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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葆心,1867年,生于湖北罗田大河岸古楼冲的一户耕读之家;曾在武昌两湖书院深造;1912年,任革命实录馆总纂;1922年,任武昌高等师范教授,时值湖北国学馆成立,又应聘任馆长;1928年,国立武汉大学成立,应聘为教授;1932年,任湖北省通志馆筹备主任兼总纂;`1944年,在罗田病卒,时年77岁。
在这一目了然的简历中,看不到直接与官场相关的任何记载。他的第一个职务革命实录馆馆长,也只是在一个保存资料的部门。虽然他也曾南下湖南、北上京城。但不管到哪里,他都是一只风筝,那根牵着他的线,就在武汉。
初识汉口
通常而言,一个成就卓著的人,都是有天赋的。王葆心也不例外。据传说,他在童年时期,就喜闻前辈谈论本地掌故,听后心趋神往,铭记不忘。当他来到繁华的汉口镇时,便对这个文藻流风的商埠吸引。这时的他,已读了许多专记乡土里俗的书,却很难找到记录汉口民风习俗的书,当然也就会因为看不到有关汉口风情的书籍而感叹。恰恰在此时,孝感人徐焕斗所写的《汉口小志》辑印成书了。王葆心读后,被其中一段资料所吸引:当年范白舫(范锴)写《汉口丛谈》之时,曾与文友黄心庵“兴往情来”,切磋琢磨,于是与黄心庵同时写下
了《汉口漫志》。王葆心当即决定,我何不也就所见所闻,续写一书,与《汉口小志》共传,亦仿效“范黄并时之唱和”之雅兴呢?因此,他开始著《续汉口丛谈》。在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王葆心从城市兴衰、建制沿革、水火灾异、地名掌故、园林建筑,寺观墓葬、名人轶事,风物传闻,修志记载、诗文经石,甚至官场见闻都一一搜集罗列,并加以考证与研究。王葆心在这本书中,表达了自己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他认为,汉阳的园亭,池馆之盛,明末清初是最好的,因为当时的人们“承平雅尚”,不像自己生活的年代,人们只知道在车马服食方面进行攀比。因此,他用较大的篇幅记录了鲁肃墓的修复经过,记录了晴川阁、琴台的兴废始末及长春观的修建年代,而且还详细地记录了汉口的谁园、怡园、白园、豫家园、蔼园的建制、规模和景观。特别是黄鹤楼被焚时的纪事诗,楼焚后建警钟楼,于钟楼后又建奥略楼的经过,资料尤其丰富,至今仍是我们研究地方史必须要借鉴的。
在这本书中,王葆心还通过洪山菜苔,讲述了一则趣闻。清代,红菜苔欲称红油菜。光绪年间,湖广总督李澣章特别喜欢吃红油菜。想把红油菜引进到家乡合肥去。可在合肥生长的红油菜,却远不及武昌生长的。于是,李总督便命人挖掘洪山的土壤,整船整船地运往合肥。当时在武昌市民中便有这样的传闻:李总督刮湖北地皮走了。由上述记载可知,王葆心的这部书确实如他自己所愿,成为一部有关武汉掌故的重要资料书。可这本书稿写成后,曾一度散失了。待王葆心成名之后,其长子王夔强便进行收集整理,于1938年在汉口利华印务局刊印,交武昌益善书局发行。
《续汉口丛谈》成为王葆心为汉口书写资料掌故一书的开始,从这本书开始,王葆心的资料著作一发不可拾,除了《续汉口丛谈》,又有了《再续汉口丛谈》、《汉浒金石小记》、《天完志略》、《江汉献征录》、《湖北特征长编》及合纂的《湖北文征》等100余种。可谓洋洋大观。
教学成就
王葆心与武汉的教育也很有缘分。清末,他就曾在汉阳晴川书院(今武汉三中校址)担任过院长(山长)。也就在这个位置上,他于1903年以第三名考取举人,赴礼部任职。民国初年,湖北教育界新旧两派斗争激烈。旧派以前清举贡及两湖师范学堂和存古学堂的学生为主;新派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大学的学生为主,两派互相攻讦,各不相让。教育当局无法应付这种局面,便怂恿当时湖北督军肖耀南出钱创设“国学馆”。
1923年,肖耀南正式在武昌设立“湖北国学馆”,并聘请上年从京城回汉的王葆心为馆长。此时的湖北国学馆中,有内课生和外课生之分,内课生又分预科和本科。预科两年毕业,本科三年毕业;本科则分经、史、理、文四科;外课生被甄录者,按月应课,以一年为限,次年另行甄录。后人评价说,此国学馆之办法不伦不类,本不合学校编制系统,之所以如此设立,乃为苟且调停而已。不久之后,王葆心又受骋到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执教。1926年秋,国立武昌大学成立,由邓演达、董必武、戴季陶、郭沫若、章伯钧、李汉俊、周佛海等组成筹委会,王葆心被聘为国文教授。1928年,武汉大学成立,下设社会科学、理工、文学三个学院,王葆心又和苏雪林、叶圣陶、冯沅君等人被聘为教授。王葆心的教学生涯不断延续。在他的诸多著作中,就有在大学期间所著的教材。
他于1906年撰写出版的《高等文学讲义》,1907年3月即被“学部审定作为中学以上各种学堂参考书”。这本教材,除了“分科大学文科诸君多辗转购求”用作教材之外,还有一些古文专家,如马其昶、姚永朴、陈衍等,都对其书称美有加,“咸深印可”。尤其是林纾,对这本书的评价甚高,称其“近百年中无此作”。可以说,这本旨在为初学古文的学生提供切实可用的教科书,面世后颇受欢迎。
之后,王葆心又对原书作大幅度的“重订补充”,将书由四册六卷(其中三、四卷均分上、下卷)扩充为十册二十卷,并将书名改为《古文辞通义》,作为《晦堂丛书》的一种。1916年8月再版发行。这本《古文辞通义》因而成为其文学研究的代表作之一。在以后的武汉大学任教时,这本书同样作为武汉大学的教材。
方志大家
1932年,王葆心任湖北通志馆筹备主任兼总纂。恰逢社会贤达屡次倡议修复黄鹤楼,并一致委托王葆心撰写《重修武昌黄鹤楼募资启》。该文3000言,音韵铿锵,对偶工整,起伏跌宕,大气磅礴,各报纷纷转载,一时掀起了空前的重建黄鹤楼热。只是因洪灾武汉损失重大,加上日寇也开始逐渐进逼,重修一事才搁置下来。
在肩负了重修《湖北通志》的重任后,王葆心广搜博览,研究全国志书达1400余卷,将所载内容同有关历史地理资料查对考证,辨抄袭、证谬误、审体例、寻因革,找出其中融会贯通的脉络、体例变革的原因和切实可行的经验。然后,撰成《重修湖北通志条仪》一卷问世,作为当时修湖北志的方案。
这部条本,就是其50余万字的鸿篇巨著——《方志学发微》的第一卷。为什么把重修湖北通志条本作为第一卷呢?那是因为王葆心在掌握的大量史料、资料的基础上,发现宋元以来仅存不多的志书,也多有互相沿袭、缺少条理、难以贯通的弊病。因此,他撰写出条仪,是在为湖北通志的撰写进行指导。然后,他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最终用了15年时间,完成了“集方志学之大成”的《方志学发微》,全书共分七篇:取材篇、纂校篇、导源篇、派别篇、反变篇、赓读篇、义例篇。
这部巨著成为“旧时代方志遗产的总结,新时代方志革新的先驱”,一经问世,便成为方志界的指导文献。l984年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发行了该书的前三篇,在“出版说明”中称:“王氏此项研究是前此三四百年来史志学者所未曾做的工作”。
王葆心对重修《湖北通志》,可以说是竭尽全力。1934至1936年间,日本侵略军进逼华北,平津危急。此时,湖北通志的编修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为抢修《湖北通志》所需材料,王葆心两次北上,在北平图书馆的楚学精舍中查阅资料。据说,曾经有一个陈姓浠水人到楚学精舍来拜访王葆心,套过近乎之后,委婉劝说王葆心出关,去伪满政权任职,并许以利禄。王葆心当即起身呵斥其出卖民族利益,投敌求荣的可耻行径。陈某被呵斥,只得羞愧而去。而王葆心却因愤怒而一度昏厥,幸有助手施救,才缓缓苏醒。事后查明,陈某实为日伪政府的机要秘书!第二次在北平选抄材料时,“七·七事变”发生,北平沦陷。王葆心乃携带手抄稿,备历艰辛,间道返汉。
王葆心一生著书立说,涉及研究领域颇为广泛,但其晚年,在方志学的研究上致力尤勤,其遗著达170余种。除已刊的《虞初文志》、《明季江淮七十二寨纪事》、《再续汉口丛谈》,未刊者有《方志学发微》、《增补修志通则》、《采访志书条例》、《天完志略》、《江汉献征录》、《湖北特征长编》及合纂的《湖北文征》等100余种。
史志不分家。王葆心对中国史学的贡献也有目共睹。中国第一部革命史《湖北革命实录》,就是他修纂的。在修纂这部革命史时,他在史学方面提出了一个伟大的思想:即摒弃了“以君主一人为体,统领历史”的陈腐观念,提出了以“一大群人活动”为中心,“以民人全体为本纪之主体”、“以民权代君权”的修纂理论,主张“革命史应为生人立传”。还认为“政治既有更张,文籍随世递交”,即使被立传的人“日后之自改各有隆污,而其过去之陈迹初无改变。”这些是他
对历史编纂学的卓越贡献,时至今日仍有积极的意义。
抗战爆发后,日军迫近武汉,王葆心毅然辞职,携书6万余卷回到故乡罗田,任罗田县志馆馆长,1944年,为进一步了解宋朝末季楚东义民-保乡用兵之地理形势,抱病前往天堂寨实地考察。因过度劳累,归家半月,竟不起,时年77岁。
王葆心去世后,有人在罗田王葆心墓,写下《谒王葆心墓》,诗文如下:一抔黄土草萋萋,碑壁寒伧香火稀。谁知墓中安睡者,竟是楚宝国君师。笔者曾经为祭奠这位史志学大学,专程前往罗田,拜祭了王葆心之墓,并在那已经破败不堪的故居前徘徊,期望罗田县政府应该拿出一笔钱来,精心修缮这栋已经苍老的古屋,因为这是罗田的骄傲,这是罗田的文化,这也是罗田是否尊重文化及大师的试金石。
1957年,湖北省人民政府为“嘉其学行”,重修王葆心墓。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亲笔题下了“楚国以为宝,今人失所师”二语,以表墓门,湖北省文史研究馆为其撰文立碑纪念。
除了董必武评价的“楚国以为宝,今人失所师”之外,张春霆称王葆心是“集方志学之大成”的学者;闻惕生称其作品为“旧时代方志遗产的总结,新时代方志革新的萌芽”;国民政府(重庆)在1944年如是评价王葆心:鄂耆儒王葆心,性行纯笃,学术渊深。早年从事著述,即同情革命,激发民族思想。民国后,屡经患难,艰贞自矢,志节然。其掌教近三十年,著书达数百卷,实足矜式士林,有功来学。兹闻溘逝,悼惜良深,应予褒扬,并将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国史馆,用示政府彰闻耆贤之至意。
1957年,湖北省人民政府为“嘉其学行”,重修王葆心墓茔时,董必武又以旧联题写墓门,以为旌表。并多次指示湖北有关方面搜集、保存、整理和出版其遗著。也正是在董必武的保护下,其大量珍贵著作的手稿,几经辗转,最后被湖北省博物馆珍藏。1959年年夏,董必武在湖北省谈地方志并强调各县都要修县志。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王葆心曾与甘鹏云、傅岳棻、卢木斋、张国淦等耆宿动议编修《湖北文征》,进行地方文化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后因抗日战争而中断。也是在董必武的倡议下,终于启动《湖北文征》的工作,于1964年由湖北省文史馆完成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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