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市郊的耕作制度基本沿袭传统的耕作方式。随着生产条件的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市场的需要，逐步由传统的耕作制度向高产优质的耕作制度方向转变。其演变过程历经四个阶段。
一、以麦杂为主的传统耕作制度阶段
建国初期春种以高粱、山芋为主，夏种以大豆、杂粮居多，秋种以小麦比重为大。1950年，市郊粮食播种面积127.5万亩（85000公顷），其中小麦47.7万亩（31800公顷）、大豆21.1万亩（14067公顷）、高粱19.3万亩（12867公顷）、杂粮11.2万亩（7467公顷）、山芋10.5万亩（7000公顷）、水稻7.4万亩（4928公顷）。其种植方式大部分地区多为小麦-大豆、小麦-山芋一年两熟或小麦-大豆-高粱(山芋)、小麦-山芋-高粱两年三熟；少数丘岗地、低洼地实行山芋、高粱、杂粮一年一熟制，个别边远薄地种植茴草或作牧草地。
这一时期由于实行了土改，先后建立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实现了互助合作化，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粮食年总产平均达6650万公斤，比1949年的5700万公斤增产16.7%。
二、以扩稻缩杂为目标的耕作制度阶段
1958年起，大力推行改变种植结构，扩大高产作物，扩大水稻种植，缩小杂粮种植的生产变革在全市展开。到1965年，水稻面积有所扩大，杂粮面积普遍减少。全市粮食播种面积98.9万亩（65933公顷），其中小麦42.2万亩（28113公顷）、大豆15.3万亩（10200公顷）、水稻21.1万亩（14067公顷）、山芋9.9万亩（6600公顷）、杂粮8.5万亩（5667公顷）、高粱8万亩（5333公顷）。其耕作制度为小麦-大豆、小麦-水稻、小麦-山芋一年两熟制和小麦-大豆-高粱(山芋)、小麦-山芋-高粱两年三熟制；少数地区仍为山芋、高粱、棉花、麻类一年一熟制。
此间，由于水利条件差、肥料严重不足，加之自然灾害以及公社化，水稻广种薄收，平均亩产仅65.4公斤，粮食平均年总产5100万公斤，比1949年低11.8%。
三、以麦稻为主的耕作制度阶段
1966年以后，在“农业学大寨”的影响下，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在全市得到加强，灌溉条件得到了改善，加之化肥的普遍使用，农业生产发展很快，种植结构有了明显改变。1970年，水稻面积已占耕地面积的21%，上升为第二大作物，真正进入了麦稻为主的阶段。1978年全市粮食播种面积103.8万亩(69200公顷)，其中小麦41.1万亩（27400公顷）、水稻17.0万亩（11333公顷）、山芋13万亩（8667公顷）、大豆19.4万亩（12933公顷）、杂粮4.9万亩（3267公顷）、高粱2.3万亩（1533公顷）。
这一时期耕作制度大部分为小麦-水稻、小麦-大豆、小麦-山芋一年两熟，其中麦稻一年两熟制已上升为主体地位。小麦-大豆-山芋(高粱)、小麦-山芋-高粱两年三熟和高粱、山芋一年一熟制面积大大缩小。粮食年总产平均达1亿公斤，比1949年高出75.0%。
四、高产优质耕作制度阶段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注重调整种植结构，发展高产优质作物，以杂交稻和其它优质稻、优质小麦(面包小麦)为重点进行推广，增加经济作物比重，扩大蔬菜、油菜、红麻、薄荷等经济作物面积。到1990年，水稻、蔬菜、油菜面积大幅度增加，山芋、杂粮、高粱面积越来越小。主要作物播种面积是小麦48.3万亩（32200公顷）、水稻33.3万亩（22200公顷）、大豆14.4万亩（9600公顷）、山芋5万亩（3333公顷）、杂粮2.3万亩（1533公顷）、高粱0.3万亩（200公顷）、油菜4万亩（2667公顷）、蔬菜6万亩（4000公顷）。粮食与经济作物之比为88∶12。
由于水稻、油菜面积扩大，这一时期的耕作制度主要是小麦-水稻、油菜-水稻、小麦-大豆一年两熟制，小麦-西瓜、小麦-红麻、小麦-花生一年两熟制也占有一定比重，两年三熟制、一年一熟制少见。1990年粮食总产达26820万公斤，比1978年提高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