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胜故里在何地
魏嵩山
陈胜是秦末农民起义领袖，其故里司马迁《史记·陈涉世家》与班固《汉书·陈涉项羽列传》均作“阳城人”。然历史上以阳城命名之地甚多，陈胜故里阳城究竟在何地，历来众说纷云。笔者原主其城在今河南商水县境，于汉属汝南郡，现经反复研究，虽以其城于汉属汝南郡没有错误，但却不在今河南商水县境，而应该在今安徽界首县城区。
原来我所以认为陈胜故里在今商水县境，其主要根据有两条：一是《汉书·地理志》汝南郡领有阳城侯国，据《汉书·外戚恩泽侯表》此侯国封于汉宣帝地节四年(前66年)，说明在此以前此阳城之名早已存在；徐松《新斠注地理志集释》以为其城在今商水县西。二是《史记·李斯列传》载赵高语，称“楚盗陈胜等皆丞相傍县之子”。这里丞相乃指李斯，李斯为上蔡人，秦上蔡县治在今河南上蔡县城西南，正与今商水县毗邻，战国时皆属楚地。然这里仍然存在着问题，即徐松乃清人，清代上距秦代时间相隔甚远，如果今商水县境确有阳城故址，前人不会不知，何以不见清代以前文献记载?看来徐松此说未必有据。有学者以当地扶苏城当作阳城，其城位居该县西南，1980年于此进行发掘，出土有战国楚砖和刻有“扶胥司空”字样的陶墩，“扶司空”可释为“扶苏司空”，说明其城始筑于战国晚期。《太平寰宇记》卷10于商水县下又载：“扶苏城在县西南三十五里。《史记》云陈涉起兵，自称公子扶苏，从人望也。盖涉筑此城。隋越王侗皇泰元年又于此置扶苏县，唐武德五年废。”但其城既名扶苏，自与阳城无涉，即使其城兴筑与陈胜起义有关，不等于就是陈胜的故里，何以证明扶苏城一定就是阳城?更何况《太平寰宇记》这里明明说“盖涉筑此城”，只是一种推测，并未加以肯定。
那么，是不是陈胜故里不是西汉汝南郡，而是别有所指?《汉书·地理志)载颍川郡领有阳城县，其城在今河南登封县东南，又载南阳郡领有堵阳县，其城在今河南方城县东，秦时名为阳城。有学者分别以此二城为陈胜故里所在。但此二阳城前者战国时属韩，非为楚地，且与上蔡县相距甚远；后者战国时虽属于楚，但亦非与上蔡县毗邻。上蔡县于汉属汝南郡，于秦则当属陈郡，如果此二阳城确为陈胜故里所在，赵高何以称陈胜等为李斯家乡上蔡县的“傍县之子”，而不称“傍郡之子”?更何况陈胜起义军将领中无一人家在颍川和南阳者。因此此二阳城不可能是陈胜的故乡。还有一个阳城，据明嘉靖《宿州志·古迹》载在“州之南，秦县，陈胜生于此”。有学者据以定在今安徽宿州市南湖沟集。但此阳城不见明以前任何文献记载，显然出于后人附会，其地战国时虽属楚国境内，于秦则属泗水郡，于汉则属沛郡，而非上蔡县“傍县”，陈胜故里当然不会是在此地。
既然如此，陈胜故里阳城应该在今何地？《淮南子·兵略训》：“戍卒陈胜，兴于大泽，振臂袒右，称为大楚。”高诱于此注云：“陈胜字涉，汝阴人。”汝阴即今安徽阜阳市。高诱乃东汉人，上去秦代为时不是太远，与班固同时而在司马迁之后，其说当必有所据，应该是可信的。但司马迁与班固明明说陈胜为阳城人，为何高诱这里又称陈胜为汝阴人?原因只能有一个，即陈胜故里阳城于汉宣帝时封刘德为阳城侯国，与汝阴县同属汝南郡，至东汉时阳城侯国已被废除，其地被并入汝阴县。所以《后汉书·郡国志》记当时汝南郡领县有汝阴而无阳城。班固与高诱虽同为东汉人，因其所著《汉书》记载为西汉事，其时阳城侯国未废，故于书中仍沿用司马迁书陈胜为阳城人。其城即在今界首城区，正与赵高、高诱所说相符。
《左传·昭公三十年》：“吴子使徐人执掩余，使钟吾人执烛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监马尹大心逆吴公子，使居养，莠尹熊、左司马沈尹戍城之，取于城父与胡田以与之，将以害吴也。”此养城《春秋地名考略》、《春秋地名考实》及杨伯骏《春秋左传注》皆谓在沈丘县东而未详所据，杨守敬《春秋列国图》与谭其骧主编之《中国历史地图集》从其说，绘养城于今界首城区。沈在今安徽临泉县，胡在今安徽阜阳市，城父即今安徽亳州市东南城父集，恰与养城所在今界首城毗近。养、阳古音相通，则养城即阳城。北魏郦道元《水经·颍水注》载其水自项县东南流，先后经公路城、临顿城，“又东迳云、阳二城间”。项城即今河南沈丘县，界首正在其东，城跨颍水，旧时南岸为刘兴镇，北岸西部为皂庙镇，东部为界首镇，与郦道元所载云、阳二城形势完全相符。
战国楚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有“惑阳城，迷下蔡”之语。古代中原通往东南楚地的交通，是由鸿沟至今河南淮阳县入颍水，复由颍水入淮河至今安徽寿县，亦即楚都寿春，并由此南下。下蔡即今安徽凤台县，南与寿县夹淮相对，适当交通要道。与下蔡地里相近又位于其城西北交通要道的阳城，所指只能是今界首城。《吕氏春秋·离俗览·上德》亦载及阳城，称“墨者钜子、孟胜，善荆之阳城君，阳城君令守其国，毁璜以为符，约曰符合听之。荆王薨，群臣攻吴起于丧所，阳城君与焉。荆王罪之，阳城君走，荆收其国”。这里钜即钜阳，楚考烈王十年(前253年)曾徙都于此。其城在今阜阳市西北，恰又与今界首县毗近。此为今界首城所在为楚阳城之傍证。
今界首城本古阳城还可以从元末农民起义领袖刘福通的家世中得到证明。刘福通故宅在今界首城区旧刘兴镇，花园在旧皂庙镇，至今城内仍居有刘福通的后裔，他们最长的辈份为“慎”字辈，自称是刘福通的第三十四代孙。据刘慎铎所藏龙凤十一年(1365年)刘氏族人所写家谱记载，其氏“考其繇来远矣，汉佐高祖功，年迈，帝允定居界沟”。界沟乃今界首的异名。此与汉宣帝封刘德为阳城侯事略合，更证明汉阳城侯国即在今界首镇，陈胜故里即在此地。
然而这里或许有人要问：旧史通例，凡书“某人，某地人也”，此某地一般皆指县名；既然《史记·陈涉世家》书明陈胜为阳城人，又有《史记·李斯列传》记载赵高称陈胜等为李斯家乡上蔡“傍县之子”，此阳城理应指县名，且与上蔡县接壤，今界首之阳城汉宣帝时封为侯国，虽然此前已经存在，又与汝阴县相近，但毕竟去上蔡有一定距离，秦代当时并无直接记载，未必就是秦县，其地何能成为陈胜的故里?这是不难解答的，旧史通例不等于就是《史记》的体例，旧史书某人为某地人一般是指县名，不等于《史记》也是如此。通检《史记》凡书某人为某地人，其某地大体有四种情况：一是指故国名，如《史记·刘敬列传》：“刘敬者，齐人也”；又《史记·陆贾列传》：“陆贾者，楚人也”，均是。二是指郡国名，如《史记·彭越列传》：“彭越者，昌邑人也”；又《史记·晁错列传》：“晁错者，颍川人也”，皆是。三是指县名，如《史记·黥布列传》：“黥布者，大人也”；又《史记·淮阴侯列传》：“淮阴侯韩信者，淮阴人也”，皆是。四是指地名，如《史记·郦商列传》：“曲周侯郦商者，高阳人也”；又《史记·陈丞相世家》：“陈丞相平者，阳武户片庸乡人也”。均是。既然如此，怎能判定《史记·陈涉世家》所载陈胜故里阳城一定是指县名，而不可与高阳、户片庸一样同指地名。至于赵高称“陈胜等皆丞相傍县之子”，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傍县犹如邻近诸县”，因此既不限于陈胜故里阳城一定与李斯家乡上蔡县紧邻，也非指陈胜故里阳城一定是秦县。今界首城区之阳城，于秦或属汝阴县辖地，而汝阴县与上蔡县皆当同属陈郡，正可谓上蔡县的“傍县”。诚然，此阳城未见秦代当时的直接记载，这是因为秦代本来存在的时间很短，当时留下的记载不多，我们不能因此就否认其地为陈胜故里所在。
《明一统志》卷31汝宁府古迹载：“阳城故城在府界，汉置县，属汝南郡，东汉省入汝阳”；人物项又列有陈胜，云：“陈胜，汝南阳城人，少时尝与人庸耕，秦二世发闾左戍渔阳，胜与阳夏人吴广度失期，法当斩，谋举事。”清康熙《上蔡县志》卷1《舆地志》记阳城在县东南汝阳、平舆之间，“曹魏废入汝阳”。民国年间藏励等所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阳城条谓：“汉侯国，东汉废，在今河南汝阳县界。”近年文物普查于今河南平舆县城西北周庄发现古城一所，地当上蔡县城东南50里，汝南县城东北29里，当地群众称为“阳城”“或“老阳城”，出土有战国楚币蚁鼻钱、秦半两、汉五珠钱及其它文物，正与上述记载相合。据此有学者认定其城即陈胜故里和汉刘德封邑所在。然此说终与高诱注陈胜为汝阴人不合。其城明清以前不见记载，虽有秦汉文物出土，又与上蔡县紧邻，当时未必名为阳城。《汉书·地理志》载汝南郡领县凡37个，唯有归德侯国，为汉宣帝置，诸志皆未详所在，是否其城于汉为归德侯国亦未可知。其地原有寺庙，相传始建于唐，清及民国年间仍有殿堂数间尚存，称为“阳寺庙”或“阳城庙”，以其南临荆河，取“山南水北为阳”之意，“阳城”、“老阳城”当以庙得名。
综上所考，陈胜故里阳城应在今安徽省界首县界首镇。其城始筑于春秋时期，初名养城，后讹为阳城，战国为阳城君的封邑，汉宣帝又封刘德于此为阳城侯国，东汉国除而属汝阴县。
刘福通祖籍考
(一)刘福通籍贯的隶属沿革：
刘福通的籍贯据刘氏家谱载，应是“元朝河南江北行省汝宁府沈丘县人”，沈丘的旧址即今之临泉县城，其故居遗址坐落在刘兴镇的西刘营，现在该地已易名为界首县界首镇卫民办事处的牌楼街。该地元朝归沈丘管辖，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扩廓、帖木儿竭沈丘城中居民北遁，城空遂废，沈丘县建制取消。明洪武初年沈丘县辖地统属颍州，弘治二年改乳香召巡检司复置沈丘县，改属陈州。但刘福通的故居遗址仍归颍州管辖。据清史稿地理志载：雍正十三年改颍州为颍州府，增设阜阳县。原颍州辖地，刘福通故居遗址属阜阳县刘兴镇管辖，民国24年(1935年)析阜阳县西部置临泉县，刘兴镇又从属于临泉县管辖。民国36年(1947年)10月，建界首市，刘福通故居遂归属之。1953年9月，撤界首市改建界首县。刘福通的故居即划归界首镇卫民办事处管辖。按北宋《元丰九域志》记载：界首原名界沟镇，河南岸设有界沟驿，明朝中叶始易名为界首集。界沟一名的来历，相传有一南北向的古路沟，系陈州与颍州的分界沟，故名“界沟”。根据这一历史演变情况，应该认定“刘福通的故居”为汝宁府沈丘县界沟人氏，较为正确。
(二)刘福通的家族后裔：
现在，刘福通故居遗址附近仍散居着10多家刘福通的后裔。他们最长的辈份是“慎”字辈，据他们推算，应是刘福通的第三十四代孙。刘家老人说：“我们是界沟的老户刘，人说老户不发家，所以俺刘家人丁不兴旺。多少辈人都被骂为贼，大人小孩抬不起头来!一直到现在还流传着‘光棍戴家，舒担王家，贼刘家’的顺口溜。解放后，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俺的老祖宗刘福通被称为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我们刘家也有了出头之日，子孙后代不再陪着挨骂啦!”许多刘姓老人仍能清楚地讲述刘福通造反起义的原委，说起来还是振振有词，绘声绘色。以前所谓的“难言之隐”，今日倒成了炫耀之词。刘慎坤老人在畅叙了他的祖先刘福通起义始末后，还特意脱去鞋袜出示其左脚说：“我们刘家是四个脚趾头(四、五趾连在一起)，与从山东迁来的刘姓移民不一样，他们都是六个脚趾甲。”这样生理区别不一定有什么科学根据，也说不出什么道理来，但总也是刘家后裔的一点痕迹吧!
元末刘福通等起义经过与最初起义之地考实
魏嵩山
刘福通是元末率先领导农民反抗元朝封建统治举行起义的著名领袖。他与其他领袖一起率领红巾军扫荡中原，打遍大河上下，长城内外，东抵辽东，直逼大都(今北京市)，给元统治者以沉重打击，从根本上动摇了元人的血腥统治，为朱明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立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他家室巨富，而不贪图豪贵，顺从民愿，奋然率众起义；起义以后，更以大局为重，拥立韩林儿为小明王，自己甘居平章，辅佐军政大事，体现了他胸怀宽广，高风亮节。然而关于刘福通起义经过和最初起义何处至今学术界仍众说纷云，莫衷一是。这里实有探明的必要。
历来对刘福通起义经过和最初起义之地主要有五说：1、刘福通最初与韩山童等起义于永年县(今河北永年县东南旧永年)，事泄，韩山童被杀，其子韩林儿与母杨氏逃入武安县(今河北武安县)山中，后刘福通于颍州(今安徽阜阳市)与杜遵道等重新起义，取得成功。2、刘福通最初与韩山童等起义于黄陵冈(今河南兰考县东北)，事泄，韩山童被杀，其子韩林儿与母逃入武安县山中，后刘福通与杜遵道等复于颍州起义，取得成功。3、刘福通最初与韩山童等起义于颍上县(今安徽颍上县)，事泄，韩山童被杀，其子韩林儿与母逃武安州(今江苏徐州市)山中；后刘福通等复与杜遵道于颍州起义，取得成功。4、刘福通最初与韩山童等起义，取得成功。5、刘福通最初与韩山童等起义于颍水流域而其具体地点未详，事泄，韩山童被杀，其子韩林儿与母逃入武安县山中，后刘福通与杜遵道，复于颍州起义，取得成功。凡此诸说，皆未得其实。
史籍完整记载元末刘福通起义事有如下诸书：
《元史·顺帝纪》：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辛亥，颍州妖人刘福通为乱，以红巾为号，陷颍州。初，栾城(今河北栾城县)人韩山童祖父，以白莲会烧香惑众，谪徙永年县，至山童，倡言天下乱，弥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皆翕然信之。福通与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王显忠、韩咬儿复鼓妖言，谓山童实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福通等杀白马黑牛，誓告天地，欲自起兵为乱，事觉，县官捕之急，福通遂反，山童就擒，其妻杨氏、其子韩林儿逃之武安”。
《名山藏·天因记》：“小明王韩林儿者，徐(今江苏徐州市)人，群盗韩山童子，自其祖父为白莲会惑众，众多从之。元末山童倡言天下乱，弥勒佛下生，明王出，江淮之人骚然皆动。黄河南徙，元用贾鲁凿求禹故道，山童阴作石人一眼，当道埋之，镌其背曰：‘石人一眼，天下四反。’河丁掘得相惊诧，于是颍人刘福通与其党杜遵道、盛文郁、罗文素等告众曰：‘山童，宋徽宗八世孙也，当帝天下；我，刘光世后，合辅之。’聚众3000人于白鹿庄，杀黑牛白马，誓告天地，约起兵，兵用红巾为志。元得山童捕杀之，林儿逃之武安山中。福通据朱皋，攻罗山、真阳、确山，杞(犯）舞阳、叶诸县，及于汝宁、光息，众至10万。”
《明史·韩林儿传》：“韩林儿，栾城人，或言李氏子也。其先世以白莲教会烧香惑众，谪徙永年。元末，林儿父山童鼓妖言天下当大乱，弥勒佛下生，河南、江淮间愚民多信之。颍州人刘福通与其党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等复言：‘山童，宋徽宗八世孙，当主中国。’乃杀白马黑牛，誓告天地，谋起兵，以红巾为号。至正十一年五月事觉，福通等遽入颍州反，而山童为吏所捕诛，林儿与其母杨氏逃武安山中。”
由上可见，刘福通与韩山童、杜遵道等一起同时起义于白鹿庄，因消息走漏，当即遭到元统治者的镇压，韩山童被捕牺牲，其子韩林儿随母杨氏逃入武安山，而刘福通、杜遵道等则率众攻陷颍州，并非刘福通与韩山童等起义在前，而与杜遵道等起义在后，如果刘福通与韩山童等起义在前，而与杜遵道等起义在后，韩山童既已被捕牺牲，其子韩林儿随母杨氏逃入武安山，刘福通与杜遵道等于白鹿庄誓师何以仍共推韩山童为首?
已往史家叙及刘福通起义经过所以众说纷云，关键是对白鹿庄所在未能详考。主刘福通与韩山童最初起义于永年，当因韩山童家居于此，临近有武安县，与其子韩林儿随母杨氏逃入武安山约合。然元永年与武安县同为中书省广平路辖地。《辍耕录·纪隆平》：“先是，……黄河变迁。至正十一年遣工部尚书贾鲁役民夫十五万、军二万，决河故道，民不聊生。河南韩山童首事作乱，以弥勒佛出世为名，诱集无赖恶少，烧香结合，渐致滋蔓。”又《九朝野记》：“韩林儿始颍川逃之武安，为穿窬渐肆劫杀，有徒既繁，乃啸乱称小明王。”这里河南即元河南江北行省的简称；颍川泛指颍水流域，为河南江北行省辖地。如果刘福通与韩山童等最初起义于永年县，同是记载刘福通与韩山童起义事，《辍耕录·纪隆平》何以称“河南韩山童首事作乱”?《九朝野记》又何以称“韩林儿始颍川逃之武安”?且永年与颍州相距几近千里，刘福通攻陷颍州时在至正十一年五月三日，而韩山童被捕牺牲据上引《明史·韩林儿传》亦在是年五月，姑作五月一日，距颍州攻陷前后不过三天，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如果刘福通与韩山童等最初起义于永年县，又何能于如此短时间内抵达颍州。
主刘福通与韩山童等最初起义于黄陵冈，当是根据于《草木子》，该书卷3上《克谨篇》：贾鲁“劝脱相，求禹故道，开使北流，身专其任。颇河起集丁夫二十六万人，朝廷所降食钱，官吏多不尽给，河夫多怨。韩山童等因挟诈，因凿石人止开一眼，镌其背曰：‘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预当开河道埋之。掘者得之，遂相为惊诧而谋乱。”黄陵冈固在河南江北行省境内，但其为治河工地，贾鲁治河是在河兵的严密监视下进行的，如果刘福通与韩山童最初起义于此，自应受于到河兵的镇压，上引《元史·顺帝记》何以谓“县官捕之急”?贾鲁治河正式开工于至正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据《元史·河渠志》载，工程进展很顺利，“七月疏凿成，八月决水故河，九月舟楫通行，十一月水土工毕，诸埽诸堤成，河复故道，南入于淮，又东入于海”。贾鲁因此受到奖励，“论功超拜荣禄大夫、集贤大学士；其宣力诸臣迁赏有差”。继刘福通、韩山童起义稍后，芝麻李起义于丰(今江苏丰县)、沛(今江苏沛县)，据《庚申外史》记载，亦利用贾鲁治河为契机，以“贾鲁挑黄河，所在废民业，民心不安”，故“佯作挑河夫，日夜仓皇投徐州城”。由此可证当时河工并未卷入起义；如果卷入起义，贾鲁治河何能取得成功?芝麻李起义又何必“佯作挑河夫”?
主刘福通与韩山童最初起义于颍上县，其根据是《庚申外史》载至正十一年五月“颍川颍上红巾军起，号为香军。……起颍上者推杜遵道为首”。但此颍川非指颍州，而与颍上同义，泛指颍水流域。同是《庚申外史》又记“枢密院椽史杜遵道，弃去不仕，适颍川，遂为红军首”，而芝麻李与赵君用谋起义，称“吾闻颍上香军起，官军无如之何”。元颍上县虽属颍州，地理毗邻，其地并无白鹿庄。今阜阳市东有枣庄集，相传本名柳沟村，元末刘福通居此，集北八丈沟为刘福通起义军败颍州同知张鹏所率州兵挖的战豪。据此有人推论“白鹿庄或即枣庄集；或枣庄集附近”。然今枣庄集既然原名柳沟村，于元属于颍州而非属颍上县，其地虽为刘福通起义军屯驻，而前来镇压起义的元兵非来自颍上县而是来自颍州，此与刘福通、韩山童、杜遵道等于白鹿庄誓师，“县官捕之急”不合。枣庄集只能是刘福通于白鹿庄誓师以后进攻颍州城的驻地。
主刘福通与韩山童最初起义于颍州或颍水流域，其说亦不确切。因为元颍州除本州外，领有颍上、太和(今安徽太和县)、沈丘(今安徽临泉县)3县，地当颍水下游；颍水流域所指范围更广，上至河南中部。刘福通、韩山童、杜遵道等最初誓师起义的白鹿庄究竟在元颍州或颍水流域何地仍然未能得到解决。
实际的情形是，刘福通与韩山童、杜遵道等最初一同起义于刘福通故里今安徽界首县城区。
1944年韦光周所编《界首一览》人文目载：“元末刘福通，刘兴镇人，家巨富，性豪爽。顺帝时，以黄河南徙，汜滥成灾，派御史贾鲁南下视察，贾沿颍水东下，闻刘巨富，有花园(即今皂庙)，中植珊瑚树，乃假查为名，入其园，向刘索之。刘拒不许，贾因怀恨。是时颍水甚小，又因黄水澜入，俗名黄泥沟，乃复奏，颍水须开掘，加其深阔。因刘宅跨颍水上，中以木桥通往来。南岸为住宅，北岸为花园，贾意藉掘河以毁之，建议于朝，自中牟县南开一河，泄黄水入颍，至周口合于颍水干流，今之贾鲁河即此。刘闻贾欲毁其宅，乃蓄意造反，命石工凿石人，五官四体具备，惟缺一眼，造谣云：‘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将石人埋于界首下河口(约在余渡口)。鲁掘至界，既毁刘宅，至下游，果掘出石人，缺一目，是时民众以为应谣，遂暴反，结果终受朝廷派兵剿办而失败。”同书地文目又载有“天马行空之古松”，谓“相传刘福通花园内之古松，即今皂庙警察局所在地。此松之枝叶，如天马状，在30里外即可见其如天马在空中飞行然，当时咸谓为神松。民十九，肖军长之楚购伐之，为其母寿木，天马遂物故。玩赏风月者，多引为慨”。此固出于传说，与贾鲁治河史实多有出入，歪曲了刘福通起义的性质。贾鲁治河不在界首，而在河南兰考、商丘及山东荷泽、江苏徐州一带，故道久堙，今河南周口以上贾鲁河，又名沙河、小黄河，即宋时蔡河故道，非为贾鲁所开。而颍水自古为淮河最大支流，源远流长，河道深广，非独木桥可通。刘福通起义不过是以贾鲁治河为契机，其真正起义原因则是根源于当时民族、阶级的压迫，绝不是刘福通与贾鲁个人之间利益的冲突。但尽管如此，这一传说毕竟反映一个事实，即今界首城不仅是刘福通的故里所在，而且是刘福通与韩山童、杜遵道等最初一同起义誓师之地。
今界首县城跨颍水，旧时南岸为刘兴镇，北岸西部为皂庙镇，东部为界首镇，元代其城属河南江北行省汝宁府颍州沈丘县管辖而与太和县毗邻。刘兴镇正是刘福通故居，至今其处仍居有刘福通的后裔，他们最长的辈份为“慎”字辈，自称是刘福通的第三十四代孙，是“界沟的老户刘，人说老户不发家，以俺刘家人丁不兴旺，多少辈人都被骂为贼”，即所谓“贼刘家”。刘慎铎原藏有刘氏家谱，其中第三卷详细记载了刘福通的家世及其起义经过，兹录于后：
南宅北院，黄泥沟贯穿，以独木桥相通。宅深一所三院，正厅三楹，东西房十余楹，回廊抱厦。北花园有松形马，珊瑚培柳，寒竹梅静，饲白鹿两只，乃珍。氏考其繇来远矣，汉佐高祖功，年迈，帝允定居界沟。刘氏福通襁褓伦卅，值恶鲁仗掠移转颍未遂，谋挖引洪泄，毁其宅园，奏摺允。权者专横残暴，百姓征调数万，吸风饮露，肌肤冰雪，尸骨荒冢，凄凉呻吟，目不忍睹，声不忍闻，国亡家破，誓以雪耻之志，愤怒之情，若火之燎原。阴凿石人只眼，埋于木桥两侧，多处结民心，得仁义，掘现乃天义。鲁欺扰谣，官吏差役虎狼，赋税繁重，民家破人亡，聚苦同心。蒙白莲尘于界沟潭，与垂苦役掘百姓夫儒幼童之口，同仇敌忾，其顺莲教风起，聚众数万，杀牛宰马，以祭天地之灵，作盟，血涂首，迹落以缎锦，裹命主，纲纲其精，盟友行武，豪坤洪荡，善勤坚，金火难克。步骑万千威镇，世民乐之，诬贼羞诛。乘骑步涉十有五载，转战数郡之艰辛。佐韩子林儿，建都亳，转迁汴，布国大宋，文告龙凤。……卒年四十有五杂八，并殉难，溺滁瓜。”
该文最后署“龙凤十一年清江族盟缅叩撰”。今按界沟之名最早见于北宋，此前本名养城，后讹为阳城，汉宣帝地节四年(前66年)封刘德于此为阳城侯国；此与谱中所载刘福通祖宗“佐汉高祖，年迈，帝允定居界沟”略合。谱中记载刘福通北花园内“饲白鹿两只，乃珍”，刘福通起义因“蒙白莲尘于界沟潭，……其顺莲教风起，聚众数万杀牛宰马，以祭天地之灵”；此又与前引《名山藏·天因记》记载“聚众3000人于白鹿庄，杀黑牛白马，誓告天地”相符。说明白鹿庄即刘福通故里北花园，以园内饲有白鹿十分珍贵，故名；其地即在今界首城区西部颍水北岸旧皂庙镇。所以当地传说皂庙的得名，因为庙内供奉皂王爷，是一黑脸大汉，刘福通于此誓师起义，他负责主持炊务，因能保证伙食的及时供应，受到起义军将士的尊敬，不幸在随军进攻沈丘城的战斗中牺牲，未能留下姓名。为表达起义将士对他的怀念，表彰其功绩，刘福通遂决于花园内建庙祭祀，并决定以誓师起义之日农历四月十二日为祭奠日。因皂乃黑意，皂王爷为黑脸，故名皂庙，又名皂爷庙。至今虽皂庙久圮，祭奠会期却历数百年而不衰。每逢会期，界首四周数百里以内民众群集界首，城内人山人海，热闹非常，除进行农副产品交易外，亦与怀念“皂王爷”有关。
上引刘氏家谱还澄清了二大历史地理悬案：一是黄泥沟不是颍水，而是今界首刘福通宅院内的小沟，所以能“以独木桥相通”。二是刘福通生于元延礻右七年(1320年)，死于至正二十五年，亦即龙凤十一年(1365年)；其死地是与韩林儿一同淹死于滁州(今安徽滁州市)瓜步镇附近长江中，而不是在安丰(今安徽寿县)被张士诚将吕珍所杀。
1965年界首刘福通故居曾出土石人、石狮，经鉴定，均系元代遗物。其中石人为青石质，高约2米，头呈球形，身躯略呈扁圆状，上宽下窄，有粗糙的线条纹，下有石人座长67厘米，宽60厘米。此可与上引《界首一览》、刘氏家谱的记载相印证。然而这里或许有人不禁要问：刘福通、韩山童等所埋石人当时在贾鲁治河工地黄陵冈已被发现，于是各地红巾军乘机起义，界首非贾鲁治河工地，何以会发现有石人?这是不难理解的。刘福通、韩山童等制造石人，背刻“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字样，是藉以为其起义作舆论根据，复以童谣传播，发动群众，因此当时所造石人当不止一个。界首既是刘福通的故里，又是其与韩山童等最初誓师之地，石人或于此制造，分送各地。界首出土的石人，背上无刻字，当属半制成品。
如前所述，界首当地传说刘福通誓师起义的具体日期是在至正十一年四月十二日，但《元史·河渠志》则称：“先是岁庚寅(即至正十年，1350年)，河南北童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及贾鲁治河，果于黄陵冈得石人一只眼，而汝颍之妖寇乘时而起。”贾鲁治河正式施工始于是年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三日刘福通攻陷颍州。据此，似乎刘福通与韩山童、杜遵道等最初誓师起义应在至正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三日之间黄陵冈发现石人之后。其实不然。贾鲁治河虽正式开工于是年四月二十二日，但民工的征发则开始于四月四日，而石人童谣更在此前至正十年已经出现，说明刘福通与韩山童等利用贾鲁治河之机举行起义早有谋划，何必等到治河正式开工黄陵冈石人被发现以后仓促举行起义?更何况刘氏家谱记载刘福通誓师起义与黄陵冈石人的被发现并无必然的直接联系。界首当地传说四月十二日为刘福通誓师起义之日完全有此可能，因为其时正当贾鲁治河征集民工开始以后，刘福通、韩山童等在群众中为起义已作了充分的发动；民工又是刚到治河工地不久，尚未正式开工，民心未安，有利于民工一起卷入起义。
刘福通与韩山童、杜遵道等于其故里今界首镇誓师起义之后，立刻遭到“县官”的镇压，此县所指当为颍州所属沈丘县或太和县。据《元史·察罕帖木儿传》记载，察罕帖木儿出于阔阔台之后，家居沈丘，至正十一年刘福通起义后，次年察罕帖木儿即组成地主武装从事镇压起义，“得万人，自成一军，屯沈丘，数与贼战，辄克捷”。又民国《太和县志》卷9《武备志》载：“元至正十一年颍州刘福通兵起，惊扰太和，党盛不可制，同知枢密院赤鲁以兵击之。十二年秃赤驻兵沙河，军中夜惊，弃军械北奔汴，收散卒。”同书卷7《秩官志》载：“高士进，洪武二年(1369年)知太和县。县自元末韩林儿乱后，死亡殆尽，其存户不过二百。”凡此，说明刘福通、韩山童等起义之初一直活动在今界首附近一带。由于元统治者的残酷镇压，韩山童被捕牺牲，其子韩林儿与母杨氏逃入其祖籍永年县临近的武安县山中，刘福通则继续坚持领导起义，于至正十一年五月三日攻克颍州。有学者考证以至正十二年徐州曾改名武安州，十五年刘福通等自砀山(今江苏砀山县)夹河迎韩林儿立为小明王，而《名山藏·天因记》又称韩林儿为“徐人”，遂认定韩林儿与其母杨氏逃入武安州山中。这是不对的。砀山县于元非属徐州而属济宁路，至正十六年(1356年)才由济宁路改属徐州，更何况韩林儿与其母杨氏逃入武安山事在徐州改名武安州之前。《名山藏》的作者为明人，称韩林儿为“徐人”，乃以明时之制而言。砀山县夹河虽有韩林儿故宅，但其地为平原而非山地，此宅当是其与母杨氏逃入武安县山中之后，闻刘福通起义军声势大振，又辗转自武安县山中迁居于此。
总之，刘福通是与韩山童、杜遵道等一同举行起义的，其最初起义之地即在刘福通故里今安徽界首县城内。由于元统治者的残酷镇压，韩山童被捕牺牲。其子韩林儿随母杨氏逃入今河北武安县山中，刘福通等则继续坚持领导起义，于至正十一年五月三日攻陷颍州。以往史家以为刘福通与韩山童等起义在先，与杜遵道等起义在后，而对其最初起义之地又诸说不一，有学者考证又以韩林儿与其母杨氏所逃入之武安山系指武安州，凡此皆与史实不符，应该得到澄清。
豫皖苏建国学院在界首
1947年底，豫皖苏区党委决议开设建国学院，接收广大爱国知识青年，培养训练干部，充实解放战争前线和建设解放区的需要。学院始建于河南省鄢陵县彪岗，院长任崇高，并由教育界颇有名望的贺升平老先生积极协助。当时学员不是太多，大都是蒋管区的进步青年。该院师生随从豫皖苏行署流动，先后到过西华、扶沟、鄢陵、许昌、周口、临泉、项城、槐店等地。与军队同样实行供给制，一边学习文化，一边进行军训，生活极为艰苦。
1948年7月，该院随同豫皖苏行署迁驻界首，院部设在河南岸玉皇庙内。由于形势的稳定，来院学习者已达164名，编为3个班，文化高年龄大的学员编为研究班，中学班编为两班。学习主要内容有毛主席著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继又学习了《社会发展史》、《论联合政府》、《土地法大纲》等文件。学员们清除了错误认识和糊涂观念，树立了革命必胜的信念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豫皖苏区行署教导处领导全院工作，行署秘书长杨一辰，文教处处长姚尔觉，副处长徐子佩等经常来院检查工作。通过学习，由行署指示，老学员全部分配到界首中学、文化馆外，其余分配到阜阳、临泉、雪枫报社等地。是年9月25日，复招收学员338名，教学方式采取定期专题报告，学生自学分组讨论。豫皖苏区领导同志宋任穷、章蕴、吴芝圃等，也经常来院作报告，讲解党的方针政策。该院院风正派，保持着密切联系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
该院于1948年11月1日，迁往开封，时有干部和学员360余名。
刘福通家谱见证人丁香甫笔录材料
应界首县文化局许连喜同志编写文物志需要追记：
50年代初至60年代末在界首工作期间，当时就全国范围内均抽调人员建立机构，进行档案征集、及有关历史资料搜集整理，针对民间传说和各种版本记述的刘福通史实，作了专题征集。为此，我曾多次到刘福通故里与其家族后裔交往相处，经过反复工作，说明其来意，欣然同意，方见到刘氏家谱第三卷。谱中记载：
南宅北园黄泥沟贯穿以独木桥相通宅深一所三院正厅三楹东西房十余楹回廊抱厦北花园有松形马珊瑚培柳寒竹梅静饲白鹿两只乃珍氏考其繇来远矣汉佐高祖功年迈帝允定居界沟刘氏福通襁褓伦卅值恶鲁仗掠移转颍未遂谋挖引洪泄毁其宅园奏摺允权者专横残暴百姓徵调数万吸风饮露肌肤冰雪尸骨荒冢凄凉呻吟目不忍睹声不忍闻国亡家破誓以雪耻之志愤怒之情若火之燎原阴凿石人只眼埋于木桥两侧多处结民心得仁义掘现乃天义鲁欺扰谣官吏差役虎狼赋税繁重民家破人亡聚苦同心蒙白莲尘於界沟潭与垂苦役掘百姓夫儒幼童之□同仇敌忾其顺莲教风起聚众数万杀牛宰马以祭天地之灵作盟血涂首迹落以缎锦裹命主纲纲其精盟友行武豪韩洪荡善勤坚金火难克步骑万千威镇世民乐之诬贼羞诛乘骑步涉十有五载转战数郡之艰辛佐韩子林儿建都亳转迁汴布国大宋文告龙凤。
和之气龆龀之岁持异常人好学读书略翻集锦消聊好德无懈怠蚤擢不仕素以孝义称於乡里知宦有厚礼聘之不从宁守约待致敬孝桑梓兴乐责官吏侃谈频应以材底绩以明察御奸豪以和扶孤济贫数诉务以清白杜私谋珠恨吏宝脂膏润好古训而博雅倦拳拳而鹿竹钩惜生欣蝶乐善求旁故实无惑至祖德家声贤懿范井井有条源流不紊足彝伦厚气风裕之大也卒年四十有五杂八并殉难溺滁瓜酒祭明后愿同宗者刻骨铭心阅斯谱瞻斯像兴仰谟奠有心当镇者也冠礼乐废元兴汉不和人孝范忠庶仁声汪涕襟透义烈念礼啡世相传物华天宝丰蕴地灵之颍州乃人杰地灵同巾烈人物风流四海垂胸顿足接踵盛德必有百世之祀者乞天地废暴帝展新主求鬼神之灵废元诛鲁以祀之将相无种久矣辈得盛以彰仁烈永垂之。
龙凤十一年清江族盟缅叩撰。
因原笔录散失，故忆述笔，层次之倒置、字句之舛错，在所难免，仅供史学界及致力于这方面研究者斧正。
丁香甫
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五于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