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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管理
建国初期，国家积极鼓励私营商业发展，同时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加强引导和管理。
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发《关于统一全国国营贸易实施办法的决定》以后，从1953年起，县境按经济区域相继建立起国营百货、棉布、烟酒、食品、医药等分销处、站、批发部，分别隶属县各专业公司。同时，各区、乡已组织起基层供销合作社，隶属县供销社。实行双重领导、统一管理、统一经营和独立经济核算制，对商品实行分级管理，统一调拨。国营商业与供销商业经营各有分工。即工业品由国营商业收购、批发；农副产品、手工业产品由供销社收购、批发。1956年，组织起来的集体合作商业，归供销社管理，实行代销，经济上独立核算。自此，农村市场及商品经营由供销社主管。
1958年4月，中央将地方商业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工农业产品收购、商品的降价权力下放到县，对商品实行计划分类分级管理。一类商品由国务院管理，二类商品由中央主管部门管理，三类商品由地方管理。人民公社化后，县内基层商业的人事、财务、经营管理权全部下放给公社，撤销各国营分销处和批发部，将合作商店并入供销社（部），在大队设立采购供应站，实行政企合一，冲击了正常的经营管理。1959年至1961年，县内粮食减产，农副产品收购量下降，物资供应紧张，市场供应不稳。1961年全县商业部门纯购进额比1957年下降38％，纯销售额下降16％，库存商品不足。1961年以后，根据中央关于收回人、财、物三权和经营管理权的精神，调整农村商业管理权限，将以前不适当下放的人权、财权、经营权收回，重新设立国营分销处、批发部、恢复合作商店，仍采取“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体制。
1962年在国民经济调整中，商业采取四项应急措施：①供应高价商品，如自行车、糕点、猪肉、针纺织品等；②人民生活必需品实行计划分配，凭票、证定量按月供应；③开放集市贸易，加强市场管理；④实行农副产品奖售政策和派购政策，合理安排购留比例，不准只购不留。1963年起，商业购销额回升。1964年，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商业部门围绕“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和为生产服务，为消费者服务的宗旨，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开展以创建“五好企业”，争当“六好职工”为内容的比、学、赶、帮活动，提高了服务质量。
建县初期，商业部门本着“支援生产，服务生产，面向农村”的宗旨，增设网点，组织货源，扩大商品购销，1965年，全县商品购进总值、销售总值、期末库存总值，与1957年相比，分别上升58％、7.7％和18.4％。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红卫兵”横扫“四旧”，勒令更改商店名称，取消传统服务项目，停售“有问题”商品。1968年至1970年，在机构改革中，撤并商业机构，下放商业管理干部，将基层国营、集体商业企业划归公社管理，以政代企，并取消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经营方式，取缔个体商贩，不准农民经商，实行贫下中农管理商业。管理内容是：管思想、管方向、管市场、抓斗争。把行之有效的“经营核算、自负盈亏”和合理的规章制度，批判为“利润挂帅”、“物质刺激”和“管、卡、压”。1970年又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抓“经济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同时在下塘、造甲等地的商业职工中重新划分阶级成分，误伤了一部分职工。这一时期，由于商业管理体制受到冲击，商业流通渠道少，环节多，合理的规章制度被废弃，职工的积极性受到挫伤，造成管理混乱，商业企业经营效益差。1968年盈利1324元；1969年亏损495849元；1970年亏损14116元。通过1972年、1975年两次商业整顿，收回下放的各种管理权限，各商业企业建立起财经管理小组，制定了规章制度。1975年，全县商业系统开展以“两学”（学大庆、学大寨）为内容的劳动竞赛活动。提高了职工积极性和服务质量，经营状况开始好转。1976年，商业局系统盈利44.38万元，供销社系统实现利润146万多元。
1979年以后，随着“开放市场、搞活经济”政策的贯彻执行，发展了各种形式的集体商业和个体商业，允许农民经商办企业，初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业结构，增加了商品流通渠道，减少了商品流通环节。同时，商业部门内部加强了企业经营管理，开展清产核资工作，采取以销促购，组织货源，并逐步建立健全以岗位目标责任制为内容的规章制度。1980年，供销社在全系统试行“七定一奖”（即定人员、定资金、定销售、定费用、定升溢、定损耗、定利润和百分计奖）考核办法，扩大基层供销社经营自主权。1981年，全县商业系统开展了以“四赛四比”（即赛文明经商、比心美；赛礼貌待客，比语言美；赛优质服务，比行为美；赛商品陈列，比环境美）和“五好”（即讲文明，经商作风好；讲道德，助人为乐好；讲礼貌，服务态度好；讲清洁卫生，店容店貌好；讲秩序，遵守纪律好）为具体内容的比、学、赶、帮、超竞赛活动和文明经商活动，并制定了《长丰县商业系统营业员十条柜台纪律》。1982年，商业局系统在县城百货、五金、糖业烟酒、饮食服务、食品、石油等公司的25个门点，41个柜组试行利润包干、销售额包干、全额提成、超利分成、利润留成、百分考核、工资浮动等七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把责、权、利和干、管结合起来，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县石油公司当年实现利润27万元，比1979年增长3.9倍。
1983年，商业体制改革，全面推行经济责任制。首先在商业系统的6个门点开展经营承包试点，经济效益明显提高。上半年，县供销社系统化肥损耗率由上年同期的3.84％下降为0.58％，减少经济损失50万元。1984年5月，商业局系统六大公司全面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五金交化公司实行个人承包经营制。1985年，全县商业、物资、供销等系统围绕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进一步放开国营小型商业企业，实行改、转、租、让等形式，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进一步改进服务态度，扩大经营范围，提高了经济效益。县供销社系统实现利润250多万元，比上年增长39.1％；烟草部门上交税利56万元，比上年增长8％；外贸成交额达669万元，比上年增长45.5％，利润12.1万元，比上年增长137.3％。
1971年至1985年商业局供销社经营状况表
1970至1985年物资系统经营状况表
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发《关于统一全国国营贸易实施办法的决定》以后，从1953年起，县境按经济区域相继建立起国营百货、棉布、烟酒、食品、医药等分销处、站、批发部，分别隶属县各专业公司。同时，各区、乡已组织起基层供销合作社，隶属县供销社。实行双重领导、统一管理、统一经营和独立经济核算制，对商品实行分级管理，统一调拨。国营商业与供销商业经营各有分工。即工业品由国营商业收购、批发；农副产品、手工业产品由供销社收购、批发。1956年，组织起来的集体合作商业，归供销社管理，实行代销，经济上独立核算。自此，农村市场及商品经营由供销社主管。
1958年4月，中央将地方商业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工农业产品收购、商品的降价权力下放到县，对商品实行计划分类分级管理。一类商品由国务院管理，二类商品由中央主管部门管理，三类商品由地方管理。人民公社化后，县内基层商业的人事、财务、经营管理权全部下放给公社，撤销各国营分销处和批发部，将合作商店并入供销社（部），在大队设立采购供应站，实行政企合一，冲击了正常的经营管理。1959年至1961年，县内粮食减产，农副产品收购量下降，物资供应紧张，市场供应不稳。1961年全县商业部门纯购进额比1957年下降38％，纯销售额下降16％，库存商品不足。1961年以后，根据中央关于收回人、财、物三权和经营管理权的精神，调整农村商业管理权限，将以前不适当下放的人权、财权、经营权收回，重新设立国营分销处、批发部、恢复合作商店，仍采取“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体制。
1962年在国民经济调整中，商业采取四项应急措施：①供应高价商品，如自行车、糕点、猪肉、针纺织品等；②人民生活必需品实行计划分配，凭票、证定量按月供应；③开放集市贸易，加强市场管理；④实行农副产品奖售政策和派购政策，合理安排购留比例，不准只购不留。1963年起，商业购销额回升。1964年，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商业部门围绕“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和为生产服务，为消费者服务的宗旨，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开展以创建“五好企业”，争当“六好职工”为内容的比、学、赶、帮活动，提高了服务质量。
建县初期，商业部门本着“支援生产，服务生产，面向农村”的宗旨，增设网点，组织货源，扩大商品购销，1965年，全县商品购进总值、销售总值、期末库存总值，与1957年相比，分别上升58％、7.7％和18.4％。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红卫兵”横扫“四旧”，勒令更改商店名称，取消传统服务项目，停售“有问题”商品。1968年至1970年，在机构改革中，撤并商业机构，下放商业管理干部，将基层国营、集体商业企业划归公社管理，以政代企，并取消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经营方式，取缔个体商贩，不准农民经商，实行贫下中农管理商业。管理内容是：管思想、管方向、管市场、抓斗争。把行之有效的“经营核算、自负盈亏”和合理的规章制度，批判为“利润挂帅”、“物质刺激”和“管、卡、压”。1970年又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抓“经济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同时在下塘、造甲等地的商业职工中重新划分阶级成分，误伤了一部分职工。这一时期，由于商业管理体制受到冲击，商业流通渠道少，环节多，合理的规章制度被废弃，职工的积极性受到挫伤，造成管理混乱，商业企业经营效益差。1968年盈利1324元；1969年亏损495849元；1970年亏损14116元。通过1972年、1975年两次商业整顿，收回下放的各种管理权限，各商业企业建立起财经管理小组，制定了规章制度。1975年，全县商业系统开展以“两学”（学大庆、学大寨）为内容的劳动竞赛活动。提高了职工积极性和服务质量，经营状况开始好转。1976年，商业局系统盈利44.38万元，供销社系统实现利润146万多元。
1979年以后，随着“开放市场、搞活经济”政策的贯彻执行，发展了各种形式的集体商业和个体商业，允许农民经商办企业，初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业结构，增加了商品流通渠道，减少了商品流通环节。同时，商业部门内部加强了企业经营管理，开展清产核资工作，采取以销促购，组织货源，并逐步建立健全以岗位目标责任制为内容的规章制度。1980年，供销社在全系统试行“七定一奖”（即定人员、定资金、定销售、定费用、定升溢、定损耗、定利润和百分计奖）考核办法，扩大基层供销社经营自主权。1981年，全县商业系统开展了以“四赛四比”（即赛文明经商、比心美；赛礼貌待客，比语言美；赛优质服务，比行为美；赛商品陈列，比环境美）和“五好”（即讲文明，经商作风好；讲道德，助人为乐好；讲礼貌，服务态度好；讲清洁卫生，店容店貌好；讲秩序，遵守纪律好）为具体内容的比、学、赶、帮、超竞赛活动和文明经商活动，并制定了《长丰县商业系统营业员十条柜台纪律》。1982年，商业局系统在县城百货、五金、糖业烟酒、饮食服务、食品、石油等公司的25个门点，41个柜组试行利润包干、销售额包干、全额提成、超利分成、利润留成、百分考核、工资浮动等七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把责、权、利和干、管结合起来，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县石油公司当年实现利润27万元，比1979年增长3.9倍。
1983年，商业体制改革，全面推行经济责任制。首先在商业系统的6个门点开展经营承包试点，经济效益明显提高。上半年，县供销社系统化肥损耗率由上年同期的3.84％下降为0.58％，减少经济损失50万元。1984年5月，商业局系统六大公司全面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五金交化公司实行个人承包经营制。1985年，全县商业、物资、供销等系统围绕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进一步放开国营小型商业企业，实行改、转、租、让等形式，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进一步改进服务态度，扩大经营范围，提高了经济效益。县供销社系统实现利润250多万元，比上年增长39.1％；烟草部门上交税利56万元，比上年增长8％；外贸成交额达669万元，比上年增长45.5％，利润12.1万元，比上年增长137.3％。
1971年至1985年商业局供销社经营状况表
1970至1985年物资系统经营状况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