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县财政管理体制
清朝没有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之分。合肥县在清朝时每年所征收的地丁赋银及漕粮，是代国家征收的。赋银及租税银年收入8万余两(其中：学租银、渔课银、商税银、牙税银等仅886两)，漕兵米粮1.4万余石，除经批准开支的驿站、官役、俸工、廪粮银及养廉银1.9万余两以外(其中：驿站银将近1.4万两，主要为朝庭和上官服务)，下余款项全部上缴布政司和粮道转解户部。
清宣统元年，颁布《府、州、县地方自治章程》。宣统二年，清廷为“欲清理全国财政，划分中央与地方税源”起见，在“度支部”(清光绪三十二年前称“户部”)设立清理财政处，在各省督抚衙门设立清理财政分处。清理财政处分十二股办事(安徽和江苏、江西为一股)，自此始有县自治财政的名称，但并未实行。
民国2年，北洋政府财政部颁布《划分国家税、地方税草案》。
民国16年7月，国民政府颁布《划分国家收入、地方收入标准案》。属于国家税收有：盐税、关税、常关税、烟酒特税、煤油税、卷烟特税、厘金及矿税、印花税等。属于地方税收有：田赋、契税、牙税、商税、当税、房捐、船捐、屠宰捐、渔业捐和其他杂税杂捐。在支出方面，将各级地方行政机关、省防、公安、司法等项支出，划归地方。次年11月，《划分国家收入、地方收入标准案》及《划分国家支出、地方支出标准案》经国民政府核准出台。国家、地方财政收支，经过此次划分后，地方财政已奠立规模。此时所谓“地方财政”，是以省级为主体，省、县之间的收支，仍未明确划分。在此期间，除一部分国税由财政部自设机构经征外，其余国、省各税均由县代征。县级经费，一部分靠地方附加和杂捐税支应，另一部分依赖省财政补助，县财政附庸于省，并无独立地位可言。
民国24年，国民政府颁布《财政收支系统法》，明确中央、省(市)、县(市)三级财政体制。合肥县从该年开始建立县一级预算。这一年，合肥县预算收入经核定为22.82万元，其中：田赋、契税、牙税、牲畜税等各项附加为18.81万元，占总收入的82.43%。县有款产收人为2.83万元，占总收入的12.4%。杂收入和杂项捐款为1.18万元，占总收入的5.17%。县没有固定财源，除县有款产收入外，只是征收一些附加和杂项收入，实际上县预算是属于省预算的一部分(本年县政府经费不在县预算中列支，由省预算拨款)，尚未构成为一级预算。
民国28年，《县各级组织纲要》颁行，县(市)财政成为独立收支系统，实为财政收支系统法的实行。但由于合肥县城于民国27年5月被日本侵略军侵占，接着，铁路沿线的集镇及淝河沿岸的一些村镇又相继沦陷，县政府设在远离县城70里的肥西南分路口，有效统治面积减小，县各项收入均比抗战前减少，县预算入不敷出，由省财政给予补助。民国28年，合肥县田赋、契税等各项附加收入占总收入的67.2%，县有款产收入占总收入的7.93%，杂收入占总收入的11.51%，省款补助占总收入的13.36%。从民国24年和民国28年这两年实际收入来看，虽然县财政体制尚未确立，但县财政收入结构，自民国24年后，确有明显的变化。
民国29年，原属省财政的屠宰正税划归县。合肥县当年屠宰税收人4万余元，为县地方一大财源，但由于本县系半沦陷区，无法从日伪占领的乡(镇)征收各种赋税，即使是县政府所统治的乡(镇)，也不能正常征收赋税，因此当年县预算收不敷支，相差19.43万元，只能依靠省款补助来勉强维持。
民国30年，国民政府财政部召开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将全国财政收支分为国家财政与自治财政两大系统。自治财政以县(市)为单位，包括县(市)、乡(镇)的一切财政收支。按此规定，县地方自治财政似在法律上得到保障。但事实上，财政收支系统自改“二级制”后，县(市)财源虽然增加，而支出也增大，尤其战争时期，军事摊派纷繁，使县级财政很难全部进入正规状态，在合肥这个半沦陷的县，表现得更为突出。尽管在法律上有这种财政体制，只是一张空文而已。
民国30年4月1日，合肥县税捐征收处成立，隶属县政府，并受省财政厅指挥监督。合肥县税捐征收处统一征收各项自治税捐，其他任何机关不准自行收款，改变了以往各机关自收自用，没有统一标准的局面。在财政收支预算审核监督中，县设有财务委员会，由县长指令各乡(镇)长及地方法团负责人组成。合肥县税捐征收处受合肥县财政委员会监督。
民国32年，因合肥县城被日军侵占，地处合肥县东南的王子城、埠里、长临河3个区与设在肥西南分路口的县政府被敌占区隔开，使县政府行使政权感到鞭长莫及。遂在肥东梁园设“办事处”，作为合肥县政府的派出机构，管辖这3个大部分面积已沦为敌手的区(3个区共54个乡镇，其中：完整乡19个，半沦陷乡11个，全沦陷乡24个)，县政府直接管辖的蜀山、三河、官亭3个区共76个乡(镇)也有部分乡(镇)沦陷，计：完整乡56个，半沦陷乡6个，全沦陷乡14个。整个全县有130个乡(镇)，其中：完整乡(镇)75个，半沦陷乡(镇)17个，全沦陷乡(镇)38个。全沦陷和半沦陷的乡(镇)占全县乡(镇)总数的42.31%。县政府能实行有效统治的乡镇只有半数稍多一点，加之战争时期，即使这半数乡(镇)，赋税也不能正常征收，因此，财政收入锐减。而支出方面，则因在战争时期，又增加了一些必需的开支，以致财政赤字不断增加，尽管当年县预算收入已增加了“自治税课收入”和“分配县市国税收入”，并由省款给予一定补助，依然不能满足支出的需要，只能靠地方性捐献及赠与收入(占县预算总收入的16.47%)来平衡预算。所谓“地方性捐献及赠与收入”，乃是强行摊派的苛捐杂税。
这个时期，苛杂摊派的主要原因，一为军事供应，二为县(市)乡(镇)自治经费支出膨胀。军事供应需求迫切，军事机关为战事或其经常的需要，随时规定品名数量，责成驻地的县(市)乡(镇)代为收购，虽发给代价，亦较市价相差悬殊。凡此差额，县(市)预算无法拨补，均向民间摊派款项资以支应。其名目约有以下几种：粮秣差额；柴草差额；军用牲畜差额；煤炭及其他燃料差额；鞋袜差额；服装差额；炊事用具差额；军运差额；各种防御工事及军用器材差额。至于县(市)乡(镇)费用膨胀原因，由于实施新县制，各项事业同时推进，所需经费逐渐增加，法定收入不敷支出，预算所列经费难以支付，乃加重人民负担，临时筹补。其筹补方法，可分为普遍摊派和非法抽捐两种。前者为境内住民须一律负担的摊派款项，其名称有下列几种：积谷款；难民口粮；自治户捐；公教员警食谷；优待出征军人家属经费；补助办公费；行政区域县(市)立师范学生膳食津贴费；自卫队及义勇壮丁队给养服装费；县(市)训练所学员食粮；警察给养费；乡(镇)保甲人员生活津贴；修建公路费；地方建设费；保安费；医药费；中心小学及保国民小学基金；电杆费；草鞋费；征工费；兵役费。后者则为各县(市)乡(镇)财政收支短亏，擅自设卡抽征捐税，其名目约有下列几种：行商乐捐；交易佣金捐；斗息捐；秤息捐；牲牙捐；特种捐；过境事务管理费；商捐；捕运渔船费；摊担捐；蔗亩捐；碾榨捐；木筏捐；鸡鸭捐；鸬鹚捐；杂粮捐；牲畜捐；山地收益捐；土产捐；买卖双方手续费；学棉捐；富力捐。以上苛杂摊派，有的“费”、“捐”列入预算，有的则在预算外向人民摊捐募派，更有人伺机大发不义之财，人民负担奇重。且这种苛杂摊派由来已久，只不过在抗日战争期间，摊派名目更多，人民负担更重罢了。国民政府意识到其流弊所及，足以失民心，动摇国本，故被迫采取措施，裁减地方田赋附加和废除部分地方杂捐。民国23年，安徽全省裁减地方田赋附加28.69万元，其中：合肥县裁减3.15万元；废除地方杂捐19.27万元，其中：合肥县0.2万元。民国24年，安徽省又裁减田赋附加91.95万元，其中：合肥县裁减2.36万元。这在表面上看是裁减了附加和杂捐，但由于地方财源不足，中央和省政府委办事务频繁而又不增拨经费，以及军事支应无度等原因，县财政收支无法平衡，预算内的苛杂摊派裁减了，预算外的苛杂摊派却增加了。特别在抗战期间，各地的苛杂摊派更是有增无减。以后虽规定“各级法定收支必须一律列入预算，不得于预算外再向人民摊派募派”，并制定补充办法五项，但只是官样文章，不过一纸空文。
在这期间，国民政府借抗战之名，以军事需要为借口，滥发纸币，以致物价飞涨，特别是粮食价格上涨更猛。民国29年11月，国民政府以保障军民粮食为由，规定各省田赋酌征实物。次年宣布田赋一律改征实物，暂归中央接管，设处专办，并随赋征购粮食。民国33年，征购改为征借，同时强迫捐献，各省又带征县级公粮，大大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民国35年7月，又恢复了中央、省(市)、县(市)三级财政体制。这次实行的三级财政体制，在收入范围方面，与抗战前实行的三级财政体制有所不同。按其规定，省一级财源较前减少，而县一级财源则较前增加。原为省征收的一些赋税，划为县的预算收入范围。民国35年，合肥县的税课收入已占预算收入总数的63.68%，民国37年度上半年税课收入更进一步占到预算收入总数的85.61%。但收入增长了，支出也相应地大幅度增加。《民国37年度上半年合肥县地方岁入、岁出总预算书》经、临两门总计金额达181.41亿元。此时国民党政权已趋于垮台，合肥县的财政也呈穷途末路之势。
合肥市财政管理体制
1949年1月21日合肥解放。2月1日，成立合肥市人民政府。随着人民政权的建立，合肥市财政也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当时国家实行“高度集中、统收统支”的预算管理体制。
解放初期，在合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下设财经部，负责经费、粮、草供应，基本上是供给制性质，不是一级财政。同年5月，成立合肥市人民政府财政局，负责管理全市预决算、行政、企事业财务、农业税征收、公共财产管理等财政业务。合肥市的财政收入全部上缴皖北行政公署财政处，市直单位的支出由该处下拨，收入和支出基本上不挂钩。1951年3月，合肥市人民政府财政局更名为合肥市人民政府财政科，接收工作结束。是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颁发了《关于1951年财政收支系统划分的规定》，将国家财政分为中央、大区、省(直辖市)三级管理，县(市)的财政列入省财政内。合肥市虽然尚未建立一级财政，但各项附加和公产、规费、罚金及其他杂项收入，已由市里留用，收支差额由皖北行署财政处拨粮、款补助。
1953年，国家财政划分为中央、省(市)、县(市)三级。合肥市从这一年开始建立市一级财政。那时的国家财政体制，主要宗旨还是集中。合肥市工商各税及农业税等项大宗收入全部上缴，印花税、个人所得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税、城市房地产税、契税、文化娱乐税、车船使用牌照税、企业收入与其他收入，作为市级财政收入，预算收支差额由省补助。
1953年，中央召开全国财经会议，周恩来总理指示：“财政体制在中央统一领导和计划下，确定财政制度，划分职权范围，分级管理，层层负责”。“在国家统一预算内，实行三级预算制度，划分中央与地方收支范围，按照主次轻重，以及集中和分散的情况，分配中央和地方的大体比例，地方收大于支的上缴中央，收小于支的由中央给予补助。地方财政按照统一制定，凡超计划的增收和节约，一般留归地方支配。”这次会议以后，财政体制由“高度集中”转到“在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分级管理”。为了加强财政工作的领导，邓小平副总理兼任财政部长，提出财政工作六条方针：第一条，预算归口管理；第二条，支出包干使用；第三条，自留预备费；第四条，控制人员编制；第五条，动用预备费要经中央批准；第六条，加强财政监督。根据这六条方针，财政体制于1954年作了进一步改进。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根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又重新划分中央与地方收支范围。当时把地方收入划分为三类：1.地方固定收入；2.固定比例分成收入；3.调剂收入。支出大体上按照企业、事业和行政隶属关系来划分各级财政支出范围。
1954年，合肥市实行分级管理的收入分类分成办法。市属的企业收入、其他收入、事业收入、印花税、城市房地产税、契税、文化娱乐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列为固定收入。工商营业税、工商所得税，列为固定比例分成收入。农业税和公债收入全部上缴。调剂收入不按税种确定比例，而是按预算收支差额，由省拨款补助，，这种预算管理体制一直实行到1957年。以后，公债收入由全部上缴改列入市级预算。
1955年10月6日，合肥市人民政府财政科改称为合肥市财政局。
1958年，根据毛泽东主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甩掉拐棍，不照搬苏联的那一套，要按照自己国家的情况，走自己的道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指示，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对我国经济管理体制进行了较大的改革。改革的中心是扩大地方的权限，下放企业，下放财权。同时，财政体制也作了重大的改革，对地方实行“以收定支，五年不变”的体制。以后由于执行中存在一些问题，仅执行了一年。这一年，合肥市的固定收入未变，但由于企业的下放，企业收入比1957年增加了18倍。农业税和公债收入仍全额上缴。工商营业税和工商所得税由固定比例分成收入改为全额上缴。
1958年9月，合肥市财政局与合肥市建设银行合署办公。
1959～1967年，合肥市预算管理体制实行“总额分成加固定收入”的办法。地方各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税、文化娱乐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地方商业收入(饮食服务企业收入)和其他收入，作为市地方固定收入。市属企业收入、工商统一税(乙)、工商所得税，作为省和市的总额分成收入，分成比例，一年一定。
1962年5月7日，合肥市财政局与合肥市建设银行分开。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国的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国家财政相对集中。为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强调“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本帐”，收回了一些原下放给市的企业。合肥市虽将原来由部门和区管理的66个企业纳入国家预算，但仍抵不上上划的企业收入，加之清除财政收入的虚假现象和处理物资的损失，市级财政收入大幅度下降。
1968年7月29日，合肥市革命委员会将合肥市财政局、税务局和建设银行撤销，成立合肥市财政革命委员会，负责全市财政、税收和基建经费管理工作。
1968年，合肥市预算管理体制原确定实行“收支挂钩，总额分成”的办法，由于“文化大革命”社会动乱，国家财政困难。为了集中财力保证1968年国家财政预算的平衡，中央决定，暂不实行“收支挂钩，总额分成”的办法，而改为“收归收，支归支，收支分别算帐”的办法。即合肥市1968年凡属国家预算范围内的财政收入(不包括百分之百留给地方的城市房地产税收入)全部上缴省转解中央；1968年市级各项支出，按照省下达给市的预算支出指标，由省财政拨给，年终如有结余，全部留给市财政。
1970年9月20日，合肥市财政革命委员会更名为合肥市财政局革命委员会，负责全市财政收支预算管理，组织财政节约支出，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和行政、企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基建拨款、监督等工作。
1969～1970年，实行“收支挂钩，总额分成”的办法，根据安徽省下达的财政收入支出指标，核定收入分成比例。执行中的追加追减的收入和支出，按比例多解或少解款项，由省、市财政进行结算。
1971～1973年，实行“定收定支，保证上缴(或差额补助)，收支包干，超收提成，结余留用，一年一定”的办法。超收提成比例：省为70%，市为30%。省对专区辖县的超收提成比例则仍是省为30%，县为70%。合肥市为了照顾长丰县财政困难，虽然超收部分的提成比例，省与市分成，市只得30%，但对长丰县仍按70%执行，差额由市财政补贴。
1974～1975年，实行“收入按固定比例留成，超收另定分成比例，支出按指标包干”的办法。市财政固定比例留成为1%(按核定预算收入指标乘固定比例为市级财政固定比例留成)。超收分成比例，省为90%，市为10%。
1975年，合肥市财政局革命委员会更名为合肥市革命委员会财政税务局。
1976～1979年，实行“定收定支，收支挂钩，总额分成，一年一定”的办法。根据省核定市级收支指标总额(收入不包括地方征收的“其他工商税”，支出不包括“救灾专款”和“特大抗旱经费”)，确定市的分成比例。收入超收的部分，一般地区按分成比例计算，但是，分成比例低于30%的按30%分成；高于70%的，按70%分成。合肥市超收分成比例为30%，体制分成固定数额(即旱涝保收)235万元。
1978年10月31日，合肥市革命委员会财政税务局分设为：合肥市财政局、合肥市税务局。
1980～1981年，实行“增收分成加基数比例留成”的办法。当年实际收入比上年实际收入增加的部分，实行增收分成，分成比例，省为74%，市为26%。为鼓励地区超收，当年实际收入比年度收入计划超收的部分，实行超收分成。超收分成比例，市为30%。基数比例留成是按收入基数计算，即当年实际收入比上年实际收入增长，按上年数计算留成数；当年实际收入比上年实际收入减少，按当年数计算留成数，市留成比例为l%。
1982～1984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办法，收支包干基数以1980年财政收支决算数(属正常因素部分)为基数。
收入方面：市属企业收入、工商税收、农业税和其他收入归市财政包干收入。
企业上缴折旧基金按规定全额上缴中央。县办工业利润的50%留成及其他工商税留地方使用，不列入包干范围。
支出方面：除基本建设、挖潜改造资金、流动资金、新产品试制费、自然灾害救济费、抗旱经费、支农投资、城市青年就业经费由省统筹安排外，其余各项支出均列入市财政包干范围。
按照核定的包干收入与包干支出比较，确定市定额上缴数以及对县定额补助数，一定3年不变。凡属划归市的财政收入除上缴中央23%外，其余77%作为市的收入包干基数。当年实际包干收入超过基数包干收入的部分(包括上缴中央的23%)，1982年，中央分成比例为23%，省为46.2%，市为30.8%。
1983～1984年，调整各级分成比例是：中央分成24.7%，省分成45.18%，市分成30.12%。
此外，烟酒税比上年增收上缴中央60%(包括上缴23%)，省分成24%，市分成16%。
为了鼓励市组织所属县超收，市可按照县实际收入扣除上缴中央后的总额提取1%的补助款。
1985年起，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超收分成，分级包干”的预算管理体制，一定5年不变。
收支包干基数，以1983年财政收支决算为基础，作必要的调整。为适应近两年经济体制改革中变化因素较多的情况，有利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中央规定：在1985年和1986年2年内，除了中央财政固定收入不参与分成以外，把地方财政固定收入和中央地方财政共享收入加在一起，同地方财政支出挂钩，确定一个分成比例，实行总额分成过渡办法，按照市收入包干基数与支出包干基数比较，收大于支的部分为定额上缴数；支大于收的部分，为定额补助数。凡属划归市的财政收入除上缴中央20%外，其余80%作为市的收入包干基数。当年实际包干收入超过基数包干收入(包括上缴中央20%的部分)，分成比例是：中央分成20%，省分成50%，市分成30%。
此外，烟酒税比上年增收上缴中央60%，省分成20%，市分成20%。
为鼓励市组织所属县超收，市按照所属县包干范围收入超过包干基数的部分，扣除上缴中央后的总额提取4%。
合肥市从1953年建立市一级财政，一直至1981年，所实行的预算管理体制，虽然在具体办法上，于不同历史时期有过若干改变，但超脱不了“统收统支”的范畴。这种体制适应了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要求，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也存在不少缺点：
1.中央财政权力集中过多，统得过死，基本上还是“吃大锅饭”，不利于调动地方积极性。
2.地方没有预算设置权，财权、事权不能很好结合，收支指标都是上级定下来的，地方财政部门只能做筹集资金、供给资金、管理资金等工作，无权调整预算。不能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只能按照“条条”下达指标执行。市政府能考虑安排的，只有本级预备费和机动财力。严格地说，不能称之为“一级财政”。
3.分配预算时争指标，争基数。下达收入任务时，有时“鞭打快牛”，使下级对超额完成预算收入任务有顾虑。
这种情况在1982年实行的“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预算管理体制时已有改进。1985年起实行的“划分税种，核定收支，超收分成，分级包干”的预算管理体制，又进一步完善，它的优点是：
1.在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的原则下，坚持各级财政责、权、利结合，充分调动各级管理财政的积极性。
2.地方有预算设置权，可以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并可根据地方的实际情况，对各项支出统筹兼顾，全面安排，有利于地方事业发展。
3.促进乡镇工业发展，搞活经济。
4.收支基数一定5年不变，促进增收节支。
5.促进地方各级领导关心本级财政收入。这个新的管理体制，为促进全市财政收入增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