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土地改革
新中国建立前，县内大量土地为地主、富农占有，其次还有宗族、寺庙、学堂等公用土地，广大农民占有土地极少。1949年底，县耕地总面积约为59.46万亩。土地改革前，地主、富农占全县总人口5.34％，占有土地却达50.74％；贫、雇、中农占总人口87.89％，占有土地只有40.26％。根据1951年统计，枞阳县地主、富农人均占有耕地10.56亩，贫、雇、中农人均占有耕地0.54亩，地主、富农人均占有耕地是贫雇中农的19倍多。如义津镇小李庄方秬森，系桐城县首富，清同治年间，方秬森任江苏太仓知州时开始发家，至民国年间，有租田30万亩，分布在江苏、桐城等地。从枞阳至桐城县城，脚踏的是方家的土地，家产号称“双百万”；家有稻谷储运仓数十幢；整个庄园围墙周长达l公里，东、西、南门各筑楼堡l座，内有厢房、客厅、宿舍近1000间，花园、凉亭、水阁一应俱全。家中雇有30多名家丁，日夜持枪警卫。租种方家土地的贫苦农民达数万人，每年秋收季节，方圆几十里地的农民，肩挑背驮，都向方家交纳租粮。钱桥镇吴春泉家，有佃田千余亩，自烧窑厂2个，砖木结构房屋有200多间，雇有持枪家丁数十名。地主、富农占有大量土地，而将大部分土地出租给贫、雇农耕种，每年收取一定比例的租金，过着不劳而获的生活。枞阳境内土地出租的形式有永佃权租，即佃农租种地主或公堂的土地一般要交压板金，地主不付息，但地主也不得随意解除佃农，佃农每年交租额为常年产物的三分之一左右；另一种形式是无永佃权，即地主可以随意更换佃农，佃农每年的交租额为正常年产物的二分之一左右，佃农欠交尾租，每月长利息。地主不但以地租盘剥农民，而且还向贫苦农民放高利贷，同时还用“大秤进，小秤出”或“大斗进，小斗出”的办法对农民进行盘剥。地主除出租土地外，还雇佣家奴。县内劳动力雇佣的形式有长工和短工两种。
1949年，中共桐庐县委、县人民政府领导人民开展减租减息和生产自救运动，土地谁种谁收、废除高利贷。1950年7月，县抽调干部1059人，到农村组织发展农民协会组织，进行土改运动前的准备工作；12月，土地改革开始，分三步进行：第一步秋收秋征、丈量土地、挤黑田、反瞒田、核实田亩；第二步划分阶级成份，没收、征收、分配土地、财产；第三步处理遗留问题，颁发土地证。县境12个区、142个乡镇分批进行土改，第一批36个乡，先以大新、义军、官青、七井等乡为试点。土改之初，试点乡一度出现“和平土改”现象，少数乡村地主拉拢、收买土改干部，分散财产，抗交地契，有的地主公开反攻倒算。县委坚持“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地主”的路线，广泛发动群众，对不法地主展开面对面斗争，纠正“和平土改”现象，有效地打击了恶霸地主及其他反动势力。第二批土改50个乡，第三批土改56个乡，全县32.7万贫、雇、中农分得土地和财产。1951年初完成土改工作。此后县境开始进行土改复查纠偏工作，重新丈量核实亩；确定漏划地主、富农成份的588人；错划成份的321户得到纠正，并退还没收财物。1951年11月份，土地改革工作复查结束，县人民政府为118751户农民颁发了土地证。土地改革运动，彻底废除了封建土地私有制，广大农民获得了土地和生产资料，经济上翻了身，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加强，为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桐庐(枞阳)县土改前各阶层占有土地情况表

湖东(枞阳)县土改后各阶层占有土地统计表

湖东(枞阳)县没收征收五大财产统计表

二、互助组、合作社
土地改革以后，农村广大农民虽分得生产资料，但生产工具落后，资金缺乏，难以精耕细作和抵御自然灾害，因而部分农村又出现了“穷的穷、富的富、帮的帮、雇的雇”的两级分化现象。为发展农业生产，改革生产工具，抗御自然灾害，1951年春，县人民政府按照“自愿互利、典型示范”的原则，鼓励农民走集体化道路。汤沟区大新乡农民钱常山、杨柳青率先成立第一个常年互助组，继而全县成立临时互助组972个、常年互助组27个，入组农民达1万户，占全县农户总数的9％；互助组亩产比一般单干户亩产高1～2倍。年底县委召开了全县首届劳动模范大会，互助组集体和个人获得劳动模范称号的占各行业劳模的20％。1952年12月份，全县有常年互助组819个、临时互助组4000余个，入组农户达5.1万户。各区、乡还建立“丰产村”，年底全县粮食总产为12.2万吨，比1951年增产4倍多，农业经济到了迅速恢复，从而巩固了土地改革成果。
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先进农民又带头组建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3年3月，钱常山、叶维才、刘彬侯、方光国4个互助组正式办成4个初级社。49户农民将耕牛、大型农具作价入社(自留地、柴山除外)，以股分红，提留公共积累资金。1953年秋，初级社亩产比互助组亩产高，入社农民收入多，因此年终有90多户农民要求加入上述4个初级社。
1954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定》。翌年，县委广泛宣传贯彻这一文件精神，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县境出现了第一个高潮，全县受教育农民达33万人，培训办社骨干3000多人，乡村普遍建立互助合作辅导站、组。1955年，全县167个乡共办社725个，其中有9个乡实现了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化，入社农户占70％以上。3月份，县委对合作社进行整顿，加强对生产、劳动、财务的管理。年底，建社921个，入社农户96526户，占全县农户83.2％。1956年6月，全县98％农户加入高级社。1957年，整社并社，初级社全部转为高级社，全县高级社计238个，其中1000户以上的大社10个。
三、人民公社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9月，县境将238个高级社规划撤并，成立了28个人民公社，继而按一区一社模式将28个公社并成11个公社。1959年，县委在贯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过程中，认识上有“左”的倾向，出现“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简称“五风”)”。其表现为：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兵学商一体化，劳动生产军事化，公社社员按营、连、排、班四级组织生产；公社、大队、生产队实行三级管理，财务由公社、大队二级核算，劳动报酬实行供给制，县内建大食堂42个，就餐人员达51万人；为了大办钢铁，县派11万青壮人员开赴岳西炼铁；为了办水利，成片树木被砍伐；农户家禽强行集中饲养；浮夸风日盛，高丰圩早稻亩产浮夸为8117公斤，农业生产出现大倒退。1958——1960年，县外流人员、浮肿病人、非正常死亡人数增多，抛荒田地5240亩，拆毁民房10863间，耕牛剧减。
实现“合作化”后，“一大二公”，土地归公，劳力集中，使农田水利建设发展较快。1959年统计，全县共修建小型水库、山塘92座，中型防洪闸2个，抽水机站3座，拖拉机站1个；白云、横埠两区围湖造田数万亩，并获得粮食好收成。
1960年，县压缩城镇、工矿业劳动力到农村支持农业生产，取消供给制，停办大食堂，缩小社队规模，推行“责任田”，生产队提留7％土地作为农户自留地。1962年春，县将公社、大队两级核算改为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核算，农村经济形势有所好转。1963一1965年，为解决干部工作作风和社队经营管理问题，农村普遍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6年5月，全国掀起“文化大革命”运动，县农村经济再度陷入困境。1968年，县成立了“农业学大寨办公室”，全县五级干部(县、区、社、大队、生产队)共900余人，分期分批到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参观学习。此后，又盲目扩大社、队规模，前锋、古塘等公社改为一级核算单位，全县38个公社改三级核算为二级核算；1495个生产队进行扩并，最大生产队达260户社员；有的大队推行“自报公议评工分制度”；自留地、家庭副业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而割除，因此农村多种经营萧条冷落，生产力发展受到严重制约。1977年，全县农村年人均占有粮食为149.4公斤，年人均经济收入50元左右；有的社、队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经济才逐渐好转。
四、农业生产责任制
1978年，中共中央重新制订农村政策，鼓励农村开展多种经营。县内93个生产大队实行生产大包干，耕地到户，农民除上交国家、集体提留外，剩余归自己支配。麒麟区将集体耕地全面实行“水统”(水利统管)、“旱包”。1980年，全县广泛推行了“专业包干”、“联产计酬”、“包干到户”，以联产承包为中心内容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有效地解决了生产“大呼隆”、生活“大锅饭”的弊端，显示了农村第一步改革的巨大威力。1982年，全县完成林业“三定(稳定山权、林权，划定自留山，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工作。1983年，对农村产业结构进行了大调整。养殖业实行水面承包制，集体畜牧业、乡村企业也实行多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1984年底，全县共有专业户7110户，其中种植业237户，林业73户，养殖业1128户，水产业1132户，编织业426户，农副产品加工业1079户，铁木竹加工业517户，建材业339户，运输业118户，开矿业9户，商业、服务业1974户，其它行业78户，参加经济联合体的5128户，投入乡村企业劳动力有43104人，外出包工2万多人。是年，全县经济作物22.5万亩，1985年扩种至29.92万亩。1989年，全县粮食总产达到25.1万吨；县农业人口人均纯收入已达343.07元，农民储蓄总额为3380.3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