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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市场管理
一、管理机构
清宣统三年（1911年）县设商办局。民国四年（1915年）改称商会。抗日战争时期，县境大部分被日军侵占。沦陷区日伪县政府设商团课，抗日根据地共产党抗日民主政府设货管局，非沦陷区国民党县政府设财政科，市场管理各行其政。
解放后，县境统一。县人民政府先后设立工商科、商业科或工商行政管理科。1958年2月，县、区（镇）建立市场管理委员会。“文化大革命”期间，建立县、区（镇）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1976年9月，建立县工商行政管理局。1985年底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内设人秘、工商企业登记管理、市场管理、经济合同管理、个体经济管理5个股和一个办公室。下辖龙亢、河溜、包集、常坟、马城、唐集、万福，双桥、淝河、荆山、魏庄11个区工商所和1个城关分局，有干部74人，工人48人。
二、市场管理
解放初，市场管理的主要对象是私营工商业。当时，全县有私营工商业6332户，（其中商业2072户、饮食业1211户、工业、手工业1845户、交通运输业438户、服务业766户）。为充分发挥其在恢复国民经济中的积极作用，政府扶助他们克服困难，恢复和发展生产。1951年，对无利于国计民生的行业动员转业；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行业，通过组合，实行联购分销；对困难户贷款支持。
1953年起，国家先后对粮食、油料、棉花实行统购统销。取缔粮、油、棉自由市场。严禁粮、油、棉自由交易。1955年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后，全县形成了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市场管理工作落脚于活跃物资交流，保护合法经营。1956年12月2日，县政府转发国家《关于开放农村自由市场》的指示。1957年元月，全县粮油市场开放，允许农民在完成粮食交售任务后，余粮可上市交易。缺粮户、用粮行业可到市场收购。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市场由国营商业独家经营，严禁一切农副产品和手工产品自由交易。市场管理机构转变为检查机构，市场被管死。此后连续三年市场冷落，商品匮缺，供应紧张，物价上涨。
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市场贸易恢复。市场管理贯彻“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的方针。物资逐渐丰富，物价回落。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集市贸易被视为“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市场再度被管死，物资供应再度紧张。市场管理人员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惯用提篮子，没收秤铊，折秤杆，踢摊子，没收商品等方式管理市场，一度造成黑市抬头。1972年，推广宿县“三铺经验”，实行贫下中农管理市场。1976年8月，推广辽宁省彭武县哈尔套创建“社会主义大集”的经验，在河溜集召开所谓的“社会主义大集现场会”，规定全县集市，统一于每月的初五、十五、二十五日逢集，集市贸易受到极大限制。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市场管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为“四化”建设服务，纠正宁“左”勿右的错误倾向。遵照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和“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的原则，实行多种经济形式、多种流通渠道、多种经营并存的经济体制，把市场管理寓于为市场服务之中。
三、商品管理
建国初，县人民政府，为稳定市场物价，执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政策，上市商品不限，1953年2月，粮、油实行统购统销后，粮食、油料不准进入市场。1954年9月，棉花、棉布、棉纱不准上市，县政府布告“凡是供销合作社挂牌收购的产品，都要严加管理，不准私营小贩插手经营。”1958年，管理部门规定，“外地采购人员一律固定食宿，审查采购商品，发现国家统购、派购和计划供应物资全部没收，严禁社、队、个人和国营农、林、渔场（厂）农副产品上市”。此规定一直延用至1979年。1980年后商品管理放宽。允许各类农副产品（不包括棉花）在完成交售任务和履行合同义务后，可以自由买卖。1981年底，允许部分工业品生产资料进入市场。1982年，除粮、油、棉、生猪、鲜蛋、红麻、牛皮、绵羊皮、山羊皮，绵羊毛等一、二类农副产品，不准进入市场外，其它农副产品一律开放。1983年，放宽农副产品贩运政策，对完成统购、派购任务后的农副产品（不包括棉花）和非统购、派购的农副产品可以进城、出县、出省，不再限制。1985年，粮、棉停止统购，改行定购，可以边交售、边上市自由成交。生猪、水产品取消派购，自由交易。
四、秩序管理
民国年间，县境市场全由封建把头，官僚资本垄断控制。市场交易、秩序，由各业行、坊操纵，运用袖筒摸价、手势暗语等法成交，任意敲诈勒索。
建国初期，百业待兴，市场秩序管理沿用旧制。1951年，县人民政府为维护群众利益，暂定“凡在集镇办理耕畜交易之牙行，均须申报领取牙帖执照；凡办理耕畜交易之牙行，均应一行一帖，不准明充兼色。耕畜买卖双方，均应讲明价格，牙行经纪人不得赔价成交。”当年，全县牙行办帖37份。这种旧制延至1962年底废除。1963年，商业、供销部门和区、社、大队在主要集市设立29个农民交易所，8个贸易货栈，管理市场秩序，架通买卖双方桥梁。1964年5月，设立水产品交易所。11月，设立耕畜交易所。当年明确交易所工作职责为贯彻执行国家对耕畜市场的各项政策；取缔投机贩运耕畜和黑市活动；协助买卖双方鉴别耕畜质量，议定价格；组织购销直接见面；代办客户食宿和耕畜喂养；严格成交手续，坚持公平交易；维护市场交易秩序。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交易所全部被取缔，1969年恢复，设立各类交易所78个。此后，几经反复，时有时无，直至1979年后，始恢复正常。
1980年，全县有各类交易所244个，交易员598人。其中隶属工商部门98个，粮食部门49个，供销部门13个，合作商店17个，区公所5个，公社12个，生产大队48个及个人开办2个。1982年，县工商部门在常坟、新集、上桥、胡疃、万福、龙亢、徐圩、尚庙、苏集、老西门、马城设立农机交易所，开展旧农机市场交易。
1983年，全县有267个交易所，统由工商部门管理。市场重新统一规划，将上市物资划行归类，分行就市。市场秩序管理人员分片包干、责任到人。1984年后，规定秩序管理人员一律佩证执勤，个体商户定点设摊、明码标价、悬证经营。
五、卫生管理
县境集市历来均是露天经营，无棚无台，地摊售货，雨天满街泥水，刮风天气不敢睁眼，十分脏乱。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建国后的70年代末。
1980年始将集市的卫生管理列为管理范围。当年办理工商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登记发照时，规定饮食业“凡无卫生许可证，食品合格证者；凡开业前，工具和卫生制度不合格者；凡对饮料、食品加工不合卫生要求和标准者”，不发给营业执照。同时规定“领照经营单位或个人，开业时必须具备“五有、五不”设备与要求，不然，吊销执照。（“五有”，即有防蝇设备，有餐具消毒设备、有售货专用夹、有工作帽、工作服和围裙，有卫生组织和规章制度；“五不”，即不采购腐烂变质饮料、不出售变质食品、不出售不合卫生要求的饮料、不直接用手售食品、不用废脏纸包装食品）。同时还订立了食品卫生检查制度，食品卫生部门定期检验制度，畜牧兽医部门对肉类检验制度，个体饮食业卫生制度。
1982年11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试行》公布之后，县工商部门对冷食、饮料卫生管理再次做出规定：
1.凡不具备四室一库（即更衣室、消毒室、熬料室、操作室、成品库）生产场地和卫生许可证者，一律不准从事生产和经营冷饮食品。
2.制作冰棒、冰糕、冰激凌，必须经过煮沸、熬料流程。不准采用冲料加工，操作人员必须戴工作帽，穿白色工作服。
3.容器、包装纸必须消毒，符合国家卫生标准。
4.各冷饮、食品制作单位，必须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交配方，保证配料的份量和质量，不准掺杂兑假。
5.出售的冰棒、冰糕、冰激凌的包装纸，必须注明厂名，必须使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统一制作、统一喷漆的冰棒箱，不准哄骗叫卖。
6.不准以假充真，出售糖精、香料、色素配制的三精水及刨冰。
7.要以质论价，生产单位必须按物价部门核准的价格批发，销售部门和个人必须按规定的零售价出售，不准擅自提价。
8.凡从事经营冰棒的个体商贩，必须持卫生许可证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当年的冰棒卡，悬卡经营。
1985年6月，全县开展卫生大检查，查出不符卫生要求的劣质饮料19735瓶，当众销毁1559瓶，没收18176瓶。依法处理1人，罚款2人。
六、市场建设
按“取于市场、用于市场”的原则，1965年12月2日，县市场管理委员会报请省工商局和县人民委员会同意，开始收取市场管理费。
（一）收费对象：
1.凡在我县市场范围内摆摊设点（包括流动商贩）的有证个体商贩；
2.国营、合作商店及供销合作社在市场内所设的摊点；
3.镇、社办企业以及合作商店（组）门市部；
4.在市场经营的有证个体手工业者；
5.各交易所（行）粮油市场。
（二）收费标准：
1.凡经营蔬菜、零星瓜果的摊点，位置占地面积长度2米者，每月收取市场管理费0.3元～1元。
2.凡经营干鲜、杂货、小百货、饮食、熟食业的摊位，占地面积长度2米收0.5～1.5元。以上摊点不得超过规定面积，如不经批准擅自超过规定面积0.3米者，加倍收取市场管理费。
3.镇、乡、社办企业以及合作商店（组）的收费标准，参照税务局纳税营业额，酌情收取。月营业额在100元以下的每月收0.3元；100～200元的收0.5元；200～300元的收0.7元；300～500元的收1元，500元以上的收1.5元。
4.交易所、粮油市场收费，每月按收入的2％收取。
5.如个体有证商贩营业额小，对缴纳市场管理费确有困难者，应由个人申请，商贩小组评定，报县市管会批准，可以缓交或免交，待其营业额好转后再行缴纳。
上述收费规定，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中断。1978年恢复。收费标准改为：工业品，大牲畜费率按成交额计算，不得超过1％，其它商品不得超过2％，起点5元。到1983年4月份，起点改为15元。个体工商业户改为商业：炒货、蔬菜按营业额1.5％，香烟1％，药品0.5％，各种酒、日杂、土产1.5％，水产、禽蛋1％，副食品、豆制品1.5％，化纤服装、小百货1.5％，书店1.5％。
饮食业：茶馆0.5％，酒店、酿酒1.3％，饭店、菜馆、面食1.5％，小吃、油炸、糕点1.5％，卤菜1.5％。
修理业：按收益额计算。磨刀、修伞1.5％，补锅、补缸、革履修理2％，衡器、竹木器修理2％，机动车船、小五金修理2％，自行车修理2％，家用电器、钟表修理3％，照像机修理2％。
种养业：按收益额计算。家禽、家畜、水产业1.5％，花、鸟、鱼、虫业2％。
批发贩运：按收益额计算。三类工业小商品2％，农村产品2％。
手工业：按收益额计算。缝纫2.5％，雕刻、编织、刺绣2％，弹棉花、竹木器制品、工艺品2％，制笔、手工加工2％，制鞋1.5％，油漆按营业额1.5％。
交通运输业：按收益额计算。装卸、搬运2.5％，人力车1.5％，机动车船客货运输3％。
服务业、房屋修缮业：均按收益额2％计算。
（三）建设市场
1966年，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城关文昌街北头兴建棚顶式的干鲜市场200平方米。1984年，在城关淮海路兴建长400米，宽15米，面积6000平方米的农副产品贸易市场，内有钢筋水泥结构的房架，玻璃钢瓦盖顶的房屋244间，其中封闭式带门面的45间。其余设水泥售货台，南北两头设有跨街门楼，整个市场美观大方。于当年10月28日投放使用。同时，按照统一式样又在包集建成60间售货棚，面积100多平方米的农副产品贸易市场。
七、打击投机倒把
1951年，县人民政府为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开展了打击不法商人的运动，先后取缔87家投机商贩。1952年春，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对有行贿受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财产等不法行为的私营工商业户进行了打击。1953年11月取缔粮油自由市场，设立国家粮油销售点，严禁私人套购。是年，县工商管理部门配合公安部门打击了5户粮油投机倒把商贩，没收粮食217万斤。至1956年底，全县处理不法奸商585户。1957年查获投机倒把和违法案583起，963人，查扣物资折款20.2万元。
1959年至1962年市场物资紧缺，黑市买卖盛行，副食品价格上涨，猪肉高达5元1斤，火柴、煤油、香烟、电池、肥皂等日用消费品市场不见。部分职工利用工作之便，平价收购鸡蛋、羊皮、烤烟等农副产品向供销合作社出售，换取紧俏日用工业品，再到市场上高价牟利。四年查获183起、363人，没收物资折款20.17万元，2人被判徒刑，5人被劳动教养。1963年始，投机倒把活动转向长途贩运，转手批发，内外勾结，盗窃套购。重点倒卖粮、棉、布、香烟、耕牛、黄金、银元和票证。年底查处1924人，没收利款5.3万元，查扣物资折款4.3万元。1964年查处209件，打击204件，刑事拘留2件。1965年查处2229件、2252人，没收1.23万元，罚款7.5万元，平价收购14.79万元。1968年10月，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当年查获违法案件121件、187人，查扣粮食48.9万斤，油脂油料1.5万斤，棉花37万斤，香烟211包，粮票163斤，化肥2200斤，布票2.83万尺，土布4129尺，牲畜43头，白酒831斤，现金1.44万元。1969年12月，开展“清帐、清仓、清物、反贪污、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资本主义经营、深挖隐藏的阶级敌人”简称“三清、四反、一深挖”运动。1970年3月，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全县立案4180件，4508人被查处，1人被判极刑。（时值“文化大革命”期间，受极“左”路线影响，有扩大化现象，部分城镇居民与农村社员开办的服务性行业，统统被划为“黑户”、“黑饭店”、“黑运输”、“黑包工”、“黑茶馆”，甚至卖点花生、大馍、炸馓子、杀羊和搞点家庭副业，全被视为投机倒把，给予处理，1982年后，全部平反纠正）。1972年查获贩卖农业生产机械案116件，其中柴油机63台、电动机31台、大型拖拉机15台、手扶拖拉机7台。1975年立案2568件、2803人，没收款0.65万元，补税0.47万元，平价收购1.2万元。“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7年至1978年打击投机倒把活动依然列为是“最生动、最现实的基本路线教育”，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和多种经营活动仍被说成是“资本主义倾向和资本主义道路”，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全县在“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学大寨的步”的政治口号指引下，查处立案10610件，没收现金73.8万元。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打击投机倒把活动始有新的转变。肩挑、手提、人拉、自行车驮运农副产品不再视为投机倒把。1981年，全县贯彻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和走私活动》的指示，明确“凡以获取暴利为目的，违反金融、外汇、金银、工商行政管理法规，扰乱市场，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均为投机倒把”。1982年，投机倒把活动随经济开放之机，发生新的变化。4月，国务院再次发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决定》，县工商管理部门针对社会上“个人投机倒把害怕，集体投机倒把胆大，国营单位投机倒把合法化”的传言，把打击投机倒把的重点转移到国营、集体工商企业和社会经济领域中的大案要案上来。当年，首对常坟、马城区土卷烟冒充蚌埠烟厂《胜利》、《东海》、《百寿》、《金叶》牌香烟非法销售案进行打击，没收两区土卷烟300条，盘纸700斤，盒皮1万张，烟丝、烟叶400余斤，罚补税款1.1万元；查处龙亢区被服厂倒卖涤纶布351.31米案，罚款3000元；没收县医药公司制药厂冷饮门市部转手批发、任意提价非法利润款7162元；配合县公安部门查处常坟区永西乡经理部诈骗群众集资、投机倒把案；查处县社队企业局经理部倒卖汽车案，没收非法收入1.1万元；查处二轻局经理部，无照经营倒卖原材料商品案，没收非法收入6.9万元。1982年至1985年，全县总计查处投机倒把违法案504件，罚、没款15.03万元。
清宣统三年（1911年）县设商办局。民国四年（1915年）改称商会。抗日战争时期，县境大部分被日军侵占。沦陷区日伪县政府设商团课，抗日根据地共产党抗日民主政府设货管局，非沦陷区国民党县政府设财政科，市场管理各行其政。
解放后，县境统一。县人民政府先后设立工商科、商业科或工商行政管理科。1958年2月，县、区（镇）建立市场管理委员会。“文化大革命”期间，建立县、区（镇）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1976年9月，建立县工商行政管理局。1985年底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内设人秘、工商企业登记管理、市场管理、经济合同管理、个体经济管理5个股和一个办公室。下辖龙亢、河溜、包集、常坟、马城、唐集、万福，双桥、淝河、荆山、魏庄11个区工商所和1个城关分局，有干部74人，工人48人。
二、市场管理
解放初，市场管理的主要对象是私营工商业。当时，全县有私营工商业6332户，（其中商业2072户、饮食业1211户、工业、手工业1845户、交通运输业438户、服务业766户）。为充分发挥其在恢复国民经济中的积极作用，政府扶助他们克服困难，恢复和发展生产。1951年，对无利于国计民生的行业动员转业；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行业，通过组合，实行联购分销；对困难户贷款支持。
1953年起，国家先后对粮食、油料、棉花实行统购统销。取缔粮、油、棉自由市场。严禁粮、油、棉自由交易。1955年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后，全县形成了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市场管理工作落脚于活跃物资交流，保护合法经营。1956年12月2日，县政府转发国家《关于开放农村自由市场》的指示。1957年元月，全县粮油市场开放，允许农民在完成粮食交售任务后，余粮可上市交易。缺粮户、用粮行业可到市场收购。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市场由国营商业独家经营，严禁一切农副产品和手工产品自由交易。市场管理机构转变为检查机构，市场被管死。此后连续三年市场冷落，商品匮缺，供应紧张，物价上涨。
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市场贸易恢复。市场管理贯彻“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的方针。物资逐渐丰富，物价回落。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集市贸易被视为“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市场再度被管死，物资供应再度紧张。市场管理人员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惯用提篮子，没收秤铊，折秤杆，踢摊子，没收商品等方式管理市场，一度造成黑市抬头。1972年，推广宿县“三铺经验”，实行贫下中农管理市场。1976年8月，推广辽宁省彭武县哈尔套创建“社会主义大集”的经验，在河溜集召开所谓的“社会主义大集现场会”，规定全县集市，统一于每月的初五、十五、二十五日逢集，集市贸易受到极大限制。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市场管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为“四化”建设服务，纠正宁“左”勿右的错误倾向。遵照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和“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的原则，实行多种经济形式、多种流通渠道、多种经营并存的经济体制，把市场管理寓于为市场服务之中。
三、商品管理
建国初，县人民政府，为稳定市场物价，执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政策，上市商品不限，1953年2月，粮、油实行统购统销后，粮食、油料不准进入市场。1954年9月，棉花、棉布、棉纱不准上市，县政府布告“凡是供销合作社挂牌收购的产品，都要严加管理，不准私营小贩插手经营。”1958年，管理部门规定，“外地采购人员一律固定食宿，审查采购商品，发现国家统购、派购和计划供应物资全部没收，严禁社、队、个人和国营农、林、渔场（厂）农副产品上市”。此规定一直延用至1979年。1980年后商品管理放宽。允许各类农副产品（不包括棉花）在完成交售任务和履行合同义务后，可以自由买卖。1981年底，允许部分工业品生产资料进入市场。1982年，除粮、油、棉、生猪、鲜蛋、红麻、牛皮、绵羊皮、山羊皮，绵羊毛等一、二类农副产品，不准进入市场外，其它农副产品一律开放。1983年，放宽农副产品贩运政策，对完成统购、派购任务后的农副产品（不包括棉花）和非统购、派购的农副产品可以进城、出县、出省，不再限制。1985年，粮、棉停止统购，改行定购，可以边交售、边上市自由成交。生猪、水产品取消派购，自由交易。
四、秩序管理
民国年间，县境市场全由封建把头，官僚资本垄断控制。市场交易、秩序，由各业行、坊操纵，运用袖筒摸价、手势暗语等法成交，任意敲诈勒索。
建国初期，百业待兴，市场秩序管理沿用旧制。1951年，县人民政府为维护群众利益，暂定“凡在集镇办理耕畜交易之牙行，均须申报领取牙帖执照；凡办理耕畜交易之牙行，均应一行一帖，不准明充兼色。耕畜买卖双方，均应讲明价格，牙行经纪人不得赔价成交。”当年，全县牙行办帖37份。这种旧制延至1962年底废除。1963年，商业、供销部门和区、社、大队在主要集市设立29个农民交易所，8个贸易货栈，管理市场秩序，架通买卖双方桥梁。1964年5月，设立水产品交易所。11月，设立耕畜交易所。当年明确交易所工作职责为贯彻执行国家对耕畜市场的各项政策；取缔投机贩运耕畜和黑市活动；协助买卖双方鉴别耕畜质量，议定价格；组织购销直接见面；代办客户食宿和耕畜喂养；严格成交手续，坚持公平交易；维护市场交易秩序。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交易所全部被取缔，1969年恢复，设立各类交易所78个。此后，几经反复，时有时无，直至1979年后，始恢复正常。
1980年，全县有各类交易所244个，交易员598人。其中隶属工商部门98个，粮食部门49个，供销部门13个，合作商店17个，区公所5个，公社12个，生产大队48个及个人开办2个。1982年，县工商部门在常坟、新集、上桥、胡疃、万福、龙亢、徐圩、尚庙、苏集、老西门、马城设立农机交易所，开展旧农机市场交易。
1983年，全县有267个交易所，统由工商部门管理。市场重新统一规划，将上市物资划行归类，分行就市。市场秩序管理人员分片包干、责任到人。1984年后，规定秩序管理人员一律佩证执勤，个体商户定点设摊、明码标价、悬证经营。
五、卫生管理
县境集市历来均是露天经营，无棚无台，地摊售货，雨天满街泥水，刮风天气不敢睁眼，十分脏乱。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建国后的70年代末。
1980年始将集市的卫生管理列为管理范围。当年办理工商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登记发照时，规定饮食业“凡无卫生许可证，食品合格证者；凡开业前，工具和卫生制度不合格者；凡对饮料、食品加工不合卫生要求和标准者”，不发给营业执照。同时规定“领照经营单位或个人，开业时必须具备“五有、五不”设备与要求，不然，吊销执照。（“五有”，即有防蝇设备，有餐具消毒设备、有售货专用夹、有工作帽、工作服和围裙，有卫生组织和规章制度；“五不”，即不采购腐烂变质饮料、不出售变质食品、不出售不合卫生要求的饮料、不直接用手售食品、不用废脏纸包装食品）。同时还订立了食品卫生检查制度，食品卫生部门定期检验制度，畜牧兽医部门对肉类检验制度，个体饮食业卫生制度。
1982年11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试行》公布之后，县工商部门对冷食、饮料卫生管理再次做出规定：
1.凡不具备四室一库（即更衣室、消毒室、熬料室、操作室、成品库）生产场地和卫生许可证者，一律不准从事生产和经营冷饮食品。
2.制作冰棒、冰糕、冰激凌，必须经过煮沸、熬料流程。不准采用冲料加工，操作人员必须戴工作帽，穿白色工作服。
3.容器、包装纸必须消毒，符合国家卫生标准。
4.各冷饮、食品制作单位，必须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交配方，保证配料的份量和质量，不准掺杂兑假。
5.出售的冰棒、冰糕、冰激凌的包装纸，必须注明厂名，必须使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统一制作、统一喷漆的冰棒箱，不准哄骗叫卖。
6.不准以假充真，出售糖精、香料、色素配制的三精水及刨冰。
7.要以质论价，生产单位必须按物价部门核准的价格批发，销售部门和个人必须按规定的零售价出售，不准擅自提价。
8.凡从事经营冰棒的个体商贩，必须持卫生许可证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当年的冰棒卡，悬卡经营。
1985年6月，全县开展卫生大检查，查出不符卫生要求的劣质饮料19735瓶，当众销毁1559瓶，没收18176瓶。依法处理1人，罚款2人。
六、市场建设
按“取于市场、用于市场”的原则，1965年12月2日，县市场管理委员会报请省工商局和县人民委员会同意，开始收取市场管理费。
（一）收费对象：
1.凡在我县市场范围内摆摊设点（包括流动商贩）的有证个体商贩；
2.国营、合作商店及供销合作社在市场内所设的摊点；
3.镇、社办企业以及合作商店（组）门市部；
4.在市场经营的有证个体手工业者；
5.各交易所（行）粮油市场。
（二）收费标准：
1.凡经营蔬菜、零星瓜果的摊点，位置占地面积长度2米者，每月收取市场管理费0.3元～1元。
2.凡经营干鲜、杂货、小百货、饮食、熟食业的摊位，占地面积长度2米收0.5～1.5元。以上摊点不得超过规定面积，如不经批准擅自超过规定面积0.3米者，加倍收取市场管理费。
3.镇、乡、社办企业以及合作商店（组）的收费标准，参照税务局纳税营业额，酌情收取。月营业额在100元以下的每月收0.3元；100～200元的收0.5元；200～300元的收0.7元；300～500元的收1元，500元以上的收1.5元。
4.交易所、粮油市场收费，每月按收入的2％收取。
5.如个体有证商贩营业额小，对缴纳市场管理费确有困难者，应由个人申请，商贩小组评定，报县市管会批准，可以缓交或免交，待其营业额好转后再行缴纳。
上述收费规定，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中断。1978年恢复。收费标准改为：工业品，大牲畜费率按成交额计算，不得超过1％，其它商品不得超过2％，起点5元。到1983年4月份，起点改为15元。个体工商业户改为商业：炒货、蔬菜按营业额1.5％，香烟1％，药品0.5％，各种酒、日杂、土产1.5％，水产、禽蛋1％，副食品、豆制品1.5％，化纤服装、小百货1.5％，书店1.5％。
饮食业：茶馆0.5％，酒店、酿酒1.3％，饭店、菜馆、面食1.5％，小吃、油炸、糕点1.5％，卤菜1.5％。
修理业：按收益额计算。磨刀、修伞1.5％，补锅、补缸、革履修理2％，衡器、竹木器修理2％，机动车船、小五金修理2％，自行车修理2％，家用电器、钟表修理3％，照像机修理2％。
种养业：按收益额计算。家禽、家畜、水产业1.5％，花、鸟、鱼、虫业2％。
批发贩运：按收益额计算。三类工业小商品2％，农村产品2％。
手工业：按收益额计算。缝纫2.5％，雕刻、编织、刺绣2％，弹棉花、竹木器制品、工艺品2％，制笔、手工加工2％，制鞋1.5％，油漆按营业额1.5％。
交通运输业：按收益额计算。装卸、搬运2.5％，人力车1.5％，机动车船客货运输3％。
服务业、房屋修缮业：均按收益额2％计算。
（三）建设市场
1966年，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城关文昌街北头兴建棚顶式的干鲜市场200平方米。1984年，在城关淮海路兴建长400米，宽15米，面积6000平方米的农副产品贸易市场，内有钢筋水泥结构的房架，玻璃钢瓦盖顶的房屋244间，其中封闭式带门面的45间。其余设水泥售货台，南北两头设有跨街门楼，整个市场美观大方。于当年10月28日投放使用。同时，按照统一式样又在包集建成60间售货棚，面积100多平方米的农副产品贸易市场。
七、打击投机倒把
1951年，县人民政府为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开展了打击不法商人的运动，先后取缔87家投机商贩。1952年春，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对有行贿受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财产等不法行为的私营工商业户进行了打击。1953年11月取缔粮油自由市场，设立国家粮油销售点，严禁私人套购。是年，县工商管理部门配合公安部门打击了5户粮油投机倒把商贩，没收粮食217万斤。至1956年底，全县处理不法奸商585户。1957年查获投机倒把和违法案583起，963人，查扣物资折款20.2万元。
1959年至1962年市场物资紧缺，黑市买卖盛行，副食品价格上涨，猪肉高达5元1斤，火柴、煤油、香烟、电池、肥皂等日用消费品市场不见。部分职工利用工作之便，平价收购鸡蛋、羊皮、烤烟等农副产品向供销合作社出售，换取紧俏日用工业品，再到市场上高价牟利。四年查获183起、363人，没收物资折款20.17万元，2人被判徒刑，5人被劳动教养。1963年始，投机倒把活动转向长途贩运，转手批发，内外勾结，盗窃套购。重点倒卖粮、棉、布、香烟、耕牛、黄金、银元和票证。年底查处1924人，没收利款5.3万元，查扣物资折款4.3万元。1964年查处209件，打击204件，刑事拘留2件。1965年查处2229件、2252人，没收1.23万元，罚款7.5万元，平价收购14.79万元。1968年10月，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当年查获违法案件121件、187人，查扣粮食48.9万斤，油脂油料1.5万斤，棉花37万斤，香烟211包，粮票163斤，化肥2200斤，布票2.83万尺，土布4129尺，牲畜43头，白酒831斤，现金1.44万元。1969年12月，开展“清帐、清仓、清物、反贪污、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资本主义经营、深挖隐藏的阶级敌人”简称“三清、四反、一深挖”运动。1970年3月，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全县立案4180件，4508人被查处，1人被判极刑。（时值“文化大革命”期间，受极“左”路线影响，有扩大化现象，部分城镇居民与农村社员开办的服务性行业，统统被划为“黑户”、“黑饭店”、“黑运输”、“黑包工”、“黑茶馆”，甚至卖点花生、大馍、炸馓子、杀羊和搞点家庭副业，全被视为投机倒把，给予处理，1982年后，全部平反纠正）。1972年查获贩卖农业生产机械案116件，其中柴油机63台、电动机31台、大型拖拉机15台、手扶拖拉机7台。1975年立案2568件、2803人，没收款0.65万元，补税0.47万元，平价收购1.2万元。“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7年至1978年打击投机倒把活动依然列为是“最生动、最现实的基本路线教育”，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和多种经营活动仍被说成是“资本主义倾向和资本主义道路”，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全县在“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学大寨的步”的政治口号指引下，查处立案10610件，没收现金73.8万元。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打击投机倒把活动始有新的转变。肩挑、手提、人拉、自行车驮运农副产品不再视为投机倒把。1981年，全县贯彻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和走私活动》的指示，明确“凡以获取暴利为目的，违反金融、外汇、金银、工商行政管理法规，扰乱市场，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均为投机倒把”。1982年，投机倒把活动随经济开放之机，发生新的变化。4月，国务院再次发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决定》，县工商管理部门针对社会上“个人投机倒把害怕，集体投机倒把胆大，国营单位投机倒把合法化”的传言，把打击投机倒把的重点转移到国营、集体工商企业和社会经济领域中的大案要案上来。当年，首对常坟、马城区土卷烟冒充蚌埠烟厂《胜利》、《东海》、《百寿》、《金叶》牌香烟非法销售案进行打击，没收两区土卷烟300条，盘纸700斤，盒皮1万张，烟丝、烟叶400余斤，罚补税款1.1万元；查处龙亢区被服厂倒卖涤纶布351.31米案，罚款3000元；没收县医药公司制药厂冷饮门市部转手批发、任意提价非法利润款7162元；配合县公安部门查处常坟区永西乡经理部诈骗群众集资、投机倒把案；查处县社队企业局经理部倒卖汽车案，没收非法收入1.1万元；查处二轻局经理部，无照经营倒卖原材料商品案，没收非法收入6.9万元。1982年至1985年，全县总计查处投机倒把违法案504件，罚、没款15.03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