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林政机构
建国前全区无林政机构。建国后，全区林政工作先后由专署建设科，林业科，农林水办公室、林业局负责，无内设林政机构。1980年地区林业局成立后，内设森保站。1984年机构改革，设立林政科。
1985年各县市林业局林政机构一览表

二、林业政策
建国前，土地和林木是私有制，全区少量的风景林、古迹林和公有祠庙林属国有，部分苗圃，公立学校，机关驻地林木为各县所有。其中绝大多数的林木是归私人所有，主要集中在地主、富农手中，成为他们世袭的私有财产。
1952年全区完成土地改革，广大农村实行“耕者有其田”，按《土改法》有关林木政策，把没收地主和富农等的宜林地和其生长的树木，随田地、房屋等一并划给贫下中农，归其所有。对风景林、古迹林等收归国有，指派专人管理。1953～1956年林木所有权出现国家、集体、个人三种所有制形式，社员的一部分林木入了社。路旁、村旁、水旁依靠合作社造林，实行社造社有政策，鼓励社员在自己宅旁栽树，实行自栽自有。大型河道、干线公路等，由水利、交通部门造林，收益归部门，也可由沿途的农业合作社造林，收益归合作社。
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树木都归公社。1961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社员的树木归生产队，造林和管理均由生产队统一安排。1959～1961年小庄并大庄，大办食堂，林权不明，树木砍伐严重。
1961年下半年，中央制定《关于明确林权，保护山林和发展林业的若干政策规定》，坚持谁造谁有的原则，即“国造国有，社造社有，队造队有，社员个人在房前屋后种植的零星树木，归社员个人所有”的政策。
1967～1977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林业所有制还有国家、集体、个人三种成份，全区以集体为主，国家、个人所有占少量，有些地方还把社员在家前屋后造林说成是资本主义尾巴而加以批判，砍伐或收归集体，严重削弱社员的造林积极性，阻碍了林业生产的发展。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具体情况，全区重申了“谁栽谁有”的政策，维护国家和集体的林木所有权。1981年全区开展了稳定山林权，划定自留山，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的林业“三定”工作，到1983年“三定”工作全部结束，通过“三定”建立了林业生产责任制，健全了林木管护，采伐审批制度，明确了林地、林权。
三、林木管护
建国后，党和国家大力提倡造林、护林。1951年3月阜阳专署发出“关于植树、护林工作的布告”，规定谁栽谁有，并根据造林、护林的实绩予以奖惩。1952年全区有区、乡护林委员会7个，村护林小组325个。1953年全区有区、乡护林委员会173个，村护林小组1594个，参加人员9960人。1956年全区各县普遍制定护林公约，但也出现一些毁林现象。1958～1963年，全区“大办食堂”，“大炼钢铁”，以林木代煤炭，乱砍滥伐，阜阳县苏屯乡坛庄40户农民砍树70多棵，太亳公路有150华里路段上的大树，几乎被砍光。
1968～1969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林木破坏更为严重。阜蚌公路，阜阳至插花段15公里内的成材树，除被砍伐外，其余3907棵大柳树，棵棵被剥皮。蒙城县白杨林场和凤台县林场被偷被毁林木达6万棵。全区20个园艺场和苗圃，被偷被毁的防护林达3.8万余棵，果树4300多棵，苗木250亩。1971年涡阳、利辛、亳县、太和、界首等社队制定了护林公约，规定毁1棵树，罚款2元，栽活3棵树。公社、大队两级，建立护林组织，选派护林员，建一批护林房，毁林现象曾一度减少。1973年毁林现象又有所抬头，颍上下园公社三八大队270棵鸡蛋粗的大官杨一夜被砍光。全区地、县两级处理毁林事件215起，处理毁林砍树违法分子79人。阜阳、涡阳剧团还把护林事件搬上舞台，教育群众护林爱树。同时加强防护组织建设，全区共有护林员6万多人。
1980年地委对造林护林做了具体规定。成立阜阳地区绿化护林指挥部，各县也成立相应机构，并采取严打重罚办法。涡阳县表彰护林先进单位和个人247个，逮捕偷树毁林犯罪分子6人，拘留24人，罚款2700元。不完全统计1980～1981年，全区共印发国务院《关于坚决制止乱砍滥伐森林的紧急通知》10万份，《护林布告》7万份，处理毁林事件328起，逮捕25人，拘留125人，罚款36760元。基本刹住毁林风。
1981～1983年，全区开展稳定山林权、划定自留山、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的林业“三定”，林木管护工作随着林权的明确和林业责任制的确定，而得以加强。1982年全区成立护林专业队1952个，专职护林员达28762人，盖护林房2318间，订护林公约43559份，毁林案件发生462起，处理450起，逮捕违法犯罪分子23人，拘留118人，追回树木14158棵，罚款95434元。
1984年9月国务院《森林法》颁布后，全区加强对护林工作的领导，以法治林，共配备专职护林员11087人，兼职护林员77716人。颍上县谢桥区规定毁坏1棵树罚款30—50元，揭发毁林者，保密50年，奖励100元。对毁树原因“五查五找”：学生毁树找老师，社会青少年毁树找家长，牲畜毁树找户主，查无下落的找护林员，查清不及时处理的找管片干部。罚款做到干部群众一视同仁。阜阳市1985年发出《关于加强林木，花卉管理的通告》。利辛县配备护林员240人，订立各种护林公约5830份，盖护林房443间。1985年全区仅发生毁林案件36起，查处32起。涡阳，蒙城两县，没有发生一起毁林案件。
四、病虫防治
1、化学防治
全区的化学防治，始于50年代，主要是对一些果树病、虫害进行喷药防治，使用的机械大都是手压喷雾器，对病害主要使用波尔多液，石硫合剂等杀菌剂。70年代开始对一些虫害进行防治，在苗圃用“六六六”农药、毒土防治地下虫害。一些国营、社队场圃用敌百虫防治泡桐袋蛾，杨树天牛，榆树金花虫等。80年代，化学防治开始在全区普及，并成为防治林木病虫害的主要手段。1980年涡阳县委下达关于扑灭大袋蛾的紧急通知后，全县用化学防治“四旁”零星树木4.6万棵，农桐间作基地2.17万亩，苗圃1300亩。1980年全区出动喷雾机44台，施用农药 11.6吨；防治费用达4.72万元，化防面积12万亩，占发生面积的16％。在防治中，各县、市林业部门除组织专业防治队开展承包收费治虫外，还发动群众开展自防。1985年全区推广毒签防治杨树天牛，用退菌特、多菌灵等喷雾防治苗木猝倒、叶枯病等化防手段和方法，使化防的效果有较大提高。
2、人工防治
70年代初，界首、涡阳、太和、亳县4县针对化学防治药械不足，成本较高等情况，采取人工摘除虫袋，捕杀天牛成虫，扳除丛枝的办法，取得较好效果。1984年冬亳县县委、县政府动员群众41万人，摘除大袋蛾越冬虫袋42.5万公斤，扳除泡桐丛枝病23万株，人工防治面积达3.2万亩。阜南县采取五大班子分片包干负责，片林树木防治落实到户。1985年2月，全县统一行动，突击摘除虫袋，砍病枝，一天参加62万人次，共摘除虫袋5.5万公斤，扳除丛枝210万株。3、生物防治
全区生物防治，始于60年代。1968年地区苗圃从当涂县引进一批白僵菌种进行试制，投入生产，并先后在涡阳、界首等县进行防治大袋蛾的实验。因时间在6～8月，气温过高，不利于孢子的生存发育，因而试验几次均未取得预期效果，最后停止试验。1982年4月地区林科所从上海共青苗圃引进青杨天牛肿腿蜂2500头，并先后在颍上县苗圃、地区林科所、亳县苗圃等进行肿腿蜂防治光肩星天牛青杨天牛的实验，后因防治效果不理想（对青杨天牛的寄生率为76％左右，对光肩星天牛只达30％）而停止。同年地区森防站从合肥购进一批苏云代杆菌，用以防治大袋蛾，后经各县试用效果不太明显。
1983年涡阳县林科所、亳县核桃林场从当地捕捉灰喜鹊，进行人工饲养，用以防治林木虫害，但都因饲养难度大，成本高而停止。
附：爱鸟村
1981年开始，各县林业局在开展爱鸟、护鸟宣传教育的同时，在鸟类比较集中、自然条件较好的乡、村先后建立了爱鸟村、爱鸟乡，并在村（乡）聘请专人护鸟，林业部门还拨出专款在爱鸟村（乡）悬挂鸟箱，招引鸟类。1984年涡阳县把龙山区的龙山划定为猫头鹰自然保护区，使猫头鹰由1981年的10几只，到1985年发展到100多只。全区建立爱鸟村150个，兼职护（林）鸟员3300多人。
1、界首县小黄乡
小黄乡位于界首西北20公里的光武区，有9个村委会，49个自然庄，各种树木65万余株，其中80％是泡桐。1985年乡成立护鸟委员会，对全乡鸟类资源进行普查，登记，订立爱鸟、护鸟乡规民约。悬挂人工巢箱300多只，设立爱鸟护鸟牌50多处。1985年全乡有灰喜鹊、八哥、画眉、布谷、黄鹂、猫头鹰、燕子等30多种，2000多只。
2、临泉县铁佛乡西周村
位于临泉县城东南10公里，1985年全村有树木7.2万株，主要树种有刺槐、椿树、楝树、泡桐、杨树、榆树、桑树等。建国后，这个村一直坚持爱鸟、护鸟。 1985年县绿化委员会命名该村为“爱鸟村”，并聘1名护鸟员专门护鸟。全村有啄木鸟、家燕、黄鹂、黑卷尾、乌鸦、鹌鹑、白脸山雀、白鹭等鸟类20多种，上万只。每当傍晚，群鸟从野外飞来，遮天蔽日，十分壮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