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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参(公元前505—前436年),字子舆,门人尊称为曾子。春秋末期鲁国南武城(今山东平邑)人。孔子弟子,七十子之一。以修身和孝行著称,又颇多著述,是一位很有名的儒家大师。身后被尊为“宗圣”。
曾参相传为夏朝少康子曲烈的后裔,孔子早期学生曾点的儿子。曾参年轻时,家族已经衰败。为维持生计,他跟母亲一道,从事农业、手工业劳动,过着“三日不举火,十年不制衣”的清贫生活。孔子周游列国期间,曾参拜其门下。他性情沉静,忠诚老实,谦恭勤谨,有大丈夫之勇,深得孔子喜爱。由于孔子悉心教授,自己勤奋学习、严格修身,曾参很快就学有所成。那时,他父母还在世,为了养家,他去莒国当了一个“得粟三秉”的官。这期间,曾参收徒讲学,弟子也达70多人,后来成为大军事家的吴起就是其中之一。父母死后,他南游楚国,也做过“尊官”。然而后来还是告别了政坛。齐国、楚国、晋国分别想迎他为“相”、“令尹”、“上卿”,他一概不就任,而专心致力于忠、孝、仁、义的学业和传授弟子,终成一代儒学大师。更为难得的是,他一生中还撰有《孝经》、《曾子》、《大学》等多种著作,是孔门弟子中著述较丰的一个,因而,他的思想学说也相对系统、完整一些。
坚持奉行孝道,是曾参思想学说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孝行,在曾参的思想和行为中,始终占着最突出的地位。《新语》有资料说:“曾子孝于父母,昏定晨省,调寒温,适轻重,勉之于糜粥之间,行之于衽席之上”。同时,“义不离亲一夕宿于外”。这就是说,他是整天不离左右地、无微不至地侍奉父母的。不仅如此,在理论上,他也作《孝经》等著作,阐述了关于孝行的一些基本观点。首先,指出了孝行的重要性。他认为,“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见《论语·学而》)。意思是说,只要提倡慎重地对待父母的丧葬,追念祖先,民众就会忠厚老实起来。类似的观点,他曾多次谈到。在他看来,“孝”对于社会安定、家庭和睦是至关重要的。其次,提出了孝行的具体内容。除了完整地继承了孔子关于“孝”的学说外,他还提倡“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惧而无咎”(《尸子》);“义不离亲一夕宿于外”(《战国策·燕策一》);“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论语·子张》);“父母生之,子弗敢杀;父母置之,子弗敢废;父母全之,子弗敢阙”(《吕氏春秋·孝行览》)等多种独特的孝道,丰富了儒家学派关于孝行的基本理论。
强调全面修养,是曾参思想学说的一个突出特点。其一,重视仁德修养。他认为自己是“仁以为己任”(《论语·泰伯》)的。晋、楚两国曾先后以官禄诱使他做不仁之事,都被他坚决拒绝了。其二,明辨“义”与“利”。他始终以孔子重义轻利思想为准绳处理问题,说过:“君子苟能无以利害义,则耻辱亦无由至矣”(《荀子·德行》)。其三,培养“忠”与“信”。他的妻子原来答应杀猪给儿子吃,后来又舍不得了。曾参斥责了妻子的不严肃态度,说:“是教子欺也,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而后,杀猪以兑现前诺。其四,恪守孔子倡导的礼。他阐发说:对父母要“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孟子·滕文公上》)。在为人处事中,他是处处以“礼”为准则的。
注重修养方式,是曾参思想学说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在他看来,修养方式既是思想方式的重要体现,又是提高思想道德水平的基本途径。因此,他主张:第一,“三省吾身”。《论语》载:“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就是说,一个人每天都要多次进行自我检查,对“忠”、“信”、“习”等各种问题及时反省。这种不待别人指点或指责,主动进行自我检查,正是曾参最有特点的修养方式。第二,谨言慎行。曾参年老病重时,曾将其弟子召来说,做人处事,要如“诗”里说的那样,“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避免犯更多的错误。第三,慎独。他说:“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见《大学·释诚意》)意思是说,当别人不在时,要象大家都在看着、都在指着自己一样,去严格要求自己,严格处理事物。
曾参的思想学说是比较丰富的,影响也很广。除仁德、勇毅、修养方法等之外,影响最大的还是他关于“孝”的思想。唐代皮日休就说:“曾参,之孝感天地,动鬼神,自汉至隋不过乎”(《宗圣志》)。历代统治者也因此赠他“太子少保”、“郕伯”、“郕侯”、“武城侯”、“郕国公”等谥号。元代至顺元年(1330年),更被封为“郕国宗圣公”,成为孔子弟子中仅有的“二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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