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 年

1月
11日《安徽日报》改名为《新安徽报》。
12日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委员会印发《关于欢迎和支持革命师生下乡下厂进行革命串连的通告》。
23日安徽省与合肥市“造反”组织举行所谓“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葆华之流大会”。在此前后，省直和各专区、市、县的一大批领导干部以及基层干部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和斗争。
24日中共安徽省军区委员会召开紧急扩大会议，传达贯彻毛泽东对中共南京军区委员会转报的安徽省军区的报告批示：“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省军区随即派出大批干部、战士“支左”。军队奉命“支左”，对稳定当时局势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军队“支左”只能是执行“文化大革命”的总的错误方针，从而带来许多消极的后果。
26日在上海刮起的所谓“一月革命”风暴的影响下，合肥地区28个造反派联合组织宣布夺了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委员会的党、政、财、文大权，成立“安徽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进占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委员会机关。同日，中共合肥市委、合肥市人民委员会被夺权。自此，省、市党政领导机关瘫痪。“一·二六”夺权和《新安徽报》发表的《群众罢官好得很》的社论，使“夺权”、“罢官”之风席卷全省。各专区、市、县党政领导机关、企事业单位乃至农村社队、城镇街道等基层单位，也先后被造反派夺权，各级领导干部被批斗，受到迫害，加剧了混乱局面。
27日安徽省军区及驻合肥部队举行坚决支持革命“左派”誓师大会，会后武装游行。

2月

7日安徽省合肥工人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因对“一·二六”夺权发生分歧而分裂，一部分人退出“工联会”组成安徽省合肥工人第一革命造反司令部。随后，合肥地区“造反派”组织，围绕“一·二六”夺权出现的分歧，逐步分裂成相互对立的两大派。全省各地造反派组织，也围绕着夺权问题分裂成两大派。

3月

1日安徽省革命生产领导小组成立，由军队干部、地方领导干部、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程业棠任组长。到3月15日，全省各专区、市、县先后成立了军队干部、地方领导干部、群众组织代表“三结合”的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安徽省军区奉命派出大批干部和战士，参加“三支”（“支左”、支工、支农）工作。
11日安徽省军区对省公安厅实行军事管制，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公安厅军代表办公室”，行使省公安厅职权。
23日至25日安徽省革命生产领导小组召开工业交通三级干部会议，要求努力完成当年工业交通计划。
27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安徽问题9条决定，否定了安徽的“一·二六”夺权及其权力机构。决定安徽省“立即成立以钱钧同志为首的军事管制委员会，把省的领导权掌握起来。”并提出省军管会要“集中揭露和打击以李葆华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4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成立，钱钧任省军管会主任，严光、宋文、廖成美、杨广立任副主任。

4月

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军事管制委员会重新派出21名军代表接管省公安厅，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军事管制委员会驻安徽省公安厅军代表办公室”。
14日安徽省军管会召开各“造反派”组织代表、省市机关干部和驻军干部大会。钱钧作报告：《紧急动员起来，向以李葆华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总攻击！》
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出第四号通知：要求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加强对敌专政，维护社会治安。
26日安徽省直机关厅局干部会议即所谓“揭开省委阶级斗争盖子”会议开始举行。6月13日，省直机关厅局干部“揭盖子”会议，因对揭发“一·二六”夺权问题有严重分歧而中止。
31日安徽省军区共抽调干部、战士18023人（含南京军区和驻军支援的）参加“三支”、“两军”（军管、军训），分布在82个县（市）、179个区、1291个人民公社、624个机关、159所大中小学校。
4月下旬至6月中旬安徽省淮北地区少雨，午季减产3至7成。
4月安徽省军区成立“三支两军”办公室。省军区所属六安、阜阳、宿县、滁县、芜湖、安庆、池州、徽州、巢湖军分区和合肥、淮南、淮北、蚌埠、铜陵、马鞍山市人武部，相继成立支左领导小组，协调驻军，担负起所在专、市的“三支”、“两军”工作。
△根据中央军委和南京军区指示，陆军第六十军进驻安徽参加“三支”、“两军”工作。

5月

4日淮南市、铜陵特区、蚌埠铁路分局实行军事管制。
17日淮南两派对立的群众组织发生全市性的大规模武斗，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致使淮南矿务局所属各煤矿停产数日，矿井设施、机关办公用品受到不同程度破坏，造成重大经济损失，震惊全国。5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淮南市军管会并淮南矿务局全体革命职工发出指示信，希望淮南人民立即恢复抓革命促生产的秩序。

6月

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出《关于坚决执行中央六·六通令的通知》，要求各群众组织和群众，立即制止武斗，刹住打、砸、抢、抄、抓的歪风。由于党委、政府、部门和公安、检察、法院等均被“夺权”，“造反”组织自行其是，武斗局势无法控制。
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出《关于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的通知》。
21日马鞍山钢铁公司南山矿因武斗停产。公司所属炼铁、炼钢、轧钢等厂也先后停产。6月29日至30日，芜湖市发生大规模武斗。7月15日，淮南矿务局新庄孜煤矿发生武斗，矿影剧院、淮南市八公山区人民政府大院等建筑物被炸。武斗已蔓延全省。

7月

12日马鞍山市实行军事管制。
7月中旬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调陆军第十二军入皖参加“三支”、“两军”。
22日江青肯定“文攻武卫”的口号是对的。23日，上海《文汇报》公开发表“文攻武卫”的口号。从此，安徽省许多专区、市、县武斗急剧升级，造成“全面内战”的局面，工厂、矿山大多停工停产。
29日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作了重大调整，李德生为主任，张文碧、廖成美、杨广立为副主任。
31日六安地区征集新兵8000多人。这是1967年全国范围内唯一征兵的地区。

8月

7日谢富治在公安部全体人员会议上讲话，号召“把原来那一套政治、理论、组织方面的坏东西彻底砸烂”，“把旧机器彻底打碎”。随后，在安徽省公安、检察院、法院部门工作的广大干部受到残酷迫害。
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二军军部率九十一团、工程建筑第一一四团进驻合肥市。

18日至9月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召集安徽省赴京汇报的部队代表和群众组织代表，解决安徽省“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要求合肥和全省各地两派群众组织实行大联合。
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进一步节约闹革命，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加强资金、物资和物价管理的若干规定》，提出“各地方必须根据稳定市场、稳定物价的方针，切实加强市场物价的管理。不合理的价格和地区差价、城乡差价，一律放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处理。”根据这个规定，“文化大革命”期间安徽省全面冻结了物价。
8月安徽省公安厅、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军事管制委员会改组。

9月

12日合肥地区两派群众组织联合召开拥军爱民大会，并肩游行。会后出现了大联合的高潮。到9月28日，合肥市780多个单位实现大联合。
20日安徽省军区独立第一师、独立第二师奉命划归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二军建制。

10月

6日由安布鲁瓦斯·努马扎莱总理率领的刚果（布）全国革命运动和政府代表团，由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陪同，访问了淮南市，参观了淮南煤矿。
10日安徽省合肥、淮南、安庆、芜湖、蚌埠、马鞍山、六安7个市和专区赴京汇报代表团，在周恩来主持下，达成了《关于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拥军爱民等问题的协议》。两派协议立即解散所有武斗组织，实现大联合。把斗争的锋芒指向所谓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在安徽省（地、市）的代理人。自此，安徽省各地武斗事件暂告停息。
25日合肥市已有130多所小学复课。到1968年1月8日，安徽全省多数大、中、小学开学。

11月

11日李德生任安徽省军区司令员，张文碧任安徽省军区政治委员。

12月

9日安徽省各专区、市、县公安局、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先后实行军管。
18日安徽省军管会举办合肥地区两大派群众组织主要负责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有172人参加。经过形势任务、阶级教育和斗私批修等几个专题学习，学习班于1968年2月13日结束。
是年“全面夺权”和“全面内战”，使安徽省国民经济遭到严重损失。安徽省社会总产值降为84．86亿元，比1966年减少了6．6％。国民收入总额50．86亿元，比1966年减少了2％。工业总产值23．58亿元，比1966年减少了29．8％。农村比较稳定，农业总产值32．45亿元，比1966年增长了6．7％。
△安徽省财政收入仅53621万元，比1966年减少了37．9％，财政支出63630万元，比1966年减少了9％，财政赤字10009万元。
△安徽省钢产量降为12．64万吨，比1966年减少了68．43％。生铁产量降为31．88万吨，比1966年减少了47．83％。
△安徽省生产原煤653．76万吨（7月份仅生产22．6万吨），比1966年下降45％。
△安徽省出版部门印制《毛泽东选集》100万套、《毛主席语录》1600万册、《毛泽东著作选读》40万册。
△由于无政府主义泛滥，安徽省一些地方林业乱砍滥伐事件不断发生，使森林资源又一次遭到严重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