颍上检查工作，走在路上他严肃地对我说：“你们要千方百计地发动群众把全县100多万亩小麦种好，这关系到人民的生活问题，这可是一项政治任务呀!”送走了万里书记，我面对着断流的颍河，想到颍上百万人民的生活真是“忧心忡忡”。万书记呀!你如果能同意我们按照安徽克服三年困难的办法办事，那该有多好啊!
曲折前进
秋收完毕，颍上县按照万里书记的指示，超额完成了小麦种植任务，但是其他各项工作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农业生产管理不善，造成的损失使人担忧，人们都期待着快一些改变这种落后局面。
1978年12月22日，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原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文件指出：“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文件传达到基层，全县人民顿时沸腾起来，有的说：“包产到组超产奖励，看得见，摸得着，人员少，好管理，可以调动积极性，是个好办法”；有的讲：“包产到组由大变小是倒退，不能搞”。全县上下众说纷纭，争论激烈，“人人讲、个个议、小两口睡觉还咕叽。”春节到了，干部、工人放假回家过节，农村正在学习贯彻三中全会文件，人们讨论更加活跃。我带着到农村看个究竟的心情，於正月初八和县委办公室秘书组副组长孙颍方同志到城西高庄、花园几个队看看，了解群众对中央文件的反映，走了几个庄，看到群众都按兵不动，大白天有的打扑克，有的睡大觉，问起没有搞生产的原因，回答是“不包产到组，俺们就不干活了，再搞大呼隆，就罢工”。回来的路上，我想春耕在即，不能再拖，如果开领导班子会，大多数同志不在机关，再者，当时还有不少同志不赞成联产到组，开会也形成不了决议，干脆开电话会向下面布置，推行联产到组，责任我自己负，干错了我接受处分。
1979年2月12日上午，寂静的办公室打开了电话会议机，我严肃地向各公社宣布：“要吃透中央4号文件精神，要解放思想，不要怕这怕那，群众的呼声不能不问，要充分发动群众讨论，对联产到组要因地制宜，快刀斩乱麻，不能久拖，贻误农时”。这个电话会议一下子扒开了坝子，捅开了口子，联产到组很快在全县推开了。2月14日县委书记闫健民从合肥过节回来，看到全县农村正忙着分作业组，心中有些疑虑，下午就到十八里铺公社邢洋大队调查情况，15日又同办公室秘书组组长金汉章同志到六十里铺公社杨大庄，群众正在甩塘泥，看到县委书记来了，立即围上来，一位老大爷凑到书记面前说：“包产到组好，以前上工吹哨子，喊破嗓子，现在上工不用喊，开会端着饭碗，有啥事一商议就成了”。闫书记调查的结果是群众拥护联产到组，2月17日，县委召开了公社书记会议，提出了颍上县推行“责任制”的十一条意见，支持联产到组的作法。群众要求改革是彻底的，在推行联产到组的同时，农村已经暗暗地出现了包产到户。我派县委通讯组尤德贵同志到新庙管东生产队调查包产到组的情况，一了解，那里已经偷偷地实行包产到户，而且一年巨变。群众说：“包产到组是大呼隆变成小呼窿，真正来劲的还是‘包产到户’。到户了，是‘屙屎攥拳头，暗使劲’，我们要跟到组的比比看”。掌握情况，心中有数。省、地领导一来颍上检查工作，我就带他们去看看，走在路上就向他们汇报，联产到组、到户的好处，有的不听，我也讲，心想这是做宣传吗。
颍上县推行联产到组，暗搞包产到户的消息传遍阜阳地区。1979年麦前地委在阜南县开油菜生产现场会议，领导点名批评颍上说：“你们那样搞明年唐垛湖里的小麦怎么能收上来?公粮怎么能交上来?遇到灾害怎么办?”参加会议的公社书记对我说：“刘主任不要怕，你搞‘包’子人民拥护，我们愿意干”。我说：“你们也不要怕，受处分撤职，我自己担，绝不往你们身上推”。散会来家，老伴石影听到后，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他说：“老刘呀!你一天到晚包产到组、到户的，犯了错误咋办呀?”，我说：“中央有文件，群众愿意干，犯不了大错误”。
1979年9月，党的四中全会正式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强调：“除有法律规定者外，不得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强制社、队执行，应该允许他们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因时因地制宜，保障他们在这方面的自主权，发挥他们的主动性”。1980年1月11日，万里书记在全省农业会议上指出：“从一年来的实践看，包产到户原则上不同于分田单干，包产到户形式上与分田单干相似，而生产资料所有制并没有变，而且坚持了生产队的统一分配”。这就为我们松了绑，实际上1979年底颍上已有不少地方搞了包产到户，1980年全部推开。包产到户责任制,统一称之谓“联产承包责任制”，它是在坚持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前提下，生产队把土地承包到户，实行分户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其基本做法是：“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解决了生产上的“大呼隆”，彻底解决了分配上的“大锅饭”。
笑逐颜开
1979年午季，全县一百多万亩小麦喜获丰收，整个小麦收割时间比原来的大呼隆提前七天收完，唐垛湖小麦也比往年提前五天收完。老百姓说：“实行联产责任制就是好，今年收麦，‘大人割，小孩拽，垛上又用塑料面盖，四角还用绳子带，猪吃不着，雨沤不坏’，真正做到丰产丰收颗粒归仓”。面对着这大好形势，我还写了一首打油诗：“麦浪滚滚油菜黄，田野到处生产忙，分组作业办法好，五谷丰登粮满仓”。
县委总结1979年推行“联产计酬责任制”经验时写到，“我县1979年推行联产计酬责任制，农业出现了增产、增收、增贡献的三增大好形势”。虽然1978年秋种遇到百年未有的大灾，1979年春出现晚霜冻害，夏季有冰雹风灾，秋天又遇洪涝灾害，全县粮食总产仍达到３３６１９.５万公斤，比1978年增长40.9%，“油料”产量增长两倍半，均创历史最高水平，粮食超征购任务５８５０万公斤，完成６１9６万公斤，比上年增长一倍多，全县已划分的19000多个作业组，比上年增产的占89%，平产的占8.8%，减产的只占2.2%，半岗区出现了人均千斤稻，户有万斤粮的可喜局面。大面积、大幅度增产，是农业集体化以来少见的。
颍上县推行“联产责任制”取得的巨大变化，受到社会有关方面的支持和肯定。省电台采编了《午收时节访颍上》、《颍上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会主任刘耀化谈，实行包产到组(户)责任制，促进农业发展的经验》，歌颂了责任制带来的丰收。《安徽日报》1979年8月3日，以显著位置刊登了题为：“联系农村工作实际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颍上县巩固、完善联系产量的责任制，县委及广大农村干部认为：凡是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办法，就要坚持下去”的稿件。新华社《内部参考》1979年11月第96期刊登了《颍上县社员欢迎包产到组联系产量计酬，认为这种责任制较好地体现了按劳分配》的搞件，向全国介绍了颍上的经验，面对着这样的大好形势，颍上县人民笑了。
注：作者刘耀华1978年7月调颍上县任县革委会主任、副书记，1980年5月任县委书记，1982年6月调离颍上。
整理：尤德贵李士华
三、水
王传玺刘修全
水，它既造福于人类，又曾给人类带来深重的灾害。
安徽颍上县南临淮河，中贯颍水，西淝河流经东北一隅，八里河横卧东西，还有众多的河湾湖汊，被誉为淮北水乡。
怕水
据史志记载，从公元前44年(西汉初元5年)，到1983年的2027年里，颍上就发生了265次严重水旱灾害，平均每8到10年就有一次，群众说：“湾里人不用慌，一场大水撵上岗”。何止是撵上岗呢?1931年，淮河正阳关水位仅达到24.7米，全县农田便几乎全部被洪水吞没，老百姓家产漂流一空，广大人民离乡背井，到处是“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凄凉景象。千百年来，颍上人民谈水色变。
治水
1950年，党中央作出了“根治淮河”的决定，沿淮人民怀着解放后的喜悦心情，在淮河之畔，颍水之上，筑大坝，建涵闸，疏水系，护石坡。如今，淮北大堤坚如磐石，护卫着淮北煤矿和津浦线的安全。从1956年到1983年，有八年时间淮河正阳关水位都超过1931年的水位，淮河、颍河干堤却安然无恙。1983年，全县虽然遇到特大洪涝灾害，粮食总产量仍然达到35950万公斤，是解放初期的二倍多。
用水
颍上地形复杂，既有大片湖洼地，也有一批岗坡地，水旱灾害往往连年不断。30多年来，全县建有5大灌站，6大灌区，水利设施配套，可排可灌。人民又积极改造高坡地，引水上岗，水稻面积由过去的4万多亩猛增到近20万亩，单产由２５０公斤增长到４00多公斤丰产田块到５００公斤至６００公斤。沿淮的半岗区农民高奎修，全家9口人承包了23亩水稻，人均生产粮食1150公斤。
天然湖泊八里河有水面近两万亩，水草丰盛，是养鱼的优良场所。去年，县联营渔场繁殖鱼苗二千多万尾，捕捞成鱼35万斤投放市场，年产值达21万元，取得了当年挖塘、当年放鱼，当年收益的好成绩。今年，这个场预计可产成鱼55万斤。目前，全县可以养鱼的67000亩水面，已利用61000多亩，占可养水面的90%。
1981年，水上运输公司12户停船待业的船民自动联合起来，自筹资金18000元，采取分期付款的办法，购置了1艘拖轮和12条驳船，积极开展内河航运。现在，这个轮驳大队已经发展成为具有7艘拖轮、56条货驳的5个拖队。3年来，共运输农副产品、化肥等近10万吨，营运总收入达150万元。为疏通农村商品作出了贡献。
颍上人民还积极到水下取宝。每年的汛期，淮河、颍河上游下来的洪水，挟带了大量泥沙。党的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农村建设和工业的发展，沿河群众大力开展捞沙业。现在，全县建有44个黄沙场，年产黄沙8万吨，既疏浚了河道，又增加了收入。颍上县玻璃厂就是利用颍河的沙子，日产啤酒瓶1.5万只，解决了300多人的就业问题，使这个厂起死回生，连年盈利。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期夫’!”30多年过去了，颍上人民从怕水到治水、用水，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他们感到对水的认识还不够，在利用水利资源上才刚刚起步。
（原载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１１日《中国农民报》，安徽省人民广播电台１９８４年９月播出）。
四、颍上县历代修志时间小考
吴多桢
我县自周秦到东晋名“慎”，刘宋到陈名“楼烦”，隋大业二年始名“颍上”，迄今已有2700多年的历史，是我国古老的县置之一。代代相承，记述其历史的志书也绵延不绝。有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史。特别是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新时期，编写一部观点正确，是非分明，体例完备，内容翔实的新县志，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为子孙后代留下一部“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的历史遗产，大.匾５荒懿挥靡欢ň此鸭驼砝纷柿希冶匦胗眯碌乃枷搿⑿碌墓鄣悖粗匦录右匀鲜叮险婵贾ぃ械丶坛校∑渚テ湓闫伞Ｒ虼耍斯ぷ髦悖樵木芍荆员鞠乩拗臼奔涫宰骺级⒙陨旯芗
《颍上县志》，创修于明嘉靖五年(1526年)，曾经明万历三年、三十九年、清顺治十二年、乾隆十七年、道光六年、同治九年、民国三十二年8次重修或续修，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可是大部分已散失不见，有的也只剩残本，流传又少，目前只能在省图书馆、北京故宫博物院，才能见到清朝道光和乾隆年间的版本。唯有清朝同治年间撰修的《颍上县志》，完整无缺，现保存在我县档案馆。这部县志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研究颍上历史的资料，并且对于今后编写新的《颍上县志》也有参考价值。
据明万历三十九年辛亥(1611年)，知县张大业主修的《颍上县志》序言中说：“矧古志成于嘉靖丙戌，体例完备，当乙亥(1575年)重纂，字多鲁鱼，每令观者废卷”。可见明代颍上曾3次修过志书，可惜均散失无考。
清代顺治十二年乙未(1655年)，知县翟乃慎修，邑绅马履云，高翼耀等编辑《顺治颍上县志》十四卷，其序言中说：“今志之辑，去前志辛亥阅四十四载。”
乾隆十七年(1752年)县令许晋在《重修颍上县志例言》中说：“万历乙亥所修之《颍上县志》不可得而见矣!辛亥复修于涪州张公，购得其本，而苦未全，全者顺治乙未翟公纂本耳!顾字多漫灭，中间亦不乏谬误”。
同治九年(1870年)，知县都宠锡在撰写《颍上县志序》中说：“旧志亡，往事无徵，奈何?久之，有庠生潘廷诰，自郡寄旧志一帙至，阅之则修自道光丙戌(1826年)，主修者前令刘庄年先生，余梓里业师也”。
据以上旧志所载，说明我县在清代共修志4次，重修时间距离最长的是顺治到乾隆年间，竟长达97年；道光年间重修时距乾隆壬申志74年；比较短的是明万历辛亥志，距前志乙亥年修纂时也有36年。这些旧志不仅重修时距离长，而且修志时，只是根据旧志匆匆修竣，内容相当贫乏。《顺治颍上县志》十四卷，就是“于旧志赘者删之，缺者补之，变通而更易者损益之，浃月而编成”。《乾隆颍上县志》半年修成，还受到颍州知府王敛福的称赞说：“颍上许君，殚心萃力，搜罗既富，大纲细目，犁然具备，未浃岁而书成”。清同治九年(1870年)，知县都宠锡修颍上县志，“凡九阅月而竣事”。定稿后，因经费不敷，未能付印，事隔8年，新任县令缪钟汴，召集缙绅倡捐经费，才得刊行。当时的颍上县训导朱维坦撰《颍上县志序》中说：“本旧志体例而稍更易之，庚午夏告成，剞厥粗竟，旋以经费绌，中寝者于兹八载，遂捐廉首倡谕城乡诸缙绅父老，咸踊跃醵资，助蒇厥事”。
民国时期，由许敬涵、张星桥等纂修《颍上县志稿》，未刊行。张星桥在1952年3月28日的日记中说：“余于中华民国二十三年甲戌(1934年)续修《颍上县志》。至二十六年丁丑(1937年)中止，三十一年壬午(1942年)春续修，三十二年癸未秋完成，於时未经印刷，全部志稿由志馆馆长许敬涵存于红十字会内。乃敬涵于去冬病故，未交妥人保存，其族人维翰(字少祺)于今春将志稿全部盗卖与市人包物。余牺牲五年精力，地方牺牲数千元银币，结果一无所有，维翰之恶固大，敬涵亦不为无咎”。这位老夫子不知已经由我们文化部门把这部志稿收藏起来，现存档案馆，仅缺教育、杂记等部分。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颍上旧志主要有4个问题；一是修志时间相距太长，有的几近百年；二是纂修时间短促，短者“浃月”，长者“未浃岁而书成”；三是有的只依据一部旧志删补损益而成。如清同治九年所修《颍上县志》，就是本“道光六年旧志，附入兵事，重加修葺”的；四是旧志大多出自封建官僚、封建文人之手，无不打上封建时代地主阶级的烙印，起着维护和巩固其政治统治的作用。它对反动集团歌功颂德，隐恶扬善，对农民起义歪曲污蔑，就是在记录自然现象方面，也夹杂着浓厚的迷信成份，大肆渲染“天人感应”的谬论。
有比较才有鉴别。新中国建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非常重视这项工作，再三提倡整理和编写地方志。1960年，我县曾编写了《颍上县志》草稿，积累了很多有用的资料。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编写地方志的工作陆续在各地展开。胡乔木同志于1980年4月，在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上提出要以“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创修社会主义新方志；1981年又进一步提出：“新的地方志.染芍驹黾涌蒲院拖执浴薄５车氖蟊ǜ嬷校训胤绞分玖形氐阊芯康闹饕翁庵唬泄胤绞分镜姆⒄梗故玖斯憷那熬啊Ｔ诖诵问葡拢蚁卦谙匚⑾卣闹苯恿斓枷拢1981年12月成立了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下设办公室，配备了专人、拨给专款、拟定编写纲目、培训编写人员、广泛搜集资料，重视调查研究。各单位相应成立编写组，将近500人投入这一工作。这些都是创古启今，任何时代所不能比拟的，可谓“盛世修志，众望所归，功业千秋”。因此，我们决心发扬艰若奋斗的革命精神、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尽快地编写出一部反映我县文明历史的崭新县志，为实现宏伟目标做出贡献。
(原载1985年《颍州志讯》)
五、管仲墓址钩稽
吴多桢
春秋时期大政治家管仲的墓址，现在已知道的，在安徽、山东两省就有四处，到底哪个是真墓?各种志书说法不一。作为颍上人，在这次编史修志中，应当加以辨析，考证真伪，以正视听。现仅就查阅有关资料，走访所得情况，发表几点浅见。
一说管仲墓在凤阳。据传当年管仲带兵路过凤阳官沟南面离山脚下，恰逢山洪暴发，田园淹没，黎民受灾。管仲见状，决心在此安营抗洪，解救群众危难。百姓闻悉，敲锣打鼓，焚香叩拜。管仲把军队分两路，一路抗洪抢险，一路开沟引水。未等计划实现，突然发生紧急军情，迫使管仲起程。他深恐百姓责怪，就在军中假传自己暴病身亡，并已葬在离山脚下。当地百姓信以为真，每逢管仲卒日或鬼节，都来焚香培土，年复一年竟成了一座土山。当地百姓都叫它“管山坟”或“仲山墓”。由于它的形状很像和尚敲的木鱼，所以也有人叫它为“管仲木鱼山”。
一说管仲墓在颍上城北关。清代4次所修的《颍上县志》，都引用清康熙年间贡生，颍上人高泽生写的《风物记》中所载：“盖置县时，因陵为高，作后人凭吊地耳!与谢公墩一例，俗称管仲父墓”。按谢公墩在今江苏江宁县北，晋谢安(安石)曾在此住过，后来宋朝的王安石也在这里，并写了一首谢公墩诗云：“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来墩属我，不应墩姓尚随公”。可见管仲墩也只是后人的凭吊处。至于管仲墩前的石碑，是明朝万历十六年颍州等兵备杨芳所立，上书“管仲父墓”等字，以后人们也就误认为这是管仲墓了。民国时期，国民党驻军曾扒开此墓，仅发现青石一条，并无其他葬物。
一说管仲墓在山东滕县城东。其根据是清代诗人袁枚所著《小仓山房诗集》有”过滕县管仲墓“五古一章，诗云：“滕县古城东，碑镌管仲墓”。
据明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山东《滕县志》第五卷，古迹，记载：“春秋鲍叔牙墓在城北十里，道西铺名鲍冢，嘉靖四十四年，巡抚鲍象贤，令有司立碑以表之，岂其苗裔?道东有管仲墓。东陈寺碑云：‘界于管鲍二冢之间，且又名管里以此。’《史记》正义云：‘在临淄西牛山之阿’(指管子墓)当别有据。管子相齐，临淄近真，然此名管里，岂管鲍出贾时曾居此欤?抑后人因叔牙而衍之欤?”上述这段话，含糊不清，多处设疑，尤其是“管里”说是管仲经商时居住过的地方，更是牵强附会，无稽之谈。造成后世以讹传讹。当地人已确认这是.逖滥棺髋愣璧囊鹿谮＃皇钦婺埂
综上所述，在凤阳之说不辨自明：颍上虽系管仲故里，但当时属于楚地，况古代交通不便，千里遥远，将灵柩葬颍上县是不可能的!而且历代《颍上县志》对颍上的管仲墓只叫管仲墩，不叫管仲墓，只列于古迹，不列于陵墓，也是一个铁证；至于滕县之说，主要是管鲍曾在滕经商，明代的山东巡抚鲍象贤想.献嫦日伲头滦Ч糯罢谢暝帷倍竦摹耙鹿谮！薄4说相较，管仲真正的埋骨之所，应在山东淄博市南，与齐桓公葬在一起的“牛山之阿”。因为早在唐代的《括地志》书中，对管子墓就明确记载：“管子墓在青州临淄县南二十一里，牛山之阿。”新出版的《中国名胜辞典》也说：“管仲墓在山东淄博市临淄区牛山北麓，传为齐相管仲之墓。管仲名夷吾。颍上(今安徽颍上县)人，春秋时期大政治家，佐桓公成霸业。墓东西36米，南北约16米，北坡高9米，南坡高6米，墓前旧有石碑，刻古人诗云：“幸脱当年车槛灾，一匡霸业为齐开。可怜三尺牛山土，千古长埋天下才。”
在没有发掘墓葬文物，经考古专家鉴定前，管墓4说，惟有在淄博牛山一说最可信!
(1987年载于安徽省《志苑》1992年山东淄博市第三期《管子学刊》转载)
尤德贵陈秉新
一九五八年以来，由于理论和实际工作上的失误，对于农村人民公社的劳动组织规模和所有制规模的关系问题，曾经出现过混乱。在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要求下，在劳动组织规模上也出现了片面求大的现象，与生产力的现实状况不相适应，使农业生产遭受挫折。迄今，在劳动组织规模上片面求大的历史教训，还未被某些同志认识和接受，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党的农业政策的贯彻落实。
农业合作化时期，随着个体经济向集体经济的.洌投芾砦侍庖簿吞嵘狭巳粘獭！吨泄┐宓纳缁嶂饕甯叱薄芬皇榫徒樯芰艘恍┡┮瞪献魃缡敌械摹岸ǘ畎ず推拦ぜ欠帧薄靶《伟ぁ薄ⅰ鞍ぐ钡壤投芾矸矫娴木椤Ｕ庑┚榈耐乒悖苑⒄刮夜┮瞪鸸饔谩？墒侨嗣窆缁螅庑┚楸黄昧耍蟾闼嚼投橹熬禄薄⑿卸罢蕉坊钡慕峁按蠛袈比〈嗽鹑沃疲现卮焐肆松缭钡幕浴２痪茫诰勒肮膊纭钡耐保岳投芾硪仓贫艘幌盗械恼吆凸娑ǎ指戳诵兄行У摹岸ǘ罟芾怼薄ⅰ疤锛涔芾碓鹑沃萍咏崩钡壤投芾戆旆ǎ耘┮瞪幕指雌鹆酥匾淖饔谩Ｊ旰平僦校直搿ⅰ八娜税铩被游杓蟠蟀簦岩恍┰艿饺褐诨队摹⒃谑导邢允境雒飨杂旁叫缘睦投芾戆旆ǎ苊镂时局饕濉⑿ 正主义，而把那一套“穷过渡”、“政治工分”、“平均主义”等假社会主义货色，强加给八亿农民，“大呼隆”、“大锅饭”之风愈刮愈大，使我国农业又遭受了一次严重挫折。
经过两次挫折之后，党中央总结了合作化以来的农村工作的经验教训，坚定地清除极左路线的流毒，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全国农村大多数生产队在劳动管理上实行了生产责任制和定额计酬制，初步克服了干活“大呼隆”的现象和劳动报酬上的平均主义倾向，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尤其是那些实行联系产量计酬的责任制的地方，由于这种劳动管理办法，把产量作为衡量劳动的尺度和计酬的依据，能够使劳动者主动关心整个生产过程，关心最终的劳动成果，更有效地调动了社员的积极性，增产的幅度更大。
二十多年来，我国农业生产走的是一个“W”形的道路，中间有过两次大的挫折，应当接受的主要教训，除了在所有制的片面地求大求公以外，就是在劳动组织规模上也片面求大，长期以来，在党内一些同志中形成了一种习惯看法，劳动组织规模大，就是先进，劳动组织规模小，就是倒退、单干。弄不清劳动组织规模与所有制规模的界限，不能从“大”和“公”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
在劳动组织规模上片面求大，有其认识上的根源，其一就是颠倒了所有制和劳动管理的关系，错误地认为劳动组织规模的大小能够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所有制和劳动管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有制，是指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它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它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劳动管理属于经济管理范畴，它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与社会化生产相适应，具有社会劳动过程性质；另一方面，它又与生产关系相联系，体现一定的生产关系。具有社会性质，劳动管理的这种社会性质是由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的，资本家占有制基础上的劳动管理，管理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是剥削与被剥削、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劳动者只有承担责任的“义务”，而没有管理经济、干预产品分配的权利。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劳动管理，管理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是同志式的关系，管理者也是劳动者，大家都有民主管理经济和干预产品分配的权利。上述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劳动管理，体现着两种不同性质的生产关系，它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的，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并非由劳动管理所决定。劳动组织规模问题，属于劳动管理范围，与所有制的规模、性质问题不能混同，认为劳动组织规模的大小，可以决定所有制的性质，实行某种形式责任制的劳动管理办法，劳动组织规模小了，就是生产关系的倒退，是颠倒了所有制与劳动管理的关系。社会主义的前提是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剥削，按劳分配。只要坚持了这三条，无论实行什么形式的劳动管理办法，都不是改变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都不是倒退。
在劳动组织规模上片面求大的认识根源之二，是把劳动组织规模大小对所有制的影响作用弄颠倒了。在一些同志看来，劳动组织规模的大小同它对所有制先进程度的影响作用，是成正比的，劳动组织规模大，对所有制就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劳动组织规模过小，就会产生消极的影响。这种认识是片面的。诚然，在现有生产条件下，单位劳动组织规模小，尤其是那种“小而全”的劳动组织，不利于统一经营，不利于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但是，不能因此而否定生产队统一经营管理下的、规模较小的“专业组”以及“专业户”、“专业工”。更不能以此为根据，作出劳动组织规模“大比小好”的结论。两次大挫折中，在劳动组织规模上片面求大，形成上工“一窝蜂”，干活“大呼隆”，无法精确地检查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不能正确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从而助长了平均主义，挫伤了社员的积极性，破坏了农业生产，削弱了集体经济，大家不都还记忆犹新吗!今天推行的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劳动组织规模比较小，但比起“大呼隆”的“大”，却是一个进步，它保证了按劳分配原则的实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巩固和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因此，不加分析的认为劳动组织规模小了对集体所有制会产生不利影响的论点，是不能成立的。
在劳动组织规模上片面求大的认识根源之三，是对社会主义集体生产作了错误的理解，认为许多人在一起进行生产，才是社会主义集体生产，否则就不是社会主义集体生产。社会主义生产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化生产，不仅在所有制方面由私有制.湮兄疲以诰芾砩嫌筛鎏寰⒏鎏迳.湮缁嶂饕宓募寰⒓迳５牵缁嶂饕寮迳侵冈诠兄苹∩系模诩寰芾硐碌姆止ば鳌２荒芗虻サ厝衔矶嗳嗽谝黄鸾猩褪巧缁嶂饕寮迳裨蚓筒皇巧缁嶂饕寮迳１热缬械牡胤桨涯持肿ㄒ蹬┗罨蚋币瞪交В械牡胤接缮缭弊栽赋邪懊凹馓铩保庑┯筛鋈嘶蛞患乙换Ы械纳捎谒窃诩岢旨逅兄坪图寰芾淼那疤嵯陆械模匀匀皇巧缁嶂饕寮迳妒飞纤栊吹摹扒я钇湓拧(《周颂·载芟》、“十千维耦”)(《周颂·噫嘻》)那种成千上万在一起劳动的场面，却根本不是社会主义集体生产，而是在奴隶主皮鞭下进行的奴隶集体劳动。因此，用劳动组织规模的大小来衡量社会主义集体化程度的高低的观点，是形而上学的观点。从发展方向上看，劳动组织规模，也不是随着所有制规模的扩大而越来越大。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高，共同劳动的规模越大，劳动分工和协作就越精细、越复杂。十分明显，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投入农业生产的人力会越来越少，劳动管理方面也将由简单协作过渡到复杂协作，也就愈加需要加强责任制，单位劳动组织的发展方向将是逐步向专业化(专业组、专业工、专业户)发展，而不全是向“大”的方面发展，即使将来实现农业现代化，所有制的规模要相应扩大，但劳动组织的规模将越来越精干，而不是越来越庞大。认为责任制是权宜之计，随着农业机械化、现代化的实现，责任制就不需要了。劳动组织规模就要越来越大，这同样是一种糊涂认识。劳动组织既要相对稳定，也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变化。但是，这种发展变化，是向更完善、更科学、更有利于调动社员积极性、更有利于生产的方向变，绝对不能变回到“大呼隆”那里去。
由于过去在理论宣传上和实际工作上的错误，有些同志习惯于片面地、抽象地以“大”和“公”衡量一切，忘记了实践第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这两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以致把许多问题都弄颠倒了。在这些同志心目中，不仅所有制是越“大”、越“公”越好，劳动组织也是越“大”越好，他们不懂得，不从实际出发，不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大”，不仅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而会破坏生产力。判断一种所有制或一种劳动管理办法是否优越，要从实际出发，看它是否适合当时当地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否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凡是适合某一个地区、某一个生产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管理办法，它就是优越的，反之就是不优越的。一种办法在某一地区、某一生产队是适合的，它是优越的，但在另一地区、另一生产队来说是不适合的，如果硬要在那里推行，它就会变成不优越的了，在判断一种劳动管理办法是否优越、是否先进的时候，如果离开当时当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离开实践标准，就会把问题看偏。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二十多年来，我们在农业劳动管理方面的教训是沉痛的，我们应当从这沉痛的教训中猛醒过来。
(原载《安徽日报》1980年9月22日第三版)
二、难忘的岁月
忆颍上县推行“联产责任制”的经过
刘耀华
我从1978年7月～1982年6月，先后在颍上县任县革委会主任、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等职务。在这四年中，我亲身经历了中国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伟大历史变革，回忆起来，可以说从忧心忡忡、曲折前进到笑逐颜开。
忧心忡忡
七月的淮北，烈日当空，天气久旱不雨，颍上境内颍河断流，淮河赤脚可过，大小沟塘干涸，禾苗枯萎，减产已成定局，我从亳县调往颍上工作，一上任就碰上这个问题，为了熟悉情况，刚报到就下农村跑跑看看，那时候以生产队为单位生产，干活大呼隆，分配一拉平，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一个劳日不值一包火柴钱，劳动效率低，社员干活“上工如拉纤，下工如放箭，谁也不真干”。芦桥公社前岗生产队小麦收到场上没人问，到了七月份还未脱粒，猪吃、鸡挠、水沤，实在可惜，午季分配没动秤(小麦无分配)，麦收后群众仍然吃红芋干子。一位老大娘含着眼泪对我说：“俺这里一年到头是红芋干子、红芋馍，离了红芋没法活，人吃得口吐酸水，实在难受”。盛堂公社尚洋大队原来是省里抓的20个后进点之一，1971～1976年，年年派工作队进住，国家拨给这个大队的各种款项40多万元，平均每人110多元，机器、化肥直到生活用煤，国家都包了下来，还帮助他们办了电，但仍然没有把这个队的穷帽子摘掉。那里帮的方法是，抓阶级斗争，批资本主义，整领导班子，成天叫干部社员揭“盖子”、挖“私字”、割“尾巴”、评“政治工分”，当不.ǔ甑摹拔廾⑿邸薄＝峁衙芙叶嗔耍浴芭钡袅耍诵恼⒘恕Ｉ醒笏亩由缭闭藕楣Ｍ獬龃蚨坦ぃ鲂∩猓还ぷ鞫尤卫缴缭贝蠡嵘吓校呷坏厮担骸拔椅裁赐饬鳎永锓植坏蕉鳎也荒茉诩依锏茸藕任鞅狈!”“批判”后，照溜他的。群众生产积极性低落，旱情仍然继续发展，到11月上旬小麦下种的时候，还是滴雨未下。省委书记万里同志来颍上检查工作，走在路上他严肃地对我说：“你们要千方百计地发动群众把全县100多万亩小麦种好，这关系到人民的生活问题，这可是一项政治任务呀!”送走了万里书记，我面对着断流的颍河，想到颍上百万人民的生活真是“忧心忡忡”。万书记呀!你如果能同意我们按照安徽克服三年困难的办法办事，那该有多好啊!
曲折前进
秋收完毕，颍上县按照万里书记的指示，超额完成了小麦种植任务，但是其他各项工作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农业生产管理不善，造成的损失使人担忧，人们都期待着快一些改变这种落后局面。
1978年12月22日，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原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文件指出：“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文件传达到基层，全县人民顿时沸腾起来，有的说：“包产到组超产奖励，看得见，摸得着，人员少，好管理，可以调动积极性，是个好办法”；有的讲：“包产到组由大变小是倒退，不能搞”。全县上下众说纷纭，争论激烈，“人人讲、个个议、小两口睡觉还咕叽。”春节到了，干部、工人放假回家过节，农村正在学习贯彻三中全会文件，人们讨论更加活跃。我带着到农村看个究竟的心情，於正月初八和县委办公室秘书组副组长孙颍方同志到城西高庄、花园几个队看看，了解群众对中央文件的反映，走了几个庄，看到群众都按兵不动，大白天有的打扑克，有的睡大觉，问起没有搞生产的原因，回答是“不包产到组，俺们就不干活了，再搞大呼隆，就罢工”。回来的路上，我想春耕在即，不能再拖，如果开领导班子会，大多数同志不在机关，再者，当时还有不少同志不赞成联产到组，开会也形成不了决议，干脆开电话会向下面布置，推行联产到组，责任我自己负，干错了我接受处分。
1979年2月12日上午，寂静的办公室打开了电话会议机，我严肃地向各公社宣布：“要吃透中央4号文件精神，要解放思想，不要怕这怕那，群众的呼声不能不问，要充分发动群众讨论，对联产到组要因地制宜，快刀斩乱麻，不能久拖，贻误农时”。这个电话会议一下子扒开了坝子，捅开了口子，联产到组很快在全县推开了。2月14日县委书记闫健民从合肥过节回来，看到全县农村正忙着分作业组，心中有些疑虑，下午就到十八里铺公社邢洋大队调查情况，15日又同办公室秘书组组长金汉章同志到六十里铺公社杨大庄，群众正在甩塘泥，看到县委书记来了，立即围上来，一位老大爷凑到书记面前说：“包产到组好，以前上工吹哨子，喊破嗓子，现在上工不用喊，开会端着饭碗，有啥事一商议就成了”。闫书记调查的结果是群众拥护联产到组，2月17日，县委召开了公社书记会议，提出了颍上县推行“责任制”的十一条意见，支持联产到组的作法。群众要求改革是彻底的，在推行联产到组的同时，农村已经暗暗地出现了包产到户。我派县委通讯组尤德贵同志到新庙管东生产队调查包产到组的情况，一了解，那里已经偷偷地实行包产到户，而且一年巨变。群众说：“包产到组是大呼隆变成小呼窿，真正来劲的还是‘包产到户’。到户了，是‘屙屎攥拳头，暗使劲’，我们要跟到组的比比看”。掌握情况，心中有数。省、地领导一来颍上检查工作，我就带他们去看看，走在路上就向他们汇报，联产到组、到户的好处，有的不听，我也讲，心想这是做宣传吗。
颍上县推行联产到组，暗搞包产到户的消息传遍阜阳地区。1979年麦前地委在阜南县开油菜生产现场会议，领导点名批评颍上说：“你们那样搞明年唐垛湖里的小麦怎么能收上来?公粮怎么能交上来?遇到灾害怎么办?”参加会议的公社书记对我说：“刘主任不要怕，你搞‘包’子人民拥护，我们愿意干”。我说：“你们也不要怕，受处分撤职，我自己担，绝不往你们身上推”。散会来家，老伴石影听到后，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他说：“老刘呀!你一天到晚包产到组、到户的，犯了错误咋办呀?”，我说：“中央有文件，群众愿意干，犯不了大错误”。
1979年9月，党的四中全会正式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强调：“除有法律规定者外，不得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强制社、队执行，应该允许他们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因时因地制宜，保障他们在这方面的自主权，发挥他们的主动性”。1980年1月11日，万里书记在全省农业会议上指出：“从一年来的实践看，包产到户原则上不同于分田单干，包产到户形式上与分田单干相似，而生产资料所有制并没有变，而且坚持了生产队的统一分配”。这就为我们松了绑，实际上1979年底颍上已有不少地方搞了包产到户，1980年全部推开。包产到户责任制,统一称之谓“联产承包责任制”，它是在坚持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前提下，生产队把土地承包到户，实行分户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其基本做法是：“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解决了生产上的“大呼隆”，彻底解决了分配上的“大锅饭”。
笑逐颜开
1979年午季，全县一百多万亩小麦喜获丰收，整个小麦收割时间比原来的大呼隆提前七天收完，唐垛湖小麦也比往年提前五天收完。老百姓说：“实行联产责任制就是好，今年收麦，‘大人割，小孩拽，垛上又用塑料面盖，四角还用绳子带，猪吃不着，雨沤不坏’，真正做到丰产丰收颗粒归仓”。面对着这大好形势，我还写了一首打油诗：“麦浪滚滚油菜黄，田野到处生产忙，分组作业办法好，五谷丰登粮满仓”。
县委总结1979年推行“联产计酬责任制”经验时写到，“我县1979年推行联产计酬责任制，农业出现了增产、增收、增贡献的三增大好形势”。虽然1978年秋种遇到百年未有的大灾，1979年春出现晚霜冻害，夏季有冰雹风灾，秋天又遇洪涝灾害，全县粮食总产仍达到３３６１９.５万公斤，比1978年增长40.9%，“油料”产量增长两倍半，均创历史最高水平，粮食超征购任务５８５０万公斤，完成６１9６万公斤，比上年增长一倍多，全县已划分的19000多个作业组，比上年增产的占89%，平产的占8.8%，减产的只占2.2%，半岗区出现了人均千斤稻，户有万斤粮的可喜局面。大面积、大幅度增产，是农业集体化以来少见的。
颍上县推行“联产责任制”取得的巨大变化，受到社会有关方面的支持和肯定。省电台采编了《午收时节访颍上》、《颍上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会主任刘耀化谈，实行包产到组(户)责任制，促进农业发展的经验》，歌颂了责任制带来的丰收。《安徽日报》1979年8月3日，以显著位置刊登了题为：“联系农村工作实际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颍上县巩固、完善联系产量的责任制，县委及广大农村干部认为：凡是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办法，就要坚持下去”的稿件。新华社《内部参考》1979年11月第96期刊登了《颍上县社员欢迎包产到组联系产量计酬，认为这种责任制较好地体现了按劳分配》的搞件，向全国介绍了颍上的经验，面对着这样的大好形势，颍上县人民笑了。
注：作者刘耀华1978年7月调颍上县任县革委会主任、副书记，1980年5月任县委书记，1982年6月调离颍上。
整理：尤德贵李士华
三、水
王传玺刘修全
水，它既造福于人类，又曾给人类带来深重的灾害。
安徽颍上县南临淮河，中贯颍水，西淝河流经东北一隅，八里河横卧东西，还有众多的河湾湖汊，被誉为淮北水乡。
怕水
据史志记载，从公元前44年(西汉初元5年)，到1983年的2027年里，颍上就发生了265次严重水旱灾害，平均每8到10年就有一次，群众说：“湾里人不用慌，一场大水撵上岗”。何止是撵上岗呢?1931年，淮河正阳关水位仅达到24.7米，全县农田便几乎全部被洪水吞没，老百姓家产漂流一空，广大人民离乡背井，到处是“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凄凉景象。千百年来，颍上人民谈水色变。
治水
1950年，党中央作出了“根治淮河”的决定，沿淮人民怀着解放后的喜悦心情，在淮河之畔，颍水之上，筑大坝，建涵闸，疏水系，护石坡。如今，淮北大堤坚如磐石，护卫着淮北煤矿和津浦线的安全。从1956年到1983年，有八年时间淮河正阳关水位都超过1931年的水位，淮河、颍河干堤却安然无恙。1983年，全县虽然遇到特大洪涝灾害，粮食总产量仍然达到35950万公斤，是解放初期的二倍多。
用水
颍上地形复杂，既有大片湖洼地，也有一批岗坡地，水旱灾害往往连年不断。30多年来，全县建有5大灌站，6大灌区，水利设施配套，可排可灌。人民又积极改造高坡地，引水上岗，水稻面积由过去的4万多亩猛增到近20万亩，单产由２５０公斤增长到４00多公斤丰产田块到５００公斤至６００公斤。沿淮的半岗区农民高奎修，全家9口人承包了23亩水稻，人均生产粮食1150公斤。
天然湖泊八里河有水面近两万亩，水草丰盛，是养鱼的优良场所。去年，县联营渔场繁殖鱼苗二千多万尾，捕捞成鱼35万斤投放市场，年产值达21万元，取得了当年挖塘、当年放鱼，当年收益的好成绩。今年，这个场预计可产成鱼55万斤。目前，全县可以养鱼的67000亩水面，已利用61000多亩，占可养水面的90%。
1981年，水上运输公司12户停船待业的船民自动联合起来，自筹资金18000元，采取分期付款的办法，购置了1艘拖轮和12条驳船，积极开展内河航运。现在，这个轮驳大队已经发展成为具有7艘拖轮、56条货驳的5个拖队。3年来，共运输农副产品、化肥等近10万吨，营运总收入达150万元。为疏通农村商品作出了贡献。
颍上人民还积极到水下取宝。每年的汛期，淮河、颍河上游下来的洪水，挟带了大量泥沙。党的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农村建设和工业的发展，沿河群众大力开展捞沙业。现在，全县建有44个黄沙场，年产黄沙8万吨，既疏浚了河道，又增加了收入。颍上县玻璃厂就是利用颍河的沙子，日产啤酒瓶1.5万只，解决了300多人的就业问题，使这个厂起死回生，连年盈利。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期夫’!”30多年过去了，颍上人民从怕水到治水、用水，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他们感到对水的认识还不够，在利用水利资源上才刚刚起步。
（原载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１１日《中国农民报》，安徽省人民广播电台１９８４年９月播出）。
四、颍上县历代修志时间小考
吴多桢
我县自周秦到东晋名“慎”，刘宋到陈名“楼烦”，隋大业二年始名“颍上”，迄今已有2700多年的历史，是我国古老的县置之一。代代相承，记述其历史的志书也绵延不绝。有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史。特别是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新时期，编写一部观点正确，是非分明，体例完备，内容翔实的新县志，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为子孙后代留下一部“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的历史遗产，大.匾５荒懿挥靡欢ň此鸭驼砝纷柿希冶匦胗眯碌乃枷搿⑿碌墓鄣悖粗匦录右匀鲜叮险婵贾ぃ械丶坛校∑渚テ湓闫伞Ｒ虼耍斯ぷ髦悖樵木芍荆员鞠乩拗臼奔涫宰骺级⒙陨旯芗
《颍上县志》，创修于明嘉靖五年(1526年)，曾经明万历三年、三十九年、清顺治十二年、乾隆十七年、道光六年、同治九年、民国三十二年8次重修或续修，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可是大部分已散失不见，有的也只剩残本，流传又少，目前只能在省图书馆、北京故宫博物院，才能见到清朝道光和乾隆年间的版本。唯有清朝同治年间撰修的《颍上县志》，完整无缺，现保存在我县档案馆。这部县志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研究颍上历史的资料，并且对于今后编写新的《颍上县志》也有参考价值。
据明万历三十九年辛亥(1611年)，知县张大业主修的《颍上县志》序言中说：“矧古志成于嘉靖丙戌，体例完备，当乙亥(1575年)重纂，字多鲁鱼，每令观者废卷”。可见明代颍上曾3次修过志书，可惜均散失无考。
清代顺治十二年乙未(1655年)，知县翟乃慎修，邑绅马履云，高翼耀等编辑《顺治颍上县志》十四卷，其序言中说：“今志之辑，去前志辛亥阅四十四载。”
乾隆十七年(1752年)县令许晋在《重修颍上县志例言》中说：“万历乙亥所修之《颍上县志》不可得而见矣!辛亥复修于涪州张公，购得其本，而苦未全，全者顺治乙未翟公纂本耳!顾字多漫灭，中间亦不乏谬误”。
同治九年(1870年)，知县都宠锡在撰写《颍上县志序》中说：“旧志亡，往事无徵，奈何?久之，有庠生潘廷诰，自郡寄旧志一帙至，阅之则修自道光丙戌(1826年)，主修者前令刘庄年先生，余梓里业师也”。
据以上旧志所载，说明我县在清代共修志4次，重修时间距离最长的是顺治到乾隆年间，竟长达97年；道光年间重修时距乾隆壬申志74年；比较短的是明万历辛亥志，距前志乙亥年修纂时也有36年。这些旧志不仅重修时距离长，而且修志时，只是根据旧志匆匆修竣，内容相当贫乏。《顺治颍上县志》十四卷，就是“于旧志赘者删之，缺者补之，变通而更易者损益之，浃月而编成”。《乾隆颍上县志》半年修成，还受到颍州知府王敛福的称赞说：“颍上许君，殚心萃力，搜罗既富，大纲细目，犁然具备，未浃岁而书成”。清同治九年(1870年)，知县都宠锡修颍上县志，“凡九阅月而竣事”。定稿后，因经费不敷，未能付印，事隔8年，新任县令缪钟汴，召集缙绅倡捐经费，才得刊行。当时的颍上县训导朱维坦撰《颍上县志序》中说：“本旧志体例而稍更易之，庚午夏告成，剞厥粗竟，旋以经费绌，中寝者于兹八载，遂捐廉首倡谕城乡诸缙绅父老，咸踊跃醵资，助蒇厥事”。
民国时期，由许敬涵、张星桥等纂修《颍上县志稿》，未刊行。张星桥在1952年3月28日的日记中说：“余于中华民国二十三年甲戌(1934年)续修《颍上县志》。至二十六年丁丑(1937年)中止，三十一年壬午(1942年)春续修，三十二年癸未秋完成，於时未经印刷，全部志稿由志馆馆长许敬涵存于红十字会内。乃敬涵于去冬病故，未交妥人保存，其族人维翰(字少祺)于今春将志稿全部盗卖与市人包物。余牺牲五年精力，地方牺牲数千元银币，结果一无所有，维翰之恶固大，敬涵亦不为无咎”。这位老夫子不知已经由我们文化部门把这部志稿收藏起来，现存档案馆，仅缺教育、杂记等部分。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颍上旧志主要有4个问题；一是修志时间相距太长，有的几近百年；二是纂修时间短促，短者“浃月”，长者“未浃岁而书成”；三是有的只依据一部旧志删补损益而成。如清同治九年所修《颍上县志》，就是本“道光六年旧志，附入兵事，重加修葺”的；四是旧志大多出自封建官僚、封建文人之手，无不打上封建时代地主阶级的烙印，起着维护和巩固其政治统治的作用。它对反动集团歌功颂德，隐恶扬善，对农民起义歪曲污蔑，就是在记录自然现象方面，也夹杂着浓厚的迷信成份，大肆渲染“天人感应”的谬论。
有比较才有鉴别。新中国建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非常重视这项工作，再三提倡整理和编写地方志。1960年，我县曾编写了《颍上县志》草稿，积累了很多有用的资料。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编写地方志的工作陆续在各地展开。胡乔木同志于1980年4月，在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上提出要以“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创修社会主义新方志；1981年又进一步提出：“新的地方志.染芍驹黾涌蒲院拖执浴薄５车氖蟊ǜ嬷校训胤绞分玖形氐阊芯康闹饕翁庵唬泄胤绞分镜姆⒄梗故玖斯憷那熬啊Ｔ诖诵问葡拢蚁卦谙匚⑾卣闹苯恿斓枷拢1981年12月成立了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下设办公室，配备了专人、拨给专款、拟定编写纲目、培训编写人员、广泛搜集资料，重视调查研究。各单位相应成立编写组，将近500人投入这一工作。这些都是创古启今，任何时代所不能比拟的，可谓“盛世修志，众望所归，功业千秋”。因此，我们决心发扬艰若奋斗的革命精神、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尽快地编写出一部反映我县文明历史的崭新县志，为实现宏伟目标做出贡献。
(原载1985年《颍州志讯》)
五、管仲墓址钩稽
吴多桢
春秋时期大政治家管仲的墓址，现在已知道的，在安徽、山东两省就有四处，到底哪个是真墓?各种志书说法不一。作为颍上人，在这次编史修志中，应当加以辨析，考证真伪，以正视听。现仅就查阅有关资料，走访所得情况，发表几点浅见。
一说管仲墓在凤阳。据传当年管仲带兵路过凤阳官沟南面离山脚下，恰逢山洪暴发，田园淹没，黎民受灾。管仲见状，决心在此安营抗洪，解救群众危难。百姓闻悉，敲锣打鼓，焚香叩拜。管仲把军队分两路，一路抗洪抢险，一路开沟引水。未等计划实现，突然发生紧急军情，迫使管仲起程。他深恐百姓责怪，就在军中假传自己暴病身亡，并已葬在离山脚下。当地百姓信以为真，每逢管仲卒日或鬼节，都来焚香培土，年复一年竟成了一座土山。当地百姓都叫它“管山坟”或“仲山墓”。由于它的形状很像和尚敲的木鱼，所以也有人叫它为“管仲木鱼山”。
一说管仲墓在颍上城北关。清代4次所修的《颍上县志》，都引用清康熙年间贡生，颍上人高泽生写的《风物记》中所载：“盖置县时，因陵为高，作后人凭吊地耳!与谢公墩一例，俗称管仲父墓”。按谢公墩在今江苏江宁县北，晋谢安(安石)曾在此住过，后来宋朝的王安石也在这里，并写了一首谢公墩诗云：“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来墩属我，不应墩姓尚随公”。可见管仲墩也只是后人的凭吊处。至于管仲墩前的石碑，是明朝万历十六年颍州等兵备杨芳所立，上书“管仲父墓”等字，以后人们也就误认为这是管仲墓了。民国时期，国民党驻军曾扒开此墓，仅发现青石一条，并无其他葬物。
一说管仲墓在山东滕县城东。其根据是清代诗人袁枚所著《小仓山房诗集》有”过滕县管仲墓“五古一章，诗云：“滕县古城东，碑镌管仲墓”。
据明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山东《滕县志》第五卷，古迹，记载：“春秋鲍叔牙墓在城北十里，道西铺名鲍冢，嘉靖四十四年，巡抚鲍象贤，令有司立碑以表之，岂其苗裔?道东有管仲墓。东陈寺碑云：‘界于管鲍二冢之间，且又名管里以此。’《史记》正义云：‘在临淄西牛山之阿’(指管子墓)当别有据。管子相齐，临淄近真，然此名管里，岂管鲍出贾时曾居此欤?抑后人因叔牙而衍之欤?”上述这段话，含糊不清，多处设疑，尤其是“管里”说是管仲经商时居住过的地方，更是牵强附会，无稽之谈。造成后世以讹传讹。当地人已确认这是.逖滥棺髋愣璧囊鹿谮＃皇钦婺埂
综上所述，在凤阳之说不辨自明：颍上虽系管仲故里，但当时属于楚地，况古代交通不便，千里遥远，将灵柩葬颍上县是不可能的!而且历代《颍上县志》对颍上的管仲墓只叫管仲墩，不叫管仲墓，只列于古迹，不列于陵墓，也是一个铁证；至于滕县之说，主要是管鲍曾在滕经商，明代的山东巡抚鲍象贤想.献嫦日伲头滦Ч糯罢谢暝帷倍竦摹耙鹿谮！薄4说相较，管仲真正的埋骨之所，应在山东淄博市南，与齐桓公葬在一起的“牛山之阿”。因为早在唐代的《括地志》书中，对管子墓就明确记载：“管子墓在青州临淄县南二十一里，牛山之阿。”新出版的《中国名胜辞典》也说：“管仲墓在山东淄博市临淄区牛山北麓，传为齐相管仲之墓。管仲名夷吾。颍上(今安徽颍上县)人，春秋时期大政治家，佐桓公成霸业。墓东西36米，南北约16米，北坡高9米，南坡高6米，墓前旧有石碑，刻古人诗云：“幸脱当年车槛灾，一匡霸业为齐开。可怜三尺牛山土，千古长埋天下才。”
在没有发掘墓葬文物，经考古专家鉴定前，管墓4说，惟有在淄博牛山一说最可信!
(1987年载于安徽省《志苑》1992年山东淄博市第三期《管子学刊》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