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文论的核心是义法。明确提出义法说和对义法的内涵进行反复阐述的是方苞。他在《又书货殖传后》中说：“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言有物”，是说文章要有内容，基本上是宋儒的义理，但又力戒空疏，强调济于实用；“言有序”，是说文章讲究表现形式，要有章法结构。义法的完整概念，是指有内容、有条理、结构谨严、合乎体制的文章。义与法的关系，有主有次，相辅相成，内容和形式要成为完整的统一体。方苞认为，形式要为内容服务，内容决定着形式。一篇文章写作时，“或顺或逆，或前或后，皆义之所不得不然”(《左传义法举要》)。义法说还包括对谋篇布局“尚简去繁”的要求和对语言文字“雅洁”的提倡。方苞认为，“古文气体，所贵澄清无滓。澄清之极，自然而发其光精，则《左传》、《史记》之瑰丽浓郁是也”(《古文约选序》)。也就是说，只有剪裁得体、结构谨严、语言简洁，才是好文章。
方苞揭橥义法，标举雅洁，力图以清通质实的文字，倡明程、朱理学，实际上并未真正窥到散文文学的深堂奥室。其后的刘大櫆在义法说方面，又加以丰富和补充，强调了散文应具备的情感和气势。他认为，文章的思想内容固然居首要地位，但艺术本身却有相对的独立性，提出了神气音节说。其主旨见于《论文偶记》：“文人者，大匠也；神气音节者，匠人之能事也，义理、书卷、经济者，匠人之材料也”；“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气随神传”；“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然论文者而至于字句，则文之能事尽矣。盖音节者，神气之迹也；字句者，音节之矩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所谓“神”，大体是指作者性格特征、思想修养在艺术上完满而成熟的表现；所谓“气”，大体是指流注在作品中的气势及其所呈现出的面貌；所谓“音节”，则是指长短相间、错综配合的句式结构和抑扬顿挫、琅琅可诵的语言因素。后来桐城派文人都把因声求气奉为不易之旨。
方苞兼论义法，刘大櫆以法为主，姚鼐则扩充和发展了方、刘之说，使桐城派文论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
姚鼐论文的主要创见有以下3点：
提出义理、考据、辞章的统一。他说：“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述庵文钞序》)。姚鼐生当乾、嘉考据风盛之时，他将宋、汉学和辞章结合起来论述文章和学问的息息相通，正是他论文解识宏通之处。这对扩张桐城派的壁垒起了很大作用。
提出选文和作文的标准，即“文章八要”的主张。他在所编选的《古文辞类纂》的序目中说：“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学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者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他所说的神、理、气、味，是指文章的思想、精神；格、律、声、色，是指文章的形式及语言的音韵文采。精寓于粗，即内容寓于形式。从而概括出散文创作艺术的特征，建立了一个完整的艺术论。
提出文章风格的阴阳刚柔说。他说：“鼐闻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观其文．讽其音，则文者之性情形状举以殊焉。且夫阴阳刚柔，其本二端，造物者糅而气有多寡进绌，则品次亿万，以至于不可穷，万物生焉。故曰：一阴一阳之为道。夫文之多变，亦若是已。柔而偏胜可也，偏胜之极，一有一绝无，与夫刚不足为刚，柔不足为柔者，皆不可以言文。”他将不同的艺术风格概括为阳刚阴柔两大类，认为这两种风格相互配合、相互调剂，又会产生多种多样的风格来。他还认识到文章风格主要是作者才性和气质的表现，可以通过艺术形象来分析和显示作者的风格。这是对古文家在文学风格理论方面的概括和总结，是桐城派文论的精彩之处。
姚鼐之后，桐城派支流日繁，歧见时出，在艺术理沦方面很少有重要的新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