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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音乐
一、声乐
辛亥革命以后，蚌埠新式小学陆续开办，校园歌曲出现。20年代前后，蚌埠作为军事要地，驻军和过往军队普遍唱军歌。30年代，因日军侵华，乡村师范、江淮中学、第七职业中学、勤民小学等中、小学师生，激于爱国热情，经常在游行集会时唱《前进歌》、《大路歌》、《码头工人歌》、《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等爱国歌曲。
沦陷后，日伪在学生和市民中进行奴化教育，曾教唱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支那之夜》等日语歌曲；市面上的许多色情歌曲，也在一些娱乐场所中演唱，靡靡之音充斥于市。
抗日战争胜利后，《黄河大合唱》、《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渔光曲》等进步歌曲，在学生和部分市民中一度颇为流行。民国36年（1947年）后，随着国民党统治的腐朽，市面上进步歌曲遭禁唱，而《桃花江上美人多》、《毛毛雨》、《王老五》和市俗小调等涌现于市井之中。当时，在学校的升旗仪式和举办“朝会”、“总理纪念周”活动中，学生必唱《三民主义歌（国歌）》。是年9月，歌星蒋箴等曾来蚌公演。另外，在维多利大戏院，也曾以救济广西水灾名义，举办过现代音乐会。
民国38年初蚌埠解放，市民用歌唱欢庆胜利，为尽早推翻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而激励斗志。当时流行的有《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咱们工人有力量》、《解放区的天》、《打过长江去》、《把蒋介石的家谱翻开来》、《南泥湾》等革命歌曲；另外，《康定情歌》、《马车夫之歌》、《草原情歌》等抒情民歌很受青年人喜爱。建国后1950年，市成立第一个有160人参加的业余合唱团。1951年，业余音乐干部训练班等纷纷建立，翌年全市各系统（包括街道居民）共建立歌咏队73个。“抗美援朝”运动中，群众性歌咏活动更为活跃，当时较流行《志愿军战歌》、《王大妈要和平》等歌曲。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爱国歌曲《再见吧，妈妈！》、《喀秋莎》等，在全市中学校园以及在欢送参军、参干等集会上，也是群众爱唱的歌曲。1953年2月，文教部门举办中小学教师歌咏比赛，有14个单位800多人参加，参赛歌曲40余首。此期在群众集会上，“拉歌”之风盛行，会场歌声迭起，群情激奋。1956年，市举办了聂耳纪念会。全市歌咏队增至586个，参加音乐活动者2万余众，是建国后声乐活动出现的一个高潮。
1958年，开展“文化大普及”运动，提出“人人会唱歌”的口号。5月底，有10万人走上街头，宣传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文化局和文化馆曾派人在邮电局门前广场教唱《大跃进山歌震山河》、《总路线光芒照四方》等歌曲，路人多驻足学唱。9月，组织20人的代表队，参加在合肥举行的安徽省第一届音乐周，获得多项奖励。1959年庆祝建国十周年，市文艺献礼办公室组织开展歌咏活动，曾编印《要把蚌埠变天堂》等创作歌曲13首，印发各单位组织群众学唱。1960年起因经济困难，群众性歌咏活动减少，至1963年经济形势好转，又重新活跃。是年，曾举办“大唱革命歌曲周”活动，到处响起《社会主义好》的歌声。
“文化大革命”兴起后，一些“造反派”组织陆续组成40多个宣传队，除唱毛主席“语录歌”外，还唱《造反有理》、《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等歌曲。各单位“早请示”、“晚汇报”时，都要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等歌曲。一些京剧样板戏选段，也作为歌曲演唱。此期，对50年代流行的部分歌曲，多被视为“封资修”作品而遭禁唱。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群众自发的歌咏活动再次广泛开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歌曲创作、演出活动都很活跃，市专业和业余文艺团体多次赴外地参加会演。1979年10月，中国音乐家协会安徽分会曾为蚌埠歌手曹新云在阜阳举办独唱音乐会。1981年1月，市举办首届“淮河之春”音乐会，有68个单位1500多人登台演出227个音乐节目。歌手们以丰富多彩的声乐艺术，抒发了对社会主义祖国和对淮河乡土的深情。1985年春节，又相继举办流行歌曲大奖赛、中小学生赛歌会、农民音乐会等。
二、民歌
蚌埠民歌历史悠久，古史传说时代即有“南音”肇始于此。楚人进入淮河流域后，将“南音”改称“楚辞”、“楚歌”、“楚曲”。楚汉相争之际，“楚歌”依然盛行。津浦铁路通车后，居民多为外地迁蚌，各地民歌源源传入，加之蚌埠界于淮南丘陵和淮北平原之间，山环水抱，反映不同地区劳动人民心声的民歌异彩纷呈。既有山区的山歌，水乡的秧歌，平原的耕歌，淮上的渔歌，又有船工、搬运工和建筑工的劳动号子；既有花鼓灯灯歌，又有民间小调和民谣等，种类甚多。
建国以后，市文化主管部门重视民歌的挖掘、整理工作，鼓励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发展。1958年“大跃进”中，全市发起民歌创作活动，各行各业职工大编民歌，到11月底，市文联搜集选编成《蚌埠民歌》一书，由地方出版社出版。其中，郊区民歌《唱的歌儿堆成垛》，被选入郭沫若、周扬主编的《红旗歌谣》。歌词是：“一人唱歌没人和，好象瘦驴拉石磨；千人唱歌万人和，唱的歌儿堆成垛。干劲越大歌越多，越唱心里越快活；东方不亮来下田，日落西山等月婆”。1980年，文化部出版《中国民歌集》，蚌埠成立民歌工作小组，开展搜集整理工作，后有10余首民歌收入这本歌集。
花鼓灯歌为花鼓灯歌舞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花鼓灯艺人有感而发的口头创作，曲调优美，抒情性强。其唱词广纳淮北方言乡音，朗朗上口，构成鲜明的地方特色。流行于蚌埠的灯歌曲调主要有《绣荷包》、《摘石榴》、《对花》、《卫调》、《哀调》、《河溜调》、《送情郎》、《慢调》、《石榴花》、《慢赶牛》、《兰花调》、《双干哥》、《山巴调》、《凤阳调》、《凤台调》、《挂灯调》、《送灯调》等。歌词内容也很广泛，大体分为“岔伞歌（代开场曲或终曲）、“颂歌”、“情歌”、“叙事歌”、“诉苦歌”、“讽刺歌”和知识性很强、能启迪智慧的“对歌”、“灯歌联唱”等。灯歌淳朴生动，通俗易懂，深受群众喜爱。
民歌小调1950年，曾有盲艺人祁玲兰根据“李玉莲调”改编为《治淮小调》，在治淮水利工地上广为流传。后经作曲家王玉西改编成《社员都是向阳花》歌曲，很快流行全国。1958年，根据淮河民歌小调创作的《十对花》和《淮河联歌》，在参加省会演时被评为优秀节目。根据民歌整理改编或根据民歌曲调填词创作的《四季歌》、《歌唱毛主席》等，有的被上海唱片厂灌制成唱片发行全国，有的被选作音乐教材。同年，部分民歌小调由市文联编辑成《蚌埠歌曲》集。至“文化大革命”前夕，还搜集有《孟姜女》、《虞美人》、《美春景》、《卖饺子》、《老牛自叹》等民歌小调。
淮河船工号子系淮河船工在水上生活中长期形成的歌谣，分起锚号子、上桅号子、撑篙号子（又称“慢赶牛）、划桨号子、摇橹号子（又称“橹板”）、绞关号子（又称“扒头”）、拔缆号子、拉纤号子、呀呀号子、上档号子（又称“欢乐号子”）、打链号子等。这些号子大都有领有合，铿锵有力，音调雄劲高昂，反映了淮上船工与风浪激流搏斗的场面和激情。1959年，淮河船工号子经陈广岐、翟有才编排成歌舞《乘风破浪》，由船民合作社宣传队演出，参加了市会演和安徽省第二届音乐舞蹈会演，又经选拔赴京参加了全国职工文艺会演，并到中南海怀仁堂向党和国家领导人作了汇报演出。
搬运号子系搬运工人在劳动中为协调动作而口头创作的歌谣，因人因事不同，名称各异。1953年，经搜集和整理，可分大板车号子、抬煤号子、推车号子、架包号子、装卸号子等。这些号子有领有合，粗犷豪放，坚强有力。有的表达劳动时紧张激烈的气氛，有的表现进取风貌，有的轻松诙谐。1952年，搬运工会的许珂、朱秋恨等人将搬运号子组合编导成《搬运工人舞》，参加了省职工文艺会演，获优秀创作演出奖。
三、民族民间器乐
周秦以前，蚌埠及附近地区就有钟鼓琴瑟、笙竽管埙等古老的打击、弹拨和吹奏乐器。19世纪中期，在淮河北岸小蚌埠，以班主王利和为首的民间喇叭响手班子远近闻名。清咸丰三年（1853年），王利和后人在小蚌埠与花轿坊老板秦四、高传刚等合伙经营唢呐班子，延续到宣统年间。当地唢呐班子分成几支，主要为乡人婚丧喜庆吹奏，艺人习称“做事”。当时一个响手班子只配两支唢呐，一个镲钹，一面云锣。演奏的乐曲，喜事常吹奏《二妹子》、《么二三》、《老镲》、《柳金子》、《繁调》（又名“凡字调”）、《风入松》、《老豹》、《挂金锁》、《叫句子》、《百鸟朝凤》等曲牌，丧事常吹奏《抱妆台》、《水龙吟》、《雁落沙滩》、《万年红》、《大开门》、《小开门》、《天下同》、《工尺上》、《二黄报》等曲牌。
开埠后，随着人口的增加，民间器乐喇叭响手班子增多，陆续出现的有魏四毛子、梁贵等人的桃园班子，郑兆红、郑兆义等人的吴小街班子，朱三、朱怀德（父子）等人的朱巷子班子，小锦子等人的燕山班子，杨天福、张殿有、刘德胜等人的长淮卫班子等。民国10年（1921年），长淮卫响手班子张殿有收徒弟刘凤鸣（小名东山，艺名“七岁红”）等人，经数年培养，他们技艺高超，享有“东山的唢呐，西山的笙，小秃子打镲一条声”的美誉。嗣后，刘九同在国庆街开设喇叭行，刘四（刘玉山）在国安街开设花轿行，曾一度垄断了市区和附近的喜丧用乐。
民国13年，安徽省立蚌埠通俗教育馆建立后，来自怀远县的部分杂货、棉布商中的业余音乐爱好者，把民间灯会中的“锣鼓棚子”（主要乐器是锣鼓和丝竹）带到馆内，参加者渐多。他们闲暇聚会或逢灯会时，乘兴吹奏一番。曲牌有《闹元霄》、《燕子衔泥》、《水龙吟》、《汉宫秋月》、《苏武牧羊》、《游场》等。另外，在该馆办的音乐会上还有其他民间器乐的独奏与合奏。
建国后，蚌埠喜丧习俗改变，旧时的花轿行已不存在，但民间器乐吹奏活动还时起时伏，延绵不绝。
锣鼓演奏旧时，蚌埠农村有“村村锣鼓响，年年闹花灯”的说法。建国后，锣鼓演奏活动不衰，不少单位有业余锣鼓班子，每逢喜庆节日常结队外出演奏，锣鼓喧天，气氛热闹。1959年庆祝建国十周年时，全市有50个锣鼓班子上街游行，蔚为壮观。1985年春节时，市总工会、群艺馆联合举办锣鼓大赛，城乡有7个队计200多人参加。专业文艺团体在歌舞创作演出中，也常将锣鼓与其它乐器配合演奏。蚌埠锣鼓可分歌舞锣鼓、民间锣鼓、花鼓小锣三个系列。歌舞锣鼓是载歌载舞的卫调和花鼓灯表演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锣鼓则为城乡锣鼓班子的表演形式。两种锣鼓使用的乐器，皆以花鼓、大锣、大钹“三大件”为主，再配以小镲、手锣、狗锣（又叫“巴狗子”）。锣鼓点子有“十八番”、“老十番”、“小十番”、“小五番”、“老四番”、“小四番”、“老三番”、“灯场锣”、“大煞锣”、“小煞锣”、“押条锣”、“长趟锣”、“加槌锣”、“肚里出”、“羊赶臊”、“老鹰叼”、“老牛喘气”、“老鸹洗澡”、“凤凰三点头”等。锣鼓演奏时，鼓手起领奏和指挥的作用，乐队的演奏情绪通过鼓手的精神气质和情绪来带动。锣鼓班子比赛时，各方演奏者情绪激昂，有的打奏者将鼓槌抛上天空，接住复奏，一拍不差；还有的竟在地下劈叉翻滚，鼓点子也不停。另外，执鼓槌者、打手锣者，也都有些精湛技艺表演，使演奏活动往往高潮迭起，充满热烈、欢快、健美、风趣的气氛。
四、铜管乐
民国2年（1913年），军阀倪嗣冲来蚌督皖后，其卫队营设有军乐队，供迎送显要、阅兵仪仗和庆典使用。军乐队配大号、长号、长笛、巴松、圆号、黑管、军鼓和响镲之类西洋乐器。民国9年倪被解职后，其铜管乐队的一部分人员流落在市区当吹鼓手谋生，曾在商会后面开设民营“王三”军乐队。沦陷期间，国治街警察分局成立过军乐队，兼为商家开业、市民婚丧喜庆、戏院宣传或舞会等伴奏，以牟取收入。当时他们吹奏的有《欢迎曲》、《骑兵进行曲》、《何日君再来》等乐曲。抗战胜利后，部分中学和小学亦配有军鼓、铜号等少量西洋乐器，多在参加游行集会时吹奏。
建国后1958年6月，市文化馆组建铜管乐队，有20多人，用2万余元购置了乐器。1959年，该馆曾和工人俱乐部联合组成百人铜管乐队，参加建国十周年的庆典和游行活动。此后，水泵厂、拖附厂、空压机厂、玻璃厂、蚌埠医学院等一些较大单位，都曾建立过业余铜管乐队，常于节假日、舞会、文艺会演中演奏。
1970年8月，市革命文艺战士学习班成立，乐队学员全部改学西洋乐器，经培训后组成了市文工团的乐队，由30余人组成。1968年前后，京剧团、梆剧团为演出“样板戏”，都添置西洋乐器用于伴奏。1972年至1985年，文工团（歌舞团）乐队主要为各种文艺演出伴奏。
附：寺庙音乐
蚌埠解放前，部分寺庙的和尚、尼姑、道士在接受丧主邀请“放焰口”时，或在参与出殡送葬仪式中，常吹奏寺庙音乐。一般10人左右，形同一个小乐队。乐器有钟、罄、铜铃、木鱼、铛子、云锣、手鼓、铙钹、小铙、笙、笛、管等。道教道士斋醮时演奏，也有用丝弦弹拨乐器的。吹奏乐的曲谱有《苏武牧羊》、《梅花吟》、《三稽首》、《雁落沙滩》、《叶落金钱》、《八仙过海》、《孟姜女》、《横撑船》等。乐队主持者在吹奏间隙，或带领僧侣、道士诵经，或吟唱一段“劝世”的忏经歌词，如《叹骷髅》、《逍遥游》、《五更悲叹》、《黄楼斋宴》、《望乡台》等。经韵曲牌有《三皈依》、《三室词》、《云乐歌》、《追魂香》、《白鹤飞》、《三祭茶》等。僧侣伴奏诵经时只敲打不吹奏。出殡时，僧侣结队敲敲打打，在棺前幡后带路行进。富有的丧主“放焰口”，常请两至三台吹奏班子，僧、尼、道对台时竞相比试。另外，旧时以农历七月十五为“鬼节”，亦称“中元节”、“盂兰盆节”，地方士绅在办“盂兰盆会”时，也请僧尼和道士做水陆道场，意在“超度”冤死的“鬼魂”。
建国后蚌埠市参加省内外音乐会演调演部分节目表
辛亥革命以后，蚌埠新式小学陆续开办，校园歌曲出现。20年代前后，蚌埠作为军事要地，驻军和过往军队普遍唱军歌。30年代，因日军侵华，乡村师范、江淮中学、第七职业中学、勤民小学等中、小学师生，激于爱国热情，经常在游行集会时唱《前进歌》、《大路歌》、《码头工人歌》、《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等爱国歌曲。
沦陷后，日伪在学生和市民中进行奴化教育，曾教唱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支那之夜》等日语歌曲；市面上的许多色情歌曲，也在一些娱乐场所中演唱，靡靡之音充斥于市。
抗日战争胜利后，《黄河大合唱》、《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渔光曲》等进步歌曲，在学生和部分市民中一度颇为流行。民国36年（1947年）后，随着国民党统治的腐朽，市面上进步歌曲遭禁唱，而《桃花江上美人多》、《毛毛雨》、《王老五》和市俗小调等涌现于市井之中。当时，在学校的升旗仪式和举办“朝会”、“总理纪念周”活动中，学生必唱《三民主义歌（国歌）》。是年9月，歌星蒋箴等曾来蚌公演。另外，在维多利大戏院，也曾以救济广西水灾名义，举办过现代音乐会。
民国38年初蚌埠解放，市民用歌唱欢庆胜利，为尽早推翻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而激励斗志。当时流行的有《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咱们工人有力量》、《解放区的天》、《打过长江去》、《把蒋介石的家谱翻开来》、《南泥湾》等革命歌曲；另外，《康定情歌》、《马车夫之歌》、《草原情歌》等抒情民歌很受青年人喜爱。建国后1950年，市成立第一个有160人参加的业余合唱团。1951年，业余音乐干部训练班等纷纷建立，翌年全市各系统（包括街道居民）共建立歌咏队73个。“抗美援朝”运动中，群众性歌咏活动更为活跃，当时较流行《志愿军战歌》、《王大妈要和平》等歌曲。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爱国歌曲《再见吧，妈妈！》、《喀秋莎》等，在全市中学校园以及在欢送参军、参干等集会上，也是群众爱唱的歌曲。1953年2月，文教部门举办中小学教师歌咏比赛，有14个单位800多人参加，参赛歌曲40余首。此期在群众集会上，“拉歌”之风盛行，会场歌声迭起，群情激奋。1956年，市举办了聂耳纪念会。全市歌咏队增至586个，参加音乐活动者2万余众，是建国后声乐活动出现的一个高潮。
1958年，开展“文化大普及”运动，提出“人人会唱歌”的口号。5月底，有10万人走上街头，宣传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文化局和文化馆曾派人在邮电局门前广场教唱《大跃进山歌震山河》、《总路线光芒照四方》等歌曲，路人多驻足学唱。9月，组织20人的代表队，参加在合肥举行的安徽省第一届音乐周，获得多项奖励。1959年庆祝建国十周年，市文艺献礼办公室组织开展歌咏活动，曾编印《要把蚌埠变天堂》等创作歌曲13首，印发各单位组织群众学唱。1960年起因经济困难，群众性歌咏活动减少，至1963年经济形势好转，又重新活跃。是年，曾举办“大唱革命歌曲周”活动，到处响起《社会主义好》的歌声。
“文化大革命”兴起后，一些“造反派”组织陆续组成40多个宣传队，除唱毛主席“语录歌”外，还唱《造反有理》、《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等歌曲。各单位“早请示”、“晚汇报”时，都要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等歌曲。一些京剧样板戏选段，也作为歌曲演唱。此期，对50年代流行的部分歌曲，多被视为“封资修”作品而遭禁唱。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群众自发的歌咏活动再次广泛开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歌曲创作、演出活动都很活跃，市专业和业余文艺团体多次赴外地参加会演。1979年10月，中国音乐家协会安徽分会曾为蚌埠歌手曹新云在阜阳举办独唱音乐会。1981年1月，市举办首届“淮河之春”音乐会，有68个单位1500多人登台演出227个音乐节目。歌手们以丰富多彩的声乐艺术，抒发了对社会主义祖国和对淮河乡土的深情。1985年春节，又相继举办流行歌曲大奖赛、中小学生赛歌会、农民音乐会等。
二、民歌
蚌埠民歌历史悠久，古史传说时代即有“南音”肇始于此。楚人进入淮河流域后，将“南音”改称“楚辞”、“楚歌”、“楚曲”。楚汉相争之际，“楚歌”依然盛行。津浦铁路通车后，居民多为外地迁蚌，各地民歌源源传入，加之蚌埠界于淮南丘陵和淮北平原之间，山环水抱，反映不同地区劳动人民心声的民歌异彩纷呈。既有山区的山歌，水乡的秧歌，平原的耕歌，淮上的渔歌，又有船工、搬运工和建筑工的劳动号子；既有花鼓灯灯歌，又有民间小调和民谣等，种类甚多。
建国以后，市文化主管部门重视民歌的挖掘、整理工作，鼓励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发展。1958年“大跃进”中，全市发起民歌创作活动，各行各业职工大编民歌，到11月底，市文联搜集选编成《蚌埠民歌》一书，由地方出版社出版。其中，郊区民歌《唱的歌儿堆成垛》，被选入郭沫若、周扬主编的《红旗歌谣》。歌词是：“一人唱歌没人和，好象瘦驴拉石磨；千人唱歌万人和，唱的歌儿堆成垛。干劲越大歌越多，越唱心里越快活；东方不亮来下田，日落西山等月婆”。1980年，文化部出版《中国民歌集》，蚌埠成立民歌工作小组，开展搜集整理工作，后有10余首民歌收入这本歌集。
花鼓灯歌为花鼓灯歌舞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花鼓灯艺人有感而发的口头创作，曲调优美，抒情性强。其唱词广纳淮北方言乡音，朗朗上口，构成鲜明的地方特色。流行于蚌埠的灯歌曲调主要有《绣荷包》、《摘石榴》、《对花》、《卫调》、《哀调》、《河溜调》、《送情郎》、《慢调》、《石榴花》、《慢赶牛》、《兰花调》、《双干哥》、《山巴调》、《凤阳调》、《凤台调》、《挂灯调》、《送灯调》等。歌词内容也很广泛，大体分为“岔伞歌（代开场曲或终曲）、“颂歌”、“情歌”、“叙事歌”、“诉苦歌”、“讽刺歌”和知识性很强、能启迪智慧的“对歌”、“灯歌联唱”等。灯歌淳朴生动，通俗易懂，深受群众喜爱。
民歌小调1950年，曾有盲艺人祁玲兰根据“李玉莲调”改编为《治淮小调》，在治淮水利工地上广为流传。后经作曲家王玉西改编成《社员都是向阳花》歌曲，很快流行全国。1958年，根据淮河民歌小调创作的《十对花》和《淮河联歌》，在参加省会演时被评为优秀节目。根据民歌整理改编或根据民歌曲调填词创作的《四季歌》、《歌唱毛主席》等，有的被上海唱片厂灌制成唱片发行全国，有的被选作音乐教材。同年，部分民歌小调由市文联编辑成《蚌埠歌曲》集。至“文化大革命”前夕，还搜集有《孟姜女》、《虞美人》、《美春景》、《卖饺子》、《老牛自叹》等民歌小调。
淮河船工号子系淮河船工在水上生活中长期形成的歌谣，分起锚号子、上桅号子、撑篙号子（又称“慢赶牛）、划桨号子、摇橹号子（又称“橹板”）、绞关号子（又称“扒头”）、拔缆号子、拉纤号子、呀呀号子、上档号子（又称“欢乐号子”）、打链号子等。这些号子大都有领有合，铿锵有力，音调雄劲高昂，反映了淮上船工与风浪激流搏斗的场面和激情。1959年，淮河船工号子经陈广岐、翟有才编排成歌舞《乘风破浪》，由船民合作社宣传队演出，参加了市会演和安徽省第二届音乐舞蹈会演，又经选拔赴京参加了全国职工文艺会演，并到中南海怀仁堂向党和国家领导人作了汇报演出。
搬运号子系搬运工人在劳动中为协调动作而口头创作的歌谣，因人因事不同，名称各异。1953年，经搜集和整理，可分大板车号子、抬煤号子、推车号子、架包号子、装卸号子等。这些号子有领有合，粗犷豪放，坚强有力。有的表达劳动时紧张激烈的气氛，有的表现进取风貌，有的轻松诙谐。1952年，搬运工会的许珂、朱秋恨等人将搬运号子组合编导成《搬运工人舞》，参加了省职工文艺会演，获优秀创作演出奖。
三、民族民间器乐
周秦以前，蚌埠及附近地区就有钟鼓琴瑟、笙竽管埙等古老的打击、弹拨和吹奏乐器。19世纪中期，在淮河北岸小蚌埠，以班主王利和为首的民间喇叭响手班子远近闻名。清咸丰三年（1853年），王利和后人在小蚌埠与花轿坊老板秦四、高传刚等合伙经营唢呐班子，延续到宣统年间。当地唢呐班子分成几支，主要为乡人婚丧喜庆吹奏，艺人习称“做事”。当时一个响手班子只配两支唢呐，一个镲钹，一面云锣。演奏的乐曲，喜事常吹奏《二妹子》、《么二三》、《老镲》、《柳金子》、《繁调》（又名“凡字调”）、《风入松》、《老豹》、《挂金锁》、《叫句子》、《百鸟朝凤》等曲牌，丧事常吹奏《抱妆台》、《水龙吟》、《雁落沙滩》、《万年红》、《大开门》、《小开门》、《天下同》、《工尺上》、《二黄报》等曲牌。
开埠后，随着人口的增加，民间器乐喇叭响手班子增多，陆续出现的有魏四毛子、梁贵等人的桃园班子，郑兆红、郑兆义等人的吴小街班子，朱三、朱怀德（父子）等人的朱巷子班子，小锦子等人的燕山班子，杨天福、张殿有、刘德胜等人的长淮卫班子等。民国10年（1921年），长淮卫响手班子张殿有收徒弟刘凤鸣（小名东山，艺名“七岁红”）等人，经数年培养，他们技艺高超，享有“东山的唢呐，西山的笙，小秃子打镲一条声”的美誉。嗣后，刘九同在国庆街开设喇叭行，刘四（刘玉山）在国安街开设花轿行，曾一度垄断了市区和附近的喜丧用乐。
民国13年，安徽省立蚌埠通俗教育馆建立后，来自怀远县的部分杂货、棉布商中的业余音乐爱好者，把民间灯会中的“锣鼓棚子”（主要乐器是锣鼓和丝竹）带到馆内，参加者渐多。他们闲暇聚会或逢灯会时，乘兴吹奏一番。曲牌有《闹元霄》、《燕子衔泥》、《水龙吟》、《汉宫秋月》、《苏武牧羊》、《游场》等。另外，在该馆办的音乐会上还有其他民间器乐的独奏与合奏。
建国后，蚌埠喜丧习俗改变，旧时的花轿行已不存在，但民间器乐吹奏活动还时起时伏，延绵不绝。
锣鼓演奏旧时，蚌埠农村有“村村锣鼓响，年年闹花灯”的说法。建国后，锣鼓演奏活动不衰，不少单位有业余锣鼓班子，每逢喜庆节日常结队外出演奏，锣鼓喧天，气氛热闹。1959年庆祝建国十周年时，全市有50个锣鼓班子上街游行，蔚为壮观。1985年春节时，市总工会、群艺馆联合举办锣鼓大赛，城乡有7个队计200多人参加。专业文艺团体在歌舞创作演出中，也常将锣鼓与其它乐器配合演奏。蚌埠锣鼓可分歌舞锣鼓、民间锣鼓、花鼓小锣三个系列。歌舞锣鼓是载歌载舞的卫调和花鼓灯表演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锣鼓则为城乡锣鼓班子的表演形式。两种锣鼓使用的乐器，皆以花鼓、大锣、大钹“三大件”为主，再配以小镲、手锣、狗锣（又叫“巴狗子”）。锣鼓点子有“十八番”、“老十番”、“小十番”、“小五番”、“老四番”、“小四番”、“老三番”、“灯场锣”、“大煞锣”、“小煞锣”、“押条锣”、“长趟锣”、“加槌锣”、“肚里出”、“羊赶臊”、“老鹰叼”、“老牛喘气”、“老鸹洗澡”、“凤凰三点头”等。锣鼓演奏时，鼓手起领奏和指挥的作用，乐队的演奏情绪通过鼓手的精神气质和情绪来带动。锣鼓班子比赛时，各方演奏者情绪激昂，有的打奏者将鼓槌抛上天空，接住复奏，一拍不差；还有的竟在地下劈叉翻滚，鼓点子也不停。另外，执鼓槌者、打手锣者，也都有些精湛技艺表演，使演奏活动往往高潮迭起，充满热烈、欢快、健美、风趣的气氛。
四、铜管乐
民国2年（1913年），军阀倪嗣冲来蚌督皖后，其卫队营设有军乐队，供迎送显要、阅兵仪仗和庆典使用。军乐队配大号、长号、长笛、巴松、圆号、黑管、军鼓和响镲之类西洋乐器。民国9年倪被解职后，其铜管乐队的一部分人员流落在市区当吹鼓手谋生，曾在商会后面开设民营“王三”军乐队。沦陷期间，国治街警察分局成立过军乐队，兼为商家开业、市民婚丧喜庆、戏院宣传或舞会等伴奏，以牟取收入。当时他们吹奏的有《欢迎曲》、《骑兵进行曲》、《何日君再来》等乐曲。抗战胜利后，部分中学和小学亦配有军鼓、铜号等少量西洋乐器，多在参加游行集会时吹奏。
建国后1958年6月，市文化馆组建铜管乐队，有20多人，用2万余元购置了乐器。1959年，该馆曾和工人俱乐部联合组成百人铜管乐队，参加建国十周年的庆典和游行活动。此后，水泵厂、拖附厂、空压机厂、玻璃厂、蚌埠医学院等一些较大单位，都曾建立过业余铜管乐队，常于节假日、舞会、文艺会演中演奏。
1970年8月，市革命文艺战士学习班成立，乐队学员全部改学西洋乐器，经培训后组成了市文工团的乐队，由30余人组成。1968年前后，京剧团、梆剧团为演出“样板戏”，都添置西洋乐器用于伴奏。1972年至1985年，文工团（歌舞团）乐队主要为各种文艺演出伴奏。
附：寺庙音乐
蚌埠解放前，部分寺庙的和尚、尼姑、道士在接受丧主邀请“放焰口”时，或在参与出殡送葬仪式中，常吹奏寺庙音乐。一般10人左右，形同一个小乐队。乐器有钟、罄、铜铃、木鱼、铛子、云锣、手鼓、铙钹、小铙、笙、笛、管等。道教道士斋醮时演奏，也有用丝弦弹拨乐器的。吹奏乐的曲谱有《苏武牧羊》、《梅花吟》、《三稽首》、《雁落沙滩》、《叶落金钱》、《八仙过海》、《孟姜女》、《横撑船》等。乐队主持者在吹奏间隙，或带领僧侣、道士诵经，或吟唱一段“劝世”的忏经歌词，如《叹骷髅》、《逍遥游》、《五更悲叹》、《黄楼斋宴》、《望乡台》等。经韵曲牌有《三皈依》、《三室词》、《云乐歌》、《追魂香》、《白鹤飞》、《三祭茶》等。僧侣伴奏诵经时只敲打不吹奏。出殡时，僧侣结队敲敲打打，在棺前幡后带路行进。富有的丧主“放焰口”，常请两至三台吹奏班子，僧、尼、道对台时竞相比试。另外，旧时以农历七月十五为“鬼节”，亦称“中元节”、“盂兰盆节”，地方士绅在办“盂兰盆会”时，也请僧尼和道士做水陆道场，意在“超度”冤死的“鬼魂”。
建国后蚌埠市参加省内外音乐会演调演部分节目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