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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福益(1865—1905)又名乾,后改名福益,号梓熊。湘潭县继述桥乡碧水村人。
马福益的父亲叫马大良,佃同族某地主的田耕种。后来不知何故被迫退佃了,弄得他们一家没屋可住,无田可耕,生活非常困难。通过一个姓刘的亲戚介绍,举家搬迁到醴陵西乡瓦子坪租佃一个姓傅的地主家的田耕种。
福益父母生他们兄弟三人,取名为福一、福二、福三,后福一改名为福益。福益在幼年的时候曾读过几年私塾,能写普通的书信和简短的文稿,马福益为人正直、果断、善辩,遇邻里争端或不平事,即出面干预,且处断公平。曾在雷打石石灰窑打工。后入哥老会,不徇私情,按会规办事,会众倾服。遂常有人到他家里来投告,要求处理纠纷,解决矛盾,以致让他应接不暇,把农活都给耽误了。他的两个兄弟都埋怨他,父亲对他也不满意。分给福益数千铜元,让他带着妻子迁到附近的渌口市居住。
渌口原为醴陵县的大集镇(现为株洲县城),当时商业很发达,居民超过一万多人。每年旧历正月、五月、八月,逢年过节,搞民俗活动,迎神赛会,很是热闹。集市里面设有-场地(俗称赌窑)几十家,一些有钱的大商人,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聚赌,输赢钱额多的达几万元,时间也很长,往往达到三四十天.当时,虽然渌口的商业依赖-招来这些人而发达起来了,但是流氓,地痞、盗贼也麇集在这里.他们偷窃撞骗,作案累累,致使商民惶惶不安。这些赌窑大都是是哥老会党首领所设。福益在农村的时候,就已加入了会党,并且担任首领。当时各个会党的负责人知道福益生活困难,共同商量从赌窑中抽出一部分的钱来救济他。渌口商人们因为市内社会治安,甚为忧虑,总想有个好办法来加以维持。当他们知道马福益为人比较正直,并且在会党中地位很高,便由商会会长马某以和福益同姓关系进行密商,请他协助维护禄口治安。有一天,福益在市中最大的酒馆——湘江阁,邀请会党首领商议如何搞好市内治安问题,他在会上首先发言说:“-系渌口市商务发达的来源,政府不加禁止,我们也俱蒙其惠。但因-而招至不良分子,有-的,有拐骗的,甚至有抢劫的,使商旅居民均感不安,此实为较大的危险,我们不能不想法挽救。”大家都非常赞同他的意见。当时就一致商订共同遵守五条秘密条规。其条规是:
一、-者不得做假,不诈骗;二、不得行凶打架;三、遇有争端,须由大家公平处理,不得徇私袒护;四、绝对禁止抢劫与拐骗,来市者给予旅费,令其他去;五、离市二十里路不准-,一次-后,不准再行留居。
上述条规实行以后,市面果然安然无事,因而马福益的声誉蒸蒸日上,威信也越来越高。于是他便开堂放标,招收徒弟,渌口市民加入的很多,势力逐渐扩大、遍于醴陵、湘潭、萍乡、浏阳县。连江西湖北等省,也有人加入他的领导的会党,共约一万佘人。尤其是在湘赣边界,势力更为雄厚。
马福益曾经当过清朝水师飞瀚营的“火军头目”,管理过伙食,他因为用营内的军粮等军需物资接济过他的会党,所以被开除了。
1891年,福益创立回龙山时,曾经分别委派他的会党同事刘涛棋、郭福、何士才、尹信延等为东南西北四路负责人,自已担任四路总统。并被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四省洪江会(哥老会)共同拥戴为领袖。1897年又被湖南、湖北两省哥老会各个山堂推选为龙头大爷。
福益所参加的会党属于洪帮,组织庞大,在国内设有总堂口,由各首领自行开堂放标,招收党徒。帮内有四大标志,就是所谓:“山、堂、香、水”。这山、堂、香、水,是由各首领自已规定名称,帮内不作统一要求。福益所开的山名为“昆仑山”,党名为“忠义堂”,香名为“米奶香”,水名为“去奶水”。
湘潭的雷打石(现为株洲县管辖)和渌口仅仅只隔一条江,这里出产石灰石,办了二十多家石灰窑厂,其中马家河的富裕户黄某,约占十分之七、八,共有两千多工人,大多数都加入了会党。同时,也有少数流氓、地痞、盗贼混进来了。所以好坏不齐,成分不纯,对地方治安常有骚扰和影响。黄某为了这件事十分忧虑,便和各工厂负责人商议,决定聘请马福益当各工厂的总工头。福益愉快地答应了他们的聘请。于是各工厂主共同商定,每个工厂设一分总工头,总工头下面又设若干工头,每一工头管理窑工若干人。如果工人对工厂负责人有什么要求时,也必须通过工头来办理。福益到雷打石以后,仅仅三个月的时间,就使这一带社会安定,秩序井然,流氓盗贼几乎绝迹,使当地居民能够安居乐业,因而对福益非常用拥护和尊敬。
由于福益出身于贫民,深受清朝封建统治者的压迫,所以很早就具有反抗清朝的理想和志愿。当孙中山先生派遣华永年、林述、唐偕同日本人平山周等到长江流域一带调查哥老会的活动情况时,福益就曾经派他的部属头目李云彪、杨鸣钧、张尧卿等前往香港和孙中山先生接洽过。1900年,唐才常等组织自立军起义时,福益也曾参加。虽然自立军事件失败了,但他并没有因为失败而放弃反抗清朝统治的志愿。相反,他的态度则更加坚决,积极、总是秣马砺兵,伺机再起。
1903年,黄兴、刘揆一抱着组织革命团体,进行武装起义的目的,先后从日本回国,在湖南组织华兴会,联络会党,传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计划在长沙起义。在归国的前夕,黄兴和刘揆一共同商量进行革命的方法。黄问刘回国以后却如何进行为好?刘揆一说:“种族革命。固非运动学界不为功,而欲收发难速效,则宜采用哥老会党,以彼辈为反对满清,而早的团结。”黄兴也认为:“洪会党人,为与已具有一同排满宗旨者。”并且还认为:“久已蔓延团结,惟相顾而莫先发,正如炸弹既实,待吾辈引火而燃。”
洪江会党内部纪律严明。福益执行会党纪律也较严格,作到言出法随,不徇私情。例如会党成员马龙彪、与马福益系亲戚,其人短小精悍,行动矫捷,皮肤白晰,人们称呼他为“玉面猴子”。平时,福益很喜欢他。马龙彪与同党兄弟郭某之妻乱搞两性关系,并且还将郭某赶走,霸占了他的家庭;另有一个叫刘力士的会党成员,加入会党不久,便在茶酒馆中夸耀自已,扬言自已是会觉成员,并且在商店强行买东西不给钱。这两人的事情被福益知道后,一天,福益召-党中重要成员开会,把马、刘二人叫来,严加批评。并问管理执行会党纪律的刑堂说:“凡犯与同党兄弟之妻通奸者,按会规应该怎样办理?”刑堂回答道:“此事名为同穿绣鞋,依经典规定:凡同穿绣鞋者,必要开丢(即使犯者自杀丢掉性命)。”福益听了以后,便对马龙彪说:“尔犯如此大罪,我当照章执行,尔自已怎样打算?”当时马龙彪吓得面色苍白,魂不附体,一句话也对答不上来。这里会党兄弟中有人向福益提出要求,希望免除了龙彪的死罪。福益说:“我们正式开堂不久,便有违反经典之事发生,如不照章惩办,何以维持山堂,统辖会众?”当时。各兄弟面面相觑,再也不敢为他说情了。于是,福益便派了几个会党成员,将马龙彪-着,押到江边,用小船载到河中间,推于江中淹死了。接着,福益又问型堂道:“泄露本堂秘密及招谣撞骗者,该怎样处理?”型堂答道:“经典有句云:江湖一点诀,莫对父母兄弟妻子说:若对父母兄弟妻子说,七孔要流血。”福益又问:“七孔流血是怎样办法?”型堂说:“系用尖刀在腿上刺三刀,穿六眼,再用一刀从左臂上刺入。”福益要人给他用刀口药敷住伤口,帮助他止住疼痛。并且再三嘱咐他以后千万不要再犯错误。又有一个姓戴的湖南哥老会党人,违反了会规,福益便当夜开堂,判处他死刑。当福益把戴某送到沿河间小道进行准备剖腹刑的时候,犯人死而无怨,看到道路崎岖,怕福益不慎跌伤,便回头对福益道:“大哥好走,须防失足跌下坑去。”福益听了感动得流泪,并好言安慰死者,并厚恤家眷。自此以后,会党中纪律严明,会党成员对福益既很敬佩又很惧怕。辛亥革命先驱刘揆一等当时也认为:马福益与洪江会党不肯枉法与视死如归,足为吾辈革命所取法。
1904年2月,黄兴在长沙组织华兴会,决定联络会党,策划起义。但鉴天华兴会员中,多数是当兵的人,恐怕与洪江会的接洽时有隔阂,不方便,于是黄兴等人又另外成立一个“同仇会”,专门作为与洪江会党联络的机关。同仇会的组织,仿效日本的办法,设将佐尉军阶衔级别,规定将佐尉各军阶职务。黄兴自已担任大将,兼同仇会会长。刘揆一任中将,负责掌握陆军事务。马福益任少将,负责管理会党事务。
黄兴通过刘揆一的弟弟刘道一与会党进行联络,先后曾两次与福益进行过会晤,共同商讨起义计划。
马福益与黄兴第一次见的时间是1904年甲辰的春天。黄兴和刘揆一原来想约马福益在湘潭县城见面。为了避免清军官吏的侦探,他们便穿着短便衣和钉鞋,头上戴着斗笠,在一个大风呼啸、雪花飘飘的夜晚,走了三十多里路,在湘潭县茶园铺一个岩洞中会见。他们三人烤着熊熊的柴火,席地而坐,各自倾吐自已的意见和抱负,共同商讨推翻满清的大计。准备在十一月十六日(即光绪年三十年十月十日)慈禧太后七十岁生日,全省官吏在玉皇殿举行庆祝仪式时,在这里预先埋好0,等他们开会时,把他们炸掉,从而乘机起义。还计划省城里以武备各校学生联络新军和巡防营为主,洪江会的成员协助,外面分五路响应;并以洪江会成员为基础组成起义部队,由军人和有知识的学界人员担任指挥。福益还准备派洪会党中的谢寿棋、郭义延组成浏阳军队;申兰生、黄人哲组成衡洲军队:肖桂生、王玉堂组成岳洲军队;游得胜、胡友堂组成常德军队;邓彰楚、谭菊生组成宝庆军队,等候华兴会派遣指挥与监军的人员。并且共同推举黄兴为主帅,刘揆一与马福益为正副总指挥。
这次约会之所以能顺利进行,主要是事先经过福益的周密筹划和妥善布置。晚上矿山周围都布置有会党成员严密防守,所以才使会唔能够安全顺利地进行,才能得以畅所欲言.并且还命会党成员在山凹雪深的地方挖了一个土坑,埋了几只雄鸡,用柴火把鸡烤熟后,他们开怀畅饮,高高兴兴地议论到天亮才散。黄兴兴致勃勃,在返回家的途中写下了“结义凭杯酒,驱胡等割鸡”的诗句来纪念这件事。
福益与黄兴第二次会见是在1904年9月23日(古历八月十四日),地点是在浏阳县普迹市。这一天,普迹市按照惯例举行牛马交易大会,华兴会领导人黄兴和刘揆一、徐拂苏、陈福等前往普迹市再度与福益会面。陈天华当时也化名郑天然从南昌赶来参加这次会见,福益将他所管辖的各部下负责人姜守旦、龚春台、冯乃古等一一见面。并且还隆重地举行了为福益授予少将衔的仪式,由刘揆一代表黄兴会长主持。在这次会见时,黄兴还给了福益长枪20支,手枪40支,马40匹,准备起义时应用。同时还决定,等从上海陆续运到大批枪械后,立即提前发动起义。这样,原来准备在长沙玉皇殿预埋0的那件事,就耽搁没有进行了。但由于这次“仪式庄严、观者如堵”,因而对革命运动起了巨大的宣传鼓动作用。自此以后,相继加入哥老会的成员,非常踊跃,约有十多万。
福益与黄兴,刘揆一会谈不久,便在雷打石附近的某寺庙里,举行正式开堂。开堂典礼非常隆重。这种隆重的开堂仪式,以往各山堂是从来不轻易举行的。福益在会上发言道:现在本山堂众已至万人,势力远及江西、湖北等省,控制不无困难;幸有先代遗传,可资遵循,这是我们对内的行动。至于对外,现在孙中山、黄克强先生等,正领导进行反满斗争,已与我们取得联络,我们必须奋力参加,以达到推翻满清之目的。”
自从马福益与黄兴、刘揆一等会见以后,为了给起义积蓄力量,马福益经常骑马巡视各石灰窑厂,还到浏阳、萍乡一带活动。他在雷打石时,曾经亲自挑选了会党成员中身强力壮、且具有才干的人当头目,带领他们深更半夜在山林中操练军事。还亲自教他们学会手枪,步枪的射击技能。由于华兴会、同仇会、哥老会的积极活动,逐渐引起了清朝官方的注意,于是就是加强了对华兴会等活动的侦缉。再者,加上华兴会组织发展较快,被一个混进会中的败类——刘佐楫里应外合出卖革命,将普迹市开会的详细经过出卖给劣绅王先谦.王先谦马上向巡抚陆元鼎告密,因而使事情泄露了。(按:据刘揆一撰写的“黄兴传”载:为武备学生朱某误泄其事于王先谦)。于是不久洪江会党中的五路巡查何少卿、郭鹤卿等被清吏逮捕了。这就使陆元鼎获得了黄兴、马福益等准备起义的事实-。后来,洪江会党负责人肖桂生、游得胜等被铺后,也被迫供出:“听从马福益派充华兴会中路付办,放镖邀人。”游得胜也供认:“听从马福益散发同仇会、华兴会票”。当时黄兴、刘揆一等在长沙,洪江会党在邮电部门工作的颜某在获得的上述情况后报告了他们。黄、刘二人化装成海关人员逃往上海。颜某又把这消息转告了马福益。从此以后,马福益便成为清朝统绐者的搜捕对象了。
马福益在清政府官吏的通缉下,首先逃往广西,不久又回到湖南湘西的洪江,改名佑衡,准备以洪江为根据地,重新布署起义。并且还派常德哥老会负责人谢寿棋去上海,重新与黄兴取得联络。信中说:“前之失业,半由于党人不慎所致,深自愧恨。今欲集洪会各派之精锐于洪江,作孤注一掷举之势,希派人指挥。”
黄兴,刘揆一等接到马福益的信后商量,认为洪江这个地方是一个多山偏僻地区,作战时既能进功,又能防守,在这里可以搞持久之战。并且还可以以这里为中心,向四面八方的革命力量发出号召,使他们共同进行革命活动。所以非常赞成福益的意见。于是黄兴、刘揆一等于1905年3月从上海回湖南,先在汉阳取出原来寄存在那儿的43支长枪,7排子弹,密藏在船舱底下。又从汉阳出发,一直行驶到常德。哪知刚刚抵达沅陵,被厘卡搜枪弹,事情暴露了。黄兴、刘揆一等与卡兵博斗,一直到天黑才得以脱险。在途中遇到了杨任,便和他一同到他一个亲戚家里休息。并且从杨任口中得知马福益被捕。原来马福益从广西归来的时候,会党成员按照原来的路线迎接和护送他。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改路线,于四月二十三日(农历三月八日)在萍乡境地不幸被清军逮捕。他们获得这消息后,只得绕道古丈、石门、到湖北公安,由汉口再次逃往上海。
马福益在萍乡被捕后解往长沙途中,清吏竟残忍地用铁丝穿过他的锁骨,以防逃脱。入狱后并被打得体无完肤,奄奄一息。当马福益在监狱里看到许多同志脚镣手铐,为了保护同志,除承认与华兴会首领有关系以外,多方证明那些被囚禁的人与华兴会没有关系,因而解救了一些同志出狱。比如与他同时被捕的谭菊生,就是因为福益坚决否认他是洪江会党而得以免于遇难的。
1905年9月26日(三月十一日),即马福益被捕后的第三天,在长沙浏阳门外英勇就义,时年四十岁。
当福益遇害的消息传到日本的时候,黄兴等华兴会员深为悲愤。在东京开了一次大的追悼会,还把福益制定的军纪十条(如不杀人、不拢商市、不惊远客等)发行十多万册,广为流传。日本各界对福益的革命行动,也极为称赞,称福益为“支那革命的先驱”,报上还刊载着他就义时的照片。
马福益从结识黄兴投入民主革命,到被捕就义,共约一年时间。这短暂的时间,在他的生涯中是一个重要的坐标。马福益一生闯荡江湖,尽管声名赫赫,但终归是一个草寇英雄。黄兴与他"结义",将他引导到民主革命的事业中来,这才使他的江湖生涯能够发出耀人的光彩而留名青史。福益虽已遇害,但他的洪江会党的组织基础并没有被打乱。他的部属负责人姜守旦、肖克昌、龚春台、冯乃古、李金奇(一作经其)、李香阁、以及殷子奇,刘泽春等,于1906年十月十九日在华兴会会员刘道一等的率领与组织下,发动了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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