颍上，历来灾害频繁。据旧志载：“清顺治五年(1648年)五月大水，淹没人畜无数，二麦冲去，人尽巢居。七月大旱，禾稼不登”。“咸丰七年(1857年)四月雨雹，蝗蝻入城。五月大疫，人死过半，白骨遍野，岁大饥，食树皮野谷殆尽。”“清宣统二年(1910年)五月，连雨三昼夜，积涝成灾。夏、秋大水、岁荐饥、饿殍载道。”封建王朝虽然派员来颍赈济，蠲免田赋，但这种赈济，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人民生活仍然无着。
民国初期，颍上县公署每年从地方预算收入总额中支出百分之一作为救灾资金。但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据1931年7月21日《申报》载：“颍上地濒颍水，居淮河之北，地势洼下，历年荒藉，民困未苏。自入夏以来，大雨兼旬，山洪暴发，颍淮齐涨，岸溃堤决，全县尽成泽国。而沿淮之赵家集、润河集、秋稼湖、灵台湖等处，屋庐冲没不下五千余户，人畜漂亡无算，无家可归者不下两万余口。”民国政府虽设有救济委员会，也是有名无实。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腐败，对灾民不但不予救济，反而增税加捐，支应浩繁，摊派苛扰，浮收中饱，变灾为害。
建国后，党和人民政府组织农民兴修水利，加强农田基本建设和病虫害的防治，提高防御自然灾害能力，同时对发生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则迅速组织力量，及时做好生产救灾，使灾害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
1950年，县成立生产救灾委员会，下设办公室，领导全县人民积极开展生产自救。1954年6月，连降暴雨，全县175个乡，65万人，200万亩农田，遭受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涝灾害。在抢险救灾中，党中央及时派飞机向淮北大堤空投麻袋10余万条，中央卫生部及阜阳专区派4个医疗队、586名医生分赴灾区，送药治病。县委、县政府组织重灾区灾民15268人，由县、区、乡三级干部带队，到太和、临泉、界首3县借地生产，共种地25.3万亩，收获粮食69.15万公斤，委托六安、霍邱、霍山、金寨代养耕牛18398头。国家拨发救灾款570万元，救济粮738万公斤，救灾衣被14.55万件。同时发救济木料7652根，芦席53284条，箔柴112200个，草苫子182874条，帮助灾民建房。
1982年7、8两月，阴雨连绵40天，降雨1256.6毫米，淮、颍河洪峰交替，南照集水位28.43米，超过1954年；鲁口孜水位26.55米，为历史上罕见。中央立即派解放军33567部队和33453部队，3000多名指战员，省军区派出工程兵和舟桥部队，县、区两级派出工作队5000余人，军民联手，战斗在防汛抢险第一线，抢救人、畜、物资，帮助迁安。由于外河水位高，内涝无法排，形成“关门淹”，全县受淹地亩189.41万亩，其中行洪的22.12万亩，内涝绝收的66.76万亩，仅八里河区就达9万余亩。沿淮河较低的庄台被水浪冲毁，房屋倒光。国家及时拨发救济款475万元，救济粮21500万公斤，煤炭24500吨。水后又抽调干部深入灾区认真贯彻执行“依靠群众，依靠集体，生产自救，互助互济，辅之以国家必要的救济和扶持”的救灾方针，帮助灾民生产自救，重建家园。
历年自然灾害及救济情况表
表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