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形成
黄梅戏的前身。是流行于皖、鄂、赣三角地带的花鼓--采茶戏。它孕育于灯会，在当地花鼓、采茶灯、竹马灯的基础上，吸收各种民间艺术和民歌，最先发展为仅有两、三个角色表演的小戏。这种小戏与民间节目、祭礼活动密切配合，成为农民驱邪纳吉、岁末自娱的文艺形式，俗称“灯戏”。灯戏受小农经济的制约，在各地灯会中发展得比较缓慢，内容、形式也不一致。流行于鄂东黄梅县的一支，因当地水灾频繁，破产农民将它作为谋生手段，向半职业性的方向发展。后又吸收了高腔的声腔、剧目和旱龙船、驱傩艺人的长篇说唱故事，并根据当时发生的事件，迅速编成既可说唱、又可表演的故事情节，四处演出。大约在清乾隆至道光时期，这类戏陆续沿鄱阳湖南下，遍传永修、修水、武宁、德安、瑞昌、鄱阳、景德镇，并沿江而下，直至东流、至德、贵池、青阳、祁门；向东沿大别山而北，进入宿松、望江、太湖、潜山、怀宁石牌、桐城及霍山、舒城。清同治年间，何炳元曾有诗云：“为何不唱江南曲，尽作黄梅县里腔。”《宿松县志》亦有“十月立冬后，农功寝息，报赛渐兴，吹豳击鼓，近或杂以新声，号曰‘采茶”的记载。这种擅演长篇故事、一唱众和的声腔，人称“黄梅调”。民国23年(1934年)，程演生在《皖优谱》一书中说：“今皖上乡村各地中，有所谓草台小戏者，所唱皆‘黄梅调’。”
黄梅调流传境内后，再度进入灯会，立即受到手工业者和集镇小商贩的欢迎和参与。他们竭力促使这一民间艺术与市民阶层结合，并引导它向商业化的班社发展。
黄梅调崛起之时，正是安庆徽班享有盛誉、艺人纷纷外流之际。本地一些徽调爱好者，则陆续转习“黄梅”。于是，在声腔、锣鼓、道白和表演方面，对黄梅调产生了巨大影响。
安庆官话，柔和委婉，通俗易懂；徽戏韵白，节奏鲜明，富有韵律。黄梅调吸收两者之长，并逐步使其规范化。在声腔上，黄梅调从湖北传入时多为羽调式、商调式，后受境内人们欣赏习惯的影响，多改成徵调式，增强了唱腔的旋律性，压缩了一些冗长的乐句过门，取消了帮腔。此外，还发展了《二行》、《三行》、《火工》、《哭板》、《数板》等板式，以利于表现剧中人物的感情变化。至此，黄梅调已具有浓郁的安庆风味。人们称之为“怀腔”或“府调”。
二、发展
民国15年(1926年)左右，黄梅戏进入省城安庆。先在北门外居民堂屋清唱，后进入茶楼表演，深受市民喜爱。剧场经营者发现有利可图，便将这些怀腔班社常请到正规剧场演出。最先进入城市的演员有丁永泉、曹振祥、潘孝慈等，他们所操的语言都是安庆方言。民国25年，丁永泉、琚光华曾组织两批黄梅戏演员进入上海，在“六亩地”、“月华楼”等演出，直到民国26年才返回。在进城演出过程中，虽遭国民政府种种刁难、迫害和驱逐，但却开拓了它的艺术领域，吸收了姐妹剧种的营养，提高了自身的艺术水平。
1949年4月，安庆解放，星散各地的黄梅戏艺人陆续返回安庆。年底，丁永泉、桂椿柏两个民间班社，组织三、四十人在民众剧院、群乐剧场和大观亭剧场演出，但因力量薄弱，多与京剧同台。时怀宁县将石牌一个黄梅戏班，与京剧“大四喜”班子的部分成员组成了石牌剧社，其它各县城乡也有众多的民间黄梅戏班，如桐城大众剧团等。
1950至1951年，遵照政务院戏曲改革的指示，专区举办多次艺人训练班，进行改人、改戏、改制的学习。这时一批新文艺工作者投身到地方戏曲改革中，对黄梅戏的剧目、音乐进行搜集、整理与改造，保留民主精华，剔除封建糟粕，提高了黄梅戏的艺术水准。
1952年是黄梅戏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是年11月，以安庆市民众、胜利两个剧院为基础组成新的剧团赴上海演出，大获成功。上海各报对黄梅戏的乡土气息和生活情趣，对严凤英、王少舫等人的表演，都给予了高度评价。从此，黄梅戏始为国人所喜爱。
1957年，地区实验黄梅戏剧团成立。前期有麻彩楼、王凤枝、胡翠云为其艺术骨干，80年代则涌现出韩再芬、李萍、王苹、熊成龙等一批新秀。30多年来，该团以严谨的舞台作风、大胆的艺术探索，众多的演出剧目，而成为全区黄梅戏剧事业的中心。区内以它为基础，曾组织各县黄梅剧团的力量，多次参加省及国家的文艺调演和会演，拍摄过多部黄梅戏电影、电视片，连获两届《大众电视》金鹰奖；并同兄弟剧团一起，将黄梅戏带到东北、西北、西南和沿海诸省。各县黄梅剧团始终坚持“一条扁担行千里，背篓上山慰农家”，使黄梅戏的根基深深扎进民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