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剿匪
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解放长江以北广大地区，阜阳地区各县市相继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国民党反动政府不甘心失败，派遣特务，勾结旧军政人员中的反动分子，与大批逃亡的地主、国民党乡、保长，网罗土匪、会道门、恶霸，组成人数不等的土匪武装，或公开活动，或昼伏夜出，或组织暴动乱肆意杀人、放火、奸淫、抢劫，骚扰地方，妄图颠覆刚刚建立的县、区、乡人民政权。活动在阜阳地区的土匪武装主要有大匪首岳歧山，外号“岳胡芦”，匪徒近千人，盘踞于阜阳、六安两地区交界的颍上、阜南、霍邱等县地；大匪首刘金兰，是“天门道”头子，会匪四、五万人，以蒙城县为活动中心，匪势扩展到涡阳、颍上、阜阳等县；大匪首李金生，有3个支队，匪徒约500人，以临泉县南部豫皖两省结合部为匪巢；阜南县有戎慕堂、陈墨林、郭步臣、孟显扬、张寿山、李恒九、张守卿、朱玉珍、郭明九、卢祥云、张保珍、丁焕然、张国英等10余股土匪、会门，各有上百人甚至数百人；涡阳县有土匪13股，少者10人，多则百余人，有荆献宇、二老景、周德轩等为恶最剧；亳县有6股土匪，有李国恩、王守信、王子瑞、张化钧、李绍卿等，称霸全县各地，拦截亳商公路过往的马车、汽车；太和、界首亦有成股土匪活动。
为巩固人民政权，保卫人民生命财产，阜阳地委、专署成立“剿匪指挥部”，重点县、区亦建立相应的剿匪机构。1949年4月初，颍上县成立“前线剿匪指挥部”，副县长邵剑秋任指挥，县公安局长崔如泰、县大队副大队长熊国年任副指挥。5月上旬，配合军分区独立团，对沿淮几股土匪千余人进行大规模清剿，土匪大队长曹建国指挥的1个中队几十人，全部被活捉；西湖沿岸各个台子上、船上匪徒200余人，在四面围击下，全部缴械投降；大匪首岳岐山闻讯龟缩回大别山；匪首屠继周被击毙，匪首凌子和受伤逃跑被追捕归案。此次清剿，打死打伤匪徒50人，俘获319人，缴获轻机枪1挺、长短枪275支、子弹800余发。1949年5月5日，天门道头子刘金兰组织5000多名道众在蒙城举行武装暴动。蒙城县委书记邵光任指挥，县大队配合军分区独立团、皖北军区警备二旅1个营共同清剿。至5月13日战斗结束，共击毙道匪735人、伤370人、俘1552人，缴获武器325件。活动于宿蒙边界的残匪亦被宿县追剿部队歼灭。大匪首刘金兰逃跑(1952年3月捕获，6月25日处决于蒙城)。涡阳县齐山“天门道”小道首冯传志、冯传德勾结土匪匪首荆献宇、冯传景，计划于蒙城天门道暴动后，即在涡阳暴动。县委副书记徐士奇担任剿匪指挥，县长武建周、县公安局长常光华任副指挥，带领侦察员深入匪徒活动中心，一面派人潜伏进去，一面做好外围兵力部署。当会匪阴谋暴动败露后，会首冯传志逃跑到小徐庄，纠集匪首荆献宇和几十名匪徒向5名侦察员反扑，侦察员张西月押住匪首冯传义，以场上麦秸垛作掩护，顽强反击，在危急之时，徐士奇带领1个排赶到，匪众仓惶逃窜。临泉县经过清剿，匪首李金生部被击溃，大部分匪徒投降；经过清剿，全县逮捕匪首、匪徒564人。
在军事清剿的同时，开展政治瓦解，广泛宣传“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的政策，对投降自首的土匪、会匪，准予返乡安家；罪恶大的，可以将功折罪；一般匪众、会众，只要交出武器，向政府登记，不作处理。颍上县副县长邵剑秋，代表县人民政府给土匪头目写信宣传政策，起到瓦解土匪的良好效果。涡阳县曹市区匪徒贾其汉、刘长清，在亲友和群众劝说下，主动回村，在群众大会上公开认罪，又动员同伙贾伯严向政府自首。
在城市，开展户口登记，掌握城市人口的主要情况，肃清隐藏的匪首、匪徒。界首市通过户口登记和检查户口，一次就逮捕土匪8人，其中匪首夏金才，身背多条人命。
在剿匪反霸中，各村庄组织站岗放哨，各家各户都制订《治安公约》，对维护治安，稳定局势，巩固政权起到良好效果。
二、镇压反革命
解放初期，经过反匪反霸斗争，阜阳地区城镇、区、乡政权普遍建立，社会秩序安定，人民生命财产有了保障。但是，反革命残余势力仍然在各地隐藏着，散布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不久变天”等反革命谣言，恶毒攻击共产党和新生的人民政权，并不时进行破坏、捣乱。针对这种情况，阜阳地区各级党委、人民政府一方面公开镇压了极少数罪大恶极的土匪、恶霸，打击反动气焰，教育发动群众；另一方面对反动军政人员进行登记教育，办“感训班”，争取分化，使其有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涡阳县1949年夏至1950年夏，先后举办12期15至20天的感训班，受训的有国民党军、政、警、特及会、匪头目972人，其他县市亦先后举办3至5期，收到很好的成效。在1年多的时间里，确有一部分反革命分子回头，有的主动登记悔罪，有的立了功。临泉县举办2期感训班，通过感化教育，写出个人罪行材料170份、检举揭发材料90份、公开材料47份，供出临泉境内十几个反动机构的组织情况，缴出长枪52支、子弹1940发。
1950年，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战争爆发，全区又遭受严重水灾。这时，各种潜伏的反革命分子认为时机已到，纷纷出动，以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土匪、恶霸和反动道会头子为主力，组成“四合一”反革命势力。他们一方面收买腐蚀基层政权干部，散布谣言，蛊惑人心；一方面网罗旧军政人员、会门、土匪、地主，建立反革命组织。如“鄂豫皖反共救国军”、“国际联合义勇军”、“中央仁义军太极团”等相继孳生。阜阳县董仁龙(国民党阜阳绥靖区政治部主任、国大代表)组织建立“中统阜阳组”，下设“新闻组”、“谍报组”、“流动组”，并有外围组织“青年建国会”、“民主同盟”等，阴谋组织武装暴乱。1950年初，全区有各种会道门组织50多个，道徒会众30多万人。反革命反子利用各种渠道，传播谣言，制造混乱。说什么“美军已打到鸭绿江”，“蒋介石派白崇禧将军已收复云南”，“治淮挖断了风水地”，“蒋介石要回头，地主要报仇，先杀农民会，后杀穷人头”，“共产党往苏联运粮，不管老百姓灾荒”等等。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和反革命谣言使部分基层干部立场动摇，有的贫雇农把土改分的东西送还地主。在反革命分子煽动下，不少地方发生群众抢粮事件。仅阜南县就有20多个村庄群众，抢公粮1万多公斤。反革命分子还采取“打冷枪”、“捅黑刀”、“绳索套”等罪恶手段，暗杀政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1950年10月，仅亳县、蒙城、凤台3县统计，共发生暗杀事件12起，杀害区、乡工作人员和群众17人。反革命分子同时抢劫、贴票、投毒、破坏交通、通讯。临泉县8月至10月发生盗窃案件220起；亳县新张集区电话线被割去600米；胡集中学有34人食物中毒。阜阳县匪首吕家俊、朱子贤、三老春、艾华山等人，夜聚日散，打家劫舍，贴票绑架，连续作案。在刘付庄杀害两家5人、拉票1人；在瓦房店、小邵庄贴票20户；刘庄邵振帮家被贴票，因未按时交款，20多亩小麦夜间被烧光。
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指示。1950年12月，全区公安机关经过充分准备，大张旗鼓地展开镇压反革命运动，全区有13959名群众参加宣传大军，有组织、有领导的在各地召开各种会议，利用漫画、黑板报、大字报、幻灯、有线广播、文艺演出进行宣传。1951年3月，公安处举办大型《罪证展览》，主要内容有恶霸罪行展览，如董仁龙、吕家章、李效慧等人的罪行；反革命地下军罪行展览，如“正义军”总头子孟昭祥的罪行；反动会道门暴动罪行展览，如刘金兰、李洪魁、张保珍等人的罪行；实物罪证、物证展览，如缴获的枪支、弹药、旗帜、印信等；潜逃犯罪行展览，如展出在逃的天门道头子刘金兰、圣贤道头子王洪俊、土匪头子岳歧山、周德宣的照片。展览由公安处三科副科长陈克带队，组织20名干警，在全区10个县市轮流展出，每县市7至10天，先城市，后农村，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参观，受教育者达200多万人。太和、亳县自办小型图片、罪证展览，在县内巡回展出。阜阳、临泉、涡阳等县自编自演了《无孔不入》、《擦亮眼睛》、《捉特务》、《偷印》等话剧、活报剧，观看群众达340多万人次。蒙城县仅1951年召开宣判大会596次，公审会173次，诉苦会310次，控诉会348次，座谈会459次，群众大会503次，集头会、农代会、反属会97次，受教育者达181.8万人次，基本上达到家喻户晓。强大的宣传攻势，使广大人民群众对镇压反革命运动的认识不断提高，许多人主动协助政府工作，积极检举各种隐藏的反革命分子。1951年不完全统计，全区参加检举揭发的有8126人，其中干部1710人，群众6416人，提供检举材料8867份。1951年11月14、15日两天，阜南县就有22个农民主动到公安局提供罪犯线索，并带路追捕。至1951年底，全区共逮捕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5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共34513人，其中判处死刑8784人，判处有期徒刑12729人，判处管制13000人；驱逐帝国主义反动传教士7人；发动群众摧毁活动多年的46种反动会道门组织，逮捕反动道首396人，集训小道首2567人，登记小道首1760人，自动声明退道的道众15.3万多人。同时收缴银元501枚、金环、金戒23只、毒药8包、伪奖旗4面、反动会道门的旗帜、道具、道书等2420件、反动书籍、委任状、证件等2685件。许多反革命分子慑于镇反的声威，走投无路，被迫向人民政府悔罪自首，交出组织名单、证件、武器等。在镇反第一阶段，全区自动投案的反革命反子1370人，仅蒙城县就有375人。经过镇压，会道门组织趋于灭亡，土匪组织土崩瓦解。少数隐藏较深、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分子，在人民的巨掌中战栗失色，暂时不敢蠢动。广大人民群众异常高兴，纷纷送子、送夫参军，捐款、捐粮，支援抗美援朝，激发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热情。
1952年至1955年，阜阳地区公安机关继续侦察破案，打击现行反革命，深挖隐蔽反革命。共破获反革命“地下军”14起，抓获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18222人。仅1954年就破获各类案件647起，逮捕罪犯487人，有力地打击了制造“毛人水鬼”谣言的犯罪分子。
经过镇反，全区社会秩序空前安定，反动会道门组织瓦解，城乡匪患消弭，乡村政权完全掌握在人民手中，全区1908个乡、47700个村建立了治安保卫委员会，所有工厂、学校、医院，相继建立“治安小组”、“护厂队”、“护校队”等组织，各类案件发案率仅占总人口的万分之零点二六。镇反运动的伟大胜利，彻底摧垮了国民党反动残余势力，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运动，对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起到极其重要的保障作用。
三、平息会门暴乱
解放初期，活动在本地区的会道门有圣贤道、先天道、一贯道、天门道、白莲教、三佛门、白门、坎门、天主大门、红学、黄学、白学、黑学、平心道、金华堂、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等50余种，有点传师(或相当于点传师)以上的道首8500人，道众32.14万人。共有坛堂1206个，遍及城乡。解放前，不少村庄人人入道，如涡阳县白果树乡，入道群众占总人口的80%，其中齐山子庄210户，除一外来户，其余全部参加会道门。
1948年9月至1953年1月，在涡阳、蒙城、颍上、亳县、阜阳、阜南6个县境内。先后发生过11次反动会道门暴乱。暴乱的会道门有天门道、三佛门、黑学、白莲教、坎门、白门、红学7种。发生暴乱的地区：蒙城县3次、涡阳县3次、亳县2次、颍上、阜南、阜阳县各1次。暴乱的道种：天门道4次、红学2次、其余5种各1次。暴乱的时间：1948年底以前4次，1949年5次，1950年1次，1953年1次。参加暴乱的人数总计44635人，其中被当场击毙819人。暴乱区域涉及15个区、77个乡、1个城关镇。暴乱袭击县人民政府1个、区政府6个、乡政府40个、野战医院1个、工作队2个。不完全统计，牺牲干部51人、战士163人，损失各种武器303件、公粮200余万公斤。
平息阜南县红学暴乱：1947年8、9月份，阜南的县、区、乡人民政权相继建立。而反动地主、土匪、恶霸相互勾结，不断袭扰，到处抢劫，百姓不得安宁。红学会首张保珍，点传师孟汉波等人以“保家防匪”为名，乘机扩充势力，发展会众近万人，1949年3月19日，张保珍组织成立“武学联庄会”，制白边黑色三角会旗和臂章，令各学馆大练武10天。3月27日，匪首丁焕然在洪河南岸马集召开了乡保队(俗称“小炮队”)头目会议，决定首先攻打佛庙乡政府，以观动静。同日，张保珍、陶笙和孟汉波策划，决定3月31日(农历三月初三)举行总暴乱。
3月29日夜，丁焕然率匪徒80人，偷袭公桥区佛庙乡政府驻地白郢寨，因乡队外出，匪徒扑空，遂抢劫白郢寨仓库大批粮食、油料、布匹等物资。3月31日，张保珍、孟汉波、丁焕然、张寿卿、陶笙和等会首、匪首在龙王庙聚集，召开红学和小炮队中队长以上头目会议，阴谋“分兵三路向北发展”，与沙河、泉河一带会门联合，“攻占阜阳，向蚌埠发展”。并明令凡在18至40岁的青壮年都得参加暴乱，1人不参加，全家都杀光。暴乱以“打八路，抢仓库，渡春荒”为口号，裹胁、蒙蔽4000余人参加暴乱。
3月31日，西路匪首丁焕然、陈墨林、郑步巨、张连山、张寿山等率匪徒500余人，攻打公桥区政府，区委书记张文达带领一排战士在天主教堂进行阻击，区队指导员赵茂生带领二排在胡楼阻击，区队边打边撤，保护区政府人员转移脱险。同日，黑学会门在张洪模策动下，纠集千余名会众，在苗集鲤鱼坑一带暴动乱，试图与红学互为犄角，遭到苗集区副区长许加强所带区队的痛击，会匪被打散，张洪模被击毙。
4月1日拂晓，东路匪首张寿卿、郭文轩率匪众包围洪集分队和乡政府，副乡长乔如香和分队副张吉率乡队战士抵抗，激战4小时，乡队子弹打光，除1人突围脱险，其余20多人全部牺牲。上午，会匪赶到崔集，包围崔集乡队和乡政府，乡队副张保成率7名战士掩护乡队和乡政府人员突围，经过激战，张保成等7人壮烈牺牲。中路匪首张保珍、罗靖环率匪众千余人向于集区政府驻地八里庄进攻。
4月2日拂晓，刘宪坤、唐远凡率于集区队100余人进剿会匪，从苗集南邵桥出发，在张圩子与东路会匪遭遇，经过激战，区队副王有才、地城乡乡长于相华等20人壮烈牺牲，区队其余人员撤退。同日，独立团(原县大队)四连丁连长率部百余人，在赵集区队配合下，向南进剿会匪，在薛集南头草河边(现界南河)，被埋伏的中路红学会匪500余人包围，在突围战斗中，丁连长手臂被砍断，3名战士牺牲，20多人被俘，损失机枪1挺、小炮1门。
阜南县会门暴乱引起中共阜阳地委高度重视，决定集中军事力量，平息会门暴乱；开展政治攻势，恢复地方政权，稳定社会秩序；公告解散会道门，收缴武器，逮捕隐藏的匪特。命令阜阳县独立1团与军分区独立1团一部分组成1个团，连同分区12团、临泉县大队，进入暴乱地区，协作平息暴乱。
4月3日，平乱部队自北向南，南捣匪巢龙王庙；12团团长蒋汉卿、政委霍大儒率部队由南向北，兵分两路夹击，以防会匪渡淮南逃；临泉县大队和阜南部分区队，自西向东攻打方集、公桥会匪。何焕文、宋振宇部行进龙王庙途中，遇会匪于张兰寨，遂展开激战。因顾及会匪中有大批受蒙骗的群众，清剿部队不愿正面展开火力攻势，决定撤出战斗，退驻易守难攻的张兰寨内。匪首张保珍指挥会匪数千人将寨子团团围住，会匪人人头扎红巾、臂戴袖章，口念符咒，手舞大刀长矛，气焰十分嚣张。何焕文代表部队向会门喊话：“八路军只打土匪，不打老百姓，你们是受骗来的，回去吧，不要上坏人的当”，并命令战士不要开枪射击。会匪逼进寨沟，双方成对峙状态。4月4日上午，在政治攻势难以凑效的情况下，决定一营留守，二营、三营分别从南门、东门同时出击，适逢12团赶到，形成夹击之势。激战半小时，会首张保珍负伤，其子被击毙，打死打伤会匪140余人，俘100余人，攻占会匪盘据的龙王庙一带。4月5日，临泉县大队和阜南部分区队在公桥截击丁焕然部，活捉李老耀、张玉琨等匪首。4月8日，清剿部队兵分两路逆洪河西进，入夜，歼灭夏寨之敌，俘30余人，活捉匪首孟显扬。4月9日，攻占程家湾，消灭张连三匪部。同日，攻占孟郢子，击毙4人，缴枪11支；包围许大庄，迫使周占甫等100余人投降。至此，平乱获得彻底胜利。
阜南县红学暴乱，殃及方集以东、老观巷以西40余公里，双碑湖以南、洪河以北20余公里的大部分地区，方集、于集、苗集、薛集4个区政府遭到严重破坏，牺牲干部、战士70余人，损失公粮100余万公斤，布匹2000余市尺，军鞋数万双。
平息蒙城县天门道暴乱：天门道总头子刘金兰，是涡阳县刘大庄摆船的渡工，1938年在乾门黄沙道的基础上创立天门道。曾先后4次发动武装暴乱，其中2次规模较大。1948年国民党12兵团过境时，在该部旅长王新法策动下，以刘金兰、曹训乾为首组织1000余名道众，于9月18日袭击在凤台、蒙城、怀远3县交界处打游击的中共区政府驻地张大庙，被击毙4名会匪后溃逃。其后，刘金兰转移到蒙城县境涡河以北活动，提出“万教归一”的口号，在涡河沿岸大量发展道徒，当时蒙城全县有道徒85729人，约占全县总人口的13%。在天门道内有3种组织系统：一是公开传道用的是道内组织系统，如点传师、传道师、引进师、坛主等；二是行政系统，如“皇帝”、“军师”、县、区、乡等；三是暴乱时的军事组织系统，有“总司令”、“元帅”、“军长”、“团长”直至“班长”。立国号为“尚明”，刘金兰自称“尚师皇帝”，封“娘娘”达26人，被奸污的青年妇女200多人。1949年4月底，刘金兰在涡北召开天门道头目会议，决定5月5日(农历四月初八)举行反革命暴乱，将暴乱队伍定名为“天九军”，李洪魁任“总司令”。下设两个“司令部”：涡南为第一“司令部”，涡北为第二“司令部”，企图“分3路行动，打开蒙城县城”。暴乱的口号是“不保蒋，不保毛，单保真君来坐朝”。
1949年5月4日夜，匪首李洪魁在望疃区芦沟、赵集集结四五百匪众，勾结望疃区队内奸副排长杨春荣、财粮员孟宪义，里应外合，袭击望疃区政府，匪首胡诚心、魏长江在三义区曹楼、白桥集结三四百人，袭击三义区政府。
5月5日，匪首丁敬祖率会匪千余人进攻蒙城县城，分别袭击县政府、公安局和监狱。县委书记邵光、县大队副大队长贾德才率部队分头迎击，在不到1小时的时间内，将会匪全部击溃，计击毙匪首宫洪亮以下40余人，生俘100余人，余匪逃窜。中共阜阳地委当即决定派分区警卫营赴蒙城增援守城，随后派主力部队清剿。5月8日上午，警卫营行至暴乱区望疃集东北汪大桥(侯寨)时，遭到会匪伏击，损失重机枪2挺、轻机枪6挺、步枪数十支。5月9日晚，皖北军区从蚌埠派遣警备二旅一个营到达蒙城。11日，分区12团、独立1团到达董集。12日下午，县大队、警备旅同分区部队会合于芦沟一带。13日晨，击毙匪首李洪魁、魏长江以下433人，俘502人，缴获弹药数千发，刀矛千余支。
蒙城县天门道暴乱，波及数百个村庄，裹胁5000余人，杀害区、乡干部22人、伤4人，俘62人，抢劫公粮48万公斤，被夺长短枪98支。
平息颍上县白莲教暴乱：白莲教在颍上又称“全家道”，1945年1月由涡阳县道首潘从军、潘从远兄弟受刘金兰派遣，来到江口区陈圩孜，以帮工为名在大地主、伪保长陈洪瑞家潜伏，以治病为名，在偏僻乡村发展道徒，继之以亲串亲、邻串邻方式公开传道。1949年1月27日，天门道首刘金兰窜到江口、杨湖等地，并自称是“真龙天子”，封陈洪瑞等人为“四大朝臣”、“八大朝将”，至同年4月份，白莲教徒已遍及江口、谢桥、杨湖、江店、夏桥、新集、陈桥、城郊8个区、31个乡镇、148个行政村，7800户，3.5万余人，设堂86所。陈洪瑞在原道会基础上建立军事组织，自称“师长”，委任杨德修、李华章、李华彩等人为各团“团长”，团以下设营、连、排组织。5月5日蒙城天门道反革命暴乱，陈洪瑞积极响应，5月7日在江口区道首黄德全家两次召开秘密会议，决定由陈洪瑞、杨德修率众攻打江口，李允中、绳从标率众攻打贺庄，李华章等率众打下古城子之后，赶到江口接应，其余就地起事，全部计划实现后，集中兵力攻打颍上县城。并规定左臂缠白布为识别标志。
5月8日夜，会首杨德修、马玉成集结会匪千余人，包围江口区、镇政府，会匪副团长姚树堂点燃区政府前院的房子，区队内奸张景良、王心强从院内打开大门，会匪蜂拥而入，抓人抢枪。会匪汤新文、李华强抢夺枪支后，将在该区检查生产救灾工作的中共颍上县委副书记开枪杀害；江口镇镇长陈良元在与会匪搏斗中壮烈牺牲。区委书记汪永昕、区长刁操德、副区长蒋茂林、农会主任李继元率区队战士奋勇还击，经过1个多小时激战，击毙20余人，其余会匪逃窜。江口镇副镇长王学信、区队班长李治国等4人被会匪挟持，行至江口东凡家湖时，被匪徒马玉成、张景良杀害。会匪同时抢走长短枪31支、子弹400余发，焚烧房屋15间。是日，会首李志忠、绳从标率会匪170余人，突然袭击县公安局驻贺庄工作组，首先杀害村财粮员贺炳宇，继而将工作组住处团团围住，砸门、纵火，工作人员奋起反击突围，击毙会匪10余人。是日夜，会匪团长李华岭集结千余名匪徒，一部分奔向夏桥区罗洋乡徐小庄，将农会主任阎西山抓到五里沟口杀害，一路袭击罗洋乡政府，将副乡长刘穷田和积极分子王怀玉枪支夺走，捆绑押到颍河滩上准备处死；另一股会匪窜至龙王庙，将国家粮库围起来，准备纵火焚仓。会匪得知江口暴动溃败、会首陈洪瑞去向不明时，即四散遁去。是夜，会首姚道从在谢桥区桥北头集结千余名会匪，谢桥区委书记李仁率区队赶到，突然出击，会匪溃散，姚道从被活捉。
颍上县委、县政府组织县大队和公安队进行剿匪，并陆续将55名道首逮捕归案，彻底摧毁了境内白莲教组织，平息了暴乱。
平息亳县白门暴乱：白门，1920年创立于山东省历城县，经河南商邱传入亳县五马、阎集、泥店、张集等区乡，至解放初，在亳县共发展道徒2141人。白门创立之始，就投靠日伪，依附国民党反动派。1948年，白门头子张济昌勾结国民党反动派，在亳县关堂区杀害新四军团长高陵云和连长1人、战士9人。1953年1月26夜，以胡金山、鲁守正、李子斌为首，组织180余名会匪在阎集区王楼乡许洼、张阁区赵庄乡张大庄一带武装暴乱，杀害公安局副局长刘杰、公安区员李殿巨、民兵中队长郑守忠、区组织干事何景太等14人、伤2人，抢短枪3支、长枪13支、机枪1挺。1月28日，会匪被歼灭，毙伤80余人，俘获62人。
解放初期，全区尚有27次反动会道门预谋暴乱，纠集会匪13944人。由于及时侦察破获，均消灭在预谋阶段。
四、取缔反动会道门
1、1953年重点取缔
全区的取缔工作从1952年12月20日开始，各县都成立“取缔反动会道门临时工作委员会”，由县委书记和公安局长负责，共抽调430名专业干部，其中区公安员以上的178人，一般干部252人。进入阵地前，各县分别集训5天，讲清政策，弄通做法，说明纪律。在取缔中，把一般的道首和有悔改的或有立功表现的道首分别对待，打击的重点有5类：一是解放后为首聚众暴动或企图暴动的；二是诈财、强奸、罪恶大、民愤大或有血债的；三是兼有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反动军、政、警、宪、官吏、不法地主身份之一的；四是悔过自首后又继续进行反动活动的；五是点传师(或相当此类人员)一级的职业道首。对一般会众主要是进行教育，在提高觉悟的基础上，只要自动交出证件、在斗争诉苦大会上自动声明退道即可。取缔重点放在反动会门严重的地区，一般地区只普遍进行宣传教育。取缔共分四个步骤：第一步宣传发动，从1952年12月20日起至1953年1月20日止，大张旗鼓宣传，表明政府态度，很快把基本群众及所有会众团结并发动起来，形成一股力量，并选择好打击目标；第二步组织取缔，斗争道首，从1953年1月20日起至2月底止，主要开展面对面的斗争，对道首进行集训、登记，根据群众和会众的检举、揭发、控诉，区别情况，分类处理；第三步退道，从1953年3月起，道徒在提高觉悟、自觉自愿下提出退道，禁止硬性包办代替，形成退道高潮；第四步总结，在4月20日前结束取缔工作。经过省委批准，全区共取缔25个道种，分布在1888个乡内，会众约22.5万人，其中坛主以上道首约6000人。在取缔运动中途，因4月中旬遭受严重霜灾，忙于救灾，运动中止，实际取缔1124个乡，共逮捕反动道首4628人，其中判处死刑675人，集训小道首2567人，登记小道首1760人，自动声明退道的会众153667人。
2、1958年全面取缔
由于1953年取缔反动会道门不彻底，该打击的道首未能全部打击，对会众的教育尚不深刻，遇有可乘之机，便死灰复燃。1957年全区发现27种反动会道门活动，立案190起，破获168起，从破案统计，共挖出31个“皇帝”和一批“娘娘”。1958年3月，地委召开各县政法党组书记和公安局长会议，作出彻底取缔反动会道门的决定，并提出7条具体要求：一是把1958年以前有组织的复辟活动案件全部、彻底挖掘出来；二是应该惩办的道首，保证一个不漏的分别予以惩办；三是经过取缔打击，在道众中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将会门在群众中搞糟搞臭；四是对残存的道首布置监视力量，做好控制、监督、改造；五是将各种反动会道门的组织系统、散布地区、取缔情况，整理出系统材料；六是对所有会门头子建立档案；七是通过此次取缔打击，保证以后不再发生会门暴乱事件。取缔工作从1958年4月开始，至8月底结束。取缔分四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全区共组织18838名干部参加，其中政法干部217人、区级干部175人、乡社基层干部18446人。抽调干部先集训，然后开展工作。第二阶段，宣传发动辩论，采取多种形式，大张旗鼓的开展群众性地宣传运动，宣传取缔反动会道门的方针、政策，结合真人真事，揭露反动会首的罪恶事实。通过辨论，全区收到群众检举信69573份，其中有公安机关未掌握的道首1338人。第三阶段，斗争处理、退道。对罪行严重的大道首，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斗争，中小道首现身说法，有的当场用实际表演揭穿会道门的骗术，给参加大会群众以深刻的教育。会众则悔过登记(或举手)退道。第四阶段，总结汇总材料。全区抽调70多名有编写能力的干部成立汇编小组，系统整理反动会道门的材料，绘制出分布图，建立道首档案，对有危险性的道首，布置控制力量。此次全面取缔，共发现36个新道种，有2203名道首(其中朝廷14人，娘娘16人)，道众26663人。对罪恶重大、残存漏网的会门头子共逮捕1093人、劳教8人、管制986人、斗争1661人，中小道首登记悔过2524人，会众登记或举手声明退道的93566人。同时收缴长枪26支、手榴弹63枚、子弹1474发、刀矛3886件、反动书籍3928本、反动印鉴111枚、会旗31面、神胎神像2121个、道具5928件及其他以资反动会道门所用的证件一部分。
3、扫除残存
“文化大革命”以后，少数潜伏较深的反动会道门又有活动，1980～1985年，破获反动会道门复辟案件8起，4个道种，参加活动人员1009人，其中老道徒73人，新发展的成员936人。
五、对地富反坏分子的监督改造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对那些罪大恶极、民愤很大的土匪、恶霸、反动会首、反革命分子杀掉一批，关押一批。对一些可捕可不捕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不法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其他虽构成犯罪尚不够判处徒刑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为防止这些人的破坏活动，维护社会治安，巩固人民政权，在实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监督、改造，使之逐步放弃反动立场，成为新人。1950年8月统计，全区被管制的“四类分子”2232人。同年11月5日，阜阳公安处发出《对管制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草案)，对管制的方针、目的、范围、对象、方法，作出明确规定，采用政府公开限制、教育和人民监视相结合的方法。各县市都根据被管制分子的具体情况和不同程度，制订出具体的监督改造制度，如请假制度、训话制度、四回报制度(来客回报、外出回报、有事回报、定期回报)等。阜南县对被管制人员进行“三查”(查生产、查守法、查爱国)、“五比”(比劳动、比立功、比服从、比思想、比作风)。阜阳县1951年分点召开被管制人员会议，让他们订出“九条保证”。1952年7月27日公安部发布《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其后又陆续制订“监督劳动与政治教育相结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给出路”等改造政策，对彻底消灭反动阶级、改造反动阶级分子卓有成效。监督改造地富反坏分子主要依靠基层治安保卫委员会(以下简称治保会)和治保小组。1952年底，全区共有治保会1483个，治保委员10403人；治保小组6430个，组员27178人。治保会对“四类分子”普遍实行“三包一保证”的办法，即：一包监督劳动。责令监改对象根据不同职业订立生产劳动改造计划，按照基本劳动日和定量定额，监督他们按质按量地完成劳动生产任务，使其在劳动中得到改造，逐渐地从事正当的劳动生产，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二包政治教育。按照“监督劳动与政治教育相结合”的原则，针对他们的思想情况，运用个别谈话、开会等方式，进行守法教育、形势教育和前途教育；三包预防犯罪。监督他们严格遵守政府法令，外出请假，返回销假，来客报告，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对摘掉帽子的“四类分子”，继续进行教育改造，对表现不好的，指定专人或有重点的建立群众帮助改造小组，防止重新犯罪；责令监改对象订出自己的保证，定期检查回报，每7天、10天或半月1次。1973年，全区共管制106653人，其中地主分子63026人，富农分子21204人，反革命分子11293人，坏分子11130人。1973年，发动群众，有计划的对“四类分子”进行一次全面评审，共评审99965人，其中表现较好、基本守法的83370人，占83.4%；有一般违法行为的12695人，占12.7%；表现不好、有破坏行为的3900人，占3.9%。通过评审，摘掉帽子的2696人，纠正错戴帽子的1523人，重新戴帽子的35人。
1979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全区组织22223人，从2月上旬开始，对77450名“四类分子”进行全面评审，至4月上旬结束。经过各县革命委员会批准，张榜公布，共摘帽64693人，撤销管制1630人，纠正错戴帽子9857人，继续戴帽的1270人。1983年，所有戴帽的“四类分子”全部摘帽。
六、禁毒禁赌
1、禁毒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敌占区普遍的公开地推行毒化政策，使大量毒品广泛流行。日本投降后，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继续推行毒化政策，公开布告宣传种植罂粟，创办烟行，印发烟土膏证，征收烟土税。阜阳、界首、亳县遗留烟毒基础最深，社会危害极为惨重。1948年统计，阜阳城即有鼎新、兴盛、协和等13个土膏行、店，烟馆子211家，造贩毒品有270户，制造的毒品除供给阜阳城850个贩运毒品犯外，还运到蚌埠、田家庵等地出售，外地称阜阳是有名的“老海翁倒山”(产量大、制造好、销售快)。大造毒犯阎俊卿下设4个毒品分销处。阜阳城吸毒犯陈继禹，前三辈均在阜阳城鼓楼前开卤菜馆，生意兴隆，原有资本折合人民币1亿元(旧币)，有房子17间，两层院子5间楼。在解放前的三四年陈染上毒瘾，生意垮掉，所有的房子先当后卖，连生活也无法维持。1950年春，陈继禹为吸毒把自己的母亲卖了1石粮食，妻子离婚，兄弟陈继顺成了小偷，一家四散，流落街头。
1950年2月24日，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了《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知》，实行坚决的禁毒措施，取得很大成绩。由于旧社会遗害甚深，没有广泛地发动群众进行一次系统的全面禁毒运动，毒品流行依然存在，阜阳、亳县、界首3县市尚有制毒贩毒及一贯坐地零销烟毒者1933人(内有集团74个，成员352人)，共制贩老海(海洛因)1805两，制贩烟土376862两。
1952年7月，公安部召开禁毒工作会议，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次轰轰烈烈的禁毒运动。8月初，公安处下发《禁毒工作行动计划》(草案)，要求各地必须做好行动前的准备工作，规定了行动纪律，对于禁毒运动中被揭发或自动坦白的毒犯，严格按照中央指示，处理上采取严加惩办与改造相结合的方针，实行打击惩办少数，教育改造多数的政策。此次禁毒运动，全区共登记制造、贩卖、运送毒品的毒犯1533人，关押200人，杀掉大毒枭4人。阜阳、界首、亳县共收缴各种毒品161698.89两，制造毒品原料(石昔酸等)106两，制贩运毒品的自行车2辆、毒具336件，收缴制贩毒品获利黄金5412.96两，元宝1个(60两)，金砖1块(127两)，白银48.2两，银元4229枚，人民币1674.73万元(旧币)。在召开公判大会时，焚烧老海8720.89两，烟土121294.3两，制造毒品原料106两，毒具107件。
1953年7月31日，公安处下发《禁毒宣传指示》。经过1952年的禁毒运动和1953年的广泛深入宣传，使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基本绝迹。
1980年以来，私种罂粟的违法行为在全区范围内又有抬头，有些地方，特别是偏僻的边沿结合部种植的数量多，范围广，甚至有些党员、干部带头连年种植。据统计，1983年全区共种植543.53万棵(约150亩)。1984年种植19.23万棵。各级政府、公安机关虽年年组织查抄、处罚，仍未完全绝迹。
2、禁赌
赌博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恶习，它不但直接影响生产，败坏道德，影响家庭和睦，还严重危害社会治安，诱发抢劫、偷盗、行凶等刑事案件和纠纷、伤害等治安事件。1951年阜阳县曾发现两起凶杀案件，犯罪分子都是因赌博输钱而图财害命。1961年、1962年，赌博风在全区比较普遍，由农村发展到城镇、机关和学校内部。较严重的阜阳、蒙城、阜南、涡阳等县，几乎社社都有。蒙城县立仓1个公社就有赌场65个。阜阳县袁寨公社姜营大队腰田庄51个成年男人，除3人不会赌博而未参赌外，其余48人全部参加。赌博风历经禁止，时泛时敛，管理稍有放松，即沉滓泛起。近年来，赌风又炽，赌博范围广，参赌人员多，且向低龄化发展。1982年2、3月份，省一监监管队副指导员任建民赌博案发，地、市、县公安机关组织6人专案组查处，经过50多天调查，发现阜阳城赌博活动相当猖獗，严重危害了城市社会治安秩序，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共查出参赌人员130人，大小赌场30余处，追交赌资数千元，赌具12付，有13人被劳教，任建民被判刑5年。1984年临泉县查获一赌场，参赌11人，年龄最大的18岁，最小的15岁。
查禁赌博是一项长期不懈、艰巨细致的工作。新中国成立以来，各级党委、政府都把禁赌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尤其在春节前后和农闲季节，采取各种形式，如发通知、印布告、通告，各单位利用黑板报、墙报、广播、幻灯等，广泛深入地开展法制宣传，以赌博走上违法犯罪的实例教育群众，启发广大人民群众自觉抵制赌博活动。1985年1月15日，颍上县在人民广场召开6000多人群众大会，公开处理11名惯赌和赌头，使群众受到深刻教育。
七、打击刑事犯罪活动
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直至“文化大革命”前，全区的社会治安秩序曾经是很好的，刑事案件年发案率，一般只占总人口的万分之三左右。这样好的治安局面，在旧中国是无法想象的。这种良好的社会秩序，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大破坏。当时“打、砸、抢”横行，社会主义法制被践踏无遗，社会秩序十分混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消除“文化大革命”给社会治安造成的恶果，解决刑事犯罪猖獗，社会秩序混乱的问题，公安机关与有关部门共同努力，1980年全区开展“破大案，挖团伙，追逃犯”的侦破战役，以侦破凶杀、放火、抢劫、强奸、盗窃5类大案为重点，集中打击现行破坏活动，全区共挖出团伙近200个，缴获各种赃物折款34.50万元。1981、1982年，全区组织抓逃犯的统一行动中，共抓获各种犯罪分子和重大嫌疑分子1767人，破获新老案件2592起，缴获赃物折款20.27万元。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恶果尚未彻底消除，加以外部资本主义的影响，直到1983年上半年，重大刑事案件仍不断发生，有些地方甚至出现“坏人神气，好人受气”的不正常现象。这种情况，直接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实现社会治安的根本好转，以切实保障社会安定，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已经成为摆在面前的迫切任务。1983年9月2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公安机关与政法各部门密切配合，在各级党委、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全区共出动政法干警、基层干部、民兵、治安积极分子3.6万人次，动用各种机动车辆624辆、木帆船14只，仅第一战役就抓获各种刑事罪犯5931人，缴获各种长短枪36支、子弹449发、凶器1139件，赃物折款20.85万元，白银79斤、银元694枚和一批淫秽物品。集中打击后，各县市都召开群众大会，公布战果，贯彻执行依法从重从快的方针，严惩一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取得显著成效，使社会的治安状况有了根本好转。这场斗争的实际效果已远远超出社会治安的范围，它对于党风的好转，对于精神文明建设都产生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