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一节 耕作制度
境内由于自然气候差别和土质条件不同，因而种植业的耕作制度复杂，有多种多样的种植方式和轮作制度。建国前，水田大多数种植水稻，为“一熟制”，即一年只种一季中稻或单晚的“冬闲——中稻”耕制，只有水土条件较好的丘陵圩畈区，实行大米麦、油菜、红兰花草与中稻连作。这样的耕作制度，土地利用率不高，复种指数低，农业生产水平低下。据史料记载：民国8年（1919年）区内粮食总产为27．87万吨，只相当于现在总产量的15％；民国25年为47．1万吨；民国32年只有35．55万吨。旱地基本上是一年两熟耕制，即春播山芋或玉米，秋播麦类或油菜，也有实行棉花——麦、油连作的。
建国后，区内耕作制度经过几次变革，逐步形成了水田以“绿肥——双季稻”或“油菜——双季稻”为主，旱地以“麦（油）——棉花”或“麦——山芋”为主的农业耕制，只有山区水田仍然沿用历史上种植一季中稻的习惯。这一耕制的形成，有效地促进了地区粮、棉生产发展。
一、水田耕制变革解放后水田由一熟为主逐步转变为两熟制和三熟制。其主要做法：一是扩大午季面积，增加两熟比重。建国初至1955年，为了增加粮食产量，广大农民在总结传统经验的基础上，实行精耕细作，减少冬闲田面积，扩大午季作物比重，水田由一季中稻或单晚为主转为以一麦一稻或一油一稻为主。据统计，全区午粮（麦、豆）面积由1949年的172．97万亩上升到1955年的304．77万亩，午粮总产量由1949年的5．55万吨增加到1955年的13．3万吨，午粮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比重由6．13％提高到12．89％；油菜籽播种面积由1949年的59．33万亩上升到1955年的80．26万亩，油菜籽总产量也由1．48万吨增加到2．91万吨。二是发展双季稻生产，改革传统耕作。据《怀宁县志》记载，清道光年间怀宁总铺等地已有两季稻连作栽培，但效益不佳，栽培不广，后因“地质大异”而绝迹。解放后，农民生产积极性十分高涨，党和政府又号召“多种、高产、多收”，这为试种和推广双季稻提供了思想、组织和群众基础。1955年，安庆地区农业部门多点试种双季连作稻获得成功，于是很快就在全地区得到推广。1955年全区双季晚稻面积为16．35万亩，1956年在原有基础上有所扩大。1957～1960年双季稻每年均在160万亩上下，但由于推广步子太快，有些地方还通过行政手段硬性分配任务，以致出现了“插秧插到八月，割稻割到腊月”的违背农时的做法，产量低，效益差。1961～1963年，调整和减少了双季稻种植面积。对劳力跟不上、品种不对路、技术不过关的地方，减少了双晚种植面积；对少数水利条件差，气候不适宜而盲目发展的地方，则改种一季中稻或单晚。这一阶段，全区双季稻面积都不上百万亩，最少的1961年只有72．54万亩。1964年以后，为稳定发展阶段。在总结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60年代中期，地、县各级加强了水利排灌设施建设，逐步形成在品种布局、育秧方式、病虫防治、水肥管理等环节上的配套技术措施，并相应扩大绿肥面积。到70年代初，全区形成了水田以双季稻为主的耕作制度，即以绿肥——双季稻连耕作为主，适当搭配油菜、冬闲——双季稻，并实行轮作换茬种植方式。全区双晚栽植面积1964年为108．25万亩，1970年增加到181．83万亩，1971年突破200万亩，1972年以后基本稳定在260万亩上下。由于双季稻面积的逐年扩大，在70年代区内午季粮油面积减少较多，总产量也有明显下降。80年代以后，由于杂交水稻面积推广和适当缩小冬种绿肥面积，同时又改进和提高了油菜的栽培技术，油菜面积又回升到常年状况，从而使区内水田耕制稳定，土地利用也更趋合理。双季稻的推广和以双季稻为主的耕作制度的形成，对促进地区粮食生产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全区粮食总产量几个阶段的大幅度的增长，都与双季稻面积的扩大与单产的提高紧密相关。试种双季稻的1955年全区粮食总产10．3亿公斤，到1971年粮食总产达到16．6亿公斤，比1955年增长61％，当年双季稻面积达到226．6万亩；1984年粮食总产达到22．45亿公斤，又比1971年增长35．2％，当年双季稻面积达到256．16万亩，双季晚稻单产也由1971年的183．1公斤上升到331公斤。
二、旱地耕制变革
安庆地区旱地传统种植方式，是以小麦、油菜、蚕豆、山芋、大豆、花生、芝麻连作为主。这一种植习惯目前在丘陵和山区仍然沿用，但在沿江洲区耕制却发生了很大变化。建国后，国家号召种“爱国棉”，区内广大农民积极响应。又因沿江洲地土层厚，质地轻，肥力较高，棉花试种不仅获得成功，而且皮棉品质优良，故种植面积逐年扩大，于是形成了麦——棉、油——棉、肥——棉各占三分之一的格局。从50年代后期起，沿江洲区已成为区内集中产棉区。到60年代初，国家实行售棉奖励粮食政策，棉农积极性更高，棉花面积继续扩大，同时又推广了窄墒套种技术，相应缩小了麦油占地面积，促进了棉花产量大幅度提高。70年代，由于棉农口粮政策改变，缺粮问题突出，棉农又恢复和增加了麦——棉连作面积，甚至麦（豆）茬口占到棉地面积90％左右，棉花产量有所下降。到80年代初，地委、行署制订出棉区“五定”办法（即定棉花种植面积、交售任务、自产粮基数、吃回销粮人口、人均吃粮标准），妥善地解决了棉农口粮矛盾，使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得以兼顾。从此，棉农生产积极性再度高涨，皮棉产量也有所提高，近几年平均亩产一直在60公斤上下，成为优质高产棉区。
三、新耕制试验
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生产发展向深度和广度延伸，区内各地开始调整农业内部结构，促进了商品生产的发展。在这一形势下，又出现了新耕制的试验，如花生——双季晚稻、西瓜——双季晚稻等，有的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山区旱地在以麦——山芋连作为主的情况下，有些农户在地里套种、间种小杂豆，或实行药材与粮食作物连作轮作等。这些办法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同时，增加了经济效益，目前正在继续试验和摸索。
建国后，区内耕作制度经过几次变革，逐步形成了水田以“绿肥——双季稻”或“油菜——双季稻”为主，旱地以“麦（油）——棉花”或“麦——山芋”为主的农业耕制，只有山区水田仍然沿用历史上种植一季中稻的习惯。这一耕制的形成，有效地促进了地区粮、棉生产发展。
一、水田耕制变革解放后水田由一熟为主逐步转变为两熟制和三熟制。其主要做法：一是扩大午季面积，增加两熟比重。建国初至1955年，为了增加粮食产量，广大农民在总结传统经验的基础上，实行精耕细作，减少冬闲田面积，扩大午季作物比重，水田由一季中稻或单晚为主转为以一麦一稻或一油一稻为主。据统计，全区午粮（麦、豆）面积由1949年的172．97万亩上升到1955年的304．77万亩，午粮总产量由1949年的5．55万吨增加到1955年的13．3万吨，午粮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比重由6．13％提高到12．89％；油菜籽播种面积由1949年的59．33万亩上升到1955年的80．26万亩，油菜籽总产量也由1．48万吨增加到2．91万吨。二是发展双季稻生产，改革传统耕作。据《怀宁县志》记载，清道光年间怀宁总铺等地已有两季稻连作栽培，但效益不佳，栽培不广，后因“地质大异”而绝迹。解放后，农民生产积极性十分高涨，党和政府又号召“多种、高产、多收”，这为试种和推广双季稻提供了思想、组织和群众基础。1955年，安庆地区农业部门多点试种双季连作稻获得成功，于是很快就在全地区得到推广。1955年全区双季晚稻面积为16．35万亩，1956年在原有基础上有所扩大。1957～1960年双季稻每年均在160万亩上下，但由于推广步子太快，有些地方还通过行政手段硬性分配任务，以致出现了“插秧插到八月，割稻割到腊月”的违背农时的做法，产量低，效益差。1961～1963年，调整和减少了双季稻种植面积。对劳力跟不上、品种不对路、技术不过关的地方，减少了双晚种植面积；对少数水利条件差，气候不适宜而盲目发展的地方，则改种一季中稻或单晚。这一阶段，全区双季稻面积都不上百万亩，最少的1961年只有72．54万亩。1964年以后，为稳定发展阶段。在总结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60年代中期，地、县各级加强了水利排灌设施建设，逐步形成在品种布局、育秧方式、病虫防治、水肥管理等环节上的配套技术措施，并相应扩大绿肥面积。到70年代初，全区形成了水田以双季稻为主的耕作制度，即以绿肥——双季稻连耕作为主，适当搭配油菜、冬闲——双季稻，并实行轮作换茬种植方式。全区双晚栽植面积1964年为108．25万亩，1970年增加到181．83万亩，1971年突破200万亩，1972年以后基本稳定在260万亩上下。由于双季稻面积的逐年扩大，在70年代区内午季粮油面积减少较多，总产量也有明显下降。80年代以后，由于杂交水稻面积推广和适当缩小冬种绿肥面积，同时又改进和提高了油菜的栽培技术，油菜面积又回升到常年状况，从而使区内水田耕制稳定，土地利用也更趋合理。双季稻的推广和以双季稻为主的耕作制度的形成，对促进地区粮食生产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全区粮食总产量几个阶段的大幅度的增长，都与双季稻面积的扩大与单产的提高紧密相关。试种双季稻的1955年全区粮食总产10．3亿公斤，到1971年粮食总产达到16．6亿公斤，比1955年增长61％，当年双季稻面积达到226．6万亩；1984年粮食总产达到22．45亿公斤，又比1971年增长35．2％，当年双季稻面积达到256．16万亩，双季晚稻单产也由1971年的183．1公斤上升到331公斤。
二、旱地耕制变革
安庆地区旱地传统种植方式，是以小麦、油菜、蚕豆、山芋、大豆、花生、芝麻连作为主。这一种植习惯目前在丘陵和山区仍然沿用，但在沿江洲区耕制却发生了很大变化。建国后，国家号召种“爱国棉”，区内广大农民积极响应。又因沿江洲地土层厚，质地轻，肥力较高，棉花试种不仅获得成功，而且皮棉品质优良，故种植面积逐年扩大，于是形成了麦——棉、油——棉、肥——棉各占三分之一的格局。从50年代后期起，沿江洲区已成为区内集中产棉区。到60年代初，国家实行售棉奖励粮食政策，棉农积极性更高，棉花面积继续扩大，同时又推广了窄墒套种技术，相应缩小了麦油占地面积，促进了棉花产量大幅度提高。70年代，由于棉农口粮政策改变，缺粮问题突出，棉农又恢复和增加了麦——棉连作面积，甚至麦（豆）茬口占到棉地面积90％左右，棉花产量有所下降。到80年代初，地委、行署制订出棉区“五定”办法（即定棉花种植面积、交售任务、自产粮基数、吃回销粮人口、人均吃粮标准），妥善地解决了棉农口粮矛盾，使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得以兼顾。从此，棉农生产积极性再度高涨，皮棉产量也有所提高，近几年平均亩产一直在60公斤上下，成为优质高产棉区。
三、新耕制试验
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生产发展向深度和广度延伸，区内各地开始调整农业内部结构，促进了商品生产的发展。在这一形势下，又出现了新耕制的试验，如花生——双季晚稻、西瓜——双季晚稻等，有的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山区旱地在以麦——山芋连作为主的情况下，有些农户在地里套种、间种小杂豆，或实行药材与粮食作物连作轮作等。这些办法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同时，增加了经济效益，目前正在继续试验和摸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