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三胜
余三胜，字开龙，清著名京剧演员。一说湖北罗田人，一说安徽怀宁人。据考为潜山人。道光年间为北京春台班压台主角，咸丰时为春台班主。同治二年(1863年)开始，搭广和成班，登台演出十余年。享年七十余。
余三胜原工汉调老生，使不少人误认他是湖北籍。他冶皖、鄂二音为一炉，演唱中，音节回转处别具新意，顿挫抑扬，缠绵悱恻，形成独特流派。前人将程长庚比做工于炼字的杜甫，把余三胜比做长于写景状物的韦应物、孟浩然，说他“唱腔如空山鼓琴，沉思独往，观者如游名园，花木翳荟中有幽鸟一鸣，尘襟为之一涤。”誉他与程长庚、张二奎为“老生三鼎甲”。评唱腔者说，程长庚清刚隽上，张二奎实大声宏，余三胜则以苍凉悲壮见长。后来老生名角无人超脱三派之外。
余三胜擅演戏目有：《桑园寄子》、《空城记》、《摔琴》、《碰碑》、《珠帘寨》。以唱西皮为最佳。演《探母》、《骂曹》、《藏剑》、《捉放》，人称“举世无双”。反二黄调主要是由他创作。至今，在京剧《李陵碑》、《牧羊圈》、《乌盆计》等许多传统戏目中，还可欣赏到他当年的旋律。同时名演员刘赶生、孙菊仙，都曾暂停自家演出，到余三胜台下凝神习听。
据有关戏曲典籍记载，余三胜“北上最早”，演技“前古未有”，不仅长于文唱，兼擅靠把(武打)。他融合徽汉，加以昆渝，推进了现代京剧的形成。
余三胜通晓诗书，口才雄健，偶遇搭档因故迟出场，他能临机应变，随地选词，滔滔不绝，不使冷台，他人都望尘莫及。
旅京同乡深知余三胜乐襄义举。咸丰七年(1857年)，他与程长庚同被推选为北京潜山义园首事。《北京梨园金石文字录》及民国旧志，都录有其时的“潜山义园碑记”与首事勒名。
余三胜子紫云(1856—1899)，名金梁，谱名科荣，字砚芬(或艳芬)，幼从梅兰芳祖父巧玲为师，为四喜班名主角，工花旦、小旦、青衫，兼有时小福的典雅与田桐秋的流利。绕场走步技巧，艺人争相师法。评者认为是“梅兰芳之先驱。”
紫云子叔岩(1890—1943)，名第祺，字小云。梅兰芳、姜妙香之师陈德霖是其岳父，姚增禄、谭鑫培是其业师。工老生，少时嗓音高洁，人认为可步其祖父后尘，绰号“小小余三胜”。后来，虽久唱音疲，但因才兼文武，容貌儒雅，长于做白，故仍与杨小楼、梅兰芳三分天下。在天津演唱最久，能戏有一二百出。得意剧有《定军山》、《打棍出箱》、《南天门》、《天雷报》、《南阳关》、《盗宗卷》、《宁武关》、《珠帘寨》、《击鼓骂曹》、《打渔杀家》等。人说是清一色潭派戏。
据《皖优谱》、《京剧二百年历史》载：余三胜弟名四胜，工副净。叔岩弟卓夫，工老生，研究程长庚声调，迥异时派。祖孙三代，有名伶五人入伶史，可称艺术世家。
程长庚
程长庚(1811—1879)，名椿，字玉珊(或玉山)，谱名闻(文)檄，河镇程家井人。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少小就离乡别井，入燕京为伶，先在昆曲和盛成科班学戏，后掌三庆部历数十年。清咸丰年间，“文宗常召三庆、春台、四喜三大徽班在圆明园演唱。”(见《伶工传记》)程长庚是三庆班主、三大徽班总管。文宗赏赐其五品头衔，赐任精忠庙会首(精忠庙会是清末戏曲艺人的社会组织)。他融徽调、汉调、昆腔于一炉，奠定了京剧艺术的基础，是京剧创始人之一，人称“徽班领袖”、“京剧鼻祖”。《安徽历史述要》称他是“杰出的艺人”、“驰名剧坛的大家”。著名京剧演员谭鑫培、汪桂芬、孙菊仙，都曾向长庚问业。
程长庚读书识字，具有较好的文化素质和高、宽、亮的嗓音，生、旦、净、丑皆精，尤工老生。他善于吸收昆曲、汉调、京腔的演唱技巧，有“刚健沉雄，大势磅礴”、“穿云裂石”、“余音绕梁”之势和“声情交融”、“神形并备”的艺术之功。据史料记载，鸦片战争后，列强入侵中国时，程长庚演诸葛亮、刘基沉郁英壮之气概，可使“四座肃然”，演关羽忠义节烈之豪情，可使观众“泪下沾襟”。《旧剧丛谈》称：程长庚登场，“不但声容之美、艺术之高人不能及，其神采举止，雍容尔雅气概，亦难能而可贵。盖于古人之性情身份，体察入微，一经登场，不啻现身说法，故为大臣则风度端凝，为正士则气象严肃，为隐者则其貌逸，为员外则其神恬，虽疾言遽色而体自安祥，虽快意娱情而神殊静穆，能令观者油然起敬慕之心”。
程长庚演出的剧目颇多，能连演三个月而不重复。《樊城》、《长亭》、《昭关》、《鱼藏剑》、《战长沙》、《华容道》、《捉放》、《骂曹》、《群英会》、《镇澶州》等为程长庚最擅长戏目。程长庚戏路宽，各种行当皆会。他说：“既为班主，则生、旦、净.、丑、未必须一一习之，某无此技，何敢主此三庆班。”程长庚除与余三胜、张二奎同享有“老生三鼎甲”美誉之外，更有“老生泰斗”的雅称。评剧家多把程长庚与诗圣杜甫相比拟，说：“程如老杜之沈雄、翕阳，牢笼众有。其音调之高朗，作派之精到，真有天风海涛，黄钟大镛，莫能拟其所到之概”。(见《梨园旧话》)
据《异伶传》记载：“道光十八年，英吉利以鸦片入广东，二十二年入长江。长庚愤欲绝……闭户不出”。重返舞台后，他多演古贤豪杰之士，表现忠勇爱国人士愤激之情。
《旧剧丛谭》称：“程长庚为人严正，管理三庆部井井有条，人多畏而敬之，尊之曰大老板。”《梨园旧话》也说：“内务府许其管领各菊部，有事则于精忠庙会议，听其裁决。各伶有违犯规律者，听其处置，无敢相抗，而程亦以身作则，恪守规律。”
程长庚管理三庆班，纪律严明。演员演唱时，减去几句台词，就要遭其严肃批评。若有误场者，更遭其斥责。前台除执事人外不许一人搴帘外去。本人掌管戏事极端负责。每日下午二三点钟时，就到戏院主持戏事，从不迟到。每张戏报贴出，到时必演，风雨无阻。某年冬日，大雪封门，观众只有一人，执事主张回戏，程长庚决然不肯，并特意到台前对这位观众说：“今日如此风寒雪冷，他人均足不出户，你却独来，可见是个知音。”他命全班照常演出，并自演《昭关》，供其欣赏。次日北京轰传“大老板”为一人演唱拿手好戏，顿时广和楼座无虚席。
程长庚处事谦让，“每有戏帖，必书‘四箴堂’，而不直书姓名。”他还勇于革除站台(开戏前，由一旦角站在台口，供人观看戏弄)陋习，为同行称道。他待人宽厚，乐于济困扶危。同治甲戌年(1874年)，穆宗去世，京都各戏园照例停演，伶界很多艺人，流为乞丐，程长庚为之抱忧犯愁，于是以平日积蓄，施粥赈饥。伶界同人，感激颇深，为之立“优人大成至圣先师”牌位，以表敬意。都中某戏院，座客寥若晨星，一日，院主见长庚，诉以困境，求他相助。程长庚听后，顿生恻隐之心，毫不迟疑地说：“你火速四处贴戏报，我即将为你院演唱《战长沙》。”后来，众人听说“大老板战长沙”，争相入院观看，以至爆满。
程长庚无嗣，引两个族侄为子，长名章甫，次名章瑚。一使习艺，一使习文。章甫精鼓板，先后为长庚本人和三庆班后来班主杨月楼司鼓，伶史多有其名。
章甫子继先，民国2年(1913年)重入梨园，能戏极多，晚年有“小生泰斗”之称。《皖优谱》载：“二十年来，凡习小生者，无不叩门请业”。
章瑚子遵尧，先任清外务部、农商部郎中，获上四代正五品封赠，后任民国外交部交际科秘书。
周士盛
周士盛，字衡山，清代黄柏人。初，投效淮军，荐保副将。其后，历任江西抚标盛字营统带，调带浙江抚标楚军右营，兼带越军，总理浙西水陆营务处。光绪十年(1884年)法越之役，周士盛因助防镇海有功，保记名总兵。后经川督指名奏调入川，统领四川安定水陆全军，驻扎川东南各属地，防守巡缉滇黔边沿，计盐务，兼统先锋长胜正有旂，统带安定后营。随后，又受命巡阅全川各路军营，奏办西藏前敌防剿事宜，考查湖北荆宜等处水陆防务，办理黔鄂交界会徒之乱，会同各县拿获劫民巨盗，巡视川东防务。因屡积功劳，被奏保堪胜提镇，加提督衔，军机处存记花翎英勇巴图鲁名号。
光绪二十年(1894年)，周士盛在军中病故。奉旨从优议恤，谕赐祭葬；命荫一子，以通判用。诏令附祀淮军昭忠祠，春秋致祭，国史馆立传。
周士盛为人明敏豁达，与朋友以诚笃相交，不拘繁文缛节，远近皆推服。
汪桂芬
汪桂芬(1860—1906)，名谦，号美仙。清代潜山人。春台班著名武生汪年宝之子，著名京剧演员。他长期在北京演出，因其身材不高，头脸较大，故有“汪大头”之称。
汪桂芬9岁从陈兰笙习老生，亦兼演老旦。18岁时满师，未及搭班，因嗓音变化不能演唱而改学胡琴，专门为著名京剧演员程长庚伴奏。他虚心学习研究，对程派的声腔特点、艺术手法，获得了较深的理解。1880年嗓音恢复，搭春台班，重新登台演出。他力学程派而又兼收各京剧流派之所长，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京剧界称其为“汪派”，又将其与谭鑫培、孙菊仙三人并称京剧老生“后三杰”、“新三鼎甲”。
汪派唱腔，高昂激越而又浑厚刚劲，朴实无华而又注重气势。汪桂芬对于四声、吐字归音，都很考究。汪派戏以唱工见长。《粉墨丛谭》称他唱功“如天风海涛，惊心动魄”。《文昭关》、《取成都》、《取帅印》、《捉放曹》、《战长沙》，均为其拿手好戏。
汪桂芬为人耿直不阿，晚年生活潦倒，时着头陀和尚装束，自号“德心大师”。
徐积诚
徐积诚，字紫垣，清代源潭人。光绪二年(1876年)，徐积诚随左宗棠军队转战新疆各处，因有功留甘肃。不久，为安定边境，又5次立功，赏给信勇巴图鲁名号。十年(1884年)十月，以防戍新疆6载之功，赏换依博德恩巴图鲁名号。十六年(1890年)，署理迪化城守左旂马队都司，借补迪化城守右旂马队守备，升署抚标右营游击。不久，又奏保待补副将，后以总兵已遇缺简放，借补库尔喀喇乌苏营游击，调抚标中营参将，升补喀什提标莎车协副将。三十三年(1907年)，又调补迪化城守协副将。
长期戎马生活，徐积诚因劳致疾，遂请假归故里。卒年七十一，赏正一品封典，妻赵氏封一品夫人，祖宗三代封赠皆如其官。
彭锡蕃
彭锡蕃，字用侯。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进士。乡、殿试联捷，以“即用知县”分江西。二十三年(1897年)充乡试同考官。彭锡蕃署事兴安县时，正值八国联军进逼京城，清宫西避，举国骚动。彭锡蕃勤加安抚，境内宁静。兴安县内少数人动辄聚族械斗。负方复仇不已，祸乱四起，前或有人告官，官府以其例多发，理亦难得平直，多拖延搪塞。彭锡蕃了解此情后，便划乡为区，区分数团，团置董事数人，遇有争端，及时调解，不使事态扩大。县署则辅之勤听断。诘奸宄，设书院，劝农桑。不到一年，风尚大变。县内武举蓝某，白日杀仇人于市，逃亡山泽，追捕不获。一日，忽自来投案，说：“杀人者死；我岂忍远走累好官。”从容自首本末，愿就死刑。
三十二年(1906年)，彭锡蕃补授庐陵知县。在任四年，两度代摄吉安府印。他振兴教育，改良监狱，革除钱粮积弊，使吏不扰而政举。有清赋局长赵某督征旧欠，激起民变，城中聚集千人，其势汹汹。电告上司，檄令“格杀勿论”，统领袁某已带剿杀军队前来。彭锡蕃力陈不可，以至泣下。知府胡某为之动容，暂允按兵不动。彭锡蕃疾趋民众中，动之以情，苦口开导，并许以缓征转详，众皆服而解散。事后，仅惩罚为首数人，余则一概宽宥。
宣统二年(19l0年)，彭锡蕃调任铅山知县。他一如既往。勤政严纪，敦风励俗，刑简民安。因政绩显著，兴安县为其立生祠，庐陵县为其立纪功碑。
辛亥(1911年)武昌起义时，彭锡蕃适感寒疾，假归塔畈故里。不久，被推举为县议会副会长。因积劳成疾，卒于家中。
彭锡蕃平生喜吟咏，从政之暇，则浏览名胜，衔觞赋诗，晚年手自删订成册，署名《亦庐诗草》。
郑洪胜
郑洪胜(1842—1912)，字道斋，余井人。青壮年时期投效湘淮各军，后累积功劳，官至记名提督烈勇巴图鲁，赏曾祖至父母一品封典。历任天津盛营管带官、援台各营统领、北洋武卫军马队全军统领、直隶督标中军副将等职。
郑洪胜“状貌雄伟，谋略过人，驭军严而有恩”，部下乐为之用。在天津小站时，淮军纠众为乱，势力扩张到各兵营，郑洪胜对其部下，晓以忠义，诱以重赏，人人感奋，以200人破3000乱军，并扑灭粮堆大火，使军米获全。统帅周盛波深加奖勉。
光绪十年(1884年)，郑洪胜奉命率领盛军，与毅军统领聂士成乘英国轮船，绕道赴台湾支援抗法斗争。台湾军务督办刘铭传极为器重，委任为台湾各营统领。部队进驻前线，他奋勇争先，夺回要隘炮台，打通台北至台南的粮食通道。
甲午中日战争爆发，郑洪胜奉李鸿章之命，带督标卫队500人奔赴朝鲜。七月，进攻高岭，又随聂公大军攻克连山关、分水岭等处，屡建战功。到和约构成，才率队回任。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郑洪胜积极参加反抗八国联军入侵的斗争。后见聂帅阵亡，慈禧后挟光绪西迁，虽欲以死报国，而事已无可为，扪胸痛哭难已。辛丑条约既成，即求解甲归田。
郑洪胜久历戎行，有功不傲于乡里，见义勇为，尤为乡人推服。归后，门前插柳，道旁种竹，积极资助善举。余井镇及普渡庵上下游堤坝先后溃决，经绅民敦请，郑洪胜出面督工修筑，不数月工程告竣，使民获益。
余大化
余大化(1899—1927)，又名犹龙，字鉴民，官庄乡人，出身于破落地主家庭。童年时读私塾。1919年到安庆，先入安徽省立第一甲种农业学校，后转安徽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安庆是当时安徽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新思潮正在广泛传播。余大化贪婪地阅读各种进步书刊，从中获得很大启迪。
“五·四”运动消息传到安庆，广大青年学生首先起而响应。5月9日，各校学生2000多人集会游行。5月18日，安庆学生联合会成立，选出余大化等15人为委员。后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安徽省学生联合会。在安庆学生举行集会游行和后来抵制、焚毁日货等一系列活动中，余大化积极参与组织领导。他经常到街头进行宣传活动，讲得声泪俱下，听众深受感动。
1920年秋，军阀政府委任官僚丁进明为安徽公立法专校长。丁进明初次到校，即乘坐四人抬的大轿，前呼后拥，官气十足。余大化与童汉章、周俊(周新民)、宋伟年等组织全校同学，在校门口阻止丁进明进校，并严词质问：“你是来办教育的，还是来做官的?要办教育，就应该谦逊礼让，为人师表；要来做官，此路不通！”丁进明顿时大怒，凭仗警察冲进校门。学生立即举行罢课抗议，教员也以罢教作为声援。师生一致要求改派安徽教育界素孚众望的光明甫先生任法专校长。斗争延续了40多天，最后，军阀政府被迫接受了师生的要求。
余大化在安庆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引起他的堂叔余谊密强烈不满。余谊密在任安徽省长公署政务厅长时，曾把他叫到家中严加斥责。他理直气壮地援引“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慷慨陈辞，说明中华民族子孙，不能坐视国家危亡，表明“头可断，血可流，壮志不可丢”的决心。余谊密大怒，以家族长辈身份加以压制。余大化则以余谊密“身居高位，不思为国为民，反而助纣为虐，百年之后，何以对余氏祖先”相诘责。说罢，扬长而去。
1921年4月，余大化与王步文、周新民等一批优秀青年在安庆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入团后，他与王步文等又在安庆第一师范学生宿舍创办秘密图书室，多方搜购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进步书刊，分送给青年团员及进步青年阅读。同年，余大化参与领导了著名的“六·二”学潮和反对省三届议会会员选举以及驱逐省长李兆珍等一系列斗争。1923年，又参加了反对曹锟贿选总统的斗争，曹下令通缉王步文、余大化等36人。余大化与一些被通缉的青年，被迫离开安庆前往上海，在上海组织“安徽流亡学生反对贿选团”，创办《黎明周刊》，继续进行反对贿选总统和驱逐马联甲、吕调元的斗争。1924年10月，冯玉祥回师北京，推倒曹锟，段其瑞任临时执政，将马联甲、吕调元撤职，改任王揖唐为安徽省长，取消了曹锟的通缉令。于是，余大化等陆续返回安庆。在蔡小舟等人的积极活动下，安徽军阀当局同意因反对贿选被通缉而失学的学生以官费出国深造。1925年，余大化同王步文等一道东渡日本。
到日本后，他参加了国民党设在东京的组织，一面读书，一面与王步文等同志一起积极开展政治斗争。他坚决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揭露西巢鸭派(他们住在东京西巢鸭，故称西巢鸭派)反对三大政策的两面手法，在留日学生中起了良好的作用。1926年，国内革命斗争蓬勃发展，余大化急于投身革命洪流，遂由日本回国。
这年秋，余大化被派回故乡潜山，组建国民党潜山县临时执行委员会，担任常务委员。他广泛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组织运输队和救护队，为北伐军运送弹药，传递情报，救护伤员。在余大化领导下，潜山人民首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充当帝国主义侵华工具的潜山天主教堂，驱逐了披着宗教外衣、宣扬奴化思想的“神甫”。接着，又将妄图组织反动商团，打击革命力量的劣绅许小斋游街示众。
1927年3月，余大化和王效亭、余良鳌等，代表国民党潜山县党部到安庆出席国民党安徽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因蒋介石在安庆制造“三·二三”反革命事件，大会改在武汉举行，余大化也随之到武汉。他在武汉向党的组织提出了入党的要求，后经批准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6月，党组织派余大化回潜山开展革命工作。他首先积极着手建党，先后发展柳文杰、范笑山等人为中共党员。后根据中共怀宁县临委指示，成立了中共潜山特支，由他任特支书记。在特支的领导下，先后成立了潜山县总工会、潜山县农民协会和妇女、儿童等群众组织。与此同时，他选派一些共产党员，到农村担任小学校长或教员，从事农民运动。
当时，潜山遭受特大水灾，人民流离失所。余大化以国民党县党部名义(这时他仍是国民党潜山县党部常务委员)，组织群众开展经济互助，筹集资金和器材修复堤坝。12月4日，他在梅城天主教堂召开工会、农会会员代表大会，研究修堤事，打算以此项工作为基础，推动革命活动。这天深夜，奸商何太祥在河湾盗窃修堤木材，当地群众将何扭送潜山商会处理。次日，商会对何罚款大洋200元。县农会秘书范笑山函请县商会将此款作为修堤经费。但商会会长吴嵩山等人置之不理。余大化支持范笑山召开会员大会，备文向县府起诉。县长储乙然不予审理。于是，范笑山带领农会会员到县府质问。储乙然竟以“大闹县长室”为罪名，将范笑山逮捕下狱。为营救范笑山，以余大化为首的中共潜山特支，一面请示上级党组织，准备发动武装起义；一面在国民党县党部扩大会议上采取合法斗争的手段，提出释放范笑山的问题。但以储乙然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坚决反对。会后，储乙然假邀余大化到县府“议事”。当余大化到达县府时，储乙然指使其卫士鸣枪，反诬余大化持枪劫狱，当即加以扣押。
为营救余大化和范笑山同志，同月7日，在中共党员柳文杰等同志组织下，数百名请愿群众包围了县府，爆发了潜山革命斗争史上著名的梅城暴动。由于叛徒告密，暴动失败，劫狱未成。12月8日凌晨，储乙然下令封闭四面城门。将余大化、范笑山两同志分别杀害于梅城东西辕门，制造了“一二·八”惨案。余大化同志威武不屈，临刑前奋笔疾书：“撒手空归，这回不算”，高呼“共产党万岁！”从容就义。
程千里
程千里(1895—1927)，字藻芬，又名之驹、云庵、昂然，五庙乡人。中共党员。1919年前，程千里就读于安徽省第一中学、安庆第一师范、圣保罗等校。1919年肄业于上海测绘学校。1924年，程千里任五庙乡达材小学教员。1925年春，他在五庙发展共产党员，建立了潜山县第一个党小组。是年，他离开家乡去湖北，参加工人运动。
1926年，程千里任职于武汉市总工会。1927年，他任湖北大冶富源煤矿工人学校主任。因夏斗寅部进剿大冶，工人学校遭捣毁，程千里被杀害。
汪旭升
汪旭升(1900—1930)，岭头乡人。1922年考入安庆中学，不久，在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秋，汪旭升受中共潜山县委派遣至岭头求志小学任教。他一面教书育人，一面从事地下党活动，发展党、团组织，并组建了党、团的外围组织“红旗会”。一时间，岭头求志学堂成了潜山东乡的革命中心。1929年，他任求志小学校长，并担任六都特别党支部书记。他在文良、黄岭等村，办起了平民夜校，亲自到夜校讲课，启发农民群众阶级觉悟。这年秋，他奉命至潜山中学任庶务，在师生中开展革命活动。1930年3月，他在潜中被国民党县府以有“共党嫌疑”之罪名逮捕，押送安庆高等法院。由于他坚守党的秘密，敌人无计可施，只得宣布无罪释放。
汪旭升回潜山后，党组织派他到岭头一带组织农民暴动，任红军独立二师独立游击大队副政治委员。这年6月，独立游击大队在白岩寨遭敌人偷袭，他在战斗中牺牲。
胡绍瑗
胡绍瑗(1895—1930)，字德言，别名学斋，五庙乡人。1920年，在安庆六邑中学毕业后回潜山，在县城天柱中学任教员。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梅城暴动，头部受伤。1928年秋，任潜山中学庶务兼任五庙胡湾小学校长，在校内开设平民夜校，吸收贫苦农民参加学习，发展党的组织。1929年2月，当选为中共潜山县委委员。1930年2月，因具保营救被捕的革命同志，被国民党县府密令追捕，他闻讯后，前往天堂参加请水寨暴动。紧接着，他在五庙组织领导了八斗农民起义。同年5月，任潜山县革命委员会裁肃委员。
暴动失败后，胡绍瑗返回五庙躲藏在山洞里，以生南瓜、野菜充饥。后因叛徒告密被捕，同年9月，在五庙被害。
余良鳌
余良鳌(1881—1930)，名鲲，字电球，横中乡人。其祖父、父亲、伯父、叔父、长兄，均为清朝秀才(父亲后补为廪生)，并在当地设馆教书。
1906年，余良鳌考入安庆高等学堂。这时.他在孙中山民主思想的影响下，积极参与有关民主革命的宣传活动，结果被学校开除。但他矢志不渝，本着“学以救国”的信念，将妻儿寄托于岳父家，并出卖了分家所得的二斗五升稻田，只身转入两江师范学习。此时，民主革命思潮蓬勃发展，“剪辫放足”新风兴起。余良鳌带头剪去头上的辫子，因此。遭到清军的追捕，他藏进厕所，才免遭不幸。但他已无法在校读书，只好返回家乡。
民国建元后。余良鳌又回到南京两江师范读书。在辛亥革命浪潮推动下，他未毕业就回到当时的省城安庆，先后在安庆六邑中学、安庆第一模范小学任教。由于秉性刚直，始终站在民主与进步一边，不与当权者同流合污，因而遭到解聘。于是，他回到潜山模范小学任教。终因与世俗不相容，随即又被解聘。他回到家乡五庙，毁掉佛祖寺的佛像，以庙堂作校舍，办起达材小学，自任校长兼教员。他讲新书，教科学，尚体操。后因经费不足和地方守旧派的反对，学校被迫停办。经友人介绍，他到潜山北乡(今岳西天堂)，在刘姓公堂创办的崇新小学任教。他传播科学与民主，深得青年学生的欢迎与拥护，名望颇高。潜、怀、太、英(英山)方圆百余里追求进步的青年，纷纷负笈担囊，前来向他求教。任教期间，适逢有位陈姓学生的伯父，在李大钊、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社工作。这位陈姓学生经常收到《新青年》杂志。余良鳌发现此刊，立即将自己所授的课程停下，以《新青年》为教材，一连向学生讲了三节课。由于他在课堂上大谈马列主义，终被学校驱逐出校。
1924年，国共合作后，王步文到安庆地区帮助国民党左派发展党员，组织国民党第一区党部。余良鳌受命主持国民党安庆第一区党部工作。1925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他随余大化、王效亭、周兆璜等到潜山县城，筹建国民党潜山县党部临时执行委员会。县党部正式成立后，余良鳌任秘书。在任期内，他和余大化等秘密发展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农民运动。是年冬，他曾回到五庙，先后组织吴桥、上新田、下新田、左湾等乡农会，发展会员600余人。
潜山“一二·八”惨案发生后，余良鳌受党组织的委托，又到阔别多年的崇新小学任教，配合王效亭开展地下活动。在此期间，王步文、王效亭等常到崇新小学研究革命工作。因此，这里成了方圆百里革命活动的中心，后来又成了请水寨暴动的指挥部。余良鳌还曾和周兆璜一道，到潜山、太湖交界处的黄泥、新仓、牌楼等处，散发《宣言》，并在黄泥写下了一副锋芒直指国民党反动派的对联。余良鳌的内兄储友三、储风三告诫他说：“太露骨了，你要小心！”余良鳌认真地说：“我不怕露骨，人家说我‘余蝎子’，我甘心做这样的‘蝎子’。”
1930年，红色政权——潜山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同时，潜山工农革命军改为中国工农红军三十四师，余良鳌在师政治部工作。其时，师长王效亭认为他年近五十，身体不健，戎马生活艰苦多险，不要他上前线。他诙谐地说：“我被杀了也有一滩血!”当时，敌强我弱，红军为了保存实力，实行战略转移，余良鳌被调到五河区任农会主席。他在当地组织与发展农会、妇女会、儿童团、持枪赤卫队，一举镇压大土豪陈小初父子，一时农会声威大振。地主土豪纷纷逃往县城，求救于县长崔澍龙。崔于7月中旬，纠集省保安团和潜、怀、太、宿、望、英六县联防队2000余人，分四路“进剿”。余良鳌率一支50余人的赤卫队，在五河、茅山、响山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在茅山，被十倍于己的民团包围，他意欲夺路去霍山找红军，途经响山时，被叛徒认出，遭到捆绑(当时敌人到处张贴布告：捉到余良鳌，赏洋2000元)。民团对余良鳌施以毒刑，将他的手脚钉在屠凳上，并用火油烧灼。他坚贞不屈。敌人无奈，只好将他押解到梅城，并有意经过其岳父家门口，挟其妻儿与良鳌见面，企图用骨肉之情软化他。他毫不动摇。当内兄储友三、储风三说：“你安心去吧，我们正在筹款到县城保你！”他笑着说：“象我这样的人，用钱是保不出来的，你有那个钱，将我的妻儿照应好，余愿足矣！”他被押解梅城后，县长崔澍龙亲自审讯、劝降，将他折磨了将近两个月，最终一无所获；9月中旬，被杀害于梅城西门外。
王步文
王步文(1898—1931)，字伟模，化名自平、朱华、王华。其故里原属潜山县后北乡。1936年增设岳西县时，划属岳西汤池区资福乡。
1918年，王步文在安庆读书时即已投身学运。“五·四”运动爆发，他成为安庆声援活动的骨干。1921年，他曾致力于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活动；“六·二”学潮中，他积极反对三届省议会贿选，反对李兆珍长皖。他在安庆第一师范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共党员。他曾在校内建立秘密图书组，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3年，因反曹锟贿选、反马联甲长皖表现激烈，遭反动当局通缉，被迫离宜。翌年春，他在上海大学社会系学习，结识瞿秋白和恽代英。其时，他一边参加上海工人运动，一边与蔡小舟等创办《黎明周刊》。为便于开展革命工作，他又以个人身份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1925年6月，他赴日留学。在那里担任中共海外总支常委和中国国民党日本总支部政治部常委，与国民党西山会议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l0月中旬，他以国民党日本总支部代表身份回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委会及各省区联席会议。会后又去日本。
1927年2月回国，先在上海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四、一二”事变后去武汉。5月，中共安徽省临委在武汉成立，他是分管组织工作的常委之一。“八、七”会议后，他随临委迁回安庆。在他的努力下，很快建立起中共安庆特支，不久即转为安庆特区，与一些在外地入党而后回到桐城、庐江的党员都接上关系。随后又决定成立中共怀宁县临时委员会，由他任书记。于是，他先后回潜山建立潜山特支，去庐江建立庐江特支，在桐城县则设通讯员以与怀宁临委直接联系。一系列的组织发动工作，使安庆周围各县的农运、工运、学运都有较快发展，并推动了“汤沟兵变”和“梅城暴动”，大范围地扩展革命影响。1928年2月，成立中共第二届安徽省临委，他任委员。他积极慰勉“梅城暴动”受挫后的革命群众，又使潜山出现好于其他邻近县的革命形势。
1929年3月，他以中央巡视员身份检查各县革命工作，将中共桐城区委改组为桐城县委，积极发展基层组织。元月份，桐城全县党员66人，到11月份发展到275名，农青妇等群众组织也有快速发展。其时，他曾和夫人方启坤在桐城工作一段时间，生活异常清苦。到庐江县，他深入农村发动对土劣的斗争。身为省临委书记的尹宽，说他实行“深山政策”，思想“右倾”，曾一度撤销他省临委委员职务(是年冬，尹宽堕落为托洛茨基分子)。9月，中共中央调他去上海主办党员干部训练班，王效亭曾参与训练。此间，他编著出版了《社会运动辞典》。
1930年2月的请水寨暴动，4月高河、安庆等地的“米潮”，秋季桐城的欧家寨暴动，以及其他各县先后举行的武装暴动，都是他前期埋下的革命火种。
1931年2月，中共安徽省委员会在芜湖正式成立，他任书记。于是，他召开会议，清算立三路线错误，重新部署全省工作，又使在暴动高潮中受严重摧残的各县党组织逐步复苏。因叛徒告密，4月6日，他在芜湖柳春园遭捕，19日即转至安庆饮马塘监狱。在狱中，他坚贞不屈，设法带信给中共中央，报告安徽省委被破坏情况及应采取的保护措施。得知敌人要下毒手时，他写信给夫人，说：“我为革命而死，你不要悲伤，应抚养爱生，以继予念。”
1931年5月31日，王步文在安庆北门外壮烈就义。
金步蟾
金步蟾(1901—1933)，又名金在熔、金铸成，逆水乡人。大革命时期，在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1927年回家乡开展革命活动，同年12月参加梅城暴动。1928年3月，任中共逆水支部书记，领导农民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发展党的组织。1930年请水寨暴动后，他组织领导了黄柏农民暴动，有力地配合工农革命军四十三师第二团的革命斗争。请水寨暴动失败后，党组织派他转移到贵池开展革命工作。1932年3月，任中共秋浦县委组织部长。同年4月，任徽州工委执行委员，负责宣传工作。
同年11月，金步蟾与潜籍共产党人、秋浦县委书记李鸿鸣，同因叛徒告密在源头遭捕。1933年2月，在秋浦县被杀害。
汪俊
汪俊，字伟堂，号鹿峰，清咸丰邑进士汪显达之侄，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府学贡生。
汪俊好学深思，星经、地志、卜算、堪舆等应世杂学，无不精通。尤其医术奇验，名噪一时。有名汪云堂者患水肿病，汪俊给药时嘱咐：“服二十剂而后更方。”时过一月，估计药尽而不见人来，汪俊捎信说：“云堂病虽愈，脚跟尚有一核未消，需来续治。”云堂闻讯，手摸脚跟，果有一核如拇指大，曾未发觉，乃急趋复诊，众皆惊为神。每用药，不过三数味，奏效神速。
汪俊行医三十余年，治愈病人难计其数。次子德祐继承父术，亦很有声望。
韩景候
韩景候(1905—1935)，字路岩，号传铭，曾用名雄威、宪章，杜埠乡人。他在小学读书时，接受共产党人余大化、王步文、王效亭等教育和影响。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请水寨暴动。这年冬，到皖南黟县柯林村任教，同时进行地下革命活动。1933年8月，任中共黟、祁县委书记。1934年秋，在江西特委领导下，举行柯林暴动，他担任总指挥。当时参加暴动的农民达3000多人。这次暴动，镇压了黟县自卫团团总及罪大恶极的豪绅、恶霸，开仓分粮，焚烧地契。9月初，在柯林建立了皖南苏维埃政权。
同年11月，韩景候在祁门珍珠塔开展革命活动，不幸被捕。1935年1月，被国民党黟县政府枪杀于北门外，年仅三十。
余谊密
余谊密(1873—1935)，字咏南，晚号疏园，别号疏髯，大水乡人。少时随叔父余凤溪在安庆、天柱、祁门书院就读。25岁举光绪丁酉科拔贡。1901年赴山东省单县为官。辛亥革命爆发后回归故里，任潜山县临时参议会议长，继任安徽省临时参议会议员。1912年后，历任怀宁、南陵、芜湖知县，芜湖道尹、淮泗道尹。
余谊密在芜湖任职期间，由于芜湖为商埠，外侨依仗强势，往往违章自由购地，以至纠纷迭起，主权渐失。余谊密组织撰写租界条例，并设局清丈，编订册籍，规定民间买卖易主，必须查明确无私涉外侨事始准立约。一时使外侨慑服，行为收敛。
余谊密任职芜湖达8年之久，政务之余，能留意地方史志。在南陵、芜湖任所，曾监修两县县志，并亲为后志作序。
1926年，余谊密任安徽省政务厅长，并代暑省政数月。1928年3月，余谊密被选任省政府委员，兼任财政厅厅长。1929年辞职。1930年，主持皖省赈务。次年，赴上海出席全国赈济会议，因车祸折右股，就医年余渐复后，居家休养。
余谊密胞侄余大化(中共潜山特支书记)致力于革命。余谊密得知后，横加干涉，申斥说：“你是缙绅子弟，要读书求仕，研究经史，光荣先祖，不该放下书本，成天宣传什么打倒这个，打倒那个，这都是过激党的口号，长此下去，当心你的脑袋!”大化置之不理，余谊密即与他断绝来往。大化遇难后，胞弟化民投身革命，不幸身遭官庄团练围捕。余谊密得悉后，手谕官庄团练：“社会败类，家庭逆子，杀！”故使化民于1930年冬在官庄戈元梅树湾被杀害示众。
1930年，中国工农红军在大别山活动频繁，威震一时。余谊密倡导并捐巨款购置枪枝弹药，组织团防，命其弟余谊寅担任联防队官庄团练头头，命次子周觉出任潜山县保安大队副，率队配合国民党二十五路军对黄柏地区进行了三个月的“清剿”。共产党便衣队、游击队、赤卫队及农会会员，党政干部及其家属，约200多人惨遭杀害。
1935年1月底，余谊密从省府安庆回老家过春节。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得悉后，于2月12日(一说14日)拂晓，遣八十二师手枪团的两个分队和特务营的三个连共300余人，自湖北黄冈经岳西鹞落坪赶到官庄附近，由四名便衣队员计入余谊密卧室，活捉了余谊密及其次子余周觉等。13日(一说16日)在坛畈簸箕岩处决了余谊密。
余谊密曾整理其叔父余凤溪遗著《天文韵言》。自著有《疏园诗集》，共260首。
徐勋
徐勋(1901—1936)，号际中，化名舒赤民，三妙乡人。他曾就读于湖北大学，1926年回潜山从事革命活动，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春任潜山中学校长，积极从事农民运动，发展党的组织。
1930年春，国民党潜山县府密谋逮捕徐勋，党组织得知消息，通知其离开潜中。随后，他到岭头地区，同其他同志一起，秘密组织农民武装力量，待机暴动。同年5月，岭头地区农民举行起义，在岭头街召开千人大会，宣布成立区农会，并成立赤卫队。后由于国民党县府派兵围剿，赤卫队退驻白岩寨，组建成隶属于红军独立二师的独立游击大队。徐勋任独立游击大队政治委员，继任师政治部副部长、主任。
在革命斗争中，徐勋含辛茹苦，积劳成疾。后因病在家中躲藏三年。1933年，转至浙江亲戚家中养病。1936年9月，因吐血不止，病逝于浙江。
余玉琴
余玉琴(1867—1939)，名润卿，字兰芬，号红霞，潜山人。小名庄儿，晚清至民国中期的著名京剧花旦、武旦演员。
余玉琴是擅演武净的名演员余顺成幼子，8岁随父在苏杭一带学戏，后投名旦夏天喜为师，18岁到上海搭班。《粉墨丛潭》记其初次登场情况说：“甲申(光绪十年——1884年)六月，玉琴初至申江，于丹贵戏园演《画春园》、《白水滩》、《泗州城》，尤工《跑马卖艺》，莺捎燕舞，锦簇花团，灯下观之，几令人神摇目眩，及扮《海潮珠》之崔杼妻，《铁弓缘》之秦夫人，冶态欺花，真优孟之全才也”。
光绪十二年(1886年)，余玉琴到北京加入时小福领导的四喜班。首次登广和楼，与谭鑫培、时小福同台演出，技艺精巧，配合默契，举座皆惊。
光绪十五年(1889年)创福寿班，十九年(1893年)又创小福寿班，掌班时间甚久。二十三年(1897年)建广兴园，为“内廷供奉”，最得光绪帝宠悦。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余玉琴避乱沪粤。乱平，奔河南“迎驾”，归京后，朝廷嘉赏益多。宣统三年，又创丹桂园。民国元年(1912年)，与北京名演员田际云、杨桂云等发起组织“正乐育化会”，取代前清的“精忠庙”，提倡各戏班每张座票抽取铜元一枚，作为在京艺人的生活福利基金。
储皖峰
储皖峰(1896—1942)，字逸安，槎水乡人。其父储完轩，曾参修民国《潜山县志》。
储皖峰小时求学于第七区高等小学堂，后考入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他博览群书，成为该校高才生。爱吟咏诗句，曾涉江登庐山写成第一本诗集《匡庐诗草》。1923年夏，师范学校毕业后，赴燕都，就读于南方大学，又入北京大学为旁听生，问学于胡适、陈援庵、马叔平、吴又陵诸教授。1927年于南大毕业，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专治文史，同时参加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与陆侃如、谢国桢、姚名达等办立述学社，编印《国学月报》，发表有关中国文学史专题研究的文章。1928年夏，于清华大学毕业，继续从事中国文学史研究。1929年春，上海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聘他任大学部预科国文教授兼本科教授。1930年，又兼任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教职。1932年“一·二八”后，为避乱赴杭州，专任浙江大学讲席。这年10月，与陈漱琴女士在庐江觉林结婚。后与她合著《诗经情诗今译》。储皖峰还著有《艺林传诵》等书。1933年夏，他应北平大学之聘，携眷北上讲学。1937年夏，在辅仁大学授课，全力协助忠贞人士，积极参加抗战活动。1941年秋，患风湿症、骨节炎，1942年2月6日，卒于东交民巷德国医院。
储皖峰著述达70余种，主要著作有：《莲社考》、《五七言诗溯源》、《建安文学年表》、《白居易、沈约年谱》、《杜牧年谱》、《水经注十录》、《唐诗概论》、《校改国家研读法》、《校刊文镜秘府论》、《校刊洛阳伽蓝记》、《校补顾太清天游阁集》、《水经注选萃》、《中国文学选读书目》等。1933年以后所编著之书为《中国文学史》上下两卷，《汉魏六朝诗选注》、《唐宋诗选注》，并写有关于甲骨文和其它方面的一些学术论文。诗集有《淞华》、《皖峰诗选》等。
张淑华
张淑华(1921—1943)，女，生于桐城童铺，父亲早年病逝，年少时读过两年私塾。她身强体壮，生性好强，能说会道。
1937年，红军高敬亭部来到皖西，开辟革命根据地，在桐城花果园建立党的地下组织。当时，张淑华义父戴长春家，成了党的地下联络站。张淑华跟着义父经常在花岗、龙河的要道上持筐讨菜，了望放哨，参加共产党的地下活动。
1938年，日军进犯安庆，桐城相继沦陷。张淑华在义父的支持下，跑到潜山县后冲乡杨庄避难，投身于这里的革命活动。1939年4月，她加入中国共产党。稍后，新四军挺进团来这一带活动，张淑华给部队办给养，布置岗哨，搜集敌人情报，宣传抗日，动员青年参军。她经常随新四军转战于深山野林。她一夜能行百里，手能使双枪。1940年8月，与后冲乡地下工作者方雅周结婚。1942年秋，新四军挺进团三大队八连杨震部队活动在后冲一带，张淑华负责给部队筹集柴米油盐等物资，组织可靠人员站岗放哨、送情报，有力地支持了新四军的游击活动。
1943年9月，张淑华被国民党部队捕后，遭严刑逼供，受害达两个月之久。敌人逼她交出共产党人数和名单，她愤然拒绝，说：“这一块，就是我是共产党员，没有别人！要杀就杀，共产党员是不怕死的!”敌人无计可施，便将她押到黄柏河边挖坑活埋，土埋至胸口，又用水灌，用刺刀戳。死时，年仅22岁。
余震
余震(1863—1945)，字皖潜，号世首，别号皖山老人，余井乡人。他自幼勤奋好学，1897年应试中举，授湖北省建始县知事。该县土匪猖獗，秩序极乱，人心惶然，历任县知事皆束手无策。余震就任后，计请匪首到县衙，盛宴“招待”，部署县卫士将其捕获，终于为民除了大害。但匪首系湖北省总督的外甥，他因此而被罢官回乡。返回潜山老家后，他甘于淡泊，在家读书写诗，隐居不仕。
1923年，余震受聘于安徽书院(安徽大学前身)任教席。1926年辞退后，回潜山任县图书馆馆长。3年后，因目疾辞职。晚年游尽江南的名山大川，写下许多诗作。其著作有《霍南旧逸诗集》、《霍南诗集续韵》等。
余增化
余增化(1874—1947)，号济川，横中乡人。他自幼聪颖好学，弱冠多病，遂立志从医。精勤研读，通晓内、难、伤寒及四大家之说，对《疡医大全》、《外科大成》、《外科全生集》等尤有研究。
余增化精外科，且通杂病及妇、儿科，专中医，兼研西医药术。20年代西医初传我国。1928年，他到上海，购回《丁福保医学丛书》一套(丁福保系近代医学家，当时曾翻译许多西医书籍)，及各种外科器械与西药。他是县内应用西药治病之最早者。
余增化临诊近50载。晚年，著有《外科临诊心得集》数卷，惜于“文革”被付之一炬。
彭年
彭年(1915—1948)，水贵乡人，原姓余，字彭年，贫苦农家出身。1941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以收购药材为公开职业，为党作搜集情报工作。不久，他被叛徒出卖而遭捕，趁机越狱后，即加入新四军七师挺进团。当挺进团转移大别山腹地时，令他与余成宇带领一小支武装就地坚持斗争。余任指导员，他任排长，率部在黄甲铺、南冲河、毛家一带打游击。后，余在战斗中牺牲，他仍率部就地坚持。
1945年春，国民党桂系部队万余人对皖西山区作梳篦式“大清剿”，因叛徒告密，彭年部队在黄树尖遭到突袭，大部分队员壮烈牺牲，仅他和另外3个队员冲出重围。在严密封锁中，他们只能钻老林，宿山洞，采野果充饥。有几天没找到野食，在群众地里拣点南瓜、玉米棒啃，吃罢还留下钱币和道歉的字条，这事传开，群众无不称道。一天，他只身回家，想找乡亲借些钱粮，却被一自首分子发现，聚众将他围住，劝他自首，他把大刀往地下一插，说：“谁要我投降，先问这大刀同意不！”说罢，怒目挥刀闯围，竟无一人敢拦。在山穷水尽时，他们毫不动摇革命斗志，躺在山洞里，饿死也不投敌。日本侵略军无条件投降后，当新四军皖西支队移驻大别山外围，发动群众找到他们时，已个个饿得奄奄一息。
1947年8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彭年时任桐城三区区委书记兼三中队政委。经过他积极发动，几个月内三中队便扩大到100余人。但到年冬，百余人全被分区调走。他继续动员组建，到1948年初，又成立了近百人的三中队。不久，成立桐城县独立团，他又服从上级决定，抽选力量较强的一分队上调。其时，他由区委书记改任区长，对上级布置的建立基层政权，成立农民协会，征集和运送粮食，收集情报，扩充兵员，开展上层统战工作，扩大根据地等，都一一出色地完成。一次，他率领的三中队攻打青草塥地主武装大道会，取得了胜利，俘虏武装道徒100多人。他力排众议，宣传党的政策，终于统一了大家的认识，除严惩罪大恶极的首恶分子外，其余均教育释放，后其中不少人为革命做了好事。
彭年有句口头禅：“人民是我们的父母，我们是人民的儿女。”他领队行军住宿，总是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每值春荒或农家节日，他总要抽空去附近特困户和鳏寡孤独人家问寒问暖，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对特别霸道、欺压人民的恶棍、地头蛇，坚决严厉打击，为民除害。因此，三区群众有口皆碑，都爱称他为“我们的老彭”。
1948年春，国民党在青草塥设置一支专门对付共产党(主要是三区)的桐怀潜边区联防大队，力量对比，悬殊很大，使三区活动异常困难。他充分利用地熟人和的优势，避实就虚，保存有生力量。6月中旬，一次执行军事任务时，在五脊岭滴水崖与该联防大队主力相遇。18日晨，他在突围中壮烈牺牲。建国后，1958年原三区小河沿建成第一座水库时，当地政府和人民缅怀革命先烈，命其名为“彭年水库”，并于库旁立碑纪念。
余法成
余法成(1914—1949)，塔畈乡人。幼时家境贫困，靠父亲卖工和捕猎度日。稍长，帮地主看牛、打长工。从20岁起，靠做散工、挑货郎担维持全家生活。1947年，他参加了革命。194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7年，杨其文、王明发率领共产党游击队在官庄、龙山一带进行革命活动。余法成受到革命教育，积极投身于革命，由杨其文、杨震介绍，参加了皖西游击队。
1948年初，余法成被调至第五区区干队工作。当时国民党四十八师集中全力扫荡皖西革命根据地，战斗十分频繁。区干队因粮食供应不上，天天吃稀饭和瓜菜。夏天没有单衣，就拆冬装凑合。余法成面对艰苦环境，斗志昂扬，侦察敌情，站岗放哨，筹集军需，常常是夜以继日地干。区委书记周志中问他：“你挺得住吗?”余法成爽朗地回答：“这不算什么，我从小帮人做工，吃过很多苦，现在虽然受点累，但不受恶霸欺负，心里痛快！”
1948年6月，余法成调到地方工作，任新安村农会主席，兼武工队长。他配合游击队抓获了新安村大地主江洪章。他还日夜奔忙，解决皖西游击队急需的粮食、布匹、军鞋等军用物资的问题。保长彭子发暗地里往余法成家送钱、送礼物，说；“只要法成不给游击队办事，我保证他生命安全，家庭生活困难给予解决。”同时又威胁余法成家属：“共产党，占不长，法成如不回来，将来性命难保。”余法成知道此事，毫不动摇，叫母亲退回了保长送来的东西。
1948年9、10月间，当地还乡队活动猖獗。国民党乡长彭子发又极力破坏武工队和群众的关系，余法成带领武工队两捉两放彭子发，在当地震动很大。
刘邓大军南下时，余法成积极筹集渡江物资，支援大军渡江。一天，他因病在家，不料被叛徒密报彭子发，彭子发又勾结国民党某部头头彭新亚，派兵包围了余法成家，将余法成及其母、三叔、妹妹一齐抓到区公所。敌人施尽毒刑，没有使他们屈服，余法成破口大骂：“彭新亚为非作歹，没有好下场！”审讯他的彭新亚恼羞成怒，用手枪砸破了他的头，血流满身，随后，将他一家四口押至倪河胡湾挖坑活埋。
陈桂珍
陈桂珍(1903—1949)，女，后冲乡人。家世清贫，饱受苦难，勤俭贤慧。自1941年起，她开始接待新四军、解放军战士，收养伤病员，九年如一日，人数达数百人之多。许多战士，尤其是病愈归队的战士都写信给她说：“您待我们比亲生的母亲还要亲！”1949年，潜山县人民政府追授她“新四军母亲”的称号。
1941年春，新四军第四支队挺进团驻桐城、舒城一带。陈桂珍家住在纸皮冲王大包山岭上，与桐城毗邻，为新四军进退的交通要道。开始，每当新四军路过家门口时，陈桂珍热情地请他们进去歇脚喝茶。后来，她家成了新四军的落脚点。她经常听新四军战士谈论关于革命斗争的情况，渐渐受到教育，从而自觉地为新四军游击队服务。她无偿地为伤病员提供吃、喝、住、用，不辞劳苦地为游击队传递情报、信件，站岗放哨，收藏军械，新四军战士亲切地称她家是“地下联络站”、“后方医院”。
1942年5月，国民党四十八军对皖西游击队进行全面“围剿”，桐潜边境共产党地下组织遭到破坏，游击队被迫转移，一些不能转移的伤病员，由陈桂珍家收养。没有药，她一边到山里采，一边叫丈夫华心芳到舒城县城去买。伤员们穿她家衣，盖她家被。她精心为伤员们包扎、敷药、喂食。为了给伤病员们购买药品和粮食，她和丈夫商量，把家里仅有的一条牛卖掉。伤病员们觉得陈桂珍的负担太重，都不愿多吃，陈桂珍猜中了伤员们的心思，说：“我们再苦，也要把你们调养好，有了你们，穷人才能翻身!”她将家里三间瓦房全部腾出来让伤病员们住，家中棉被也全拿给伤病员们盖，自己一家人，挤在一间破房里，互相用身体取暖。
1943年春，中共桐怀潜县委所属的一支游击队打回后冲一带，陈桂珍家又新添了一批伤员。她担心暴露目标，就同丈夫在屋后西边半里路远的山上，挖了一个大地窖。形势一紧，伤病员们就转移到地窖里，陈桂珍和孩子轮换放哨。
1945年冬，国民党四十八军向潜山、岳西、桐城、舒城等县进行“围剿”，并组织“清乡队”放火烧山，办“五户连坐”，清查户口。陈桂珍眼看斗争形势严峻，又和丈夫到离家三里多路的偏僻山沟里新挖一个洞，外面搭上草棚，堆上柴草做掩护。伤员们转移到了这山洞后，一日三餐都是陈桂珍爬山越岭送饭送水。夜间，由她丈夫在外面放哨，监视敌情。游击队员杨桂昌伤势严重，陈桂珍到处寻草药，觅单方，给杨桂昌擦血抹脓，包扎，叫自己的孩子为他接屎接尿。经过精心护理，终于在三年后使他恢复了健康。
新四军撤离时，有50条枪来不及转移，送到陈桂珍家收藏。她将枪枝藏在锅灶门口山芋窖里，盖上木板，放上一床破棉絮，让自己的一个痴呆女儿睡在上面。后国民党自卫队来搜查时，没有发现任何疑迹。
1947年10月，解放军一名连长和4名士兵伤员，转移到陈桂珍家疗养。翌年5月15日，国民党“还乡队”到陈桂珍家进行搜捕，陈桂珍听到枪声，急忙叫丈夫背着伤员迅速转移到山洞里。自己将来不及转移的战士行李与石头捆在一起，扔到屋后的井里，刚收拾停当，大水乡“还乡队”队长余学伍，领着一伙人闯进。余学伍指着陈桂珍骂道：“你窝藏共匪，今天给我把人交出来！”陈桂珍毫无惧色地说：“什么是‘匪’?杀人、抓人、放火的是匪，这些都是你们干的，你们才是匪!”余学伍身边的人狂叫起来，一拥而上，将陈桂珍捆起来，吊到大树上，扁担、枪托打在她的身上。后又将她拖到三里外的一棵大树上吊了一天，经过路人发现才得救。她咬着牙，忍着剧痛，连走带爬地回到被抄劫一空的家中，强撑着身子，将水井里战士的衣物捞起来，又烧饭做菜送给山洞里的解放军伤病员……。
陈桂珍由于身遭毒打，一病不起，长期吐血，屙血，于1949年3月12日去世。
王惠芳
王惠芳(1891—1953)，字湘浦，号若兰，祖籍潜山。生于北京前门外石头胡同，病逝于四川成都。
王惠芳出生在一个梨园世家。12岁时，从吴菱仙学青衣，后又从秦稚芬学花旦。不久，就在北京秦老胡同曾家堂登台演出。此后，他又相继受到陈德霖、王瑶卿、路三宝等京剧艺术高手的教诲。他采众家之长，融于一炉，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表演风格。他与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杨小楼同班演出，显露了各自不同的艺术功力，名声益噪。1913年，他与京剧艺术家梅兰芳在翌文社首次试验演出时装戏《孽海波澜》，梅兰芳扮演妓女孟素卿，他扮演另一个妓女贾香云，俩人分别取“兰”、“惠”字样悬挂于台前。由于二人表演精彩，该剧久演不衰。剧坛上一时人称“兰惠齐芳”，传为美谈。
1905—1915年，是王惠芳艺术鼎盛时期。他一直活跃在北京、上海、南京、汉口等地京剧舞台。独树一帜的京剧表演艺术，博得了广大观众的赞誉。1916年，他嗓音失调，只好从冯惠林改习小生。不久，即告别舞台，执教于夏声戏剧学校(校址在陕西，后迁上海)，致力于京剧教学达数十年。他广播技艺，为京剧界培养了一批后起之秀。
杨其文
杨(王)其文(1895—1960)，又名杨启文，大水乡人(祖籍舒城)。家庭雇农成份，本人农民出身。
1930年8月，杨其文在农民暴动高潮中参加赤卫队。9月，被批准为中共地下党员，并开始就地做党的地下工作。他的公开身份是商人，根据斗争需要，奉命先后在舒桐潜三县的甘家岭、安菜山、蒋铁、双峰等地开杀猪店兼卖日杂小货，以随时窥探敌情，传递消息，并相机发展地下党组织。1940年，他在安菜山组建起一个地下党支部，党员5人，由他任支部书记。
1941年春，共产党领导的杨震游击队在舒城黄药地与他取得联系，给了他几条步枪和一些子弹，命令他组织起一支游击队，由他任队长兼指导员。在舒桐潜岳四县境中，他随时随地捕捉战机，打土顽，缴武器弹药。1942年，在杨震部队的配合下，以他的游击队为主力，一举缴获国民党三妙乡公所十多支步枪和一些子弹。这一仗，大长了游击队员的斗志。
1943年春，杨其文游击队已扩充到三四十人，拥有近30条枪，在国民党统治区腹地开展游击战，斗争极其艰苦和复杂。是年，他一方面坚决惩治死硬派土顽分子，一方面做好有关国民党乡、保长和开明士绅的统战工作。他向贫苦老百姓宣传革命道理，进行阶级斗争教育，先后从官庄、大水等地，为新四军沿江支队募送思想坚定、身强力壮的兵员200多人。同时，还先后三次迫使国民党大水、黄柏、槎水三乡乡长借故外出，送递情报，让游击队顺利地缴获了乡公所76条步枪和一批弹药。随后几年，他又为皖西独立旅、舒城独立团等募送兵员近400人。
截止解放，杨其文曾经历大小百数十次战斗，歼敌200多人。他胆大心细，每次作战，必先摸透敌情地情，而后出奇制胜。一次，他只身去舒城平田某村执行任务，不料却与敌人的一个警备班相遇。他急中生智，闪身密林中，一枪不发，吹口哨佯呼：“来了！来了!只上十个人，不要开枪，都捉活的！”就这样，吓得敌人拔腿飞跑。又一次，攻打舒城县常备队某排驻地——晓天山七里河，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他只带20人负责主攻，身先士卒，勇猛冲锋，很快攻入敌军的指挥中心，拿获了敌军排长，迫使敌人缴械投降，生俘30多人。多次的奇特战斗，使敌人把他看成传奇式的人物，因而也恨之入骨，到处张贴布告，悬重赏捉拿。
1944年春，国民党调集大批正规军和地方自卫团“清剿”大别山“共匪”。杨其文游击队一行三四十人被围困在舒城县牛角尖山崖林壑间，三个月不能进村庄，不能生炊火，“茹毛饮血”，不分昼夜地与敌人“捉迷藏”。由于他坚持做过细的思想工作，竟无一人叛逃，完整地保存了游击队的实力。
1947年，杨其文游击队已壮大到百余人。是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三纵队八旅抵舒城，将杨其文游击队整编为舒城县独立团第六连队，任命他为该连连长兼河棚区区长，仍然就地独立行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其文调任安庆军分区后勤处科长兼军分区官庄裕民铁锅厂经理。1952年11月，经安徽省军区批准为准团级干部。1954年，因他年老功高，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休养队，带家属休养，享受现役团级军官待遇。1958年整风反右，他被错定为“违法乱纪分子”，开除党籍，逮捕判缓刑二年。1960年病逝于潜山县医院。1962年9月，县法院为之撤销原判，宣告无罪。1964年10月，中共潜山县监委决定恢复其党籍，给予留党察看处分。1979年6月，中共潜山县委常委会议决定：撤销其留党察看处分，推倒原强加在他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恢复政治名誉。
储琢轩
储琢轩(1885—1962)，号铨钰，梅城镇人。7岁丧父，靠寡母勤苦助读，学业长进，18岁考为贡生。
辛亥革命后，储琢轩追随进步潮流，到江西民政厅供职。北伐期间，任武汉特别市公用局秘书。1930年前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和陆军第二十五师中校秘书。1933年任江苏省建设厅简任秘书。1936年奉调贵州省建设厅，被授予建设厅秘书衔，但未到职，时“京滇国道”(南京至昆明)在贵州紧张施工，他被委为军委会委员长行营公路监理处少校科员，负责监修公路。1937年2月起，任贵州省三穗县县长。
三穗虽为贵州省偏僻小县，但为贵州省东大门，地理位置很重要。储琢轩到任后，即奔赴工程最艰巨的盘山段(贵州省三穗与镇远两县交界之处)，连月不下工地，直到“京滇国道”通车。
储琢轩在三穗县最突出的政绩要数兴办教育和解决边区民族的械斗事件。1936年，三穗县仅有高小、初小和女校12所，学生980人，教员39人。经他三年苦心经营，至1940年初，学校增至67所，学生3100人，教员89人。他强调在少数民族地区增设学校，开展义务教育。特别主张“在苗家所在各保(如三穗县的寨头、巴冶、报京、三民镇等)设立短期小学”，每保还选送少数民族子弟二名入县立高小学习，“由县供给食宿费、教育用品之类；毕业后，回原保开办保校”。这些被选送进城的学生，读书非常刻苦，后来多数有所作为。1938—1939年间，共在三穗县苗、侗聚居的边远地区开办短期小学十多所，免费供给学生课本。为解决师资不足困难，他还举办多期教师讲习会。为解决办学经费困难，他动员地方捐献庙田、义仓，利用庵馆作校址，这些都很奏效。
三穗与剑河等县毗邻，聚居着苗、侗、汉各族群众。这些村寨之间和村寨内部，“眶眦仇杀，累世不休”。储琢轩任职期间，边民械斗愈演愈烈，终于在1938年3月3日(农历二月二日)酿成了以巴冶为首的包括剑河县的岑松、元兆等地所谓“七十二寨”攻打寨头事件，造成双方人员和财物的严重损失。储琢轩从有利于抗战救国出发，亲赴矛盾最严重的村寨，召开知名人士会议，专门研究如何制止边民械斗，反复宣传国难当头，冤家宜解不宜结，对人们晓以大义。并主持召开双方人士和谈，同桌进餐，“释嫌修好”。后又多方调解，反复做工作，使各族之间矛盾日趋缓和。
1939年3月，专员华洸根据边民的要求和储琢轩的报告内容，亲自撰写文稿，由他和剑河、三穗两县县长署名，由三穗饬工镌刻，在剑河县岑松街竖立了“醒碑”，并召开有五百多人参加的竖碑大会。“醒碑”的竖立，标志着村寨之间长期互相仇杀的历史结束，增进了民族团结。“醒碑”文中记上了“三穗县长储琢轩凛于抗战建国之艰，首惟安定后方是赖，周历边荒……屡平事端”的功绩。
历任县长对禁止鸦片很不得力，多是明禁暗不禁，禁民不禁官。县府衙内，从大门口传达室到大堂后面的主任、科长房间，处处是烟灯烟枪。储琢轩任职后，把禁烟引为亟务，广为宣传，多方教育，明令对吸烟的公务人员要从严惩处，开除公职，永不复用。同时又亲自带员下乡，以劝谕规戒为主，唤醒民众，禁种、禁运、禁吸。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禁烟运动终于在三穗县取得显著效果。
抗日战争期间，储琢轩除积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募送兵员外，还十分重视安置难民。当时，大批沦陷区的难民纷纷逃往贵州，到三穗的每年有近千人。储琢轩除亲往探望和安慰外，千方百计地做好安置工作，使之各有所安，各有所养。仅据1939年4月统计，当时三穗县共安置难民19l户，925人，其中90％以上的是安徽籍人。
储琢轩十分重视了解县史县情。他为了使施政决策能够符合三穗的实际情况，先后阅读了《皇朝文献考》、《贵州通志》、《荆州府志》、《黔记》等很多史志书籍，并亲自进行社会调查，亲手收集文史资料，于1939年9月写成《三穗社会概况》一书，内分县治沿革、疆域面积、山川地势、古迹名胜、人口物产、市场交通、政治经济、教育司法等20多类，全书共12万多字。
储琢轩生活简朴，常布衣草鞋走访民间，体察民情，秉公办事。侄子储以康任财政科长，乘上贵阳购买架设电话器材之机，从中贪污，被储琢轩发觉后，立即上报，将其撤职查办。他常说：“为官取财，如囊中取物，但害国殃民，祸延子孙。”他儿子和儿媳均为大专毕业生，因家乡沦陷，投奔三穗城，储琢轩不准他们干预政事，令其在家奉养病母。1938年拨款采购军米，经办人杨某提议每石加价一角上报，结果遭到储琢轩的痛斥。他为县官三年，从不阿谀奉承，上无后台靠山，故罢官后不能再出任。他一生无积蓄，未置寸田寸土。1940年3月卸职离穗时，身无半文，经地方官民筹送盘缠，方得成行。
储琢轩执政时，正值地方多事之秋。特别是抓兵派款，引起群众极大不满。1939年春，在湖南晃县爆发了以反抗兵役为主要内容的反抗国民党政府的暴政统治的斗争，当地叫“抗兵运动”。斗争很快发展到三穗的雪洞、大塘、地盛及镇远、青汇、玉屏四县边区。5月18日，储琢轩在雪洞被抗兵队围困了一天一夜。6月16日，他带县保警队和壮丁队200多人配合镇远专署保安副司令雷祥林率领的保安队200多人，镇压了这次侗族人民的正义的抗暴斗争。
储琢轩离三穗后，赴江西省粮食厅任视察员。1946年因年迈退休，与儿子储以谦定居湖南晃县，以卖字画为生，署名“皖山闲人”。建国后，经营小本生意，并在工商联合会任职，为新晃县第二届、第三届政协委员。1962年10月病逝。
张恨水
张恨水(1895—1967)，原名张心远，祖籍潜山，岭头乡黄岭村人。他在近半个世纪的写作生涯中，创作了一百多部通俗小说，其中绝大多数是中、长篇章回小说，总字数近2000万言，以《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八十一梦》四部长篇小说为代表作。在小说之外，他还写有大量文艺性散文和新闻性散文，再加上3000首左右的诗词和一些剧本，全部作品在3000万言以上。人称“章回小说大家”、“通俗文学大师”、新闻战线上“徽骆驼”。
张恨水出生于江西广信。曾就读于南昌甲种农业学校、苏州蒙藏垦殖学堂，后因经济困难，中途辍学，开始了自谋生路的生活。他天资聪颖，以“少年才子”闻名乡里。步入文坛后，才华获得较全面的发展，既善琴棋书画，又能吟诗作对，还会写剧本和登台演戏。他勤奋好学，在学生时期，除完成学校规定的课程外，还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的哲学、历史书籍和各种文学作品。他长期坚持学英语，即使在炮火连天的抗战时期，也未中断过。涉足文坛后，每天除处理报社大量繁重的行政事务性工作外，写作文稿常在5000字左右。他自己说过：“我是一个推磨的驴子，每日总得工作，除了生病和旅行，我没有工作就比不吃饭难受。”
1905年，10岁的张恨水在老家潜山攻读时，先后阅读了《残唐演义》、《三国演义》。从此，他“跌进了小说圈”，到16岁时，他就阅读了几百部中外小说，并开始仿作小说。
1918年2月，张恨水经挚友郝耕仁介绍到芜湖《皖江日报》任总编辑兼编文艺副刊。1919年秋，离开芜湖到北平(今北京)，先后任北平《益世报》助理编辑、天津《益世报》驻京记者。1921年，兼任芜湖《工商日报》驻京记者。1923年，兼任秦墨哂、孙剑秋创办的“世界通讯社”总编。数月之后离职，专门给上海《新闻报》、《申报》写通讯。不久，离开《益世报》，协助友人成舍我创办“联合通讯社”。同时，兼任北平《今报》编辑。
1924年初，张恨水辞去上述职务。4月，任成舍我创办的《世界晚报》新闻编辑，后又主编该报副刊《夜光》。此时，开始在《夜光》上连载第一部有影响的长篇小说《春明外史》，对当时官场和社会的奇闻怪事，进行揭露、嘲讽和谴责。
1925年2月，张恨水任成舍我创办的《世界日报》副刊《明珠》编辑。先后在该报上发表多篇中、短篇小说。1927年2月，张恨水又一代表作《金粉世家》，开始连载于《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全书一百万字，揭露当时上层社会和官场贪婪、伪善、腐败的生活。《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相继问世后，张恨水出了名。
1927年l0月，张恨水任《世界日报》总编辑。年底离职，先后在沈阳《新民晚报》，北京《益世报》、《新晨报》、《世界晚报》上，发表很多中、长篇小说。1929年，他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啼笑因缘》，全书约25万字，对封建军阀的罪行进行无情的揭露和鞭鞑，对下层人民的疾苦寄予深切的关注和同情。这部长篇，1930年在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上连载后，成了家传户诵的读物。编话剧，拍电影，唱弹词，轰动一时。张恨水出了大名。
1931年，张恨水以稿费收入创办北华美术专科学校，自任校长，兼国文教员。著名画家齐白石、徐悲鸿、李苦禅曾任该校教员。是年，日军入侵，东三省沦陷。为表示内心激愤，他把在《新闻报》上连载的长篇小说《太平花》增加了抗战内容。这是他第一部鼓动抗战的作品。此后，发表了《热血之花》、《东北四连长》、《潜山血》、《前线的安徽安徽的前线》、《冲锋》、《游击队》等一系列抗战作品。在1932年还出版鼓动抗战的短篇小说集《弯弓集》。他写的抗战作品，有很多是潜山家乡人提供的素材，可歌可泣，亲切动人。
1934年，张恨水由北平出发，游历西北。他在西安先后会见了邵力子、杨虎城。这次西北旅行，目睹盘踞在西北的封建军阀，横征暴敛，抓丁拉夫，弄得民不聊生，思想上受到很大震动。他曾写道：“在西北之行之后，我不讳言我的思想变了，文学也自然变了。”他以西北人民生活为素材，奋笔创作了《燕归来》、《小西天》两部长篇小说，分别发表于上海《新闻报》和《申报》。
1935年，张恨水应约去上海主办《立报》副刊《花梁山》。年底，他去南京。1936年，与好友张友鸾合办《南京人报》，由他主编该报副刊《南华经》。1937年11月，他因病到芜湖住院治疗。病愈后，和家属在安庆会合，一同回故乡潜山县城。
1938年初，张恨水离开潜山到汉口。当时，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他被选为理事。接着，又去重庆，加入《新民报》工作，任主笔、总社协理、重庆版经理，自编重庆版文艺副刊《最后关头》。
1939年12月，张恨水开始在重庆《新民报》连载寓言式长篇小说《八十一梦》。由于这部作品无情地鞭鞑那些醉生梦死的贪官污吏，触犯了当时社会上的权势人物，而使张恨水受到特务的严密监视。这样，《八十一梦》被迫只写了十几个梦便停了笔。1942年秋，周恩来在重庆接见《新民报》工作人员时，张恨水在座。周恩来说：“同反动派作斗争，可以从正面斗，也可以从侧面斗，我觉得用小说的体裁揭露黑暗势力，就是一个好办法，也不会弄到‘开天窗”，恨水先生写的《八十一梦》，不是就起了一定作用吗?”
1945年秋，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时，经周恩来介绍，毛泽东接见了张恨水，长谈两个多小时。握别时，毛泽东将延安土产的呢料和红枣、小米送给张恨水，张恨水全家深受感动。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向一千多人颁发了“抗战胜利”勋章，张恨水也在其例。
1945年底，张恨水离开重庆到汉口。1946年初，又往南京，后经安庆到达北平。4月，北平《新民报》创刊，张恨水任经理兼副刊《北海》主编。5月，老舍委托马彦祥组织的“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在北平成立，张恨水被选为主任理事。不久，他又被推为北平“新闻记者公会”的常务理事。从1946年到1947年，张恨水创作了《巴山夜雨》、《纸醉金迷》、《五子登科》等多部中、长篇小说。1948年秋，张恨水因故辞去《新民报》的所有职务。1949年初，张恨水在《新民报》上发表了《写作生涯回忆》。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选举产生全国文联。张恨水被邀，但因高血压病突发，半身不遂，未能参加。会后，周恩来派人专程看望他，并送去大会文件。是月，张恨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在因病丧失工作能力、失去经济来源的情况下，人民政府聘请他为文化部顾问，按月发给工资。1954年，张恨水健康状况开始好转，便辞去文化部顾问职务，又专事写作。1955年夏，张恨水只身南游，经合肥抵安庆，回到阔别十年的故土。家乡面貌的变化，使他激动不已，回北京后，写了中篇游记《南游杂志》，发表于香港《大公报》。
1956年1月，张恨水列席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第二次与毛主席握手言欢。这年春末夏初，全国文联组织一批作家艺术家到西北参观旅行，张恨水应邀参加。回京后，写了游记《西北行》，刊于上海《新闻报》。1957年2月，张恨水列席参加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聆听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1959年9月，张恨水收到由习仲勋、齐燕铭签发，周恩来审准的中央文史馆馆员聘书，成为中央文史馆馆员。1960年，张恨水作为代表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文代会。1967年农历正月初七早晨，因脑溢血发作在北京去世。
月海
月海(?—1967)，安徽亳县人，早年出家，戒律直严，皈依甚众。民国初期，驻锡安庆迎江寺。
1938年，安庆沦陷在日军手中，一名日本士兵酒后登迎江塔，坠地而死，日军一少佐要杀僧焚寺。月海挺身而出，竖大拇指指着自己，翘小拇指环指众僧，打手势说明其士兵坠塔真相，表示要杀就杀他一个，与众僧无关。日军为他义勇行为所慑服，自家撤兵作罢。
1941年，潜山信众辗转迎来三祖寺，举之为方丈。翌年，即倡修寺宇。真诚所至，感动一方，三年之中，大殿、院门、经楼及寮舍70余间，皆依次完成。觉寂塔亦整修一新。众僧悦服，“咸谓山寺复修，百余年来，得未曾有”。
建国前后，曾任省佛教会会长，素为禅林所重。圆寂后，1982年移骨九华山，另为塔祀。
张海
张海(1918—1968)，原名张才喜，双峰乡人，贫苦农民出身。1942年在官庄王湾加入杨其文游击队，1945年，受命回故里就地组织武装，开始仅3个队员，3条破枪，被国民党知情后，抓走他的未婚妻，烧掉他的茅屋。于是，他就以游击队为家，视队员为亲人，坚决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他领导的那支便于隐藏，便于转移的小游击队，惯于昼伏夜行，稳、准、狠地打击黄柏、源潭、余井等地劣迹昭著的土豪老财，成为当地威名赫赫的“夜老虎”。
1947年，张海被接收为中共正式党员。是年初，队伍发展到“十来个人，八九条枪”。由游击小队升格为皖西二大队下的游击中队。5月，队伍发展到3个班，“四五十人”，又整编为皖西自卫军二营六连。小队，中队，连队，都由张海任队长，从未易人，所以人们习惯地称他所领导的队伍为“张海游击队”。
是年起，张海游击队开始与主力部队配合作战。2月份，皖西二大队在新安渡俘获国民党中将军衔怀太师管区司令的战斗，有他配合；夏秋之间，皖西人民自卫军攻打源潭铺和石牌镇的两场战斗，也有他的配合。源潭铺战斗中，他除部署游击队分担一个方向的进攻任务外，还亲自为主力部队作向导，深入敌营腹地，使战斗在“我无一伤亡”中取得预期战果。国民党军对潜山革命根据地“大清剿”时，他联络发展了几支新游击队，相互配合，在怀宁高河、大洼岭一带，破坏国民党情报网，挖掉敌人“耳目”，对保护解放区政权起了很大作用。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部队整编，任命张海为一分区炮兵连长，后改任参谋，1948年2月，组织上派他到一分区管理处工作；6月，任命他为桐潜第七区(即源潭区)区长兼区干队队长。建国后，1954年2月至1955年3月，任潜山县副县长。后调至马鞍山市，历任采石区副区长和林业、劳动局副局长。“文革”中，含冤卒于马鞍山市总工会副主席任中。粉碎“四人帮”后，组织上给予彻底平反。
江才喜
江才喜(1918—1972)，双峰乡人。出生在农民家庭。11岁时，其父因劳成疾病死。由于家境贫寒，兄妹相继夭折或离走，只留下他一人，与母亲讨饭为生。建国后，他参加了革命工作。1952年，他组织贫下中农，办起马寨乡第一个农业互助组。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62年起，先后担任双峰大队党支部书记、双峰公社党委委员、源潭区革命委员会委员。1964年，安徽省人民委员会授予劳动模范称号。
江才喜在担任双峰大队党支部书记期间，带领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打山水田综合治理的硬仗。经过短短的八九年时间，到1971年，即他去世的前一年，双峰大队粮食平均亩产由原来100多公斤增加到627.5公斤；社员口粮由过去每年国家供应4—8万公斤，而成为自给有余；集体储备粮食达1万多公斤；并营造了方圆8华里、近万亩的松杉茶竹并茂的山场，将过去“山头光秃秃，田地靠天收，吃粮靠供应，用钱靠救济”的穷双峰，建成为一个山青水秀、林茂粮丰、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生机勃勃的新山村。
江才喜以管好集体山林闻名县内外。他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带领干群到外地参观学习，发动群众制订护林公约，抓住好坏典型进行奖惩兑现，组织护林员日夜巡逻，组织专业队常年专搞林业生产，“死封”与“活封”相结合，以保证社员生活烧柴，以及制订“五严五宽”(对内从严，对外从宽；对干部从严，对社员从宽；对屡犯从严，对偶犯从宽；教育从严，处分从宽……)的管理措施，把植树造林、封山育林变成全队干群的自觉行动，使双峰的荒山荒岭全披上了绿装：“阴杉，阳松，洼洼坳坳竹园林；桃子队，板栗山，梨子，菜、药、果、杂遍地栽。”成为全县林业战线上先进集体。
双峰原有80％以上的农田靠天收。为了改善水利条件，江才喜一次又一次跑东沟，爬西岗，进行实地察看；一次又一次访问老农和召开干群座谈会；一次又一次到兄弟社队学习“取经”；一次又一次上县城争取有关部门支持，解决物资和技术上的难题……他在集中群众意见和借鉴外地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把“藤上结瓜”(拦河打坝建水库)和“瓜边牵藤”(将山河改到塘库边，让它绕山脚转，使塘库遇旱引水，遇洪排水，不致被洪水冲毁，同时，又可在老河道上造田，扩大农田面积)相结合的治水方案，带领全队干群，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打响了“塘库深山建，渠道绕山转，逢沟砌沙柜，沟凹变良田”的农田基本建设的硬仗，有效地改变了双峰大队的水利条件，促进了农业的稳产高产。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歪风刮到双峰，有人提出要收回社员自留地，江才喜旗帜鲜明地说：“社员自留地是上了《六十条》的，《六十条》不改，社员自留地坚决不收回”，他有力地抵制了收回自留地的歪风，得到了社员的拥护。在“造反”烈火烧起后，江才喜也遭到大字报的围攻。在一次“批斗”江才喜的群众大会上，“造反派”指责江才喜抓生产“是以生产来冲击革命”，可当主持“批斗会”的“造反派”头头宣布大会结束的话刚落音，江才喜就走到台前说：“毛主席不是说抓革命要促生产吗，今冬生产不搞好，明年我们吃什么?要求大家把田里麦、菜、花草防冻工作抓一抓，各队耕牛要加强保养，还要注意防火防盗……”江才喜一番热气腾腾的话，说得会场上200多人心里暖呼呼的。他一回到家里，拿起一顶旧猴帽往头上一戴，拉把稻草把自己鞋袜一扎，拐根棍子，冒着迎面吹来的风雪，翻山越岭，深入到生产队、居民户检查去了……。
江才喜公而忘私，时刻以党的利益和群众的利益为重。群众说：“我们的江书记心里装着全是公字”。1964年8月，江才喜在县里参加四干会。一天中午，他突然接到家里打来的电话，说他儿子病重，要他连夜赶回家。江才喜听后，心里一紧，但马上又果断地说：“这会内容多，任务紧，我不能回家，请家里找医生抢救”。当第二天会议结束，他回家时，孩子已经死了。公社领导怕他受不住这沉重的打击，特派一位干部安慰他。这位干部连夜赶到他家，却见他正在召开社员大会，传达县里四干会精神。当这位干部向他转达公社党委的心意时，他激动而坚定地说：“我舍不得我的孩子，但我不能因失去一个孩子而影响党的工作……”
江才喜是“大老粗”出身，但他好学，长期坚持不懈地学习文化。经过多年努力，他不仅摘掉了“文盲”帽子，能读书、看报、念文件，而且写学习笔记工作日记19本，共15万多字。
江才喜长期身患有病，但他日日夜夜，总是一心扑在工作上，经常带着高烧，忍着腹痛，忙碌在山林、田间、工地、会场。1972年3月1日，江才喜和群众正在建造马寨校舍的工地上忙着，他突然一阵腹痛，随即休克过去，转入县医院，经医生诊断是化脓性胆囊炎，医院全力抢救无效，两天后不幸病逝。噩耗传开，双峰大队社员失声痛哭。同年12月，中共潜山县委发出了关于在全县《开展宣传、学习江才喜同志的决定》。1973年10月，中共安庆地委发出关于在全地区《开展学习江才喜同志的决定》。1974年6月27日，《安徽日报》发表了《一个好党员、好干部——记潜山县双峰大队党支部书记江才喜》的长篇人物通讯。
张东野
张东野(1889—1974)，岭头乡人。童年随父亲张开甲在江西南昌度过。1905年考入清江西讲武堂，在讲武堂与同学郝耕仁参加了孙中山、黄兴创办的“同盟会”。毕业后，任上海警察局闸北区公所小队长。1920年后，先后在安徽省督军柏文蔚部任交通部长、三十三军袁子金部任师参谋长。1930年去西北，在西安杨虎城参谋部任咨议员，后任甘肃省军法处处长、××专区代理专员，灵台、泾川、礼县、民勤等县县长。1940年后，回安徽任潜山县临时参议会议长，并被省府聘为参议员。建国后，历任省、市政协委员，合肥市民建、工商联主委，合肥市副市长等职。
张东野在江西讲武堂毕业后，适逢辛亥革命爆发，他在上海参加了陈其美起义部队，因攻打制造局立了功，被任为宪兵大队长。“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称大总统，陈其美职务被解除，张东野遂转入“文化救国”，与张恨水等人在湖南、湖北、上海等地演新戏，同时进行地下反袁活动。1915年，因同党志士张某(张东野同族长辈)暗杀袁世凯派往上海的大员，行动失败遭捕，张东野也在英租界被捕，关押5年之久。出狱后，一直在政界任职。1940年左右，经西安、界首回安徽老家，参与地方抗日活动。1943年，在故乡潜山以县参议员的身份，营救共产党干部和新四军战士数十人。抗日战争胜利后，他由潜山迁到安庆，参加“安庆人民请愿团”，到南京请愿，揭露国民党及其军阀黑暗腐败。1949年3月，安庆解放前夕，他与沈子修、光明甫、房秩五、李湘若等，对国民党军队开展策反工作。这时，他参加了“民盟”地下活动。
安庆解放不久，怀宁县石牌一带出现了反动组织——“大刀会”，横行乡里，活动猖獗，严重妨害社会正常秩序。张东野受安庆党政领导的委托，只身前往石牌，协助怀宁县党政领导，分化瓦解了这一反动组织。
1950年，皖北地区灾情十分严重，为救济灾区群众，皖北行署广泛开展募捐活动。这年4月，张东野受领导派遣，前往香港利用与旧友许世英(曾任安徽省省长)的关系，在香港进行募捐活动，做出了有益贡献。此时香港有一家报纸假借张东野名义，造谣攻击大陆“壮丁抽尽，粮食征尽，运往苏联”等等。张东野闻知，义愤填膺，立即致函香港报纸，郑重指出：“安徽解放以来，根本未征过壮丁……征粮仅征官僚、恶霸、地主、富农各剥削阶级，中农以下，从未征过颗粒。至于运往苏联，更属无稽之谈”。
张东野怀着一颗爱国之心，先后发表多篇文章，劝导台湾同胞，为统一祖国之大业出力。1954年，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规劝国民党“美珍号”军舰舰长张苗禾(潜山油坝人)起义归来，当时反响很大。
1957年，张东野被划为“右派”。1974年含冤病逝。1978年5月，合肥市委统战部宣布摘去张东野“右派分子”的帽子。1981年，省委组织部又以(81)32号文件宣布给张东野平反昭雪。
王贯之
王贯之(1902—1974)，原名王心泉，又名王兴业，笔名金石，野寨乡人。
年少时，好读诗书，后毕业于国立武昌商业专科大学。1925年留学日本，在东京明治大学修业期满。这期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回国，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农民部秘书，中共安徽省临委一、二届常委。大革命失败后，回潜山任县立中学校长，暗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0年参加皖西革命暴动，失败后到北平。从1931年起，先后任北平平民中学、河北正定中学等校教员。1934年被捕，与党脱离组织关系。
1936年后，王贯之历任芜湖安徽省第二民众教育馆教导部主任、安庆初中教导主任、安徽省抗日救国动员委员会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及动委会组织部代理副部长、安徽省干训团教务科长及处长等职。1940年，重新加入中国国民党。1941年后，历任省干训团国民党区党部委员、霍山县长兼国民兵团上校团长、潜山私立华正中学校长、安徽省建设厅主任秘书、安徽省干训团讲师。1946年当选为省参议员。1947年后，历任安徽省建设研究会委员、国民党安徽省党部设计委员。
1949年，经有关人士介绍，王贯之与中共党的地下工作者取得了联系，在国民党内部做了一些策反工作。
建国后，王贯之先后任芜湖市立中学副校长、芜湖第一中学校长、民革安徽省分部筹备委员会委员兼宣教组长、皖南师范教导主任、安徽大学附师校长，后任民革安徽省委员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他系安徽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安徽省第二届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会员。
张牧野
张牧野(1906—1976)，祖籍潜山，生于江西南昌。15岁，父病逝，赖长兄恨水供读于芜湖、北平。1925年毕业于北平京华美专国画系。此后，执教于北师大附中、春明女中、安徽大学，担任过北平北华美专主任。1930年，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行动委员会(即农工民主党前身)。1949年，在芜湖参加“孙文主义革命同盟”。建国后(1949年12月)，他经农工中央推荐，由中共中央统战部介绍，入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毕业后，任农工民主党湖北省工作委员会秘书。1952年后，任农工民主党武汉市工作委员会宣传处副处长、处长。
张牧野自参加农工民主党后，一直积极从事民主活动。早年经常组织平津一带大学、中学学生，开展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1931年，他和其兄恨水在北平创办私立北华美术专科学校，恨水任校长，他本人任教务主任，齐白石、徐悲鸿、李苦禅等名画家任董事。在经济极端困难中，全校师生一心，勤工俭学，借丹青作刀枪，宣传抗日，积极从事爱国活动。由此，引起反动当局的注意。张牧野和张恨水等，被列入“黑名单”。随之，被派进的“职业学生”监视，张牧野等愤然停办了学校。
1937年7月28日，日军进占天津新车站。驻守在天津的国民党二十九军“大刀队”，奋起抵抗，挥刀杀敌。正在天津组织“华北抗日同盟会”的张牧野，也和很多爱国青年勇敢参战。正当日军遭到沉重打击时，“大刀队”却被迫奉命撤离天津。战斗停止后，张牧野才发觉自己腿部和肩上伤口血流不止。这时，日机在低空扫射，张牧野顾不得包扎伤口，奋不顾身地帮助受伤的战友和居民转移到安全地带。张恨水后来写的小说《巷战之夜》，即取材于此。
1937年底，张牧野在武汉与农工民主党主要负责人章伯钧、彭泽民商定后，带病返回家乡潜山、桐城一带，组织抗日游击队第一支队，他任支队长，张凯任副支队长，其兄张仆野(毕业于北平中国大学政治系，领硕士衔)任总务。游击支队在极艰苦的环境下坚持斗争，牵制和打击了进犯潜、怀、太一带的日军，保境安民，战绩显著。当时，国民党二十六军徐源泉部，曾一再给予奖励。但由于张牧野组建的游击队，未通过安徽省第一专员公署的批准，因而，被勒令缴械解散，张牧野还被关押4个月。1939年2月，安徽省第九专员公署专员邓昊明上书省府，才获准释放返乡。随后，连任安徽省第九专署、第六专署视察和视察主任。这期间，由于经常奉命到云岭向新四军请示或联系工作，他的思想觉悟得到了提高，也更增强了他倒蒋抗日的信心。
1946年6月，张牧野由爱国人士邓昊明推荐，出任当涂县县长。在任期间，他得知中共地下党员徐竞芳等人遭捕，县参议长杜正勋蓄谋杀害他们时，即设法将他们救出，杜正勋恼羞成怒，以“戡乱不力”的罪名呈报省府，将其撤职。1949年，他在“孙文主义革命同盟会”负责安徽方面的组织工作，积极进行倒蒋活动。这时，他策动芜湖县长谢汝昌及专署保安部负责人维持治安，保护武器，以迎接解放军。在百万雄师过大江之时，芜湖地方武装均投诚起义，中共芜湖军管会对张牧野这一功绩，多次肯定和嘉奖，并申报中共中央统战部。此后，张牧野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1958年，张牧野在“肃反”中被错划为“历史反革命”，开除公职。1976年5月，在武汉病故。1981年，中共武汉市委统战部、中国农工民主党武汉市委先后宣布给予平反昭雪，恢复政治名誉和农工民主党党籍。
郝兆先
郝兆先生(1896—1978)，又名天柱，曾化名一秒、郝宣，黄泥镇人。
1917年，毕业于省六邑中学。1918年赴日就读于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科，为反对北洋军阀政府与日本订立军事秘约，于5月随同留日同学归国，在上海成立留日学生救国团，任该团干事，兼《救国日报》记者，在此期间，结识了《民国日报》记者、总经理邵力子。
1919年，投身于“五·四”爱国学生运动，回皖同其他进步青年一起，发动成立安徽省学生联合会。因军阀马联甲下令捉拿进步青年，6月，郝兆先到湖南长沙任《救国日报》驻湘记者。这时，湖南学生联合会已成立，毛泽东是学联负责人。郝兆先持介绍信会见了毛泽东。郝得知毛泽东计划于7月7日组织青年学生举行抵制日货的爱国示威游行，而军阀张敬尧准备血腥镇压的消息后，利用他同湖南督军公署高等顾问徐清泰的关系，请徐说服张敬尧，取消了镇压学生的计划，使“七·七”反日爱国示威大游行得以胜利进行。
1920年，郝兆先任安徽省学生联合会和各界联合会驻上海代表；后又任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全国各界联合会总会评议员。1921年，任中、韩两国互助会评议员。同年冬，以在上海任职的各团体代表身份赴苏参加远东民族会议，并学习考察近四个月。1922年春回国后，在上海报纸上发表过“旅苏游记”，称赞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同年，在上海参加中国国民党，复又赴日就读于帝国大学法科。9月，任上海《民国日报》驻日特派员兼记者、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总会干事。1923年，任中国国民党东京支部干事，编《三五》(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季刊回国印发，宣传孙中山的政治主张。1924年5月，日本单方公布限制华侨入境的八条苛例，引起留日的学生和华侨、华工的愤慨，驻日华侨联合会派郝兆先回国，呼吁反对。郝兆先到上海发动反日运动后，赴广州与国民党外交部联系，并于大元帅府谒见了孙中山。受命后，复回上海组织反日运动。因得到孙中山的鼓励与指示，又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反日大罢工的支持，斗争取得了胜利，日方终于宣布停止八条苛例的实行。是年，郝兆先祖父在家乡黄泥病故，因郝兆先在宣传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和反日运动中甚有贡献，孙中山得知其祖父病故的消息后，题赠“教忠留懿”挽幛；外交部长伍朝枢也题赠“硕德耆年”挽幛。
1924年，郝兆先回日本前，在上海又先后两次会见了毛泽东。毛泽东启发他参加中国共产党，他请毛泽东开介绍信给在东京的中国共产党组织。临别时，毛泽东握着郝兆先的手说：“从此我们是一家人了”。郝兆先到东京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找到马克思研究会(实即中共支部)的负责人马哲民等，是年冬，在东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郝兆先任中国国民党驻日总支部常委兼工人部部长；1926年任驻日总支部华侨运动委员主席。1927年，中共中央调东京支部书记王步文和郝兆先等回国，分配到上海做国民党工作。郝兆先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宣传部秘书、代部长。“四·一二”惨案发生后，上海市民于14日举行大会。郝兆先以代部长的身份主持大会。大会要求淞沪警备司令部交还工人纠察队枪支，并惩办镇压工人群众的祸首。15日，国民党反动派接管了上海特别市党部，并在报纸刊登通缉令，悬赏1000元(银元)捉拿郝兆先。在白色恐怖下，中共地下活动极为困难。于是，党组织通知郝兆先到武汉，任湖北省总工会主席。8月，王步文从安徽到武汉。当时，国民党驻鄂中央直辖第九方面军总指挥方振武在湖北扩大部队，王步文因知方振武与郝兆先是世交，建议郝兆先打入方部。于是，郝兆先投奔方部任指挥部少将参谋，化名郝宣。
1928年，方振武部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团，参加第二次北伐战争。攻克河北沧县后，为保证部队的给养，方振武委郝兆先任沧县少将县长。郝兆先利用手中政权，宣传反帝反封建。9月，国民党反动当局得知郝宣即郝兆先，向方振武提出要郝兆先归案。在方振武的掩护下，郝兆先持方赠送的一千银元东渡日本避险。1929年回国。1931年，中共安徽省委书记王步文被害后，郝兆先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因而脱党。
1932年，郝兆先随好友邵力子赴甘肃省兰州。邵力子任省主席，郝兆先任省府第一科长。不久，改任临洮县县长。1934年，邵力子调任陕西省主席，郝随同到陕西，任蓝田县长。在任时，兴利除弊，尤其在禁止鸦片运动中成绩显著。他为了发动民众检举贪官污吏，在县府设置了由他亲自开启的“报告箱”。在一次开箱中，发现有人检举其弟郝秀岚吸大烟，经调查属实后，他秉公依法惩处，将郝秀岚上镣下狱。此事对全县震动颇大，推动了禁烟运动。在任职期间，家乡亲友多有来蓝田拜访谋事，他除择优录取一人外，其余都经劝说后赠之以路费使之返回，并托人带回“蓝田县府，非郝氏宗祠”的大字条幅，张贴于老家祠堂，并明言：“以后族人再来蓝田找我谋事，恕我不再送路费了”。家乡筹建小学，郝兆先得知后，捐赠一百银元作为创办经费。
1937年，郝兆先因病咯血，辞去县长职务到西安疗养。1938年春，赴洛南县任县长。在任时，他将延安派来的干部安排在抗日动员委员会任委员，以便根据中共的方针、政策，开展抗日斗争。当时，洛南掀起了发展生产、支援抗战的热潮。当开展抗日捐献活动时，他动员妻子捐献了首饰和皮袄，自己的皮背心也押入当铺凑钱捐献。在任期间，他利用合法身份，设法释放了囚禁洛南监狱的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一位地下工作的同志，并多次掩护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脱险出境，多次营救进步青年学生。郝兆先的行动，引起国民党右派的不满，于是被撤职。1940年离开洛南去西安，后任律师多年。
西安解放后，郝兆先参加陕甘宁边区法院工作。1950年任陕西省人民法院审判员。1951年调西北司法部工作，兼西安解放中学校长。1952年任民革陕西省委员会筹委和第一届委员；同年调西北民族学院任秘书。1953年任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参事。1954年任陕西省参事室参事。1958年在反右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受到批判，后在反右倾运动中被撤除职务。回原籍黄泥“教育改造”。1983年，经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余思明
余思明(1914—1981)，又名江龙，槎水乡人。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互助组长、农业社长、大队党支部书记、公社副社长、公社党委委员。
1951年，余思明在山区创建了第一个农业互助组。1953年，他又带头组建了农业合作社。他所领导的林建农业社(公社化后为林建大队)，地名查家冲，山高岭大，气候寒冷，冬雪要到清明之际才能化完。当地人说：“查家冲，土质差，不是面浆就是沙；大田不过亩，小田只有巴斗大”。建国初期，人均只有6分亩的田地，粮食亩产不过200公斤，多数人家只有半年粮或不到半年粮。余思明依靠组织起来的集体力量，大搞科学种田，努力改变生产条件。他带领群众，在漏水沙田里用黄泥土拌和，在面浆田里施绿肥，在黄泥田里加沙铺草皮，土法上马，两三年内改造了200多亩的低产山田。在改良土壤的同时，又带领群众，大兴水利，先后整修老塘13口，河埂26处，新开水塘18口，防洪山沟12条，使水利条件大为改善。1954年，他从桐城引进花草种，在山区首次试种绿肥成功。在大抓粮食生产的同时，他又发动群众，发展养猪事业，大搞副业生产，大搞植树造林。由于他带领群众走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之路，在短短的四五年间，林建农业社面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1957年，粮食亩产由1951年的200公斤上升到568公斤，由缺粮队一跃变成余粮队。是年，向国家卖余粮10多万公斤，生猪平均每户2头，副业收入2.4万多元，年人均收入83.68元，超过了当时全县富裕中农年人均收入76.32元的水平。全社4000多亩荒山全部绿化，营造了千亩竹林，3000亩松、杉。50年代，林建农业社成为县内外、省内外闻名的农业先进典型。余思明先后出席潜山县第一、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安徽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17次获省、地、县授予的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1957年2月，他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表彰。
“大跃进”年代过后，余思明带领群众战胜因左倾错误带来的种种困难，使林建大队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大步前进。
“文化大革命”中，余思明被“造反派”批斗，头部被打伤，后长期抱病在家，直至去世。
王枞
王枞(1902—1983)，字雪桥，又名晴柱，野寨乡人。1928年，毕业于广州厦门大学教育系，随即任教于安庆六邑中学，相继担任六邑中学教务主任、国民党省党部总干事兼皖报社主编。这期间，创办了国事新闻快报。1933年冬，留学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专攻教育心理学。1937年学成回国，在故乡潜山创办县立农业职业学校，并担任校长，开本县职业教育之先河。1938年，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宣传科长兼潜职校长。由于日军压境，学校几撤几散，他离校赴省，先后担任省参议员、皖报社社长、省图书杂志审查处处长、安徽学院教授等职。1947年2月，他又回潜山，发起族人创办华正初级中学(在今岳西撞钟河)。1949年，他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委员兼书记长。
1950年，王枞离大陆去台，任台湾师范大学教授、台湾省教育厅主任秘书等职。1963年赴香港任调景岑中学校长。1965年返台休养至去世。
胡遐龄
胡遐龄(1908—1983)，罗汉乡人，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安徽分会理事，黄梅戏著名老艺人，省政协第三届委员会委员。
胡遐龄17岁随兄长胡木林学戏，工花旦、正旦，后改唱彩旦、老旦。1952年前，常演出于潜山、怀宁、太湖、岳西等地。1952年2月，为潜山县黄梅戏剧团演员。1953年6月，调至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当演员。1954年，参加华东地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荣获表演二等奖。1959年3月，调任安徽省艺术学校黄梅戏表演教师。
胡遐龄继承和发展了黄梅戏旦角表演艺术，尤以彩旦表演独具风格。他在黄梅戏《砂子岗》中所塑造的艺术形象，为其代表性创作剧目。他积极协助有关部门，挖掘、整理、改编传统剧目。口述《荞麦记》、《闹花灯》、《砂子岗》、《点大麦》、《登州找马》等剧本20出。他继承并丰富发展了黄梅戏唱腔音乐，在参加拍摄黄梅戏艺术影片《天仙配》中“槐荫树”一段唱腔，宽厚刚劲，独有风韵。
胡遐龄在安徽省艺术学校，先后执教于6个黄梅戏班级，并热心辅导中青年教师，开展艺术研究，培养了一大批艺术人才。
左四和
左四和(1902—1983)，字灿庭，五庙乡人。出身于民间戏曲世家。他读过6年私塾，14岁开始随民间艺人张庭汉入班学戏，工旦行。1927年起，他随班巡回于太湖、潜山、岳西等地演出。1957—1958年，在安庆市黄梅戏剧团工作。晚年，以教戏为主，辅导民间剧团。
左四和集黄梅戏、高腔、弹腔三个剧种于一身，融合贯通，将弹腔、高腔部分传统剧目移植成黄梅戏，丰富了黄梅戏剧目，如《双丝带》、《双插柳》、《龙凤配》、《刘子英打虎》等。他口述弹腔剧目《双救主》，由王兆乾改编为黄梅戏《女驸马》，由安徽省黄梅戏剧团著名表演艺术家严凤英、工少舫等演出，并拍成戏曲艺术影片。
余协中
余协中(1898—1983)，名谊爽，更名谊达，官庄乡人。191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后，赴美入卡拉格大学，一年得硕士。继入哈佛大学，读博士课程未毕，返北平，任国立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1929年起，先后任天津南开大学、安徽大学教授。此后，历任北平市东北外交委员会常委(张学良任委员长)，兼研究部主任，中国国防设计委员会(蒋介石任委员长)外交组委员。1936年，赴开封任河南大学文史系主任。1939年，赴重庆任国立编译馆编辑。未几，往昆明任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后随远征军赴缅甸，任远征军外交联络员，驻眉苗与英驻缅总督保持联系。
1941年，为增进中印两国之谅解，余协中应军委会国际问题研究所之约，以休假教授名义赴印讲学。旅印8个月，足迹遍及加尔各答、新德里、孟卖、拉合尔、加什米尔、饶并狄。除在各大学讲演外，并对当时印度各党派及人物之政策与思想加以研究。时甘地与尼黑鲁均在狱中。尼黑鲁致函请其季妹哈青逊夫人与余协中接洽。在孟卖两人多次会谈。在新德里，余协中又同甘地长、次二子会见。由印返国后，根据调查所得，写成报告呈军委会，就印度国内形势和中印邦交之发展趋向，提出了有益的见解。
此后，余协中曾为战后和平问题在大公报发表一篇社论，获考试院院长戴传贤的赞赏，被邀任中央考试院参事，并兼任中央政治学校特别讲演。1944年，被调任两广、湘、赣、闽五省讲演。
抗战胜利后，余协中应杜聿明之邀，往沈阳任东北九省保安司令部秘书长。其时，杜聿明与东北九省主席会商，开办东北中正大学。余协中初任该校文学院长，继任该校校长。辽沈战役前夕，该校学生多奔赴石家庄，投身革命，学校无法开办。余协中将学校移交教育部后，携眷赴沪，旋又由沪赴港。1957年，携眷赴美定居。
余协中好学多才，知识渊博，写有史学方面的著述。二子均受优良教育而各有所成。
长子英时，1961年得哈佛大学博士后，先后任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教授。1973年应香港中文大学之聘，返港任新亚书院校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1974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现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近年致力于中国思想史之研究，为国际知名之史学家、哲学家。海峡两岸留美学者，很多出自其门下。中西文专著百数十种，如《汉代中外经济交通》、《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历史与思想》、《近代史学与传统》、《中国知识阶层史论》、《文化评论与中国》等，不少著作已再版多次。
次子英华，美国密西根大学哲学博士，毕业后即执教于密西根大学。擅长逻辑学、知识论。因教学成绩优异，密西根大学破例提前给予终身职位。亦有著作出版问世。
邵文俊
邵文俊(1911—1986)，世居王河舒席之乡，父祖辈皆精于编织竹席，而家境却代代贫寒。因无钱读书，自幼便从父学艺。刚达成年，即去簟行卖工。活儿多，别人不堪其苦，他却以此为技研良机，承祖传，创新艺，刻意求巧求精。结果，在此练就编织精细席的全流程硬功夫。限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他的技能不能很好发挥。抗日时期，为改变生活环境，到舒城县织席为生，后来定居于该县城。
1951年8月，他与该县城几位篾工组织竹席生产组。1953年发展为竹席生产合作社。1956年，该社又发展成舒城县国营舒席制造厂。他先在厂里任技师，后任车间主任。是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该县评为先进生产者，出席全国第一次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他热爱竹编工作，并在技艺上不断钻研。建国后，曾以名家字画为蓝本，临摹编织成竹席字画挂屏80余幅，计30多个品种，“莫斯科钟楼”、“丹凤朝阳”、“和平鸽”、“迎客松”、“克里姆林宫”等品种尤享盛名。“迎客松”画屏被陈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中。他热心传艺，不苟保留所长，曾给舒城县培养出一批“龙舒贡席”编织能手。
李肇训
李肇训(1911—1987)，罗汉乡人。1930年毕业于安庆东南高中。抗日战争爆发之年，弃商考入国立军医大学。1941年毕业，被派往上海警备司令部总医院任少校军医组长。1948年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从事地下革命活动。上海解放前夕，他和一批拥护革命的同事拒绝去台湾，搞秘密护院工作。最后，以一套完整的医药器材奉献给人民解放军，荣立三等功一次。解放后，该医院改编为第三野战军一○○医院，他被留任连级主治医师。1951年，一○○医院迁徙苏州，他随院转移。1960年，升营级传染科主任；1964年，升团级医务处主任；1978年，提升为副院长，至1980年病免。1983年病情稍好，继续出任医疗技术顾问。1984年被吸收为中共党员，并被评定为六级技术职称，享受正师级待遇，随即又被推举为沧浪区政协委员。1987年9月8日病逝。
李肇训自1949年5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曾荣立过三等功3次，四等功2次，并被评为南京军区二级技术能手，出席过省军区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受到大会表彰。在他领导传染科工作时，该科曾多次被省军区评为先进集体。1981年起，他常咳嗽咯血，经摄片诊断为原发性肺癌，他深知自己服务时间不会太长，益发废寝忘食地向青年医生传授临床经验，纠正他们病历书写上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传染科的门诊工作，直到卧床难起时为止。病逝后，中共一○○医院委员会作《关于向李肇训同志学习的决定》，称他“医德高尚，为人表率”，有“高尚情操”和“磊落胸怀”，“是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先进典型”。并向全院职工印发了《一个忠诚无私的共产党员一记离休干部李肇训同志的事迹》一文。
乌以风
乌以风(1901—1989)，别号“天柱老人”，“忘筌居士”。原籍山东聊城，后定居潜山野寨。
1922—1928年，乌以风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8—1933年，任浙江省图书馆编纂和杭州省立高中教师。1933—1934年，任安徽省教育厅秘书。1934—1939年，先后任安徽省立宣城中学、安庆一中校长。1940—1942年，任四川复性书院典学和重庆大学副教授。1943—1949年初，任潜山景忠中学校务主任、校长，并于1948年兼任安徽大学教授。1949年5月，任景华中学校长。1951年7月，任安庆女中教师。1952年8月，调任安庆师范心理学教师。后被划为“右派”，并因历史问题错判入狱。1969年出狱后，被遣送到潜山农村劳动。1979年7月，“右派”问题得到平反改正，历史问题的原判也被撤销，宣告无罪。同年，担任安庆师范公共课教研室主任、心理学副教授。1984年，荣聘为皖北农学院名誉教授。1986年底，被评为安庆师范学院心理学教授。1979年后，他曾先后被推选为安庆市第四、八届人大代表，并担任省政协第四、五届政协委员。
从1933年起，乌以风就开始考察、研究天柱山。他攀登天柱山数百次，将其与五岳、黄山相比，总结出天柱山集“雄奇灵秀”于一身的风景特点。从此，他诛茅开径，先后捐资修天柱山房、望岳亭；又约请友人募资修建了岳云山馆、七人洞以及从良药坪至拜岳台的2000多级石阶。
为了填补天柱山无志的历史空白，他决心撰写《天柱山志》。在撰写山志的过程中，他翻阅了浩繁的典籍史料，发现不少史料记载与实地情形不符。如清代李云麟在天柱绝顶书刻的“孤立擎霄”四字，有关典籍多写为“孤立晴霄”。为订正这一讹误，1937年9月，他请6位药农相助，亲自登上海拔1488米高的天柱绝顶，用红漆将“孤立擎霄”四个大字标出。后来(1979年)，他在编写《天柱山志》时，经过多方努力，获得了载于清王锡祺编著的《小方壶垒丛书地理志补编》中的李云麟撰写的《天柱刊崖记》，弄清了书刻“孤立擎霄”四字的真实详情，澄清了传说中的一些谬误。
自1938—1956年，他经过多次实地考察，多方搜集、考证资料，辛勤耕耘18年，完成了《天柱山志》书稿。“反右”前夕，他将志稿交友人刻印，不料被人掠去。他得知消息后，泪流满面。在度过牢狱之苦归家后，他检点书籍，发现尚存部分山志资料。为了“为名山留一信史”，他晚年又重新伏案疾书。经过1500多个昼夜的耕耘，终于写成《天柱山志》第二稿。1984年，该书由安徽省教育出版社出版。为开发被冷落千年的历史名山，乌以风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乌以风在实践着他的“开山”宏愿的同时，为教育事业献出了毕生精力。1943年，安庆行政督察区专员范苑声召集安庆六县和湖北黄梅等三县知名人士，在天柱山麓野人寨议定修建抗日烈士墓和创办景忠中学(景仰忠烈之意)，请乌以风下山担负创建学校的重任。乌以风不负众望，求助于社会贤达，奔走于省县之间，为校址的选择、校舍兴建、经费筹集、教师聘任，历经千辛万苦。1943年9月，景忠中学终于按时开学。可是当时，省教育厅以景忠中学未获批准而擅自开学为由，不予立案，不承认学生学籍，并勒令停办。乌以风对此极为愤慨，亲自到省会周旋。恰好这时其同学汪少伦接任教育厅长，留乌以风担任教育厅主任秘书。他到任后，即代行批准了景忠中学。随即又辞官归校，任景忠中学校长。乌以风爱校如家，靠一点山场、校田，将学校越办越旺。建国前夕，战事频繁，为了防止学校毁于兵火，他将学校迁至安庆，坚持上课，直到潜山解放，他将景忠中学完好无损地交给了潜山人民。1949年5月，景忠中学与光华中学合并为景华中学(后改名为野寨中学)，乌以风被指定为该校校长。其时，景华中学办得有声有色，它是潜山县从建国前延续到建国后的唯一的一所中学。
乌以风一生坎坷，秉性耿直，豁达善良，甘于淡泊，艰苦朴素。他终生致力于哲学、史学、文学、佛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治学严谨，涉猎广泛，著述较多。同时，他还长于书法、绘画、古董鉴赏，具有多方面的艺术修养。他早年著有《李卓吾著述考》，建国后，著有《天柱山志》、《中国中古时期儒释道三家关系史》、《马一浮先生学赞》、《马湛翁诗词辑》、《性习论》、《岳云山馆诗稿》、《天柱老人书信集》等。
范苑声
范苑声(1901—1990)，字抒棠，槎水乡人。
年少时，聪明好学，勤奋攻读。中学毕业后，进修于北平大学。1925年春，留学于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得经济学士位。旋为明治大学院研究员，研读农村经济。1926年加入中国国民党，为驻日本总支部常务委员。1928年，为国民党东京直属支部常委兼训练部长。在日时，曾两次因参加反日、反帝活动而被拘捕入狱。
1930年，范苑声离日返国，先执教于北平师大及民国大学。1932年赴南京，主持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事宜。嗣后，任中央政治会议秘书兼经济委员。抗日战争开始后，任国防最高会议秘书兼经济委员。
1940年，范苑声返皖，初任省干训团教育长。1941年，调任安徽省第—行政区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隶有桐城、怀宁、庐江、无为、潜山、太湖、宿松、望江8县。1947年，国民党实施宪政，范苑声以高额选票当选为中央立法院立法委员，并任经济委员会召集人。大陆解放前夕去台，继任立法委员。
1943年夏，潜山县南郝家老屋，有自称“郝老师”者，开堂收徒，组织“大刀会”，谎称刀枪不入，惑众作乱。国民党省政府闻讯后，派军队进剿，虽杀伤甚多，但未能平息。范苑声为免祸及无辜，力请省府停止用武力进剿。他敢冒风险，亲赴郝家老屋，约为首者“郝老师”息战面晤，许以全家生命担保其安全。郝见其意诚，果出面相见。范苑声费尽口舌，晓以利害，指明出路，终使其降服。于是，为祸一时的“大刀会”之乱乃平。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陆军176师“转战数省，大小百战，歼敌数千”。1939—1942年，该师驻防皖鄂边境沿江诸地，多次同日军作战，尤以“三攻安庆，创敌最巨”。在前后数年的南北转战中，176师自损将士3713人。为表彰阵亡将士的功绩，由地方当局和176师组建“陆军176师阵亡将士墓筹建委员会”，公推范苑声为主任委员。他筹谋策划，力主其事，使工程进展很快，从收集阵亡将士遗骨到施工建造，前后仅用9个月时间，就将公墓在潜山县野人寨建成。除将士墓1座外，还有忠烈祠、纪念塔各1座，亭阁3座。造型得体，布局合理，建筑精美。范苑声亲自撰书公墓碑志。为便于管理和有利于教育后人，在公墓所在地办起安徽省私立景忠中学，范苑声亲自任该校董事会董事长兼校长。董事会置学田400亩，开商店5爿，以其收入供公墓和学校所需费用。
范苑声热爱天柱山，曾先后四上天柱山。1942年，范苑声为首组织天柱山开发委员会，亲自担任主任委员，多方组织人力、财力，进行开发。在较短的时间内，修建成从野人寨到良药坪的环山马道，并建茶亭数座。后因战事频繁而中断。
范苑声学问渊博，著述甚丰，于经济学说更多研究。著有《民生主义经济政策之理论体系》、《中国农村社会之经济研究》、《农民新生活》、《民生主义的战后经济政策》等。他爱习书法，初习柳公权帖，兼学赵子昂，后习颜魏。入台后又习王羲之。有暇必临池，正草隶篆，遇帖必临。晚年虽执笔较少，但喜阅各家帖集，几乎成癖。1988年编印出版《范苑声九十怀恩书法纪念集》，共汇集历年手书诗文、格言、对联等185幅，正草隶篆，四体俱全。
范苑声在海外的子女有：长子光陵，美国犹他州立大学博士，任台湾中兴大学教授、系主任，国立成功大学商学院院长；次子又陵，美国布鲁克宁理工学院博士，任美国联合碳氢公司化学研究部主任；四子晋，美国犹他州立大学毕业，任美国品种控制室主任；六子诚，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大学硕士，任州政府工程师；女一陵，美国米尼苏达州立大学博士，任美国贝尔电话中心研究员。范苑声妻及长媳、二媳、四媳、六媳和大女婿，均系大学毕业或肄业，二媳和大女婿为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