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孕育和萌芽
明中叶以后，桐城学术勃然兴起，士人多结社讲学，“能振笔为古文者，代有传人”(张英：《龙眠古文一集·序》)。明、清之际，以方以智、钱澄之等为代表，致力于自北宋以后转入衰落的古文振兴，开桐城派之先河。方以智的《文章薪火》推崇左(传)国(语)、庄(子)司(马迁)为文章嫡传，反映了当时桐城学者的主要倾向；钱澄之“屏弃俗学，专治古文”，文章“精洁”、“典雅”，“使读之者目明而心开”，为桐城派作出示范。方、钱之后，因文字狱遭祸的戴名世，是桐城派在孕育过程中的继往开来者。他不仅以古文创作名重于世，还针对明末故作艰深、虚矫浮夸的文风，提出了文章要“言有物”、“修辞立其诚”的见解。其论文，主张道、法、辞兼备，精、气、神统一．实为桐城派义法理论的萌芽。
桐城派就是孕育在这样的地方文化环境之中。同时，清王朝因政治文化建设的需要，也为它提供了顺利产生的客观条件。清入关后，为巩固其封建统治，采取尊崇儒家理学的策略，宣扬“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康熙《四书讲义序》)，使主张合程、朱道统与秦、汉及八家文统而为一的桐城派，应运而生。
二、形成与兴盛
桐城派文论体系和古文运动的形成，肇始于方苞，经刘大櫆而渐大，至姚鼐而益昌。方、刘、姚被尊为“桐城三祖”。
早在青年时代，方苞就有“以八家之文，载程、朱之道”的志向。25岁时，他在京师与姜宸英、王昆绳论“行身祈向”时就曾说过：“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王兆符：《望溪文集序》)。方苞论文以“义法”为中心，或以专著，或以评点，或以书柬及书序，宣扬提倡义法说，奠定了桐城派文论的基石。雍正11年(1733年)，方任翰林院侍讲学士时，替和硕果亲王编《古文约选》，提供了一部“义法”示范书。在“序例”中，阐述了道统与文统统一的问题，揭示了“助流政教之本志”。此书当即“刊授成均诸生”。乾隆初，又“诏颁各学官”，成为官方的古文教材，从而使义法受到士林的普遍重视。方氏门下弟子有桐城刘大櫆、叶酉、张莘农，宁化雷铉，吴江沈彤，天津王义朴，仁和沈庭芳和大兴王兆符等。其中，刘大櫆长于古文，辞如欧、苏，文气富丽，能发扬桐城文风。
刘大櫆一生主要致力于教学和著述。其论文重神气音节，在“法”的方面补充了方苞未发之意，成为继方苞之后推动古文运动的中心人物。刘的弟子以桐城姚鼐、王灼，歙县吴定、程晋芳，阳湖钱伯坰等最著。钱伯坰、王灼又“诵其师说于其友张惠言、恽敬”。张、恽均为阳湖人，为文除取法六经八家之外，同时兼取子史杂家，笔势放纵，世称张、恽及其门徒为“阳湖派”。阳湖派实为桐城派初创时期的别支。
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人物。乾隆二十-四年(1777年)，姚鼐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首次亮出桐城派的旗号：“曩在京师，歙程吏部，历城周编修语曰：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维圣清治迈逾前古千百。独士能为古文者未广。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桐城乎！”此文还阐述了方苞、刘大櫆以及姚鼐之间的师承关系，揭示了桐城古文形成派系的端绪。
姚鼐初学古文于伯父姚范，继师事刘大櫆，官至刑部郎中，参与过《四库全书》的编纂。中年辞官，历主敬敷、梅花、紫阳、钟山等书院讲席。姚鼐之文。纡徐卓荦，高洁深古。其论文强调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并重，并提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为作文之道，以及阴阳刚柔的文章风格问题，使桐城派的理论体系真正充实、完善起来。他所编选的《古文辞类纂》，贯彻其论文精神，风行一时，有力地扩大了桐城派影响。
姚鼐的学生数以千计。著名的有桐城方东树、刘开、李宗传、方绩，姚莹，上元梅宗亮、管同，宜兴吴德旋，阳湖李兆洛，娄县姚桩，新城鲁九皋、陈用光，宝山毛岳生等。其中梅宗亮、管同、方东树、姚莹(一说刘开)被称为“姚门四杰”。姚门弟子又转相传授，徒友日众。南北诸省，皆有桐城传人，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古文流派。
姚鼐之后，桐城善古文者中，又有所谓小戴(钧衡)、方(东树)、刘(开)、姚(莹)。与前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一起号称“桐城八家”。
三、中兴与终结
桐城派声势显赫达两百多年。但就在它鼎盛之时，批评、反对之声亦不绝于耳。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已由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变，固守封建道统、文统的桐城派壁垒开始发生动摇。这时，湘乡曾国藩站出来。以其政治实力和个人才华，网罗一批桐城文人，使趋于衰落的桐城派一时有中兴之势。曾氏自称私淑姚鼐，主张“文章与世变相因”，于“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加入“经济致用”的宗旨，文风追求雄伟闳肆。他对桐城派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世称“湘乡派”，其实是桐城派的变体。
曾国藩弟子中。以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遵义黎庶昌、无锡薛福成名重一时，各有建树，有“曾门四大弟子”之称。张、吴立教燕冀，弟子多达数百人；吴氏高足有桐城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通州范当世，新城王晋卿，武强贺涛以及日本人中岛裁之、中岛成章等。侯官严复、林纤亦以吴氏为楷范。并衍成侯官派。吴汝纶和马其昶因在散文写作上成就较高，被分别称为桐城派“后起之秀”和桐城派“殿军”。
随着中国近代社会民族危机的日益加重，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也愈益尖锐，资产阶级随之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尽管当时在一些桐城派作家的古文创作中，表现了爱国主义、维新图强的思想倾向，但以维护封建意识形态为思想政治基础的整个桐城派，已日益不容于时势了。而且，随着时代和语言的发展变化，桐城古文的语言文章体式，也逐渐成为思想文化交流的障碍。晚清，资产阶级改良派创造了流利明快、通俗易懂的“新文体”，这对桐城派古文的正统地位，无疑是一次根本动摇。“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后，桐城派则被视为“谬种”而成为时代洪流的冲击物，进而宣告了桐城派古文运动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