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姓氏：
泗县姓氏有刘、许、丁、周、邓、柏、曹、惠、卢、朱、姚、李、王、张、杨、韩、季、汤、吴、尹、时、黄、赵、鲍、虞、骆、万、纪、熊、郭、戚、谷、胡、孟、蒋等不下百余家。有千年世居的大姓，也有刚入籍不久的少数姓氏。城内则系各方迁入，姓氏杂芜。回民沙姓近200人，集居城南关小街。农村多以宗姓聚居，许多村庄以姓命名，如许大庄、刘圩、大柏圩、周瓦坊、曹场、吴圩、丁湖、孙湾、邓营、骆庙、大蒋等。
泗县刘、丁、许、周等姓都逾千户万人，卓、欧阳、皇甫等姓人数较少。从各区分布情况看：大庄区许、卢、刘、周、程等姓人数较多；黄圩区曹、卢、刘等姓人数较多；墩集区邓、杨、尹、魏等姓人数较多；丁湖区丁、刘、纪等姓人数较多；草沟区王、梁等姓人数较多；山头区刘、周、惠、桕、李、杨等姓人数较多；长沟区姚、尤、时、孙、张、高、王等姓人数较多；屏山区许、孟、姚、吴、李、邵等姓人数较多；草庙区赵、孙、姚、尤、朱、韩等姓人数较多；黑塔区周、杨等姓人数较多。
二、家庭
旧社会，泗县人民习尚早婚，一般男不过20岁即娶，女不过18岁即嫁，喜数代同堂，认为多子多福，以人口众多聚居为荣。因此，城市、农村不乏三世、四世同堂之家。家有家长，一人主宰，众多听命。家有家教（尊长训示）、家规（奖惩条令）。城市以子孙繁衍，读书做官，门庭昌盛为目标；农村多无做官的奢望，而有发财的私欲。按社会政治、经济地位，又有上、中、下三等家庭之分：上等家庭多为乡宦豪绅、大地主，所谓书香门第，有钱有势，与地方官吏有密切关系；中等人家，多为中小地主、地方一般豪绅富户，亦可鱼肉乡民；下等则为贫穷人家（城市贫民，乡村自耕农、贫雇农），是受压迫受剥削的主要对象，占城市、乡村人口的绝大多数。三者地位虽有不同，但均以封建伦理为家庭规范。
建国后，家庭发生巨大变化，以民主治家、共同劳动、男女平等为基础，以敬老爱幼、团结和睦为家庭的新风尚。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倡导的“五好家庭”已渐成风尚，1982年、1984年分别有611户、643户五好家庭受到表彰。由于改革开放，子女结婚后多数分居，积极勤劳致富，创建自己的幸福家庭，现在八口、十口之家，四世同堂之家，已为数很少了。
三、婚姻
建国前，主要为包办婚姻，完全听命于父母，讲究门当户对，民间有“高门对高门，笆门对笆门”的说法。不少男女在襁褓中或孩提时，父母即为之订婚，均无选择佳偶的自主权。男子要恪守婚约，女的则讲“三从四德”（三从：从父、从夫、从子；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从一而终”（只嫁一次）。
旧社会，男尊女卑，夫权至上，男子享有离弃女方的特权，已婚女子稍不遵循“三从四德”，或被认为犯有“七出”（1.无子；2.淫佚；3.不事舅姑；4.口舌；5.盗窃；6.嫉妒；7.恶疾）之条，只需男方一纸休书，即可将其离弃，逐出家门。被离弃的妇女，蒙受奇耻大辱，为世人所鄙夷，有的忍辱含垢，饮恨终生。离弃妇女事多出于上等人家，穷家小户有“休了前妻无饭吃”、“糟糠之妻不下堂”的观念，很少发生离弃的事。民国之初，虽曾提倡婚姻自由、一夫一妻，但仍偏重夫权，不少上层人物，拥有三妻四妾，基本沿袭封建婚姻制度，建国后，提倡男女婚姻自主，准予合法结婚、离婚、复婚，妇女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寡妇及离婚妇女再嫁不受任何干涉，男的入赘女家亦不受歧视。男女平等、自由恋爱已成为社会主义的新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