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商埠
明代，蚌埠为凤阳府西北的边陲小集。明熹宗天启元年（1621年），凤阳府曾将蚌埠辟为屯粮之所，称“蚌埠仓”。东郊的长淮卫，因紧靠明中都城凤阳，成为较大的水旱码头和集镇，商贸兴隆。清代前期，蚌埠集地处怀远、凤阳、灵璧交界地，为三不管地带，私盐多集散于此，形成一条商业街，商业活动一度繁盛。清咸丰年间，因太平天国军和捻军在怀远、凤阳之间战事频繁，蚌埠集毁于兵燹，市集重心逐渐转移到淮河北岸小蚌埠。至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据当时《凤阳县志》记载：“蚌埠集在县西北五十里，南岸曰大蚌埠集，已废，北岸曰小蚌埠，有集市”，说明此时淮河北岸小蚌埠比南岸繁盛。小蚌埠西黑牛嘴是天然避风港，常樯桅如林，帆船如市。船家来往运输的货物，一部分拿到小蚌埠正街上交易，使小蚌埠商贸活动日渐兴旺。到本世纪初，小蚌埠正街已有商号50余户，设有粮行粮店、棉花店、油盐杂货店、肉铺、中药店、柴草行、缫丝店、鱼行、澡堂、饭馆、旅馆、理发店及糖坊、木厂、染坊、裁缝店、银匠铺、花轿坊、乐器行、酒坊、船行等。该地不仅是方园百里农产品交易场所，也是竹木、茶麻、桐油等土产品的集散地；相比之下，河南岸仅有老大街一条土路，称油盐小集，有油盐店数家，小饭馆三家，药店一家，茶馆两家，十天逢两集，集盛时三四百人，集闲时百余人。逢集时，赶集的附近乡民，多肩挑背负，到油盐小集上出售小麦、黄豆、绿豆、蔬菜等农产品，渔民也到集上出售鱼虾。赶集人卖了东西后，再买油盐及日用品带回。下午集市上人渐稀少，至日落人走街空，入夜则只闻淮河水浪撞击渡船和渔舟的声音。
清宣统元年（1909年），津浦铁路淮河铁桥在蚌兴建，筑桥的材料厂、工程局、测量局、包工处多设于河两岸。因蚌埠火车站选定于南岸建站，遂使淮河南岸蚌埠集的商业活动立变活跃，集市重心又由北岸移向南岸。当时，砂石竹木等建桥物资从淮河上游和下游运抵蚌埠，堆积如山。为适应2万多名建桥民工生活所需，南岸蚌埠集上立时开办一批饭店、客栈、澡堂、缝衣铺、杂货店等。
民国元年（1912年）津浦铁路全线通车后，河南岸因设有火车站，又加港口扩建，商业贸易日趋活跃。民国3年，已被委为安武将军的倪嗣冲在蚌驻节，利用权势变更“淮盐引岸”，将原设宿县的皖北盐务局移入蚌埠，规定运销皖北的食盐必须到蚌完税、定价，方可运销。此虽系倪氏肥私之举，但客观上也促使河南岸市面扩大。商埠初成，一时冠盖云集，车水马龙。淮河上游涡阳、颍上、亳县、蒙城、阜阳、寿县、霍丘、凤台、六安及豫东固始、息县等地的粮食及土特产，多通过淮河舟运至蚌，再转火车分送南北；淮河下游板浦、海州食盐运至蚌埠，再分销上游各县；南京、天津的京广杂货，也车运至蚌，多为粮商带回淮河上游。倪嗣冲在蚌督皖后，军队屯集，僚属云从，关卡局长、各县县长、分关总办等莫不往来络绎，且一些达官贵人以“酬酢往还、花天酒地”为乐，剌激消费性商业迅速发展。几年间，大旅馆、南北菜馆、清洁浴池先后开设。又，倪嗣冲夫妇每年寿期两次，祝寿者千人，对寿礼的采办大增，市面上绸缎布庄、古董铺、海味庄、鲜花店、南方纸店等亦有开办。此期，苏浙津沪经商者纷至沓来，外国资本也接踵而至。
20年代初，蚌埠河南岸新老船塘均已竣工，并在老船塘附近建起公记堆栈（后称五行仓库），使货物吞吐量大增。此期，在蚌开业的银行、钱庄也有20多家，为商业经营提供了金融服务。20年代末30年代初，全埠商贸经营发展到鼎盛时期，不仅是皖北农副产品的集散地，也是津沪一带工业品的转销地。民国19年，全埠有48个商业行业，仅盐粮交易一项，全年就达50多万吨。至民国23年，蚌埠人口发展到10余万，居民25000多户，其中注册商户4443户，占总户数的17.8％。商埠以物资中转为主，并以盐粮集散为大宗，物资集散营业额约占总营业额的70％左右。除物资、商品交易外，消费性商业亦为盛极。当时，蚌埠著名的菜馆就有20多家，有淮菜馆、苏菜馆、正阳菜馆、凤阳菜馆、天津菜馆等，较大的旅社也有30余户。
沦陷时期，蚌埠成为伪省政府的驻地。日伪当局实行严格的物资禁运，商品流通受到很大限制，致商埠出现萎缩。其重要商品、物资均为日本的三井、三菱、三洋、江南、三兴、谦松等洋行和株式会社所垄断。民国30年，全埠民族商业领有执照的只有2809家，比沦陷前减少50％。此期，物资贸易衰落，而妓院、烟馆、赌场等颓废性行业却得以滋长。
抗战胜利后的民国35年，蚌埠商业曾出现过短暂复兴。据蚌埠市政筹备处工作报告称：“抗日胜利，国土重光，本市顿成政治、军事、经济之重心……工商业繁荣，尤胜逾昔”。原逃往内地的商户纷纷返回重整旧业，并新开一批商户。是年，已有商业60余类，大小商店8000余家，淮北20余县及邻省土特产的输出和沿津浦线城市工业品的输入均在蚌集散。其中，盐粮和农副产品的集散仍占大宗，食盐、粮食日交易量约150万公斤。但此种复兴局面维持时间不长，即因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加之皖北、豫东一带水患、蝗灾严重，而致商埠发展受阻。
民国38年1月蚌埠解放，起初市面上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投机盛行，物资交流阻塞。同时，商业战线还面临支援前线、支援解放上海的繁重任务。新建立的人民政权致力于商业的迅速恢复，一方面大力收购各类物资，另一方面整顿市场秩序，打击不法商贩，使商业秩序很快得以好转。是年4月，成立国营皖北贸易总公司，自6月起将收购的粮食、油脂、牛皮等物资，由航运进入长江，转上海港，对稳定刚解放的上海起了积极作用。此后3个月内，蚌埠支援上海的物资，有粮食1000万公斤，食油38万公斤，茶叶65万公斤；从上海运回棉纱、布匹、火柴、肥皂等工业品，价值20万元（折成新版人民币），稳定了蚌埠市场的供应。
恢复时期，全市建立起一批国营商业企业和合作商业企业，并鼓励和保护私商的正当经营活动，商业贸易得以较快恢复。1952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已达3342万元，其中，国营占24.96％，合作社占14.36％，私营占60.68％。私营商业中，投机性甚强的牙行、行商逐年减少。在商业的恢复和发展中，各商业机构及时组织城乡物资交流，先后参加了华东区数十次物资交流大会。1952年9月，市召开第一次城乡物资交流大会，周围8个省市城镇417名代表参加，商品购销总额725万元。市还恢复和建立农村集市、庙会等，组织城乡间短距离的物资交流，鼓励私商下乡推销工业品和收购土特产品。随着工农业生产以及地区、城乡之间商品流通渠道的恢复，商业市场日益活跃。
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商业建设开始纳入国民经济的发展规划，增大了基本建设的投资额。1953年至1957年，累计投资1128万元，是恢复时期103万元的10.95倍。此期，铁路、航运、公路建设也都得到发展，全埠货物吞吐量1957年约300万吨，为建国前的10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将私营商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到1956年，全市私营商业已基本实现公私合营和合作化，形成了以国营商业为主，包括公私合营商业、合作化商业及个体商业在内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实行多种流通渠道的商业体制。1957年，商业部门国内纯购进达6472万元，纯销售达8352万元，外贸出口收购总值达2973万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6331万元，均比解放初期有了较大增长。
1958年开始，蚌埠在皖北地区的商品集散作用因商业体制变化逐渐减弱，但因城市工业生产已形成规模，工业生产资料的经销量明显上升，商业购销额仍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其后在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初期，商贸活动一度受到一些影响，但总体上仍保持上升趋势。到1978年，商业部门国内纯购进达4.72亿元，纯销售达4.01亿元，分别为1957年的7.5倍和4.8倍，分别年递增10.8％和8.10％。其间，自1958年“大跃进”后的20多年内，城市一直偏重发展工业，商业基本建设发展缓慢。21年内，商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仅1676万元，年均79.8万元，比“一五”时期的年均225.6万元减少64.6％。同时，因商业经营管理体制过分集中统一，内外贸易经营渠道单一，集市贸易两度被取缔，商业潜力难以发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商埠发展进入新的阶段。1979年至1985年，商业建设累计投资3362万元，年均480.3万元，为前21年年平均数的6倍。1985年，全埠货物吞吐量500多万吨，有各类商业企业765个，职工2.77万人。其中，二级采购供应站12个，市级公司15个。含社会商业，独立设置的商贸机构已发展到9745个，从业人员46374人。其中，商品经销机构4995个，从业人员30888人；饮食业机构2738个，从业人员8350人；服务业机构2012个，从业人员7136人。全市商业国内纯购进8.02亿元，纯销售5.84亿元，分别比1978年增长70％和45.5％，年递增分别为7.9％和5.5％；外贸出口总值14157万元（含辖县，按外贸部门统计数），比1978年增长1.62倍，年递增14.10％；社会商品零售总额4.58亿元，比1978年增长1.88倍，年递增16.3％。集贸市场几年来迅速发展，年成交额由1980年的2316万元上升到1985年的11091万元，增长3.8倍。
蚌埠市1952～1985年社会商品零售额一览表单位：万元

二、市场
盐粮市场津浦铁路通车后，蚌埠盐粮市场最早形成，城市有“以商立市，盐粮起家”之说。民国3年（1914年），在蚌督皖的倪嗣冲垄断盐业，使盐的交易量猛增。盐交易的扩大，也带来粮食交易的增加。一般淮河上游的粮商，用船运来土产杂粮，售出后再购盐回头；淮河下游的盐商，则来时带盐，返回时运回粮食，盐粮一并交易。舟运至蚌的粮食，大多经火车运往无锡、常州一带，民国8年仅黄豆一项即达6万吨。民国12年，在新老船塘停泊盐粮交易的船只一般达一千多艘，多则三千艘。分布在老大街、米坊街、经一路、华昌街的盐粮行约200家，各盐粮行每天都派出伙计（人称“行皮子”）到船塘与货主洽谈生意。至30年代初，盐粮市场年交易量约100万吨，盐税一项年收入最高达200万银元。盐粮除集散外，市面零售交易亦甚活跃，街道上分布的盐店、粮坊有上百家。至抗日战争爆发前，蚌埠各业之兴替，市场之盛衰，物价之升跌，多以盐粮为转移，有所谓“盐粮不动，百枝不摇”之说。沦陷后，盐粮被日伪当局定为统制物资，市场交易量锐减。抗战胜利后，市场迅速复苏，市面上新老盐粮行、坊、店多达400余户。民国37年，徐州“剿匪”总指挥部总司令刘峙也曾在蚌埠吉安里雇人开设盐号。蚌埠解放初，市人民政府设立盐粮管理所和盐粮交易所，维护市场正当交易。1950年，盐被列为国家统管物资，实行计划管理。1953年起，粮食也实行统购统销。
米坊街粮市位于今青年街南段，仅长500米，是蚌埠解放前盛极一时的粮食交易市场。该街原名中正街，后因全街居民几乎家家开米坊，便以商成俗，叫米坊街。该街粮市萌发于民国元年，有筑路民工杨保全先摆米匾子出售粮食。嗣后，粮摊、粮坊相继增多，到民国4年，有10多家。当时粮业公所指定商户启用店号，杨保全第一家挂旗称全兴昌粮行。继后，施玉兴的玉兴、席兆来的泰来、王学富的裕大、席兆学的全昌、施融辉的同顺和、王玉山的同顺兴、王蕴山的隆泰、朱老五的谦丰和、天津人老董的宝兴公等商号均立行经商。该处坊行每当粮食上市过剩、价格低廉时，便尽量收购囤积，待粮价上涨时，再转手卖出。民国21年后，粮行、坊行增加到40余家，遂成为市内粮食交易的中心，日成交量约五六百担。至抗战胜利后，最高日成交量千担左右。该街扼守五叉路口，靠蚌寿、蚌怀公路之便，可吸引定庵、炉桥、刘府、武店、姜桥、徐桥、马头城等地来粮，又加粮食经营本钱可大可小，家家能开，于是市场上生意兴隆，购粮人车水马龙。该街以盐巷子南口为界，往北全是米坊，往南多是坊行。粮行多代客商采购转运，北路的有北京、天津、青岛、济南、徐州，南路的有上海、南京、无锡、常州、镇江等。坊行多组织市场成交，一手托两家，收取行佣。行主大都是邻县和本地人，小行一般有3人（帐房、斗把、打杂），大行有7～8人。该街开设的米坊一般是夫妻店，每户只有相当于10～20包的粮食作本钱，以经营零市为主。米坊经营者多以十二筒八买进，十二筒四卖出，扣除部分作为经营收入。米坊中陈铁城的同发祥、柏哲先的同兴德、杨保全的全兴昌等商号各有资本40万～100万银元。该街粮市，在1953年关闭粮食市场后消失。
盐巷子盐市盐巷子原名西保安里，介于今淮河路、青年街之间，长106米。抗日战争胜利后，大马路中段盐摊密集，警察局以影响交通为由，责令迁至西保安里集中营业，从此该里被称为盐巷子。盐巷子盐商开始有蒋宪章、汪静波、陈少平等10余家，一年后发展到数十家。他们一般白天出摊，晚间撤摊，固定盐店只有几家。蚌埠解放时，该处盐商除歇业、转业者外尚有20家左右。1956年，食盐合作商店成立后，盐巷子盐市交易停止。
淮珠菜市场民国初，蚌埠辟有淮珠市场，取凤阳八景之一的“蚌埠流珠”命名。市场位于今淮河路百货大楼处，有蔬菜、肉食、水产品等经营，大小店摊200多家。其中，肉案四五十处，分江苏、安徽帮，以江苏帮势力最强；鱼挑子100多个，多为本地人，鱼产自淮河、龙子河、涡河等；鸡鸭贩、菜贩各数十处。另场内开有饭店、小吃摊点等。民国8年蚌埠大火，该市场被烧，后得以重建。
二马路百货、小商品市场位于今凤阳西路，东起交通路口，西至升平街口，全长1800米。津浦铁路通车后，该街逐渐形成，初名二道街，后改称二马路，百货棉布业多集中于此。民国3年，出现几家河南人开设的草帽店。民国5年，天津人刘明其独资开设新昌祥京广时货店。到20年代初，已有商号10多家，市场初成。之后，该市场商号不断增多，经营规模越来越大，到民国37年，先后开设过的百货商号70家，棉布商号36家，文具商店35家，钟表商店17家，杂货商号50家，总计达200多家，成为盛极一时的商业街。其中，张梅卿、姚文兴办的天成百货公司，刘玉珊开设的三级鞋店，万其五开设的鼎昌绸缎局等，在皖北一带享有盛名。建国后，城市商业中心逐渐移到大马路（淮河路），该路店号增加较少。但1979年将该路西段辟为小商品市场后，市场重新活跃。至1984年，小商品市场建成钢骨结构阻燃型玻璃钢质的全顶栅半封闭棚房。1985年，该市场上沿街设摊点411个，商店110多家，共经营商品10大类500多种，成为闻名全省的小商品集散中心。该路东段仍多为经营百货、棉布的商店。
东安市场位于今凤阳西路三巷，介于凤阳路、淮河路之间，长134米。该市场创建于民国26年，建房20多间，占地6亩，因原名东安里得名。民国30年11月，市场又动工扩建，翌年8月竣工，房屋增至73间，全部搭起过街天棚，称为“不露天的街”。该市场最早经营百货的有谦益、华生、益和、祥生4家百货店，最早经营棉布的有聚纶、义祥、兴康3家布店。40年代，市场商品小而全，既经营日用百货、绸缎布匹，也经营针线扣带、刀剪、碗筷等。该市场商品多售时兴货，凡大城市新出现的货物，不几天就有出售。民国37年，该市场有百货店8家，棉布店10家，场内还办起菜馆、医院、钱庄、服装店、杂货铺、酱园等。同年，当局实行“八·一九”限价，各家商号惨遭打击，相继倒闭。1950年，场内摊贩恢复，李宜轩、李束元、雷广钧、陈炳文等几家百货、棉布店也重新营业。1956年初，有百货店11家，棉布店10家。是年公私合营后，市场不复存在。
淮河路综合商市淮河路全长3100米，解放前有50多家商号开业，大多为杂货店。解放后1955年，省内当时最大的综合商场百货大楼在该路上建成，随后城市商业中心逐渐移向该路。1985年，沿街各类商店400多家，经营有百货、纺织、医药、五金交电、化工、家具、钟表、土产陶瓷等商品。每至节假日，百货大楼一带车水马龙，人群如潮。该路著名的商店除百货大楼外，还有华侨商店、钟表专营商店、二轻商场、交通器材商店、万春国药店等。
华盛街杂货炒货市位于市中心，西起升平街口，东至中荣街口，全长613米。此街在30年代后期，以经营杂货、炒货著称，也开有一部分粮行、油行及酒店、饭店等。经营的杂货包括香烟、火柴、煤油、盘纸、蜡烛、酒、茶、酱品等。私营店号中，翟松如的钱泰源商店经营五洋杂货，李少贤的鼎丰商店主营香烟、盘纸，杨之元的永泰昌商店主营麻茶。另有何近仁的公泰酱园，孙元甫的孙和泰酱园，朱德侠的福昌酒店，胡之如的胡鼎昌酒店，王福泰的王龙泰杂货店，王华亭的兴盛杂货店，陈品三的三盛和杂货店，岑元龙、彭立如的德康杂货店等。市场经营的干鲜炒货包括花生米、瓜子、山楂糕等，主要有花俊卜的花顺兴炒货店，陈家昌的瑞泰行干鲜店，常瑞臣的延泰昌干鲜店等。街道两旁还摆满百货、杂货、炒货摊，多时达数百个。每天人声鼎沸，熙熙攘攘，南来北往客商或来购货，或寻问行情。解放后，该街仍为商业中心，西段逐渐形成农贸市场，中段逐渐形成小吃群，间有百货、杂货、炒货经营。
篾匠街竹器市篾匠街位于中兴街南段，介于淮河路、南山路之间，长约100米。清宣统二年（1910年）起，陆续有篾匠在街上营生，开埠后形成一条竹器专业街，俗称篾匠街。该街篾匠居住毗邻，门面相连，最多时40余户。抗日战争爆发前，来蚌埠跑生意的人多，对竹器筐篓需求量甚大，一般均到此街挑选。各匠铺所制竹器多选用皖西、皖南毛竹，一般春季编制蛋篓，夏季编制凉床、凉棚、竹帘，冬季编制油篓、筐篮等，均边制边销。1950年，篾匠街上成立合作小组，于1955年，转为市第三竹器生产合作社。1957年，合作社又转为国营竹器厂，迁往施家洼，该处竹器市场关闭。1980年后，重新在该街成立民办青年勤俭竹器厂，复有竹器经销。
纬二路布拉条街该路靠近新船塘，长167米。民国27年前后，有本地人冯季铜、高光明、王金鼎等在街上设点收购旧衣、破布。一些店主将旧布再撕成布条（俗称布拉条子），制成拖把出售给船民使用。之后，摊户增至四五十户，形成荒货一条街。每天上市船民不下百人。解放初，该街经营仍十分兴旺，1956年后仅存几家摊点。
农贸市场明代起，蚌埠有长淮卫集、八大集、徐家桥集、秦家集和蚌埠集等，均为农副产品交易场所。清末，淮河北岸小蚌埠称正街集，淮河南岸有老大街集，另在河两岸的仁和、定庵、中井寺、陶店、双庙、吴小街、高庵、桃园等处，也形成农副产品交易场所。津浦铁路通车后，市面渐成，除市郊集镇外，先后在今华盛街路南形成淮珠市场，在今凤阳路二巷形成东菜市，在今纬二路处形成西菜市，在今中兴街北形成水果街，在今升平街形成麻袋街，在今太平街形成烟草收购市场和柴草场。解放后随着人口的增多，逐步在华盛街、米坊街、太平街、南岗一路、兴平街、国强路、国安街、蚌怀路等处形成农贸市场。1958年后，农贸市场多次被限制发展，至1976年，方逐步复兴。1978年，农贸市场在市区重新开放14处，在市郊开放6处。1985年，城乡农贸市场达到33处，总面积20万平方米，总摊位9200个，上市商品5000多种，日人流量25万人次，年成交额1.1亿元。33处农贸市场，分布在东区8个，中区5个，西区9个，郊区11个。其中，国强路农贸市场为国家定点的重点市场之一，占地1.85万平方米，棚房242间，固定摊位5400个，按商品属性分为10个交易区，年商品上市量4500万公斤，成交额3189万元。红旗三路农贸市场（俗称南岗四路农贸市场），于1979年形成，1985年占地面积7715平方米，房棚305间，摊点715户，按商品属性分为8个行业，上市品种1000多种，年成交额170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