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财政为中央集权制的封建财政，即：固定田赋、税收比额，固定上解国库及地方存留银数，遇灾减免，尾欠续征。财政收支早期较为稳定，鸦片战争以后，赔款增多，财政渐呈紊乱崩溃之势。
民国建元后，长时间军阀混战，时局动荡，泗县财政长期处于省财政控制之下，所收经费多以不同形式转解中央和省库，省按地方支出款项拨给经费，为数寥寥。
民国16年（1927）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划分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收支标准。当时泗县财政仍为省财政之附庸。县财政之收入除公产、公款外，只有仰赖附加与摊派。22年，县田赋1元附加增至1.5元，加上区、乡、保甲的各项临时摊派，已超过应征税额数倍以上。
民国24年，泗县进行“土地陈报”，意在查实田亩，合理负担，控制附加和杂税增长。
民国27年秋，泗城沦陷，泗县国民政府退驻后方，以抗战名义，募捐摊派，名目繁多，财政已无定章。
沦陷区内（1940～1945），汪伪政权沿袭战前国民政府旧制，征收田赋及各项捐税。
抗战期间，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从民国30年开始，取消各种苛捐杂税，统一税收，并厘定章程，按章征税，力求合理负担，既保障抗日军政人员之军需给养，又兼顾根据地人民的生产生活，及备战备荒的需要。确立预算制度，严格划分财务行政、财务会计、财务保管及财务审核四个系统，使其互相制约、互相监督。
1949～1952年，财政实行统收统支办法，县收入全部上交，支出全部由上级政府拨付，县不搞平衡，年终结余全部上缴。
1953年实行中央、省、县三级财政，划分地方和中央收支范围，建立县级财政，开始编制总预算。
1954年，县财政改为“划税分成、固定比例、收支包干”的体制。
1958年，实行“以收定支、五年不变”的体制。当时受“大跃进”影响，农业出现高指标、高征购的浮夸风。财政收入存在严重虚假。当时五年不变的体制已无法执行，1959年改为“总额分成，比例包干，一年一定”的体制。
1961年，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财政管理权集中到中央，强调“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本帐”，坚持当年收支平衡，略有结余，不准打赤字预算。
“文化大革命”中，1971年，财政收支实行“大包干”，1974年又改为“收入固定、比例留成”的“旱涝保收”体制。
1980年以后，财政体制进行重大改革。
1980～1981年，改“超收分成”为“增收分成”，1982年以后，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一般称为“分灶吃饭”的体制。除地方各税外，县收入上解中央23％，1984年改为24.7％，1985年改为20％，余额作为省对县包干基数。收大于支上解，支大于收定额拨补。泗县是差额拨补的县，超收在定额拨补数以内的省不予分成，以外的省分成45％。1983～1984年，改为超收100万元以上的省参加分成。1985年，省和地方分成改为超收部分省分成10％，县得90％，从根本上改变了“统收统支”的管理体制，大大地放宽了地方财政的自主权，促进了增收节支和企业的经济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