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颁布“癸卯学制”前后，区内新式学堂增多。中等以上学堂设有监督(或总教习)，小学堂设有堂长，负责全校事务。以下设有教习(即教师)和分管教务、训导工作的专职人员。官立学堂的负责人由政府委任；公立和私立学堂负责人则由办学单位推举，报政府备案或委任。教习一般由监督或堂长延聘。当时区内教习程度不一，有留学外国的高等师范毕业者，亦有各县秀才和举人。
民国期间，学堂改为学校。官立学校校长仍由省、县政府任命。校长对教员(或称导师)实行聘任。大多聘期一年，再聘再任，不聘者即为辞退。被聘教员要求很严格，例如小学教员需经县教育局审查备案，中学教员经省教育厅备案。为了防止教员人选的频繁更换，以专其责，民国17年(1928年)省公布《安徽中等学校教员聘任暨待遇暂行条例》，民国23年教育部又颁布《小学教员暂行规程》，均对中小学教员的文化业务考核作出了具体规定。以安庆专区来看，当时中学校长普遍为师范大学或其他大学本科毕业生．并有3年以上教龄者，也有少数留学生，甚至有前清秀才、举人。如省立安庆女子中学校长程勉是日本东京高师毕业生，桐城中学校长方琛则是清末秀才。小学校长一般是中等师范毕业并有5年以上教龄者。中、小学教员的资历，与中、小学校长大体相当。留学生任中学教员也不少，大学毕业任小学教员的也不乏其人。但小学教员至少得是初中、初师毕业方可。
民国时期各大学、专门学校的校长，如程晓苏、王星拱、光明甫、刘贻燕、程演生等，多为留洋学生，而马其昶则是一代通儒，曾任京师大学堂教习。各校教员亦多有留学生或学识卓著者。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省立法政专门学校及安徽大学曾聘清了郁达夫、陈望道、周予同、朱湘等一批全国有影响的学者充任各系教员，为安徽教育增色不少。
清末区内小学堂教职工共400余人，中学堂教职工200余人。据民国22年统计，全区9县有小学486所，教职员1665人(不含省立中学附小及省会小学)；区内怀宁、贵池、桐城、潜山、东流、宿松6县有中等学校21所，教职员599人。这年省立安徽大学教职员143人，其中教员90人(含教授59人，讲师15人．助教11人)。抗日战争爆发后，区内大、中、小学大多停办或疏散，师生流散各地。抗战后期。各类学校渐次恢复。据民国33年统计，全区有中、小学180多所，教职工2800余人。民国35年国立安徽大学成立，有教职员300余人。民国36年统计，区内省立师范4所，教职员122人，县立师范7所，教职员138人。至新中国建立前夕，全区中学教职工464人，小学(含幼儿园)教职工1812人(不含私立中、小学)。
建国后的1952年，区内学校一律改为公办。1953～1957年。中等学校教师，主要来源于华东各高等师范院校分配来的毕业生，小学教师多来自安庆、池州两所中师及各县初师的毕业生。1957～1958年。因“肃反”、“反右”等运动影响。区内教师大缺，各县只得将一部分初级师范学生提前毕业，以补小学教师不足，初中教师缺额则由中师毕业生去充任，因而教师素质下降。1959～1961年，小学中达不到中师毕业水平的民师被大量精减，中学代课教师也被减裁，教师素质才逐渐提高。1964～1966年，由于发展耕读小学，民办教师又开始增多，区内依靠社会知青发展中小学之风大炽，并在“文革”中达到高峰。1968年《人民日报》刊登侯、王二人建议后，各地又将在外地工作的教师送回原籍，并将城镇中学教师下放到农村。与此同时，各县又错误处理了一部分教师。1970年，各县在小学附设初中班，初中附设高中班，并急调小学教师教初中，初中教师教高中，使教师素质再次下降。十年动乱期间，中师停止招生达6年之久，故民师大增。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区内教师发展逐渐恢复正常。按省教育厅规定，到1978年底，不再招民师，并积极恢复和发展师范院校以培训师资。1980～1987年间，安徽各师范院校，共分配3426名高等师范本、专科毕业生来区内任教。同时地、县教育局又分期分批选送民师入中等师范学校进修，连同普师招生在内，每年均以1000名左右的中师毕业生补充小学教师队伍。经过拨乱反正，师资来源基本上恢复到依靠发展师范教育的轨道上来，并加强了在职培训，改变了过去依靠吸收社会知青来发展中小学教育的极不正常现象。这段时间里，安庆师范学院和池州师范专科学校作为区内仅有的两所高校，也逐步发展起来。教职员工除原有人员外，又增添了符合高等教育质量的教学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