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阳县人民有与水旱灾害斗争的丰富经验。春秋时期，楚灵王征集民夫，开挖胡城至水台长渠(后人称“通商渠”，即现在的西清河)，使各地积水顺利注入淮河。楚大夫伍奢力谏凿通乾溪沟，救出母猪港(1965年划入利辛县)湖洼地。唐永微年间，州境大旱，剌史柳宝积受百姓所请，浚椒波蓄润河水，数百顷土地受益。北宋元祐年间，颍州荒歉，知州苏轼查清成灾原因，调集民力浚修以西湖为中心的各水系，灌田六十里。清康熙年间，西湖淤浅，小汝河、白龙沟四溢，城内水深数尺，知州喻三畏督工清淤，筑堤建闸，变水灾为水利。清乾隆年间，水旱灾害交替发生，知县王璜亲赴灾区督工治理茨河、延河、润河及郢家埝坝，百余里之内涝可排旱可灌。民国初年，县知事高培德征调民工堵实关家口、刘家口，避免了淮河倒灌。抗日时期，花园口决堤，黄河为患，县长吕荫南严令各地广筑圩堤，救人救田……但统治阶级中的明智人物还必定是少数，但更多的官吏却对自然灾害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广大人民，为了生存，依靠自己，一直向水旱灾害进行着顽强的斗争。
1948年，县民主政府面对满目疮痍的农村，除发放必要的救济外，积极领导灾民生产自救。中共阜阳县委发出通知：“全体共产党员都应视灾民为父母，领导灾民与天斗，与地斗，生产自救，渡过荒年”。共产党员纷纷到灾民中间，领导灾民生产自救。1950年7月，暴雨连日，城内行船，农村一片汪洋。中共阜阳县委立即调集444条木船，抢救灾民的生命财产。县委书记姜克，含着眼泪鼓励灾民：“要鼓起勇气，战胜困难”，并把大批救济粮、款交到灾民手里。灾民们说：“有了共产党作靠山，俺们什么也不怕。夏季损失秋季补”。当年，全部水淹地都补种了晚秋作物。1950年冬，开始疏浚主要河渠，加固主河堤坝。1954年6月，连降暴雨中共阜阳县委胡泉、陈廉、郭新吉等负责人，马上奔赴各地，领导坝堤的加固工作。7月初，三里湾出现历史上最高洪峰，泉河右岸大田集段的堤身连续塌方。战斗在这里的副县长裴德田提出“人在堤坝在，”忘记了自己身患重病，和民工一起抬土4天4夜，终于排除了险情。中共程集区委书记魏成杰、副区长董继宗，带领民工在泉河右岸大庄桥沟口险段战斗8天8夜，保住了堤坝。15日，颍河左岸永安闸严重渗水，青年民工邢桂生坚决要求下水堵洞，一头钻到水底，牺牲了年轻生命。18日，泉河左岸、五道沟右岸、柳河右岸的堤坝，连续溃决，洪涛一下吞没北部139乡、计116万亩土地，胡泉、陈廉等负责人亲赴灾区指挥抢险，被救的灾民，热泪横流说：“多谢共产党、毛主席”!1975年8月，河南南部连降暴雨，洪水沿淮河、洪河、泉河、颍河铺天盖地而来，，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所辖的西南、西北、东南、东北4个前线指挥部，组织30万民工上堤。泉河堤苏屯段溃决后，11个人民公社的99个生产大队一下沉入水中，中共阜阳县委梁武城、李少英、刘波等主要负责人带去数百只木船抢救，南京军区的舟桥部队兼程赶来支援，省民航局的飞机轮番飞来投递食物，当第二次洪峰出现时，省革命委员会急电通知：“立即炸开泉河大堤，从阜阳西部行洪，以减轻颍左大堤压力，确保京沪铁路畅通……”坚守在抗洪指挥岗位上的县革命委员会主任李少英，想到阜阳、阜南、颍上3县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分析了与洪峰搏斗的有利条件，没有从命。他带领全县民工，终于堵住了洪水。群众说：“李主任大事面前不糊涂，头脑里想的是国家，胸里装的是老百姓”。
阜阳人民一直和灾害斗争着。1953年，出现春旱、夏旱、伏旱、夹秋旱、秋旱，旱期长达4个半月，广大干群是哪儿旱了哪里浇，较好地夺得夏、秋粮的丰收。1967年，全年降水50.6毫米，广大农民顶住“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不怕戴“唯生产力论”的帽子，以耧带水，进行春种和秋播，减少了旱情带来的损失。1976年出现春旱、秋旱、冬旱，1977年出现夹秋旱，1978年出现春旱、伏旱、夹秋旱，1981年出现伏旱、秋旱，1982年出现春旱……广大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面对灾害毫无气馁，一次又一次夺得丰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