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佃与自耕土地改革前，土地除姓族公堂、寺庙、茶亭、桥渡等占有部分外，境内土地80％以上为私人所有。1949年，全县耕地252100亩，其中地主、富农以及由他们掌管的姓族公堂所有的占48.5％；贫农和雇农所有的占16.4％；中农所有的占35.1％。地主人均5亩土地，以出租或雇工等形式耕种。中农在自己的土地上自耕自给。无地或少地的佃农依靠出卖劳动力，租地谋生，备受剥削。26年(1937年)7月，县府在《岳西县最近三大中心工作及项目及办法与程序》一文中，向省报告，“查岳西佃农制度特殊，久受地主之脧削。据调查所及，佃农终岁手胼足胝，昼夜勤农之所获，每年仅得收获十分之二，最多亦不过十分之三。”地主剥削农民的程度，远比他县一般租佃“五五分成”深重得多。
本县租佃形式有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两种。
实物地租分额租和活租。额租，即定租，由东家额定其出租土地的常年产量，租佃分成比例，出租年限，佃户交“系庄钱”(即押金)承租耕种；到期退庄，东家退还不计利息的系庄钱；如东家满意，可以续租。额租分成比例一般为东八佃二，或东七佃三。一遇灾年，佃农交清租谷，仅剩地粮。活租，不定基数，只定东八佃二或东七佃三分成比例，秋收时，东家监收，按实收产量比例分成。无论额租、活租，每年秋收后，佃户皆须办课酒，交纳课鸡和黄豆、芝麻等杂粮，除交纳地租外，佃户还须负责东家的杂务劳役。
货币地租，即按谷物时价，以钱折租。
租佃制度，促使农村贫富日益两极分化，贫苦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常年辛勤劳动所得粮食，十之七八归地主，自身难以糊口。而地主却利用剩余大半的租谷，囤丰粜歉，放债取息，积累资财，兼并土地。汤池储玉楼、吴宽宏两户大地主，积数十年之财，各兼并良田数百亩，致使附近百余户农民失去自耕土地，而沦为佃农或雇农。
自耕农，无交租忧虑，自食其力，肯向土地投资，平坡垒坝，购置农具耕牛，兴办水利设施，所获单位面积产量一直较高。
封建生产关系压抑着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反压迫、反剥削、减租减息的农民运动不断兴起。民国19年(1930年)请水寨农民暴动之前，农民协会提出“稻卖两块半(银元)，地主头要断”的斗争口号。29年，县府曾贴出减租减息布告，但未曾实施。36年11月，县民主政府进行的急性土地改革，被国民政府军25师反攻倒算而中断。
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土地改革法》。同年10月1日至1951年4月，本县全面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参见《大事记·大事纪略·土地改革》)，土地以乡平均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达到人人有田，户户有山。对地主、富农也分给一份土地，人均略低于贫雇农(表5—1)。
表5—1岳西县土改前后各阶层土地占有情况单位：亩

农业生产互助组土地改革后，农民领取《土地证》，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愿望，在自己的土地上精耕细作，换种增肥，勤于农事，发展家庭副业，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1952年全县粮食总产量达48231吨，比年景相同的1949年增产25.4％。
在农业生产历史上，农民早有换工、变工、亲友助工等习惯。缺乏耕牛农具的农户，亲邻之间，联户集股，筹资买牛，按股役用，耕作器具随牛配套，俗称“伙牛”；未入伙者以人工换牛工。土改后，换工互助与插股伙牛更为普遍。1950年12月10日，莲塘乡雇农储爱群响应县政府“组织起来，生产度荒”的号召，与另11户(时称“十二根讨米棍”)将分得的耕牛、大农具及田地合股组成互助组。1951年，各种形式的生产互助组发展到943个，入组7918户，占总农户的16.4％。同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正式公布《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鼓励农民“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1952年末，全县互助组增至3291个，入组29675户，占总农户的59.7％。1953年达3544个，入组31661户，占总农户的59.8％。1955年仍有互助组2978个，入组农户30064户，入组农户占总农户的54.1％。互助组的组成以“自愿互利”为原则，有临时季节性和长年固定性两种形式，每组一二十户。临时互助组是单项农活或季节农活协作互助。常年互助组选有组长、记工员，组内劳力、牛力、大农具的使用及农田用水、农活安排次序，由组长主持民主商定，实行简单的统一安排。组员参加组内农副业劳动，每晚评工，由记工员记工登帐，秋后结算找补。种植计划归户自定，收获物各归各户。
农业生产合作社1952年，本县开始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农业经济逐步向集体所有制过渡。至1957年春全部实现农业合作化。建社过程中，分初级农业合作社(简称初级社)和高级农业合作社(简称高级社)两个阶段。1952年3月，报经地委批准，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2个，入社农户20户85人。次年，初级社增至7个，入社146户609人，入社耕地598.5亩。1954年末，初级社发展至50个，入社农户874户，占全县总农户的1.6％。另有一批未经申请批准农民自己组成的农业社，时称“自发社”。初级社实行土地评产入股，土地所有权归户，经营权归社。社员参加社内生产，实行评工记分，其分配原则为奖励劳动，多劳多得，兼顾土地利益。年终按总收入扣除税金和生产费、管理费，提留公积金、公益金后，按土地40％、劳力60％的比例分红。社员的耕牛、大农具、林木、茶叶等均折价归社所有，折价款全归土地股分摊，3年还清。每社建立社务管理、监察两个委员会，各选正、副主任2至3人。办社干部转为驻社干部，具体帮助制订生产计划、安排劳动组合、管理财务帐目和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等工作。农户由临时派工到试行逐项定额，将劳力分设若干生产队或生产组，采取临时、季节包工以至常年包工、包产、包费用、超奖减赔的办法组织生产。1954年，为使农业社更趋集体所有制，将各社原定土地、劳力四六分成比例改为三七甚至二八分成，各种入社折价款仍由土地股分摊，国家拨放贫农合作基金支援还款，贫农社员人均5至10元，全部留作社内公共积累。一些中农社员依据“入社自愿，出社自由”原则，借故要求退社，但合作社不予退股，全被卡住。
1955年7月，毛泽东撰写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及其主编的《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问世，全国自上而下皆以阶级观点，分析农村各阶层对合作化所持的不同态度，批判“小脚女人”(进度慢)，打破“清规戒律”(不限条件，不要批准)，放手发展农业社。10月11日，中共中央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定》颁发后，县委干部分头下乡，向全体农民传达。县城与人口密集点召开万人大会，请访苏回国的贵池县劳动模范罗光明作报告。不到四个月，入社农民为前3年总和的8.6倍，初级社猛增到257个，入社8906户，占总农户16％。在合作化高潮中，大批发展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和评选模范，社会救济亦偏向农业社和互助组。大势所趋，农民纷纷申请入社。
1955年末，新办的初级社尚未稳固，又匆匆着手转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至1956年元月，办起高级社104个。5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颁布，将大办高级社运动推向高潮，一些“单干户”和互助组直接卷进高级社。到年末，高级社发展到151个，初级社发展到344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89.7％。高级社取消土地股分红，入社耕地全归集体所有。山场林木、耕牛农具入社多未及时折价；初级社到高级社只转一笔帐，社员称“打公堆”。高级社收益分配实行“按劳取酬、多劳多得”。每社将所有劳力逐个评定底分，规定全年出勤日，无故旷工按章处罚；以方便生产为原则，10户20户组成一个生产队；耕地定片，沿用“三包一奖”(包工、包产、包费用、超产奖)办法向社承包。队配记工员1名，出勤者逐日评工记分；社配会计1至3人，年终由社核算，在可分配收入中求出工分值，各户以实得工分分红。粮食除国家征购、集体提留，口粮部分按大小口分等定量。按工分红、按人口分粮的分配办法，使社内人多劳力少和人少劳力多的户在既得利益上的矛盾更加突出。
高级社的管理体制与初级社同，但管理干部出身一律要求是贫下中农，对原来较有经验的中农出身的社队干部除党员和少数担任会计的外，全部更换。全县约1500名社队干部中文盲或半文盲占84％，相当于高小文化的占16％。水平低下，管理混乱，虽几经轮训，但很多社干仍难胜任。“三包”到队流于形式，生产中混工争工现象时有发生，分配不能真正体现多劳多得原则。部分社员“身在曹营心在汉”，留恋单干，个别社摇摇欲坠。为此，县委、县人委抽调百余名干部组成整社工作队，摸底排队，对第三类型的落后社逐一整顿。派驻整社队伍，以“民主革命不彻底”的名义，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响肠乡220户的彭家高级社，社长领导无方，自认三类社。工作队进驻20多天，将某些出身不好和贫下中农中的“出头好汉”12人加罪判刑，逮捕下狱，其中7人死于狱中。在极“左”行为的控制下，才使一部分摇摇欲坠的高级社未解体。
1957年，开展反“右”斗争，农村中结合扫除入社“绊脚石”，除个别山高路遥的独居户外，一律强令加入高级社。下半年，将344个初级社和151个高级社转并为336个高级大社，其中50户以下的社占8.5％，50至200户的占63.5％，200户以上的占28％，最大的汤池乡“五爱高级社”达1085户。山区居户分散，大部分高级社区域面积直径在10公里左右。众多社员同入一个集体进行生产，相互猜疑，互相观望。加之每社种植计划统由国家下达，任务、产量指标过高，“三包”失去可行性，形成“大呼隆”生产，“上工一窝蜂，派活乱点兵，半天歇三伙，混混十分工”，生产效率逐渐降低。1957年，农民人均收入92元。少数生产队出现瞒产私分现象。
人民公社1958年秋，毛泽东主席发出“人民公社好”的号召。8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本县从9月开始，仅用月余时间，将326个高级社并为43个人民公社，实行一乡一社、政社合一。原来的高级社经过调整，作为人民公社的生产大队，即基本核算单位。人民公社化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建立起生产资料归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农业、工业、商业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经济组织；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自愿互利，等价交换”的原则，但执行中越行越“左”，越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相适应。1959年12月，为进一步达到“一大二公”经济形式，实行撤区并社，将43个公社并为14个大公社，直属县领导。公社建立党委会和管理委员会，设办公室和组织、宣传、农村工作、工业交通、财政贸易、文化福利、政法武装、多种经济等8部1室；下辖管理区、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农林牧副渔，工农商学兵，统属社党委一元化领导。1961年12月，撤销大公社，改设14个区86个公社。1963年8月，又调整为8区63个公社。1969年10月，调整为61个公社，一直到1984年才全部撤销，恢复乡人民政府。人民公社实行26年间，除农技农艺、水利设施、良种推广有所发展，置有少量机械外，大部分地区生产力仍停留在原始的手工劳动水平上，经济发展十分缓慢。
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生产方式与分配形成，历经三个变革阶段。
第一阶段1958年至1960年，为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时期。1958年春夏间，农业生产大跃进，逐级控制复种指数，下达粮食种植面积与产量指标，要求水稻亩产保证1500斤，争取“双千斤”。要求稻田“亩施万担肥，加高5寸土”，分配每个劳力一月内积集土杂肥1000担的任务。各公社大建牛尾灶，砍槎烧地土；大挖脚板泥、屋地土，深掘尺许；大换灶壁土、菜地土，换尽为止。全县移户并庄，拆旧房2万余间，牵动近万户。对家家门前的肥堆进行检查评比。6月，《岳西报》连篇累牍刊载县外各地预测的“高产捷报”，哄抬产量。县内随之开展反对“观潮派”、“秋后算帐派”活动，将产量指标翻番，征购任务加码。县要求各社大搞丰产片，大放高产“卫星”，并专门下文，要2乡6社102个生产队创亩产2500公斤的丰产片，中晚稻要放5万公斤的“大卫星”等等，各社都有若干生产队将含苞的稻棵，几田并一田，结果造成烂草无收。9月，在大办人民公社的同时，大办钢铁。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境内以公社为单位，建立民兵团39个，下按管理区、大队、生产队、生产组改设营、连、排、班，所有劳力包括45岁以下历来只操家务的小脚妇女全部编入“钢铁大军”，只留老弱务农。“钢铁大军”不分昼夜，不讲班次地投入淘沙、烧炭、运输的战斗。全县以生产队为单位，办集体食堂3801所，实行伙食供给制，吃饭不要钱，少数农民欣喜若狂。一度时间还搞“夫妻不同床”，男女分开睡大铺，结果笑话百出。10月，大食堂改由大队分等定量发餐券，各户定时支领。干部登门逐户挖灶砸锅，收缴餐具，抄没粮食，收回自留地和菜园。冬季进入炼铁高潮，田间尚有一些枯稻未收。1959年反“右倾”继续“大跃进”，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时称“五风”)更加盛行，大面积丰产的“捷报”频传，高产“卫星”连连上天，组织参观时，凡报喜单位，连夜以七八成草秸充实仓储，上铺稻谷。1960年，县委提出“全县人民一条心，定夺粮食4亿斤(平均亩产800.6公斤)”的口号。“大跃进”中，大搞工具改革，县内自制各种器具共达10余万部件，多为废品，连同新引起的新式步犁、双轮双铧犁、电犁、牛耕器、圆盘耙、绳索牵引机一律废弃，“一时间，洋法土法遍地开花，到头来全部老犁老耙，弯腰割插”。境内这3年年景正常，但实产不高于1957年。本县历来是缺粮县，3年反调出粮食16530吨。仓廪空虚，食堂对每人日供6——3两原粮已渐难支，“瓜菜代”亦无所代，社员利用蕨根、麻脑、芋藤、秸杆、糠壳(时称“小秋收”)和槐叶、榆皮、野菜、水草充饥。3年中，全县女劳力因劳累过度造成闭经或子宫下垂的有8840多人，育龄妇女无孕的占80％；因饥饿而致浮肿的12300余人，饿死的19753人，多为健壮劳力。
3年中，人民公社实行三级半所有制，即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公社、大队、生产队为三级，生产组为半级。实际上公社内的劳力、粮食、耕牛、农具动辄平调。1960年10月31日，县委召开生产队长以上干部5000人大会，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反“五风”，退赔平调财物。年底，抽调630名干部下乡，逐社逐队安排社员生活；按每人每月不少于10公斤原粮的标准，安排18万人吃供应粮，解散集体食堂，恢复私灶。凡饥饿浮肿病人一律住院，每人增补2两油、半斤糖、2斤黄豆。饿死人的现象才得以遏止。
第二阶段1961年至1965年，为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反复变更时期。1961年初，推行“六定到田”，继又恢复原来的“三包一奖”，均推行不下去，不能改变出勤人数少、干活懒洋洋的状况，有的生产队甚至把一部分田地让给别队兴种。3月，中共安徽省委《关于推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办法的意见》(时称“责任田”)一经公布，便得到社员的普遍拥护。桥梁生产队有个社员手巾扎头两年多，逢人就说有头痛病，听说要搞“责任田”，连忙扯下头巾要承包。春耕前，全县4109个生产队实行“责任田”的就占99.5％。县委对五河公社桃李大队在推行“责任田”中执行包产与分配、用水管水、耕牛农具、大型技术性农活、水利兴修抗灾的“五统一”做法进行全面推广，继之全面检查，澄清“分田单干”的误解，促进生产发展。当年全县粮食总产71643.5吨，比丰收的1957年多收9661.5吨，增长12％。莲云公社将军大队，除1个队风灾减产，其他12个队189户承包“责任田”，有132户超产。12天就完成86.41吨粮食征购任务，是合作化以来完成征购最快最好的一次。同年冬，中共中央又颁布《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把基本核算单位由大队改为生产队，实行“三级所有，队(生产队)为基础”，将土地、劳力、耕牛、农具固定到生产队(时称“四固定”)，从此保持一段时期的稳定。1962年3月上旬，中共安徽省委作出改正“责任田”的决定。从3月9日到9月中旬，全县只有36个队改过来，有的却是明改暗不改。9月底，“责任田”的性质被上升为“单干风”、“翻案风”，改与不改是“两个阶级的争夺”。10月底，县以20天、区以10天培训生产队长、党团员、积极分子共11622人，再抽大队以上干部2726人，大张声势改正“责任田”，运用“忆苦思甜”形式进行宣传教育，说服社员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当时群众中普遍存在十怕：一怕高指标、高征购；二怕生产瞎指挥；三怕吃食堂饿肚子；四怕干活“大呼隆”，评工不合理；五怕平均主义，分配不兑现；六怕不顾生理特点，妇女又要下水田；七怕收回自留地；八怕干部贪污揩油，生活特殊化；九怕事事要请假，行动不自由；十怕集体庄稼兴不好，自留地无功夫兴。至1963年7月，全县尚有85个队明改暗不改，599个队改田不改地，42队改田不改山，44队改田不改埂，等待恢复责任田。直到1964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才全面改过来。
第三阶段1966年至1978年，为“文化大革命”和农业学大寨高潮时期。学大寨“改天换地”，各区社组织千军万马，改河造田、拦山筑库、平整土地，大兵团会战。这期间，除搞了少量无效工程之外，还兴修大量水利设施，造田并田，平整土地共6万余亩，兴建社队林、茶、牧场数百个。1969年冬，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加上学大寨的管理体制，几队并一队，穷富队搭配，实行并队核算，有20多个大队收回生产队的核算权，全面批判自由市场、自负盈亏、自留地和包工到户(简称“三自一包”)，割资本主义尾巴，限制商品经济的发展。劳力不准外出；手工业者交钱记工分；分配外的家庭收益如零星茶叶、果木等都得交公。菖蒲区只准鸡蛋、辣椒粉、瓜子自卖自得，汤池、五河等区，毁私人零星瓜墩，出动学生拔除玉米地里社员沿沟套种的豇豆。同时，学大寨的评工办法，将社员赖以生活的“工分挂帅”变为“政治挂帅”，评政治工分(也称思想工分)，不听话者扣工。1971年，取消“政治工”，恢复记“标准工分”，只要听指挥出勤，不论干与不干、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全劳力都记十分工。混工、窝工现象严重。农业单一抓粮食生产，限制其它经济活动。加之集体提留比例大，社员基本建设投工多，所以年终分配每个劳动日(10分工)的工分值，平均多为五六角，城区和三线厂附近的少数生产队达2元左右。约20％的生产队只有二三角。劳力年出勤300天左右，标准劳力年得工分约3000分，搞农田水利建设的年度可得四五千分。社员人均集体分配年收入通常只有五六十元。每年年终，人多劳力少的户所缺的口粮钱，只要本户劳力不缺勤，便“合法”欠帐；劳力多工分多的户分配后的余额是“镜子里钱”，长期不能兑现，多劳不能实现多得。出工不出力，吃粮靠集体，穿衣用钱靠救济的懒汉思想日趋严重，人民生活仍处在温饱线以下。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7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议》，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农民闻风而动，但基层干部抵触情绪大，阻力重重。1980年，农民冲破“堵”和“收”的阻力，暗地搞起责任制。8月18日，县委召开会议，贯彻省委负责人的讲话，认为“生产队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细胞”，批判包产到户是“走资本主义的单干道路”，县委派出大批干部深入农村，强制收回。9月，中央又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到1981年3月，全县4180个生产队，实行大包干到户的3641个队，占总队数87％，实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的63个队，包产到组的194个队。两包一统(包工包产到户，大农活统一)的52个队。9月，实行责任制生产队达91％。有的干部担心再来个“责任田”收回，因此强调水(田)统旱(地)分。然而农民表面统，实际分。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肯定农民的首创精神后，县内才全面实行大包干，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大包干办法，是将土地按人口划分承包经营，耕牛、农机具作价随地走。土地所有权归集体，不准买卖或非法转让；承包者按国家计划交售农副产品和缴纳农业税，承担集体提留烈军属、五保户生活补助费和民师工资等项负担，交了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彻底消除农业生产上的“大呼隆”窝工混工，分配上的高消耗、高提留、低分成，长期不能兑现等弊端。农民获得生产自主权后，处处出现科学种田热，耕牛、农机具增加，生产力大解放，产量显著上升。群众高兴地说：“实行大包干，一年收入顶几年，人还落个闲”。“一年四季吃大米，哪朝哪代都难比”。大部分农户历来吃粮紧张状况得到缓解。
大包干使农民在各方面享有自由支配权，户户暗自酝酿着发家计划，广钻门路，放开手脚大干，既搞好粮食生产，又把剩余劳力转入林、牧、副、渔以及工业、运输、建筑、商品流通等各个领域，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全面振兴。1985年与1978年相比，农村经济总值由2816.5万元增至9271.3万元，增长243％，人均收入1985年增至187元。农村重点户、专业户到1985年发展到383户，年收入97.4万元，出售产品收入93.8万元，商品率达93％，并出现少数年收入人均超千元，户超万元的富裕农家。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土地所有权是集体的，承包者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投入少，水利兴修和社会化服务事业未能很好开展。一些劳力弱和不善经营户，生活尚需依赖国家扶持和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