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中期至民国时期，合肥农业有3个特点。
一、佃农数量多。据民国22年记载，合肥东、西、南、北4乡155户中，贫佃占农户78.3%，中佃占18.2%，富佃占3.5%。造成这种局面主要原因是土地兼并。具体原因有十：(一)大地主多，占地多；(二)租者及本身时运不佳，生活困难，借贷度日，田产抵押；(三)当地后成为佃农；(四)当地期满不能赎回成为佃农；(五)无法生活卖田产；(六)力量弱，在强权敲压下卖田沦佃；(七)官僚占地；(八)佃农世袭；(九)无资本种田，只有租田种；(十)雇工转为租种。
又据东、西、南、北4乡调查资料，280农户中，佃农占70.71%，自耕农占22.14%，自耕农兼佃农占6.07%，地主兼自耕农占0.36%，地主兼佃农占0.72%。
二、土地分配和使用不均。清末、民初，淮军将领周盛传、刘铭传、唐殿奎、张树声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后掌握大权，乘机掠夺、兼并大量土地。合肥西乡(现肥西县)的周家圩、刘家圩、唐家圩、张家圩共占有45万多亩耕地，占合肥县耕地13%。清廷大学士、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及兄弟李瀚章、李鹤章，在合肥和周边县兼并土地250多万亩，仅在合肥东、西、北乡占有土地近100万亩，占合肥县耕地近30%。李鹤章在长乐乡南圩建李家楼占地300亩(供游玩享乐)，把本地温姓36户全部赶走。据对城北乡280农户的土地分配和使用情况调查，自耕农62户，345人，户均7.8亩耕地；自耕农兼佃农17户，118人，户均9.8亩耕地；佃农198户，1057人，户均12亩耕地；地主兼自耕农1户，5人，户均114亩耕地；地主兼佃农2户，12人，户均14亩耕地。在佃农中，仅有15%能维持生活和简单再生产。
三、租税多，农民负担重。据民国23年历史资料，合肥乡村租率为每石田产量50%上下。不少地主还用大斗剥削佃农。合肥东乡(今肥东县)一般租率为每石田产量40～60%，农民交给地主地租谷物达4000万斤。当时农业生产条件差，农作物产量低，一般一斗田收粮10～13斗，折成200～260市斤。生产条件好的农户，一亩能收稻谷20～30斗，折成400～600市斤。棉花，一斗田一般收25市斤左右皮棉，油菜籽一般一斗田收80市斤上下。田赋税很重，实征田亩3021379亩，实征银额138389银元，还有教育、自治、保安、义款、筑路等地方附加，实收银元13395元。两项合计151784银元。按当时通常米价每石米4.5银元算，实征3730石米，折合89285石稻谷，合992万斤，每石田实赋税近300斤稻谷，占每石田收成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