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五节 信用合作社业务
一、民国时期信用社业务
民国时期信用社业务活动由县合作指导处组织，主要是收集股金，组织存款，发放贷款，“谋求经济之融通”。据有关资料记载，民国26、28、30、35年，全县共收集股金8213.52万元（法币、下同），吸收存款181.35万元、储金174.4万元，向银行借入贷款102万元。发放贷款的情况是：民国26年17.72万元，29年66.5万元，35年81.55万元。
二、建国后信用社业务
1、存款
1953年，15个信用互助组吸收存款0.14万元（折合新人民币，下同）。
1954年，在全面发展信用社的同时，积极开展存款业务，年末存款余额4.9万元。
1955年，以合作化为中心，结合粮食统购统销、币制改革等工作，吸收存款12.3万元。
1956年，实现一乡一社，信用社存款有较大的发展，年末余额达23.7万元。
1958年秋冬，银行、信用社在农村大搞实物存款，在全县行、社组织的实物折现存款中，信用社吸收存款400万元。
1962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关于农村信用社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提出“办理农村储蓄，必须贯彻‘存款自愿、取款自由’的原则”，信用社认真贯彻执行这一原则，开展农村储蓄存款，年底存款余额上升到190.4万元。
1964年，恢复农业银行以后，行、社建立和健全了岗位责任制，干部串村走户，服务上门，积极揽存，1965年存款余额增加到204.90万元。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头五年信用社存款处于下降趋势，1970年末存款余额下降到173.10万元。后五年由于信用社干部能坚持工作，积极开展业务，存款有所回升，1975年末存款余额上升到434.20万元。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经济大发展，农民收入普遍增加，加之信用社普设网点，加强服务，因而存款成倍增长，1985年末存款余额达1581万元，是1978年的31倍。
2、贷款
1953年，县人民银行在试办信用互助组的同时，组织发放贷款3300元，支持刚加入农业互助合作组织的农民发展农副业生产。
1954年5月，县发生严重洪灾，信用社及时放款1100元，帮助农民购买化肥、种子和修复圩堤，恢复生产。
1956年，为支持“三改”，帮助农民购买马铃薯、胜利百号山芋和双季稻等种子，放款46.9万元。
1958和1959年，为支持“大跃进”，敞口供应资金，两年分别放款491.1万元和466.4万元，为1957年的20.6倍和19.6倍。除部分贷款因忽视政策原则失去经济效果外，这些资金在抗灾夺丰收和医治浮肿、消瘦病人（7000多人）方面起了作用。
1962年，银行对信用社在“大跃进”中造成的混乱局面进行整顿，堵住和清理了不合理的资金投放，收回贷款36.13万元，实现了“当年平衡，略有回笼”。
1965年，信用社将农业贷款与穷队投资、救济款统筹安排，当年仅放贷款102.2万元，既节约了贷款指标，又帮助农民解决了买仔猪、口粮和治病、修屋等资金困难。
十年“文革”期间，据不完全统计（缺四年数字），累计贷款348.3万元，因信贷制度松弛，经济效果欠佳。
1977年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后，贷款执行“三查”制度（贷前调查、贷时审查、贷后检查），加强了资金管理。是年贷款124.90万元，帮助社队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和购买耕牛、农机。
1979年以后，信用社在贷款投向、对象、结构等方面，开始实现“四个转变”（即从过去主要支持社队集体生产转变为支持“专业户”、“重点户”发展商品生产；从过去单纯支持农业生产转变为支持农、林、牧、副、渔各项生产和农、工、商综合经营；从过去单纯支持生产环节转变为支持生产、分配、消费全过程；从过去春借、秋还、冬不贷转变为按农业生产规律常放常收）。
1985年放款1621.2万元，创历史最高纪录。
若干年份县信用社存、贷款余额表
民国时期信用社业务活动由县合作指导处组织，主要是收集股金，组织存款，发放贷款，“谋求经济之融通”。据有关资料记载，民国26、28、30、35年，全县共收集股金8213.52万元（法币、下同），吸收存款181.35万元、储金174.4万元，向银行借入贷款102万元。发放贷款的情况是：民国26年17.72万元，29年66.5万元，35年81.55万元。
二、建国后信用社业务
1、存款
1953年，15个信用互助组吸收存款0.14万元（折合新人民币，下同）。
1954年，在全面发展信用社的同时，积极开展存款业务，年末存款余额4.9万元。
1955年，以合作化为中心，结合粮食统购统销、币制改革等工作，吸收存款12.3万元。
1956年，实现一乡一社，信用社存款有较大的发展，年末余额达23.7万元。
1958年秋冬，银行、信用社在农村大搞实物存款，在全县行、社组织的实物折现存款中，信用社吸收存款400万元。
1962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关于农村信用社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提出“办理农村储蓄，必须贯彻‘存款自愿、取款自由’的原则”，信用社认真贯彻执行这一原则，开展农村储蓄存款，年底存款余额上升到190.4万元。
1964年，恢复农业银行以后，行、社建立和健全了岗位责任制，干部串村走户，服务上门，积极揽存，1965年存款余额增加到204.90万元。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头五年信用社存款处于下降趋势，1970年末存款余额下降到173.10万元。后五年由于信用社干部能坚持工作，积极开展业务，存款有所回升，1975年末存款余额上升到434.20万元。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经济大发展，农民收入普遍增加，加之信用社普设网点，加强服务，因而存款成倍增长，1985年末存款余额达1581万元，是1978年的31倍。
2、贷款
1953年，县人民银行在试办信用互助组的同时，组织发放贷款3300元，支持刚加入农业互助合作组织的农民发展农副业生产。
1954年5月，县发生严重洪灾，信用社及时放款1100元，帮助农民购买化肥、种子和修复圩堤，恢复生产。
1956年，为支持“三改”，帮助农民购买马铃薯、胜利百号山芋和双季稻等种子，放款46.9万元。
1958和1959年，为支持“大跃进”，敞口供应资金，两年分别放款491.1万元和466.4万元，为1957年的20.6倍和19.6倍。除部分贷款因忽视政策原则失去经济效果外，这些资金在抗灾夺丰收和医治浮肿、消瘦病人（7000多人）方面起了作用。
1962年，银行对信用社在“大跃进”中造成的混乱局面进行整顿，堵住和清理了不合理的资金投放，收回贷款36.13万元，实现了“当年平衡，略有回笼”。
1965年，信用社将农业贷款与穷队投资、救济款统筹安排，当年仅放贷款102.2万元，既节约了贷款指标，又帮助农民解决了买仔猪、口粮和治病、修屋等资金困难。
十年“文革”期间，据不完全统计（缺四年数字），累计贷款348.3万元，因信贷制度松弛，经济效果欠佳。
1977年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后，贷款执行“三查”制度（贷前调查、贷时审查、贷后检查），加强了资金管理。是年贷款124.90万元，帮助社队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和购买耕牛、农机。
1979年以后，信用社在贷款投向、对象、结构等方面，开始实现“四个转变”（即从过去主要支持社队集体生产转变为支持“专业户”、“重点户”发展商品生产；从过去单纯支持农业生产转变为支持农、林、牧、副、渔各项生产和农、工、商综合经营；从过去单纯支持生产环节转变为支持生产、分配、消费全过程；从过去春借、秋还、冬不贷转变为按农业生产规律常放常收）。
1985年放款1621.2万元，创历史最高纪录。
若干年份县信用社存、贷款余额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