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干部下放
1961年至1964年期间，机关进行整编精减人员，对1958年后参加工作的干部400多人，全部精减下放农村，每人发给原月工资额的2至3个月工资，以及一部分生产、生活方面的用品；住房有困难的解决一部分木材计划。1970年，全县动员930名干部下放农村，每人发生产金 100元，0.3立方木材和床、桌、木椅等三件家俱，当时称“小三件”。工资福利不变。这批干部在机关工作秩序恢复的过程中，逐步收回安排了工作。
二、职工下放
为贯彻中央“大办农业”的方针，全县于1961～1964年期间，先后下放2300多名职工参加农业生产。下放时每人发给两至三个月的生活费及部分用具。1965年后，对下放人员中的老弱残者，按国务院(65)国内字224号文件规定，先后3次批准474人享受原在职时的月工资40%的救济金，报销三分之二的医药费，直至病故为止。1970年前后，又以“支援农业”名义下放职工620人，保留工资待遇，户口不迁，后随着工厂、企业的生产和工作秩序恢复，全部回原单位工作。
三、居民下放
在60年代初期，为了减少城镇商品粮人口并为农业增加劳动力，全县动员居民和职工家属9000多人下放农村。下放时每人发给生产、生活补助费150元，每户给少量建房木材计划，接收地区给予适当帮助。据1962年统计，各社、队为下放居民解决住房1426间，稻草27万斤，木材460根，使他们能安居从事农业劳动。1969年前后，全县动员居民3150人下放农村，发给一定的生活补助金和建房木材计划。1976年以后，对一部分老弱残人员，城镇有依靠的逐步恢复其城镇户口，对留在农村的人员中困难户则给予适当的照顾和救济。
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65年前的下放人员中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260人。其中上海市高中学生张韧随母于1962年下放在本县袁店公社务农，《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曾发表文章报导了她的事迹，成为全国闻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典型之一。1971年，张韧被选为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
1968年10月，县革命委员会动员1966年至1968年的三届高、初中毕业生749人全部下放农村。其中上派、三河、丰乐、山南4个标准集镇的学生659人。肥西中学的首批学生下放时，县革委会举行了欢送大会，有接收任务的公社和大队派员来接。此后，历年的高、初中毕业生一般都下放至农村，并规定劳动锻炼不满两年的不得招工、招生、参军。1968年12月，县成立城镇人员上山下乡办公室，配备专职干部办理手续和负责管理教育，1969年5月，改为县革委会“五·七”办公室。各区、社陆续配备了专职“五·七”干部，每年冬季都组织干部开展上山下乡检查慰问活动，进行逐队逐户逐人访问，发现问题及时处理。1973年统计：全县先后下放、安置本县和外地知识青年7022人。1974年至1978年又下放和安置了合肥及本县知识青年5783人。10年总计12805人，其中上海市1788人，淮南市1700人，合肥市4841人，本县4476人。
1974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实行“四照顾”政策，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下放：严重病残不能参加农业生产的；独生子女，包括公认的独养子女；多子女父母身边只有一个子女的；中国籍的外国人子女，包括父或母一方是中国籍的外国人子女。对于已下放人员中符合“四照顾”条件者，有计划地招工或收回城镇。
为解决知识青年的住房和生活问题，县拨出专项经费和建房材料。1968年至1972年每人发给250元，木材0.3立方米；1973年后增至500元。至1981年，国家共拨给本县下放知识青年专项经费460万元，木材近4800立方米。下放初期，供给口粮和发给生产、生活用品，治病可以报销医药费。
1977年统计，在下放知识青年中有219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2715人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695人参加了各级领导班子，868人担任其他各项社会工作。为表彰先进，1969年至1977年先后召开了5次全县上山下乡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会，表彰先进典型2000多人。
下放知识青年劳动两年后，通过参军、招工、招干、招生等，大多数逐步回城工作或学习。据1970年至1973年统计，先后有3779人回城工作，1974年至1978年有4324名招工回城就业，合计有8103名知识青年离开了农村。另被选拔为国家干部的有百余人。由原下放动员城市直接招收回城的有3670名。除因病、因故死亡6人外，下余300多名在农村结婚成家的知识青年，也于1980年以大集体名额招工，就地安排在供销、粮食、工商、基建等系统工作，便于他们照顾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