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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于陛,字元忠,号玉垒山人(1543—1596),籍贯嘉陵区李渡镇阁老坟村,穆宗朝宰辅陈以勤的儿子,嘉靖二十二年(1543)生于京中府邸。陈于陛少时聪颖好学,才思敏捷,长进很快,17岁即进省乡试,未午脱稿,引起监考人的惊异,举第四名。隆庆二年(1568)进士第,对策高等,选翰林院庶吉士。隆庆六年(1572)迁修撰,万历十七年(1589)掌翰林院,万历二十一年(1593)擢礼部尚书,二十二年(1594)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万历二十四年(1596)冬,因去南郊外感寒病发而死。终年53岁,归葬于南充城西火凤山下桂花坪。
陈于陛从进士第入仕途到去世共为官28年,入阁为宰辅3年。《明史·陈于陛传》说:“终明世父子为宰辅者,惟南充陈氏。世以比汉韦平焉。”明代承元制,不称相,初设中书省综理机务,后革除中书省,权归六郡。设四辅官,又仿宋制,置殿阁大学士。到明成祖时,选用翰林直文渊阁,参预机务。从宣德时开始,大学士的品位崇高,“而论言批答,决裁机宜,悉由票拟,阁权为重,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诸辅之中,首揆为重。”因此,陈氏父子是不名相的相,是副相不是首相。
陈于陛也是我国史学上的功臣。他“少从太博公习国家故实,入词林后更留意通今之学,国史家乘,无不折衷而讨其至。”他在进礼部尚书的万历二十一年(1593),上 书请修当代正史。在这以前,都是隔代修史。因修史必然涉及善恶褒贬。当代人修当代史必然有难处之事。陈于陛以《恭请圣明赦儒臣开书局纂辑本朝正史以垂万世疏》为题上奏,全文长3100余字,是历史上少见的长篇修史的奏疏。他以宋朝王旦撰进太祖、太宗两朝正史及吕夷简等增入真宗朝正史为例,证明本朝君臣可以自修本朝历史。奏章中还确定了修史的大经0。神宗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下令开馆,以王锡爵、陈于陛、黄辉等20余人为正副总裁和修撰官。不久王锡爵谢职,重大责任落在陈于陛身上。陈于陛为了修史工作的正常进行,对上交稿是“省览日或不暇,辄夜继之,如程乃止”。由于陈于陛这样“不遗余力”的工作,修史工作进展顺利。不幸的是万历二十四年(1596)陈于陛病逝。万历二十五年(1597)皇城内失火,史料被焚,再加上修当代史的种种顾忌和困难,这次修史遂无结果而告终。官修当代史虽然腰折了,但刺激了明朝民间修史的发展,使明朝民间修史进入繁荣阶段。出现了《国朝献征录》、《名山藏》、《副书》、《史概》、《史窃》、《昭代明良录》、《国史》、《识大录》等700余卷当代史书。陈于陛不但是修当代正史的开创者,而且是明朝后期中国史学发展的推动者,也可以说是南充继陈寿之后的又一个史学功臣。
陈于陛在相期间,值得称道的第一件事就保护言官。万历二十三年,神宗以“军政失察”为由,追言官的“缄默”之罪,借此处分给事中及两京(南京、北京)言官(御史)二、三十人之多,形成“南北台省几空”。陈于陛同众辅臣上章申救,帝不听。陈于陛又独具奏疏,指出过去以言官为诬,“坐逆臣”罪;今又追“缄默”之罪,并处分这么多人。这是“言亦罪,不言亦罪“,是“意外株连”,“从此士务默然,既有奸蠹,谁当纠发?”这篇铿锵有声的数百言奏章,没有使昏君清醒,却得到朝野的一致称赞。
陈于陛所辅的神宗,是一个刚愎自用、不听忠告的皇帝。有人指他有五罪:“不郊天”、“不享祖”、“辍朝不御,停讲不举”、“去邪不决,任贤不笃”、“好货成癖,御下少恩”。也有史书说:当时是“上方深拱,群臣希得见。以言斥者至三百数。吏治惰,兵食消耗。” 陈于陛为此非常忧虑,疏为六事上奏。这六事是:接见大臣进行讲对、录用人才、权奖外吏、清查边饷、储养将才、择用边吏。明中叶以后,日本入侵朝鲜,女真族在东北强起,这六条算是对症下药,奈乎皇帝不动。陈于陛见自己孤掌难鸣,无力回天,多次对着日影叹息。
陈于陛继承家风,为官清正廉明,生活朴实节俭。《南充县志·陈于陛传》说:于陛“深自贬省约束,食一肉(一个荤菜),脱粟之饭(不食精米);自身衣皂绨(黑色粗丝织品),夫人以下三浣衣(洗了几次的衣服),布蔽膝;苍头庐儿数十指,皆家产子,椎鲁质朴(很朴实),无衣(盛服)大裙者。”“生平严取予,自朝在里,未尝以秋毫于人。”世代为相,能保持这样的清廉俭朴,确实是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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