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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法院
一、组织机构
1950年7月，桐庐县人民政府设立司法科；同年12月，成立“桐庐县人民法院”。桐庐县人民法院，又称土改法庭，下设11个区(镇)分庭。这个法庭机构，专司审判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运动中的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反动道会门头子等5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的案件。1951年2月，改称“湖东县人民法院”。湖东县人民法院，又称“三反”法庭。为配合斗争形势需要，成立节约检查委员会，组织领导全县干群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这个法庭专司审判“三反”运动中的案件。1954年2月，在全县16个区(镇)建立普选法庭。1955年7月，改称枞阳县人民法院。1960年11月，在全县9个公社建立了普选法庭。这两次建立的法庭，均为县人民法院派出的审判机构，为保障选举工作顺利进行，专司审判破坏选举和剥夺选举权利等方面的案件。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县人民法院瘫痪。1968年5月，县公安局、检察院、法院被“砸烂”，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枞阳县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同年8月，县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取代了公、检、法3家职能。1973年3月，恢复了枞阳县人民法院。
二、刑事审判
(一)反革命案审判
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后，县境实行全党动手，全民动员，专门机关与群众相结合，开展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运动。到1951年1月份止，县人民法院共审判反革命案件1014件，1024人，其中判处死刑、死缓的共426人。
1952——1954年，共受理反革命案228件，228人。1955——1956年，按照“既严肃又谨慎”的方针，共审判反革命案1162件，166人，及时地惩办了一批隐藏较深、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一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受到沉重打击之后，有295名反革命分子纷纷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1958年，在“左”的思想路线指导下，镇反扩大化，审判工作也一度发生“左”的错误。在扫除残存的反革命分子斗争中，1——9月份全县就逮捕了2338人；包括1957年在内共审判反革命案犯172人，把一般历史问题的人和起义投诚人员也划为反革命。
1959——1965年，共审判反革命案428件，458人，其中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计6人、有期徒刑的400人、管制的52人。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反革命”案件激增，达到211件，245人，不少无辜者以反革命罪受到刑处。如农妇章氏因把一张印有毛泽东主席像的旧报纸剪了鞋样，也以“侮辱领袖”罪，追究刑事责任，判处管制2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县人民法院通过拨乱反正，清除“左”的思想和“右”的干扰，审判工作逐步走上“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办案的轨道，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复查、纠正历次政治运动中错判的刑事案件，认真落实其善后工作，解决历史遗留问题。1977——1979年，县发生反革命案件共6起，均依法予以处理。
反革命案件审判，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颁布生效之日起，一审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二)刑事案件审判
1950——1953年，按照党的政策法令，共审判强奸、杀害妇女以及故意致人重伤等严重刑事罪犯47人，其中判处重刑4人、10年以上有期徒刑1人。
1954——1956年，严重刑事犯罪有所下降，3内年共审判杀人、放火、强奸、重大盗窃等严重刑事案犯27人。
1957——1960年，严重刑事犯罪案件直线上升，共审判严重刑事案犯246人，其中判处死刑、死缓、无期徒刑计17人。
1961——1965年，共审判严重刑事犯罪案犯33人。此间除强奸案件外，无杀人、抢劫犯罪案件发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文化大革命”10年动乱，严重刑事犯罪活动有增无减，社会治安形势十分严峻。1983年，中共中央《关于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全国人大《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颁发后，县组织审判力量，按照这两个《决定》在两年内先后依法从重从快审判252人。
三、民事审判
民事案件涉及面广，内容繁多，其中以婚姻纠纷案件最为突出；房屋、债务、宅基地、损害赔偿等民事案件也占很大比重。
1951——1956年，共审结各类民事案件3282件，其中婚姻纠纷案件2309起(离婚2016起)，占民事案件总数70％。
1958——1961年，共审判各类民事案件807起，其中房屋债务、山林等财产权案件78起。
“文化大革命”期间，民间纠纷授权到公社办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展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民事案件不断增多，内容结构也有新的变化。
1978——1989年，县人民法院共审判各类民事案件3791起，其中主要是家庭“三养”(子女对父母赡养、夫妻之间扶养、父母对子女抚养)、继承财产权益(包括损害赔偿、宅基地、房屋等)案件。
四、经济审判
1984年以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日益增多，有的是光有口头协商，没有书面合同，履行合同时互不认帐；有的合同内容不完善，以致义务责任不明；有的承包经营管理不完善，造成亏损无力履约；有的上述情况兼而有之。审理这类案件，从有利于稳定生产，发展生产出发，县法院多采取加强疏导、着重调解的方法予以解决。另一方面，则运用法律手段，加强人们在经济领域里的社会主义法制观念。县人民法院设立经济审判庭，专司经济案件审判工作。1981——1989年，共受理经济案1205起，审结1196起。
五、纠正冤假错案
(一)第二次“镇反”期间的案件
1956年8月，县法院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切实做好镇反检查》和省第七次司法工作会议精神，抽副院长1人、审判员6人，组成检查组，着重检查了第二次“镇反”期间判处的112件刑事案件。发现其中量刑不当的27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5件，全错7件。同年9月，遵照省地政法会议部署，县委政法部门抽调公检法办案人员，全面检查从1955年1月至1956年4月判处的反革命等各类刑事案件571件，按“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政策原则，决定复查461件，对其中量刑畸重的19件，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8件，均实事求是地予以改判、撤判。
(二)“大跃进”期间的案件
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1958年、1959年“大跃进”浮夸风泛滥，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审判工作“放卫星”，推行“一长顶三长”(公安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一员代三员”办案，公、检、法的互相制约关系被打乱，审判工作质量下降。
1962年6月，根据中央“大兴调查研究”的指示精神，公、检、法机关，在县委领导下，组成复查办公室，重点复查1958年整风和农业“三改”运动中判处的刑事案件199件，208人，发现其中属冤案19人、错案49人、假案15人；因“左”的思想禁忌，这次复查多限予党员干部在“大跃进”中的违法乱纪和贫下中农被判刑处罚的案件。
(三)“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案件
1978年春，县法院抽一名副院长主管复查小组，复查“文化大革命”及“反右”期间判处的刑事案件，由于受“两个凡是”观点的束缚，复查工作进度很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解放了思想，加快了复查进度。截止至1981年底，共复查“文化大革命”期间判处的466件刑事案件和“文化大革命”前判处的544件刑事案件，共改判、撤判纠正了536件，580人；其中反对林彪、“四人帮”以及为刘少奇、邓小平鸣不平而定为反革命案的20件，20人。
(四)统战方面和历史遗留问题的案件
为落实党的统战政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县法院于1980年2月至1987年底，抽调办案人员12人，由一名副院长主管，遵照有关文件指示精神，全面复查统战方面的案件及“文化大革命”前判处的反革命案件和其他政治性案件；清理了1949一1966年判处的各类刑事案卷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判处的刑事案卷共13206宗，立案复查2446件；其中属起义投诚人员案件42件42人，民主党派成员案1件1人，侨属、台属人员案件3件3人，宗教界上层人士案件1件16人。其中除4人因起义投诚后犯有新罪未予改判外，均撤销原判，宣告无罪或不予追究，对其中判处死刑(含死缓)、无期徒刑死于狱中的起义投诚人员，分别给其家属补助人民币700元。
附：案例辑录
匪特朱涧泉，原系国民党桐城县自卫一团副团长(团长刘东雄)，解放战争中阻挠该部向人民解放军起义投诚，并依附于国军174师负隅顽抗。解放后潜逃皖南九华山，组织“反共救国军”，在长江下游一带为匪抢劫，窃取人民解放军情报，妄图东山再起。被公安部门抓获后，经县人民法院审理，判处死刑，于1951年1月13日在汤沟镇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执行枪决。
恶霸方建侯，原安凤区毕山乡人。解放前，任会宫乡联保主任期间，强奸妇女，霸占人民财产，曾以异党(共产党)为由，杀害北方来会宫卖凉粉的群众2人。经群众揭发，查证核实，县人民法庭判其死刑，于1951年1月16日在毕山乡召开5000人大会，公开宣判，执行枪决。
反革命犯张精忠，原横埠区黄山乡人。解放前，任国民党乡长期间，敲诈勒索，吊打人民；1943年，率领国民党军队围攻驻钱铺游击队，杀害无辜群众；1944年，杀害新四军侦察员1人；1948年，当人民解放军再次进驻钱铺时，仍持枪顽抗。经群众检举，查证核实，县人民法庭判处张犯死刑，于1951年1月31日在横埠区召开群众大会，执行枪决。
反动党团骨干汪卓英，原老洲区红杨人。解放前，任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县参议员等职10余年；1943年，勾结国军176师，袭击人民解放军驻水圩抗日游击队，杀害革命干部曾泽等10人；又与叛徒、特务周若夫强迫革命工作人员自首。上述罪证确凿，县人民法庭判处汪犯死刑，于1951年在老洲召开群众大会，执行枪决。
反革命集团首犯左若虚，原陈湖区人。解放前，任国军营长；1954年5月，勾结敌对分子左强、左克华、左小鲁等人组成“中国人民救国革命行动委员会”的现行反革命组织，叫嚣“推翻赤色政权，剿灭共匪，复兴民国”，进行反革命活动，此案被县公安局破获。经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县人民法院审理，判处左若虚，左强死刑，左克华等12人有期徒刑。1956年7月22日，在城关镇召开万人大会，公开宣判左若虚、左强死刑，并立即执行枪决。
反革命造谣犯王玉侯，原陈湖区高桥乡四村人。该犯一惯装神弄鬼，不务正业，屡教不改；1954年春夏之交，乘洪水泛滥成灾之际，制造“水鬼毛人”谣言，说“有毛人小鬼，昼伏夜出”“专割女人奶头、男人卵子”。造成群众白天不敢外出生产，夜晚点灯集体睡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该案经检察机关起诉，法院审理，判处王犯死刑。经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于1954年11月10日，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将王犯执行枪决。
反动道会门头子周啸皋，汤沟镇人。1923年，加入反动道会门，组织“同善社”；1954年，趁洪灾之际，勾结反动道首朱穆宗，制造“天”、“水”、“瘟疫”等谣言惑众，发放《原人红书》、《先灵谱》，先后在陈湖、将军两个区，发展道徒200余人，颁发“诏书”、“道旗”、雕刻印章，策划于同年秋收前进行反革命暴动。该案为县公安局破获，经县法院审理，于1955年1月23日，判处周犯死刑，并于同年4月16日公开宣判，执行枪决。
虐待罪犯周王氏、周金太(夫妻)，原陈湖区周潭乡人。该二犯一惯虐待童养媳吴氏。1950年6月5日夜，竟以吴氏患梅毒久治不愈为借口，将吴氏毒打致死，移尸于水塘中。案经县法庭审理，于1951年11月以杀人罪判周王氏死刑，周金大有期徒刑15年。1952年9月，在汤沟镇召开万人大会，公开宣判，将周王氏执行枪决。
1950年7月，桐庐县人民政府设立司法科；同年12月，成立“桐庐县人民法院”。桐庐县人民法院，又称土改法庭，下设11个区(镇)分庭。这个法庭机构，专司审判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运动中的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反动道会门头子等5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的案件。1951年2月，改称“湖东县人民法院”。湖东县人民法院，又称“三反”法庭。为配合斗争形势需要，成立节约检查委员会，组织领导全县干群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这个法庭专司审判“三反”运动中的案件。1954年2月，在全县16个区(镇)建立普选法庭。1955年7月，改称枞阳县人民法院。1960年11月，在全县9个公社建立了普选法庭。这两次建立的法庭，均为县人民法院派出的审判机构，为保障选举工作顺利进行，专司审判破坏选举和剥夺选举权利等方面的案件。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县人民法院瘫痪。1968年5月，县公安局、检察院、法院被“砸烂”，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枞阳县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同年8月，县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取代了公、检、法3家职能。1973年3月，恢复了枞阳县人民法院。
二、刑事审判
(一)反革命案审判
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后，县境实行全党动手，全民动员，专门机关与群众相结合，开展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运动。到1951年1月份止，县人民法院共审判反革命案件1014件，1024人，其中判处死刑、死缓的共426人。
1952——1954年，共受理反革命案228件，228人。1955——1956年，按照“既严肃又谨慎”的方针，共审判反革命案1162件，166人，及时地惩办了一批隐藏较深、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一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受到沉重打击之后，有295名反革命分子纷纷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1958年，在“左”的思想路线指导下，镇反扩大化，审判工作也一度发生“左”的错误。在扫除残存的反革命分子斗争中，1——9月份全县就逮捕了2338人；包括1957年在内共审判反革命案犯172人，把一般历史问题的人和起义投诚人员也划为反革命。
1959——1965年，共审判反革命案428件，458人，其中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计6人、有期徒刑的400人、管制的52人。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反革命”案件激增，达到211件，245人，不少无辜者以反革命罪受到刑处。如农妇章氏因把一张印有毛泽东主席像的旧报纸剪了鞋样，也以“侮辱领袖”罪，追究刑事责任，判处管制2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县人民法院通过拨乱反正，清除“左”的思想和“右”的干扰，审判工作逐步走上“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办案的轨道，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复查、纠正历次政治运动中错判的刑事案件，认真落实其善后工作，解决历史遗留问题。1977——1979年，县发生反革命案件共6起，均依法予以处理。
反革命案件审判，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颁布生效之日起，一审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二)刑事案件审判
1950——1953年，按照党的政策法令，共审判强奸、杀害妇女以及故意致人重伤等严重刑事罪犯47人，其中判处重刑4人、10年以上有期徒刑1人。
1954——1956年，严重刑事犯罪有所下降，3内年共审判杀人、放火、强奸、重大盗窃等严重刑事案犯27人。
1957——1960年，严重刑事犯罪案件直线上升，共审判严重刑事案犯246人，其中判处死刑、死缓、无期徒刑计17人。
1961——1965年，共审判严重刑事犯罪案犯33人。此间除强奸案件外，无杀人、抢劫犯罪案件发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文化大革命”10年动乱，严重刑事犯罪活动有增无减，社会治安形势十分严峻。1983年，中共中央《关于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全国人大《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颁发后，县组织审判力量，按照这两个《决定》在两年内先后依法从重从快审判252人。
三、民事审判
民事案件涉及面广，内容繁多，其中以婚姻纠纷案件最为突出；房屋、债务、宅基地、损害赔偿等民事案件也占很大比重。
1951——1956年，共审结各类民事案件3282件，其中婚姻纠纷案件2309起(离婚2016起)，占民事案件总数70％。
1958——1961年，共审判各类民事案件807起，其中房屋债务、山林等财产权案件78起。
“文化大革命”期间，民间纠纷授权到公社办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展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民事案件不断增多，内容结构也有新的变化。
1978——1989年，县人民法院共审判各类民事案件3791起，其中主要是家庭“三养”(子女对父母赡养、夫妻之间扶养、父母对子女抚养)、继承财产权益(包括损害赔偿、宅基地、房屋等)案件。
四、经济审判
1984年以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日益增多，有的是光有口头协商，没有书面合同，履行合同时互不认帐；有的合同内容不完善，以致义务责任不明；有的承包经营管理不完善，造成亏损无力履约；有的上述情况兼而有之。审理这类案件，从有利于稳定生产，发展生产出发，县法院多采取加强疏导、着重调解的方法予以解决。另一方面，则运用法律手段，加强人们在经济领域里的社会主义法制观念。县人民法院设立经济审判庭，专司经济案件审判工作。1981——1989年，共受理经济案1205起，审结1196起。
五、纠正冤假错案
(一)第二次“镇反”期间的案件
1956年8月，县法院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切实做好镇反检查》和省第七次司法工作会议精神，抽副院长1人、审判员6人，组成检查组，着重检查了第二次“镇反”期间判处的112件刑事案件。发现其中量刑不当的27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5件，全错7件。同年9月，遵照省地政法会议部署，县委政法部门抽调公检法办案人员，全面检查从1955年1月至1956年4月判处的反革命等各类刑事案件571件，按“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政策原则，决定复查461件，对其中量刑畸重的19件，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8件，均实事求是地予以改判、撤判。
(二)“大跃进”期间的案件
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1958年、1959年“大跃进”浮夸风泛滥，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审判工作“放卫星”，推行“一长顶三长”(公安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一员代三员”办案，公、检、法的互相制约关系被打乱，审判工作质量下降。
1962年6月，根据中央“大兴调查研究”的指示精神，公、检、法机关，在县委领导下，组成复查办公室，重点复查1958年整风和农业“三改”运动中判处的刑事案件199件，208人，发现其中属冤案19人、错案49人、假案15人；因“左”的思想禁忌，这次复查多限予党员干部在“大跃进”中的违法乱纪和贫下中农被判刑处罚的案件。
(三)“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案件
1978年春，县法院抽一名副院长主管复查小组，复查“文化大革命”及“反右”期间判处的刑事案件，由于受“两个凡是”观点的束缚，复查工作进度很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解放了思想，加快了复查进度。截止至1981年底，共复查“文化大革命”期间判处的466件刑事案件和“文化大革命”前判处的544件刑事案件，共改判、撤判纠正了536件，580人；其中反对林彪、“四人帮”以及为刘少奇、邓小平鸣不平而定为反革命案的20件，20人。
(四)统战方面和历史遗留问题的案件
为落实党的统战政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县法院于1980年2月至1987年底，抽调办案人员12人，由一名副院长主管，遵照有关文件指示精神，全面复查统战方面的案件及“文化大革命”前判处的反革命案件和其他政治性案件；清理了1949一1966年判处的各类刑事案卷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判处的刑事案卷共13206宗，立案复查2446件；其中属起义投诚人员案件42件42人，民主党派成员案1件1人，侨属、台属人员案件3件3人，宗教界上层人士案件1件16人。其中除4人因起义投诚后犯有新罪未予改判外，均撤销原判，宣告无罪或不予追究，对其中判处死刑(含死缓)、无期徒刑死于狱中的起义投诚人员，分别给其家属补助人民币700元。
附：案例辑录
匪特朱涧泉，原系国民党桐城县自卫一团副团长(团长刘东雄)，解放战争中阻挠该部向人民解放军起义投诚，并依附于国军174师负隅顽抗。解放后潜逃皖南九华山，组织“反共救国军”，在长江下游一带为匪抢劫，窃取人民解放军情报，妄图东山再起。被公安部门抓获后，经县人民法院审理，判处死刑，于1951年1月13日在汤沟镇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执行枪决。
恶霸方建侯，原安凤区毕山乡人。解放前，任会宫乡联保主任期间，强奸妇女，霸占人民财产，曾以异党(共产党)为由，杀害北方来会宫卖凉粉的群众2人。经群众揭发，查证核实，县人民法庭判其死刑，于1951年1月16日在毕山乡召开5000人大会，公开宣判，执行枪决。
反革命犯张精忠，原横埠区黄山乡人。解放前，任国民党乡长期间，敲诈勒索，吊打人民；1943年，率领国民党军队围攻驻钱铺游击队，杀害无辜群众；1944年，杀害新四军侦察员1人；1948年，当人民解放军再次进驻钱铺时，仍持枪顽抗。经群众检举，查证核实，县人民法庭判处张犯死刑，于1951年1月31日在横埠区召开群众大会，执行枪决。
反动党团骨干汪卓英，原老洲区红杨人。解放前，任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县参议员等职10余年；1943年，勾结国军176师，袭击人民解放军驻水圩抗日游击队，杀害革命干部曾泽等10人；又与叛徒、特务周若夫强迫革命工作人员自首。上述罪证确凿，县人民法庭判处汪犯死刑，于1951年在老洲召开群众大会，执行枪决。
反革命集团首犯左若虚，原陈湖区人。解放前，任国军营长；1954年5月，勾结敌对分子左强、左克华、左小鲁等人组成“中国人民救国革命行动委员会”的现行反革命组织，叫嚣“推翻赤色政权，剿灭共匪，复兴民国”，进行反革命活动，此案被县公安局破获。经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县人民法院审理，判处左若虚，左强死刑，左克华等12人有期徒刑。1956年7月22日，在城关镇召开万人大会，公开宣判左若虚、左强死刑，并立即执行枪决。
反革命造谣犯王玉侯，原陈湖区高桥乡四村人。该犯一惯装神弄鬼，不务正业，屡教不改；1954年春夏之交，乘洪水泛滥成灾之际，制造“水鬼毛人”谣言，说“有毛人小鬼，昼伏夜出”“专割女人奶头、男人卵子”。造成群众白天不敢外出生产，夜晚点灯集体睡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该案经检察机关起诉，法院审理，判处王犯死刑。经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于1954年11月10日，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将王犯执行枪决。
反动道会门头子周啸皋，汤沟镇人。1923年，加入反动道会门，组织“同善社”；1954年，趁洪灾之际，勾结反动道首朱穆宗，制造“天”、“水”、“瘟疫”等谣言惑众，发放《原人红书》、《先灵谱》，先后在陈湖、将军两个区，发展道徒200余人，颁发“诏书”、“道旗”、雕刻印章，策划于同年秋收前进行反革命暴动。该案为县公安局破获，经县法院审理，于1955年1月23日，判处周犯死刑，并于同年4月16日公开宣判，执行枪决。
虐待罪犯周王氏、周金太(夫妻)，原陈湖区周潭乡人。该二犯一惯虐待童养媳吴氏。1950年6月5日夜，竟以吴氏患梅毒久治不愈为借口，将吴氏毒打致死，移尸于水塘中。案经县法庭审理，于1951年11月以杀人罪判周王氏死刑，周金大有期徒刑15年。1952年9月，在汤沟镇召开万人大会，公开宣判，将周王氏执行枪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