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胜
王胜，字均德(1324——1363)，今会宫乡人。少时见义勇为，骁勇好武，爱研究兵法，有过人胆识。时值元朝末叶，君暴臣贪，官吏虐民，饥年荒岁，民不聊生，一时反贪暴者，云涌蜂起。王胜目睹时艰，立志拯民于水火，于是在会宫举起义旗，招募远近青壮年，练兵布阵，遂远近闻名，人称“大刀王胜”。元至正年间(1341——1368年)，朱元璋起兵从和州(今和县、含山县)渡江，胜即率军千人投奔，屡建奇功，封为左副帅。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夏，陈友谅称帝，据守江州，声势日盛，朱元璋派王胜率兵一举攻下江州；陈友谅退守武昌，朱元璋令胜守江州，并赏赐金带良马各一。至正二十三年，陈友谅陈兵60万于鄱阳湖，军势甚盛。时朱元璋仅有兵力10万，又不会水战，朱与刘基商定“火攻”之策。先招募敢死队诈降作为内应，王胜等35人毅然应募。元璋对应募者说：“此行恐不得生还”，王胜答道：“既应死募，岂望生还?”乃领一行人趁机奔友谅寨，声称投降者，友谅喜接入军中。王胜按预先约定日期，纵火焚烧友谅军寨，顿时浓烟四起，火光冲天，朱元璋大军趁火势出击，大获全胜，陈友谅逃至九江口中箭身亡，王胜等35人亦全部殉难。
朱元璋灭陈友谅后，在鄱阳湖中的康郎山建立庙宇，奉祀35名死难者，王胜名列第三。朱元璋称帝后，追授王胜为怀远大将军，封太原侯，赐孔城古井头田百石(1石=5亩)，为生前战马牧场，至今人称其地为“养马圩”。又赐国葬礼，立祀祠，塑全身像于家乡(今会宫乡会宫中学院内)；墓志由明开国大元帅徐达撰写。明、清两代桐城县官重修该祠、墓时均撰文刻石。1958年，因办中学祠庙被拆除，现墓碑尚存，其墓地已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钱如京
钱如京，字公溥，因崇拜周家潭先师周京，故名如京，今仪山乡人。明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年)进士。如京幼小受家教，勤奋好学，才华出众。初任海盐知县，有一次，因醉鞭打一名差役，深自追悔，称病不出。同僚登门看望，如京自责说：“我本来没有病，只因昨天感情失控，滥用权力，感到十分内疚，所以闭门思过。”众人闻之深为感动。
如京为官清廉，仕途通达，调到京都任监察御史，接着又升任副使，派往天津充任兵备道。又经屡次升迁任右副御史、保定巡抚，时值饥荒，见饿民遍野，就及时奏请朝廷准开国库赈饥，救活很多灾民。
其后，改任兵部侍郎兼左副御史，总督两广军务。有一夜，城中兵勇突发哗变，竟相逃遁。他镇定自若，端坐督署，下令大开城门，任军士自由进出，密令守门军士：“凡结队出城的士兵，一律放行，单独行动的，予以拘留”。经过这样部署，民心渐安。到半夜，集体离营者相继返回，军心安定。次日，如京亲自审理夜间被拘军士，只轻惩两名，其余教育释放。军民都敬服他英明果断，威信倍增。
两广境内少数民族土司，常常互相仇杀，叛服无常，影响地方安宁，有些官员主张用武力征剿。如京认为：使用武力，只使人民遭殃，并不能改变和制止土司反复无常的心理、习性，反而使矛盾激化。于是，他将详情奏呈朝廷，对制止械斗的土司首领委以重用；对为首聚众械斗者予以革职，并宣告：准许他们改过自新，给予立功自赎机会。结果不费一兵一卒，平息了民族之间的械斗，地方很快转为安定。由此，如京政声益著。
不久，他被提升为南京户部尚书，又改任刑部尚书。这期间，皇室宗庙发生火灾，军士在清扫火场时，有人于灰烬中获得金珠，没有上交，被告发，逮捕下狱。朝廷要按盗窃皇家宗庙祭祀宝器定罪。如京判曰：“金非器，器非珠也”，一律从轻发落，众军士得以减免死刑。
如京晚年多病，六次上疏，朝廷才准其告退。回籍后，定居桐溪。他对于亲友故旧往来，却和没有做官时一样，平易近人。死时，朝廷加封为太子少保，并赐国祭国葬。生前著有《钟庆堂集》。
齐之鸾
齐之鸾，字瑞卿，号蓉川，今雨坛乡人。明正德六年(1511年)进士，先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后授刑部给事中。
之鸾9岁时读私塾。一日，同乡前辈袁宏太仆来访，恰值塾师外出，塾中学童见袁都惊恐逃散，只有之鸾端坐不动，伏案读书。袁太仆笑道：“客人来不理会，未免不礼貌吧!”之鸾回答说：“老师教导我读书，没有嘱咐我接待客人。”袁太仆大加赏识，后以女儿嫁之。
之鸾在任刑部给事中期间，直言敢谏。正德十一年，武宗受权奸煽惑，准备在京城开设宫市馆舍，供君臣游乐。消息传开，朝野哗然。之鸾认为：身为天子，岂能乱政?他极力上疏，剖陈其弊，武宗遂止。中官马永成生前即为其兄弟子侄谋官争禄，对皇上百般献媚，死后武宗欲授其家族官爵达90人。之鸾上疏直语：“成何功?岂能恩滥至此，臣恐天下闻而解体。”因此，封授未果。宁王朱宸濠，自恃皇族仗势骄横，蓄意谋反，造龙舟于江南，邀武宗驾临，图谋弑君篡位；之鸾同御史肖淮力谏，揭穿其阴谋，阻武宗南巡。正德十四年，宸濠果然举兵反叛。武宗令张忠、许泰领禁军征讨，派之鸾随军纪录战功。张、许尚未到赣州，宸濠即已被江西巡抚王守仁击溃俘获。当时张忠等佞臣因妒忌王守仁独得大功，想夺其功劳，令之鸾为其记功，之鸾不肯。张忠等百般威逼，之鸾说：“江西守臣有功不记，却滥记无功的权贵，如何向黎民百姓交待?我宁愿丢官，也不枉法。”张、许二人在搜捕朱宸濠逆党时，株连无辜甚多，之鸾多方为之开释，并向朝廷上疏，备陈征战给人民带来的困苦，请减免田租，停派夫役，宽赦旧欠，获得武宗批准。平乱后，武宗迷恋江南，游山玩水，不思返都，他屡请驾回宫，并作《回銮赋》以谏。又劾许泰与尚书王宪依附太监江彬，结党营私，应当罢免；武宗宠幸二人，之鸾反遭遣责。江彬又利用当时诸将要夺王守仁平叛之功，被之鸾严词拒绝而不得的怨恨心理，多方向武宗诬控之鸾，终未得逞。
武宗死，世宗立，改年号为嘉靖元年(1522年)。之鸾上疏揭发太监弄权，蒙蔽武宗，损害朝廷利益，建议世宗广开言路，起用正人，罢黜奸佞，并极力指陈前朝的积弊。世宗虽心知所言是实，但因初即位，一时未能拨乱反正。之鸾终因忤触权贵，降职出任崇德丞，又先后改任长兴令、青州同知。因母逝，回籍奔丧，后转任南京刑部郎中。嘉靖八年，改任陕西宁夏佥事。时关内大旱，灾民苦不堪言，他关心民之疾苦，并上报皇帝。
宁夏是古代北方边防，从红山堡的黑水沟到定边的南山口、花马池一线，原有堡垒，因年久倒塌。该地是砂碛区，少土缺水，先后驻守官员，都因修不好城堡犯罪丢官。之鸾当初任佥事时，曾因这事劾过王琼，现王琼任总兵镇守榆林，他调任后正是王的下属。王要报旧怨，特向朝廷荐之鸾负责在花马池建城堡，以此来刁难之鸾。之鸾慨然接受，勘好地势，便带领军工先行抛沙，深挖丈余，得到粘土；同时于百里外山下开凿泉水，用木枧引水到工地，供工程使用。原限5个月完工，只施工3个月，即将城堡筑牢，并让功给王琼。王琼由衷地佩服。从此，宁夏一带边境，有坚固城堡做屏障，边防的安全得以确保。巡抚胡东皋，赞赏其才能，向朝廷推荐之鸾接替自己的职务。
后来，之鸾从宁夏还京，调任河南副使，并兼任该省提学副使。不久，改任山东临清兵备副使。后又被召回任顺天府丞，未及动身，境内发生盗乱，因留下镇抚。事平后，提升为河南按察副使，死于任上。后列入乡贤祠奉祀。
之鸾学识渊博，文彩宏丽，于桐城文学兴起有先导作用。著有《蓉川集》7卷、《奏疏》2卷、《南征纪行》和《入夏录》各若干卷。
吴檄
吴檄，字用宣，号皖山，今白石乡人。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进士。吴檄生性怪僻，不愿增添别人麻烦，葬父时偶遇风雪，路过友人方去病门前不入，夜晚就坐在方门前石墩上，天明而去。他在任襄阳推官时，上任后判理案件公正无私，赈救饥民卓有盛誉。都督佥事姜已有边防功劳，请求升职。朝廷准备定职，吴檄知道后上奏：“按国法，斩获敌人首级200以上的升官一级，姜斩敌不满80，可赏，不可升职。”尚书张赞被吴檄的正直行为所折服。武宗赐在藩邸时旧僚刘某为锦衣卫指挥，其子刘民誉想世袭父职，尚书张赞力主其请。吴檄则极力反对，写信给张赞说，按朝规，没有军功的人，不能世袭。民誉没有军功，因而不能世袭。张赞甚怒，撕破书信扔在地上，回信说：“刘民誉世袭一事，我一定要为他办妥！”吴檄反驳说：“刘民誉一事，违犯朝规，我也一定要干预到底！”吴檄后任湖广参议，又转任山东云南副使。他在任陕西参政时去世。吴檄生前，擅长于诗，著有《兵部集》一卷。
盛汝谦
盛汝谦，字亨甫，号古泉，今杨湾乡双兴村北盛庄人。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进士，官御史。汝谦奉命巡视陕西少数民族茶马贸易，适逢关中大旱，灾民迫于生计，啸聚山林，相互掠杀，汝谦目睹惨状，喟然感叹。于是，将巡视茶马贸易搁置，布置当地官员，每日以糊粥赈济灾民。继而汝谦巡按京郊，又遇灾年，上疏请求朝廷发放国库储金6万两，购粮赈济，使饥民得以渡过灾荒。归京后，迁光禄寺卿，每年裁减皇室开支银十余万两。奸相严嵩专权时，汝谦不与同流合污，请假归里；直至严嵩罢官后，才肯入京上任；历任南太仆卿、操江佥都御史。是时，沿江地带，峰障水阻，芦柳丛生，盗贼出没。汝谦上任后，洞察官匪一家之弊，制定官员失事连坐之法，设置哨船，分段防守，从严治军，以军扼盗，收效显著，被提升为户部右侍郎。时汝谦已70高龄，力不从心，故告老而归故里。
盛汝谦晚年移居桐城县城，生活简朴，热心公益事业。同乡学者方学渐常过门拜访，每次留餐，均是粗茶淡饭。冬天，身披30多年前出巡陕西时的羊皮袄，迎风兀立，宛如老丐。但对公益事业，则尽力赞助。桐城城墙，旧为土筑，历经兵燹雨蚀，倒塌破损，不堪防卫。明万历四年(1576年)，汝谦不顾年老体弱，与乡贤一起，日筹夜划，募银2.1万余两，起窑40余处，终于将土城建成砖城。无为土桥河与桐城东乡接壤，驻兵防守，每年所需俸银由桐城百姓承担。汝谦多次具文，备述原委，终于取消百姓负担。卒后，乡民感其德，镌“万姓碑”于桐城东门外。
阮鹗
阮鹗，字应荐，号峰，今松园乡山阮家享堂人。曾受业欧阳德门下，研究王阳明之学。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进士，授南京刑部主事后，提升为御史，巡按顺天。进士王联检举中丞胡缵宗诽谤皇帝，世宗大怒，革胡职；鹗独辩明胡冤，王联以诬告罪处死。当其督学顺天在涿州校试诸生时，倭寇迫近京城，鹗率诸生登城助守。寇退，他奏御寇十策，皆被采纳。
不久，阮鹗改任浙江提学副使。其时歙州徐海等勾结倭寇，侵占浙江沿海五岛屿，四出骚挠，为害猖獗。鹗至，督率诸生学习弓矢，练阵法，准备进剿。不多时，倭寇登陆，杭州戒严，城门紧闭，众百姓奔城下要求进城避难，城内官员怕倭寇乘机侵袭，不敢开城门接纳，数十万人在城外嚎啕大哭。阮鹗见状怒道：“为官本在为民，奈何坐视而不救?贼尚在数十里外，坐弃吾民于贼乎?”即手持剑督开武林门，并陈兵于城中以备万一，令负辎重者由左，妇女老弱者由右，依次进城，毋相践踏。命兵士跑马传餐送食，难民得以全部进城，无一受害。不久寇至，阮鹗率诸生壮士出城迎击，斩杀甚众，贼溃逃走。朝廷嘉其功，升迁浙江巡抚兼理福建。
海盗首领徐海、陈东等率寇3万余围攻乍浦，阮鹗募壮士突贼围，夜间潜兵袭贼于嘉兴临平山，解乍浦之围。贼败逃桐乡打县城，鹗已先敌驰入，与知县金燕死守，相持40余日，总兵胡宗宪得以从容布置，设计诱贼，捕斩其首领。当时倭寇势力甚大，诸人欲以招抚了事，鹗独主张歼灭寇贼。他遂督兵从缙云直前，恢复仙居；再移兵雁门，乘雪夜登舟山重创倭寇。浙江平定，朝廷将其晋升一级，赐金币5枚。
阮鹗兼任福建巡抚时，沿海的海盗猖獗，民不聊生。为救民于水火，保障省城安全，他急率兵于洪山桥布阵，击败贼寇，俘获甚多，朝廷赏赐金币。是时闽军腐败，闻敌丧胆，临阵即溃。鹗刚来福建，因安排一段时间整理军纪没有及时出击，而御史宋义望则弹劾阮鹗懦怯畏敌，图谋不轨；朝廷轻听谗言，将其革官下狱，后经闽浙仕民多方营救获释。不久离京归里，在家乡聚生讲学不倦。著有《礼要乐则》2卷、《枫山章文懿公年谱》2卷。
隆庆间，长子阮自上书朝廷为父讼冤，但未准。神宗万历时，次子阮自华再次上血疏讼冤，诏复原官爵、赐葬、祀乡贤祠及浙江名宦祠。阮鹗墓在山北麓，已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吴一介
吴一介，字元石，号菲庵，今钱桥乡人。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进士，授河南光州知州。在位不畏权势，宦家贵族之亲眷、差役，以势压人，鱼肉百姓，吴依法办事，严厉惩治不法之徒，使其不敢为非作歹。在光州废除当地逢旱求雨暴晒巫师的恶俗。因政绩突出，升屯田员外郎。在修建洪应、乐城二殿时，贪官大兴工役，从中渔利以饱私囊，吴一介裁减苛税，严加约束，使贪官阉宦无隙可乘。为官常常依法鞭笞王府违法门客，同僚都为他刚正的行为担心。后来果然触怒了王爷，准备弹劾他，幸亏宰相徐文贞劝说，得以事息。
吴一介任江西副使时，岭南酋长卡豹作乱，占据电白县，县令弃城逃走。吴一介用计收复，生俘卡豹，投降者数万人，因而暴乱得以平息。不久迁河南右布政使，为官清廉。他常说：“自有生以至盖棺，无一日不可以死；自筮仕以至宦成，无一日不可罢休”。后辞官归里。
张泽
张泽，字大被，今牛集乡云田坂人。明世宗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贡生。授湖南沅江知县，兼理武陵，因亲丧去职回家，借贷办理丧事，人称他为“债宦”。丧事毕，补四川巫岭。在任期间，他免除茶税，建置驿站，人民称便。岁荒，捐俸买粟赈饥。民俗信奉女巫，泽烧其神像，鞭挞巫者，改变弊俗。后升任浙江衢州通判，调四川广安知州，道经巫山，巫山民众争奉酒迎接，车不得过，泽乃下车步行数里而去。到广安，一日判决积压讼案50多件。在堂前设置锅灶柴火，听讼者自炊，须臾裁决而去。有推官至，因索贿不得，预戒守门者不得让张知州进见。泽受阻从坏墙而入，对推官说：“吾有橐，请君探之；吾亦将探君橐。”推官惭愧离开。早些时，铨曹书曰“天下廉吏张泽”。泽入京受考核，宰相徐阶闻其名而招见，泽说：“群吏听冢宰黜陟，某不肖，安敢以私谒?”于是铨曹奏泽为天下第一，升支南佥事，先巡安普，继巡武定。
张泽为人豪迈任侠，有文武才干，不畏强权，人称父母官。任沅江令时，县境多旷地，招民开垦，助以牛力、种籽，亲自巡视田野，人民因之安居乐业。恰武陵洞民作乱，武陵县令无能办理，上司令他兼武陵令时，他诱敌深入，连连诈败，然后攻其不备，捣其巢穴，乱遂平。
泽在衢州，释放因拖欠钱粮而入狱者，宽其期限，因而百姓感泣，自动输送钱粮，使得衢州境内太平无事。其时龙游、常山缺县令，督府令张泽兼理龙游，而常山人民中道阻之，乃复使兼理常山。督府胡宗宪威倾两浙，部下到处勒索，张泽缚其部下而鞭之，解印待罪。胡接见加礼，戒部下曰：“汝不知此郡有廉吏乎?”有矿寇扰处州，势将及衢州，衢守议避之，泽说：“不可”!乃单身出城晓之以理，并送粮米，寇退，相戒不入衢境。
张泽赴云南，去家万里，仅以两童仆跟随。时凤继祖作乱，抚按议用兵讨伐，令泽监兵500征剿，一战而胜，再而捷。敌佯败渡河，泽麾兵前进，继而敌伏兵起，泽兵溃被执。在敌寨，泽整衣冠端坐，大义凛然。时大兵即集，敌首奉千金请其书信退兵，泽说：“天朝之臣，岂为贼作说客!”敌随以刀威胁，泽叱之。敌不肯加害，使轻骑送归。途中遇寇杀害，但仍归其尸。明朝廷追赠张泽为光禄寺少卿，赐庙额曰“忠节”，祀乡贤祠。
何思鳌
何思鳌，字子极，号海愚，今石矶乡青山人。明嘉靖间以贡生廷试第一，授山东栖霞知县。栖霞土地贫瘠，人民大多流亡在外，生产荒废。前任知县大多因完不成赋税被罢免。思鳌至，给耕具，免田赋，鼓励农耕，连年丰收，纳税数倍于前。因修邑志，编定山川图志；划都、鄙、里、社各级政区，并定约法；每社举有德望的耆老为社长和副社长，选才能高者为社师；岁时巡视，勤者有奖，惰者警告。同时于社中处理该社公诉，百姓可以旁听，广开言路，无一蒙冤之人。富民王氏误杀人，人谓思鳌应重罚王氏以避嫌疑；思鳌依法，判罚徒役，按察使疑其受贿，继而得明真象，更加尊重。
思鳌二子相继成举人后，遂辞官归。行李仅有两箱，一马驮回。民众簇拥而哭，父老各备餐具相随，一直送至青山，月余离开，望青山而哭。
思鳌归，闭门读书，不入官府，在青山聚族而居。岁大旱，与邻人共塘灌溉，邻人独占水利，家仆力请争之，思鳌说：“天若雨，自得水；如终不雨，彼待我后枯槁耳，何争为?”所行忠厚，卒祀乡贤祠。
吴用先
吴用先，字体中，一字本如，号余庵，今浮山乡人。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进士。授临川知县，在任时均平赋役，政绩第一，朝廷召为户部主事。后出任浙江按察使，迁布政使，皆有政绩。后升都御史巡抚四川，时值番族酋长为乱，大将刘廷争兵饷不肯进兵，用先亲自督战，平息暴乱。事后，用先奏请朝廷革除行都司和五卫官事，改五卫县为郡，30县兵权皆由文官掌管。此项改革得到朝廷支持，铲除武官侵虐百姓和私通番、苗的弊端。时隔不久，用先因病辞官，家居8年，朝廷复召为工部侍郎，准备晋升为少宰。时有客深夜来贺，并劝用先趁早巴结宰相，用先批评来客说：“宰为朝廷宰，非宰相宰也。”客人不欢而去。次日，总督宣诏，改用先为蓟辽总督。蓟辽地处边疆，为官者皆不愿去。用先说：“君命也，何敢避难?”天启二年(1622年)，用先到蓟辽与孙承宗(时为督师)同心同德，共同治管蓟辽，并上疏说：“臣抵任十日，即阅历蓟、昌各路，星驰山海关，至宁远。以臣所睹记，非独关外之难，关内亦难也。关内三协，以选将练兵为要义，以修墙筑台为急务；以抚剿相需、战守互用为决策；以崇简守约、惜军爱民为官方。”疏章得到皇帝的嘉许。在蓟辽的一年中，用先率军修理边防要冲19处，墩台堡堞焕然一新。蓟辽粮饷缺乏，用先率军民大兴矿冶，将矿物加紧运输到内地，以换取粮饷。因此边疆粮饷充足，各要塞安定无事。时适值阉官魏忠贤等诬陷杀害左光斗等人，用先愤而辞官回故里。著有《周易语》、《塞玉山房集》。卒后，葬于会宫乡杜公山西北麓。
吴应琦
吴应琦，字景韩，号五华，今钱桥乡人。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由太常寺博士，提升监察御史，巡按云南。沐藩骄横，难以治理，应琦巡按属部，利用沐藩父子争夺权利的矛盾改封沐黔为国公，将印授予其子，两藩遂合一。吴应琦在云南兴修学宫、奖励教育。在此期间，他考察到当地每年要向朝廷贡金，苛税繁重，就此愤而上疏，请求朝廷免除贡金。他说：“庙廊之黄金五千，闾阎之白镪不下五万，自皇上御极四十三年，进金二十几万……滇地本不产金……，括之绝域，贡之上方，而使荒徼有卖子鬻女之惨。”应琦列举滇地百姓嚣悍易动的特点，上奏说：“百姓足，君孰不足?”要求朝廷按抚为主。后得到了朝廷的许可，免去了滇地的贡金。
应琦在云南兴利除弊，得到百姓的拥护。不久因父亲去世回归故里。守孝满，还朝时得总宪邹元标的信任，请授应琦为浙江道御史。吴巡视顺水、保和时，阉党互相警告说：“吴应琦刚正秉公，切莫在此期间违反法规行事。”应琦在迁大理寺少卿时，坚辞不就，在皇帝诏书一再催促下，勉强出任南大理寺卿。不久，仍辞官回家。卒于乡，时年82岁。方学渐
方学渐(1539——1615)，字达卿，今浮山乡白人。12岁丧父，由于苦学，卓有成就。同邑前辈著名学者赵锐，仅一女，择婿时，召邑人面试，学渐以泥涂布衣往，拟书、作文以进，赵称奇才，遂以女嫁之，并厚陪以嫁田、房产。时兄学恒与弟分居，家境日趋贫寒，学渐将岳父家所陪田产让给兄，曰：“弟笔耕自足活，藉是以奉兄耳。”学恒从此由浮山迁往桐城麻山(赵氏田产所在地)。学渐对兄特别尊敬，兄亦爱弟，弟院中枫杞二树连理，观者以为昆仲之祥。学渐乃建亭于其下，曰：“连理亭”。
其时，汉阳张甑山为桐城教谕，十分器重学渐之才，向面试官推荐。学渐不以为然，避而不试，并说：“因人之力而获得意外，吾不为也。”其后从邹守益、吕坤、冯从吾、顾宪成、高攀龙诸名士交游，学识益进。学渐以布衣主文坛讲席20余年，并筑桐川会馆于枞阳，奉祀孔子，邀张甑山、何唐为主讲。学渐在馆讲授孟子“性善”之学、“泰安学派”的“人性皆善”之旨，抨击空幻虚玄之学。著有《心学宗》、《性善绎》、《桐川语》诸篇，远近人慕其风义，争相结社集会研习。学渐声望既高，慕名而来请其讲学者日增，于是出游大江南北，讲学四方，著有《会言》、《东游》、《北游》、《南游》诸记。学渐出游讲学时，谢绝官员迎送，不牵强附会，天性淡泊。见人有善则喜，有恶则规劝之，都出于至诚。对家乡创祠堂，修家谱，置祭田，建庙宇，筑桥梁，办学，都尽力资助。作《祠规》、《饮酢歌诗》，记述当时族祭、婚嫁、吊庆应遵循的礼俗。每次外游，遇有骸骨暴露必掩埋之，又买义山以葬无主之柩。常说：“得以吾之生也，随分薄施足矣。”学渐热爱家乡，写了许多诗词赞美家乡，其中“弃擢入丹丘，蠡台卷石楼。栏干浮蜃气，风雨出龙湫。野阔天连水，岩深夏欲秋。生无尘一点，浮此太虚舟。”的诗句，就是赞美家乡浮山的。
学渐卒年75岁，学者私谥为“明善先生”，祀乡贤祠。其遗体安葬在枞阳镇方家墩烈马攀鞍地，何如宠篆碑额，张麟撰碑文，张秉文书丹。今墓地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著有《易蠡》10卷、《孝经绎》1卷、《心学宗》4卷、《桐彝》3卷、《桐彝续集》2卷、《迩训》20卷、《崇本堂稿》22卷、《崇本堂续稿》2卷、《别稿》4卷。
左光斗
左光斗(1575一1625)，字共之，又字遗直，号浮丘，今横埠乡忠毅村人。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进士。
其父左出颖，乡人称左太公，生9子，光斗排行第五。光斗出身贫苦，从小发愤图强，有大志。
万历四十七年，光斗任左佥都御史时，巡视京城，目睹豪绅恶吏罪恶活动，非常气愤，一举缴获伪印70多枚，拘捕伪官100多人，纲纪一振，贪官恶吏畏惧敛迹。
熹宗天启元年(1621年)，光斗领直隶屯田事，见京城东南“荒原一望，率数千里，高处为茂草，洼者为沮洳”。他经过周密考察，向朝廷呈交了《足饷无过屯田，屯田无过水利》之疏文，主张北方效仿南方，兴修水利，种植水稻。并提出“三因”(一因天时、二因地利、三因人情)、“十四议”(一议浚川、二议疏渠、三议引流、四议设坝、五议建闸、六议设陂、七议相比、八议筑池、九议招徕、十议力田之科、十一议募富开爵、十二议择人、十三议择将、十四议兵屯)。奏章获得皇帝赞赏，下旨准行。朝廷委派通判卢象观主持兴修水利，开垦农田。光斗还亲巡阡陌，督促官吏从事农垦，广招南方农民到北方传授种植桑麻禾麦等技术；他又向朝廷启奏：今后朝廷考核官吏政绩，应当侧重农田水利建设方面，如果荒废农田，即使其他方面可观，也只能列为下等。由于光斗的倡导和躬亲力行，使幅员辽阔荒芜人烟的不毛之地，变成米粮仓。
万历四十七年，辽东事起，北关被攻破，神宗皇帝长年不理朝政，光斗感到国家安危在急，必须重视战备和积粮，开设“屯学”和“武学”以御外患。光斗上疏曰：“今日之事，辽安则天下安，辽危则天下危；皇上御朝则天下安，不御朝则天下危。”三次奏掌，神宗置之不理，致使女真族乘机崛起，向南扩张，步步紧逼，导致后来明王朝的覆灭。
万历四十八年，熹宗继位。时光宗宠妃李选侍盘居乾清宫，外倚阉党，内欺幼君，诈称光宗遗嘱要垂帘听政。以光斗为首的东林党人，恐阉党独掌朝纲，力持正论，疏请移宫，排斥阉权，肃清宫禁。熹宗见疏甚悦，又得到给事中杨涟和内臣王安的支持，李妃见势，只得由乾清宫移居岁鸾宫。
光斗知人善用，曾竭力举荐史可法。后来，可法不负其师厚望，成为明末朝廷的重臣。光斗生活的年代，系明王朝即将覆没的年代，君昏臣佞，不以社稷安危为己任，而是结党营私，争权夺利，阿谀则贵，持正则诛，朝政为魏忠贤所把持。光斗、杨涟等人为重振朝纲，同魏忠贤等作生死斗争。光斗曾疏列魏忠贤32条当斩的罪状，不料魏先发制人，诬光斗受贿银2万两，并假传圣旨把左、杨逮捕，直接关进监狱。天启五年(1625年)七月，光斗于狱中被摧残致死，时年51岁。思宗即位，追赠为右副都御史，赐国礼祭葬；赠太子少保，谥“忠毅”，奉祀乡贤祠。后人在县城建“左忠毅公祠”，以褒扬其一生正气和业绩。
光斗一生好学，少时爱读节义传记，后来精研程朱理学，著有《易说》、《左光斗奏疏》。
方大镇
方大镇(1560——1629)，字君静，号鲁岳，今浮山乡人。明神宗万历十七年(1589年)进士，授大名府推官。上任后平反冤案，救活130多人。升为御史，因病请假归。万历三十五年复出，巡盐浙江。当时所谓“九边”的军饷，半数取之盐课。自万历二十七年，新增盐税均加在2.6万多号盐商和灶户上，商、灶因税重歇业，边疆的军饷供给不上。大镇立条规，清理积弊，释放因贩私盐而充军的数千人。并疏请减少商、灶新税之半。巡按河南，福王以洛阳4万顷田赋增加私人收入，又在每年盐税里支银12万两，大镇奏减其半。后迁大理寺少卿，一时名人如邹元标、冯从吾等都很推重他。
大镇论“学”以“性善”为主旨，论“治”必基于人君的德行。又为已经配享孔庙的陈献章、胡居仁未有谥号，为之疏请，陈得谥“文恭”，胡得谥“文敬”。又请召用邹元标、蔡悉、周汝登等。奉使蜀藩，面辞皇帝，着重提出经筵四事。及回，朝廷奸官当道，排挤正学，邹、冯皆已革位，形势日坏。大镇卜之于《易》，得“同人于野”的卦辞，遂辞职，回归浮山隐居，题其所居为“在陆山庄”，自号野同翁。并题诗曰，“浮渡吾乡里，虚舟免问津。有岩堪刻字，何处不同人。太古当高咏，传家此析薪。天池原易汲，满酌洗红尘”。大镇晚年又在小龙山(今安庆市郊区)建“白鹿山庄”以隐居，并建“荷薪馆”于明善祠旁。
大镇系学渐长子，天性极孝，年70丧母，庐居墓旁，未及满孝而卒。门人私谥“文孝”，祀本邑忠孝祠、乡贤祠及浙江名宦祠。卒后安葬于小龙山(今安庆郊区)。
著有《易意》、《诗意》、《礼说》各若干卷、《奏议》6卷、《荷新义》8卷、《田居乙记》4卷、《宁澹居诗集》13卷、《文集》12卷。
方孟式
方孟式(1582——1639)，女，字如曜，方大镇长女，今浮山乡人。孟式学识渊博，擅长诗词书画，她画的观音像，栩栩如生。同张秉文结婚后，不育，秉文纳妾陈氏育有3子，孟式爱如自己所生。崇祯十一年(1638年)，清兵攻陷北京附近48座县城，又围攻济南，张秉文时任山东布政使。孟式对秉文说：“您是国家官吏，应与职守共存亡；我是您妻子，应与您共存亡。”不久，家人报告形势危急，请她走。而孟式斥责道：“我走，城内军民，必将认为我丈夫没有决心守城，人心一动摇，必然坏大事!”孟式预知事情严重，告诉随身侍女说：“万一情况危急，我将跳到湖中殉国。”
次年正月，城被敌人攻破，秉文披甲领兵巷战。有人向孟式报说秉文逃走的消息，而遭到斥责。她说：“我丈夫难道是弃城苟且偷生的人吗?”又有人来报秉文战死的消息，孟式含泪说：“这就对了!”于是告诉妾陈氏说：“我不能独生，你应该保护孩子逃回家乡，为张氏留下后代。”陈氏要求同她一道尽节，她答应了。二人便一同投身到大明湖中。侍女为她俩的壮烈行动所感动，跟着投湖的有好几人。后来，朝廷赠孟式为一品夫人，赐国祭。孟式著有《纫兰阁集》12卷，载《明史·艺文志》。
何如宠
何如宠(1569——1642)，字康侯，号芝岳，今石矶乡何家青山人。明神宗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进士。如宠博学多才，被选入翰林院，授庶吉士。闻父病，归家探视；父殁，守孝3年。回京后，授编修。母老，告假回家奉养。他和兄如申相约，兄弟二人不同时外出，如外出必留一人在母亲身旁。万历三十九年，如申督征军饷，事完回家，如宠才再赴京城，升中允，迁右庶子。时某中书得皇帝宠幸，大权在握，如宠和左庶子赵师圣皆当迁官，不少人都劝他俩去拜望中书，而遭拒绝。
熹宗天启元年(1621年)，如宠升礼部侍郎，因母病故未到位。守孝满，赴任原官。时阉党魏忠贤专权，东林党杨涟、左光斗等遭陷害。魏忠贤的心腹——魏广微骄横得志，上疏弹劾何如宠，说他与左光斗既是同乡，又是好友，实为同党，因此如宠被革职。
崇祯帝即位，二魏受到惩处，朝廷起用如宠为吏部右侍郎，旋即改任礼部尚书。他上任后，勤于朝政，一丝不苟。大学士刘鸿训因守关兵士缺饷，请发储金30万两，因此触怒崇祯皇帝，欲杀之。为营救鸿训，如宠甘当风险，左右斡旋，终使崇祯宽容，改死罪为流放。
明例，凡是封藩皇族的婚娶和爵位名称，都要朝廷批示，官吏乘机设关卡要挟索贿，以致积压奏文逾千份，有的已经老死还没有得到名称，有的白发未婚。如宠向朝廷力谏其弊，革除旧例，使皇族中得到命名婚娶者600多人。
崇祯二年(1629年)十一月，清军逼近北京，京都戒严。城中有一些人自请用私财募兵帮助守城，朝中大员认为是忠勇豪壮的行为。如宠独认为不可，说此举如果被坏人利用，将要引起内讧。皇帝召见，如宠仍坚持原意。崇祯帝派员侦探，得知募兵守城者果然心怀叵测，如宠由此受到皇帝的信任。十二月，皇帝命他和周延儒、钱象坤等以本官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时满清为推翻明朝，统治天下，施反间计，谋害兵部尚书袁崇焕。崇祯帝昏庸，决定处死崇焕，并要诛连全族。如宠知其冤，尽力为之解脱，免死的300多人。如宠为官清廉，深得在朝官员信赖，官至少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
如宠为人，大度宽宏，平易近人，与宾友以诚相见，因此，一时士大夫都爱接近他。他操行纯洁高雅，与人无争，不轻于求进，而易于引退，这种操守，更为时人所推重。崇祯六年，首辅周延儒被温体仁疏告罢相，帝召如宠接替。如宠素知温体仁的阴险狡诈，料不相容，行至淮安，六次上疏坚辞，始得皇帝批准。
当时张献忠、李自成军势浩大，如宠上疏：安庆是军事要地，必须有大员坐镇。从此安庆设巡抚。
崇祯十四年，如宠卒于金陵官邸，年73岁，祀郡、邑乡贤祠。南明福王时，追赠太傅，谥“文端”。著有《奏疏》3卷、《后乐堂稿》若干卷。
阮大铖
阮大铖(1587——1646)，字集之，号圆海，一号石巢，又号百子山樵，今松园乡山村阮家享堂人。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进士，授户部给事中。为人机智灵敏，颇有才华。左光斗爱其才，而交往甚密。阮欲倚东林党人，而赵南星、高攀龙、杨涟等认为大铖浮躁而鄙之，致使大铖不得志，从此对东林党埋下不满的种子。天启四年(1624年)，吏部给事中缺人，大铖依序应选，因父丧归里，光斗以书召之，虽多方斡旋，均因赵、高、杨等反对，改用魏大中；大铖补为工部给事中。大铖从此深恨赵、高、杨、魏等，而投靠掌握朝政的魏忠贤，不到一月，即辞呈回归故里。后来汪文言案发，杨、左诸人被魏忠贤所杀，从此东林党人失势，大铖被召任太常少卿。大铖心知魏奸诈，作恶多端，注定要失败，每每带礼物看望魏忠贤，一出门马上用重金收买阉人，销毁他的名帖。几个月后，大铖复乞归里。崇祯即位，杀魏忠贤，驱逐他的党羽，未发觉大铖是同党，竟起用为光禄卿。御史毛羽健奏劾，崇祯二年(1629年)“钦定逆案”，大铖列在四等，革职还乡为民。
崇祯八年，农民起义军张献忠部，攻破凤阳，转战太湖、宿松，进逼桐城境内。大铖携家人逃到南京定居。是时农民起义军声势浩大，崇祯急于招揽人才，破格录用。大铖于是招纳游民侠客，谈兵说剑，企图乘机再起。礼部主事周镳正在南京茅山家居，联合一班倾向东林党和复社的名士，竭力反对，大铖被迫躲进牛首山的社堂寺中，终日填词作曲，编写传奇，名剧《燕子笺》就是在该寺撰成。时被魏忠贤杀害的名士之后魏学濂等在桃叶渡聚会，观看演出《燕子笺》，既赞赏大铖的才华，又痛骂大铖卑污无耻。大铖要求名士侯方域从中斡旋，和名士们解除仇怨，而侯的宠妓秦淮李香君极力阻止。大铖知事不可调和，适逢崇祯帝用东林党人推荐的周延儒为宰相，大铖带重金到扬州路上叩见周，恳求起用。延儒因怕东林党和复社人士的反对，不敢直任其官职，而先起用与大铖要好的马士英为凤阳总督，作为起用大铖的准备。
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攻进北京，崇祯帝自缢。马士英等在南京拥立朱由崧为帝，建立南明小朝廷。马士英总揽大权，荐举大铖有将帅之才，请福王起用；东林、复社人士因失势，虽极力反对，但无济于事。福王乃亲下诏书，起用大铖为兵部右侍郎，继兼右副都御史，巡阅长江防务；弘光元年，升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
大铖得志，召来原在“钦定逆案”中的杨维垣、张孙振等人，安排在御史行列，扩充自己的势力，决意报复东林、复社人士。借疯颠和尚大悲伪造所谓“十八罗汉五十参之日”，罗列罪状，革除史可法、姜日广、刘宗周的官职，捕杀周镳、雷演祚，追捕左光先及光斗之子左国柱，清除东林、复社党羽，以雪心头之恨。马士英对大铖任意扩大打击面感到不妥，福王对疯颠和尚一案，也不愿株连，于是杀大悲一人了事。马士英荐举大铖，两人交情因之更为密切。后来大铖位高权重，有时竟不理睬士英，自己联络宦官，直接听取福王的旨意。吏部尚书缺人，士英想用张国维，而大铖已先授张捷，士英感到惊讶，对大铖说：“今海宇崩离，赡乌未定，公何苦乃尔?”大铖曰：“古人不云乎，吾日暮途穷，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时左良玉从武昌用兵，声言“清君侧”，声势很大。大铖抽调江防兵力在采石大败左兵。
弘光元年(1645年)四月，清兵南下，势如破竹，明督师史可法在扬州殉难。清兵长驱直入，一举渡江攻陷南京，俘获福王。大铖变换服装，逃到杭州金华，遂通降表于清。清顺治三年(1646)六月，清兵渡过钱塘江，大铖充当向导，攻破金华。一日从军上仙霞岭，下马疾行，气喘心慌，跌石而死，尸体运回南京，安葬在祖师寺对门吉山。
大铖系阮鹗曾孙，世代书香，文学才华出众，叔祖自华常告戒大铖说：“诗是吾家事，宜单出独树，杼柚于怀。以子之才，不千秋是图，而日与某相酬唱，吾悲其风之日下也”。大铖在戏曲创作上却能另辟蹊径，名重一时，对戏曲发展作了一定贡献。著有《咏怀堂诗》4卷、《外集》2卷、《丙子诗》l卷、《戊寅诗》1卷、《辛巳诗》2卷、《丙子诗补遗》1卷。另有传奇11种，今存《燕子笺》、《春灯谜》、《牟尼合》、《双金榜》4种。
姚康
姚康(1578——1653)，字休那，原名士晋，今会宫乡老桥村人。父姚一邃，明代诸生，早逝。母亲吴氏，守节抚养姚康。万历年间(1573——1619)为诸生，有才华，识见超人，学术长于史事。幼时，塾师教读经书，常常昏昏欲睡，读史书则心情开朗，能将全卷逻辑成理，议论是非成败，与众不同；学文章，崇尚司马迁，但也不全相似，只效法其豪放流畅的一面。
曾寓居同乡何如宠相国处，何以宾礼相待。如宠给吴江周忠愍作的墓志，是姚康代写的，资料性很强，后来编史书的就根据志文立传。如宠母丧回家，孝满，又被宣召进京，邀他同行。姚康预知明朝将亡，遂题“卧猿诗”赠何如宠：“饱食衣裳足矣哉，这场大梦几时回，而今要醒而今醒，莫待藤枯树倒来。”如宠于是称病不奉诏。姚康后来进史可法幕。不久，姚康辞归故里，幸免扬州之难。
明亡后，姚康不再出游，隐居于会宫西边的黄公山下的竹影庵，怀亡国之痛，抑郁悲伤，作《忍死录》，记述其曾祖以下的四世家事，言辞至为沉痛；又著《黄巢传》，借唐代史事以论当时政治的黑暗和军事的失误；又著《评货殖传》，上述各书均刊行间世。另有《姚休那遗稿》12卷、诗集1卷、外集3卷，是姚康的六世族孙姚灼所辑，清光绪十一年印行。姚康健在时，史可法曾为他预题墓碑，文曰：“明读书人姚康之墓。”他自己作墓碑联，写道：“吊有青蝇，几见礼成徐孺子；赋无白凤，免得书称莽大夫。”150年后，姚鼐为他作墓表。墓在义津桥吐秀山东麓，现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方孔炤
方孔炤(1590——1655)，字潜夫，号仁植。今浮山白沙岭陆庄人。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进士，授嘉定州知州。调任福宁知州、兵部主事。熹宗天启元年(1621年)，孔炤由员外郎提升职方司郎中。但不久，太监魏忠贤等当政，原来反对他的官员先后被罢免；同时，东北边境，战事频繁，武将竞把边防看作畏途，凡选任边帅的，大都贿赂魏忠贤求取免役，孔炤对此进行了揭发检举。另外，魏忠贤准备进封侄儿良卿为伯爵，孔炤坚决反对，忠贤大怒，设法罢免了孔炤官职。
崇祯帝即位后，诛魏忠贤，恢复孔炤官职，又升任尚宝司卿。崇祯二年(1629年)，孔炤因父丧回乡。其时，县城内富家贵族鱼肉人民，黄文鼎、汪国华等为首杀富济贫，烧毁富家房屋。孔炤认为他们是犯上作乱，设计诱杀了黄、汪等人。服丧期满，孔炤到京复职。不久，升任佥都御史，巡抚湖广。刚到任，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已率军由郧阳渡河，孔炤所部万人，但因多面部署，兵力分散，其中快速部队一骑兵不到总数的十分之一，他激励将士英勇作战，连战连胜。由于张献忠势力强大，总兵熊文灿主张招降，张献忠借机假投降，被封为副将；后诈称受抚的陆续而来。孔炤认为张献忠投降不是诚意，力陈招抚策略的错误，8次上书，上司均未采纳。不久，张献忠再度起兵造反，知道孔炤有准备，不敢南下，遂引兵西进，孔炤在荆门、当阳一线阻击，在来家河神通堡打败了张献忠。张献忠退兵屯兴山。时朝廷派杨嗣昌代替熊文灿为总兵，传令楚、川、沅3路会师夹攻张献忠；献忠于夜间拔营逃走。孔炤料他“狡诈”，下令原地驻防，不可移动；但已有二位将官迫于嗣昌命令，率兵出发，行至香油坪，中计，遭围攻溃败。嗣昌在命令军队进击的同时，令孔炤进驻襄阳。襄阳距香油坪800里，当听到军队被围消息，孔炤约沅、川两军赴援，两军又被嗣昌调往他处，只得率部1000余人兼程往救，赶至竹山，官军已在6天前溃败。由于孤军深入，被张献忠围攻受创。本来嗣昌与文灿都主抚，只有孔炤与其意见分歧，这次孔炤战败，实由嗣昌调度失宜所致，但嗣昌反借此劾孔炤贻误军机，逮捕下狱。由于孔炤长子以智以血书诉冤，才得以从轻处理，遣戍绍兴。过了很久，孔炤才因他人荐举复职，命他督理山东军事；没有到职，李自成已攻北京，崇祯帝自缢；孔炤遂护送老母归隐白鹿山庄终老。孔炤死后葬横埠区后方乡合明山，门人私谥贞述先生。著有《周易时论》22卷、《尚书世论》2卷、《礼节论》若干卷、《春秋窃论》2卷、《全边纪略》12卷、《抚楚疏稿》4卷、《环中堂集》12卷。
方维仪
方维仪(1585——1668)，女，字仲贤，今浮山乡陆庄人。其父方大镇，明万历年间进士，官至大理寺少卿。维仪幼从家学，工于诗，长于画。年十七嫁同乡姚孙为妻，夫患绝症，不久病逝。维仪年轻丧夫，守志“清芬阁”，孤身伴影，潜心研究诗画。堂妹维则十六孀居，两人过往甚密，切磋诗画艺法；胞弟方孔炤妻吴令仪及其姐吴令则，与维仪大姐孟式皆好诗画，五姐妹常聚“清芬阁”，吟诗作画，推敲唱和。维仪的诗风细腻缠绵，平俗易懂，维则、令仪敬佩而推为师。令仪早逝，孔炤官任湖广，教养侄儿方以智的重任落在维仪身上，她日日细心指点，督促课读，并以气节来鼓励以智。方以智后成文化宗师、科学名流，是与姑母维仪苦心教育分不开的。
维仪精心研读文史，辑录古今女子诗作，编著《宫闱诗史》1部，另著《清芬阁诗集》7卷，均为珍贵的名媛史料和佳咏。其绘画师法宋代李公麟，特别是白描《观音大士图》形神兼备，人争相收藏。
方以智
方以智(1611——1671)，字密之，号曼公，别号浮山愚者；为僧后，法名弘智，无可、药地、浮庐、墨历等。今浮山乡陆庄人。
方以智出生于仕宦之家，祖父方大镇、父方孔炤，在朝都身居要职，他们在政治上倾向“东林党”，学术上喜谈“物理”(即事物发展的道理)，并通医学、地理、军事等，对方以智颇有影响。以智幼年智力超群，勤学好问，9岁能文，15岁博览群书，22岁即著书立说。曾“接武东林”、“主盟复社”，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是明末著名的“四公子”之一。崇祯十三年(1640年)考取进士，任翰林院检讨。明王朝灭亡后，他在战乱中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李自成攻进北京，以智被捕，后乘机逃至南京。时福王立于南京，掌握朝政的为马士英、阮大铖。马、阮诸人，与“东林党”“复社”结下不解之仇，欲除以智。于是以智伪装道士逃到天台、雁荡山中，靠卖药为生。为了反清复明，以智历经艰辛，四处奔波。清顺治三年(1646年)，桂王立于肇庆，以智因拥立有功，封为左中允，充当经筵讲官。南明永历元年(1647年)正月，清兵攻破肇庆，以智跟随桂王逃梧州，加封为侍讲学士、东阁大学士。不久，被太监王坤排挤罢官。这时，以智目睹永历王朝派系纷争，气数已尽，虽有宏图大志，但身单力薄，不得不浪迹源州天雷山(今湖南黔阳)、贵洲黎平、天柱及湖南辰州(今湖南沅陵)、大埠(今湖南衡阳武冈)等地。清顺治五年(1648年)冬，方以智返桂林，携妻小移居广西平乐西山。清兵攻占平乐，以智削发易服为僧，被清兵拘捕，清将马蛟麟胁迫其投降说：“官服在左，刀剑在右，你自已选择吧!”以智从容弃官服就刀剑，视死如归。清将为方以智浩然气节所震惊，亲解其绑，允许为僧，羁养于梧州古刹冰井寺。顺治九年，以智终于脱离粤西，越梅岭，下赣江，登庐山，养病五老峰，在流泉飞瀑声中著成《东西均》、《茶泉》等。不久，他返回家乡——浮山。
顺治十二年冬，以智父孔炤病逝，葬在合明山，以智庐墓3年。在此期间，他向长子中德讲授经史，向次子中通讲授数学、天文学，向三子中履讲授医学、音韵，教侄子中发学诗文书画，后来各因其长皆有著述。庐墓期间，还著有《医学会通》、《药集》、《五老约》。3年过后，他仍离家远游，溯江上庐山，隐居五老峰，禅游于旴江，避匿荷叶山，住持景云资圣祠和新城寿昌寺。康熙二年(1663年)，赴泰和住持首山沟林禅寺。第二年，移居青原山净居寺。康熙九年，应安徽巡抚张朝珍、桐城县令胡必选、乡绅吴道新之请，住持浮山大华严寺，为浮山佛教第十六代祖师。康熙十年，以智因粤案牵连被捕，押往岭南。十月初七，在途中船上因背部毒疮发作卒于万安县境。以智卒后，在青原山上建了衣钵塔，在浮山华严寺后建了爪发塔，肉身由其子孙安葬在浮山白沙岭。1961年，安徽省人民委员会将其墓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方以智是明末清初一位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杰出的科学家、文学家。在自然科学上的成就，集中体现在著述《物理小识》中。该书内容十分广泛，内分天、历、风雷雨旸、地、占候、人身、医药、饮食、衣服、金石、器用、草木、鸟、兽、鬼神、方术、异事等17类，共12卷，是一部自然科学方面的百科全书。其中涉及到物理知识，有光学、电学、磁学、声学、力学诸多方面。它不仅总结了中国古代许多科学成就，批判地吸收当时西欧传来的科学知识，而且对其中不少问题提出自己独特见解，尤其在光学方面成就更为突出。《四库全书总目》称其“考证奥博，明代罕与伦比”。日本学者认为这部书是“当奈端(牛顿)之前，中国诚可以自豪的著作”。如书中关于光学实验的记载，比欧洲要早一个多世纪。《物理小识》的成书时间和伽利略《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体系》这一西方科学巨著的出版时间(1632年)差不多同时，其科学理论水平与西欧著名科学家相比毫无逊色。
以智著书数百万言，除《通雅》、《物理小识》、《药地炮庄》已收入《四库全书》外，《通雅》一书早在清嘉庆、道光年间，就已经传到日本、朝鲜等国。他的主要著作有：《易解》2卷、《物韵声源》1卷、《通雅》52卷、《物理小识》12卷、《药地炮庄》9卷、《医学会通》、《诸子燔》各若干卷、《几表》若干卷、《东西均》1卷、《浮山前后集》22卷、《浮山前后编》16卷。1961年，安徽省博物馆为纪念他诞生350周年，举办了他的著作和生平事迹展览；1973年，台湾士林故宫博物院举办了他的书法展览；1974年，香港中文大学举办了他的画展。1986年，安徽省有关部门在县莲花湖宾馆召开方以智诞辰375周年纪念会，并到浮山拜谒了方以智墓。他的学术成果日益受到中外学者的高度重视；他的文章成为桐城文派的先河。
钱澄之
钱澄之(1612——1693)，字饮光，初名秉镫，字幼光，晚号田间，又号西顽道人。今石矶乡人。澄之父名志立，明万历诸生，以讲学为业。澄之幼从父读，11岁能文，崇祯时考取秀才。一日，御史某巡至安庆，大摆仪仗，威风显赫，进谒孔子庙，秀才都在圣庙门外迎接。他突然上前挡住车，扯毁帷帐，撒小便溅御史外衣，当众揭发他贪赃枉法，祸国殃民的卑鄙行为。御史原为魏忠贤余党，怕露老底，忍辱避之，不敢追究此事，澄之因此声名大起。
澄之身体魁伟，少有大志，好饮酒，喜谈经世方略，慷慨激昂，尝想冒风险建立功名事业。当时复社、几社兴起，宣城有沈眉生，贵池有吴应箕，桐城(今属枞阳县)有钱澄之、方文和方以智诸人。澄之又和陈子龙，夏允彝组织云龙社，与东林遥接，和马士英、阮大铖抗争。福王称帝南京，马士英、阮大铖当权，通缉东林和复社人士，澄之逃避武水钱仲驭家。不久，福王朝覆灭，澄之就和仲驭起兵抗清，兵败震泽，仲驭战死，澄之夫人方氏和女儿殉难。澄之与长子法祖逃入闽中，时唐王朱聿键称帝福建，授澄之任吉安府推官，不久改任延平府推官。唐王覆灭，澄之奔赴桂王朱由榔，任礼部主事。桂王永历三年(1649年)，澄之经过特试，被授为翰林院庶吉士兼制诰。后因爱说直话，遭到排挤，乃化装僧服回枞阳，在田野中建筑房屋，隐居著书，自号田间。
澄之回乡后，其子法祖被人杀害，县令隐而不报。澄之与其力争，县令反而庇护原告，则原告更与之为仇。因此澄之不敢乡居，移居枞阳镇，购置“北山楼”。钱澄之一生著作甚丰，不少作品表现了眷怀明室、反抗异族入侵的感情。清初学者唐瓯称他的文章“如泉之流，清莹可鉴，甘洁可饮，萦行不滞，以达于江海，使读者目明而心开。”他的《南渡论》、《闽论》、《粤论》3篇文章，笔力矫健，虽“三苏”也为之逊色。他的诗“冲淡深远，出于自然，度王(维)孟(浩然)而及陶潜”，且在平淡中蕴藏着民族感情。他的著作和诗文，不仅记录着他个人的遭遇和感受，还反映了明末社会动乱的政治斗争和人民灾难，既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同时也是极珍贵的史料，对后来的“桐城派”影响极大。澄之著有《田间易学》、《田间诗学》各12卷、《庄屈合诂》8卷、《田间文集》30卷、《田间集》10卷、《藏山阁尺牍》4卷、《藏山阁文存》6卷、《藏山阁诗序》14卷。此外，还著有《所知录》。终年81岁，葬破罡乡桃花山南麓。
方中通
方中通(1635——1698)，字位伯，号陪翁，以智次子，今浮山乡陆庄人。他从小受家学熏陶，研读认真，书无所不读，尤爱天文历算。明亡后，虽颠沛流离，仍手不释卷。初从汤圣弘学习西算，对算学、物理、音韵颇有研究。18岁探亲至南京，遇梅文鼎、薛凤祥等著名数学家，遂结为师友，相互切磋；同时向西洋学者穆尼阁学习历算，得火星法。父以智在合明山为父庐墓时，将一生所学传教诸子，中通从中深得精奥，变数十图以进，以智甚喜。中通自此更加深入考求天文、历数、音韵、六书之学，他认为勾股出自《河图》，加减乘除出自《洛书》。后又在学习研究西欧科学新知识的基础上，“乃合笔、筹、珠三法”，穷差别于《九章》。25岁到京城，与钦天监汤若望谈论历法，若望惊佩奇才。前后10年辛苦钻研，27岁时著成《数度衍》24卷，附录1卷。书成，中通曾赋诗感怀：“奉余易象本家传，笔冢堆成砚亦穿。自笑十年忘寝食，宁夸两手画方圆。收得今日东西学，便作前贤内外编。聊以娱亲消岁月，行藏未卜且由天。”梅文鼎为《数度衍》作序，并和当时的数学家参加讨论校订。该书被称为是一本百科全书式的数学著作。他首创“对数”之说，成为中国论对数的第一人。他的《数度衍》问世，比《梅氏丛书》和《数理精蕴》要早几十年。因此，在清初数学著作奇缺的情况下，《数度衍》是习算的重要参考书。其筹算、尺法引起梅的注意，梅氏研究西洋筹算就是受他的影响而开始的。
中通的著作还有《暍方问答》、《音韵切衍》、《篆隶辨从》、《心学宗续编》、《陪翁集》、《浮山文集》等。中通于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卒。
方式济
方式济(1678——1720)，字渥源，号沃园，登峄子，今义津镇人。式济周岁即随母吴氏迁居金陵(今南京)，7岁丧母。年渐长，因好学工诗，精于绘画，曾得到当时的大画家王原祁的赏识。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中进士，授内阁中书。次年回家省亲，适逢《南山集》案发。因《南山集》有数处写到族人方孝标，因此全家被牵连，式济和父方登峄共4人同时被贬谪到黑龙江卜魁城(今齐齐哈尔)。边关看守的头领想把其亲属分居各地，式济卖尽衣装打通关节，才得以聚居。式济在风雪中上山打柴，常常两手破裂出血，但在父亲面前总是谈笑自若。父子之间，自谓“师友”，常在一起精研经学。长期的边疆生活，使式济对当地的风情产生浓厚的兴趣，于是爬山涉水，实地考察，并查阅大量资料，详细记述了边陲的山川、民族分布、物产、资源和历史沿革等，写成了《龙沙纪略》一书。该书为清代名志，后被收入《四库全书》。
式济为人谦虚忠厚，每当看到人家有长处，常常以其作楷模，自勉奋进。人有急难，则乐而助之。式济曾与族弟方薪传作客在外，族弟染上病疫，人人都躲避而去，但式济却始终照料族弟，同室起居，一直等待族弟病愈。式济42岁时，病死于卜魁城。著有《龙沙纪略》2卷、《易说》6卷、《陆唐诗稿》2卷。
方苞
方苞(1668——1749)，字凤九，一字灵皋，晚年号望溪，祖籍今牛集乡方皋庄。苞生于江苏六合之留稼村。高祖方大美，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6年)进士，曾任太仆寺少卿。曾祖方象乾，明恩贡生，曾任按察司使，充岑西左江兵备道，明末，因避乱寓居江宁(今南京)。祖父方帜，曾任芜湖训导，后调任兴化县教谕。父仲舒，国子监生，青年时耕牧于枞阳黄华，家境日落，后入赘江苏六合县留稼村吴勉家；生3子：长子方舟，次子方苞，幼子方林。
方苞自幼聪明，4岁能作对联，5岁能背诵经文章句，6岁随家由六合迁到江宁旧居居住，仍保留桐城籍，常回枞阳。16岁随父回安庆参加科举考试。24岁至京城，入国子监，以文会友，名声大振，被称为“江南第一”。大学士李光地称赞方苞文章是“韩欧复出，北宋后无此作也”。方苞32岁考取江南乡试第一名。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考取进士第四名。时母病回乡，未应殿试。康熙五十年，《南山集》案发，方苞因给《南山集》作序，被株连下江宁县监狱。不久，解到京城下刑部狱，定为死刑。在狱中两年，仍坚持著作，著成《礼记析疑》和《丧礼或问》。康熙五十二年，因重臣李光地极力营救，始得康熙皇帝亲笔批示“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遂免死出狱，以平民身份入南书房作皇帝的文学侍从，后来又移到养蒙斋编修《乐律》。康熙六十一年，充武英殿修书总裁。雍正九年(1731年)解除旗籍，授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次年迁翰林院侍讲学士。雍正十一年，提升为内阁学士，任礼部侍郎，充《一统志》总裁。雍正十三年，充《皇清文颖》副总裁。清乾隆元年(1736)，再次入南书房，充《三礼书》副总裁。乾隆四年，被谴革职，仍留三礼馆修书。乾隆七年，因病告老还乡，乾隆帝赐翰林院侍讲衔。从此，他在家闭门谢客著书，乾隆十四年病逝。年82岁，葬于江苏六合。
方苞治学宗旨，以儒家经典为基础，尊奉程朱理学，日常生活，都遵循古礼。为人刚直，好当面斥责人之过错，因此，受到一些人的排挤。
方苞首创“义法”说，倡“道”“文”统一。在《史记评语》里说：“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以义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论文提倡“义法”，为桐城派散文理论奠定了基础。后来桐城派文章的理论，即以方苞所提倡的“义法”为纲领，继续发展完善，于是形成主盟清代文坛的桐城派，影响深远，至今仍为全国学术界重视，方苞也因此被称为桐城派的鼻祖。
方苞著有《周官集注》13卷、《周官析疑》36卷、《考工记析疑》4卷、《周官辩》1卷、《仪礼析疑》17卷、《礼记析疑》46卷、《丧礼或问》1卷、《春秋比事目录》4卷、《诗义补正》8卷、《左传义法举要》、《史记注补正》、《离骚正义》各1卷、《奏议》2卷、《文集》18卷、《集外文》10卷、《补遗》14卷，另删订了《通志堂宋元经解》。方观承
方观承(1698——1768)，字遐谷，号问亭，又号宜田，式济子，今义津镇人。方观承自幼跟随父亲读书，聪慧勤恳。康熙五十年(1711年)，因“南山集”案，父亲受牵连，家陡变。祖父方登峄和父亲方式济一起被流放，戍守卜魁城。观承因家难寄食清凉山寺，每年同兄观永步行到黑龙江为亲人谋求衣食。不几年，祖父和父亲先后死在卜魁城。为生活计，观承曾在北京街头卖字，得到清平郡王福彭的赏识。雍正十一年(1733年)，观承由监生加中书衔，随平郡王福彭平准噶尔部贵族叛乱。观承时为记室，平乱后因功升为内阁中书。乾隆初，入军机处办事，升为吏部郎中，出任直隶清道布政使。观承升浙江巡抚后，解除了丝、米禁令，开垦海滩荒地3万顷，每年增加杂粮10万担。乾隆十四年(1749年)，观承任直隶总督兼掌治河。乾隆十六年，撰修《两浙海塘通志》，专论保护堤岸，防止海水侵蚀的措施。在治理永定河时，他从实际出发，洞彻地势，相时决机，前后治理数十流，变水害为水利，百姓均受其益。
观承在疏浚易州(今易县)安固河时，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调动32个州的民工，“筑叠道，开渠道，诸工皆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观承善于治水，也注重农事研究。乾隆三十年，他曾绘制16幅《棉花图》(又名《木棉图说》)进呈乾隆帝。《棉花图》形象地介绍了从种植、培养、采收到织成棉布的全过程。乾隆帝在《棉花图》上题诗16首，备加赞许。
在为政方面，观承多采取族长方苞“设义仓积谷备荒”的主张。他还经常就书法、诗歌、为政等方面以书信形式，请教方苞。乾隆三十三年，观承卒，谥号“恪敏”。著有《薇香集》、《燕香集》、《宜田汇稿》、《问亭集》、《述本堂集》等。
方维甸
方维甸(1759——1815)，字南藕，号葆岩，观承子，今义津镇人。维甸19岁时，乾隆帝追念其父方观承功劳，恩赐内阁中书，值军机处。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维甸中进士，以吏部主事的身份，随大学士福康安出征台湾。累迁御史，赏戴花翎。乾隆五十四年，典试广西，晋级光禄寺少卿；随征西藏廊东噶，升为正卿；随同尚书苏凌阿到山东勘定案件，转为太常卿，充顺天副考官。次年，主办长芦盐政，因事撤职，发往军台效力。后特旨赦免，赏员外郎，仍到军机处办事。嘉庆四年(1799年)，分校会试，累迁侍读内阁学士；随尚书那彦成练兵关陇，授山东按察使，调河南布政使，升陕西巡抚。在任7年，先后平定川楚之乱。嘉庆十四年，提升闽浙总督，剿除蔡牵余党。曾亲自渡海到台湾，平息了群众的长期械斗。
维甸在台湾以母老请归赡养，得到清帝允许。不久母死，在家守孝。是时，有林清突袭皇宫、李文成占据滑县之变，朝廷特令维甸为军机大臣，直隶总督，许以丧服从事。他接旨后即赴军营，至时那彦成已经奏捷，继而上疏辞官，仍回家守孝。维甸因哀恸过度，于嘉庆二十年六月卒于家，赠太子少保，赐祭葬，谥“勤襄”。奏疏、诗文存稿很多，毁于火，长女仲惠汇录余稿为《心兰室稿》，计2卷。
刘大櫆
刘大櫆(1698——1780)，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今陈家洲人。大櫆受教于同乡吴直，才华出众。20多岁以布衣入京，方苞见到他的文章，极其叹服说：“如苞何足算哉!邑子刘生乃国士尔!”并称赞他是韩愈、欧阳修一流人物，一时名噪京城，士大夫多愿与其结交。雍正七年(1729年)、十年，两次参加考试都登副榜。乾隆六年(1741年)，由方苞荐举应博学鸿词科，被大学士张廷玉压制落选。张后知大櫆同邑，深婉惜。乾隆十五年，张廷玉特举其参试经学，又未被录取。大櫆60岁后为黟县教谕。几年后告归，居枞阳江滨不再出游，以文学教授生徒。
大櫆师事方苞，深得方苞的推许；他又是姚鼐的老师，故为“桐城派三祖”之一。大櫆虽出方苞之门，但文风不同，方苞深于经学，对文章提倡义法，用笔严谨，简明确切；大櫆兼重古文的神韵，博采《庄》、《骚》、《左》、《史》、韩、柳、欧、苏之长，才气雄放，波澜壮阔。形成“日丽春敷，风云变态”的风格。不仅如此，大櫆对“阳湖派”的形成影响也很大。乾隆间，常州钱鲁斯受业于大櫆之门，后与大櫆弟子王灼一起以“师说”传诵于阳湖恽敬、武进张惠言。恽、张二人始尽弃骈俪之学，专治桐城派古文，传人日众，后称“阳湖派”。
大櫆修干美髯，性格豪放，纵声读古诗文，韵调铿锵，喜饮酒，好吟诗。大櫆著作有《文集》10卷、《诗集》6卷、《古文约选》48卷、《历朝诗约选》93卷、《论文偶记》1卷，纂修《歙县志》20卷。逝世后，安葬在今金社乡向荣村刘家苕箕地，墓为省级保护文物。
余霖
余霖(1725一?)，字师愚，今会宫乡余街人。余霖自幼好学，博览群书，因屡试不中，遂弃儒学医。乾隆年间，瘟疫流行，万人一病，多方治疗无效。时余霖客住中州(今郑州)，父在家亦染此症被当地医生误治身亡。为此，霖抱恨激愤攻读医学，研究出生石膏治“热疫”症的医方。生石膏性寒味淡而薄，能清胃热，他将其应用于临床，每获奇效。数年后，霖至京师，又逢大暑，瘟疫大作，清廷显贵冯应榴之妾亦患此症，呼吸将绝，余霖以大剂量石膏配药，应手而愈。由此，医名大振，求医者终日不绝。
余霖在认真学习前人成果并总结自己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疠气”为病皆从口鼻而入的观点，指出疫毒入胃非大剂量石膏不足以治，他独配制“清瘟败毒饮”的名方，制服热性瘟疫成功。从此，使人们对瘟疫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后“踵其法者，活人无数”。为使更多的人辨认热疫与伤寒的区别，余霖晚年将自己30年刻苦钻研医术的成果和临床经验，著成《疫诊一得》一书，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刊行于世。在书中提出了瘟疫与伤寒两者互相区别的6条标准，为后世医家诊断瘟疫指明途径。书中列举瘟疫52症状，72条款，将此症发病原因、症状、治疗方法作了详细说明。书中还特别介绍“清瘟败毒饮”的配制、施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余霖认为“火者疹之根，疹者火之苗”，故其立清热凉血、泻火解毒为疫诊的治疗大法，创制出“清瘟败毒饮”这一奇特方剂；并根据疫诊不同的病状，分为大、中、小3种配方；设立此方的“52种加减法”，验之于临床，至为切用，受到当时及后世医家的重视。清代四大瘟病学家之一的王孟英赞誉《疫诊一得》时说：“独识淫热之症，别开生面，洵补昔贤之未逮，堪称仲景之功臣。”
姚鼐
姚鼐(1731——1815)，字姬传，一字梦谷，室名惜抱轩，祖籍在今牛集乡姚王集，其十世祖姚之兰始迁居桐城城里。鼐幼嗜学，伯父姚范授以经文，又从刘大櫆学习古文，表现出非凡的天资。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中进士，授庶吉士。3年以后，散馆改主事，分属兵部；旋又补礼部仪制司主事。后历任山东、湖南乡试副考官，会试同考官和刑部广东司郎中等职。乾隆三十八年，清廷开四库全书馆，姚鼐被荐入馆充纂修官。此职本应翰林方可充任，独鼐与休宁戴东源、兴化伍大椿、歙县程晋芳等8人破格当选。《四库全书》成，鼐乞养归里，不入仕途，时年44岁。大学士于敏中、梁国治先后动以高官厚禄，均被辞却。
自乾隆四十二年起，姚鼐先后主讲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南京钟山书院，致力于教育，因而他的弟子遍及南方各省。其中最著名的有本邑的方东树、刘开、李宗传、方绩、姚莹；上元梅宗亮、管同；宜兴吴德旋；阳湖李兆洛；娄县姚椿；新城鲁九皋和他的外甥陈用光等。这些学生都是笃守师说，遵桐城家法的文人，对桐城派的传播作用甚大。桐城派古文之传，自方苞以文章称海内，上接震川，同邑刘大櫆继之益振，传至姚鼐则集大成。因此有“桐城家法，至此乃立，流风作韵，南极湘桂，北被燕赵”之说。历城周书昌说：“天下文章其在桐城(含今枞阳县境)乎!”
姚鼐在继方、刘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提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合一的主张，发展方苞的“义法”论，使桐城派的文论，更具有完整的体系和周密的理论性。鼐对传统文论的另一重大贡献是提出富有创见性的“阴阳刚柔说”，这对我国古代散文审美理论和风格特征是一次重大突破。他认为，“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文章阴阳刚柔的变化，乃是作者性格、气质、品德的表现。鼐在发展前辈的文学思想上，用阴阳刚柔这个哲学概念来解释文章风格的来源和散文的风格特点，其中包含着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
姚鼐以宋儒之学为治学之本，故指斥考据的汉学家为舍本逐末；但他也不废弃汉儒治经之长。姚鼐“为文高简深古，尤近欧阳修、曾巩，其论文根极于道德，而探源于经训，至其浅深之际，有古人所未尝言，鼐独抉其微，发其蕴，论者以为词近于方，理深于刘”(《清史稿·文苑·姚鼐传》)。其为文“以神、韵为宗”(方宗诚《桐城文录序》)，形成一种迂徐深婉，一唱三叹，而又耐人寻味，意蕴无穷的风格。近代学者章太炎谓之“谨”，刘师培称之“丰韵”，都是对其文风的富于韵味、言简意丰的高度评价。姚鼐的诗歌早年模仿明“七子”学唐诗，晚年兼取宋人，格意俱高，在当时俨然为一大家，故后人称“惜抱诗精深博大，足为正宗”(程秉剑《国朝名人集题词》)。姚鼐的书法造诣很深，包世臣推邓石如、刘石庵及姚鼐为清代书法之冠，将姚鼐的行草书列为妙品，故姚鼐非独特文美，其翰墨亦为世重。鼐著有《九经说》19卷、《三传补注》3卷、《老子章义》1卷、《庄子章义》10卷、《惜抱轩文集》16卷、《文后集》12卷、《诗集》10卷、《法帖题跋》1卷、《笔记》10卷、《书录》4卷、《尺牍》10卷、《古文辞类纂》75卷、《五七言今体诗钞》18卷。嘉庆十五年(1810年)，姚鼐卒于南京钟山书院，时年85岁。嘉庆二十四年，与元配夫人张氏合葬于牛集乡阮贩村铁门口。今墓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王灼
王灼(1752——1819年)，字明甫，一字悔生，号晴园，又号滨麓，今石矶乡人。少时，以所作的诗文谒见刘大櫆，受到刘的赏识，于是从大櫆学习8年，大获教益。后来设馆歙县，与金榜、程易畴、吴定麟及归安丁杰、武进张惠言等人研讲经学，阐明经义；张惠言诸人重灼品学，皆师事之。后来，张惠言成为桐城派支流“阳湖派”的创始人，吴定麟亦成为当时的儒宗。灼系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举人，先任祁门县训导，后任东流县教谕15年。辞官后，又主讲祁门东山书院，从学者达数百人之多。著有《悔生文钞》8卷、诗钞6卷、《枞阳诗选》20卷、《近体诗选》4卷、《明文约选》1卷。
姚莹
姚莹(1785——1853)，字石甫，号明叔，晚号展和、幸翁。姚鼐侄孙，祖籍在今牛集乡姚王集。莹少时从叔祖学，聪颖过人，作文刚健雄直，长于议论，大有桐城文派家法；作诗“不在声音文字之工”，而重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嘉庆十三年(1808年)中进士，先后任平和、龙溪、台湾、武进等县知县。后由林则徐等推荐，任台湾兵备道，加按察使衔。姚莹任职台湾后，曾与总兵达洪阿一道，率领台湾军民屡次击败英军，炮毁英舰3艘，生俘英军百余人。清廷下令，赏姚莹二品顶戴，赐云骑尉世职。后因诬遭贬至四川、西藏。咸丰元年(1851年)后，历任广西、湖南按察使。在任3年，死于湖南任所。著有《东槎纪略》、《康輶纪行》、《东溟文集》、《识小录》、《寸阴丛录》、《后湘诗集》、《东溟奏稿》等13种、98卷。
胡虔
胡虔，名雒君，号枫原，今破罡乡人。生卒年代不详，约生活于乾隆、嘉庆年间。少孤家贫，以教书为生，后入广西巡抚谢启昆幕，助其著《西魏书》、《小学考》。虔工古文，精考据，尤长方志之学。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谢启昆总纂《南昌府志》，虔为协纂，次年付梓。该志共76卷，内容有图说、沿革、疆域、建置、山川、民赋、学校、武备、祠祀、名迹、封爵、职官、选举、名宦、人物、艺文等。嘉庆五年(1800年)，谢启坤主修《广西通志》，虔为总纂，次年成书279卷。该志有典、有略、有录、有表、有传，载述丰富，体例完备，尤以设置前事略、谪宦录、土司传最有新意。阮元所纂《广东通志》，即仿此而作。梁启超誉《广西通志》为省志楷模。嘉庆七年，虔又纂《临桂县志》32卷。虔对方志理论多有研究，他认为“府县志体例，本于史部之地理，而附益以传记”；方志发展经历过“合诸书体例成一书，又分诸书以还各体”的过程。他主张方志宜分图、表、录、传，以与史书相应，但要义例分明。虔为修志名家，但因生活贫困，著述多不能刊行，遗稿散佚，仅存《柿叶轩笔记》、《识学录》。
张逸民
张逸民(1816——1864)，字厚裕，号晓峰，又号禹州，又号晓驷，今会宫乡东升村张家新屋人。清秀才，精于医学，后因科场失意，执教乡里。
清咸丰三年(1853年)五月，太平军攻克安庆，清官携带财宝向桐城、合肥逃窜，其中一部分人取道枞阳，途经会宫时，财宝被人所抢。后来太平军失利，撤离安庆，这些官吏上报桐城知县，说是“皇纲国库”在会宫被反逆抢劫，要会宫地方赔偿。知县照准，弄得会宫一带百姓破家荡产，流亡在外。逸民眼看不服，出面辩解，官吏反坐其为“抢劫皇纲的首犯”，予以逮捕。审讯时，他与知县抗争，知县恼羞成怒，判处其死刑，待秋处决。在太平军攻克桐城的前夕，清官吏捆绑逸民赴北门外行刑时，恰好太平军来攻城，刽子手惊慌逃窜，逸民因而获救。太平军战士带他见将领胡以晃，因之参加了太平军，任书理和军医工作，后转入英王陈玉成部下担任医官。
逸民对于医学深有研究，尤其擅长眼科。天王洪秀全因劳于军国大事，很少睡眠，眼睛时常发炎，痛苦异常，下诏求医。英王推荐逸民到天京为天王治疗眼疾，很快见效，天王留他住在宫里。逸民为人忠勤，得到天王信任，感情日深。
咸丰四年，天王纳逸民次女为妃，以国丈礼待逸民。同治三年(1864年)，天京失陷，张妃不知所终(一说在宫里烧死)。逸民同李秀成一起护送幼天王出京，不料在城郊落入敌手。曾国藩看了他的自述，佩服他的道德文章，意欲招降，但张逸民严词拒绝：“我是洪天王的岳父，又是他的臣民，有死而已，岂肯降哉!”在忠王李秀成被害的第二天，张逸民亦惨遭杀害，终年47岁。因他是被酷刑铁梳子梳死，骨肉零碎，无法收尸，家乡人只得在张家新屋小葫芦岗上建了一座衣冠墓，墓向西，至今尚存。
方受畴
方受畴，字次耘，号来青，今浮山乡人。清乾隆年间，任两淮盐课大使，后荐任乍浦同知、直隶大名府知府，调保定府知府，后升清河道，因事罢官。到清嘉庆初赏给道衔，赴任伊犁。5年后召回，授苏松粮道，迁河南按察，调直隶布政使，赐戴花翎，晋升浙江巡抚。不久，又移河南。当时河南睢州水漫，而滑县又大旱，温疫大起；凡治兵、筹饷、赈灾、筑堤等同时并举，任务繁重，可受畴计划周到，一切顺利完成。不久升直隶总督。嘉庆帝巡视奉天路过滦河，而滦河大桥因洪水冲倒，受畴亲自指导抢修，十几天就修复成功，使皇帝得以平安过河。由北口至车道沟，路途险峻，受畴经过计划和指导，修成宽坦大道。因功，加授受畴为太子少保。后因病告归，卒于途中。
程学启
程学启(1829——1864)，字方忠，今会宫乡人。程学启出身农家，自幼勇武。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夺安庆、破庐州后，学启加入太平军，为陈玉成所赏识，命佐叶芸来守安庆。学启暗与清军勾结作内应，约期未到而事发，于是夜率亲兵千人投靠曾国藩军营。程倒戈后，曾国藩倍加赞赏；未几，清军克安庆，升为游击，赐带花翎；后从曾国荃镇压无为、铜陵太平军，升任参将，
同治元年(1862年)，李鸿章率湘、淮军进攻江苏太平军，学启领千人随往。三月，抵上海，屯兵虹桥，连日3次击败太平军。五月，再败太平军，解松江之围，升为副将，赐号勃勇巴图鲁。八月，升为总兵。九月，太平军谭绍光部围淮军水陆各营于四江口，学启亲自督战，胸受炮伤，裹伤继战，谭军败退，清廷加其提督衔，授江西赣镇总兵。
同治二年，随同李鸿章及英将戈登进攻苏州。李鸿章令学启总统诸军，破太平军于正义镇，克昆山，清廷赏正一品官衔。又连拔花径、同里，克吴江。七月，直抵苏州娄门外永安桥。十月，克苏州后赏穿黄马褂。
同治三年春，清军进攻嘉兴，连破太平军数营垒，毁炮台20余座，程学启拥军登城，头部中枪，因伤势过重死于军中，李鸿章疏陈其两年之间“为东南第一战功”。清廷优诏赐葬，称其谋勇兼优，追赠为太子太保，谥“忠烈”。吴汝纶
吴汝纶(1840——1903年)，字挚甫，今会宫乡老桥村人。汝纶幼时家贫，刻苦自学，爱好古文辞，鄙弃俗学。清同治三年(1864年)举人，次年进士，授内阁中书。曾国藩慕其才，留佐幕府，切磋学问，为“曾门四大弟子”之一。汝纶与李鸿章关系亦密切，先后在曾、李幕府任事，曾、李奏议，多出自他的手笔。先后曾出任深州(今河北深县)、冀州(今河北冀县)知州。汝纶所至，首先重视教育，兴办农田水利，不畏强权，不守陈规旧矩，立意创新。在深州时曾下令收回被地方豪绅侵占的学田1400亩，作为开办书院的经费，选取1州3县高才生，亲自登台讲课，以致百姓尊为大师。在任冀州知州时，同样“锐意兴学”，以教育推动地方政治，所以深、冀二州的文教，盛极一时。在冀州时，他还开辟60里渠道，引低地的积水流入釜阳河，并建立涵闸，既利灌溉，又利交通。后来遭人忌妒，因此弃官从教，任保定莲池书院山长。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廷诏办大学堂，经大臣张百熙推荐，加汝纶五品衔，任其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
汝纶是桐城派晚期文学大师，但不固守“桐城家法”，力主废科举，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生性酷爱文学，凡是周、秦古籍，司马迁、杨雄、班固、韩愈、柳宗元以及近代姚鼐、曾国藩的文章，无不进行探讨钻研；研究经学，采取从训诂入手，再求通晓文辞的路径，踏实可行。汝纶认为我国自古以来都是“以文立教”、“周孔之教，得以文胜”。
汝纶大力提倡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深入探求西方的科学和哲学。常说：“能通西文，然后能尽读西书；能尽读西书，然后能识外国深处。”汝纶爱与西方名流学者切磋，交流新思想、新科学，以为“国于瀛寰，强立竟成。政法到今，变古一新。有拘不化，岌乎危艰。”又说：“非有实在本领，不足与外相抵。”他竭力支持严复的翻译工作，并为其翻译的《天演论》作序言。
光绪二十八年五月，汝纶奉清廷令，赴日本考察学制。抵日后，日本上自君相，下至教育名流、妇孺学子，无不欢迎，争请其演讲、题咏，明治天皇特邀廷见。汝纶冒着盛暑考察日本数十处学堂，对日本的教育理论、制度、设施、施教方法详加专览，深入精研，不分昼夜，手录备忘，编成《东游丛录》一书，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介绍日本的专著。是时，孙中山等正流寓日本，积极从事推翻满清的革命活动，同中国留日学生忤触清政府驻日公使蔡钧，汝纶极力支持学生。蔡钧遂以汝纶左袒学生，图谋革命，上报清廷；清廷诏召汝纶回国。汝纶十分关注桑梓教育，在日本考察期间，即函告家乡耆老，阐述办新学的意义。从日本回国后，寓居省城安庆，借巡抚衙门南院，筹建桐城学堂，即今桐城中学之前身，自认堂长，并请日本学者早川东明来堂任教。
汝纶博学多才，著述颇多，著有《易说》2卷、《校定尚书》1卷、《尚书故》3卷、《夏小正私笺》l卷、《文集》4卷、《诗集》l卷、《尺牍》7卷、《深州风土记》22卷、《东游丛录》4卷。为勉励后人，他亲笔题写“勉成国器”和“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的匾额楹联，高悬于桐城中学校园。光绪二十九年春，汝纶在家病逝。民国4年(1915年)，家人将其安葬在家乡吴牛山。今墓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萧穆
萧穆(1835——1904)，字敬甫，一字敬孚，今横埠乡人。家世务农，少时父督耕甚严，无暇求学，可萧穆常常潜入私塾听课，询章问句。稍长，遇名流学者必求教。太平军占领安庆及桐城时，大家藏书多散出，萧穆因之搜集一些图籍。他常借乡先辈遗书浏览，曾借得刘大櫆评选之《唐宋八大家文选》，即手录副本以归，读之愈久，愈见刘评点的能开人神思。萧穆初受业于朱道文(字鲁岑)。青年时除读经史，致力于古文外，即留心朝章国故，注意网罗文献，开始收书、抄书。时有族人买得旧书数千卷，萧穆闻之赶往，日夜翻阅，并取数十部归，中有禁书《孙麻山遗集》，惊喜过望。因之遍示友人，劝之抄录副本。27岁时，为戴名世作《传略》。萧穆先后游于文汉光、刘宅俊、方宗诚、吴汝纶、徐宗亮等文人学者门下。后又不惮跋涉远访，从之问业于江浙诸老学者有江宁汪士铎(梅村)、嘉定钱秦吉(警石)，以及遵义莫友芝等，交天下有学问之人，读天下难得见之书。萧穆以穷乡之寒士，后以淹雅博洽著名，终成为清末文献收藏之名家。
穆生严酷好收买书籍，遇有善本孤本，不惜重价收购，典衣缩食，毫不顾虑。为学不专主一门，综览多书，爱好掌故，精于校勘。同治十一年(1872年)，他得曾国藩之助，到上海制造局翻译馆任编纂。在馆30余年，亲自勘校书籍900余种，以校刊罗念《鄂州小集》、徐铉《骑省集》、刘大櫆《历朝诗约选》、姚鼐《古文辞类纂》为最有名。黎庶昌偕他赴日本，遍交一时名人，名声大振，四方公卿，必曰萧穆。他尤重地志、谱牒，曾为《国安县志》作《记》，取其中有关文献异闻者，以意摘抄数十纸。又作《记景城纪氏家谱第三刻本》。晚年曾作《宿松县志附记》及《记乾隆亳州志》等文。他对方志艺文类编写提出自己的见解；又代人为《句容县志》作序；并致书吴汝纶，论志书必当有图，指出吴所作《深州志》无图，实为憾事。
穆所到之处皆留意流传在外的中国古籍珍本，每每借观抄录，或写其考校所得，如为《善邻国宝记》作跋，为朱熹《四书集注》作《记》。先后阅读了宋建安本《史记》和庆元本《西汉书》、日本旧刊《论语集解》及《孟子》(赵注)、日本旧抄书《大日本史》及日本旧刊《春秋经卷集解》等书。抄录了日本旧抄书《郑成功遗迹碑铭》及《传》等。在日本见有中国唐宋时所刊的古书10多种，而国内很少流传，力劝黎氏仿刻之，即世谓《古佚丛书》，人争而爱之。
萧穆在上海，收入甚微，但节衣缩食，用以购书，故以一寒士而积藏书数万卷；又精于鉴别，故藏书多为善本。穆收藏的魏光焘上代遗著，魏家无副本，闻之即携重金求穆转让，穆笑说：“父祖的著述，应归子孙保存，说什么钱财呢?”即归其书。光绪末年，制造局总办易人，穆不事逢迎，总办藉口其老停其供职。时魏光焘任江南总督，来上海访萧穆，欢谈3日，总办大惊，即向穆谢过，并倍增薪俸。穆叹息说：“真才实学，一钱不值，总督光临，身价倍增，喜耶?悲耶?”遂谢绝增资，仍奉原薪。
萧穆在日本时，日本的一些名流学者，多研究中国文学，并质疑问难，穆一一为之分析原委，辨其异同，日人叹服。然而他们认为穆的学问虽博洽，但未必能诗。日本名流宫岛诚一郎邀请穆往游红叶馆，设宴招待。红叶馆是日本著名的游览胜地，席中宫岛起座，请穆为该馆题咏；穆应题拈笔，赋古诗一首，近千字，席未终而诗成。穆因此名震东京，执贽于门下的日本人源源而来。
萧穆年70卒于上海，葬于会宫乡萧氏宗祠西。卒后藏书散失，人获为宝。萧穆一生致力于校勘，遗著仅有《敬孚类稿》16卷。
李宗传
李宗传，字孝曾，号海，今白湖乡龙城村人。12岁因家难，随父迁居庐江，先从伯父李仙枝读书，后师事姚鼐，擅长诗歌古文。父常教训：“儿他日居官，有不廉者，非吾之子矣!”嘉庆三年(1798年)举人，历任浙江省丽水、平湖、瑞安、建德、平阳等县知县，补上虞知县。每上任即访贫问苦，打击豪强，平反冤案，不忘父亲的教训。初任丽水时，判结未决陈案700多件，人称“包公断”。
道光三年(1823年)，杭、嘉、湖3郡大水成灾，奏请减少漕运粮米；并建议说：“浙西诸水源出临安天目山，而其尾闾下洼，实同汇吴淞江下海，必宜江、浙两省通筹疏浚。”知府以为然，奏请会办，水患遂得平息。后因公事牵连降级；不久由程含章奏荐，仍以知府衔录用，调任永州，永州是宋周颐故乡，他到任首先修理书院，编纂州志，发展生产，提倡文化教育。后到四川成绵龙茂道任道台，升任布政使。道光十三年，峨边猓族首领桑树格组织反清活动，宗传建议3路进剿，以计诱降，击杀400人，俘掳数百人，毁山寨200处，动乱遂乎。清廷赏戴花翎，升山东按察使。到任后，捕斩大盗刘二鞍子，境内得到安定。迁湖北布政使，年已70，遂报病归；不久病卒。著有《寄鸿堂文集》10卷，《诗集》8卷。
吴樾
吴樾(1878——1905)，字梦霞，一作孟侠，今高甸乡人。吴樾父尔康，有5子，吴樾居四。樾家境清贫，8岁丧母，父外出谋生，靠兄抚养。樾幼时常喜聚村童以牛为马，或泛木盆于池塘中，作水陆战游戏，每次必决胜负而后已。读书甚聪敏，喜诵古文辞，尤好读史。“每读明史，朗诵长吟，感叹唏嘘不能置”。12岁起参加童子试，6次应试而不第，遂放弃科举业。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吴樾到上海，考入“广方言馆”。当时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清廷与外国订立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国家正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吴樾悲愤交加，毅然离沪北上，寻求救国救民之道。光绪二十八年，经吴汝纶介绍，入保定直隶高等师范学堂。光绪二十九年，得邹容所写的反清书籍《革命军》，反复阅读，受到启发。这年暑假省亲，吴樾与马鸿亮、金慰农、金燕生几位同学取道上海，拜会陈独秀和在上海的一些革命志士。后又读《警世钟》、《孙逸仙》、《自由血》、《黄帝魂》、《新广东》、《新湖南》、《广长舌》、《攘书》、《近世中国秘史》和《中国白话报》等书刊，思想有了很大变化。他目睹戊戌变法之失败、义和团农民革命被镇压，从而认识到解放中国，不能走康有为、梁启超改良者的路线，必先推翻满清，彻底革命。
吴樾在保定高等师范学堂就读期间，与同乡杨醒余等人创办“旅保两江公学”，借以培养革命人才，联络革命志士。后又创办《直隶白话报》，宣传革命。光绪三十年，吴樾会见革命党人赵声，共商反清革命行动，各抒己见，无不志同道合。又由赵声介绍结识杨毓麟，在杨的主持下，成立“北方暗杀团”，吴樾任支部长。当时，有些革命者在策动起义遭挫折以后，转而主张进行恐怖活动，暗杀之风一时大盛。吴樾等人遂确定以满清贵族、户部侍郎铁良为暗杀团的第一个目标。吴樾作《暗杀时代》一书，书中包括“暗杀主义”、“复仇主义”、“革命起义”、“揭铁良之罪状”、“敬告我同胞”、“复妻书”、“与章太炎书”、“致同志某君书”共13篇，长逾万言，说明刺杀铁良的意义和决心。樾典卖衣物，购置日本手枪，并与杨毓麟、胡瑛一起试制炸弹，决心以身报国。
光绪三十一年七月，清廷为欺骗人民，扬言预备立宪，并派载泽、端方、绍英、戴鸣慈、徐世昌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为揭穿清政府这一骗局，吴樾决定把暗杀铁良改为暗杀载泽等人。于是樾潜入前门外桐城会馆，密议行动计划，作《意见书》及绝命书数封，痛斥立宪谬说及清廷玩弄立宪阴谋以欺骗人民的用心，表示自己杀身成仁义无反顾的决心。九月二十四日，吴樾怀揣炸弹，赶往北京正阳门火车站，乔装官方仆从登上五大臣专车。登车后，五大臣随从诘问甚急，他恐事泄，急执炸弹准备投掷，不料弹未出怀，遂爆炸。29岁的吴樾以身殉难，绍英、载泽受伤，各大臣及仆从魂飞魄散，逃返京寓，不敢复出。吴樾牺牲时，腹破肠穿，手足齐断，面目模糊，他向清廷投出的第一枚炸弹，唤醒了国人。
吴樾殉难后，朝廷不知其为谁，陈尸数日，无人认领。后经月余，侦缉人员拿照片至桐城会馆，一小女孩看见，失声惊呼：“这是在试馆住过的吴老爷!”这才弄清吴樾的身份，吴樾之名遂闻于天下。袁世凯因吴樾系直隶高校学生，怕声张出去，对他不利，一面派人到京，销毁烈士留下来的一切东西，一面将烈士的名字去“木”字旁，向朝廷报案，含糊了结。光绪三十二年四月，民报增刊《天讨》号，刊载了吴樾《暗杀时代》和《意见书》，及死难前致章炳麟和他的未婚妻的绝命书。吴樾的爱国献身精神，极大地鼓舞了革命党人的反清斗志。辛亥革命后一年(1912年)，由其弟吴楚(季膏)北上迎柩回皖，安葬在安庆西门外鸭儿塘东岸山岗上，与马炮营牺牲诸烈士墓合称为“九烈士墓”，孙中山先生为之撰写祭文。文中有“爱国吴君，奋力一掷，戊申义军，跃武挥戈”等句。为纪念他，安庆有“烈士祠”、“吴樾街”和“吴樾公园”；桐城有“孟侠镇”和“孟侠中学”。
徐金祥
徐金祥(1886——1910)，今白柳乡过旗村人。家贫，未曾入学。他从小心灵手巧，常用麻秸、荆条仿造楼台亭阁，与诸儿戏，人惊奇之。及长，从名师学习木工及砖工手艺，一年后尽得其艺。尝嫌师法只会于心而不了于口，学时感到困难，遂遍观九华庙宇，细加考察，认真学习各式建筑技艺，并采取绘图方式，以庙宇为样本，用比例尺绘成立体图、断面图。此后，每在房屋建筑之前，即将大小、高度、宽度，按一定比例绘成图纸，而后按图施工，群众称之为“能人”。
如发现老屋倾斜，只要木柱、桁条尚未腐朽，经金祥手，不须拆修，几小时即可牮正，人称“神术”。
白柳乡祖氏宗祠，地基低潮，族人议迁祠旁高地，请金祥为之拆建。金祥为省工省料，建议只拆砖卸瓦，将原房骨架抬至新基，砌砖盖瓦，即成新祠。在抬屋那天，围观者甚多，功成，称赞金祥是“鲁班再生”。
徐家享堂内院，有高大的古树一株，让其枯倒将坏屋，如若砍倒亦坏屋，无可奈何。金祥采取吊弓办法，吊树出院，房屋无损，群众惊呼为“奇人异术”。
金祥的成就，完全靠自学，靠实践，声誉很大。当时，桐城、庐江、青阳、无为等县建筑祠堂庙宇，争相聘请金祥施工。
清宣统二年(1910年)，金祥卒于家乡，年仅25岁。
施从云
施从云(1879一1912)，字燮卿，祖籍在今安凤乡夏咀村施家嘴。从云幼从兄读，弱冠投天津吴长纯部第十二标充当戈什，后选送保定将弁学堂深造，毕业后回吴长纯部第二十标第二营任排长，再迁督队官，驻奉天，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驻军东北新民府，结识第一混成协八十标三营管带冯玉祥。时清朝腐败无能，丧权辱国，民怨沸腾，武装起义，此起彼伏。从云认为只有推翻清王朝，中国才有出路，立志要走革命道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宣统二年(1910年)，他与王金铭、冯玉祥组织“武学研究会”，以研究军事为名，大力传播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组织力量，伺机推翻清室，建立共和。同年九月，第二十镇成立，从云升任第七十九标第一营管带，该镇一部分下级军官和秘密的“同盟会”员先后加入“武学研究会”。
宣统三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爆发，二十镇暂住滦州待命。从云、金铭等人，力劝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率部起义，直下北京，捣毁清廷的巢穴。张绍曾虽拒绝清廷的命令，但按兵不动，坐失良机，后被解兵权。继任该镇的为反动将领潘矩楹，他把全镇部队划整为零，分散革命力量，部队在葫芦岛、连山、秦皇岛、锦州、临榆等地驻防，滦州只留十九标驻守。从云、金铭加紧积蓄革命力量，并与天津革命组织“共和会”取得联系，准备起义。十一月上旬，王金铭赴海阳镇与第八十标第三管带冯玉祥商议具体计划。“共和会”派白毓昆(白雅雨)携带“中华民国军政府北军大都督”之印，率20多敢死队员到达滦州，协助起义。十一月三十日，从云、金铭等在北关师范学堂内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起义，推举第七十九标岳兆麟为北军大都督。岳一面接受，一面向清廷告密，袁世凯遂派通永镇总兵王怀庆前往滦州，王抵滦州即受起义军监视。十二月一日，王怀庆逃脱，施从云、王金铭等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宣布滦州独立，成立“北方革命政府”，推王金铭为都督，施从云为总司令，冯玉祥为总参谋长，白毓昆为参谋长，通电全国，革命势力震动北京。王怀庆逃到开平，急电袁世凯，并从石家庄调第十二标到雷庄布防，拆除附近铁轨，阻止起义军西进。此时冯玉祥已被拘禁，各起义军部队均被敌人严密监视，中途第三营管带张建功部叛变。尔后从云、金铭率领第一、二营官兵七八百人继续登车出发，当晚火车在雷庄附近出轨，又遭清军炮击，起义军伤亡甚大。后欲往烟台，道路已断，而清军鸣号停战，诡称议和。从云、金铭为保存实力，以图再起，想趁机唤醒敌军倒戈反清，毅然决定赴会和谈，并对劝阻的官兵说：“如果议和成功，一鼓可下京津；如出意外，以死报国。”遂率lOO名官兵前往雷庄，途中遭伏兵包围，不幸被捕。宣统三年十二月七日，从云在雷庄英勇就义。
滦州起义虽未成功，但使武昌起义得到保全和发展。民国14年(1925年)，国民政府追赠从云为上将衔，并于滦州为起义烈士树碑建塔。为纪念从云，在安庆西门外办了从云小学、在苏州办了从云中学。新中国建立后，从云的侄女施剑翘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在湖南又办了从云小学。
施从滨
施从滨(1867——1926)，又名从林，字好善，号汉亭，祖籍在今安凤乡夏咀村施家嘴。从滨少时在家读私塾，性强悍。15岁投庆军，先后任什长、新建陆军第三营前队右哨哨长、左营后哨副教习、山东巡抚袁世凯行营差官、先锋队后路左营后哨副哨官、北洋新军帮带兼督操官等。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从滨任常备军右镇步队第十六营管带、六标第一营管带。光绪三十一年，任步兵队十九标统带官。光绪三十三年，入讲武学堂学习两年，以第二名优异成绩记功一次。宣统元年(1909年)，先后任步兵正参领并加副统衔、第十协统领官、第十旅旅长，授陆军少将加中将衔、山东曹州镇总兵和陆军总指挥兼充第十旅旅长、陆军第五师前敌司令官。民国3年(1914年)，任镇江镇守使第一混成旅长。民国5年，任张宗昌部下陆军第一师师长。民国12年，任张宗昌部下第二军军长。民国15年，施从滨部与直系军阀自号“闽浙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部在蚌埠激战，施战败被俘，惨遭孙的杀害。
史逸
史逸(1891——1927)，字叔隐，号天山，今安凤乡史家湾人。他为中国早期共产党员、广州起义参加者。
史逸出生于书香门第，其父曾任知县，但早逝；其兄恕卿为安徽著名民主人士。史逸少年时代，先后就读于家塾和桐城中学。民国3年(1914年)留学日本，在千叶医科大学攻读药物学。民国7年回国，在安庆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任教。民国11年9月，与章伯钧、史尚宽、房师亮等由上海乘船赴德国留学，与同船赴德留学的朱德、孙炳文相识。民国12年，史逸由朱德、孙炳文介绍，在柏林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德国，史逸先就读于戈西根大学，后进福府大学攻读化学，取得化学博士学位。民国13年，党组织曾派他到苏联学习过一段时间。民国15年9月，史逸回国，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曾任国民军总司令部军医处处长。北伐军攻克武汉三镇后，他一度在武汉中华大学任教。大革命失败后，史逸政治身份未暴露，党组织决定他继续留在国民党军队做地下工作，任第二方面军军医处处长，并随军到达广州。在广州，他兼任广州市卫生局局长。民国16年12月中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爆发，史逸为广州起义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不幸的是史逸的革命活动被国民党反动派侦悉，起义的第二天，国民党军队包围广州市卫生局，将史逸逮捕杀害，时年36岁。新中国建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追认史逸为革命烈士。
章逐明
章逐明(1902——1930)，今后方乡方家仓人。他是中共桐城县委早期领导人，革命烈士。
逐明出生小商家庭，7岁到汤沟镇一家杂货店当学徒；3年后杂货店毁于火灾，回家闲居。民国10年(1921年)，他随堂兄章文卿到北京，谋职未得，便经常到图书馆，阅读《新青年》、《向导》、《湘江评论》等进步刊物，从此结识很多的革命人士，由倾向革命到走上革命道路。
民国15年，逐明回安徽，入安庆省立法政专科学校读书，不久加入中国国民党，后又转入设在武汉的安徽党务干部学校。民国16年春，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军进抵安徽以后，受国民党安徽左派党部的派遣，到当涂县任国民党执行委员会书记。在当涂期间，充分利用国共合作的大好形势，开展工农运动，发展壮大共产党组织，打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后来共产党在当涂革命斗争打下坚实的基础。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中国。逐明遵照中共安徽省临委指示离开当涂，回到故乡方家仓，秘密开展革命活动。是时，桐城、庐江等县尚无中共组织，逐明便以中共安徽临委和怀宁县临委通讯员的身份开展工作，虽然形势险恶，势孤力单，但与上级党组织始终保持密切的联系。他在章姓宗族办的育才小学里以教书为掩护，联络一些进步青年，组织平民促进会。先后发展章化名、杨世健等l0多人为共产党员。还在中共怀宁县临委的领导下，联络失去组织关系的回乡共产党员，积极贯彻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为武装暴动做准备。在逐明策动下，汤沟团防负责人张子如倾向革命，一些共产党员趁机打入该团防，汤沟团防逐渐被共产党控制。逐明计划在条件成熟时发动兵变，将这支地主阶级武装转变为中共领导的革命武装。不久，安徽的国民党军阀陈调元侦悉这一情况，急派军警包围汤沟镇，缴了汤沟团防的械，并将张子如捕到安庆杀害。12月初，逐明等人受中共怀宁县临委派遣到潜山梅城，协助潜山特支举行武装暴动，因敌我力量悬殊，这次暴动没有成功。
民国17年初，在怀宁县临委被破坏的情况下，逐明在桐城县开始筹建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2月，中共桐城支部在他的家乡方家仓成立，他被选为支部书记。接着，又在孔城镇发展一批党员，并成立支部。4月，与刚成立的中共怀宁县委接上关系，桐城县的两个党支部和新发展的党员得到上级党组织的承认。11月，中共桐城区委成立，逐明任区委书记，由中共安徽省临委直接领导。民国18年3月，中共安徽省临委巡视员王步文到桐城，将桐城区委扩大为桐城临时县委，逐明任书记。逐明与王步文密切配合，遂使桐城、庐江地区党组织得到进一步发展，工农运动逐渐走向高潮。8月，中共桐城县临委下属2个区委、7个特支、11个支部，共有党员168人。10月，中共桐城县临委改为县委，逐明继续任县委书记。民国18年5月31日，在中共桐城县临委领导下，桐城县城关、孔城等地工农群众和学生千余人，上街游行示威并罢工。国民19年初，逐明领导中共桐城县委积极进行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是时，桐城的党员已发展到300多人。2月13日，负责军事工作的陈雪吾指挥突击队收缴孔城商团枪支和一批弹药，加快了武装暴动的步伐。同年6月，逐明因积劳成疾，身患重病，逝于家乡。现其墓在方正村章家湾，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陈澹然
陈澹然(1859——1930)，字剑潭，今仪山乡人。其家境贫寒，幼时从父读，9岁能操笔为文，聪慧异人，才思横溢。后应试桐城，在数千人中，澹然文压群芳。光绪十九年(1893年),恩科举人。他好读史书，为文不拘守“桐城派”的家法，人称“野才”、“狂生”。澹然恃才自负，狂放不羁。他不仅在学术上有独特的见解，在政治上亦不随声附和，而敢于阐发不同观念。他少年时依其叔祖于孔城。孔城有进士郑大年，偶见澹然代其叔祖所作土地庙联语，奇之；怜其贫困，为其谋一学馆。大年生性鄙吝，武断乡里，澹然深恨之，因忤触大年被驱逐出院。他不得已奔走贵池、青阳一带游学。澹然中举后，应北京会试不中。因上万言，极论富国强兵之术。清朝宰相李鸿章奇其才，将招入幕，因受阻未成。后南下武昌，上书湖广总督张之洞和湖南巡抚陈宝箴，论行新政，用新人，期望采纳。可是他的锋芒太露，妒忌、毁谤的人多，亦未达到目的。以后入湖南、江西学幕阅卷，搜集“湘军”史实，写成《江表忠略》问世，因而与陈立三、陈衍、易鼎顺相识。澹然曾乘火车自北京南下，偶遇山东巡抚袁世凯于车上，因与攀谈国家大事，很合意。袁氏就任临时大总统，曾任澹然为总统府参议。杨度为袁氏称帝组织“筹安会”时，澹然拒绝参与。辛亥革命前夕，黎元洪任武昌新军混成协统，聘澹然掌书记，他认为黎氏庸懦，不足以成大事，辞不就。赵尔巽任清史官总裁、桐城马其昶任总纂，马氏素知澹然长于史学，尤精于南朝的史迹，聘为分纂。澹然入馆，每遇论事，意见多与人相左，赵氏怒其不逊，婉言辞退。后来，寓居南京，卖文为生。不久入江苏督军齐燮元幕，任江苏通志局提调，修成《江苏通志》。齐下台，澹然移居安庆，就任安徽通志馆馆长。因时局动荡，经费不足，通志馆不久即关闭。澹然后受安徽大学聘请，讲授中国通史。民国十九年(1930)，病逝于安庆。著有《江表忠略》10卷、《异伶传》、《原人》6卷、《原人订本》4卷、《寤言》、《权制》8卷、《田间兵略》、《波兰泪史》、《哀痛录》、《中国通史》、《诗文集》、《庵文简四书考证》、《万国公史议》等。吴克正
吴克正(1906——1930)，乳名八牙，曾化名正刚，今陈洲北圩拐人。幼年曾入麻溪吴氏小学读书，后入苏州体育专科学校。第一次国内大革命时期投身革命，于民国15年(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是年秋，国民革命军攻占武汉。克正刚满20岁，毅然放弃学业，和章逐明、陈雪吾等一批热血青年，为寻求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不辞长途跋涉至武汉，进入由革命左派办的学校就读，接受革命思想教育。结业后，奉命和章逐明、陈雪吾一道回故乡，以各种形式在群众中传播马列主义和革命思想，秘密进行革命活动。时房秩五在浮山创办学校，克正受聘到该校任体育教员。克正在学校便以教员的身份在师生中进行革命活动，秘密发展党员，使浮山学校较早地建立起党团组织，培养子一批革命骨干。
民国16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克正目击国难时艰，坚定无畏，在安庆码头向工人宣讲革命道理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叛变的罪行。同年秋，章逐明、陈雪吾等计划组织革命武装。章逐明利用与桐东汤沟自卫团团长张子如是姻兄弟的关系，出面做自卫团的兵运工作，策动汤家沟自卫团暴动。时克正被组织安排任该团排长，不料事泄，功败垂成。
民国17年2月，中共桐城直属支部在方家仓成立，桐城革命形势发展较快。同年11月，中共桐城区委成立，克正为区委委员。民国18年3月，中共安徽省委负责人王步文以巡视员的身份来桐城，主持召开桐城县党员大会，成立了中共桐城县临时委员会，克正为县委委员。10月，正式成立中共桐城县委员会，克正继续当选为县委委员。会后，克正曾随同王步文、章逐明、陈雪吾等到庐南地区宣传党的“六大”精神，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区级领导机构。同年底，中共桐城县委在麒麟章少先家召开县委扩大会议，讨论组织革命武装的物质准备，得到与会同志支持，并形成决议。民国19年农历正月末(公历2月13日)，在孔城缴枪获得胜利，这不仅为组织革命武装创造物质条件，更重要是鼓舞了斗志，坚定了武装斗争的信心。5月安庆中心县委在桐南会宫(今会宫乡)召开桐、怀、潜、太、宿、望以及庐江、贵池等县会议，部署武装暴动。6月初，中共桐城县委决定用在孔城夺来的枪支组织武装，计划相机夺取庐南七家桥张晏卿民团枪支，然后策应庐南叶明义民团起义，再拉到欧家岭，举行武装暴动。6月底按计划行事，陈雪吾、王定华、吴克正、张舜卿等集合参加暴动的武装人员，行至罗家嘴宿营，遭敌袭击失利。7月初，陈雪吾、王定华、吴克正等几经周折，终于又会合张开云、陈道忠、朱锦铭等所领导的武装，开辟了以桐、庐、舒交界处的欧家岭为中心的桐城大关、三十里铺、吕亭驿、鲁IP_90_16山以及西汤池、沟儿口等革命根据地，树立起皖中工农红军独立团的大旗。该地区工农红军的迅速发展，地盘日益扩大，引起国民党安徽省长陈调元的极大惊慌。陈调元急令桐、庐、舒3县保安队，分3路向欧家岭扑来。当重兵包围，情况不明时，克正置自身安危于度外，与王定华一道奋勇下山，联络社会上层人士，深入虎穴，刺探敌情。在安庆丁翰东(国民党师长)处得知消息后，即向欧家岭方向前进。在偷越敌军封锁线时，王定华因患肺病，劳累吐血，身体难支，便潜入竹林中暂避；克正继续匍伏前进，不幸中弹身亡。克正牺牲后，敌人割下他的头颅，用木盆装着放在桐城东门紫来桥上“示众”。克正牺牲时年仅25岁，时任红军团副政委。
吴鹏武
吴鹏武(1906一1930)，今金社乡十字路庄人。鹏武出生佃农家庭，由于地主重租高利的盘剥，其母携儿带女乞讨度命。少年的鹏武长年脸黄肌瘦，披巾挂片，赤脚裸腿，忍受着饥寒的无情折磨。鹏武自幼聪明伶俐，受父母的笃爱。其父不忍心让孩子再走终年勤劳难得一饱的道路，决心借债供其读书，求得一条出路。鹏武年龄虽小，但知道以自己的家境而能上学读书，是一件异乎寻常的事，遂暗下决心，不负父母的期望。书籍不全，就借书来读；纸墨不周，就用水在石板上写划；夜间无灯火，就用松脂照明，或借月光看书写字……6年的私塾学习，不仅字写得很工整，文章也写得很好，成为塾中出类拔萃的学生，博得塾师和同窗的交口称赞。
民国13年(1924年)，鹏武得到同族公堂的资助，进入浮山公学。在浮山公学期间，更加勤奋学习，学业优秀。民国16年，以成绩优异，被推荐到安庆师范学校深造。在安庆师范学校，鹏武结识一些共产党人，有机会听到关于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宣传，读到马列的书和《新青年》等革命刊物，思想受到熏陶。于是，他渴望加入革命的行列。当年夏，就毅然加入共产党领导的“互济会”，做一些有益于革命的工作。同年秋，国民党省政府通缉吴克正。在紧急关头，鹏武挺身走险，护送吴克正偷越敌人的封锁线，安全转移。民国17年春，鹏武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秋，毕业考试中成为安庆师范学校的模范生，留校当英文教员。从此以教员的合法身份，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许多共产党人和工农大众惨遭杀戮时，鹏武目睹，更加坚定革命意志。他利用讲坛以教员的特有语言诱导学生，常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要把自己的命运和时代的、国家的、人民的命运结合在一起，才能活得有意义!”引导青年人跟着共产党同国民党反动派及一切反动势力作斗争。时时身体力行，亲率学生参加安庆工人的罢工游行，同安徽省府反动势力进行面对面的斗争，直至胜利。民国17年，鹏武被任命为怀宁中心县委秘书、“互济会”委员。民国18年，他当选为中共皖中特委委员。
民国19年，由于叛徒的出卖，鹏武在安庆被捕。敌人想从他嘴里得到共产党的内部情报，利用叛徒周振超诱骗鹏武投降。周对鹏武说：“你这次被捕，凶多吉少。我是你的同乡，我不能不真话实说。你家很穷我知道，你写一个悔过书，就给你500块大洋，还能当个一官半职，何必教小书，自讨苦吃!”鹏武身陷囹圄，志在革命，理直气壮地说：“我教书谋生，光明磊落，没有犯罪，有什么悔过书可写呢?我家虽穷，过着清白生活，不要无义之钱!叛徒自首当特务，给家乡人丢脸的，才应该写悔过认罪书呢!否则，历史是无情的……”叛徒周振超气急败坏地吼道“你、你、你执迷不悟，要吃大亏的。”鹏武站起身来，气壮山河地喝斥：“为真理而斗争，什么大亏都吃得了!”叛徒周振超面红耳赤地溜走。
在狱中，鹏武常感慨地同难友说：“人生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每个人都能使自己短暂的一生，成为光辉烂灿的一瞬，那才是难能可贵的啊!”“共产党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英勇奋斗，合乎天理，顺乎人情，我想红旗一定会插遍全国!”这些豪言壮语，鼓舞了同监难友的斗志。是年10月21日，鹏武被带上法庭，他大义凛然，驳得敌人面面相觑，瞠目结舌。法官又逼鹏武交待皖中特委的情况，回答仍是一无所知。敌人一无所获，便施酷刑，直至鹏武昏厥过去……敌人不甘心自己失败，27日继续提审，仍一无所获。残暴的敌人用剪刀刺穿鹏武颈下的左右锁骨，用铁丝将他的双手拴在锁骨上。同监的同志看到鹏武受如此酷刑，无不痛心疾首。鹏武刑前，曾咬破手指用鲜血写道：“父母兄弟，不要为我悲痛，自有人为我报仇!”然后昂首挺胸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岁!”“红军万岁!”从容就义。
金寿民
金寿民(1873——1931)，会宫乡金家大屋人。寿民为人宽厚，博学多才，以教书为生。怀宁陈昔凡与之至交，聘教其子陈独秀2年。后同乡吴汝纶聘之往保定莲池书院任教。在此期间，曾具保吴樾进入北洋高等学堂。旋以吴樾炸五大臣事发，清廷追查保主，定金寿民满门抄斩罪。
寿民妻郝漱玉，系怀宁石牌郝家山翰林郝同篪之女，擅长国画，与王竹人、齐白石、陈衡属、陈半丁等齐名，蜚声于日本，曾受聘教授凌叔华(陈源妻)的国画。当清廷追查寿民保吴樾事时，有两个日本少女拜她为师，上门学画。一日，见漱玉泪流满面，问明原委，她俩即通过日本使馆的关系，得见慈禧太后，请求宽赦金家抄斩罪。太后为讨好日本人，乃下谕：“查金寿民马虎成性，不堪录用，驱逐回籍”。寿民全家因此得以免祸。寿民回安庆后，无处安身，只好住进任家坡陈昔凡家；后因陈独秀事发，又牵连被查抄，只得回会宫老家。民国建立后，寿民上书都督柏烈武(文蔚)，陈述吴樾炸五大臣经过，并送上他珍藏的吴樾血衣，国民政府因之批准建烈士墓于安庆。
寿民于民国20年病逝。抗战时，安庆沦陷，妻漱玉因避战乱回娘家，安庆住房被日本查抄，画幅多箱，全部掳走，因此漱玉画很少流传。漱玉年97病卒，安葬于怀宁郝家山。
方履中
方履中(1864——1932)，字玉山，一字聘商，今义津镇人。履中少时读书勤奋，学业日进。清光绪年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离京，先后任两准盐运使、四川提学使、安徽矿务总理。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履中因治父丧回乡，后居安庆。时英人凯约翰以欺诈手段侵占安徽铜官山矿，皖境各界为之大哗，绅商官学群起反对，公推方履中为皖省代表。他不负众望上京诉讼，并函请外省及皖籍在京名宦，揭露英人侵占煤矿种种不法行为。陈独秀创办的《安徽俗话报》，经常报导英帝国主义者霸占矿产资源的消息，在舆论上给予他很大的支持。宣统元年(1909年)三月十七日，英商凯约翰被传讯到京，方履中亦抵京。三月三十日，北京安徽会馆召开同乡会，会上首席代表方履中慷慨陈词，披露英人霸占铜官山矿的具体案情。五月三日，中英双方开始谈判，中方代表方履中以无可辩驳的大量事实揭露了英商侵占中国矿权的违法活动，凯约翰理屈词穷，无以应对。北京谈判，引起全国人民的关注。五月底，各省代表在上海均益里商办铁路工会召开特别大会，并成立“铜官山矿务局同济会”。宣统三年，方履中以皖矿总理身份赴南京，宣布收回铜官山矿自主开采。同时设立铜官山矿务股份公司，他所订招股章程，详尽合理，旅宁皖籍工商各界，认股者40余人。民国3年(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方履中集资成立的“铜官山股份公司”，再次被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所侵吞。民国4年，“中日实业公司”获得安徽省的矿山开采权，日本的三井洋行，从方履中手中夺去铜官山。但方履中实业救国之志并未动摇，得知当涂南乡姑山及钓鱼山、睦山一带铁矿资源丰富，又创办“振治铁矿公司”，并自任总经理。民国19年，冯玉祥在北京创办私立中国大学，经林森介绍，方履中到中国大学任教，并潜心著述。其著作主要有《贞泯不泐》、《桐城名贤诗词辑》、《皖矿始末通告书》等。民国21年，履中因病卒于北京。
王达仁
王达仁(1906——1932)，今横埠乡杨茂冲庄人。达仁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祖父王梧岗，清末秀才。父王鉴如，是位有名的塾师，他幼年随父就读，天资聪慧，勤奋好学。嗣后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对新文化产生爱好。外祖父去世，他用白话文写祭文，当即遭到满口“之、乎、者、也”的道学先生的指责，谓其“离经叛道，玷辱斯文!”甚至当面向鉴如提出非议。
民国11年(1922年)，达仁到安庆成德中学读书，既用心学习功课，又非常关心时事，对现实极为不满。民国13年，他写了一首《咏怀》诗：“平生作事义为先，不爱功名不爱钱。他日若能遂我愿，誓将热血溅山川。”当时，北伐军节节胜利，安庆人民欢迎革命军。达仁决心到武汉参加革命军，由于结伴相约时间差误和交通阻隔，不得不滞留下来。
民国17年，达仁在安庆成德中学继续读书。是年9月，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以反蒋为内容的“反程勉学潮”兴起，达仁积极投入其中，领导成德中学同学参加游行示威。学潮失败后，达仁未等毕业就结束学生生活，年底，由吴克正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革命处于低潮的年代里，达仁不畏艰难险阻，奔走大江南北。先是以贵池大同圩五步沟为基地，建立中共五步沟支部，并创办了一所小学和一所农民夜校。他除给学生上文化课外，还利用时机宣传革命道理。另外，又组织农民协会，向农民灌输革命思想，并吸收一些斗争性强的贫苦农民和知识青年入党。同时，以学习武术为名，请来了桐城东乡(今枞阳县白云、陈湖一带)有名武术教师章仙芝、王光前等人，组织一些青壮年佃农学习武艺，为武装斗争做好准备。达仁曾领导数千群众包围地主合营的大同圩公司，迫使地主阶级对佃户作出某些让步，使数万户佃农获得永佃权。在斗争中，党组织由1个支部发展为3个支部，加上梅埂支部，便成立了中共梅埂区委。达仁为梅埂区委负责人之一。
民国20年5月，上级调达仁任新桐县委委员，分管组织兼农运会书记。这时，化名小祥。他回乡不久，就建立起杨茂冲支部，并成立了1个农会。民国21、22年期间，桐庐一带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而杨茂冲支部始终保持下来。民国20年夏，桐城地区洪水成灾，达仁根据贫苦农民的要求提出“荒年不交租、不还债”，发动群众向富户借钱借粮，由于众怒难犯，富户作出一些让步，斗争取得胜利。同年9月间，达仁受中共新桐城县委派遣，到鄂豫皖苏区去工作。到苏区的行期，达仁择定在中秋节。当天，他的父母由老洲头赶回，下午目送他走出了杨茂冲。当天夜里，达仁宿在潘家嘴，他写了4首律待，题名《壮行篇》。其中有句云：“今日中秋节，妻儿渡水还。非因难话别，不忍看婵娟。天上一轮满，人间几户圆?且将无限恨，谱作壮行篇。”
达仁进入苏区四五个月，曾给他的堂兄王光莹和弟弟王达勇写信，说是这趟“生意”做得很好，很有“利润”，叫亲人们不要挂念。
1932年秋，在鄂豫皖苏区反围剿斗争中，达仁在金寨英勇牺牲，时年27岁。
许雄球
许雄球(1898——1933)，一名纯缪，今黄羹乡藜葛冲庄人。雄球少孤贫，好读书，从吴述伯学习法律，后浪迹于安庆和怀宁、望江、宿松、贵池、东流及江西彭泽等县。每遇不平事，就挺身而出，据理力争，喜为平民百姓排忧解难。雄球生活俭朴，作风正派，为群众理讼，从不索取报酬，因此群众称之为义务律师，或呼之为“雄大叫花子”。但也遭到少数人的诽谤，说雄球不务正业，是个“好斗的公鸡”。
民国16年(1927年)，北伐军攻克武汉，共产党人方兰轩等回桐城闹革命，看中雄球，开导他从打官司的圈子里解放出来，投向大革命的洪流中去。从此，雄球的政治见解有所提高，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斗争激情日益强烈。民国17年春，雄球在枞阳镇与江英杰等青年，成立反日组织，借舒家祠堂作会址，挂起“枞阳反日会”的牌子，宣传反日救国，号召广大农民、商人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并通街检查，发现日货，给予没收、销毁。同年秋，在枞阳河检查没收一宗孔城商人过境的日货，要按章销毁，孔城商会以重金贿赂，雄球不为之动。孔城商会则从孔城雇来一批打手，将雄球绑架，趁黑夜以轿抬往孔城处死。幸被轿夫识破，在七里头附近密告行人，顿时锣声四起，将雄球救下。众乡亲见雄球遍体鳞伤，都安慰留宿，雄球却笑道：“许雄球是条铁汉子，既要感谢众乡亲的救命恩德，还要继续抵制日货。”他仍回枞阳镇坚持反日斗争。当时群众都称赞他是个“打不倒的铁罗汉”。民国19年秋，一伙英日买办粮商，在枞阳大肆抢购粮食，使米价翻番，雄球参加“枞阳禁米外运委员会”，与姚飞、江英杰等亲临河下检查，扣留外运粮船1000余只。粮商虽软硬兼施，雄球等仍不准启航；后粮商用巨款从安庆请来两连部队，以武力押运出境。这次禁运，虽告失败，但雄球之名却响彻大江南北。
邑人方履中、胡翊儒、江承业、钱季卿、许丽东等在宿松、望江、怀宁、东流、贵池和江西彭泽等县，开垦芦洲湖滩，从家乡招去垦民近10万，当地土豪恶霸红眼，时有欺压盘剥垦民之事发生。雄球寓居安庆大南门外黄花旅馆，各地垦民来诉冤者络绎不绝。从此，各垦区的地头蛇视雄球为眼中钉；而广大垦民则以雄球为恩人，是靠山。民国22年，东流县八都湖大恶霸，强占垦民田地近万亩，并勾结东流县府加征保安特捐，养恶虐民，以巩固其霸业。雄球调查具状，率领垦民，向省府请愿，省府饬令东流废捐停征，垦民胜诉大喜。不料省保安处长又以“废捐停饷，恐生兵乱”为由，再报经省政府批准，暂缓一年执行。雄球不知上面内情，当保安队仍来催捐时，雄球叫人鸣锣聚众，形成万人抗捐之势，将保安队人员打伤，并缴其枪支。省政府以许雄球为祸首，当即予以逮捕，囚进东流监狱。在狱中，雄球又过问犯人的案情是非，教他们如何申诉和答辩。还为“桐城旅彭(泽)同乡会”的垦民写状子，控告彭泽县官苛征；并谴责狱吏克扣犯人伙食费，指使犯人上诉，以致忤恼狱官。狱官检查雄球行李，得前次控诉彭泽县官等状帖文稿，向上作了汇报。安徽省主席刘镇华悉其事，亲临东流提讯，呵责雄球“聚众滋事”；雄球据理抗辩，刘不胜辩，便恼羞成怒，当场以“许雄球滋事乱世罪”判斩。临刑的一天，东流、彭泽百姓在刑场焚香哭奠，以上等棺木盛殓遗骸，由亲房弟兄运回家乡安葬。
何汝贤
何汝贤(1889一?)字树人，今石矶乡人。汝贤少时肄业枞阳白鹤峰高等学堂，后师事桐城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等研究古文。学成后到北京，主持正志中学图书馆。汝贤在馆内得以博览群书，学问日进，声名益起，财政次长言中远聘为家庭教师。不数年，因母老回到枞阳家乡。从此在里中教学30余年。陈澹然任安徽省通志馆馆长，聘其为采集。李德膏创办乡村师范于枞阳，聘其为国文教师。柏文蔚创办民生小学于下枞阳，李德膏荐之曰：“何君乃今日桐城古文家之中坚”，柏氏遂邀请襄办校事。马其昶著《周易费氏学》，委以校刊事；书成，汝贤对《易》经遂加以深研，所以他在群经中尤精于“易”。汝贤出于桐城诸家之门，笃守“桐城派”的家法；但教授生徒，又集各家之长。晚年传播新文化，更以鲁迅、茅盾诸人作品定为诸生阅读的课程。经过他所指授的学生，都能够新旧兼收，学行并茂。他的篆书曾被书法家方守敦推为妙品。著有《书史辑要》10卷，今已佚。
朱锦铭
朱锦铭(1891——1933)，字景明，今官青乡黄家冲人。他幼读私塾，后访名师练习拳技，武艺超群。民国13年(1924年)，经周新民介绍在“法专”当工友。当时“法专”中共地下支部负责人，见锦铭为人忠厚，机智勇敢，工作勤奋，乃派其到传达室工作，兼任秘密交通。民国15年10月，经周新民、柯庆施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锦铭负责散发传单，张贴标语，传送党内机密文件和信札等工作，还担任周、柯二人的保卫工作。同年夏天，国民革命军北伐，中共安庆特支领导组织群众支援。军阀孙传芳、陈调元等称他们为“赤化分子”，闭城搜查捉拿周、柯二人，锦铭施计护送，使周、柯深夜得以平安出城。
民国16年，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到达安庆。蒋暗令国民党右派打击左派进步人士，结果制造了“三·二三”事件，中共安庆组织亦遭到严重破坏，锦铭随着周新民、柯庆施等转移至武汉。民国1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锦铭随着周新民、柯庆施到桐、舒、庐进行革命活动。有一天，周朱二人由桐城至舒城执行任务，在桐城被敌人发觉，敌人跟踪他们到大关镇。其时，二人正在茶馆休息，情况十分危急，锦铭乃向空中鸣枪，群众闻声乱窜，敌人以为对方人众枪多，不敢前进，周、朱二人从茶馆后门扬长而去。民国17年1月，中共怀宁中心县委被敌破坏，周新民离皖赴沪，锦铭回桐城家乡与陈虎生(即陈雪吾)取得联系，共同负责军事工作。
为了打击敌人，扩充自己的实力，朱锦铭在桐庐交界的七桥，乘民间演戏的机会，一举夺取当地地主武装枪支；继而又利用春节娱乐的机会，夺取孔城商团武装枪支，这就奠定了后来组织红军游击队的基础。此后，桐庐两县党组织决定发动群众除暴安良，开辟新区，抢夺枪支，准备武装暴动，任务由锦铭领导执行。他先后除掉恶霸劣绅多人，使革命形势蓬勃发展。
民国19年2月，皖中工农红军游击队在桐庐边境宣告成立，锦铭任副大队长。为建立和巩固皖中革命根据地，游击大队奉命攻打庐江县城，锦铭侦知敌人南北城门火力较强，乃用声东击西的办法，佯攻南门，突于东门架梯，一鼓登城，激战两小时，敌人纷纷投降。此次战斗，锦铭共缴获轻机关枪2挺、步枪30余支和大批弹药，军声大振。同年7月，皖中工农红军游击队扩充成皖中工农红军独立团，锦铭任副团长兼特务营长。不久欧家岭战役发生，激战5昼夜，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又无援兵，阵地被突破，副政委吴克正、二营营长姚茂年牺牲。形势紧急，锦铭建议乘虚分路突围，是夜10时开始撤退，经舒城西汤池急走到麒麟附近的叶庄，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后锦铭等又转移到官山黄家冲待机而动。
民国21年8月间，锦铭由桐城往庐江途中留宿在家，地主爪牙朱书东密报当地反动团防吴小鲁，带领枪兵60多人包围了朱家，后破门而入。时锦铭正在浴室洗澡，即起搏斗，打杀敌兵多人，然后一跃上屋；吴小鲁枪伤锦铭左腿，锦铭倒于屋上，遂被捆绑。
锦铭被押解到桐城县国民党政府，县长亲自提讯，最后诬以“土匪”罪名，于民国22年3月17日在桐城东门紫来桥下将其杀害，并断头悬桥示众，见者为之堕泪。
1950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追认朱锦铭为革命烈士。
胡翊儒
胡翊儒(1880——1933)，字聘三，今松园乡人。翊儒自幼聪敏，19岁中秀才。后来眼看八国联军入侵，愤慨万端，遂弃文习武，入安庆武备学堂，成绩优异，毕业后分配在安庆驻军混成协任职。辛亥革命后，孙毓筠、柏文蔚先后任安徽都督。时在贵池、青阳、铜陵的黎宗岳不服，翊儒奉命指挥胡万泰师往剿，黎军崩溃，安徽政局才告统一。翊儒后又考入陆军大学深造，和李济深、陈调元同班，与李济深交谊至厚。毕业后，一度任保定军官学校教官，白崇禧、黄绍竑、徐庭瑶、刘和鼎、廖磊、夏威等人都出他的门下。不久，翊儒任第九师参谋长。民国4年(1915年)，他随国务卿徐世昌阅兵东北，留任沈阳测绘学堂提调，主持校务。时商震肄业该校，受到翊儒的赏识，以资送到日本留学深造。民国6年，察哈尔都统田中玉慕翊儒为人，3次电聘，授以都统署参谋长兼军务处处长、陆军混成第二旅旅长。在任旅长期间，他先后擒杀阴谋叛变的朱成章，剿平巨匪卢占魁，因之全省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张勋阴谋复辟，田中玉召开军政要员紧急会议，商讨对策。翊儒极力主张声讨，并说服持异议者，终于受任为讨伐叛军总司令，率部星夜出发，兼程前进，占领居庸关。段棋瑞由廊坊进攻张勋，翊儒出昌平袭击其后，前后夹攻，会师北京燕华门，张勋大败而逃，复辟阴谋遂告彻底失败。当时总统黎元洪宣告退位，冯国璋继任总统，段祺瑞组阁，授他为陆军中将，赠以“武威将军”称号，并授予二等大绶宝光嘉禾勋章、一等文虎勋章，以示酬功。
民国10年，田中玉调任山东督军兼省长，任翊儒为督军参谋长，兼军务处处长及省长公署政务厅厅长，同时兼领陆军第七混成旅旅长，凡山东省的军政大事皆取决于翊儒。时有孙美瑶招集亡命之徒，盘踞抱犊崮，打家劫舍，远近居民大受祸害，翊儒受田中玉令，派遣陆军第五师旅长吴长植率部往剿，鲁南镇守使施从滨率部协助，限期肃清。吴、施二人不满翊儒权位高于己，故意迟迟不行，以致孙美瑶聚众日多，势力日大。民国12年5月某夜，孙美瑶拆除津浦铁路铁轨，劫持车上乘客300多人，其中有美、英、法、意、墨诸国的侨民40余人。孙以此为质，要求督署收编其为正式国军。翊儒主张不可失去国家威信，杜绝后来的效尤者，田中玉与其意见相同。而当时中央政府恐引起外交纠纷，密示田中玉接受孙的要求，暂许收编，免致外侨受害。田未执行这一密令，于是中央派郑士琦代替田中玉，收编孙美瑶。田中玉离职后，翊儒即辞去所兼各职，专任第七混成旅旅长，奉命驻防平原，督办黄河北岸鲁境27县的清乡事宜，清剿贼匪，人民得以安居乐业。民国13年，奉直战争，直系冯玉祥倒向奉系，直系大败，吴佩孚带领余众企图由津浦路南下，勾结孙传芳、杨森，重整旗鼓，再谋反攻。郑士琦召集所属将领商讨对策，翊儒认为曹琨贿选总统，吴佩孚跋扈专横，都为国人所痛恨，不能假道使其得志。他毅然南下，率所部扼守德州一带关隘，防止吴军南下，致使吴佩孚只身乘海轮经沪入川。民国14年春，段祺瑞应“皖人治皖”的呼吁，调郑士琦任安徽督军，改编第七混成旅为第二十五师，翊儒任师长，移防安徽，帮办安徽军务，皖人闻之，无不欢迎，并派朱蕴山前往迎接。时山东督军张宗昌为人极其狡诈，表面上非常恭敬，设盛宴饯行，并许以发足军饷，但待中央拨款。翊儒素性忠厚，信以为真，不作警备；张乃蝉集兵力，将25师全部缴械，并劫持翊儒到济南。段祺瑞闻知，急电张作霖严词诘责，并令张宗昌不得加害，始得脱险。
翊儒脱险后，隐居上海英租界愚园路，和李济深经常往来。李济深时任北伐军第四军军长，认为翊儒在山东治军时间很长，旧部很多，荐其为山东宣抚司令。翊儒接任后，即秘密策划毕某反正，事机泄露，毕被杀害，他也被迫辞职。民国17年，张宗昌勾结日军阻止北伐军渡河北进，杀害外交官蔡公时，酿成“五·三”惨案。其时，翊儒以高级参谋从军，建议避开济南，改道长清渡河。总部即任翊儒为渡河司令，驰赴田家镇，征集船只材料架设浮桥，支援先锋第四十军贺耀祖部安全渡过北岸，超出敌后，一、七两军相继前进，在北京附近会师。时坐镇北京自称大元帅的张作霖被迫撤退回东北老巢，行到皇姑屯，被日军炸死。其子张学良起义归附革命军，北伐成功，全国统一。李济深任参谋总长时，以翊儒对于北伐贡献很大，推为参谋次长，何应钦藉口翊儒宣抚山东表现懦怯，未予同意。后李济深召翊儒为高级参谋总务厅厅长；未几，桂系反蒋介石，蒋认为李济深与桂系有关系，诱执李济深，翊儒遂辞职，隐居安庆，从此不过问政治。
民国11年，翊儒眼见族里居民无力聘请教师，以致儿童多数失学，于是他会集胡姓合族人士，议以祖遗祭田收入创办学校，让儿童有读书处所，得到合族同意。翊儒捐助2000银元，创立了“瞻依学校”，开桐城私人办学的先例。他的家乡在圩区，居民易遭水灾，翊儒倡议培修圩堤，出力兴修者，其工食费用，统由他家支付，当地居民大得其益。
民国22年，翊儒病卒于乡。
童长荣
童长荣(1907——1934)，字灿华，化名张树华，今城关镇人。他家境贫寒，出生前父就病故，靠母亲替人做针线活、帮工洗衣服维持生活。长荣5岁时入学读书，眼看母亲劳苦，深知读书不易，因而发奋上进，刻苦攻读。11岁毕业于枞阳镇陶公祠小学，以优异成绩升入白鹤峰高等小学。民国10年(1921年)，考取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在五四运动影响下，长荣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有了新的认识。是年春，安庆各校一批进步学生先后在怀宁学堂和菱湖公园集会，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长荣是第一批团员。民国12年，在安庆他参加了“六·二”学潮和驱逐省长李兆珍的斗争。次年秋，为反对直系军阀曹锟贿选，长荣趁“双十节”游行的机会，带领游行队伍捣毁接受贿赂的安徽国会议员张伯衍、何雯的住宅。事后，张、何向曹锟哭诉，曹锟下令陈调元和安徽军务帮办马联甲，撤掉江彤侯的教育厅长，通缉长荣等36人。长荣等避居上海，组织安徽流亡学生“反对贿选团”，并与蔡晓周、王步文等人主办《黎明周刊》，继续进行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
民国14年，长荣东渡日本，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长荣被选为中共旅日支部领导成员，负责共青团的领导工作。民国14年5月，日本出兵山东阻挠北伐军进程，惨杀外交特派员蔡公时，发生“济南惨案”。消息传到东京，中国留日各界非常义愤，立即开会，成立“中国留日各界反日出兵大同盟”，长荣当选为理事，积极进行爱国反日活动。日本当局竟采取法西斯手段，以“宣传共产主义”的罪名，将长荣逮捕下狱。两个月后，长荣被驱逐出境。同年冬，长荣回到上海，被上级派任中共沪中区委宣传委员，嗣任区委书记。次年，参加左冀作家联盟。民国19年春，长荣调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是时正是李立三左倾路线错误影响全党，长荣工作上虽作出一定的成绩，但因执行立三的错误主张，调离河南。民国20年春，长荣化名张树华，被派往大连，组织中共大连特别支部。这时正当九一八事变的前夕，形势极其紧张复杂，长荣仍先后建立满铁、三泰油场和三菱油场3个党支部，并发动了两个油场的工人举行了罢工斗争。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共党组织派长荣往抗日前线的东满地区，担任中共东满特委书记(今吉林省延边地区)。中共东满党组织建立后，抗日斗争得到很大发展。民国21年春，长荣首先在延吉的依兰地区组织开展春季斗争，斗争很快蔓延到东满全境，捣毁了日本走狗机关“朝鲜人民会”，清算了当地汉奸恶霸的罪行。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长荣奔走东满各地，先后建立赤卫队、别动队、突击队等，相继创建延吉、和龙、任清、珲春4县抗日游击队和根据地。不久，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东满特委整编这4个县的游击队，创建了东北抗日联军。日伪得知后，调集3000多人进犯游击根据地。长荣指挥抗日武装，先后战斗60多次，终于粉碎了敌人的进攻。敌人遂实行恶毒的“并屯政策”，抗联不得不转移到深山密林中，长荣抱病在冰天雪地里与敌人周旋，呕心沥血，艰苦奋斗。
民国22年春，长荣为传达贯彻中央指示精神，在任清县马村，召开军民会议；这期间突被日军“讨伐队”包围。他指挥部队迎击后，即率军民转移，敌人焚烧全村房屋后撤走。其时长荣在战斗中胳膊受伤，大家劝他回营治疗，他遥望燃烧着的村舍，立即率部回村，帮助群众重建家园。同年夏，他支撑着病躯，冒着风雨，跋山涉水，以日行120里的速度到达任清县草帽子山附近的托盘沟，召集基层干部开会，又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长荣率众突围时，再次受伤。为尽快把党的指示传达下去，他忍着伤痛，坚持到马盖屯参加预定会议。民国23年，日本侵略军大肆“讨伐”，长荣以久病之躯带领部队在任清的深山密林中，与日伪的“讨伐队”多次战斗。3月21日，长荣带领160名战士转移到十里坪、庙沟一带，被敌人包围。这时，长荣身体极度衰弱，虚汗淋漓，面色苍白，战士上前搀扶，他咬紧牙关，尽最后一点力气，命令所有人员立即突围；在战斗中，他又负重伤，朝鲜族女干部崔君淑背着他往前走；敌人跟踪追来，两人陷入雪坑，同时遇难。长荣时年38岁。
陈雪吾
陈雪吾(1902——1933)，名庆杰，又名虎生，今后方乡陈家团山人。雪吾出生于农民家庭，7岁放牛，10岁入私塾读书，15岁就读于桐城县立第四高等小学(今汤沟小学)。少时就同情贫弱，憎恶权势，爱打抱不平。民国8年(1919)，陈雪吾在安庆第一甲种工业学校读书，开始阅读各种进步书刊，如《新青年》、《警世种》、《隐情篇》、《敬告全国父老书》、《国民之薪胆》等，从而激发他立志革命的热情。时值五四运动爆发，他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决心离开学校，寻求革命道路。民国12年春，雪吾随四叔陈野先在山东高唐县供职。后因支持当地人民反抗山东军阀横征暴敛而被解职回乡。民国15年，经同乡章伯钧介绍，进入武汉安徽党务干部训练班学习。民国16年4月，雪吾由章逐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雪吾回到故乡，和章逐明并肩战斗，继续在桐城东乡开展革命活动。民国17年2月，中共桐城直属支部在雪吾的家乡方家仓成立，雪吾任团山头党小组组长。同年11月，中共桐城区委成立，雪吾任区委副书记，着力发展党组织和开展农民运动，经常向党员和广大劳苦大众宣讲《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号召人民起来革命。
民国18年3月，雪吾任中共桐城县临委委员兼军事委员。同年秋，县委书记章逐明生病，雪吾代理书记，主持县委全面工作。10月，中共桐城县临委改为县委。在省临委巡视员王步文的指导下，桐城县党组织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到11月份，全县已建立党支部31个，有党员275人；工会会员有100余人；农会11个，会员有1200人。是年底，雪吾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回县后，担任桐城县委书记，主持召开县委扩大会议，研究准备发动武装暴动。民国19年2月13日，在孔城党支部的配合下，雪吾带领10多个突击队员，突袭孔城商团，缴获他们的枪支和弹药，为武装暴动准备了武器。同年5月，中共安庆中心县委在今枞阳县境的会宫召开了桐城、怀宁、太湖、宿松、望江、潜山、庐江、贵池等县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雪吾为集中精力领导武装起义，辞去县委书记职务。雪吾先后领导发动罗家嘴暴动和鲁山暴动。
7月，将各地起义武装集中到桐北地区的欧家岭，成立皖中工农红军独立团，雪吾担任团长。不久，国民党军队重兵“围剿”欧家岭，红军独立团损失严重。
民国21年，雪吾任中共桐庐县县委书记，并兼组织部长和军事负责人。他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先后镇压庐江县南部地区的恶霸地主郑英甫、朱汉冲和特务头目刘渭之。时值灾荒，他在庐南戴家店一带发动农民3000多人，开展扒地主老财粮食运动，使灾民安稳地度过灾荒之年。从此，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因而疯狂进行镇压，雪吾不得不转入外地进行隐蔽活动。
民国22年2月，雪吾因积劳成疾，由九华山回家养病，被叛徒甘舍棠、张介良密报，不幸被捕。关押期间，他面对敌人威逼利诱，经受种种酷刑，始终坚贞不屈。同年3月17日，雪吾在桐城县城东门外紫来桥下高呼革命口号从容就义。当时知名人士房秩五得知雪吾牺牲消息后，悲愤赋诗道：“浩气塞长空，精魂翔故里。千秋万岁名，在此抑在彼……”
张舜卿
张舜卿(1904——1934)，又名少正，化名镇中，今安凤乡学堂石庄人。舜卿出生于农民家庭，幼时，与弟孟卿同入私塾读书，天资聪敏，得到师友的称赞；其写作才气纵横，当地长老都为之惊奇。由于他生长于农村，深知农民疾苦。民国11年(1922年)开始，舜卿在家乡任塾师，接触到《向导》、《新青年》等进步刊物，思想激进，常与孟卿习武术，以备将来应用。民国16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一批共产党人转入农村秘密进行革命活动。在此之前，舜卿兄弟结识了章逐明、陈雪吾，并由他们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舜卿认真研究马列著作，深入群众，宣传共产主义。舜卿受党的委托，就地举办农民运动骨干训练班，并秘密发展党员，很快建立了中共学堂石支部，他担任支部负责人。民国20年3月，他又建立中共会宫、山后两个党支部。是月，中共新桐县委决定成立中共桐南区委，任命舜卿为区委书记。次年7月，中共桐庐县委正式成立，舜卿当选为县委委员。同月，桐庐县委确定“发展党的组织与发展军事组织齐头并进”的方针，成立中共桐庐县军事委员会，调舜卿到县委和陈雪吾、王定华共同领导军事委员会工作。翌年阴历正月初一(公历元月13日)，陈雪吾在团山头召开军事会议，传达中共安徽省临委指示，组织武装暴动。会议决定成立“皖中工农红军独立团”，并内定舜卿任副团长兼参谋长，计划先夺取庐江反动团防张栋材、张晏卿的武装，而后建立欧家岭根据地。时因布署不周，经验不足，革命队伍到达庐江罗家嘴即被敌人包围，由于敌众我寡，激战多时，方得突围转移；在战斗中，张孟卿、王靖疆等被敌人杀害，时孟卿仅27岁。同年7月，陈雪吾、张舜卿率领队伍到达了桐北欧家岭，树起了“皖中工农红军独立团”大旗。当时国民党安徽省主席陈调元深为慌恐，趁红军羽毛未丰的时机，派大批兵力向欧家岭围攻，经过5日激战，终因力量相差太大，红军突围转移，后分散活动。
欧家岭暴动失败后，舜卿曾奔走于贵池、青阳、东流、望江等县，组织游击队，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民国21年初，安徽省国民党政府为配合蒋介石对江西根据地的“围剿”，大举进犯大别山根据地，并疯狂地“清剿”各地游击队。为打乱敌人部署，迫使敌人分散兵力，扭转大别山区的严重局势，舜卿毅然率领30余人的小部队，于1月15日化装混进省城安庆，深入虎穴，在“内线”的密切配合下，于半夜时分，突然冲进省政府，缴了卫兵的枪。敌人惊慌失措，不敢出门。“夜袭省府”之后，舜卿率领小部队经常出没在安庆周围，敌人成为惊弓之鸟，不得不从大别山区抽调兵力回保安庆，从而减轻敌军对大别山区的压力。舜卿因此获中共安徽省委的表扬。
民国23年1月，舜卿接到中共安徽省委指示，改名张镇中，由社会进步人士史恕卿介绍进入国民党江西南昌军官团受训。不料被叛徒王时敏告密，被捕回安庆，省主席刘镇华亲自提审，舜卿镇定自若，不予理睬。刘要舜卿投降，舜卿慷慨激昂地说：“要打要杀都由你，要我投降是妄想!”当共产党人周志远等化装探监时，舜卿已是四肢难动，仰卧地上。他对来访者说：“要为共产党争光荣，决不能后退一步!我死了，还有千千万万的同志们在，国民党反动派总有一天会完蛋的!”这期间，中共党组织曾千方百计地进行营救，但均未成功。是月23日深夜，刘镇华指使下属将舜卿秘密杀害于安庆北门城边。
徐澹如
徐澹如(1855一1934)，名淦，今白石乡石溪村人。幼孤贫，赖母纺织为生，得入学苦读。因屡试不中，遂往北京投入“宫廷会典馆”，纂修《会典全书》。由于勤奋供职15年，得膺荐举，以正五品直隶知州随带加二级，历任琼山、乳源、文昌、安定、饶严等县知县。饶平民风强悍，好聚众械斗，时有死伤，甚至经月不息者。澹如在任时，甚为忧虑，作短歌以劝化之(歌词载饶平县志)；词意恳切，民受感化，械斗之风遂止。
澹如任乳源县时，值试期，有一富室拟以银3000两，为其子买通关节，得县案首(第一名)。他勃然大怒，严加斥责，意为“我屡困试场，已深受其苦。今日，岂可将此苦又施之于诸生?”即亲临试场，严加约束，所录案首，连夺三魁(俗称小三元)。
民国初年，澹如移居安庆，后迁南京。有荐其出任者，以年迈婉谢。后回家乡，享年80。
著有《知见》、《香草》二集，抗战期间，南京沦陷时散失。
吴芝瑛
吴芝瑛(1868——1934)，字紫英，晚号万柳夫人，今会宫乡老桥村人。父吴宝三，历官山东郓城、阳信等县知县。芝瑛幼从父读，过目成诵。及长，延师授读，好吟咏，下笔成章。年十四五，静处深闺，博览群书，尤好唐宋诸大家的诗文及历朝的法帖，严寒酷暑，未尝释手。
芝瑛年19嫁与无锡廉泉，夫妇之间相敬如宾。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廉泉任度支部郎中，芝瑛随夫移居北京，以诗文、书法闻名京师。尝手抄《楞严经》一部，士林视为珍品。是时，她结识了秋瑾和徐寄尘，并结为异姓姐妹；美国女教师麦美德仰慕芝瑛的才华，遂结为朋友。光绪三十年，秋瑾东渡日本求学，芝瑛帮助筹措旅费，并在“陶然亭”为其饯行，书大字以赠。芝瑛因痛恨清朝的腐败，劝廉泉不要再在昏暗的朝廷求谋升斗之禄。廉泉辞职南归，筑“小万柳堂”于上海的西郊曹家渡，颇幽美，夫妇隐居于此，读书写字。后因生活困难，变卖小万柳堂，回无锡水獭桥居住。
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迫清廷签订了卖国的《辛丑条约》。清朝廷昏庸黑暗，民生愁苦，芝瑛倾向革命，暗中联系革命党人，她的北京寓所即成为革命者的托迹之地。光绪三十三年，秋瑾从日本回国到上海，在曹家渡小万柳堂访芝瑛，叙其留学时的艰苦情怀。席间，秋瑾拔刀起舞，歌声悲壮动人，芝瑛命女以风琴和之。后来。秋瑾在上海创办《神州女报》，宣传革命，触怒了清朝廷。不久，又因徐锡麟于安庆谋刺巡抚恩铭，事连秋瑾，遂遭逮捕，芝瑛为之四处奔走营救。秋瑾被害于绍兴，芝瑛闻之悲痛，在清廷恐怖的气氛中，与徐寄尘冒着身家性命的危险，葬秋瑾于杭州西泠湖畔，并题碑铭：“呜呼鉴湖女侠秋瑾之墓”，并作“西泠吊秋”七绝4首，以资纪念。她为《神州女报》题词中写到：“……伟哉秋女士，抗心誓雪耻。振臂而疾呼，家庭革命是。演讲一何壮，平权此宗旨。无端横祸来，轩亭断头死。……”事为都察院御史常彻所悉，劾奏芝瑛与秋瑾同党。清廷削平秋墓，并要罗织芝瑛的罪名，亲戚惊骇万分，劝芝瑛速赴上海进租界避祸。芝瑛不畏强暴，不愿托庇外人宇下，一直没有离家。时两江总督端方与吴汝纶、吴宝三素有交情，不忍加害芝瑛，麦美德又出面调护，双方呈文力保，社会舆论又轩然而起，清廷被迫免予处分。芝瑛设“悲秋阁”于小万柳堂的左边，悬挂秋瑾遗像，以示怀念。民国立，芝瑛还葬秋瑾，丰碑巨刻，供后人凭吊。
辛亥革命事起，上海民军组成，芝瑛卧病，闻之喜极，慷慨捐资助饷，并致书上海女子北伐队司令陈也月为己请缨。民国告成，袁世凯篡权窃位，僭称帝制，芝瑛与袁世凯本为亲家，素有旧谊，但她毅然不顾，投入反袁斗争；并致书袁世凯，反复开导，劝他迷途知返，从速下野，以谢国人；否则将成全国罪人。书中慷慨地说：“公朝去，而吾民早安；公夕去，而吾民晚安；公不去，而吾民永无宁日。”袁世凯不听，终遭失败。民国16年(1927年)，国民革命军统一中国，组成国民政府，首聘芝瑛为咨议员。
吴宝三仅芝瑛一女，异常珍爱，家产约值万金。宝三卒，芝瑛奉遗命将浮山全部遗产捐办家乡鞠隐小学，使邻近贫苦子弟得以入学就读。江苏、安徽受灾，她四处筹款救济灾民。上海名妓李频香，身世甚为可怜，能诗，与芝瑛颇有往还，芝瑛怜其才，典卖簪珥首饰为之赎身，还其自由，一时传为美谈。芝瑛的诗、文、书法堪称“三绝”。1934年，芝瑛病死于无锡。她的著作有《帆影楼纪事》、《帆影楼旧藏画目》、《小万柳堂丛刻》5种。
钱通
钱通(1886——1938)，字绍武，今仪山乡人。他19岁时因家贫而辍学，投身入伍。曾任国民革命军二十二旅战士、敢死队队长；后入孙中山在海外创办的南洋武备学堂，加入了兴中会。回国后，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历任国民革命军司令部参谋、旅长、师长等职。
民国2年(1913年)，张勋奉袁世凯的命令反击“讨袁军”，钱通时任南京卫戍司令兼第八师师长，坚守南京城，激战48天，由于弹尽粮竭，遂告失败。张勋入据南京，下令通缉钱通。钱通与战友数人东渡日本，转道于新加坡南洋群岛，坚持革命活动。几年以后，钱通回国，一度任南京下关公安署长。时钱通眼看第三次改组后的国民党难以胜任时代所赋予的使命，遂解甲归田。
抗战事起，日军深入长江，占据汤沟镇，血腥屠杀人民，并施用“以华制华”的阴谋，扶植汉奸孙小佬组织“维持会”。孙小佬勾结日军强迫钱通为其效劳，钱通意气激昂地说：“要杀就杀，要我归顺，是万做不到的。”并且大骂孙小佬无耻当汉奸、卖国害人。敌伪无可奈何，恼羞成怒，于民国27年(1938年)将钱通杀害于汤沟镇金鸡山下，族人钱鸣亮掩埋其尸于王家嘴。
史伟
史伟(1915——1941)，字俊宽，今安凤乡晓春村人。史伟幼时在家读私塾，12岁时进浮山中学，后在芜湖、南京等地上学，民国24年毕业于安庆保罗中学。史伟少年时就敬慕岳飞、文天祥、郑成功、林则徐等人。后来最爱读鲁迅的小说和文章，以及一些进步的刊物，因而接受了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逐步走上抗日爱国的道路。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军得寸进尺，向华北内地入侵。时史伟在南京的安徽中学读书时，就在校内墙报上写了很多宣传抗日救国的文章，抨击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和出卖民族利益的行径，并揭露学校当局的专制不法行为，被开除出校。
民国25年，史伟就读于北平大学俄文进修班。在校期间，他组织抗日歌咏活动，成立韦里基(俄文译名)歌咏团，用歌声唤醒民众，激发青年，推动爱国抗日斗争。同年8月，史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党组织分配他到民族先锋队，担任《我们的生活》刊物主编。他接受任务后，积极工作，力求刊物思想内容丰富，战斗力强；注意编排形式新颖，版面美观醒目；从看稿、编辑、看清样到处理来信都亲自动手。所以，《我们的生活》在宣扬革命思想、推动抗日救亡运动方面，曾起着巨大的作用，受到广大青年群众的热烈欢迎。
民国26年七七事变发生，史伟被中共和民族先锋队派到山东军阀韩复榘所办的训练班里工作。他在北京前门车站与四弟史照临别时说：“努力去干，将来在坟墓里来看我!”不久，华北山河渐次沦入日军之手，中国共产党号召北方革命青年，拿起武器，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史伟响应这一号召，奔赴鲁西北，在馆陶、临清两县农村中，深入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发动群众，在短期内组成800多人的抗日自卫队，他任大队长。他在馆陶、临清一带与日军开展殊死的战斗，给日军以严重的打击。
民国30年春，一天夜里，史伟亲自带领战士到敌防地侦察敌情，不料在临清西南一个村庄里与日军巡逻骑兵相遇，当即发生激战；因敌我力量悬殊，史伟为掩护同志撤退，自己担任后卫，不幸被捕。敌人将其剥光衣服，绑吊在马脖上，解入临清城内。敌人用各种酷刑拷打，史伟始终没有吐露只字，并大骂日寇和汉奸，历数他们种种罪行。不久被敌人杀害，年仅26岁。
鲁生
鲁生(1916——1941)，原名蒋永孚，湖北省黄梅县城关镇人。抗战初期，鲁生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黄梅县抗日游击队第四中队中队长、中共黄梅县委会军事部长、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第八大队副大队长、中共桐怀潜中心县委委员兼组织部长、新四军江北游击队桐东独立大队教导员、桐东游击大队教导员、中共桐庐无县委书记等职。
民国29年，鲁生化装成商人前往桐东(今陈湖、白云、横埠、汤沟、老洲等区)，他发现地跨桐城、庐江、无为3县交界的桐东，是个“三不管”的好地方。这里既无国民党的正规军驻扎，日军也不常“越界”，偶尔下乡骚扰，也是朝出夕归。这里有峰峦叠障的三公山，蒿草芦苇丛生的陈瑶湖，山水相间，地势险要，百姓穷苦，民风骠悍，受过共产党影响，抗日情绪高，他决定开辟桐东地区，创造一个比较稳固的立足点，作为对敌斗争的依托。同年4月，林立、桂平、宋海珊等带领中共县委机关工作人员和特务连，转移到桐东六百丈。
鲁生才华出众，他在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又领导地方工作。他从实际出发，灵活掌握党的原则，在对敌斗争中，除首恶必办外，对民愤不大的地方上的上层人物，则采取统战方针；并利用当地维持会、伪军、土顽武装与日军的矛盾，争取他们不与革命为敌，还派人打入其内部，进行分化瓦解；在群众工作中，他选拔得力干部，深入下去，宣传革命，建立抗日群众团体，发展党组织，使共产党在桐东地区活动，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桐东特务大队遂在六洲扎下根来，创建了桐东敌后抗日根据地。
桐东独立大队成立后，为了更好地打击敌人，摆脱日伪顽的围攻，鲁生将大部队化整为零，分头出击，互相策应，时聚时散，运用“昼伏夜出，声东击西，绕南闯北”的游击战术，神出鬼没地活动在桂家坝、黄泥山、六百丈、老洲头、灰河口、水淋沟、将军庙等地，打击日军，偷袭敌舰，捕杀汉奸，战果累累。敌人闻之丧胆，整天提心吊胆地龟缩在据点里，不敢贸然下乡侵扰。
同年7月，新四军三支队五团三营参谋长林维先，率领本部部分指战员来到桐东，在水圩建立了新四军三支队挺进团。经与林立、鲁生等同志研究决定对土顽发动进攻，为建立三公山根据地(即桐东)扫除障碍。当时，土顽章淦自恃人多势众，武器精良，盘踞老牛埠，经常和新四军游击队摩擦，骚扰老百姓。7月下旬，，鲁生率领桐东独立大队配合挺进团，捣毁章淦老巢。鲁生等乘胜前进，袭击了设在孙家畈的桐城第五区署保安大队江子龙部。盘踞在三公山周围的土顽武装连夜逃走，桐东广大地区遂在新四军控制之下，扩大了桐东敌后抗日根据地。
是年10月，中共巢无地委领导人赵燕到达桐东，高度评价鲁生等领导桐东人民艰苦卓越的斗争精神，地委并予通报表扬。经上级批准，中共桐庐无县委宣告成立，鲁生为书记。在政权建立中，他坚决执行“三三制”的原则，团结各界人士，共同做好区乡民主政府的组建工作。他多次召开桐东各界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协商，先后成立桐东乡联办事处、桐东区民主政府，并民主选举开明绅士周晓山为主任，王光钧为副主任。他还主持选举参议员的工作，成立了桐东区人民参议会。
桐东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军民振奋，反动派惊慌万状。是年11月，国民党桂系顽军一七六师五二八团团长周雄立即调动本部和桐庐两县土顽3000余人，“联合会剿”。为保存实力，避敌锋芒，鲁生率领桐东游击大队转移到无为一带，不久回师桐东。
皖南事变发生后，鲁生根据上级党组织通知，准备带部分同志去皖西开辟工作。时一部分从皖南突围的新四军战士转移到桐东，他打算把这些同志安置好后再赴新的征途。民国30年2月14日凌晨，鲁生把他们从江心洲、章家洲接到王家排，自己又立即参加了挺进团和中共桐庐无县委召开的联席会议。在会议进行中，林维先接到紧急情报，说日军调动芜湖、安庆等地海陆空军3000余人，向大通、老洲湾、汤家沟集结，准备扫荡陈瑶湖。这天下午，鲁生带领13个党政干部和1个通讯员，由王家排动身赴皖西。时湖水低浅，船行到水圩时天就黑了，便宿于水圩。2月15日拂晓，日军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分兵两路包围了陈瑶湖。鲁生走到水圩双河口，与日军遭遇，且战且走；走到东嘴头，弹药已尽，且腹部受伤，他只好下湖隐蔽，不幸被敌人搜到，壮烈牺牲。牺牲时年仅26岁。
桐东人民获悉鲁生牺牲后十分悲痛，将其遗体安葬于花园口东嘴头，并树立墓碑，以示敬仰。该墓已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李光炯
李光炯(1870一1941)，名德膏，晚年自号晦庐，今黄羹乡李兰庄人。光绪十三年(1887年)，光炯参加乡试后，闻同乡吴挚甫(汝纶)主讲保定莲池书院，毅然放弃科举业，负笈受教，深得吴汝纶器重。光绪二十八年，他随挚甫，赴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他襄助吴挚甫创办桐城县学堂于安庆，主张“取欧美富强之具，以异国长技，教育学子，谋求实现新学变法图强之政治思想”。自此以后，他锐意兴学育才。
光绪二十九年，光炯应湖南巡抚赵尔巽之约，赴湖南任高等学堂历史教习。时革命志士云集湖南，以兴办教育作为革命的准备。而国子监祭酒王先谦以结党谋逆密奏清廷，株连黄兴、张继等100余人。光炯为巡抚赵尔巽、藩司张禄华所敬仰，乃挺身抗辩，以全家性命为质，搜捕令因迟延未下，党人乃得从容销毁证据，性命赖以保全。然而，光炯所创办旅湘公学堂，终因环境所迫，于次年秋迁往芜湖，改名“安徽公学”。他与邓绳侯先后担任该校学监。光绪三十一年，安徽公学增设速成师范学校，电邀房秩五自日本回国主持。该校经费来源，除酌收学费外，均由光炯精心筹划，四处奔走，募捐而来。在他的努力下，学校办得蒸蒸日上。为办好公学，光炯又多方延揽名师来校任教或讲学。如国学大师刘光汉、陈仲甫(独秀)、苏曼殊(子谷)、柏烈武(文蔚)、陶焕然(成章)、谢无量、周震鳞、江彤侯、俞子夷等均在该校供职。因此该校吸引无数有志青年前来就学，当时芜湖社会为之轰动。该校除由教师讲说革命道理外，还指导学生传阅革命书刊。是年冬，吴旸谷从日本带回《同盟会章程》、报刊和其它宣传品，在学生中广为传播，因此不少的学生和教师加入了同盟会。是时，安徽公学又联络皖省各县爱国人士所创设的学校，进行革命活动。如桐城之崇实、安庆之尚志、寿县之蒙养、芍西、怀远之养正、萃华等校，互相声援；并与留在日本东京的同盟会本部及南京、上海、安庆、寿州各革命组织潜通消息。因而该校成为当时革命党人通信联络的中心，使得长江中下游革命运动急剧发展。光炯后又与同乡阮仲勉创办了女子学校(抗战前芜湖第二女中前身)，为妇女解放事业积极努力。
由于安徽公学师生在校内外积极进行革命活动，风声很大，引起清廷东南疆吏的注意。因此，许多革命党人如刘光汉等，不得不相继离开芜湖，分往他处活动。光绪三十四年，光炯应云贵总督李经羲之聘，赴云南参其幕府，主持教育。在云南期间，他所规划之列，如实施实业教育、设立矿校、全省男女学校一律增开蚕桑课、兴办师范学校、选拔贤能教师留学深造等，皆有益于云南之教育与政治。辛亥革命军起，云南揭竿响应，未经流血，而大功告成，这与光炯参与其事有关。
辛亥革命告成后，孙毓筠督皖，邀李光炯为督府秘书长，与邓绳侯共同襄助筹划大政。当时，皖省南北军对峙，光炯喻之以理，迫之以势，致使群枭归服，皖省始成统一。嗣后，光炯因致力于革命与教育多年，积劳成疾，归隐于枞阳月月湖之滨，建一茅亭，名“听涛”，经常与同乡方守敦煮酒论文，潜心典籍，不问世事。柏文蔚继督皖政，强邀他主司教育，他坚辞不就。民国3年(1914年)，袁世凯称帝，慕其名，屡招为辅，并馈200银元，光炯坚辞不受。袁死后，光炯应皖中人士邀请，出任安徽省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民国9年，皖省军政大权落在军阀倪嗣冲手里，凡所施为，多违民意。次年6月，第一师范学生姜高琦等请愿议会，要求增加教育经费却惨遭屠杀。光炯感慨说：“督军拥重军，上干国纪，下为民害；议会天职在代表民意，而助督戕民，今日国家根本大患，即在于此。此而不除，不特皖政无澄清之日，而先烈艰苦缔造之民国，亦危乎殆矣!”乃与光明甫等纠合群贤，联络十公团，组织“六二惨案”后援会，严词声讨，奔走京、津、豫、鄂，诉之舆论，博得省外各团体及在京名流相继响应。结果，督军被废，安武军被裁，教育经费定为专款，而贿选议员亦被遣散。
光炯热爱家乡，更关心家乡教育事业。民国27年，他创设宏实职业初级中学于枞阳故里，并附设成人班、妇女班；同时开办农场、工厂。光炯不仅兴学，而对子女与族人亦极力启迪上进，故族人中有早年投奔革命或参加进步组织者，如李相符、李则纲等。
七七事变后，光炯携全家避乱入蜀。民国29年，闻家乡宏实小学和芜湖职校相继被日军焚毁，潸然流涕竟日，以致宿疾复发，于次年4月8日病逝于成都，葬于故里。著有《屈赋说》、《国策札记》、《阮嗣宗诗注》、《同时诸人事略考》、《楞严经科会》等。
黄彬
黄彬(1912——1942)，原名桂元，又名静寰，今横埠乡黄山村人。民国18年(1929年)，黄彬(当时号桂元)从小学进入浮山中学，次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其时，兄黄镇在浮山中学任教，积极领导组织学生运动，揭露学校当局与国民党政府狼狈为奸，贪污克扣教育经费、盘剥学生生活费等丑恶行径。黄彬在哥哥的影响与指导下，冲锋陷阵，勇往直前，向封建卫道士猛烈开火。虽然多次遭到封建势力的围攻和反动军警的恫吓，而黄彬义无反顾，成为学生运动中流砥柱，学生们称他为“急先锋”。民国20年，黄彬被学校当局开除，回到家乡。但他没有沉沦，没有泄气，没有停止战斗，及时地投入了农民运动之中。在中共桐庐县委领导下，民国21年3月，黄彬组织发动了吴桥、周潭、河涧、施湾、虾溪5个农会的五六百会员以周潭镇为中心的农民示威暴动，并正式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穷人要翻身”和“我们要吃饭、我们要生存”等战斗口号。在这次示威暴动中显示了他的组织才能和指挥艺术。
七七事变爆发以后，黄彬毅然参加抗日队伍。民国26年10月，他先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后经长途跋涉，历经艰难险阻，到达延安，同年底进入抗日军政大学。次年抗大毕业，被派到新四军四支队工作。不久，鄂皖区党委刘顺元又派他回桐城县任武装部长兼第二游击大队大队长。民国28年5月，在他的指挥下，一次夜袭汤沟镇河南小街，就打死打伤日、伪军50多人。同年8月，偷袭老洲头日军炮楼，全歼日、伪军。此后，这一带的日伪军，只好龟缩在炮楼里，不敢外出骚扰，并称他为“飞将军”。
黄彬不仅在军事上到处打击日军，而且重视政治攻势，广泛发动和组织群众，打人民战争。在管辖的区域内，组织青抗会和儿童团，各个关津路口，都设有盘查哨，不时截获敌物资和掌握汉奸活动情况，并经常惩治汉奸，打击日军，使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民国29年1月，黄彬率领一支200人的抗日游击队，东进无为抗日，被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独立营，活跃在桐、庐、无三县交界的三公山地区，神出鬼没地在敌、伪、顽的夹缝中成长壮大。时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桂顽也在江北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遥相呼应。6月，国军保安团章淦大队500多人尾追黄彬部队，黄彬一让再让，并派人告诫章淦，不要干兄弟相斗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章淦不听劝告，还以为新四军软弱可欺，决心不战不休，一心要拿黄彬的头去邀功请赏。就在端午节前，激战开始，双方投入兵力各有1000余人。新四军方面，主要有黄彬部和林维先部；伪保安团方面，章淦部担任主攻，江子龙大队打外围接应。战场在庐江县砖桥、刘家墩一带，鏖战3昼夜，章淦被黄彬部击毙，新四军大获全胜。砖桥之战以后，黄彬部愈战愈勇，先后转战于巢湖之滨、长江北岸，东到和含、西至桐庐，大小10余战，打得敌人心惊胆寒。民国31年初，黄彬领导的独立营被编为新四军第十旅第五十五团，他因战功卓著被提升为该团副团长兼政治部主任，并参加皖江区党委。是年秋，黄彬因去江南执行任务，返回时，船行至江中心，被日寇发现用炮艇击沉，不幸牺牲，时年30岁。
史推恩
史推恩(1869——1942)，字恕卿，号大化，今安凤乡史家湾庄人。推恩幼时家境贫寒，从父就读，18岁中秀才。他博览群书，精心研究经史和诸子百家学说，其文章被当时著名学者吴汝纶、马通伯所推许。清末，他曾得岳父家资助，捐得武昌县丞一职。但他恶恨旧制，一心追求新政，不及两月，即辞职。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推恩随吴汝纶赴日本考察学制。回国后，桐城学堂创办，史推恩为筹集学堂资金董事长。推恩不避艰阻，积极征集姚王集牲畜税及七家岭华佗庙香火捐。这两地捐税收入，为原地主宗族权绅把持，他数次亲临现场，据理力争，并建立征收制度，终于使桐城学堂教育经费有了固定来源。
清末，官府豪门互相勾结，横征暴敛，增加乡民痛苦。推恩倡议革除积弊，到处奔走呼吁，身怀诉状，到南京两江总督端方面前挡舆投状，历时一载，乡民赋税得以减轻。
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浪潮风起云涌之际，推恩遂离开桐城赴安庆，联络革命党人，结识同盟会会员韩衍，并加入了同盟会。清宣统三年(1911年)，孙毓筠到安庆，成立安徽省军政府，推恩任财政司长。后参与创立“青年军”，韩衍任总军督，推恩任第一队队长。讨袁失败后，推恩隐居安庆。民国2年(1912年)，袁世凯的爪牙倪嗣冲带兵入皖，倪遂乘机逮捕推恩入狱，幸经多方面营救才得脱险。从此，推恩痛恨军阀专横，更加坚决地致力反帝、反军阀的斗争。如安徽“六二学潮”，争教育经费独立；拒绝军阀卵翼下的李兆珍为省长；组织澄清选举团，推翻贿选的议会。凡此种种，推恩皆躬亲其事。
民国12年，安徽人士群议筹建安徽大学，并推蔡晓舟为筹备主任，推恩参与其事。推恩同汪菊友、戴荣生、史沛然等，筹建工作业经就绪，工程正在展开之际，不料竟被反动军阀勾结东流县土豪劣绅罗织罪名将推恩下狱。安庆广大青年激于义愤，冲进监狱，将其救出。
民国15年2月，国民党(左派)安徽省临时党部在安庆成立，推恩任临时党部执行委员兼工商部长。次年，蒋介石在安庆策划了“三·二三”反革命事件，安庆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推恩筹集7000银元，支持数百名生活濒于绝境的省、市国民党党部和各工团的工作人员，并掩护不少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脱险。
大革命失败后，推恩离开安庆，隐居桐城。民国17年冬，取道南京前往上海治疗目疾，途经其侄史尚宽家，尚宽想为他谋一南京政府高级顾问职务，史闻之，怒目顿足说：“我一生清白自持，安能在乌烟瘴气中求升斗之禄!”次日启程赴沪。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奔走呼号，鼓励动员进步青年参加抗战。时三子史伟(俊宽)在临清县率领抗敌自卫队与日军作战时牺牲，推恩仰天而笑：“吾有子矣!”四子史照(洪宽)及四女佩芸均先后赴延安，参加共产党、八路军；三女佩薪(即史迈)、六子史康当时在中学读书，也被推恩送到皖东参加新四军。
民国30年，国民党制造了“皖南事变”。皖西国统区的数千名党员和进步人士，绝大多数转移到新四军辖区，少数转入地下活动。为掩护新四军干部进出大别山，新四军七师政治部拔款7000元，交由推恩出面，在桐城大关创办“复兴商店”，作为交通联络点；又在桐城中学设立一个联络站，由他的胞侄桐城中学校长史化成负责。为掩护新四军干部进出大别山，推恩起着特殊而重要的作用。
民国31年，推恩病逝于小李庄岳家。
疏冠中
疏冠中(1905——1942)，一作贯忠，谱名仁安；参加革命后化名苏拓夫、苏野村、王冠卿等；因身高有一米七八，人称疏大个子。今白石乡石溪村人。出身贫苦，父亲疏国义在石溪街租居，以做豆腐为业。冠中少时，读过数年私塾。青年时，常到附近的浮山学校图书馆看书。在进步书刊的影响下，于民国15年(1926年)秋，和一些进步青年到达武汉，进了中共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接受马列主义教育。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组织派他和章逐明、吴克正等返回桐城东乡(今属枞阳)，开展建党和农运工作。
民国17年2月，在方家仓章家大屋(今属后方乡)，建立了中共桐城县直属支部(桐枞境内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归中共怀宁县委领导，章逐明为支部书记，冠中为委员。同年秋，成立中共桐城区委，冠中任宣传委员，常活动于浮山、方家仓、汤沟镇之间，积极从事宣传、联络工作。并编写歌曲，亲自教青年歌唱，以启发群众的思想觉悟。当时，一批淮北灾民，逃荒来石溪修堤糊口，冠中主动为灾民埋锅做饭，通过建立感情，宣传革命道理。在家乡成立了中共石溪特别支部，并兼任支部书记，常聚集青年于其屋后小圩的蒿草丛中，传播马列主义。民国18年，中共桐城县委成立，冠中任宣传部长，积极组织领导并参加孔城抢枪、“五一”示威、鲁山起义、欧家岭暴动等革命武装斗争。民国21年秋，叛徒、特务在浮山中学搜捕共产党人，冠中事先得到组织通知，离开家乡。次年，在安庆被捕，越狱逃到铜陵，后任中共铜(陵)繁(昌)芜(湖)县委书记，活动于三县之间的大江南北一带。后因县委组织部长叛变，冠中从地委回铜陵途中得知这一消息，急返地委处，时地委已经转移。在情况十分危急之际，他就跑到青阳沈村舅父家隐蔽下来；其舅家十分贫寒，他只好在该地改名换姓，打工度日。这期间，他与组织失去了联系。是时，他常到沈村小学借阅书报，因而结识了该校沈校长。校长很赏识他的学问和书法，聘其为四年级语文教师。不久，校长因兼做生意(开粉丝坊)，就把学校交给了他。
民国24年，方志敏的先遣部队到了太平，冠中步行30公里，在旌阳与方志敏接上了组织关系。返校时他捎回了20多本进步书籍，在学生中秘密传阅，使该校成为革命摇篮。在冠中的引导下，他的同事和学生有不少人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青阳地下党的骨干，如沈兰春、许达抱、陈中明、李景白、许育英、田维其、洪涛等。民国27年7月1日，冠中主动偕汪家骥去白果树 (地名)，与中共皖南特委接上了关系。返回青阳后，他先后建立了“青阳抗日动员委员会”、“抗敌后援会”、“青阳县第一特种工作团”等抗日革命组织，公开场合他以“工作团团员”身份出现，实际他是中共青阳县工委书记，负责领导“工作团”开展救亡活动。
民国28年，冠中调中共皖南特委学习，结业后任中共泾(县)旌(德)太(平)中心县委书记。次年，一度在新四军军部工作。皖南事变中，冠中在新四军炮兵连组织担架抢救伤员时，中了敌人炮弹，导致后来右胳膊残疾。是时，他在炮火中化装敌人伤员脱险，后辗转到了无为，与中共皖南特委书记李步新取得了联系。民国30年夏秋之交，中共皖南特委派其任敌后繁昌县县委书记。到任后，他为恢复和建立该地区敌后政权和党组织作出了很大贡献。民国31年元月6日 (一说7日)，正是皖南事变一周年，冠中在鸭棚嘴叶余家开会，递步哨送来情报，说三山(繁昌县地名)敌人下乡扫荡(其实当时敌、伪、顽军同时出动)。他为了通知其他同志转移，亲自往姚边(地名)方向跑去，行到一百步(地名)附近，与国民党军汪惠泉部遭遇，当场被叛徒指认为“新四军大头子”而被捆绑，敌人并在其屁股和大腿上戳了3刺刀，后又将其左耳割下四分之三，血染全身，群众目不忍睹。当时一共抓了10余人，冠中说“这些人都是老百姓，真正新四军是我!”后来被抓的人获释，他被押解南陵，后又押到泾县。在泾县监狱，国民党特务百般折磨他，他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民国31年7月11日，冠中在南陵八都何村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时年37岁。冠中临刑时，昂首挺胸，面对敌人枪口，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事后，革命群众杨有道 (女)为其置棺收殓，葬在该村西南大路边。
史迁
史迁(1902——1943)，原名谦，字益吾，今破罡乡人。史迁早失父母，由兄嫂抚养。自幼爱读书，在小学时，即能作文章。少长，怀有大志，认为中国社会必须彻底改革，将来建设工业最为重要。民国13年(1924年)，毕业于安徽省立芜湖甲种工业学校。次年春，与王步文、童长荣、余大化、房斌等东渡日本，考入东京铁道专门学校。民国15年，在东京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此期间，他与王步文等同留日学生中的“西巢鸭派”(即“西山会议派”)方治、“青年会派”中的右派汪精卫作坚决斗争。
民国18年夏，史迁学成回国，于北京结识周新民。后来他任职南浔、平汉铁路，从事地下活动，积极组织和发动工人在政治上进行合法斗争，在经济上要求改善待遇，取得卓著的成绩。
抗日战争爆发时，史迁在汉口铁路工作，掩护大批青年到革命圣地延安。民国27年，董必武同志调他到大别山工作。史迁到达安徽临时省会立煌(金寨县)以后，在地下党领导下，与周新民等取得了第五战区安徽省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后改为安徽省抗日动员委员会)成员的合法地位，于是发动群众，积极抗日，与国民党“消极抗日”的行为作不断斗争。他当时任安徽省抗日动员委员会总务部主任干事，主持该会财务工作，因而保证了共产党组织的41个直属工作团和40个委托工作团的经费以及其各项开支。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撤到皖东二三千人，在经济筹借支付方面，史迁作出很大的贡献。此后，史迁和占运生、麦世法、刘敦安等转入地下工作，经常与无为县新四军第七师取得联系，为新四军储存多种物资，准备进入大别山之用。当时正值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军阀互相勾结，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史迁处境非常危险，活动极其困难。但史迁还是千方百计进行地下活动，在他的努力下，在桐城大关镇设立“复兴商店”，使新四军进出大别山途中有了立足点，该店后为交通联络站。在立煌石稻场设有类似的“复盛商店”，为新四军进出大别山工作起了很大的掩护作用。民国30年，周新民得到在重庆的董必武的指示，要求将留在大别山的党员和进步青年及时撤出。史迁与周晤谈，即计划进行撤退工作，而自身以任务尚未完成，留下坚持工作。民国32年阴历八月初十，天将破晓，时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安徽省主席李品仙派遣特务多人围住史迁住所——板仓堰，将其逮捕，旋即解往桂系部队第21集团军司令总部。经过酷刑审讯，史迁始终不屈不挠。同年12月，史迁和他的战友占运生、麦世法、刘敦安等10余人被活埋于金寨县古碑冲附近的张家湾。
章子佩
章子佩(1889——1944)，字琢璜，今后方乡许庄人。子佩幼从父学，后入桐城中学学习，开始接触西方文化。后考入安徽省高等学堂，以优异成绩毕业。
子佩毕生从事教育工作，先后在汤家沟、黄家山、海声庵设馆教学，传授新文化，引导学生探索救国救民之道。革命烈士黄桂元、陈雪吾，都是他的学生。民国15年(1926年)初，在大革命的形势鼓舞下，子佩赴广州，报考黄埔军校，未成。后经北伐军总政治部章伯钧的介绍，参加北伐战争，随军进入武汉，分配在铁路上工作。学生陈雪吾、章舒容等l0余人，从家乡赴武汉，由子佩介绍给章伯钧，分别参加革命工作，有的还进了武汉农民讲习所和安徽省党务干部学校。民国16年，蒋、汪合流背叛革命，武汉国民政府解体，子佩遂回乡，仍在海声庵设馆施教，并掩护陈雪吾等进行地下革命活动。民国19年到27年，子佩迫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压力，先后转馆于周家潭章家祠堂、汤家沟枇杷山、石溪疏庄、方家仓章家享堂、陈家洲、大渡口等地。陈雪吾第一次被捕关在安庆监狱，身份未暴露，经党组织及子佩等人多方营救，得以出狱。第二次由于叛徒出卖，雪吾被捕牺牲；子佩闻之，老泪纵横，哀叹不止。
抗日战争期间，子佩先后在省立第六临时中学、庐江中学、桐城中学任国文教员。民国33年，病逝于学校。
丁翰东
丁翰东(1880——1945)，字剑东，今后方乡丁家黄庄人。翰东曾师事陈澹然，与胡聘三同年中秀才，后进入桐城学堂和安徽武备学堂，复入北京陆军大学深造，参加了同盟会。他与李济深、胡聘三、魏曙东为同窗好友，并与李济深宿上下床位，交契深厚。民国初年，翰东任安徽军政司筹划科长，旋任察哈尔都统署参谋，参加平定蒙匪、边匪等军事行动，以功升边防营长。民国11年(1922年)，翰东调任安徽陆军第四混成旅一团三营营长；平定阜阳、颍上一带动乱后，因功升为第二团团长，随调任陆军第六师二十四旅旅长。民国16年初，翰东在陈调元军供职，受李济深密嘱，劝导陈调元率部起义成功；陈部遂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三十七军，陈任军长，翰东任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晋升陆军少将。是年夏，该部参加北伐，进驻山东临沂时，忽奉命后撤，翰东率一个团担任后卫，宿营于土圩子湖里尔。敌人以3个师的兵力随后跟踪，及到胡里尔，采取围而不攻的战术，企图将翰东困住，待其弹尽粮绝时诱降。翰东不为所动，敌恼怒，以炮队增援，准备全部摧毁翰东部。翰东趁敌增援之间隙，出其不意，突围而出，使敌阵大乱，纷纷逃避。翰东冲出包围圈后，反守为攻，杀入敌营，重创顽敌，缴获火炮30余门，枪支弹药无数；北伐军奖以佩刀、避弹衣等物品。民国17年冬，北伐成功，翰东奉命缩编为第四十六军一百三十六旅，任旅长。民国18年，山东长山县马某聚众称帝，地方政府屡剿无功，翰东率师进剿，擒斩首犯，余众悉散，民得安宁，国民政府传令嘉奖。民国19年，翰东请辞职，得准。次年，陈调元主持皖政，以同学情谊，强委翰东以省会公安局长职务。未及一年，调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少将参议。民国25年，国民政府授予他国民革命军誓师10周年纪念勋章。
抗战军兴，翰东赴参议院供职。安徽省国民政府西迁，他乃回桐城东乡故居养病。东乡民风强悍勇武，翰东因势利导，与魏曙东组织桐城第五区抗日民众动员委员会，发动民众，训练壮丁，作抗日后备力量。枞阳、汤沟两镇沦陷之际，经他们训练的农村健儿相继崛起，不断袭击盘踞在沿江的日伪军数十次，毙敌100余人。
民国29年，翰东任县地方财政整理委员会委员，受县参议会委托，赴省府立煌办理公务，雨雪载途，积劳成疾，延到次年4月，病逝于家。弥留之际，犹以未能率师抗日、报国于疆场为遗憾!民国3４年初，桐城县各界人士1000余人，在桐城中学广场举行隆重公祭，以表彰其功德。
张皖光
张皖光(1882——1945)，字孝生，号啸松，晚号镜湖翁，今会宫乡人。皖光一生勤于教书育人，先在桐城马其昶、张家骝、方守敦家中当塾师，后回乡里开门授徒，前后30余年，从学者不下千余人。他对学生要求很严，善于讲解，因此经过他的熏陶，都循序渐进，所学也能融会贯通。他曾任浮山中学教师，得到进步学生的爱戴，称之为“老先生”。皖光博览群书，置书数千卷，对于乡邦文献，热心保存，并手抄《文献通考》等数百卷。他尝谓平生所学，得力于《近思录》。筑书室，名“乐真堂”。他平生重视乡邦文献，于乡先辈之著述懿行，必搜采而张扬之。尝重印其十世祖张度《蟋蟀窝诗集》和王灼《悔生诗文集》。民国33年，桐城续修县志，共推皖光主其事，不久病卒，其事未果。
皖光不畏强暴，不屈于外人。天主堂欲占先祖在桐城的住宅遗址，伪造契约，私立界石。皖光与之争论，得到桐城的学、商各界支持，桐中学生毁其伪界。天主堂于是告急上海总神父，谓张某欺凌天主堂；神父电告安徽省督军，如不严办张某，必引民教相仇，后果不堪设想。一时人们多为皖光担心，而皖光毫不示怯，据理力争，天主堂终未能得逞。
皖光爱好文学，不主一家，力求真实。对于诗歌，不主张艰深，要明白晓畅，反映社会现实，通俗易懂。著有《乐真堂文集》10卷、《诗集》8卷、《中国历代帝制世系考略》20卷、《甲子纪元》2卷，《他山诗集》若干卷。
陈石奇
陈石奇(1911——1947)，又名永奇，今义津镇方家新屋人。石奇9岁进私塾读书。民国17年(1928年)9月，在浮山中学加入共青团组织。是年冬，石奇出席王步文在浮山召开的农运工作会议。会后，和王靖疆同学积极组织演出《农民泪》，揭露地主阶级剥削、压迫农民的罪行，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启发农民觉悟，以配合农运工作的开展。
石奇在浮山中学期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发动学生揭露学校当局克扣学生伙食等12条罪状，亲写传单散发，并秘密组织王靖疆、吴中瑞、查名扬、齐伯年、周鼎新等进步学生10人，于金谷岩多次集会，决定全校罢课。民国18年1月5日，学潮兴起，学校陷入瘫痪，为此校方宣布暂停期考，提前放假。石奇是浮山中学“一五”学运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初步显示出他不凡的宣传和组织才能。然而学校当局趁寒假之机，以“闹事”为由，将石奇、吴中瑞等6名学生骨干开除出校。同年2月，石奇转入安庆东南中学读书，任该校共青团支部书记，并参加中共桐城县委的各项活动。在该校壁报上，石奇发表题为“五九”国耻诗：“耻多唯我国，五九更其尤。雨落天为泪，云蒸地盖愁。河山咸被辱，黎庶应同仇。上下怀薪胆，何难沼倭奴。”
民国19年，石奇奉命调任桐城团县委书记期间，积极恢复和建立城关、孔城、钱桥、七桥4个团区委，以及平坦、麒麟、义津、浮山中学等直属支部，开展抗租、抗息等斗争。民国20年8月，新桐、旧桐两县委合并，两县团县委也合并，石奇仍主持团县委工作，范围增加周潭、左岗、吴桥、方家仓、公堰塥和桐南6个区。是年底，桐城党组织遭到破坏，石奇受到通缉，被迫离开故乡，潜往北平私立安徽中学堂，在吴中瑞的帮助下，于当年4月参加中国左冀社会科学家联盟北平分盟，与组织接上了关系。民国22年，石奇担任北平团市委委员和“社联”北平分盟委员。为取得合法的身份作掩护，他考入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系，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历时5年之久。在北平工作期间，他参加了“一二·九”抗日救国运动，撰写诗文，抨击时政，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
民国26年3月，石奇赴延安上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结束后，被选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处邮电检查所第一任所长。民国28年12月，中共在甘肃庆阳建立陇东外勤组，检查所改为情报站，石奇任第一任组长、站长，并兼任八路军三八五旅政治部联络科长，负责国民党统治区甘肃方面的情报工作。石奇依靠党组织，开展社会调查，物色得力人员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和要害部门，开辟了一条新的情报渠道，曾数次受到边区保安队长周兴的表扬。民国31年，石奇以忘我的工作精神，日以继夜地协助布鲁侦破了国民党军统“汉中训练班”这一重大特务案件。并在延安举办了该案战果展览，受到中共中央的重视和毛泽东主席的赞扬。
民国35年春，石奇被选调到延安中共党校二部学习。6月份，被分配到哈尔滨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工作。他曾被派赴延寿县视察土改工作，后调任中共松江省委社会部科长。石奇由于过份劳累，身患败血症，于翌年4月13日，在哈尔滨铁路医院逝世。
杨大猷
杨大猷(1874——1948年)，今杨湾乡礼让村人，大猷少时家境贫寒，未曾读书，靠推独轮车、挑货郎担过日子。后来积蓄了一笔资金，购买一条6吨位的木帆船，率长子从事水上运输。由于夫妻省吃俭用，治家有方，家口虽众(5儿4女)，尚有盈余。儿子长成，他即从事瓷器生意。由于大猷善经营，生意愈做愈大，后来由“行商”转为“坐商”，向城市发展，向海外推销，终成为瓷器大商。
民国10年(1921年)，大猷在广州维新横路4号开设“顺泰祥瓷庄”。此后，在上海法租界哀多里路三毛角桥134号、昆明文明街34号、香港荷季活道38号、新加坡小坡若兰槟街14号等处设立分号。为便于组织货源，他在瓷都景德镇买进小黄家上弄13号和花园里4号房产，自己坐镇，有计划地将瓷器发运到各个分号。民国24年前后，瓷业生意十分红火。在大猷的带领和帮助下，附近乡亲有数百名都经营瓷器生意。
大猷有5子，均具经商才干。后来分别到上海、广州、香港和新加坡四处发展业务，全家居新家坡麦坡申路19号，所经营的新加坡顺泰祥瓷业有限公司，是当时中国陶瓷业最大的一家。
大猷之孙咸弼，毕业于燕京大学，现为香港晋降生瓷业有限公司经理。1987年，他与同乡王荆柏、张秉维、张良球等向县医院捐赠一辆日本五十铃救护车。
大猷少时，饱尝饥寒辛酸；富裕后，尚不忘本，对贫苦人深表同情。早在家乡搞水运时，即少收穷人运费，每逢节日，进行义渡；民国23年大旱和37年大水，他在家乡共施数百担大米赈救灾民；在景德镇每餐煮一斛米稀饭，分给灾民充饥。
民国37年，大猷病逝于景德镇花园里，归葬于家乡杨树湾。
吴辟疆
吴辟疆(1879——1950)，名闿生，又名启孙，号北江，今会宫乡老桥村人，后移居北京。
辟疆诸生出身，候补知县。24岁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民国初，任总统府秘书，教育部代部长。袁世凯阴谋称帝，辟疆事先告退。此后，专从事教育，以育英才为己任。吉林名士成多禄恢复沈阳萃升书院，聘辟疆讲学。未久，书院停办，辟疆回北京，教授文学。
辟疆继承其父汝纶之学，主张精神与物质平衡发展，才能成为有用之学。辟疆持论宏通，评价公允。当时文学家对许慎多持批判态度，辟疆则认为“说文传世千年之久，摹刻失真，少是为许君咎；其古籀文之废绝，到许君亦数百年，许君网罗坠失而得之，固不能有所纠正也。至于制作之源流，经典之奥义，许君所葆存者至钜，功在天壤，可又弁髦之乎!”(吴辟疆给何蛰卿写的《说文体例序言》)这与王国维《观堂集林·释天》的论点，有会通之处。
辟疆有家学渊源，加之幼时先后师事桐城派姚永概、通州范当世、武进强贺涛，俱为海内文学巨子，因此，其诗文造诣很高。著有《孟子大义》、《尚书大全》、《诗文会通》、《左传文法读本》、《孟子文法读本》、《文史征微》、《古文教范》、《古今诗范》、《今体诗选》、《汉碑文范》、《吴门弟子集》、《北江文集》、《北江诗集》等。
唐达兴
唐达兴(1926——1949)，又名达勤，今新开乡新开沟人。达兴系船民出身，为人豪爽。民国38年(1949年)3月底，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开始，他第一个报名参加支前战斗。
4月21日傍晚，渡江开始，从下枞阳到戚矶头主攻对江乌沙夹的江面上，唐达兴担任首航尖刀船任务。达兴系舵工，认为自己身强力壮，把掌舵让给体弱的船工，自己划头桨，向占领目标飞快地驶去。船舱口用4床湿透水的棉被做排障，28名解放军指战员在舱内隐蔽。达兴在弹雨中，一面猛力划桨，一面观察敌情，并即时向舱内指战员报告情况。突然，右胁一怔，血流不止，指战员要他进舱包扎，另换一名战士划桨，而达兴强忍着剧痛，坚持划桨，直到渡江成功。在送往枞阳镇渡江中线指挥部就医的途中，达兴忍着剧痛对抬担架民工说：“大军渡江，全国解放有指望，我的心也就放下了。”达兴由于流血过多，经抢救无效而牺牲。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追认其为烈士。
许辑堂
许辑堂(1897一1951)，字熙瑞，晚号漱石主人，今古塘乡五谷井庄人。辑堂9岁入私塾，能作联语，师奇之。13岁抄录《戴南山集》全卷，小楷端秀。16岁考入安徽高等师范学堂，成绩卓异，被选为留日学生，因家贫未能东渡。及长，从邑中名士吴闿生、马其昶、李德膏游，得闻桐城文派绪论。并与范文澜、高步瀛等为契友。民国政府教育总长许士英慕辑堂名，请教其子；迨其组阁，欲聘辑堂出仕，辑堂莞尔谢之。此后，两人交谊益深。五四运动起，提倡新文学，辑堂极力推助，发扬新风，不为桐城文派所拘。他好收藏古书，寓居北京时，闲则徜徉于玻璃厂书市，得珍本，则跃然而喜；每将归，必函嘱家人到枞阳码头担运书籍，别无他物。平生自俸至薄，而藏书之富，却扬名乡里。
辑堂热爱教育工作，先后于芜湖工业专门学校、北京政法学堂及浮山中学任教。抗战军兴，归里办学，名为“春晖学舍”，远近弟子慕名而来，教必以诚，学必以勤。经其指授，于古诗文有所法度，化裁为现代文章，清新洒脱，具有“古为今用”的特色。著有《陈后山诗笺注》，已佚。
吴述伯
吴述伯(1882——1952)，名光祖，今高甸乡雁形地庄人。述伯毕业于桐城中学和安徽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后到杭州攻读浙江蚕学馆农科，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他创办安徽旅昌公学于江西景德镇，后赴贵州农业学校任教。宣统三年(1911年)回家乡，任白鹤峰学堂堂长。此后，历任安徽第二甲种农业学校校长、安庆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教师、东北大学语文教授。抗日战争爆发，举家南迁，先后在广西柳州中学、湖南省第一临时中学、福建长汀侨民师范学校任教。民国三十年(1941年)回家乡。次年倡议高甸吴氏，为纪念吴挚甫、吴孟陕创办了孟侠中学(后改为高甸中学)，广收各姓青年学生。述伯为人淡于名利，生活俭朴，但关心民众疾苦，见义勇为。桐城知事刘蔚堂，对教育事业无所建树，有劣绅阿谀，赠以“提倡教育”匾额誉之，述伯认为不符合事实，发动群众予以揭露摧毁。桐城县政府某年召开漕务会议，讨论征收赋税问题，已经形成决议，述伯认为当年有灾歉收，农民生活困苦，应该减征为是。通过据理力争，结果决议改变，赋税得以减征。北伐军达桐城，兵差办事处经办人开支帐目混乱不清，述伯怒向怀宁地方审判厅提出申诉，经过审理，对经办人予以应得处分。
述伯生平爱好文学，擅长诗文。著有《回照轩诗稿》。
吴赓尧
吴赓尧(1903——1952)，名希唐，今吴桥乡人。赓尧少时随父学医，因家遭火灾，迫于生计，往横埠河街“黄达生堂”药铺学习中药剂。3年期满，随伯父习医，刻苦钻研，对《内经》、《伤寒论》、《金匮》以及金元四大学派，无不熟悉、精通，遂于吴桥街开设吴春堂药铺，时称名医。
赓尧对《伤寒论》的义理辨证，尤为精辟。他认为：“所谓‘伤寒论’者，不能单从字面思义，其内涵甚广，包括一些热性病和非热性病。”“伤寒有五：曰中风、曰伤寒、曰湿温、曰热病、曰温病。”“虽直中三阴不是纯热病，亦为‘伤寒论’的包括。”“学习《伤寒论》，辨认清三阴三阳六项大纲之症候，即可凭症用药，对一切疾病，亦可不定制判断和决定治疗之方法步骤。”
赓尧不仅医理深，医术精，而且医德高尚。对贫穷者治病，常传以草药验方，以节约钱财；或少收药费及不收出诊费。水圩乡杨山村有一中年妇女，患不孕症，延医服药，屡未见效。后请赓尧诊治，服药数剂，遂孕生一子。有一丐，突病倒路旁，昏迷休克，赓尧闻之，急往抢救。醒后，又扶丐到家，调护三日；临别，丐感谢涕零。为提倡医德医术，赓尧除著有《医学提要》外，还撰文诫子：“为医当以利济为先，仁道为怀，博览方书，精通医术；其临症也，如临大敌，望闻问切，慎重审察，病分表里，脉审虚实，阴阳寒热，标本缓急，逐一辨明，方随成立。人命至重，望勿疏忽。”
吴家世代为医，自赓尧的曾祖父吴明春起，传到赓尧已历四世。赓尧传子家泰，家泰学业有成，现已誉为枞阳县中医泰斗。家泰复传其子孙为医，医学渊源，为县内所罕见。
钱新民
钱新民(1923——1953)，乳名大头，字吉庆，今仪山乡人。新民出生于劳动人民家庭，17岁进浮山中学读书，在浮山中学常和老师同学一起走上街头，深入农村演讲、演出、张贴标语，以宣传抗日。
民国30年(1941年)春，浮山中学因膳食问题爆发学潮。国民党反动派借“奸党闹校”，无理开除新民等一批学生。新民深刻地认识到国民党的反动本质，他想：“家乡沦陷，国难当头，似这样读书下去，将有何用?”于是，决心投笔从戎，参加革命。当时，新民的表兄黄彬正领导一支抗日武装在桐东三公山一带活动，新民和钱世庆等8人，直奔三公山投奔革命。后又返回动员吴良章、孙甫国、张英、张杰等同学参加革命。归队后，新民被分配在政治部文工队工作。后调往无为抗日民主根据地参加学习。学习结束后，又奉命调到新四军七师政治部文化艺术学校深造。结业后，被选为七师大江剧团团员。他刻苦钻研业务，努力做好本职工作，还利用业余时间下连队教唱革命歌曲，编写墙报等。民国31年，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民国32年，新民调任抗日民主政府桐南区鸾凤乡乡长。民国33年6月，“桐南抗日游击大队”正式成立。新民调任桐南抗日游击大队第一中队指导员，负责保卫桐南抗日民主根据地。10月，调往贵(池)西第三区(又叫高岭区)任政治指导员。是年冬天的一个傍晚，新民带领从土顽投诚来的钱福元、汪廷贵一同下乡，不料，行到空旷无人处，钱汪二人动手企图杀害新民，新民奋力与其拼搏，夺路而走。民国34年春，新民升任中共贵西第三区委书记。是年，抗日战争胜利，新民随军北撤，担任连指导员。
民国37年冬，在淮海战役中，新民日夜操劳，指挥部队英勇杀敌，被升为营副教导员。民国38年4月，他在渡江战役中，升为教导员。在吴淞战役中，三营受到嘉奖。1950年2月，他调任团政治部主任。同年，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最前线。在朝鲜3年的艰苦而激烈的战斗中，新民发扬了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精神，身先士卒，英勇战斗。1953年4月20日，美军疯狂炮击志愿军扼守的战略重地——上甘岭时，新民冒着敌人的炮火，视察前沿阵地，不幸光荣牺牲。牺牲后，安葬在朝鲜平康附近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内。
田燮吾
田燮吾(1886——1954)，字宗方，晚号雪梧诗人，今老庄乡桃园人。燮吾父田际茂，清秀才，以教书为生。燮吾幼随父读，年少时，从师陈澹然，以诗文名于时，为桐城文派吴汝纶、马通伯、姚永朴等赏识。他在家乡读书期间，曾向当地武林高手学习刀棍拳术，练就了一身武功。
燮吾在安庆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历任安徽省政府法律顾问、主任秘书、科长等职。张学良少帅闻其名电召到沈阳，任帅府机要秘书。是时，沈阳《盛京日报》副刊征文，题为《马嵬驿》，他以“风流年少不知愁”之韵赋诗，应征入选，评为第一，荣获少帅亲授的金牌两枚、锦旗一面。其诗后转载于日本《东京日报》，竟轰动一时。许多日本诗人前来沈阳拜访，燮吾也应邀前往日本东京、广岛、大阪等地回访，对中日文化交流，起到积极作用。民国12年至13年(1923一1924年)，燮吾先后任松江、彰武县长。在位期间，他关心群众疾苦，重视教育，兴利除弊，改变了当地落后面貌。民国14年，他任沈阳大学国文教授。民国15年至19年，任上海复旦大学中文教授。民国20年至26年任安庆公安局长。其后，任皖南行署秘书处处长，后调任财政部安徽缉私处屯溪分处处长。是时，日本侵略军在荻港江边设一关卡，筑上碉堡，放双岗哨，监视盘问来往行人；燮吾视为眼中钉，亲自率领缉私队1个排，进行虎口拔牙，炸毁碉堡，全歼顽敌。事后，皖南行署将此英勇杀敌战况，向中央国民政府国防部汇报，燮吾荣获“一等杀敌功勋”奖。由于在战斗中，燮吾手受重伤，一时难以康复，遂辞职回家养病。燮吾生平疏财仗义，因之做官不富。归田后，仍以设馆教学为生，以培养英才为己任。晚年研习墨画，亦有风致。著有《远游杂记》、《远游诗词》各2卷，《诗经浅解》2卷、《雪梧诗稿》4卷、《诗新编》、《墨画法则》等。
王静甫
王静甫(1874——1954)，名惠莲，号藕塘，今老洲乡竹园村人。静甫20岁中秀才，后为塾师6年，得交陈澹然、房秩五、史推恩等名士。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考入安徽省高等学堂。学堂监督为闽人严复，以翻译西学而闻名。在校期间，他深受提倡实业的张謇、译著西学的严复，以及主张维新的梁启超等人的影响，因之加入同盟会。
民国元年(1912年)秋，安徽省政务厅厅长王涤斋致函静甫，请其任太湖县长；静甫复函：“愿将毕生精力，专办农垦，发展桑梓农业……”不愿为官。
老洲乡内，旧有夏大圩、夏小圩等9口小圩，彼此孤立，渠道不通，遇雨即积水成灾。静甫与林辅群、林石岗等倡议，将9口小圩改建为“六合圩”，于是发动群众，统一兴修，增高加固圩堤，疏浚沟渠，建筑南北斗门，分别出水于长江及陈瑶湖。从此，9口圩排水大畅，除原有千余亩地确保丰收外，又扩大耕种面积千余亩。贵池三万圩(万生、万成、万宝)原为秋浦河之滩，静甫与钱墨卿等多次前往勘察，反复商讨，决定筑堤圈圩，开渠泄洪，垦荒耕种。民国3年，万生圩圈成，5年圈就万成圩，7年圈好万宝圩。每圈一圩，即召民开垦。三万圩总垦面积1.8万余亩，桐城、庐江来此垦种的百姓达2000余人，解决数千人的生计。
抗战初期，静甫被推为贵池县抗战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时年64岁，犹日夜奔走动员群众抗日救亡，抗战胜利后，贵池县成立参议会，各界人士拟推静甫担任参议长；静甫因内战又起，拒绝参加。新中国建立后，他回竹园村安居。1954年8月病逝。著作有《藕塘诗草》、《藕塘联草》各1卷。
杨树松
杨树松(1893——1956)，字鲁园，今杨湾乡人。树松幼从父读，14岁考入安徽省陆军学堂。即将毕业，辛亥革命事起，遂参加革命队伍。民国成立，离伍升学，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五期工兵科，分配在延州的第一师工兵团二连任排长。民国9年(1920年)，直皖军阀战起，皖系失败，树松因之解职。此后，树松投身广州孙中山革命旗帜下，任黄浦军校工兵科长兼大队长。北伐军攻下武汉后，成立武汉军分校，树松任该校军事总队长。宁汉分裂，驻汉军队大部北上讨伐奉军，蒋介石乘机调杨森、夏斗寅水陆两路袭击武汉。武汉政府及共产党组织将军分校及“农民讲习所”的学生编为中央独立师，树松任副师长，率领两个团和叶挺并肩战斗，击溃敌人，解除武汉之围。其后，军分校学生除毕业外，其余改为教导团，归第四军收编，叶剑英任军参谋长，兼教导团团长，后由树松接任团长。民国16年，树松加入共产党。后因汉奸周佛海泄漏秘密，使得第四军对树松有许多攻击和掣肘，树松不得不离团他就。
第四军回粤后，树松任黄浦军校教育长。在此时期，他释放黄浦“清党”被关的数千名学生，因此激起当局不满，不久即调任；后来出国到日本考察军事。回国后，在上海与章伯钧、谭平山、朱蕴山、黄琪翔等在邓演达的领导下组织革命行动委员会，从事倒蒋运动，几遭特务暗害，后邓派他到东北工作。
民国20年，九一八事变后，树松进关参加对日作战，亲到前线阵地指导构筑工事，给敌人以很大的打击。“塘沽协定”签订以后，他南下入浙，担任黄绍竑军事工程指导，在抗日战争中，起了积极作用。民国26年，日军进犯南京，树松参与唐生智卫戍总部指导京郊工事构筑工作，直到南京政府撤到汉口，他才调入军政部城塞局，继续担任两广、浙江等地工事指导。在此期间曾被日机炸伤，经过治疗，未痊愈就重返前线。黄绍竑命他主持浙江省的交通事宜，在群众大力支持下，使地处前线的浙江交通运输线始终畅通无阻，保证了抗日运输工作的正常进行。
日本投降后，树松历来的言行，遭到蒋介石的疑忌，不委以军事实权，而派任为全国工程署长，被他拒绝，遂退役，时为陆军中将。退役后经友人介绍到四明轮船公司从事交通管理工作，往来于沪、汉之间，与党组织不断取得联系，谋划阻碍国民党凭江困守的计划。1954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联络部派其出国搞外事工作。次年回国，任安徽省政府参事。1956年病逝，终年63岁。
黄洞忱
黄洞忱(1878一1956)，字国勋，今横埠乡人。洞忱自幼攻读诗书，有较深造诣。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洞忱决心放弃科举道路，毅然投笔从戎，考入安徽省讲武堂(即武备学堂)。他曾与柏文蔚、郑赞丞、熊成基等先后同学，秘密加入“岳王会”。毕业后在新军辎重营任管带兼炮营管带。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熊成基起义失败，洞忱锒铛入狱。因得革命党人暗助，他于宣统三年(1909年)三月越狱逃往日本。在东京他会见了孙中山，参加了同盟会，积极从事反清革命活动。不久，同盟会总部派他在东北从事革命活动；武昌起义后，辗转回到安庆。民国元年(1912年)，任陕督的同学张风邀他到陕，，先任汉中道守备，后任中将参谋长。民国3年张风被陆建章取代而下台，黄也离职闲居。次年，江朝宗在袁世凯政府中当权，因江、黄原在日本过往甚密，黄被任为汉中盐务督办。是年底，调回北京“述职”。民国5年初，江朝宗任北洋九门提督兼步军统领，委黄为营务处少将处长兼军事处处长。在北京期间，黄与许世英结为儿女亲家(黄的二女儿黄葆光嫁给许的二儿子许公实)。
民国10年底，许世英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安徽省长，约黄一道回皖，任厘金局长。正好安庆大南门水师营后的一所“学士第”，因主人家道沦落，急欲出售该房，黄遂以两万银元购得这一套古典式的建筑。从此，黄洞忱便是这所大宅的主人；这所宅第因之成为安徽省军政界显宦的游憩之所。时黄官场得意，又和许世英是儿女亲家，声望日高，成为安徽省政界的权势人物之一。
民国13年，段祺瑞执政，许世英任国务总理，任黄为参政。为促使南北议和，洞忱曾作为北京政府代表之一，到广州请孙中山北上；孙中山途经天津时，他又与许世英等人作为段执政的代表，欢迎孙中山，并与之合影留念。因此，洞忱为南北议和与统一作出过一定的贡献。
民国15年冬，北伐军节节胜利，势如破竹，攻下湖北、江西、安徽；军阀陈调元、王普等妄图为孙传芳作最后挣扎。在这关键时刻，武汉政府郭泰祺作为全权代表秘密来到安庆，下榻在洞忱家(黄与郭在民国13年作为北南双方代表，交情甚厚)，积极策反陈调元倒戈，收编了安徽军队，北伐军顺利进入安徽。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以后，陈调元、贺耀祖先后出任军事委员会参议院院长，洞忱一直任中将参议。
程玉芳
程玉芳(?一约1958)，今安凤乡人。幼时读书，天资鲁钝，遭父母责骂，羞愧万分；年18辍学种田，但立志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对于富贵荣华，不屑一顾。孝养父母，努力耕田，不食荤腥，生活非常艰苦，有积累，全部用于修桥补路、做善事。修桥时，他自己参加工役，冒着炎日和冰雪，不辞劳苦地工作，有人当面夸奖，只一笑而已。旧龙潭保罗庄桥倒坏多年，行人苦之，玉芳捐银币1600元予以修理；老牛集赵家桥全部坍塌，因无资金，地方人士束手无策，玉芳捐银币2400元，终于修建成功。会宫河程家桥倒坏，玉芳捐银币40元，带领子侄亲自动手修理，来往路人无不感激。会宫河夏季涨水，桥不能行，玉芳即设置义渡，不收过客分文；前后8年，费银8百元。每次桥成，当地人民要为他立碑记载功德，他坚持不肯。
程姓有老者，孤独无依，玉芳收养之，生养死葬，情谊备至。家有耕牛，缺牛户来借，即使自己正在使用，也马上停止，让给借者。自制扫帚，却不肯借人，只告诉制作方法。他认为牛是大牲畜，家无力购买，借用是合理的；扫帚各家可自制而反缺少，其人必懒惰。这一肯借与不肯借，心中自有权衡。平生不与人争，人人称其为“好人”。
玉芳热心公益，对于好的社会风气起了示范作用，现在人们对他还有口皆碑。
何其巩
何其巩(1900——1960)，名宗诚，号克之，今古塘乡徐家庄人。其父殿臣，为村塾师。其巩幼随父读；少年时，拜秀才何椿茂为师，后对诗文、书法深有造诣。后入桐城中学，以闹学潮被开除回家。民国11年(1922年)，毅然投笔从戎，赴河南驻马店，任冯玉祥西北军文书。旋以生活简朴、工作勤劳、善拟文稿、擅长书法等，为冯所赏识，连升书记官、秘书。民国13年被派赴苏联留学。回国后，任冯玉祥国民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同年，冯成立国民联军，响应北伐，其巩代表冯参加谈判，折冲于樽俎之间，声誉大起。民国16年，被特任北平市特别市长；年方28岁，风华正茂，恶逸戒贪，尝撰一联，悬挂厅上，联曰：“几分钟都为革命宝贵时间，岂敢自暇，岂敢自逸；一文钱也是人民辛勤血汗，毋许妄支，毋许妄用。”民国21年，任安徽省教育、财政厅厅长。后常往来于山东、河北诸省，尝为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拟写电文，有忤蒋介石意，深为蒋所不容。宋哲元任二十九军军长兼冀察政务委员会主席时，聘请其巩任秘书长，直到抗战发生为止。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令其巩留北平办学，并先后担任北平中国学校代理校长、校长职务。
民国36年，其巩辞去校长职务。民国37年9月，他惊闻冯玉祥将军在考察归里的黑海途中，因轮船失火遇难，于大公报上发表七律一首：“黑海凶闻初尚疑，渐明惨迹亦堪悲。廿年忧患常相共，一旦人夭竟永离。留有是非千古恨，别开风气匹夫师。狂流满地惊难测，怅望秋空且哭私。”以表沉痛哀悼。
新中国建立后，其巩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史馆员。1960年病逝于北京，葬于北京香山福田公墓。
何则贤
何则贤(1873——1960)，字稼儒，一字保农，晚号慎独老人，今石矶乡人。则贤少时才华正茂，因家贫不能长期就读，遂远游北京。年方20，入直隶总督袁世凯幕下。其时，天津发生大小钱案件，府县不能决断，案件积压日多，县令因此被撤职者多人。朝廷严旨责令直隶总督派何则贤前往清理积案，则贤至，以物价准折银元盈亏，两个造钱局悦服，积案遂清。总督奇其才，提任清汀县知县，后任六安、蓟州、晋州等地州官，迁顺天府北路总督。顺天府境内有某亲王的田地数千顷，大半都已出售给农民，而王府籍口清丈田亩，夺回民田。亲王暗中请则贤帮助，则贤不畏权贵，坚持以契约为断，王府奸谋不得逞，农民得保有其田。
民国5年(1916年)，则贤任霍邱县知县，县境屡遭大水灾，民不聊生。则贤到任后，遂亲自呈文：“霍邱与颍上接壤，中隔淮河，颍居淮北，霍居淮南，地势低下，河腹淤浅，一遇水涨，尽成泽国，连岁遭灾，实由于此。”在议治水方案时，有人提出保北岸舍南岸的主张，对此则贤认为“淮水为害，两岸相同，若仅筑北岸，而置南岸于不顾，则颍之获益良多，而霍之受害更重，必须双方兼顾，同时并举，俾得利益均沾。”由于剖理透彻，论据充分，得到督办皖北工赈委员会的首肯，用以工代赈的办法，俾使残堤“始一律得臻完固”。当时县内豪绅刘某与佃户裴某发生争论，则贤按情处理，佃户得胜。霍邱人民对则贤为人民办事，主持公道，无不敬仰。后任河南政务厅厅长；转至河北，任大名道道尹。时革命志士在大名有所活动。国民党政府指名追捕，则贤密遣而去，并以“业已逃走”上报，很多志士赖以保全。此后则贤弃官寓居北京。
则贤为人廉洁奉公，恬淡寡欲，自清末以至抗战事起，任官职数十年，仍然老屋数间，别无财产；而救人之急，则不遗余力。旅居天津时，管门老翁的姻亲一老妇死，无法入殓，则贤即以当日典质衣物的银两尽与之。则贤从兄鲁儒客死天津，其妻女与妻父母及两女皆赖则贤供养。
抗日军兴，则贤归里，乃课徒自给。新中国建立后，他于1956年任安徽省政治协商会议委员，时年已80余。1960年卒于家。则贤素工诗，情致淡远；工行书，居北京时，尝以卖字为生，往来笔札，人多宝藏之。
吴子培
吴子培(1902——1961)，字粹白，今金社乡杨家市人。在桐城中学读书时，他和章伯钧、余光烺、方希孔等同学。解放前曾任“贵徽”师管区少将司令(中将衔)。北伐战争时，任国民党军第八军副团长、团长。在屯溪贵徽师管区司令部任职时，曾保释过4位被保安司令部关押的中共地下党人员出狱，遭特务密报，被关押在“国防部军法局羊皮巷看守所”，后经章伯钧和中共地下党组织多方营救方获释。民国36年(1947年)10月，子培参加农工民主党地下组织，同时在皖南一带进行革命活动，时任农工民主党皖南地区特派员。他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开展工作，委派许致中为总干事，并策动国民党屯溪保安司令方师岳率部起义。
民国37年冬，解放军节节胜利，他特从皖南赶到南京，与章伯钧之子章师明谋划其子吴钟琪(任国民党江阴黄山炮兵总台第六中队台长)弃暗投明。当时章师明有点儿犹豫，不敢贸然表态。子培诚恳地说：“你放心好了，我和你父亲是同班同学，我不会坑害你，儿子是听我的话的。在我未来之前，我们父子已谈过，他是想投靠人民，争取有个光明前途的。”不久，农工民主党华东局派上海市农工党地下组织成员周公南，到江阴与吴钟琪联系，并告知：“章师明已介绍你加入农工民主党，农工党组织已批准，由上海农工党组织与你单线联系，并要你好好隐蔽下来，待解放军渡江时率部起义”。民国38年4月20日，解放军百万雄师过江，吴钟琪在江阴要塞地下党组织的协助下参加了起义。
解放后，子培在北京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结业后，担任中央建工部东六里屯机制砖厂厂长。1961年病逝。史沛然
史沛然(1884——1961)，字逢甲，今安凤乡人。沛然9岁入私塾，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进汤沟德成商店习商，饱尝老板的虐待，从此立志要改变旧世道。时闻清廷同ll国公使签订了《辛丑条约》，悲愤满怀，毅然弃商从戎，到安庆参加新军。由于他在生活上能吃苦耐劳，在军事训练中勤学苦练，不久便升为哨官(排长)，并被保送武备学堂深造，因之结识了柏文蔚、常恒芳、郑赞丞、孙少侯、魏曙东等有志之士。光绪三十年，武备学堂停办，又回到新军六十二标二营任队官。是年“岳王会”成立，他在安庆秘密地加入“岳王会”。光绪三十四年，他与恭哲等参加熊成基领导的马炮营起义，这次起义因清兵防守严密而失败。沛然在起义时没有暴露身份而幸存，继续留在新军六十二标供职。
宣统三年(1911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成功，安庆革命党人奋起响应，举行了“重阳节起义”。当时，六十二标驻集贤关，六十一标驻五里庙，炮营驻东门外，起义原定在阳历10月30日(重阳节)晚9时，城内外联合行动，六十二标主攻北门，六十一标和炮营攻打东门。因城内巡防营、江防营防守严密，城内新军也无法接应，致使这次起义失败。是时，沛然身份已暴露，只好暂时撤离安庆。
民国政府成立后，沛然于民国2年(1913年)被保送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步兵科习研军事。结业后，先后在陕督张风部鲁督靳云鹏部作幕僚。因不堪军阀割据，国事日非，沛然又回安庆。
民国16年，由柏文蔚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三十三军在安庆成立，魏曙东任第三师师长。魏乃任史沛然为三十三军混成旅旅长，悬旗招兵。沛然将游击于桐城东乡一带的沈金山部1000余众和唐继武部的400余人，收编为部属。经整顿军纪，到宿、太一带驻防，配合北伐。
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组成新的军事委员会，因柏文蔚非蒋嫡系，兵权被夺。沛然第二次回安庆，此后逐步走向反蒋道路。
民国21年，他怀着“振兴实业，利国利民”的宗旨，携带5000元到当涂办垦殖社，开垦良田700亩。民国22年又在黄湓办垦殖事业，开垦300亩，招募流亡部属，安置他们定居。沛然居安庆常与舒鸿贻、光明甫、房秩五、黄洞忱等交游。民国26年，抗日战争爆发，时已54岁的沛然，仍鼓励独生子史晓沛赴延安抗大，勉励儿子要报效祖国。在党的教育下，晓沛经历了革命的锻炼，逐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级指挥员。
民国27年6月，日寇进攻安庆，他率家人避难于石台县乌石岗。后来，戴戟任皖南行署主任，以保定同学关系，任命他为省参议员，仍闲居安庆。
新中国建立后，沛然得到人民政府的关怀和照顾。1951年，安排其为安徽省文史馆馆员。1954年，安排为安庆政协副主席、市人大代表。1959年，继续任市政协副主席，并当选为安庆市第一、二、三、四届人民委员会委员。1961年病逝。
陈质夫
陈质夫(1892——1961)，名堡壁，号延光，今金渡乡陈家新屋人。质夫桐城中学毕业后，弃文就武，于清宣统三年(1911年)投奔河南李杞才部任第九师参谋长，驻开封，为保护民族工商业者的利益而荣获市民赠送的“英彭再世”匾额。次年，赴许昌马吉弟处，任第九军参谋长。民国16年(1927年)投冯玉祥部，任第十六军参谋长兼宪兵团团长，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民国19年，蒋、冯大战，质夫乃弃职经鄂返皖，入安徽将校军官讲习所受训。民国22年冬，李济深、蔡廷锴等反蒋，在福建组建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质夫经章伯钧推荐委任师长，失败后，隐居故乡。
抗战军兴，国共第二次合作，质夫加入国民党，出任宿松县长、安徽省保安处防空科科长，旋晋省保安司令部民众组训处处长。抗战胜利后，先后任嘉山、来安两县县长。
淮海战役结束后，质夫由吴健吾介绍，参加农工民主党。他不计个人安危，毅然秉承安庆农工民主党之命，通过省政府人事关系，接任桐城县县长，兼任县第一自卫团团长，于民国38年1月初，率领桐城县警卫队、警察局，携带县印、文档，由罗家岭迁到枞阳镇。
在此期间，中共皖西二地委和华野先遣纵队九支队为争取桐城县第二自卫团起义，曾先后派陈定一、何东初等与刘东雄多次接触商谈。农工党李相若、吴健吾、章嘘云(共产党员)、章惠民、程永烈等，分途来枞阳镇，与九支队政委黄先及陈定一、何东初取得联系，通过质夫对刘东雄本人及其下属进行策反工作。结果，第二自卫团第一营徐超、第二营钱武魁分别率领所部举起义旗。而刘东雄和团部特务连及第三营长刘敦宏始终执迷不悟，顽抗到底。3月下旬，质夫应农工党组织召唤去安庆市。行前，由徐超陪同潜往会宫，向解放军某部汇报枞阳镇情况，并向枞阳镇长邢光旭、义务警察队长余干臣、警卫队长陈思诚等作了具体交待。3月31日，枞阳镇解放，质夫的警卫队长陈思诚按质夫去安庆前的交待，向解放军接收人员交出了武器和县印。4月上旬，县第一自卫团除副团长朱涧泉带一个营逃窜外，余皆在罗家岭起义投诚。
质夫去安庆，被国民党察觉其行动有异，进行搜捕，质夫只得隐藏在农工党何晓履的阁楼上，直至安庆解放。1950年底，农工民主党中央介绍质夫到北京华北革命大学学习。1951年春，质夫因涉嫌曾在来安任县长期间，伤害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被逮捕。1961年病逝。1980年，安徽省公安厅按照中央对起义人员“爱国一家，既往不咎”的政策精神，宣布对质夫撤销原判，不追究刑事责任。
许同叔
许同叔(1878——1961)，字植荃，今城关镇人。同叔系清末秀才。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他与枞阳镇童建侯、倪砚农、段干成等倡办陶公祠小学，童建侯任董事长兼校长，许同叔任教务长，有教师3人、学生50余人，经费来源以收屠宰捐为主。民国24年(1935年)，该校已发展成为一所六年制的完全小学，有学生近300人、教职员工11人。民国25年，桐城县政府将屠宰捐列为财政收入，以致该校失掉经费来源。是时，童建侯已逝世，校长童建元、教导主任倪佩成又同时辞职，形成无人负责，不能开学的局面。在此危难之际，校董事会召开会议，一致推选许同叔出任校长。同叔接任后，一是向各方募捐，另一方面以该校是桐城创办最早的小学为由，向县政府申请改为县立小学。在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下，该校于民国26年，正式转为桐城县立小学。
同叔通中医，新中国建立后，任枞阳镇中医师，当选为枞阳县第一、二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著有《临床医案》、《咳吐拾遗诗文集》，已散失。
李相符
李相符(1907——1963)，今官桥乡人。16岁在桐城中学读书，因积极参加五四运动而被开除，后转入芜湖第二农业学校学习，毕业后入山东农业专科学校深造。民国14年(1925年)2月，相符同王步文等人留学日本帝国大学。次年在东京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中共旅日特别支部活动。留日期间，他不断地与西巢鸭派(西山会议派)、青年会派(汪精卫派)作坚决斗争。后不久，在日本被捕。狱中，他虽受尽折磨，但坚贞不屈，到民国20年获释。离日回国后，在上海劳动大学任教，不久调浙江、武汉大学任教。民国26年春，组织决定他赴大洪山工作。民国28年夏，他被聘为四川大学林业系教授。他在成都组织了“民主青年协会”，主编大学月刊《青年园地》，指导青年学生运动，为此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无情打击。民国35年，他被迫离开成都，参加民盟总部工作，并提任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大力支持和指导南京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示威活动。
新中国建立后，相符一直在民盟工作，并在民盟四中全会扩大会议上被选为常委。相符于1963年逝世。
光明甫
光明甫(1876——1963)，名升，今阳和乡人。明甫是清末秀才。光绪三十年(1904年)，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读书；次年东渡日本，就学于早稻田大学。在此期间，他加入了孙中山的中国同盟会，积极从事革命活动。
宣统二年(1910年)，明甫由日本学成归国，先后在安徽旅宁公学、安徽法政专门学堂任教。武昌起义后，应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聘请任都督府秘书；次年辞职，仍回公立安徽法政专门学校任职。民国2年(1913年)，他积极参加反袁斗争，失败后隐居沪宁。在沪积极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撰写稿件，揭露封建专制，宣传民主思想。民国7年，他提任《戊午》杂志编辑，从事民主革命活动。民国9年，安徽革新教育运动蓬勃兴起，省法制专门学校师生驱逐原校长，一致拥戴明甫返皖，出任校长。五四运动爆发后，他与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李光炯、芜湖第五中学校长刘希平并肩作战，联系和团结全省各地教育界社会名流，成立了安徽省(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民国10年，军阀倪嗣冲、马联甲克扣教育经费，扩充军备，激起各界反对。他和一批进步教师支持安庆六二学生运动，遭到倪嗣冲、马联甲的残酷镇压，杀害学生姜高琦等。当六二惨案发生时，明甫当面怒斥马联甲等，并通电全国，揭露倪、马杀害学生的罪行。后迫使当局增拔教育经费，抚恤死者家属，进而把这场斗争引向深入。
民国11年，明甫被推选为安徽地方自治筹委会会长。同年，明甫领导反对军阀倪道烺等操纵三届参议会的贿选斗争，与朱蕴山、史恕卿等以“安徽选举澄清团”的名义，分头赴各县调查议员贿选内幕，进行揭露；同时，还亲赴京、津，联络名流，争取支持，使这场斗争取得重大胜利。接着，又掀起反对军阀倪道烺以40万元贿赂国务院靳云鹏，任命其老师李兆珍为安徽省长的“拒李斗争”，安庆全城罢课、罢工、罢市，愤怒群众包围了省署。李见势不妙，乃化装溜走。这场斗争达到了“驱逐李兆珍”的目的。
民国13年，明甫作为国民党安徽省代表之一，赴广州出席孙中山亲自主持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民国14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国民党中央明令指派光明甫、周松圃、朱蕴山、沈子修、常恒芳、史恕卿、童梦飞、薛卓汉、周范文等9人为国民党安徽省临时党部执行委员。以光、周、朱为常务委员主持安徽党务。是时，安徽高涨的革命运动遭到北洋军阀和来自国民党内右派势力的夹攻，一些中学被查封，领导骨干被通缉。他亦被迫随省党部撤往武汉，并利用撤离到达武汉的干部，创办了一所“安徽省党务干部学校”。
民国16年春，北伐军进抵安庆前，他在武汉与邓演达将军取得了联系。他于3月份回皖，积极发动群众，支援北伐战争；重建国民党安徽省地方党的组织，为召开“国民党安徽省(左派)第一届(次)全省代表大会”而日夜奔走。3月中旬，北伐军占领安庆，他和临时省党部也随之回宜，开展活动。同时，国民党右派也挂出牌子。震惊国内的安庆“三·二三”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当着郭沫若的面，一味敷衍了事。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明甫遭反动派通缉，避居武汉，曾发表文章，猛烈抨击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工农、破坏国共合作的罪行。后辗转避居家乡，从事学术研究。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应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的邀请，赴战时省会立煌(今金寨县城)参加“第五战区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工作，担任宣传部长，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同年秋，赴武汉出席第一届国民参政会。武汉沦陷后，他辗转入川，寓居于江津县内。民国34年秋，抗战结束后，他由四川回皖，任《安徽通志》馆馆长。
新中国建立后，明甫的爱国立场坚贞不渝。历任安徽省人民政府教育厅厅长、安徽省文史馆馆长、全国政协委员、省人民代表及省政协委员、常委、副主席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委员。1963年，他病逝于安庆。著有《法治建国论》、《语故》、《诗说》等。
房秩五
房秩五(1877——1966)，名宗岳，又号鲁岑，晚号陟园老人，今白湖乡公塥村人。秩五幼随父读书，后参加科举考试，县试为第二名，府试为第一名，省试为第三名。20岁后，迫于家庭生计，便外出当塾师。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秩五至安庆蔡家教书。时值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反帝运动相继失败，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日益深入，清政府日益腐朽黑暗，激起民主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他时与友人陈独秀、葛温仲、潘晋华等人纵谈时事，相约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丁同宣等在安庆藏书楼组织学会，宣传革命，秩五经常参加会议，时而登台演讲，情辞激昂，听者动容。
光绪二十九年春，桐城县学堂聘房秩五为“五乡学长”之一。他一面向日语教师(早川东明)自学日语，准备留学深造，一面和陈独秀、吴守一等筹办《安徽俗话报》，并于次年2月正式出版，成为当时安徽省第一张进步报纸。同年秋，秩五赴日本留学。第二年，应李光炯、卢仲侬的电促回国，主持在芜湖开办的安徽公学增设的“公立速成师范学校”。在芜湖期间，他结识了一批有影响的民主革命人士。
光绪三十四年春，他应许世英之约赴奉天(今辽宁)，先后在省旗务司、民政司、造币总厂等机关任文案。宣统三年春，改任《东三省日报》主笔。他经常在报上发表文章，抨击时弊，为当权者所忌。同年10月10日(阴历八月十九)，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出后，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持保皇立场，下令禁止各报刊载这一消息。但他为维护正义，毫不顾忌，于禁令发出两天后便在主编的报纸上率先登出了上述消息，顿时群情振奋，而官方则严加谴责，准备镇压。时总督调张作霖为保安司令，于11月30日傍晚，派便衣20余人闯进报馆，捣毁机器设备，并进入宿舍，打伤他的左臂。声言：“汝能写文章，今将汝手打断，看汝能写否?”这次暴行使他的左手成了终身残废。12月8日，秩五由奉天抵天津住院治疗。民国元年6月，到北京，适遇许世英出任司法总长，任命他为《司法公报》编纂。他目睹袁世凯的窃国暴行，深表不满，辞职去湖北，在友人巡按使吕调元(燮甫)处任文牍，后至宜昌等处办理税务。袁世凯称帝失败后，他回到北京，时许世英任内阁交通部长，委他为交通部视察。因父病故，请假归。后至天津，与友人合股开办柳江煤矿，任董事，负责驻津办事处工作。
民国7年冬，吕调元任安徽省长，便将其原办的垒堂煤矿事务委托房秩五，并任命其为北平督办处坐办。这时，秩五便由天津移居北平。民国9年夏，许世英与意大利合资成立华义(意)银行，聘他为协理，于是再由北平迁回天津。次年秋，许世英出任安徽省长，邀秩五回皖，任安徽省芜湖道道尹。民国11年底，吕调元再次出任安徽省长，挽留他仍任芜湖道尹，他坚辞回家养病。此后，即不再从政，一心一意为家乡兴办教育事业。
民国13年，秩五回到故乡，即致力于创办浮山公学。学校办起来以后，由于他思想进步，聘请的教师多是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如胡竺冰、吴克正、张良培(亮侯)、郑举之(曰仁)、黄士元(黄镇)等；学生中参加共产党的为数也不少。民国16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由于浮山地处偏僻，秩五在此掩护许多共产党人，其中有中共安徽省委书记王步文。因此，国民党对浮山特别注目，暗指浮山为“匪巢”。秩五以其社会地位，全力保护，他到安庆当面质问省长：“你们说浮山是‘匪巢’，那我岂不就成了匪首了?”省长对他一笑了之。民国18年，秩五因地方事受株连，雪夜避往芜湖。
民国30年，日本侵略军轰炸浮山，校舍被毁，他得知后，心情十分悲痛。他在上海各地募捐，并得到友人许世英的资助，重建了校舍，恢复了旧观。他意犹未足，继续在上海等地勤奋募捐。民国36年冬，秩五于安庆筑“亦浮庐”，全家由浮山移居安庆。民国35年在浮山开设了高中班，于是浮山中学成为完全中学。
新中国建立后，他作为特邀代表，赴京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受到周恩来、朱德的接见和看望。同时还被选为安徽省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及省政协一、二、三届委员会常委、副主席。1966年11月，秩五病逝于安庆，安葬在浮山中学校园内。著有《浮渡山房诗存》和译著《教学心理学》。
鲍朋成
鲍朋成(1904——1967)，今浮山乡人。朋成幼时好学聪颖，稍长遍访名师，闻湖北蕲春黄侃在南京举办国学专修馆，遂前往受业，勤奋不倦，深得黄侃的器重，遂推荐他到上海章炳麟处求学。黄、章同是当时学者，精音韵、训诂，朋成从之学，业益精进。在南京时参与《汉书艺文志注》、《毛诗训诂考》的笺注工作，得到黄的好评。4年后，回家当塾师。
民国17年(1928年)，朋成由同学里人施骥生介绍至冯玉祥部，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秘书处少校处员。此后随冯工作4年。民国21年，朋成转至冯的旧部宋哲元二十九军驻南京办事处任文牍员。抗战事起，朋成到汉口任中央赈济委员会干事，同年冬随会迁往重庆。在此期间，朋成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宣传国共合作抗日的主张，对于流亡的难民，尽量救济，做了很多好事。民国29年，因母病故，遂从重庆回家。此后，即以教书为生，先后任桐城中学、孟侠中学、浮山中学、鹞石中学等校国文、历史教员10年。
1949年，任鞠隐小学校长1年，此后卧病在家。1958年至1965年，当选为枞阳县人民代表、县政治协商会议常委。1961年，被聘为安徽省文史馆馆员。
朋成为人正直敦厚，待人以诚。当授徒乡里时，遇有家贫子弟无力求学者，则免收其学费。乡里穷人，时时得到他的周济。任鞠隐小学董事长兼校长时，校舍年久失修，破烂不堪，校教具一无所有，他首先捐款数百元作为修理校舍之用。又四处奔走，筹集资金，学校因而能如期开学。学校用具缺乏，他即将家中用具无偿送给学校，学校因之蒸蒸日上。朋成精通古籍，著有《今古文尚书考》、《屈赋注》等。
周悦桥
周悦桥(1886——1968)，字漳西，号月樵，今白湖乡三桥村人。悦桥祖父周召南，为太平军翼王、英王右旗长，三河战役，血战牺牲。父瑶昆，随太平军战死。
悦桥幼时家庭贫困，奋发苦读，20岁，考入安徽省陆军测绘学堂。毕业后，任安徽省测量局皖西测量队队长，足迹遍皖境，尝绘制、总审安徽省第一张大地实测军用详图。后供职安徽省建设厅，督治华阳河工程；继调往国民政府治淮委员会专家组，会同美国水利专家费礼门博士全面勘察淮河，首荐“以疏与拦蓄并行”的治淮方针，深受费礼门赞许。但《淮河勘察报告》和《治淮工作方案及规划》被当局置之不理，费礼门愤然离去，悦桥亦愤然辞职，回安庆定居，从事教育工作。业余兼事诗文、金石，与房秩五、光明甫、陈澹然、沈子修、潘赞化等过往甚密。
新中国建立后，悦桥出任滁县专区水利工程师。1953年回安庆，因年老经安庆行政专署批准长期休假。后病逝于辽宁鞍山其子的住所。
悦桥思想进步、热爱共产党，抗日战争开始，送宛戎、宛中二女参加革命；解放战争中，又送一子参军。
章伯钧
章伯钧(1895——1969)，今后方乡人。伯钧少时就读于桐城中学。民国5年，伯钧以优异成绩考入武昌高等师范英语系。其时，新文化运动正在全国勃然兴起，他一面苦读功课，一面强烈探求新的思想。他完成高等师范学业后，被聘为宣城师范校长。恽代英、肖楚女被伯钧聘请来校任教，积极传播革命真理。民国11年，伯钧经安徽省长许世英推荐，与朱德、孙炳文、房师亮一道赴德国留学，攻读黑格尔哲学。留学期间与朱德、谢树英等组织“新同乡会”，受德国华人的热烈赞同。有一次，一位浙江同胞被德国人百般凌辱并惨遭杀害，“新同乡会”挺身而出，一直状告到柏林最高法庭，使德国人低头认罪，从而显示出中国人不容外族欺侮的民族气节。伯钧后经朱德介绍，加入在德国的中共组织，朱德任组长，伯钧任副组长；与当时在法国的周恩来、邓小平等来往密切。民国14年，伯钧在柏林结识国民党左派势力的代表邓演达，两人一见如故，关系日深。次年，伯钧学成回国，被中山大学文学院郭沫若院长聘为教授。
北伐战争时，伯钧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宣传科长，后代理政治部副主任。大革命失败后，他离开武汉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任起义部队政治部副主任兼任第九军党代表。起义失败后，流亡香港，与中共组织失去联系。民国17年初，伯钧从香港到上海，与谭平山、朱蕴山、张曙时等着手建立“中华革命党”，该党的积极活动为随后正式建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打下基础。民国20年，日本侵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南京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三省饱受蹂躏。伯钧、黄琪翔等代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立即提出了“倒蒋抗日”的政治口号和十大行动纲领。民国22年秋，伯钧与黄琪翔等在香港与陈铭枢、李济深等秘密商定，以“抗日、倒蒋、联共”为宗旨，发动了“福建事变”，宣告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伯钧担任经济委员会委员兼任该委员会所属的土地委员会主任，在短暂的任职期间，积极开展“计口授田”的土改试点工作，成效显著。福建人民政府在蒋介石大军围剿下夭折，伯钧流亡日本，在东京与党内外爱国人士继续筹划“倒蒋抗日”的救国大计。民国24年，伯钧从日本回香港，响应中共的《八一宣言》，以“抗日、联共、反蒋”为该党的总方针，并于同年11月在九龙大埔召开“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主张用马列主义统一思想。大会所通过的《告同志书》和《临时行动纲领》，标志着“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建党以来的历史转折，开始同中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历程。为广泛宣传革命思想，促进全面抗战，揭露亲日派投降阴谋，伯钧创办了该党中央机关刊物《抗战行动》和《前进日报》。民国27年3月，国民党在武昌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国民参政会”，为战时最高民意机关。伯钧代表“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被聘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在会议中，伯钧与中共参政员和各党派、无党派的参政员进行广泛接触，积极商讨能真正体现人民意志的共同提案。汪精卫叛国投敌后，伯钧代表“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并以国民党参政员的身份向全国发表《声讨汪兆铭通敌卖国》的通电。并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关于汪兆铭叛国的感想》，有力抨击了亲日派投降叛国丑行，对促进全面抗战与民族解放，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民国28年10月，伯钧与梁漱溟、黄炎培、张澜、沈钧儒、罗隆基等在重庆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当时受到毛泽东极力称赞。民国30年2月，伯钧等人又决定在“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基础上，由各党派人士组成阵容宏大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对民主运动是一个新的推动，得到中共的热烈支持。民国33年9月15日，中共代表林伯渠在国民党参政会上，正式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9月24日，章伯钧与沈钧儒等召开了近千名党内外著名人士参加的“民主宪政促进大会”，热烈响应中共这一号召，并一致提出“实行民主，挽救危机”的行动纲领。民国34年7月1日，伯钧等6位国民政府参政员偕同王若飞抵达延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中共领导亲往机场迎接。伯钧延安之行，扩大了中共在各民主党派中间的政治影响，并通过努力协商，找到民主建国的基本共同点。民国35年，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东北解放区，伯钧等民盟领导人立即举行记者招待会，重申民盟争取和平民主的一贯主张，呼吁全国人民共同努力，制止内战，挽救危局，并频繁奔走斡旋于国共两党之间。由于民心所向，迫使蒋介石下令暂停进攻东北。民国36年2月，伯钧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四干会议，并作了《党务报告》，正式决定党的名称改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会议决定全面配合中共进行“策反、组织武装斗争”等各种倒蒋反美活动。同年10月，国民党宣布民盟是中共之附庸，并枪杀了民盟常委杜斌丞。11月，伯钧与沈钧儒、周新民先后离沪到香港，同原在香港的民委邓初民、沈志远等会合，继续坚持斗争。
为迎接全国解放，伯钧于民国38年2月向中国农工民主党发出号召，要求全党除继续进行策反、组织民众以各种方式与国民党斗争外，还普遍开展了“护厂、护仓、护校”、“保产、保资、保物”的“三护三保”活动；发动群众为解放军“修路铺桥、筹集粮草、送鞋送伞”的“三支”活动；劝工商业者不去香港，劝国民党军政要员不到台湾，劝中上层职员坚守岗位的“三劝”活动。
1949年9月，伯钧在北京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伯钧任首任交通部长，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届民盟中央副主席、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在农工民主党第五届第六次全国干部会议上，伯钧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958年11月，农工民主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选章伯钧为中央委员。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1969年5月17日，在北京病逝。1985年11月，农工民主党和民盟中央均举行座谈会，纪念他诞辰90周年。
李相勖
李相勖(1902——1971)，幼名默如，今官桥乡人。相勖出生贫农家庭，父德元务农为业。相勖幼时为人放牛，时过某私塾门前，聆听学生的读书声，即能背诵原文。族人李德膏知而奇之，即招到其家，与其子相钰、女相珏同师共读。时相勖年11岁，不多年斐然成材。德膏命其侄相因率领相钰、相勖入清华大学附中，后升入该大学，以优异成绩提前毕业，赴美入加利福利亚大学攻读“中等教育研究”。民国16年(1927年)毕业，获教育硕士学位。回国后任东南大学教授两年，后来历任桐城中学、安庆第一中学、上海浦东中学等校校长。民国25年，任职上海交通大学。次年应陈嘉庚之聘，前往厦门大学任教授及文学院院长。不久，日军进攻厦门，相勖率妻子转徙内地。是年8月，任安徽大学教授。次年11月，安大因战事解散，相勖遂往广西任桂林中山纪念学校校长。第二年7月，调任广西靖西中学校长。此后，历任浙江大学教授，安徽大学教授，安徽学院院长。
相勖任安庆第一中学校长时，与省教育厅长程天放不合，于稠人广众之中拳击程天放，声震一时。国民党政府追究，相勖遂不辞而离开安庆，去上海浦东中学。当他就任安徽学院院长时，已临解放前夕，院内有巢(湖)无(为)和桐(城)怀(宁)两派，国民党桂系时握皖政，企图把学院迁往屯溪，逃避解放，得到“巢无派”的拥护。相勖以“桐怀派”人物出来反对，学院终于没有迁走。国民党政府将逃往台湾。指令各高等院校校长集中南京，飞往台湾，相勖拒不肯往，留在祖国大陆，继续任教。
新中国建立后，相勖先后任湖北教育学院、湖北师范学院教授。1971年10月因患胃癌，卒于武昌。相勖的著作和讲稿，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仅有《中等教育》一书尚存。
何养性
何养性(1901——1973年)，字子诚，晚年自号闲闲老人，今石矶乡何家祖庄人。养性父容心，晚清秀才。养性自幼在家随父学，刻苦读书。后毕业于安庆六邑小学，并考入安徽省立第一中学。不久，回家随父专攻古文。
民国11年(1922年)，养性在桐城姚永概家当塾师，其教学大得姚的称赞。永概为一时名师宿儒，藏书很多，养性得以系统地钻研经书古文和训诂文学，并于此间拟就了《小学纂要》的写作提纲。民国17年，他在铜陵藏修学院任教，主讲经史古文，声名大起。民国20年大水，学院停办，受李德膏之聘到宏实小学任教。李氏办学认真，择师非常之严，校内教师很多是进步的名流。养性时与他们论学讲艺，因而得到大量的新知识。这一时期，他将旧学新知，熔冶一炉，思想也由恪守“中庸”之道而趋于进步。后来，他结识了陶行知，在教学上处处以陶氏为典范，所以他的思想以任教宏实为转折点，由此从一个以“著书立学，做一名士”为志愿的知识分子，一变而为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民国27年5月，日军侵入长江，枞阳镇和宏实小学先后被日本飞机轰炸，宏实小学校舍被烧毁，养性被迫回家闲居。次年，养性创办“聚芝学社”，招收半沦陷地区的失学青年，最多达200多人，同时兼办青山小学。他身兼两任，非常勤劳，在教学上模仿晓庄师范，在教材上遵循“古为今用”的轨辙，培养不少的进步人才。他利用国民党党员的身份和社会上的声誉，掩护共产党地下革命干部，鼓励学生参加革命队伍。当时枞阳一带新四军、游击队的领导人陈定一、何东初、何晓东等和他往来密切，常派文工团来学社宣传革命，教唱革命歌曲。一次，新四军连指导员梅豪来社，正向学生讲革命道理，国民党县保安队数人从大门进来，他即命学生和保安队官兵攀谈，拖延时间，他自己为梅豪化装，使之脱险。民国30年，“聚芝学社”内秘密成立了共产党支部，该社学生不断地参加新四军，引起国民党的注意，曾两次派兵包围学社，逼令他交出参加革命的学生。他推诿说：“他们无钱读书，都提前回家了”。学生虽然幸免，而他自己则遭受很沉重的压力。新四军北上后，随军学生的家属常受国民党政府的迫害，他通过各种关系，暗中加以保护。
新中国建立后，养性继续担任青山小学校长。1952年4月，被选为湖东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1956年，任枞阳县人民政府文教科副科长、科长。1957年，当选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省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县政协一、二、三届副主席。他担任青山小学校长时期，成绩卓著，两次被评为县甲等模范教师。他到县人民政府工作后，以身作则，积极工作，艰苦朴素、待人诚恳。1956年，被选为安徽省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代表。“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上受很大的压力，又重病缠身，可他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诚没有丝毫的改变。养性于1973年2月11日逝世，享年72岁。生前曾作自挽联，联曰“五十年醉梦浮生，甘甜辣酸，滋味尝遍，晚景有余晖，党国恩情深似海；千万株桃李广树，功过多少?月旦任评，今朝无限好，庭园花木喜逢春。”著有《青山风雅集》(与何绍烈合编)。
储炎庆
储炎庆(1926——1974)，今雨坛乡储家老屋人。炎庆12岁在汤沟镇铁匠铺当学徒，3年期满，在安庆一家铁匠铺帮工。19岁到芜湖，在沈义兴铁匠铺帮工，沈老板有制铁画的技艺，但不肯外传，炎庆常找机会，偷看沈老板的运锤、结火方法。并背地里反复模仿操作，久之，居然制成铁画。沈老板得知，大怒，撵其出门。过一段时间，炎庆在亲友的帮助下，于芜湖花津桥开设“储永昌(庆记)铁铺”，以打铁器及制铁画为业。时值军阀混战及后来的日军侵华，市场上一片萧条，永昌铁铺亦濒临倒闭。负有声誉的芜湖铁画，便消失无闻。
新中国成立，永昌铁铺的铁画重新问世。炎庆匠心独运，向安徽师范大学艺术系老师及芜湖的画家请教，深入探讨画理，将国画、铁画的技艺熔于一炉，铁画作品大有提高。炎庆锻制的《黄山迎客松》，长4.5米，高3米，被选入人民大会堂，挂在国家领导人会客厅；选入人民大会堂的还有毛主席《沁园春·雪》的手迹和《梅山水库》画图。另有《黄山莲花峰》、《关山雪雾》、《牛郎织女》、《松鹰》、《花蝶》等作品，参加1958年巴黎国际展览会，受到国外艺术家的好评。
1957年，炎庆出席了全国工艺美术艺人座谈会。1958年，他参加了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社员代表大会。1959年，他出席了全国群英会。1964年，他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张蛮
张蛮(1920——1974)，原名国铨，今安凤乡小方庄人。民国9年(1920年)，张蛮生于北京父亲的寓所。少长，就读于北平市立第四中学，参加“一·二九”运动，芦沟桥事起，随父南归。民国29年，毕业于桐城黄甲铺第二临时中学，成绩第一，被保送中央政治学校就读。因日军侵犯，该校于民国31年移到重庆，后在该校经济系肄业。民国30年秋，日军进犯贵州独山，重庆震动，当时国民党政府组织“知识青年救国军”，张蛮遂投笔从戎，被编入“赴印远征军教导第三团”。后来，该团大部分官兵不满国民党假抗战真反共而大闹风潮，全团遭到解散。张蛮后考取国民党海军“赴美接舰参战士兵总队”，经印度转往美国迈阿密州受训。结业后，在“太平号”舰任枪炮士，不久提升“永宁号舰”枪炮官。后来因不满国民党反动内战，退职到南京，复学于国立政治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因脱离国民党而被“通缉”。民国38年2月，张蛮经地下党介绍，密赴苏北参加革命，由中共江南工委保送到华中大学学习。毕业后，新中国已建立，他被分配至威海卫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教导队任助教。后该队编入华东海军，组织上派张蛮去青岛大队学习，兼任助教和小队长，连续3年被评为四等功臣。其后历任“常州舰”见习航海员、华东军区海军第六舰队“开封舰”航海员、航长、副舰长等职。1954年冬，在风雪中率领“开封舰”执行东海护渔任务，并多次同台湾国民党舰艇作战，英勇沉着，受到舰队多次表扬。1955年1月，解放一江山岛的战役中，“开封舰”战斗出色，舰只荣立集体战功，张蛮又受到舰队党组织的表扬。由于长期的海上生活和战斗劳累，他患了慢性肝炎，兼因当时左倾路线的影响，于1955年5月份复员退伍。此后，张蛮在上海带病任中学教员。1961年，他被评为复员转业军人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1974年病逝于上海。
张蛮擅长文学。在《人民海军》杂志上，先后发表文章18篇。
施普
施普(1884——1976)，字括乾，今阳和乡人。施普早年入桐城中学堂，毕业后以优异成绩，公费留学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攻读师范理科。曾用日文写成《代数》一书，署名“师傅”出版。清宣统元年(1909年)回国，历任安庆第一师范学校、西安师范学校、宣城第四师范学校、芜湖第二女子中学、凤阳第五师范学校、寿县女子中学、武昌高级中学、安庆六邑中学、桐城中学、庐江中学、浮山中学等校理化教员30余年，曾任桐城中学校长。民国30年(1941年)以后，年老家居，并开设讲习班，为家乡青年复习功课。
施普长期从事教学，积累很多经验，尤注意改进教学方法，讲授时写出提纲，明确要点、重点；采用分析、对比、演示、举例等方法进行阐述；对难于记忆的重要关键，如三角基本公式、化学元素的原子价等，利用图表或编成歌句以助记忆，得到学生的欢迎，收到很好的效果。在教学之余，对文学和音韵做过系统的探索，他认为“虚词不虚”，具有一定的意义，编著《虚助词典》，于民国12年在东亚图书馆出版。晚年自行刊印所编《虚词指极》、《古韵指极》等书。他认为虽然众说纷纭，“然而吾人语言离不开一个根本，即宫、商、角、徵、羽五韵”；“五韵”各分上、中、下三叶，随着时、地的推移，发音时口腔开合大小有所不同，各叶的音序有转有变；韵书的分类虽不可能强同，但教师可以根据他按照“五韵三叶”原理提示的《五韵图》予以统一和概括。这是他的一个创见。
他生活一贯很朴素，为人正直，在政治思想上始终倾向进步。辛亥革命期间，在西安任教，曾因营救革命志士章质夫，致遭当局威胁迫害，不能容身。晚年家居，经常阅读进步书刊和革命理论著作，因而对党和社会主义怀着向往的心情更加浓厚。解放前夕，家乡已成为解放军游击区，他不断资助，迎接解放。新中国建立后，他受聘为安徽文史馆馆员，任枞阳县政治协商会议委员。1976年病故。著有《有竹草堂诗稿》若干卷，原稿散失，仅存8首。
方文轩
方文轩(1890——1976)，字伯堂，今杨湾乡人。文轩桐城中学毕业后，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数理系。民国7年(1918年)，安庆六邑中学聘他为数、理、化教员。民国9年，他创办了江淮中学。民国12年，他又创办了私立东南中学，自任校长。民国15年，孙传芳的残部驻入该校，门窗校具毁劫一空，被迫停办。是时，文轩由友人荐到武昌北伐军总政治部，任教育股中尉股员。宁汉分裂，邓演达赴苏联考察，周恩来接任该部，率领人员移到九江，继而总政治部准备远征，怜文轩身体瘦弱，被动员回乡办学。
文轩回到安庆，重新组建东南中学，仍任校长。由于他办学认真，教学质量提高，学生考取大学的多，受到当时安徽省教育厅的表扬。民国18年，进步学生王美涛在该校大礼堂主持召开“民国大同盟”大会，引起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视，进行追查，文轩连夜通知该生离校，次日宣布开除该生。民国19年，王美涛在南京被捕，连及文轩。国民党军法处下令封闭东南中学，以“庇护异党”为由，逮捕文轩入狱。当军法处审讯时，文轩慷慨陈词：“我是校长，是教育者，学生是受教育者，我受学生家长的委托，我不能眼看着学生无辜受害，捉去坐牢杀头。我当校长最大的权力，只能开除学生出校。”语气倔强，引起法官恼怒，判处文轩有期徒刑6年；后经亲友多方营救，改判1年。他出狱后无法再回东南中学，乃就贵池省立第五职业学校聘约，当数、理、化教员。不多时，文轩又被校方指责保护学生陈大启(共产党员)而被解聘回家。此后，他曾担任桐城中学、六邑中学、安庆高中、安庆一中、安庆中学等校教师。民国26年(1937年)，日军进犯长江，安庆沦陷，文轩回到家乡定居。民国27年，文轩在杨树湾镇创立菁华中学，收容沿江沦陷区、半沦陷区的失学青年，规模之大，办学之认真，当时少见。后一度出任省教育厅督学，在此间又筹建了省立第十一临时中学。民国31年，他回到菁华。次年该校进步学生殴打军训教官，闹起风潮，地方武装来校干涉，文轩冒着枪弹横飞的危险，出面保护学生。后来教育厅长万昌言来校视察，对文轩十分不满，批写“校风废驰”四大字。文轩指出“驰”字的错误，万厅长恼羞成怒，撤掉文轩校长职务，留校教书。民国33年，日本飞机轰炸了菁华中学，虽没有伤亡，而校舍受到严重损坏。文轩为安全计，迁高中部于桐城山区的“平坦中学”。1949年春，桐庐县人民政府决定菁华与浮山中学合并。
新中国建立后，文轩历任安庆师范、枞阳中学、太湖高中等校数、理、化教员。曾当选为太湖县人大代表，列席了安徽省政治协商大会。1976年，在家病逝。
李则纲
李则纲(1891——1977)，今黄羹乡李家大屋人。则刚幼小读私塾，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考入枞阳白鹤峰学堂；由于成绩卓著，未毕业就考入了安徽初级师范。则纲师范毕业后，被介绍到舒城县第一高小任教。次年下学期，他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史地系；由于家贫，就读一学期便休学，仍从事教育工作。民国8年(1919年)，任桐城中学国文教员，次年任教安庆女中。从民国18年起，先后在上海暨南大学、中国公学、安徽大学、安徽学院等校任教。民国27年，担任岳西县难民收容所所长，兼任采集组组长。民国28年初，李品仙主皖时，聘李则纲为安徽省抗战史料征集委员会委员，并兼“编采股”主任。继任安徽省抗战史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同时担任《编译月报》、《文艺丛刊》、《大众知识》等刊物编辑。民国30年，则纲任安徽学院教育长兼史地系主任。民国34年，则纲参加民主同盟。新中国建立后，他1950年1月任皖南区革命文物馆馆长。1953年8月，被任命为安徽省博物馆筹备处处长，对省博物馆筹建和文物史料的发掘、收藏作出较大贡献。1958年，他被划为“右派”而离开工作岗位，不久甄别平反。
李则纲热爱文史学，著有《欧洲近代文学》、《史学通论》、《始祖的诞生与图腾》、《从乡村破产想到陶渊明》、《革命大事年表》等。他在逆境中，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历时30年，撰写成50多万字的《安徽历史述要》。
方东美
方东美(1899——1977)，名珣，又名逊，字德怀，今杨湾乡大李庄人。东美幼丧父母，赖二兄抚养成人。7岁入学读书，16岁毕业于桐城中学，20岁毕业于金陵大学哲学系，得学士学位。他最爱读《庄子》书，认为该书含有很深的哲理。对桐城派方苞、刘大櫆、姚鼐著作，亦悉心研读，认为他们长于叙事而短于辩论。民国l0年(1921年)，留学美国威斯康新大学，师事莱森，研究黑格尔哲学，发表《英美新实论之比较研究》，获博士学位。民国13年学成回国，先后在武昌高等师范大学、东南大学、中央政治学院、中央大学任教授。抗日战争期间，随中央大学入川，任哲学研究导师。从此，他着手研究中国民族文化的哲学，逐渐由西方转向东方，决心通过阐发中国哲学而宣扬民族自尊意识。他以中国传统哲学为本位，同时使之与西方哲学相融洽，建设开放的、有不断更新能力的中国哲学与文化。著有《华严宗哲学》、《哲学三慧》等著作。抗战胜利，随中央大学返回南京，继续任教。民国38年春，随校迁台湾。1961年，应邀访问美国，先后任南达柯州立大学、密苏里大学、俄亥俄奥伯林学院客座教授。1964年，参加东西方哲学家会议，其论文《中国形而上学中的世界与个人》，受到很高评价。1973年6月在台退休。
东美的主要著作有《生生三德》、《新儒家哲学十八讲》、《中国哲学之通性与特点》、《原始儒家思想之因袭及创造》、《坚白精舍诗集》及《方东美演讲集》等。
方东美在哲学上的贡献，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1987年10月，台湾省台北市召开“国际方东美哲学研讨会”，参加的海内外学者近100人，提交论文32篇，其中6篇涉及他的“比较哲学”、“人学”、“形而上学”、“美学”等观点。目前，研究方东美哲学思想的学术机构已在美国、东亚地区相继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列入研究课题。东美的哲学思想，与爱国主义有紧密的联系。在金陵大学读书时，他加入李大钊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并担任学会刊物《少年世界》的主编。五四运动兴起，他在南京组织学生积极响应。抗战时，他宣扬民族自尊意识，以增强抗日的信心和决心。1977年，他在逝世前立下遗嘱，骨灰不留台湾，沉入台湾海峡的大陆一侧，以表达他渴望祖国早日统一愿望。
唐哲民
唐哲民(1908——1978)，原名唐明，号孔彰，今石马乡府君村人。哲民系原中共安徽省政协副主席高鸿的叔父。民国13年(1924年)，哲民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民国17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在西安、上海、北平、天津等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冀南特委军委书记、河北民军参谋长、八路军东进纵队副司令员、冀鲁豫军区第六军分区司令员、延安炮校工兵科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军区工兵学校校长、第四野战军特种兵司令部工兵指挥所主任。新中国建立后，历任华中军区工兵司令员、军委工兵司令部参谋长、南京工兵学校校长、工程科学技术研究会主任、解放军工程兵科学技术部长、工程兵副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史匡民
史匡民(1904——1978)，名适之，化名史卒，今破罡乡赵家嘴人。民国初年，他在安庆省立小学毕业，考入北京成达中学。民国13年(1924年)，东渡日本，考入长崎高等商业学校，与同学储应峙、王先祥等组织中国国民党长崎支部，宣传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与国民党右派势力进行斗争。后来，蒋介石下令通缉他，并取消留学公费，他才被迫将支部解散。
匡民回国后，即投入抗日斗争。民国21年初，匡民和卢任伯、王先祥等组织中华留日学会，并以同学会名义，加入北平抗日总会。5月，抗日总会被国民党政府取缔。6月，上海各大学联合会代表王造时、李友时等，到北平联系抗日工作，匡民参与之。匡民因会日语，便在北平东单、牌楼一带，搜集日军在华侵略的罪行，并冒着生命危险，向“国联”李顿调查团提供情况。7月，应张贻忠之聘，担任安徽中学教导主任，匡民又聘共产党人周梦萍、刘文衡、叶保初为教员。民国25年初，匡民又经张贻忠介绍，给抗日军队宋哲元搜集日伪情报。6月，经曾少璋介绍，打入滦县伪政府，任外交秘书，以了解敌情，向宋哲元部汇报。民国26年初，又打入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任建设厅视察员，后任建设厅唐山电政管理所主任。民国27年1月，唐山所由中日合办的电信公司强行接收，将匡民监视起来。不久，他又到山东高密电报局任局长。民国30年，匡民通过周隆庠的介绍，先在中央大学任教3个月，后到实业部商业司任专员。民国32年，又转任第五科科长，专管办理国籍事项。民国36年初，与南京师范学校教员沈某，组织南京中等学校教师联谊会，以索取寒衣费为名，在南京列队游行，高呼反饥饿、反压迫的口号，以致被当局清查、解聘。同年10月，他到了四川万县，任辅成法学院教员。次年转重庆新辉高等学院任教。新中国建立后，匡民于1950年6月到东北长春会计统计专门学校任教。1965年12月退休。
施剑翘
施剑翘(1906——1979)，女，号谷兰，化名董慧，祖籍今安风乡夏咀村施家嘴人。剑翘幼随父就读。民国15年(1926年)，直系军阀孙传芳为争夺地盘，北上抗奉。时剑翘之父施从滨任奉系军阀张宗昌部第二军军长，受命率部在蚌埠固桥镇与孙传芳激战，战败被擒；后遭孙传芳的杀害，头颅挂在蚌埠火车站。时剑翘20岁，她立志为父报仇雪恨。她先把希望寄托于施靖公身上，为达到目的，她不惜以身相许结为夫妻，而施靖公当时身为旅长，对此事一拖再拖。10年过去，她大仇未报，壮志未酬，仰天慨叹，“痴心愿求他人助，结果仍需自出头。”于是毅然典当手饰，购买手枪，决定只身报父仇。孙传芳被冯玉祥击败后，带领全家在天津居住，常入“居士林”拜佛念经，暗地里想东山再起。剑翘明探暗访终于摸清孙的下落，于是化名董慧也到居士林拜佛念经。民国20年，正是剑翘父遇难10周年。是年11月13日3时半，当孙传芳穿智圆大师外衣跪地拜佛时，剑翘从蓝呢大衣下抽出手枪，对准孙的头部，连发3枪，孙应声毙命。剑翘从容高呼：“我系为父报仇，大众勿惊。”当即散发印好的《告国人书》纸片，正面有4条说明，背面有2首七言诗，诗曰：“父仇未敢片时忘，更痛萱堂两鬓霜。纵怕重伤慈母意，时机不许再延长。”“不堪回首十年前，物自依然景自迁。常到林中非拜佛，剑翘求死不求仙。”剑翘旋即向公安局自首，经长达11个月审理，判其7年徒刑。事实公布后，新闻、教育、法律等各界人士，南京、扬州妇女会、安徽妇学会、九江各中学团体，致函上书，要求政府特赦。冯玉祥等国民党元老联名上书，请政府释放。民国25年10月，剑翘获特赦出狱。
出狱后，剑翘致力于抗日事业。民国26年开始，担任湖南抗敌后援会慰劳组主任，代表三湘父老去汉口等地慰劳抗日将士，捐赠物资给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并在合川县为抗日募捐了3架飞机的资金。后来宋美龄想拉拢她，她断然拒绝，写诗明志：“寄语渔人休布网，大鱼不在此滩留。”后来在周恩来、徐特立、邓颖超的帮助下，走向革命。民国30年入川，任航空委员会指导员，私下为共产党作了许多有益工作。民国34年，她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出川到苏州办从云小学，掩护党的地下工作人员。民国35年，接受周恩来的委托，利用合法身份，冒着生命危险，把黄金送到驾机起义的刘本善手中，为革命作出了贡献。新中国建立后，先后担任苏州市人民代表和市妇联副主席。1952年，她因病移居北京就诊。1957年，她被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1979年病逝于北京。
余光烺
余光烺(1897——1980)，今会宫乡余街人。光烺幼年丧父，依兄嫂为生。桐城中学毕业后，先后赴日本、美国留学11年。在美国求学期间，因官费不足，白天为人做杂工，夜晚到学受课，进入研究院后，由于勤工俭学有节余，才能白天听课。
民国17年(1928年)，他学成回国，先后任东北大学、金陵大学、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长期担任系主任和教研室工作。
光烺性格宽厚，不与人计较长短，而临大节，却不丝毫苟且。方治和他是同乡，又系同窗学友，多次用高官厚禄劝他在国民政府做官，都被他拒绝。金陵大学员工推选他当“教师升等晋级委员会”主任。有一不称职的中文系主任利用自己的职权，提出如不给他晋升教授，他就不给该系的李相珏(光烺妻子)的副教授聘书，以此相要挟；光烺宁让相珏到四川大学任教，也不给他晋升教授。光烺常利用自家住宅掩护共产党地下学联开会，国民党特务发现后，把他列入黑名单，并派中统特务专门监视他的行动。南京解放前夕，他不顾特务头子的警告、恐吓和甜言蜜语，坚持不去台湾或美国。在白色恐怖中，光烺受地下党的委托保存一批革命文物。解放后，这批文物曾在南京梅园新村展出。
南京解放时，刘伯承元帅接见他，并予以奖励和慰勉。新中国建立后，光烺在教育岗位上工作，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历任南京市人大代表、江苏省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民盟南京市副主任委员等职。中日复交后，光烺主动为青年教师开设日语课，并与苏步青、莫绍揆等共同校订《岩波数学词典》。
程音
程音(1919一1980)，今白柳乡人。民国27年(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民国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战士、班长、排长。在历次战斗中，屡建战功，曾荣立二等战功1次，三等战功4次；在凤阳白路桥抗日战斗中失去双手和双腿。1950年，复员回乡，任白柳乡乡长。任职期间，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坐在板凳上车水，将镰刀绑在手臂上跪在田里割麦，事迹感人，成绩突出，曾数次被评为全国、全省劳动模范。1956年和1959年，两次到北京参加全国群英会，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并合影。后因伤痛发作而逝。逝世后，经省民政部门批准，追认为烈士，并由县出资为其建立墓地。
李相珏
李相珏(1901——1981)，字璋如，李光炯之女，今黄羹乡人。相珏自幼洒脱，很少闺阁气，在芜湖第二女子中学肄业，曾代表全校学生到北京请愿，因而参加五四运动。后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拜入鲁迅门下，受到鲁迅的赏识，后来追随鲁迅转到北京师范大学。大学毕业，回到芜湖二女中任教导主任。民国18年(1929年)与余光烺结婚，迁居南京，遂在金陵大学任教。不久，她发表了《我国春秋时代的文化》的论文，社会人士予以很高的评价，晋升为副教授。她先后在金陵大学、齐鲁大学、四川大学中文系讲授中国古典文学。
新中国建立前夕，堂兄李相符进行地下革命活动，她和余光烺冒生命危险为之掩护。光烺保存革命文物，也深深得到她的帮助。相珏为人正直热情，遇有不平之事往往挺身而出，仗义直言，不顾个人安危。对学生从学习到生活无不加以热诚关怀和帮助。抗战中，全家入川避难，每逢节日总邀请远离家乡的流亡学生到家欢聚。
其兄相钰肄业清华大学，21岁病卒。她自己虽是万分悲痛，但在父母面前总是柔声怡气，千方百计劝慰父母。父母均殁于成都，她扶柩回乡安葬。父德膏的著作向不存稿，经她搜罗，编成《晦庐遗稿》一书。
父临终前，遗嘱发散家财，创办孤儿教养院，她遵命实行。晚年任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她教育子女慈而能严，故子女俱能成材，因而外人称其为“良妻贤母”。
朱学虚
朱学虚(1886——1981)，字荣汉，今安凤乡人。学虚出身于小商贩家庭，幼读私塾，嗣入芜湖职业学校，后毕业于铁道学校。毕业后，他任天津一火车站站长。由于他仪表堂堂，长于辞令，善于交往，因而攀附上一批官僚政客，如王揖唐、李恩浩、陆宗舆、曹汝霖和倪道烺等，并由此而发迹。
民国初年到12年(1923年)，学虚历任云南省陇川县、河南省郑州、湖南长沙县县长，塞北关、芜湖关监督，津浦铁路局局长等职。由于张作霖势力伸向津浦铁路，他失去铁路局长职务，但却攀上了王揖堂，成为王的助手，为南北议和而奔走。民国16年，国民革命军三十三军成立，柏文蔚任军长，魏曙东任第三师师长，任他为第三师副师长。不久，第三师在六安被缴械，他又投靠蒋介石。蒋派他前往陕、甘，拉拢马鸿逵兄弟和邓宝珊等投蒋；事虽圆满成功，蒋准备安排他的职务，但因杨永泰作梗而落空。民国16年，方振武在武汉设军需处，任他为处长。民国24年，宋哲元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萧振瀛任天津市市长，他被任命为市政府视察室主任。次年，萧离职赴日本考察，又由曹汝霖介绍他到煤矿公司专管外交，常住北京，并先后兼任龙烟铁矿筹备员、筹备处长等职。
七七事变后，学虚携眷南旋，路过上海，适逢汉奸倪道烺在上海组织伪安徽省政府的班子，留他任伪省政府参事。未及一年，他主动辞去该职。嗣后在南京、蚌埠、芜湖、当涂等地招股集资，创办了“元益钱庄”，自任董事长。抗日战争胜利，钱庄倒闭，又在蚌埠办一香烟厂，直到新中国建立前夕。1950年出走台湾，于1981年病故。
胡扶摇
胡扶摇(1918——1982)，原名福尧，，今浮山乡浮山村人。他在浮山中学读书时就投身革命。民国27年(1938年)，怀着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仇恨，毅然参加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后担任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政治处宣传干事、桐城县第二游击大队第八中队政治指导员、独立团政治处干事、新四军直属政治部保卫科长、南下先遣纵队第七支队干部队政治指导员、中共桐庐县委副书记兼独立团第二政委。新中国建立后，他先后担任中共安庆市委副书记等职。1952年起，又先后担任上海沪东造船厂党委第二书记、书记，求新造船厂党委书记、中共上海市徐汇区委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经委“五反”办公室负责人、上海远洋运输公司党委书记等职。
胡扶摇在抗日战争时期，积极参加抗日游击活动。他不畏艰险，英勇奋战，积极配合主力部队开展分化国民党地主武装和除奸工作，为发展壮大抗日武装力量，争取抗日战争胜利，作了一定的贡献。解放战争时期，他在解放区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土地改革。民国37年，随军南下，深入敌后，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艰苦的斗争。渡江战役中，积极支援解放大军渡江作战。
新中国建立后，他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努力学习和掌握自己原来不懂的东西，圆满地完成了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1971年，他调任上海远洋公司党委书记后，为发展我国的远洋运输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离休后，病逝于上海。
施骥生
施骥生(1900——1982)，字乐渠，今浮山乡人。骥生幼随父读，聪颖能诗文。母清廪生张竹泉之女，对子女教育严格，所以骥生兄弟都很淳谨诚朴。骥生20岁后即出外谋生，曾任安徽通志局编纂。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他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的秘书，后任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的秘书，参加长城一带抗日活动，时常到前线视察。喜峰口大捷，震动一时，骥生也参加了该战役。继后任天津市政府秘书长及南京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专员，曾到欧美等国考察实业。抗战军兴，骥生由欧洲回国赴第一战区任参议，随军抗战。国民政府撤出武汉，他到四川创办了大同银行，自任总经理。新中国建立后，他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参加中央文史馆工作，担任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史料撰稿人，先后供稿约10万言。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被遣回家乡浮山居住。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落实政策，起任安徽省文史馆馆员，重新从事文史资料撰稿工作。在此期间，他关心国家统一大业，曾对台湾旧同仁作热情的召唤。嗣因年老多病，到武昌华中农业大学其子施潮处居住。终年83岁。
张宜盛
张宜盛(1921——1983)，字方文，台湾省台北市人，高山族，出生工人家庭。民国17年(1928年)，他在台北公立太平第二中学读书。民国28年以后，先后任台北市《台湾新民晚报》、《新生晚报》总社及支社的记者、私立静修女中教员、七洋贸易公司店员。民国36年，台湾人民发动“二·二八”起义，宜盛担任宜兰市“二·二八”起义处理委员会委员，作出较大贡献。起义失败后，由于台湾当局残酷镇压，他于民国38年8月从台湾渡海来到广州。新中国建立后，他到长沙市警备司令部，参加了革命工作，历任长沙市中国人民解放军138师教导队学员、华中局社会部联络站干部、华南分局南建部调研室干部、华东军区台湾干部训练团学员、安徽省干部文化学校教员及青阳师范、青阳中学、陵阳中学、汤沟中学等校教员。在枞阳县工作期间，当选第七届人大代表、县政协第四届副主席。
宜盛是个多能的教师，精通日语，也擅长英语、数学、中文、物理、音乐、体育各门专业，培养出不少高材生。1977——1980年，他年年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县、地教育先进代表会。曾撰写回忆台湾宜兰人民“二·二八”起义文章，刊登于《中国新闻》上，香港《文汇报》、《大公报》均予以转载，在海外同胞中有一定的影响。
房师亮
房师亮(1903——1984)，系房秩五长子，今白湖乡人。民国10年(1921年)，师亮就读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次年，赴德国留学。在此期间，经朱德、孙炳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14年，师亮赴莫斯科接受军事训练，次年回国，参加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师亮于民国18年与其妻鲍训经一道再度留学德国。民国26年，毕业于维尔茨堡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
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历任国民党广州军医分校解剖副教官、南京军政部学兵队教官。民国29年秋，因不满国民党的腐败，坚决辞去军职，转入医学界。历任昆明昆华医院小儿科主任医师、同济大学医学院副教授、教授等职。新中国建立后，师亮历任川南医士学校校长、川南行署卫生局副局长、四川省卫生厅副厅长、安徽省卫生厅副厅长、政协安徽省委员会副主席。曾当选为川南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安徽省一、二届人民委员会委员，第三、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师亮于1984年卒于合肥，葬于浮山双瞻阁后。
周济之
周济之(1909——1985)，今后方乡人。济之青年时期追求真理，拥护北伐，积极参加进步活动。民国20年(1931年)，就读于北京中国大学，后在家乡从事教育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于民国27年8月参加抗日武装斗争；民国2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抗日战争中，济之先后担任中共领导的淮南区抗日动员会委员、游击队中队长、指导员，区长、县政府政务督导员、秘书、县长，中共淮南区铜城市委委员、利华分局经理、贸易分局主任，淮南路西专署财政分处副处长，淮南银行行长等职务。他为发动敌后抗日武装斗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开拓根据地的贸易经济，创建根据地的金融事业，做了大量的工作，出色地完成中共交给的任务。
解放战争时期，济之在解放区曾担任华中银行第三分行行长、山东坪上汇通公司经理、北海银行渤海分行副行长等职务，为发展解放区的金融事业，从经济上支援革命战争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新中国建立后，济之出任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第一任行长。此后，任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政秘书处长、办公室主任，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副主任，中共人行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农村金融局副局长，中国农业银行公社局副局长、计划局副局长，中国人民银行计划局副局长、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银行顾问，中国银行董事，中国农村金融学会顾问等。
济之一贯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坚持原则，主持正义。1958年，在银行内部所谓的“三次反党”案件中，因坚持原则，受到迫害，被打成“反党分子”。1960年，批判他“严重右倾”，再次受到打击。粉碎“四人帮”后，他得到了彻底平反，恢复了名誉。
胡芳远
胡芳远(1906一1986)，白梅乡茅竹园人。芳远出生农民家庭，少年读书，学业优秀。青年时，以教私塾为业。为人正直，每见乡村中不平之事即仗义直言。民国15年(1926年)参加革命，以教师为公开身份，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运工作。民国1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秘密建立孙畈地下组织，并往来于桐城、浮山、庐江之间，进行宣传、联络、组织、发动等革命工作，对推动该地区的农民运动和建党工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民国19年6月入伍，先是参加大别山外围的游击队活动，曾赤手空拳夺下敌人门哨的枪，为歼灭敌人打开了通道，受到领导多次表扬。在此期间，先后担任了宣传员、参谋，中共安徽桐(城)庐(江)舒(城)三县边区区委书记。此后，转入皖、鄂、赣红军革命根据地，任该地区党校总务科科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一直担任部队后勤工作。先后参加了粉碎日伪4次合击皖江根据地的大扫荡，参加了淮北、泗洲、涟水、莱芜、枣庄、孟良固、泰安、郓城、临朐、淮海、渡江等战役。历任团供给处主任，旅供给部副部长、师供给部部长等职。在斗争十分残酷、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芳远坚决执行上级指示，积极组织军需货源，筹措各种作战物资，圆满地完成了后勤保障任务，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建立后，芳远一直在解放军总后勤部工作，先后任财务部副处长，总财务部副处长、处长，总财务部检查室主任(正军职)等职。在后勤部门领导岗位上，一贯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注意节约外汇，维护财经纪律，敢于斗争，敢于负责。几次出国执行公务，都严格执行外事纪律，保守国家和军事机密，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离休后，仍关心军队后勤建设，认真总结经验，并经常教育后辈保持革命传统。1986年11月24日，芳远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
朱光潜
朱光潜(1897——1986)，号孟实，今阳和乡岱鳌村朱家老屋人。光潜6岁时，始从祖父接受启蒙教育，深得祖父器重。祖父去世后，从父续读，16岁时，入桐城中学。21岁时，入武昌高等师范国文系，后又考入香港大学教育系。在香港大学读书时，请桐城著名书法家方守敦题写“恒、恬、诚、勇”4字的条幅，作为座右铭。香港大学毕业后，曾在上海大学、春晖中学、上海立达学院担任教师。民国14年(1925年)，他考取安徽教育厅留美公费生，取道西伯利亚前往美国，进爱西堡大学，开始研读哲学。以后，又进入英国伦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和斯坦堡大学。他先后用14年时间，读过6所大学，最终走上研究美学的道路，成为我国美学的开拓者。留学期间，他一面读书，一面写稿，以微薄的稿费维持生计。
光潜在青年时代，严于律己，曾经提出“三此”(“此身、此地、此时”)的约律。凡“此身”应该做而能够做的，决不推诿别人；凡“此时”应该做而可能做的，决不等待将来；凡“此地”应该做而可能做的，决不等待想象的环境。他特别强调一个“此”字，就是尊重现实，就是要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因此他在学生时代，就写出5部名著，即《文艺心理学》、《谈美》、《诗论》、《悲剧心理学》、《变态心理学》。民国23年春，他以《悲剧心理学》(英文版)一书获得法国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外文系主任。
民国26年暑假，适芦沟桥事变，北京沦陷，他冲破重重阻挠，于8月12日离开北京。抗战军兴，光潜辗转入川，任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次年，国民党教育部任命国民党CC骨干分子程天放为川大校长，师生纷纷抗议。在这场斗争中，他站在进步青年学生一边，领衔发抗议宣言。因“驱程”未果，他愤而离开川大，就任武汉大学教务长，长达6年之久。
民国34年，日本投降，教育部将安徽大学由省立改为国立，任命光潜为该校委员会主任委员，继则担任安大校长。由于他素爱读书写作，无意于行政工作，辞谢再三，终于又回北大，仍任外文系主任。由于青年时代受古典文学熏陶和“桐城派”的影响，他的文章，明白如话，精练如诗。著作有《孟实文钞》、《论文学》、《符号逻辑》、《西方美学史》、《谈美》、《艺文杂谈》、《美学拾穗集》、《谈美书简》、《美学论文集》等。他精通英语、德语、法语、俄语，翻译了大量西方美学名著。如柏拉图的《对话录》、罗丹的《艺术哲学》、莱辛的《拉奥托》、爱克曼的《哥德谈话录》、《黑格尔美学》、意大利哲学家维妙的《新科学》等。
新中国建立后，光潜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用辨证唯物主义指导美学研究，在数年之久的国内美学界的批判和讨论中起积极作用。他说：“我是认真对待这个批判的，有来必往，无批不辩。”从那时起，开始挪动原来的唯心主义立场，出版《美学批判论文集》。他能用英文、法文、德文、俄文阅读原著，并且对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某些译文的错误或欠妥之处，都作了笔记，并提出校订的意见。
1956年，中国文坛上对美学引起极大的兴趣，从而推进美学研究在中国的迅速发展。1961年，北京大学成立美学专业，光潜参加教学，培养美学教师，并拟定、编著《西方美学史》一书，首次全面系统地阐述和介绍西方美学思想的发展。该书代表了迄今为止中国对西方美学研究的水平，推动了中国美学教学和研究工作。此后，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各大院校，纷纷成立美学组，开授美学课。1958年，他在自著的《美学批评论文集》的后记中说：“我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和文艺为一种意识形态两基本原则推论，美是意识形态的，是客观与主观统一的结果”。他的论著和译著融贯中西，创立自己的美学理论，在中国文学史和美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美学研究，在国际上也产生巨大影响。外国学者多次撰文称赞他在美学领域的造诣在世界上也是有数的。1980年，他乘飞机去昆明和赣州，参加中国美学会及中国西洋文学会会议，会上被选为中国美学会会长。
光潜是北京大学一级教授、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历任全国政协二、三、四、五届委员、六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民盟三、四届中央委员，中国美学会会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委员会委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常务理事。1984年，香港大学授光潜为该校名誉教授。1986年3月，他病逝于北京，终年89岁。
朱伯健
朱伯健(1897——1988)，字宗武，今白柳乡朱家嘴人。民国4年(1915年)，伯健毕业于武昌高等师范，曾先后在国立宣城师范、省立第四临时中学任地理教师，因其知识渊博，讲课时口授笔画(图)，有声有色，所以学生乐听不倦，其名远扬。民国17年春，房秩五聘其为浮山中学校长兼教导主任，下半年让校长之位于孙闻园。民国22年，升任桐城县教育局局长。民国30年，任安徽省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民国32年，任桐城中学校长时，曾为首倡议成立“清寒资助会”，为家境贫寒的高中毕业生考上大学提供资助，这一义举得到社会上志士仁人的赞誉。他曾三度任浮山中学校长，时达8年之久。尤其在浮中创办之初，他放弃桐城中学优厚待遇，迎着重重困难，主持浮中学政。他一生从事教育，治学严谨，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人才，是安徽有名的教育家。新中国建立前，曾冒着危险，保存了黄镇于1929年画的一幅画，后完璧归赵，使黄镇十分感动。
1957年以后，伯健在安庆二中任教，因历史问题受到打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伯健被聘为安徽省文史馆员，年届80多岁，仍潜心致力于学术研究，为政协撰写了不少的文史资料。他生前为安庆市政协委员。
方治
方治(1893——1989)，字希孔，今会宫乡大洼里叶庄人。方治2岁丧父，随母张氏就养于外婆家。从小读蒙学，奋发向上。后入安徽省立第一中学，毕业后负笈东渡日本，考入东京高等师范。毕业后，该校升格为文理科大学，他又留校研读2年。民国16年(1927年)，学成回国，从事国民党军内政治、党务和教育工作。北伐期间，他奔走于鄂、赣、湘、闽之间。蒋介石赏识他的才能，特召见奖拔，先后任国民党独立第四师政治部主任，福建、安徽、青岛、南京等省、市党部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等职。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逃往重庆，方治受命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嗣后由皖进渝，任教育部训导委员会主任委员、重庆市国民党党部主任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民国35年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同年任国民党代表大会代表。民国38年解放军渡江，进军上海，他和汤恩伯登舰去台湾。
方治去台后，历任国民党国策顾问，“中国大陆灾胞救济总会”总干事长、秘书长、副理事长等职。在台期间，常以“救济会”的名义游说于香港、越南、东南亚各地及泰国和中国接壤的边陲地区，进行反共宣传，策划反共活动。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中，方治又亲往南朝鲜，威逼、引诱、强迫中国人民志愿军一部分被俘人员去台湾。1989年，方治卒于台湾，其骨灰葬在日本的琉球岛上。
朱子清
朱子清(1900——1989)，今官青乡黄家冲人。民国15年(1926年)，毕业于南京国立东南大学，取得理科学士学位。民国18年，赴美国伊利诺斯大学研究院学习4年，获博士学位。经该院化学系主任亚当母斯的推荐，于民国22年赴德车明亥大学深造，师事魏兰德教授(1927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继续研究有机化学。民国24年他学成回国，历任南京应用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国立北平研究院药物研究所(上海)研究员并代理所长、国立暨南大学(上海)化学系主任，并兼任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
新中国建立后，他先后任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主任、上海复旦大学化学系主任、兰州大学化学系主任、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
1956年，子清出席德国科学院主办的“国际植物碱化学会议”，会上他报告了贝母植物碱研究工作情况，博得在场的国际科学家的好评。接着，应匈牙利科学院的邀请，前往讲学。1957年，他获得中国科学院颁发的科学奖金。同年被聘为国际有机化学杂志《四面体》的荣誉编辑。
子清毕生从事植物碱的研究，作了卓越贡献，被评为一级教授，有关贝母植物碱的论文，曾于1957年到1961年，在美国《化学摘要(C、A)》和德国科学院专刊上登载。
黄镇
黄镇(1909——1989)，乳名百知，又名佩寰，学名士元，今横埠乡黄山村人。黄镇生于农民家庭，20年代初期，因受五四运动进步思潮的影响，立志追求真理。民国14年(1925年)，先后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上海新华艺术大学学画。在大学期间，他积极带头参加进步学生运动。毕业后，在家乡浮山公学任美术教员，后因支持进步学生而被解职。在友人的介绍下，他充当了冯玉祥部队的文书。民国20年12月，他参加了著名的宁都暴动，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次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五团政治部宣传干事、宣传科长，并参加中央苏区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
在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黄镇以饱满的革命热情致力于政治工作，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创作出大量感人至深、鼓舞士气的写生画。后汇集出版的《长征画集》，成为长征仅存的形象史料和珍贵的艺术品。他还创作了歌颂长征胜利的《一只破草鞋》的剧本，在红军中组织演出，给战士们以极大的教育和鼓舞。
民国24年至民国37年，黄镇历任红五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总政宣传部副部长、八路军一二九师兼太行军区政治部主任、太行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和区党委副书记、晋冀豫野战军第九纵队政治委员等职。黄镇为太行军区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分工指导争取和瓦解伪军的工作中，正确地执行中共中央的政策，开展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使八路军在敌占区的工作重新活跃起来。在太行军区的部队中他领导士兵开展尊干爱兵运动，大家革命情绪十分高涨。在他领导下，太行军区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文艺创作大有发展，他被誉为是文武双全的政治委员。在国共和平谈判期间，黄镇任军调部执行小组中共驻新乡首席代表(少将衔)，与国民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解放战争开始后，他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进入伏牛山区，策应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不久，他调任总政一室主任，负责全军组织工作。在他的组织和参与下制订出《政工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转入外交战线，历任匈牙利、印度尼西亚、法国大使和驻美国联络处主任等，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奋斗了27年，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政绩显著，深受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信赖。他在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时，上任不久，即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陪同周总理参加了亚非会议，积极稳妥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同亚洲各国建立和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的外交方针，有效地促进中国与印尼两国的友好关系。
黄镇随同周总理访问亚、非、欧等14国，并积极参与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关系“五项原则”及对外经济援助的“八项原则”的制定工作。
中印边界冲突后，黄镇作为中国政府特使出访亚非6国，通报中印边界冲突真相，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在任法国大使期间，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圆满地完成许多重要的外交使命，为中法关系的发展作了积极的贡献。他主持了中国同意大利等10多个国家的建交谈判。他还兼任中美在巴黎接触的中方代表，为促进中美关系的发展做了许多有效的工作。在任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时，他广交朋友，积极地促进了美国总统、国务卿以及国防部长等美国高级官员和美国国会一些议员访华，增进了中美双方的相互了解，使两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人员友好往来不断发展，卓有成效地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作了准备。
从1977年12月至1982年8月，黄镇调任中宣部第一副部长，并先后兼任文化部党组书记、部长和对外文化交流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等职，负责国内文化建设和对外文化交流的领导工作。
黄镇在领导文化艺术工作中，坚决贯彻和维护“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为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的繁荣发展做出新的贡献。在他的领导下，文化部系统在较短的时间内，清除了“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并从思想上、理论上进行整顿，使文化艺术走上繁荣发展的轨道。在领导对外文化交流工作中，为迅速发展中国与各国文化的正常往来，同样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从1982年下半年起，黄镇除担任中顾委委员、常委职务外，仍积极致力于促进中外民间文化交流和友好活动。他多次到贫困地区访贫问苦，特别关心老人、儿童和残疾人福利事业。
黄镇既是卓越的文化工作领导者，又是出色的艺术家。他的《长征画集》已4次出版，并出了英、法、日等外文版，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另《黄镇书画选集》，也受到了广泛的好评和欢迎。
黄镇一生热爱家乡、关心家乡。无论是在戎马倥偬的长征途中，还是在身处异域的外交战线上，他总是时时心怀故土，常说：“不热爱家乡的人，就谈不上爱国。”解放后，他曾先后5次来到安徽，曾经4次回归故里。1949年9月，征袍未解，就急匆匆地取道南京，回到横埠乡黄山村，看望阔别多年的家乡，向乡亲们传递革命胜利的喜讯，宣传党的政策。1958年，他在驻印度尼西亚大使任上，利用回国述职的机会，于6月份奔赴故乡，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并告诫干部要实事求是，切勿浮夸。1980年底，他任文化部长期间，到安庆考察文化工作，他不顾风寒和劳累，接连两天，先后走访家乡5个村庄、3所学校、1个林场和马鞍山水库。1988年11月，他以中顾委常委的身份，到安徽14个地、市视察，利用这个机会，第四次回到故乡——枞阳。
每次回到老家，都要逐家逐户看望各位乡邻，详细地询问大家的生产、生活情况，并叮嘱乡、村干部特别照顾好“五保”户、困难户的生活；要努力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家乡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出现什么困难，他都尽心尽力地予以指导和帮助。1958年，他回到家乡，发现黄山村附近马鞍山水库大坝不牢固，便向省政府反映了这一情况。第二年，省里帮助加固水库大坝，使人民安居乐业。县里决定兴建11万伏后方变电所，改善水利设施。他在美国任联络处主任，得知这一消息后，远在大洋彼岸，还写信给水电部部长钱正英，促成其事。他在回乡时，还亲自察看11万伏变电所，详细询问它的效益。他对家乡文化教育事业极为关心，每次回到故乡，总是情不自禁地到浮山中学和家乡小学看望，了解教育情况，切实帮助解决问题。1980年回乡筹资10万元给县城建影剧院。1988年回来，他筹集10万元，分别赠送给浮山和桐城两所中学，以发展教育事业。
黄镇于1989年12月10日在北京逝世，安葬在他生前战斗过的河北涉县。逝世以后，中共中央给他评价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外交家、我党我军优秀的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领导者”。黄镇逝世后，中共中央为纪念他，编写出版了《将军不辱使命》(邓小平题写书名)、《将军、外交家、艺术家——黄镇纪念文集》(杨尚昆题写书名)两本书，江泽民亲笔为纪念文集题词：“为党为民，忠心耿耿，无私无畏，正气长存。”
慈云桂
慈云桂(1917——1990)，今麒麟乡人。云桂幼年家境十分贫寒，弟兄姐妹8人，全靠父亲在杨树湾街的半爿小店和3亩地收入维持生活。幼时在家乡读私塾，18岁毕业于桐城中学。由于家境贫寒，被迫到庐江县小学任教。22岁考入湖南大学，因毕业成绩优异被保送清华大学无线电研究所读研究生。民国35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民国37年参加革命工作，曾代表物理系教师联合会和教职员志愿工作团，去迎接北京解放。新中国建立后，任国防科技大学副校长兼电子计算机系主任和计算机研究所所长、国防科工委科技常务委员，曾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届、十一届代表大会代表。
云桂是世界著名的计算机专家。1958年，他领导研制了我国第一台电子管数字计算机。1961年，他主持晶体管通用计算机441B的研制，成为我国最早研制成功的晶体管计算机之一。1969年，在国家组织“望远”测量船中心处理机(即151机)的论证方案时，率先提出国产化、集成化、百万次级双机系统的方案，终在“十年动乱”极其艰难情况下，使中心处理机研制成功，完成了试验任务。1974年，他向中共中央领导写了尽快开展我国巨型计算机研制的报告，并得到支持和批准。1977年，他提任“银河”亿次计算机研制的技术总指挥和总设计师。他和博士生、专家们日夜拼搏，经过6个春秋，终于取得研制工作的成功，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填补了中国巨型计算机的空白，成为世界上少数拥有巨型计算机的国家之一。为此，中央军委授予他科技成果特等奖，并记二等功。80年代初，国际上刚刚开始智能计算机研制工作。他一方面向组织建议，要开展此项研究；另一方面又组织和带领一批博士生开始智能计算机研究，建立中国智能计算机学会和智能计算机专业组，为汉语语音输入及单字、词组识别与应用做了大量工作。1989年，他积极组织并主持召开人工智能工具第二届国际会议，为多种型号计算机的研制开拓出新的途径。
云桂是热心的教育家，从清华大学执教起，在教育战线上辛勤耕耘40多个春秋。他十分注意在科学研究实践中，培养和选拔科技人才。他常与博士研究生谈心说：“我国科技还不能令人满意，但经过努力学习、研究、实践、锐意进取，是会领先世界的”。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文化大革命”后，他从“牛棚”出来，便不顾一切地投入科研工作，与专家、博士生一起，熬过许多不眠之夜，经实验、观察终于攻克了中心处理机核心部件的研制难题。在他言传身教的影响下，博士生们纷纷要求随船试验。云桂先后从事过大学研究室、系，直至整个学校的教学、科研领导工作。在第一线的教育工作中，他随时关心、体贴学生，引导学生大胆设想，开发新课题。并同他们一起研究、试验、写论文，时刻注意科坛新动向，帮助学生寻找课题和突破点，让学生在科技领域中进行新的突破。每当学生有了进步时，他就感到高兴和满足。他治学严谨、热心助人，学生对他由衷地尊敬。
1958年，云桂调国防科工委工作后，仍接受国防科技大学聘任，继续担任该校硕士、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的导师。
云桂的学术著作甚多，在国内外刊物上先后发表了100多篇有价值的文章，为国内高等学校编写了100多万字的教材。他的《数字积分机原理结构与应用》一书，多次再版，影响很大。他不顾70高龄，和博士生合作编著4本有影响的英文集，其中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计算机新算法和计算机结构的重要见解，誉满中外。他为推进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发展，赶超世界水平，作出了卓越贡献。云桂是美国IEEE学会高级会员，《科学通讯》、《中国电子学报》、《计算机学报》编委，《科学导报》、《新一代计算机系统》杂志中国编委。
光仁洪
光仁洪(1918——1991年)，今阳和乡人。仁洪出生教员家庭。民国28年(1939年)，毕业于中央大学法律系。民国36年7月，赴美留学，次年8月回国，任上海法学院教授。
新中国成立后，仁洪一直从事高等学校教育工作。先后任安徽大学法律系副教授、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他治学严谨，教学成绩卓著，学术著作颇丰。他曾担任多卷本《国际关系》一书的主编，还著有《世界近代史》、《论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反动性和虚伪性》等书，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影响很大。他积极参与国内外学术研究活动，为推动中国历史学的研究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仁洪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关心国家大事。他自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以来，与共产党和衷共济，肝胆相照，全心致力于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历任安徽省政协第二、三、四届常委，省政协第五、六届副主席，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他于1954年加入农工民主党，先后任安徽省农工民主党常委兼宣传部长、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委员、常委、副主席等领导职务，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仁洪因病于1991年7月7日在上海逝世，终年73岁。
胡松叔
胡松叔(1906一1992年)，山人。松叔高小毕业后，考入安徽省立第一师范。民国17年(1928年)，进入福建大学深造。民国19年，转到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学习。次年，发生九一八事变，应友人翟纯(国民参政员)约至天津，任《津沽日报》副刊编辑兼《救国周报》主编。民国21年，国民党中委张历生、陈方先等在北平主办《大学新闻社》，聘其为总编。民国24年，应国民党政府高等法官考试，被送至法官训练所进修18个月，后分配到上海法院任检察官。民国26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失守，流亡到武汉。民国27年4月，朝阳大学迁至沙市，聘其为该校教授；同年9月，随校西迁成都。民国30年，回安徽任高等法院推事兼庭长，并兼任安徽学院法律系副教授。民国34年，抗战胜利，调任合肥法院院长。次年，参加组织“普济圩垦殖社”，先任秘书，后代理事长，对普济圩的开垦作了一定的贡献。民国36年，调任安徽高等法院滁州分院院长，1949年春，该院撤至芜湖。是年4月23日芜湖解放，芜湖市市长江靖宇约其协助舒政海筹建芜湖市法院工作。1950年，松叔担任人民法院民事庭庭长，并兼任安徽大学教授。1952年，“三反”运动中被判刑。1958年，平反复职，不久退休。著有《安徽司法沿革》、《抗战及解放前夕安徽司法概况》、《安徽大学法律系建制及裁并》等，并为枞阳、贵池两县编纂地方志提供了一些有益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