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一节 预算内财政收入
从民国建元到民国16年，安徽省历经多次兵燹，财政紊乱，收入锐减，支出漫无限制，财政部又频令指派军费各款。合肥县每年各项附加收入连同有款产收入只有20万元左右。而从民国16年11月5日至民国17年1月13日这两个多月时间内，由在肥驻军直接提拨的军费即达30.28万元，超过县全年收入50%。
民国年间，安徽省曾三次划分县的等级，合肥县每次都划为一级或一等。按照民国17年《安徽省各县政府等级凡例》规定，根据各县财政收入的多寡和民政、司法事务的繁简，将全省各县列为繁缺、中缺、简缺三种。其划分方法，是以各县的民政、财政、司法三项为划分依据，每项均分为甲乙丙三等，凡有一项属甲等者为繁缺，有二项或三项属乙等者为中缺，有一项属乙等或三项属丙等者为简缺。合肥县民政、财政、司法三项均属甲等(全省各县三项全属甲等者，只有合肥和阜阳两县)，被列为繁缺县。县长月俸300元，办公费月支150元，共月支450元；民政科经费月支544元(其中：办公费120元)；财政科经费月支568元(其中：办公费120元)；司法经费月支610元(其中：公杂费84元)；警备队经费402元。总计月支2574元，年计30888元。不过这些经费不在县收入中开支，而由省财政拨款解决，作为省预算的一部分，至民国28年始列入县预算，但由于无固定财源，还要依赖省款补助。
民国24年度，合肥县地方岁入预算，“经”、“临”合计为22.82万元，其中：经常门12.26万元(田赋附加7.42万元；契税附加1.20万元；牙税附加0.10万元；牲屠税附加0.36万元；杂项捐款0.35万元；县有款产2.83万元)。临时门10.56万元(田赋附加9.73万元；杂收入0.83万元)。
民国29年，依照《县各级组织纲要》规定，划分省、县及乡财政，将屠宰税及牲畜买卖证照费划归县有，县财政才有正式固定税源。以后又陆续将一些税目划归县有，固定财源增多，收支能不依赖省补助而自求平衡。
这一年，合肥县岁入预算经、临合计88.91万元。其中经常门79.12万元(田赋附加7.45万元；契税附加3.25万元；牙税附加0.30万元；牲屠税附加0.26万元；屠宰收入4.09万元；屠宰附加1.23万元；县有款产2.47万元；杂收入0.07万元；乡镇保经费60万元)。临时门9.79万元(田赋附加9.79万元)。
民国33年，合肥县地方岁入预算“经”、“临”合计1500.37万元。其中：一、经常门959.10万元。第一款，自治税课收入393万元(屠宰税340万元；房捐5万元；营业牌照税30万元；使用牌照税1万元；筵席及娱乐税16万元)。第二款，分配县市国税收入60.55万元(田赋54.8万元；营业税4.59万元；印花税1万元；遗产税0.16万元)。第三款，国税附加收入28万元。第四款，规费收入1.05万元(中等学校学费O.6万元；电报材料费0.15万元；卫生治疗费0.2万元)。第五款，财产利息收入153.2万元(公产租息50万元；学产租息100万元；县银行官股利息2.25万元；民生工厂官股利息0.15万元；农业推广所及农场产品售价收入0.8万元)。第六款，公有营业盈余收入3.3万元(县银行营业盈余3万元；民生工厂营业盈余0.3万元)。第七款，公有事业收入320万元。二、临时门541.27万元。第一款，惩罚及赔偿收入3万元(违警罚金1万元；漏税罚金1万元；没收款变价1万元)。第二款，其他收入78万元。第三款，公粮收入460.27万元。
民国37年，合肥县县税的税目已有营业税、田赋、地价税、土地增值税、契税、房捐、屠宰税、营业牌照税、使用牌照税、筵席娱乐税等10项。是年，合肥县财政地方岁入预算经、临合计181.4125亿元，其中：一、经常门176.8005亿元。第一款，税课收入155.31亿元(营业税15亿元；田赋582750万元；地价税220万元；土地增值税100万元；契税50000万元；房捐60000万元；屠宰税650000万元；营业牌照税35000万元；使用牌照税5000万元；筵席娱乐税20000万元)。第二款，财产利息收入1600万元，占总预算收入的O.09%。第三款，财产售价收入550万元，占总预算收入的O.03%(农业推广所产品售价500万元；膳余或废弃物品售价50万元)。第四款，营业盈余及事业收入4400万元，占总预算收入的0.24%。第五款，信托管理收入2.4亿元，占总预算收入的1.32%。第六款，规费收入9560万元，占总预算收入的0.53%(中学学费720万元；电报材料费120万元；卫生治疗费420万元；工商营业登记费600万元；买卖契约登记费7300万元；契纸工本费400万元)。第七款，其他收入174825万元，占总预算收入的9.64%。二、临时门4.61亿元。第一款，罚款及赔偿收入6120万元，占总预算收入的0.34%(漏税及滞纳罚款6000万元；违警罚款60万元；禁烟罚款60万元)。第二款，特别课税收入40000万元，占总预算收入的2.2%。同年8月20日，国民政府颁布了《财政紧急处分令》，以后又发布了一系列法规、命令，但由于国民党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财政税务机构也逐渐瘫痪，合肥县财政终于在合肥解放前夕全面瓦解。
合肥解放初期，市里无直属企业，又无权分成税款收入。市里各项开支，主要靠上级拨款补助。1953年建立市一级财政，财政收支的规模，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而逐步扩大。从1953年合肥市建立一级财政至1985年止，全市预算总收入为507697万元。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年)，预算内总收入3917万元，平均每年783万元。
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1958～1962年)，预算内总收入22403万元，平均每年4481万元，比“一五”计划时期增长472.28%。
“三年调整”时期(1963～1965年)，预算内总收入16024万元，平均每年5341万元，比“二五”时期增长19.19%。
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1966～1970年)，预算内总收入37728万元，平均每年7546万元，比“三年调整”时期增长20.53%。
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1971～1975年)，预算内总收入104711万元，平均每年20942万元，比“三五”时期增长219.92%。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期(1976～1980年)，预算内总收入147374万元，平均每年29475万元，比“四五”时期增长40.74%。
第六个五年计划时期(1981～1985年)，预算内总收入175540万元，平均每年35108万元，比“五五”时期增长19.11%。其中：1985年预算内总收入47202万元，接近5亿元大关。
建国30余年来，由于国民经济结构的变化，合肥市财政的四项主要收入(企业收入、工商各税、农业税、其他收入)的比重也发生了变化。
“一五”计划时期，预算内总收入3917万元，其中：企业收入363万元，占9.27%；工商各税3324万元，占84.86%；农业税30万元，占O.77%(这个时期农业税主要为省预算收入，市里只是1956年1年的数字)；其他收入130万元，占3.32%。
“二五”计划时期，预算内总收入22403万元，其中：企业收入5436万元，占24.26%；工商各税16089万元，占71.82%；农业税319万元，占1.42%(缺1958年1年数字)；其他收入40万元，占0.18%。
“三年调整”时期，。预算内总收入16024万元，其中：企业收入2550万元，占15.91%；工商各税13240万元，占82.63%；农业税121万元，占O.76%；其他收入113万元，占0.70%。
“三五”计划时期，预算总收入37728万元。其中：企业收入10743万元，占28.47%；工商各税26650万元，占70.65%；农业税240万元，占0.63%；其他收入95万元，占0.25%。
“四五”计划时期，预算总收入104711万元，其中：企业收入45529万元，占43.48%；工商各税58769万元，占56.13%；农业税264万元，占0.25%；其他收入149万元，占0.14%。
“五五”计划时期，预算内总收入147374万元，其中：企业收入56237万元，占38.16%；工商各税87985万元，占59.7%；农业税331万元，占O.22%；其他收入130万元，占0.09%。
“六五”计划时期，预算内总收入175540万元，其中：企业收入31703万元，占18.06%；工商各税139646万元，占79.55%；农业税441万元，占0.25%；其他收入251万元，占0.14%。
建国后各个时期合肥市各项收入比重表
各个时期“四项主要收入”的比重有不同的变化，主要是工业生产迅速发展，商品流通不断扩大，来自工商企业的利润和税收增加。因此，企业收入和工商各税的比重逐渐上升，农业税和其他收入的比重逐渐下降。
一、企业收入有升有降，起伏较大。“一五”计划时期为9.27%，“四五”计划时期上升至最高峰，占财政总收入的43.48%。以后又逐渐下降，到“六五”计划时期只占总收入的18.06%。其主要原因有：
1.“二五”计划时期经济建设速度加快，合肥市新建扩建了不少企业。例如：1958年，用于工业建设的投资达2034万：元，比1957年增加17倍。新建规模较大的合肥化工厂、合肥电线厂、安徽纺织机械厂等10个工厂与合肥第二水厂，并扩建合肥印刷厂、合肥砂轮厂等17个工厂和乳牛场及拖拉机站。
2.财政体制改变。“二五”计划时期，下放企业，下放收入，因而企业收入的比重增大，由“一五”计划时期的9.27%，上升到24.26%，“三年调整”时期，企业上划，收入也随之上划，企业收入的比重可下降到15.91%。“三五”汁划时期又逐步上升，占到总收入的28.47%，其中：1973年，企业收入为1.26亿元，第一次突破亿元大关。“四五”计划时期，企业收入的比重上升到占总收入的43，48%，为建国30余年来的最高峰，其中：1978年，企业收入达1.46亿元，也是建国以来企业收入最高的一年。
3.1978年以来，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利润留成制度，一部分预算收入转化为企业留利。
4.根据国务院规定，企业可在实现的利润中归还挖潜、革新、改造贷款，相应地减少了企业收入。
二、工商各税收入绝对数稳定而快速地增长。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经济的迅猛发展，工商各税大幅度增长，占总收入的比重由“四五”计划时期的56.13%，上升到“六五”计划时期的79.55%。工商各税比重的增长，当然也包括“利改税”的因素。
三、农业税收人的比重逐年下降，由“二五”计划时期的1.42%，降到“六五”计划时期的O.25%。其主要原因是：1.工业生产发展，商品流通扩大，来自工、商企业的上缴利润和税收大幅度增加，所以，总收人中农业税收人的比重相应下降；2.解放以来，国家为了支援农业的发展，鼓励农民增产增收，对农业税采取“稳定负担，增产不增收”的政策，农业生产虽然发展了，农业税却不增加，农民实际负担大为减轻；
四、其他收入绝对数增长不大。随着预算总收入的增加，比重也相应地下降，由“一五”计划时期的3.32%，下降到“六五”计划时期的O.14%。
1953～1985年合肥市财政收入总表单位：万元
企业收入
合肥县在清代的财政收入中没有“企业收入”这个名称。到了民国33年，合肥才兴办民生工厂和合肥县银行这两个小型企业。全年公股利息和营业盈余仅有5.7万元，占年度预算收入的O.38%。解放以后，随着公办企业的迅速发展，企业收入的数字也逐年增长，在财政总收入中的比重逐渐上升。1952年，公办企业只有合肥印刷厂1家，全年企业收入6万元。1953年，企业收入为14万元，比1952年增长1.3倍。到了1960年，己突破2000万元大关，达到2238万元，比1953年增长159倍。以后，由于自然灾害等客观因素影响，企业收入逐渐下降，1962年仅收入434万元，只达到1960年收入的19.39%。经过3年调整，1966年企业收入又上升到1462万元。后来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1968年，整个合肥市企业不仅没有收入，反而亏损49万元。之后，虽陆续回升，至1973年，合肥市全年企业收入达到12654万元。但到了1974年，全年企业收入又只有6294万元，仅占上年收入的49.74%。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企业收入稳步增长，1978年，全年收入14634万元，达到市企业收入的最高峰。1979年，合肥市对国营工商企业的财务体制逐步进行了改革，分别试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基数利润留成增长利润分成、以税代利、“滚雪球”、全额利润留成以及各种类型的利润包干等办法，改变了分配中的平均主义，把企业责、权、利紧密结合起来，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1983年，对国营企业实行第一步利改税，将企业由上缴利润改为交纳所得税。从当年6月1日起，全面开征所得税。1984年，对国营企业实行第二步利改税，进一步完善了这个形式，一部分企业利润转化为所得税。从财政收入来看，“企业收入”从1979年起逐年下降，但它通过不同渠道纳入国家预算和企业留利。
工业企业收入1954年，合肥市工业企业有合肥油厂、合肥印刷厂、合肥建新烟厂等5个单位。全年预算收入78万元，其中：合肥印刷厂利润完成562%，主要是合并了安徽日报社第二印刷厂与新生总厂印刷厂，扩大了业务。1955年，正式编制财务收支计划的有合肥油厂、合肥建华窑厂、合肥水厂和合肥建新烟厂等9个企业。工业企业全年预算收入104万元，1956年工业企业收入下降，1957年继续下降，全年收入仅有27万元。
1958年，市里用于工业投资款达2034万元，比上年增加17倍，新建、扩建约30家规模较大的企业。当年工业企业收入大幅度上升，达到286万元，为1957年的9.93倍。1962年，又因亏损企业多，精减职工安置费开支大，处理历年积压物资和呆帐损失，食品工业减少高价糕点、糖果生产，以及合肥化肥厂技术未过关，亏损额过高(该厂亏损126.7万元)等原因，工业企业收入仅有129万元，占上年收入的19.08%。经过3年调整，工业企业收入逐年增加，1966年达到1278万元。后来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又相继下降，1968年工业企业亏损112万元，为历史上所未有。以后又逐渐回升，1973年工业企业收入达9313万元，1974年又大幅度下降，以后又有所回升，但直到1978年才超过1973年的水平。从1979年开始，合肥市对市属工业企业的财务体制逐步进行了改革，为增强企业活力，企业留利不断增加；为支持企业改造，允许企业以实现利润归还专项贷款。因此，从财政决算表上反映，“企业收入”从1979年开始逐年下降。
商业及其他企业收入解放初的合肥市国营商业企业由省直管，上缴利润也不通过市级财政。1953年建立市一级财政，当年只有工业企业收入，既无商业企业收入，也无其他企业收入。1954年，其他企业收入24万元。此后，商业企业收入和其他企业收入逐渐增多。1956年，合肥市公共交通公司成立，开始有了城市公用企业收入。1957年开始有了文化、教育、卫生、企业收入。1959年粮食企业划归市管，当年粮食企业收入98万元。1962年粮食企业又收归省管。从1961年开始，商业企业划归市管，当年商业企业收入185万元。以后又逐渐下降。1968年，全市商业企业收入只有6万元，下降到最低点。1969年开始回升，到1976年又大幅度下降，形成波浪式的起伏。1979年以后，由于先后对国营企业实行财务体制改革和亏损企业下划以及“差价补贴”等，以“商业企业收入”反映的国营商业企业上缴利润便逐渐减少。1983年以后，在财政决算表上所反映的数字，则成为赤字。
1953～1985年合肥市预算内企业收入明细表单位：万元
工商税收入
清代合肥县的财政收入以田赋、丁赋为主，渔课、商税、牙税、典税等项年征银只占总收入的微乎其微。
民国成立以后，契税为省税，各县(市)根据地方需要，征收附加。但民国3年颁行的《契税条例》，对附加征收比例没有限制，各县(市)多有任意滥征的现象，加重了人民负担。民国17～19年合肥县的买契正税税率为6%，附税税率为5%，附税占正税的83.33%。民国20～22年，契税正税税率仍为6%，典税为3%，但附税税率已分别提高为6%和3%，已与正税相同。带征附税的用途为教育、建设、公益事业及自治、保安、公安等经费。民国30年，确定财政收支系统，省财政并入国家财政，契税正税亦划归国家财政，作为中央税收，契税附加仍为自治法定收入之一。后来，财政部修改契税暂行条例，将税率提高一倍，若附加的最高限度，仍按规定不超过正税，则人民将不胜负担，容易造成逃税的弊端，故将附税改为最高不得超过正税25%。但各地未能认真执行。民国24年，合肥县契税附加税率为正税33.3%，概算数为12000元，省里核定预算也是12000元。民国28年，契税附加预算数为20000元，省里核定为14000元。民国29年，契税附加预算数为32500元。到了民国33年，契税附加预算数已达280000元，为上年预算数60000元的466.66%。虽然由于货币贬值所致，但与漫无标准的滥征有很大关系。
解放初期，合肥市沿用旧税法征收契税。1950年3月31日，政务院颁布《契税暂行条例》。1952年，华东军政委员会又颁布试行《契税暂行条例施行细则》。
税率方面规定：1.买契税：按买价征收6%；交换的土地房屋，其超过部分，也按买契税率纳税；2.典契税：按典价征收3%；3.赠与契税：按现值价格征收6%。征免方面规定：1.凡交换的土地房屋，其价格相等者免征契税；2.人民捐献给机关的房地产，应照赠与契纳税，由承受单位交纳；3.各机关与人民相互间有土地房屋的买卖、典当、赠与或交换行为者，均应完纳契税；4.嫁娶、离婚时随带本人应得的一份土地房屋者，作分析论，免征契税。
农业合作化后，土地为集体所有，不准买卖，因而契税税源仅限于房屋买卖或转移一项，收入甚少。在征收管理上，曾陆续补充了若干减免照顾规定，主要有：1.贫下中农或城镇工人、贫民及其他劳动人民，为了解决住房的实际需要，买、典和受赠的房屋，如果经济确有困难，可由本人提出申请，大队(或居民委员会)证明，公社(或镇人民委员会)审查，可给予减税或免税照顾，发给契纸。残废军人由国家帮助其购买房屋，回乡安置落户，并经民政部门证明，可以免税发给契纸；2.城镇下放人员用国家发给的安置费购买房屋，可以免纳契税，发给契纸；3.社员、个体农户等以征用民房补助费购置房屋(限于自用)，移民户用国家补发的补助费购置房屋，均可免纳契税，发给契纸；4.农民用国家或社队集体退赔的平调房屋价款重置房屋的，均予免征契税，发给契纸；5.华侨、侨眷及其旁系亲属、戚友，用侨汇购买房屋；港、澳同胞及其家属(逃亡地主及反革命分子除外)，用外汇购买房屋；华侨在国内投资所得的股息，其可申请外汇部分用于购买房屋，均予免征契税优待，发给契纸；6.草屋(包括木、石结构的)买卖，免征契税；7.对于所买房屋在未向国家投税时已全部被火烧毁者，可不再征收契税；或房屋失火烧毁，用国家救济款、集体照顾款以及向亲友借贷另行购买的房屋，经大队证明，公社审查，可以免税发给契纸；8.城镇私房改造后，因国家需要，用公房调换业主保留的私房，产权已确定随调换而转移，如果价值上差异不大，一般可以免税换契。
解放后，合肥市不动产买卖减少，历年征收的契税金额如下：
1953年6.34万元。1955年0.77万元。1957年0.15万元(列入“其他收入款”征收)。1958年0.3万元(列入“其他收入款”征收)。
解放初期，中央对新解放区的税收原则是：“暂时沿用旧税法，部分废除，在征收中逐步整理”。在这个基础上，合肥市工商税务局按照合肥市人民政府《行店注册办法》，对全市工商企业开征了进出口税、产销税、营业税、货物统税、屠宰税、牙帖税和房捐等税、捐。
1950年1月，政务院颁布了《全国税收实施要则》，着手建立新税制。除农业税外，全国统一征收的工商税共14种，即货物税、工商业税、盐税、关税、存款利息所得税、薪给报酬所得税(未开征)、印花税、遗产税(未开征)、交易税、屠宰税、房产税、地产税、特种消费行为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并相继颁布了各种税法，全国统一执行。合肥市开征的有10种，即货物税、工商业税、存款利息所得税、印花税、交易税、屠宰税、房产税、地产税、特种消费行为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同年7月，进一步调整了税收政策，将房产税和地产税合并为房地产税。货物税由原有的1136目合并为358目。印花税由原来的30目合并为25目；调低营业税、所得税、盐税等税率，以降低税负，减轻人民负担。改进工商税收的征收方法，临时商业税的起征点由10万元(旧人民币)提高到20万元。1951年4月，为配合棉花统销政策，又从货物税中划出“棉纱”一项，开征棉纱统销税。至此，税制逐步完备。
1952年，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社会主义经济比重提高，新的商业网点大量建立，经营方式和商品流通规律起了很大变化。公营大量采取了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代购代销、内部调拨；私营则组织联营，深购远销，产销见面，商品流转环节大为减少，税收相对下降，因而出现了税收增长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同时，原来对私征税较为繁复的方法，既不利于国家的计划管理，也不利于进一步活跃商品流通。所以，1953年1月，根据“保证税收，简化税制”的原则，对工商税制又作了若干重要修正。试行商品流通税，取消棉纱统销税，对生产应税货物的工厂原来缴纳的印花税、营业税及其附加，合并在货物税内征收；将工商企业原来缴纳的营业税附加、印花税，并入营业税内缴纳；对已纳商品流通税以及国营商业、合作社和私营专营批发商批售工业品，均不再缴纳营业税。同年5月，私营批发商恢复征收营业税，取消特种消费行为税，将电影、戏剧等文化娱乐项目改征文化娱乐税。
税制修正后，合肥市开征的税收有：商品流通税、货物税、工商业税、印花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税、城市房地产税、文化娱乐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利息所得税等lO种。
1956年，对私改造基本完成。从1958年起，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原来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条件下制定的复税制，虽经1953年税制修正，但仍然比较复杂。这种税制已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新情况。因此，本着“基本上在原有税负的基础上简化税制”的方针，1958年9月，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统一税条例(草案)》。此次改革的主要内容是：1.简并税种。将原来的商品流通税、货物税、营业税、印花税等4种税合并为工商统一税；2.简化纳税环节；3.简化中间产品的征税办法；4.在原税负的基础上，适当调整税率；5.原工商税中的营业税合并到工商统一税后，工商税中的所得税成为一个独立的税种，称工商所得税。
在这次税制改革后，又先后停征和开征了一些税种。1959年停征利息所得税。1962年开征集市交易税。1965年9月停征集市交易税。1966年停征文化娱乐税。
1973年，全面进行税制改革，将原来对工商企业征收的工商统一税及其附加、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屠宰税合并简化为工商税。改革后，合肥市征收的工商税收有：工商税、工商所得税、屠宰税、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集体交易税、牲畜交易税等7个税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的政治经济形势不仅要求税收能更多、更好地组织财政收入，以保证发展国民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同时，还要通过税收这个经济杠杆，自觉运用价值规律，为经济体制改革服务，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1979年以来，在税制上又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和改革。一度停征的集市交易税、牲畜交易税恢复征收，并开征了增值税、建筑税和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1983年，实行第一步“利改税”，将有盈利的国营企业过去上缴利润的大部分，改为“所得税”形式上缴国家。1984年第四季度开始进行第二步“利改税”，由“税利并存”逐步过渡到“以税代利”，税后利润留给企业安排使用。随后几年，国务院又针对经济发展的形势，开征了若干新税或将原来的税种科学地划分开来，使税收法制进一步完善。
合肥市工商各税收入绝对数，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商品流通的扩大而稳定增长。“一五”计划时期，合肥市财政的工商税收入为3324万元，“二五”计划时期猛增到16089万元，“三五”计划时期又达到26650万元，到了“四五”计划时期，工商税收入为58769万元，“五五”计划时期增加至87985万元，“六五”计划时期则高达139646万元，其中：1985年为41569万元，占当年地方财政收入的88.07%。
农业税收入
建国以前的田赋征收清光绪年间，合肥县实有成熟田塘地接近300万亩，每亩合计科银0.02217两，共实征银6.65万两。
清朝，合肥县的赋银征收实行“吏收官解法”，由县设柜书一人，负责登记流水帐簿，里甲赴柜完银，遵照司法自封投柜，即由柜书开给印票，以清手续。漕运仍沿袭明朝旧制，转粟以实京师。合肥县除负担正兑漕米(直运北京为正兑)2000石外，还要负责为运输漕米服务的加耗、行粮、漕赠等粮食。其中“漕赠”一项，除按正兑米每百石另征米5石，作为运粮军丁长途盘运的用项，还要按每百石正兑米另征银5两，作为运粮军丁的用费，即所谓“漕赠五”或称“五米五银”。
民国成立之初，田赋仍为国家税源。民国8年，合肥县耕地面积为3175266亩，平均每亩征收国家税0.0698元，总计征收田赋221634元。根据民国23年调查，合肥县人口为全省的5.98%，土地面积为全省的4.34%，耕地亩数为全省的8.02%，田赋额征数为全省的3.73%。田赋征收数字，除宣城县(每年征收25万以上)外，就属合肥县最高。民国22年，合肥县田赋征收总额为213344元，占全省征收总额的4.1%。
合肥县历年征收的稻谷配额：民国30年度征实16428市石，征购16428市石，合计32856市石；民国31年度征实45216市石，征购45216市石，合计90432市石；民国32年度征实86967市石，征购101010市石，合计187977市石；民国33年度合肥县受灾，当年征实28963市石，征购35422市石，合计64385市石；民国35年度征实129020市石，征购43007市石，公粮38706市石，合计210733市石。除征实、征借及省级公粮以外，各县又带征县级公粮。民国31年度至民国33年度，合肥县县级公粮征收的稻谷数字如下：民国31年度为44210市石，民国32年度为47008市石，民国33年度为60452市石，单这一项按全县人口平均，民国31年度每人负担3升5合(折合7市斤)，民国32年度每人负担3升7合(折合7.4市斤)，民国33年度每人负担4升7合(折合9.4市斤)。
建国后的农业税征收合肥市郊区主要生产粮食和蔬菜作物，所以，农业税的负担都是交粮食(中等粮质稻谷和小麦)和折征部分代金(蔬菜队和少数缺粮队，以中等粮食牌价折交代金)。
建国30多年来，合肥市的农业税征收工作按照中央规定进行。农业税实行“种多少田地，应产多少粮食，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增产不增税”的政策。
1950年，中央颁布了《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安徽省结合本地区当时农村政治、经济状况，从1950年到1954年，相继制定了《皖北区1950年农业税暂行条例施行细则》、《皖北区1951年农业税施行细则》、《安徽省1952年农业税施行细则》、《安徽省1953年农业税施行细则》、《安徽省1954年农业税施行细则》。这些基本法规根据建国初期个体农业经济的情况，规定农业税征收实行“累进税制”，这对于贯彻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限制农村资本主义和调节农村各阶层群众的收入，都起到积极作用。
根据中央和省的规定，从1950年到1957年，合肥市的农业税征收，均执行“累计税制”。其间，在1951年土地改革以前，以户为单位，按人均产量共分40级，税率从最低级的3%到最高级的42%计征。1952年土地改革完成后，以户为单位，按人均常产改为24级，税率也改为从最低的7%到最高的30%计征。
1954～1957年，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对土地入股分红的互助组和初级社的农户征收办法没有变动。对社员土地归集体所有不再计股分红的高级社，按户计算负担已失去基础，因此，改为以农业合作社为单位，按全社人均常产多少，仍按24级累进计征。
1958年，全国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农村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全国个体经济已经基本上转变为集体农业经济。在新的形势下，中央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规定全国一律实行“比例税制”，取消新解放区的“累进税制”和老解放区“按人口扣除免征额再计征”的两种负担办法。
中央规定：安徽省的平均税率为常产的15%，合肥市平均税率为15.7%(省规定以农业合作社为单位，税率不得高于22%，低于9%)。对少数个体农户，除按所在地农业合作社税率计征外，另加征1成到5成。社员自留地按所在农业合作社税率计征。
1959～1962年，由于农村公社化运动，农业生产管理体制变动频繁，生产出现起伏，安徽省农业税实行“按照包产产量层层分配征收任务”的办法。因为包产指标过高，这几年，合肥市农民的负担也是大起大落。例如：1958年实征税额760万斤，1959年为1014万斤，而1960年上升到2170万斤，占1958年的285.52%，至1962年又下降为504万斤。
1963年以后，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体制趋于稳定。省人民委员会颁布《安徽省农业税征收实施办法》，恢复了原来的“比例税制”，规定农业税以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为纳税单位，自上而下有差别地核定比例税率，按常年产量计算征收。合肥市平均税率为14.1%，社员自留地免征农业税。
1979年以后，全省农村逐步实行“大包干到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管理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为适应新的情况，农业税征收也随之改进。总的原则是：在不变动原纳税单位数额的前提下，随着生产责任落实交税任务。1981年，省明确规定：生产队的农业税任务“应在公社和大队的领导下，根据合理负担的原则，把生产队的任务按照各户(组)承包土地的数量和质量、产量或产值，如数地落实到户(组)，不得减少或增加”。
为了兴办地方公益事业，建国以来，除1952年、1961年外，省规定要随同农业税征收地方附加。合肥市除1954年以前以及1961～1962年各年未征附加外，其余年度均随农业税征收地方附加。其比例在1963年以前时有变动，1964年以后，按正税的15%征收。
灾情、社会减免农业税减免范围，按其不同性质分为两类：一类是“灾情减免”，即按自然灾害歉收成数减免受灾户的负担，原则是“轻灾少减，重灾多减，特重全免”；一类是“社会减免”，减免对象，总的讲是照顾生产落后、生活贫困、负担确有困难的农户。
从1951年到1954年，安徽省曾制定了《皖北区1951年农业税灾歉减免实施程序》、《安徽省1952年农业税依法减免实施程序》和《安徽省受灾农户农业税减免实施办法》等。这些政策从建国初期一直实行到1962年。先后有过歉收7成、6成和5成以上给予全部免征农业税的规定。1963年又制定《安徽省农业税征收实施办法》，规定：歉收2成以下的不减；歉收2成以上到6成以下，分别减征2成、3成、5成、7成；歉收6成以上的全免。
计算因灾歉收成数，在不同时期也有变化。50年代初，是以农户的实产与常产对比计算。农业合作化以后，土地趋向集中，为解决一社之内丰歉相抵，有灾得不到减免的问题，对高级社以田块计算灾减。1963年以后，以生产队为单位计算减免。到70年代，由于原订常产户过低，实际减免工作都采取“民主评议减免成数”的办法。80年代，由于实行“大包干到户”责任制，1982年省规定因灾减免，“有领导地通过公社、大队评议纳税单位的歉收成数，并根据灾情轻重，将减免税额有区别地评议到户。”
社会减免对象，在50年代前期，减免税额落实到农户。农业合作化时期，则按高级社内贫困社员的多少，以社为单位减免，减免的税额与公益金合并使用。公社化以后以生产队为减免对象。
稽征管理计算农业税负担的基数包括：农业人口、计税土地和常年应产量。1949年秋与1950年春季，本市通过自上而下召开群众会议，发动群众自报公议，民主评定，然后以村为单位，分户张榜公布计税基数。如有讹错，复议修改定案后，以村为单位，将每户人口、田亩和产量分项填写，送乡汇总上报，凭以编造册籍征收农业税。在这次查对核实的基础上，于1951年的土地改革中，通过整籍发证，使田亩产量数字渐趋完善。1952年底，全省又普遍进行一次“查田定产”。以后，随着生产的发展，还多次进行调整或重新评定计税常年产量的工作。
1949～1957年，合肥市重视保管历年农业税征收时编造的各种册据，每年于征收前，对郊区因基建、兴修水利及其他土地变动的，都进行逐户核实处理，划拨过户，然后再由市里集中造册造串，统一建档保管。1955年前后，市财政局除农业税干部外，还聘请4名技术人员，对原来的册籍进行一次全面整理核对，特别是对土地产量分户清册、征收分户清册和国有土地分户清册等重要册籍，全部重新更换，印刷封面，装订成册，作为历史资料长期保管，到“文化大革命”以前一直保存完好。“十年动乱”期间，册籍遭到毁坏，以后重新恢复。
解放后的农业税征收，长期执行以交纳实物为主。
1950～1985年合肥市郊区农业税基础数字税率税额表单位：人口：百人；耕地：百亩；
产量、税额：万斤。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是建国后地方财政“4项经常收入”(企业收入、工商税、农业税、其他收入)之一。清朝和民国时期都没有这项收入。《民国33年度合肥县地方岁入、岁出预算书》，虽然列“其他收入”这个科目，但收入内容和解放后所包涵的内容不同。当时“其他收入”款下设2项：以前年度田赋歉入、以前年度各税盈收。民国37年，“其他收入”款下又增设“公粮收入”项级科目。
解放初期，合肥市尚未建立市一级财政，岁入主要依靠各种附加收入，再加上列入“其他收入”款的规费收入、公产收入、罚没收入、其他杂项收入等，收不抵支的差额部分，由皖北行署财政处给予补助。
1953年，合肥市建立一级财政，从此，4项经常收入即为市财政的收入财源。由于“其他收入”与企业收入、工商税不同，收入有一定限制，不是随着国民经济发展而相应增加。30余年来，其绝对数一直没有较大的增长，在市财政的总收人中占的比重并不大，从1953年的8.7%，下降到1985年的0.16%。绝对数虽然有所增长，从1953年的27.8万元，增加到1985年的74.2万元，增长了166.91%。但与企业收入(1985年比1953年增长371倍多)、工商税(1985年比1953年增长147倍多)相比，增长的比例则小得多。
规费收入民国24年，国民政府颁布《财政收支系统法》，在“其他收入”分类表规定；凡县(市)公务机关为执行各项行政事业依法征收的规费，以及县(市)所属的事业机关或组织合法的收费，均属“规费收入”范围。民国30年，改订《财政收支系统实施纲要》，将规费列为自治财政收入之一。各省、县(市)预算始列此项财源，在预算表上也开始列“规费收入”这个科目。合肥县民国32年度预算列规费收入0.87万元(中等学校学费0.5万元，电报材料费O.14万元；度量衡检定费O.05万元；卫生治疗费0.18万元)。民国33年度预算列规费收入1.05万元(中等学校学费0.6万元；电报材料费0.15万元；卫生治疗费0.3万元)。民国35年度规费科目，当年实际收入6万元，为年度预算24万元的25%，下面未分明细项目。《民国37年上半年度合肥县地方岁入、岁出总预算书》列有第六款规费收入9560万元(中学学费720万元；电报材料费120万元；卫生治疗费420万元；工商营业登记费600万元；买卖契约监证费7300万元；契纸工本费400万元)，均与解放后规费收入包涵的内容不同。
解放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预算收支科目”规定，“规费收入”为“其他收入”款下一个项级科目。收入来源是按国家政策规定，由公安、民政、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所发各种证照、簿册，向有关个人和单位收取的工本费和手续费、商标注册费等。它包括：公安规费收入、民政规费收入、工商规费收入、卫生规费收入、建设规费收入、文化、教育规费收入等。每年均有一定收入，但由于证照、簿册的工本费按规定要本科目退库解决有时工本费已开支，而事项未办，以致影响当年的规费收入。例如：1954年，合肥市原计划换发门牌，工本费已退库开支部分，但因路名尚未决定，更换门牌工作未能进行，影响了规费收入。这一年，合肥市还进行非机动车登记，开支证照工本费4千余元，当年收入只够成本费。此外，征收规定的变更，也影响规费收入，例如：1973年，国务院发出《关于取消结婚证收费的通知》(从当年8月1日起实行)，使规费收入有所减少。因此，年度之间规费收入悬殊很大，最高年份为1982年，规费收入达11.5万元，1971年规费收入只有0.4万元，而1973年规费收入竟为赤字0.8万元。
公产收入清朝时，地方公款、公产收入不列入租税系统，由地方人士管理，以供办理地方公益事业。民国成立后，将县有款产列入预算。《民国24年度合肥县地方岁入、岁出预算书》，在“经常门”内列“县有款产”款级科目，收人为2.83万元，下列4项：公产租息0.22万元；学产租息1.36万元；女职工学产租息1.10万元；图书馆学产租息0.15万元。在“临时门”内列公产租息0.05万元，学款0.79万元，“经”、“临”合计县有款产收入为3.67万元，占总预算收入22.82万元的16.08%。民国28年度，县有款产预算收入为2.47万元，占总预算收入31.14万元的7.93%。民国29年度，县有款产预算收入2.47万元，占总预算收入89.91万元的2.78%(当年预算总收入增加乡、镇、保经费60万元)。民国32年度，公产、学产租息收入45万元，占总预算收入809.26万元的5.56%。民国33年度，公产、学产租息收入150万元，占总预算收入1500.37万元的10%。
解放以后，合肥市公产、学产并入农业税内征收，未单独列公产收入科目。1954年秋征时，才将公有款产由农业税中划出。当年收入0.1万元，只占总预算收入443万元的0.02%。从1953年到1985年，公产收入共计7.3万元。
罚没和追缴赃款《民国32年度合肥县地方岁入、岁出预算书》“临时”部分第一款，惩罚及赔偿收入列O.9万元，下设2项：违警罚金0.4万元；漏税罚金0.5万元。民国33年度，惩罚及赔偿收入3万元，下设3项：违警罚金1万元；漏税罚金1万元；没收变价1万元。民国35年度惩罚及赔偿收入44.08万元。民国37年上半年度，罚款及赔偿收入6120万元，下设3项：漏税及滞纳罚款6000万元；违警罚款60万元；禁烟罚款60万元。
合肥市从1953年建立一级财政起到1985年止，罚没收入和追回赃款、赃物收入都是其他收入“款”中收入比较大的两个“项”级科目。特别是在开展经济运动时，这两项收入相应地增加。1962年，清理罚没和赃款变价收入6.6万元，占当年其他收入11.9万元的55.46%。1953～1985年，这两项收入共计450.2万元，占其他收入909.3万元的49.51%。
1953～1985年合肥市预算内其他收入明细表
单位：万元
民国年间，安徽省曾三次划分县的等级，合肥县每次都划为一级或一等。按照民国17年《安徽省各县政府等级凡例》规定，根据各县财政收入的多寡和民政、司法事务的繁简，将全省各县列为繁缺、中缺、简缺三种。其划分方法，是以各县的民政、财政、司法三项为划分依据，每项均分为甲乙丙三等，凡有一项属甲等者为繁缺，有二项或三项属乙等者为中缺，有一项属乙等或三项属丙等者为简缺。合肥县民政、财政、司法三项均属甲等(全省各县三项全属甲等者，只有合肥和阜阳两县)，被列为繁缺县。县长月俸300元，办公费月支150元，共月支450元；民政科经费月支544元(其中：办公费120元)；财政科经费月支568元(其中：办公费120元)；司法经费月支610元(其中：公杂费84元)；警备队经费402元。总计月支2574元，年计30888元。不过这些经费不在县收入中开支，而由省财政拨款解决，作为省预算的一部分，至民国28年始列入县预算，但由于无固定财源，还要依赖省款补助。
民国24年度，合肥县地方岁入预算，“经”、“临”合计为22.82万元，其中：经常门12.26万元(田赋附加7.42万元；契税附加1.20万元；牙税附加0.10万元；牲屠税附加0.36万元；杂项捐款0.35万元；县有款产2.83万元)。临时门10.56万元(田赋附加9.73万元；杂收入0.83万元)。
民国29年，依照《县各级组织纲要》规定，划分省、县及乡财政，将屠宰税及牲畜买卖证照费划归县有，县财政才有正式固定税源。以后又陆续将一些税目划归县有，固定财源增多，收支能不依赖省补助而自求平衡。
这一年，合肥县岁入预算经、临合计88.91万元。其中经常门79.12万元(田赋附加7.45万元；契税附加3.25万元；牙税附加0.30万元；牲屠税附加0.26万元；屠宰收入4.09万元；屠宰附加1.23万元；县有款产2.47万元；杂收入0.07万元；乡镇保经费60万元)。临时门9.79万元(田赋附加9.79万元)。
民国33年，合肥县地方岁入预算“经”、“临”合计1500.37万元。其中：一、经常门959.10万元。第一款，自治税课收入393万元(屠宰税340万元；房捐5万元；营业牌照税30万元；使用牌照税1万元；筵席及娱乐税16万元)。第二款，分配县市国税收入60.55万元(田赋54.8万元；营业税4.59万元；印花税1万元；遗产税0.16万元)。第三款，国税附加收入28万元。第四款，规费收入1.05万元(中等学校学费O.6万元；电报材料费0.15万元；卫生治疗费0.2万元)。第五款，财产利息收入153.2万元(公产租息50万元；学产租息100万元；县银行官股利息2.25万元；民生工厂官股利息0.15万元；农业推广所及农场产品售价收入0.8万元)。第六款，公有营业盈余收入3.3万元(县银行营业盈余3万元；民生工厂营业盈余0.3万元)。第七款，公有事业收入320万元。二、临时门541.27万元。第一款，惩罚及赔偿收入3万元(违警罚金1万元；漏税罚金1万元；没收款变价1万元)。第二款，其他收入78万元。第三款，公粮收入460.27万元。
民国37年，合肥县县税的税目已有营业税、田赋、地价税、土地增值税、契税、房捐、屠宰税、营业牌照税、使用牌照税、筵席娱乐税等10项。是年，合肥县财政地方岁入预算经、临合计181.4125亿元，其中：一、经常门176.8005亿元。第一款，税课收入155.31亿元(营业税15亿元；田赋582750万元；地价税220万元；土地增值税100万元；契税50000万元；房捐60000万元；屠宰税650000万元；营业牌照税35000万元；使用牌照税5000万元；筵席娱乐税20000万元)。第二款，财产利息收入1600万元，占总预算收入的O.09%。第三款，财产售价收入550万元，占总预算收入的O.03%(农业推广所产品售价500万元；膳余或废弃物品售价50万元)。第四款，营业盈余及事业收入4400万元，占总预算收入的0.24%。第五款，信托管理收入2.4亿元，占总预算收入的1.32%。第六款，规费收入9560万元，占总预算收入的0.53%(中学学费720万元；电报材料费120万元；卫生治疗费420万元；工商营业登记费600万元；买卖契约登记费7300万元；契纸工本费400万元)。第七款，其他收入174825万元，占总预算收入的9.64%。二、临时门4.61亿元。第一款，罚款及赔偿收入6120万元，占总预算收入的0.34%(漏税及滞纳罚款6000万元；违警罚款60万元；禁烟罚款60万元)。第二款，特别课税收入40000万元，占总预算收入的2.2%。同年8月20日，国民政府颁布了《财政紧急处分令》，以后又发布了一系列法规、命令，但由于国民党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财政税务机构也逐渐瘫痪，合肥县财政终于在合肥解放前夕全面瓦解。
合肥解放初期，市里无直属企业，又无权分成税款收入。市里各项开支，主要靠上级拨款补助。1953年建立市一级财政，财政收支的规模，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而逐步扩大。从1953年合肥市建立一级财政至1985年止，全市预算总收入为507697万元。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年)，预算内总收入3917万元，平均每年783万元。
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1958～1962年)，预算内总收入22403万元，平均每年4481万元，比“一五”计划时期增长472.28%。
“三年调整”时期(1963～1965年)，预算内总收入16024万元，平均每年5341万元，比“二五”时期增长19.19%。
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1966～1970年)，预算内总收入37728万元，平均每年7546万元，比“三年调整”时期增长20.53%。
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1971～1975年)，预算内总收入104711万元，平均每年20942万元，比“三五”时期增长219.92%。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期(1976～1980年)，预算内总收入147374万元，平均每年29475万元，比“四五”时期增长40.74%。
第六个五年计划时期(1981～1985年)，预算内总收入175540万元，平均每年35108万元，比“五五”时期增长19.11%。其中：1985年预算内总收入47202万元，接近5亿元大关。
建国30余年来，由于国民经济结构的变化，合肥市财政的四项主要收入(企业收入、工商各税、农业税、其他收入)的比重也发生了变化。
“一五”计划时期，预算内总收入3917万元，其中：企业收入363万元，占9.27%；工商各税3324万元，占84.86%；农业税30万元，占O.77%(这个时期农业税主要为省预算收入，市里只是1956年1年的数字)；其他收入130万元，占3.32%。
“二五”计划时期，预算内总收入22403万元，其中：企业收入5436万元，占24.26%；工商各税16089万元，占71.82%；农业税319万元，占1.42%(缺1958年1年数字)；其他收入40万元，占0.18%。
“三年调整”时期，。预算内总收入16024万元，其中：企业收入2550万元，占15.91%；工商各税13240万元，占82.63%；农业税121万元，占O.76%；其他收入113万元，占0.70%。
“三五”计划时期，预算总收入37728万元。其中：企业收入10743万元，占28.47%；工商各税26650万元，占70.65%；农业税240万元，占0.63%；其他收入95万元，占0.25%。
“四五”计划时期，预算总收入104711万元，其中：企业收入45529万元，占43.48%；工商各税58769万元，占56.13%；农业税264万元，占0.25%；其他收入149万元，占0.14%。
“五五”计划时期，预算内总收入147374万元，其中：企业收入56237万元，占38.16%；工商各税87985万元，占59.7%；农业税331万元，占O.22%；其他收入130万元，占0.09%。
“六五”计划时期，预算内总收入175540万元，其中：企业收入31703万元，占18.06%；工商各税139646万元，占79.55%；农业税441万元，占0.25%；其他收入251万元，占0.14%。
建国后各个时期合肥市各项收入比重表
各个时期“四项主要收入”的比重有不同的变化，主要是工业生产迅速发展，商品流通不断扩大，来自工商企业的利润和税收增加。因此，企业收入和工商各税的比重逐渐上升，农业税和其他收入的比重逐渐下降。
一、企业收入有升有降，起伏较大。“一五”计划时期为9.27%，“四五”计划时期上升至最高峰，占财政总收入的43.48%。以后又逐渐下降，到“六五”计划时期只占总收入的18.06%。其主要原因有：
1.“二五”计划时期经济建设速度加快，合肥市新建扩建了不少企业。例如：1958年，用于工业建设的投资达2034万：元，比1957年增加17倍。新建规模较大的合肥化工厂、合肥电线厂、安徽纺织机械厂等10个工厂与合肥第二水厂，并扩建合肥印刷厂、合肥砂轮厂等17个工厂和乳牛场及拖拉机站。
2.财政体制改变。“二五”计划时期，下放企业，下放收入，因而企业收入的比重增大，由“一五”计划时期的9.27%，上升到24.26%，“三年调整”时期，企业上划，收入也随之上划，企业收入的比重可下降到15.91%。“三五”汁划时期又逐步上升，占到总收入的28.47%，其中：1973年，企业收入为1.26亿元，第一次突破亿元大关。“四五”计划时期，企业收入的比重上升到占总收入的43，48%，为建国30余年来的最高峰，其中：1978年，企业收入达1.46亿元，也是建国以来企业收入最高的一年。
3.1978年以来，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利润留成制度，一部分预算收入转化为企业留利。
4.根据国务院规定，企业可在实现的利润中归还挖潜、革新、改造贷款，相应地减少了企业收入。
二、工商各税收入绝对数稳定而快速地增长。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经济的迅猛发展，工商各税大幅度增长，占总收入的比重由“四五”计划时期的56.13%，上升到“六五”计划时期的79.55%。工商各税比重的增长，当然也包括“利改税”的因素。
三、农业税收人的比重逐年下降，由“二五”计划时期的1.42%，降到“六五”计划时期的O.25%。其主要原因是：1.工业生产发展，商品流通扩大，来自工、商企业的上缴利润和税收大幅度增加，所以，总收人中农业税收人的比重相应下降；2.解放以来，国家为了支援农业的发展，鼓励农民增产增收，对农业税采取“稳定负担，增产不增收”的政策，农业生产虽然发展了，农业税却不增加，农民实际负担大为减轻；
四、其他收入绝对数增长不大。随着预算总收入的增加，比重也相应地下降，由“一五”计划时期的3.32%，下降到“六五”计划时期的O.14%。
1953～1985年合肥市财政收入总表单位：万元
企业收入
合肥县在清代的财政收入中没有“企业收入”这个名称。到了民国33年，合肥才兴办民生工厂和合肥县银行这两个小型企业。全年公股利息和营业盈余仅有5.7万元，占年度预算收入的O.38%。解放以后，随着公办企业的迅速发展，企业收入的数字也逐年增长，在财政总收入中的比重逐渐上升。1952年，公办企业只有合肥印刷厂1家，全年企业收入6万元。1953年，企业收入为14万元，比1952年增长1.3倍。到了1960年，己突破2000万元大关，达到2238万元，比1953年增长159倍。以后，由于自然灾害等客观因素影响，企业收入逐渐下降，1962年仅收入434万元，只达到1960年收入的19.39%。经过3年调整，1966年企业收入又上升到1462万元。后来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1968年，整个合肥市企业不仅没有收入，反而亏损49万元。之后，虽陆续回升，至1973年，合肥市全年企业收入达到12654万元。但到了1974年，全年企业收入又只有6294万元，仅占上年收入的49.74%。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企业收入稳步增长，1978年，全年收入14634万元，达到市企业收入的最高峰。1979年，合肥市对国营工商企业的财务体制逐步进行了改革，分别试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基数利润留成增长利润分成、以税代利、“滚雪球”、全额利润留成以及各种类型的利润包干等办法，改变了分配中的平均主义，把企业责、权、利紧密结合起来，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1983年，对国营企业实行第一步利改税，将企业由上缴利润改为交纳所得税。从当年6月1日起，全面开征所得税。1984年，对国营企业实行第二步利改税，进一步完善了这个形式，一部分企业利润转化为所得税。从财政收入来看，“企业收入”从1979年起逐年下降，但它通过不同渠道纳入国家预算和企业留利。
工业企业收入1954年，合肥市工业企业有合肥油厂、合肥印刷厂、合肥建新烟厂等5个单位。全年预算收入78万元，其中：合肥印刷厂利润完成562%，主要是合并了安徽日报社第二印刷厂与新生总厂印刷厂，扩大了业务。1955年，正式编制财务收支计划的有合肥油厂、合肥建华窑厂、合肥水厂和合肥建新烟厂等9个企业。工业企业全年预算收入104万元，1956年工业企业收入下降，1957年继续下降，全年收入仅有27万元。
1958年，市里用于工业投资款达2034万元，比上年增加17倍，新建、扩建约30家规模较大的企业。当年工业企业收入大幅度上升，达到286万元，为1957年的9.93倍。1962年，又因亏损企业多，精减职工安置费开支大，处理历年积压物资和呆帐损失，食品工业减少高价糕点、糖果生产，以及合肥化肥厂技术未过关，亏损额过高(该厂亏损126.7万元)等原因，工业企业收入仅有129万元，占上年收入的19.08%。经过3年调整，工业企业收入逐年增加，1966年达到1278万元。后来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又相继下降，1968年工业企业亏损112万元，为历史上所未有。以后又逐渐回升，1973年工业企业收入达9313万元，1974年又大幅度下降，以后又有所回升，但直到1978年才超过1973年的水平。从1979年开始，合肥市对市属工业企业的财务体制逐步进行了改革，为增强企业活力，企业留利不断增加；为支持企业改造，允许企业以实现利润归还专项贷款。因此，从财政决算表上反映，“企业收入”从1979年开始逐年下降。
商业及其他企业收入解放初的合肥市国营商业企业由省直管，上缴利润也不通过市级财政。1953年建立市一级财政，当年只有工业企业收入，既无商业企业收入，也无其他企业收入。1954年，其他企业收入24万元。此后，商业企业收入和其他企业收入逐渐增多。1956年，合肥市公共交通公司成立，开始有了城市公用企业收入。1957年开始有了文化、教育、卫生、企业收入。1959年粮食企业划归市管，当年粮食企业收入98万元。1962年粮食企业又收归省管。从1961年开始，商业企业划归市管，当年商业企业收入185万元。以后又逐渐下降。1968年，全市商业企业收入只有6万元，下降到最低点。1969年开始回升，到1976年又大幅度下降，形成波浪式的起伏。1979年以后，由于先后对国营企业实行财务体制改革和亏损企业下划以及“差价补贴”等，以“商业企业收入”反映的国营商业企业上缴利润便逐渐减少。1983年以后，在财政决算表上所反映的数字，则成为赤字。
1953～1985年合肥市预算内企业收入明细表单位：万元
工商税收入
清代合肥县的财政收入以田赋、丁赋为主，渔课、商税、牙税、典税等项年征银只占总收入的微乎其微。
民国成立以后，契税为省税，各县(市)根据地方需要，征收附加。但民国3年颁行的《契税条例》，对附加征收比例没有限制，各县(市)多有任意滥征的现象，加重了人民负担。民国17～19年合肥县的买契正税税率为6%，附税税率为5%，附税占正税的83.33%。民国20～22年，契税正税税率仍为6%，典税为3%，但附税税率已分别提高为6%和3%，已与正税相同。带征附税的用途为教育、建设、公益事业及自治、保安、公安等经费。民国30年，确定财政收支系统，省财政并入国家财政，契税正税亦划归国家财政，作为中央税收，契税附加仍为自治法定收入之一。后来，财政部修改契税暂行条例，将税率提高一倍，若附加的最高限度，仍按规定不超过正税，则人民将不胜负担，容易造成逃税的弊端，故将附税改为最高不得超过正税25%。但各地未能认真执行。民国24年，合肥县契税附加税率为正税33.3%，概算数为12000元，省里核定预算也是12000元。民国28年，契税附加预算数为20000元，省里核定为14000元。民国29年，契税附加预算数为32500元。到了民国33年，契税附加预算数已达280000元，为上年预算数60000元的466.66%。虽然由于货币贬值所致，但与漫无标准的滥征有很大关系。
解放初期，合肥市沿用旧税法征收契税。1950年3月31日，政务院颁布《契税暂行条例》。1952年，华东军政委员会又颁布试行《契税暂行条例施行细则》。
税率方面规定：1.买契税：按买价征收6%；交换的土地房屋，其超过部分，也按买契税率纳税；2.典契税：按典价征收3%；3.赠与契税：按现值价格征收6%。征免方面规定：1.凡交换的土地房屋，其价格相等者免征契税；2.人民捐献给机关的房地产，应照赠与契纳税，由承受单位交纳；3.各机关与人民相互间有土地房屋的买卖、典当、赠与或交换行为者，均应完纳契税；4.嫁娶、离婚时随带本人应得的一份土地房屋者，作分析论，免征契税。
农业合作化后，土地为集体所有，不准买卖，因而契税税源仅限于房屋买卖或转移一项，收入甚少。在征收管理上，曾陆续补充了若干减免照顾规定，主要有：1.贫下中农或城镇工人、贫民及其他劳动人民，为了解决住房的实际需要，买、典和受赠的房屋，如果经济确有困难，可由本人提出申请，大队(或居民委员会)证明，公社(或镇人民委员会)审查，可给予减税或免税照顾，发给契纸。残废军人由国家帮助其购买房屋，回乡安置落户，并经民政部门证明，可以免税发给契纸；2.城镇下放人员用国家发给的安置费购买房屋，可以免纳契税，发给契纸；3.社员、个体农户等以征用民房补助费购置房屋(限于自用)，移民户用国家补发的补助费购置房屋，均可免纳契税，发给契纸；4.农民用国家或社队集体退赔的平调房屋价款重置房屋的，均予免征契税，发给契纸；5.华侨、侨眷及其旁系亲属、戚友，用侨汇购买房屋；港、澳同胞及其家属(逃亡地主及反革命分子除外)，用外汇购买房屋；华侨在国内投资所得的股息，其可申请外汇部分用于购买房屋，均予免征契税优待，发给契纸；6.草屋(包括木、石结构的)买卖，免征契税；7.对于所买房屋在未向国家投税时已全部被火烧毁者，可不再征收契税；或房屋失火烧毁，用国家救济款、集体照顾款以及向亲友借贷另行购买的房屋，经大队证明，公社审查，可以免税发给契纸；8.城镇私房改造后，因国家需要，用公房调换业主保留的私房，产权已确定随调换而转移，如果价值上差异不大，一般可以免税换契。
解放后，合肥市不动产买卖减少，历年征收的契税金额如下：
1953年6.34万元。1955年0.77万元。1957年0.15万元(列入“其他收入款”征收)。1958年0.3万元(列入“其他收入款”征收)。
解放初期，中央对新解放区的税收原则是：“暂时沿用旧税法，部分废除，在征收中逐步整理”。在这个基础上，合肥市工商税务局按照合肥市人民政府《行店注册办法》，对全市工商企业开征了进出口税、产销税、营业税、货物统税、屠宰税、牙帖税和房捐等税、捐。
1950年1月，政务院颁布了《全国税收实施要则》，着手建立新税制。除农业税外，全国统一征收的工商税共14种，即货物税、工商业税、盐税、关税、存款利息所得税、薪给报酬所得税(未开征)、印花税、遗产税(未开征)、交易税、屠宰税、房产税、地产税、特种消费行为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并相继颁布了各种税法，全国统一执行。合肥市开征的有10种，即货物税、工商业税、存款利息所得税、印花税、交易税、屠宰税、房产税、地产税、特种消费行为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同年7月，进一步调整了税收政策，将房产税和地产税合并为房地产税。货物税由原有的1136目合并为358目。印花税由原来的30目合并为25目；调低营业税、所得税、盐税等税率，以降低税负，减轻人民负担。改进工商税收的征收方法，临时商业税的起征点由10万元(旧人民币)提高到20万元。1951年4月，为配合棉花统销政策，又从货物税中划出“棉纱”一项，开征棉纱统销税。至此，税制逐步完备。
1952年，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社会主义经济比重提高，新的商业网点大量建立，经营方式和商品流通规律起了很大变化。公营大量采取了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代购代销、内部调拨；私营则组织联营，深购远销，产销见面，商品流转环节大为减少，税收相对下降，因而出现了税收增长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同时，原来对私征税较为繁复的方法，既不利于国家的计划管理，也不利于进一步活跃商品流通。所以，1953年1月，根据“保证税收，简化税制”的原则，对工商税制又作了若干重要修正。试行商品流通税，取消棉纱统销税，对生产应税货物的工厂原来缴纳的印花税、营业税及其附加，合并在货物税内征收；将工商企业原来缴纳的营业税附加、印花税，并入营业税内缴纳；对已纳商品流通税以及国营商业、合作社和私营专营批发商批售工业品，均不再缴纳营业税。同年5月，私营批发商恢复征收营业税，取消特种消费行为税，将电影、戏剧等文化娱乐项目改征文化娱乐税。
税制修正后，合肥市开征的税收有：商品流通税、货物税、工商业税、印花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税、城市房地产税、文化娱乐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利息所得税等lO种。
1956年，对私改造基本完成。从1958年起，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原来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条件下制定的复税制，虽经1953年税制修正，但仍然比较复杂。这种税制已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新情况。因此，本着“基本上在原有税负的基础上简化税制”的方针，1958年9月，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统一税条例(草案)》。此次改革的主要内容是：1.简并税种。将原来的商品流通税、货物税、营业税、印花税等4种税合并为工商统一税；2.简化纳税环节；3.简化中间产品的征税办法；4.在原税负的基础上，适当调整税率；5.原工商税中的营业税合并到工商统一税后，工商税中的所得税成为一个独立的税种，称工商所得税。
在这次税制改革后，又先后停征和开征了一些税种。1959年停征利息所得税。1962年开征集市交易税。1965年9月停征集市交易税。1966年停征文化娱乐税。
1973年，全面进行税制改革，将原来对工商企业征收的工商统一税及其附加、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屠宰税合并简化为工商税。改革后，合肥市征收的工商税收有：工商税、工商所得税、屠宰税、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集体交易税、牲畜交易税等7个税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的政治经济形势不仅要求税收能更多、更好地组织财政收入，以保证发展国民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同时，还要通过税收这个经济杠杆，自觉运用价值规律，为经济体制改革服务，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1979年以来，在税制上又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和改革。一度停征的集市交易税、牲畜交易税恢复征收，并开征了增值税、建筑税和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1983年，实行第一步“利改税”，将有盈利的国营企业过去上缴利润的大部分，改为“所得税”形式上缴国家。1984年第四季度开始进行第二步“利改税”，由“税利并存”逐步过渡到“以税代利”，税后利润留给企业安排使用。随后几年，国务院又针对经济发展的形势，开征了若干新税或将原来的税种科学地划分开来，使税收法制进一步完善。
合肥市工商各税收入绝对数，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商品流通的扩大而稳定增长。“一五”计划时期，合肥市财政的工商税收入为3324万元，“二五”计划时期猛增到16089万元，“三五”计划时期又达到26650万元，到了“四五”计划时期，工商税收入为58769万元，“五五”计划时期增加至87985万元，“六五”计划时期则高达139646万元，其中：1985年为41569万元，占当年地方财政收入的88.07%。
农业税收入
建国以前的田赋征收清光绪年间，合肥县实有成熟田塘地接近300万亩，每亩合计科银0.02217两，共实征银6.65万两。
清朝，合肥县的赋银征收实行“吏收官解法”，由县设柜书一人，负责登记流水帐簿，里甲赴柜完银，遵照司法自封投柜，即由柜书开给印票，以清手续。漕运仍沿袭明朝旧制，转粟以实京师。合肥县除负担正兑漕米(直运北京为正兑)2000石外，还要负责为运输漕米服务的加耗、行粮、漕赠等粮食。其中“漕赠”一项，除按正兑米每百石另征米5石，作为运粮军丁长途盘运的用项，还要按每百石正兑米另征银5两，作为运粮军丁的用费，即所谓“漕赠五”或称“五米五银”。
民国成立之初，田赋仍为国家税源。民国8年，合肥县耕地面积为3175266亩，平均每亩征收国家税0.0698元，总计征收田赋221634元。根据民国23年调查，合肥县人口为全省的5.98%，土地面积为全省的4.34%，耕地亩数为全省的8.02%，田赋额征数为全省的3.73%。田赋征收数字，除宣城县(每年征收25万以上)外，就属合肥县最高。民国22年，合肥县田赋征收总额为213344元，占全省征收总额的4.1%。
合肥县历年征收的稻谷配额：民国30年度征实16428市石，征购16428市石，合计32856市石；民国31年度征实45216市石，征购45216市石，合计90432市石；民国32年度征实86967市石，征购101010市石，合计187977市石；民国33年度合肥县受灾，当年征实28963市石，征购35422市石，合计64385市石；民国35年度征实129020市石，征购43007市石，公粮38706市石，合计210733市石。除征实、征借及省级公粮以外，各县又带征县级公粮。民国31年度至民国33年度，合肥县县级公粮征收的稻谷数字如下：民国31年度为44210市石，民国32年度为47008市石，民国33年度为60452市石，单这一项按全县人口平均，民国31年度每人负担3升5合(折合7市斤)，民国32年度每人负担3升7合(折合7.4市斤)，民国33年度每人负担4升7合(折合9.4市斤)。
建国后的农业税征收合肥市郊区主要生产粮食和蔬菜作物，所以，农业税的负担都是交粮食(中等粮质稻谷和小麦)和折征部分代金(蔬菜队和少数缺粮队，以中等粮食牌价折交代金)。
建国30多年来，合肥市的农业税征收工作按照中央规定进行。农业税实行“种多少田地，应产多少粮食，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增产不增税”的政策。
1950年，中央颁布了《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安徽省结合本地区当时农村政治、经济状况，从1950年到1954年，相继制定了《皖北区1950年农业税暂行条例施行细则》、《皖北区1951年农业税施行细则》、《安徽省1952年农业税施行细则》、《安徽省1953年农业税施行细则》、《安徽省1954年农业税施行细则》。这些基本法规根据建国初期个体农业经济的情况，规定农业税征收实行“累进税制”，这对于贯彻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限制农村资本主义和调节农村各阶层群众的收入，都起到积极作用。
根据中央和省的规定，从1950年到1957年，合肥市的农业税征收，均执行“累计税制”。其间，在1951年土地改革以前，以户为单位，按人均产量共分40级，税率从最低级的3%到最高级的42%计征。1952年土地改革完成后，以户为单位，按人均常产改为24级，税率也改为从最低的7%到最高的30%计征。
1954～1957年，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对土地入股分红的互助组和初级社的农户征收办法没有变动。对社员土地归集体所有不再计股分红的高级社，按户计算负担已失去基础，因此，改为以农业合作社为单位，按全社人均常产多少，仍按24级累进计征。
1958年，全国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农村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全国个体经济已经基本上转变为集体农业经济。在新的形势下，中央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规定全国一律实行“比例税制”，取消新解放区的“累进税制”和老解放区“按人口扣除免征额再计征”的两种负担办法。
中央规定：安徽省的平均税率为常产的15%，合肥市平均税率为15.7%(省规定以农业合作社为单位，税率不得高于22%，低于9%)。对少数个体农户，除按所在地农业合作社税率计征外，另加征1成到5成。社员自留地按所在农业合作社税率计征。
1959～1962年，由于农村公社化运动，农业生产管理体制变动频繁，生产出现起伏，安徽省农业税实行“按照包产产量层层分配征收任务”的办法。因为包产指标过高，这几年，合肥市农民的负担也是大起大落。例如：1958年实征税额760万斤，1959年为1014万斤，而1960年上升到2170万斤，占1958年的285.52%，至1962年又下降为504万斤。
1963年以后，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体制趋于稳定。省人民委员会颁布《安徽省农业税征收实施办法》，恢复了原来的“比例税制”，规定农业税以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为纳税单位，自上而下有差别地核定比例税率，按常年产量计算征收。合肥市平均税率为14.1%，社员自留地免征农业税。
1979年以后，全省农村逐步实行“大包干到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管理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为适应新的情况，农业税征收也随之改进。总的原则是：在不变动原纳税单位数额的前提下，随着生产责任落实交税任务。1981年，省明确规定：生产队的农业税任务“应在公社和大队的领导下，根据合理负担的原则，把生产队的任务按照各户(组)承包土地的数量和质量、产量或产值，如数地落实到户(组)，不得减少或增加”。
为了兴办地方公益事业，建国以来，除1952年、1961年外，省规定要随同农业税征收地方附加。合肥市除1954年以前以及1961～1962年各年未征附加外，其余年度均随农业税征收地方附加。其比例在1963年以前时有变动，1964年以后，按正税的15%征收。
灾情、社会减免农业税减免范围，按其不同性质分为两类：一类是“灾情减免”，即按自然灾害歉收成数减免受灾户的负担，原则是“轻灾少减，重灾多减，特重全免”；一类是“社会减免”，减免对象，总的讲是照顾生产落后、生活贫困、负担确有困难的农户。
从1951年到1954年，安徽省曾制定了《皖北区1951年农业税灾歉减免实施程序》、《安徽省1952年农业税依法减免实施程序》和《安徽省受灾农户农业税减免实施办法》等。这些政策从建国初期一直实行到1962年。先后有过歉收7成、6成和5成以上给予全部免征农业税的规定。1963年又制定《安徽省农业税征收实施办法》，规定：歉收2成以下的不减；歉收2成以上到6成以下，分别减征2成、3成、5成、7成；歉收6成以上的全免。
计算因灾歉收成数，在不同时期也有变化。50年代初，是以农户的实产与常产对比计算。农业合作化以后，土地趋向集中，为解决一社之内丰歉相抵，有灾得不到减免的问题，对高级社以田块计算灾减。1963年以后，以生产队为单位计算减免。到70年代，由于原订常产户过低，实际减免工作都采取“民主评议减免成数”的办法。80年代，由于实行“大包干到户”责任制，1982年省规定因灾减免，“有领导地通过公社、大队评议纳税单位的歉收成数，并根据灾情轻重，将减免税额有区别地评议到户。”
社会减免对象，在50年代前期，减免税额落实到农户。农业合作化时期，则按高级社内贫困社员的多少，以社为单位减免，减免的税额与公益金合并使用。公社化以后以生产队为减免对象。
稽征管理计算农业税负担的基数包括：农业人口、计税土地和常年应产量。1949年秋与1950年春季，本市通过自上而下召开群众会议，发动群众自报公议，民主评定，然后以村为单位，分户张榜公布计税基数。如有讹错，复议修改定案后，以村为单位，将每户人口、田亩和产量分项填写，送乡汇总上报，凭以编造册籍征收农业税。在这次查对核实的基础上，于1951年的土地改革中，通过整籍发证，使田亩产量数字渐趋完善。1952年底，全省又普遍进行一次“查田定产”。以后，随着生产的发展，还多次进行调整或重新评定计税常年产量的工作。
1949～1957年，合肥市重视保管历年农业税征收时编造的各种册据，每年于征收前，对郊区因基建、兴修水利及其他土地变动的，都进行逐户核实处理，划拨过户，然后再由市里集中造册造串，统一建档保管。1955年前后，市财政局除农业税干部外，还聘请4名技术人员，对原来的册籍进行一次全面整理核对，特别是对土地产量分户清册、征收分户清册和国有土地分户清册等重要册籍，全部重新更换，印刷封面，装订成册，作为历史资料长期保管，到“文化大革命”以前一直保存完好。“十年动乱”期间，册籍遭到毁坏，以后重新恢复。
解放后的农业税征收，长期执行以交纳实物为主。
1950～1985年合肥市郊区农业税基础数字税率税额表单位：人口：百人；耕地：百亩；
产量、税额：万斤。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是建国后地方财政“4项经常收入”(企业收入、工商税、农业税、其他收入)之一。清朝和民国时期都没有这项收入。《民国33年度合肥县地方岁入、岁出预算书》，虽然列“其他收入”这个科目，但收入内容和解放后所包涵的内容不同。当时“其他收入”款下设2项：以前年度田赋歉入、以前年度各税盈收。民国37年，“其他收入”款下又增设“公粮收入”项级科目。
解放初期，合肥市尚未建立市一级财政，岁入主要依靠各种附加收入，再加上列入“其他收入”款的规费收入、公产收入、罚没收入、其他杂项收入等，收不抵支的差额部分，由皖北行署财政处给予补助。
1953年，合肥市建立一级财政，从此，4项经常收入即为市财政的收入财源。由于“其他收入”与企业收入、工商税不同，收入有一定限制，不是随着国民经济发展而相应增加。30余年来，其绝对数一直没有较大的增长，在市财政的总收人中占的比重并不大，从1953年的8.7%，下降到1985年的0.16%。绝对数虽然有所增长，从1953年的27.8万元，增加到1985年的74.2万元，增长了166.91%。但与企业收入(1985年比1953年增长371倍多)、工商税(1985年比1953年增长147倍多)相比，增长的比例则小得多。
规费收入民国24年，国民政府颁布《财政收支系统法》，在“其他收入”分类表规定；凡县(市)公务机关为执行各项行政事业依法征收的规费，以及县(市)所属的事业机关或组织合法的收费，均属“规费收入”范围。民国30年，改订《财政收支系统实施纲要》，将规费列为自治财政收入之一。各省、县(市)预算始列此项财源，在预算表上也开始列“规费收入”这个科目。合肥县民国32年度预算列规费收入0.87万元(中等学校学费0.5万元，电报材料费O.14万元；度量衡检定费O.05万元；卫生治疗费0.18万元)。民国33年度预算列规费收入1.05万元(中等学校学费0.6万元；电报材料费0.15万元；卫生治疗费0.3万元)。民国35年度规费科目，当年实际收入6万元，为年度预算24万元的25%，下面未分明细项目。《民国37年上半年度合肥县地方岁入、岁出总预算书》列有第六款规费收入9560万元(中学学费720万元；电报材料费120万元；卫生治疗费420万元；工商营业登记费600万元；买卖契约监证费7300万元；契纸工本费400万元)，均与解放后规费收入包涵的内容不同。
解放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预算收支科目”规定，“规费收入”为“其他收入”款下一个项级科目。收入来源是按国家政策规定，由公安、民政、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所发各种证照、簿册，向有关个人和单位收取的工本费和手续费、商标注册费等。它包括：公安规费收入、民政规费收入、工商规费收入、卫生规费收入、建设规费收入、文化、教育规费收入等。每年均有一定收入，但由于证照、簿册的工本费按规定要本科目退库解决有时工本费已开支，而事项未办，以致影响当年的规费收入。例如：1954年，合肥市原计划换发门牌，工本费已退库开支部分，但因路名尚未决定，更换门牌工作未能进行，影响了规费收入。这一年，合肥市还进行非机动车登记，开支证照工本费4千余元，当年收入只够成本费。此外，征收规定的变更，也影响规费收入，例如：1973年，国务院发出《关于取消结婚证收费的通知》(从当年8月1日起实行)，使规费收入有所减少。因此，年度之间规费收入悬殊很大，最高年份为1982年，规费收入达11.5万元，1971年规费收入只有0.4万元，而1973年规费收入竟为赤字0.8万元。
公产收入清朝时，地方公款、公产收入不列入租税系统，由地方人士管理，以供办理地方公益事业。民国成立后，将县有款产列入预算。《民国24年度合肥县地方岁入、岁出预算书》，在“经常门”内列“县有款产”款级科目，收人为2.83万元，下列4项：公产租息0.22万元；学产租息1.36万元；女职工学产租息1.10万元；图书馆学产租息0.15万元。在“临时门”内列公产租息0.05万元，学款0.79万元，“经”、“临”合计县有款产收入为3.67万元，占总预算收入22.82万元的16.08%。民国28年度，县有款产预算收入为2.47万元，占总预算收入31.14万元的7.93%。民国29年度，县有款产预算收入2.47万元，占总预算收入89.91万元的2.78%(当年预算总收入增加乡、镇、保经费60万元)。民国32年度，公产、学产租息收入45万元，占总预算收入809.26万元的5.56%。民国33年度，公产、学产租息收入150万元，占总预算收入1500.37万元的10%。
解放以后，合肥市公产、学产并入农业税内征收，未单独列公产收入科目。1954年秋征时，才将公有款产由农业税中划出。当年收入0.1万元，只占总预算收入443万元的0.02%。从1953年到1985年，公产收入共计7.3万元。
罚没和追缴赃款《民国32年度合肥县地方岁入、岁出预算书》“临时”部分第一款，惩罚及赔偿收入列O.9万元，下设2项：违警罚金0.4万元；漏税罚金0.5万元。民国33年度，惩罚及赔偿收入3万元，下设3项：违警罚金1万元；漏税罚金1万元；没收变价1万元。民国35年度惩罚及赔偿收入44.08万元。民国37年上半年度，罚款及赔偿收入6120万元，下设3项：漏税及滞纳罚款6000万元；违警罚款60万元；禁烟罚款60万元。
合肥市从1953年建立一级财政起到1985年止，罚没收入和追回赃款、赃物收入都是其他收入“款”中收入比较大的两个“项”级科目。特别是在开展经济运动时，这两项收入相应地增加。1962年，清理罚没和赃款变价收入6.6万元，占当年其他收入11.9万元的55.46%。1953～1985年，这两项收入共计450.2万元，占其他收入909.3万元的49.51%。
1953～1985年合肥市预算内其他收入明细表
单位：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