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95年—1987年）
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十二年）
四月，汉高祖刘邦病故。五月，太子刘盈即位，称汉孝惠帝。为纪念高祖功迹，惠帝下诏，令郡国诸侯各立高祖庙，以作祭祠。孝惠帝五年（公元前190年），惠帝再次下诏，以家乡沛县的沛宫为“高祖原庙”。在这几年内，滁州西南的丰山上也修了汉高祖庙，受到历代官民的祭奉。宋代庆历六年（1046年）欧阳修任滁州知州时，曾撰写《祈雨祭汉高祖文》，明代的州志均有对高祖庙的记载。该庙后在战火中烧毁。
279年（西晋武帝咸宁五年）
十一月，晋武帝司马炎发兵平吴国，命镇东大将军琅邪王司马伷率军出“涂中”（即今滁州、全椒一带），配合各路大军，水陆并进。次年二月，吴主孙皓因晋军王濬部已逼近京都建邺（今南京市），遣使送玺，向司马伷请降。后人以此事为琅琊山命名的一个来源。
307年—322年（西晋怀帝永嘉元年—东晋元帝永昌元年）
永嘉元年（307年）秋七月，晋怀帝司马炽命琅邪王司马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镇守建邺（后改称建康）。同年九月，司马睿率军自下邳（今江苏省邳县一带）抵达建邺。建兴五年（317年）三月，司马睿承制改元，称晋王于建康。太兴元年（318年）三月，司马睿即皇帝位，为晋元帝，从此史称东晋。永昌元年（322年）闰十一月，晋元帝病故。后人因晋元帝司马睿任琅邪王时，到过滁州西南的诸山，以此为琅琊山命名的一个主要来源。’
771年（唐代宗大历六年）
唐太子庶子李幼卿任滁州刺史。他根据琅邪王司马睿曾“寓居此山”的传说，将滁州西南的群山命名“琅邪山”（后人改写为琅琊山），山中的溪水命名“琅琊溪”。李幼卿的好友濠州刺史独孤及曾撰写《琅琊溪述》，记载此事。唐著名书法家李阳冰曾为李幼卿开凿的泉水，篆书“庶子泉铭”刻碑立于泉旁。
同年，李幼卿与法深法师在琅琊山兴建寺庙。据唐崔祐甫《宝应寺碑》记载：李幼卿将该寺绘图呈报唐代宗李豫，代宗为该庙赐名“宝应寺”。
781年（唐德宗建中二年）
唐代诗人、比部员外郎韦应物任滁州刺史，多次游琅琊山，撰写了《西涧》、《游琅琊山寺》等诗文。
956年（后周世宗显德三年）
后周殿前都虞候赵匡胤（四年后称帝，建立宋朝，称宋太祖），奉周世宗柴荣令，率军出征淮南，在滁州城西清流关、琅琊山一带，打败了号称15万大军的南唐节度史皇甫晖、姚凤，攻克滁州城。《宋史》称淮南滁州、寿州一带，为宋太祖“呈祥发迹之地”。
同年，滁州刺史王著重建被战火烧毁的宝应寺。
978年（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
琅琊山“宝应寺”易名“开化禅寺”。据明万历《滁阳志》记载，“开化禅寺”的匾额为宋太宗赵炅于太平兴国三年所赐。该匾在民国前己毁坏。
995年（宋太宗至道元年）
北宋文学家、翰林学士王禹偁，因直言犯“谤讪罪”贬官为工部郎中，任滁州知州。次年，调任扬州知州。王禹偁在滁州任职期间，多次游琅琊山，撰写了《琅邪山》、《明月溪》等诗文。
997年（宋太宗至道三年）
三月，宋太宗病故，太子赵恒即位，称宋真宗。六月，真宗下诏：“以太宗墨迹赐天下名山”。
1045年一1048年（宋仁宗庆历五年至八年）
宋庆历五年（1045年）十月，著名文学家、龙图阁直学士欧阳修，因事受贬，左迁知制诰，任滁州知州。庆历八年（1048年）闰正月，改任扬州知州。欧阳修在滁州任职期间，曾为智仙法师修建的“醉翁亭”撰写了散文名篇《醉翁亭记》。并在丰山东麓修建了丰乐亭、醒心亭，开凿了“丰乐泉”（后改名紫泉），撰写了《丰乐亭记》。欧阳修撰写的描绘琅琊山各名胜古迹和人物的诗词、散文共有100余首（篇），均已辑入《欧阳文忠公全集》，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珍品。
1053年（宋仁宗皇祐五年）
三月，宋仁宗赵祯下诏：“遣史奉安太祖（赵匡胤）御容于滁州”。为安放宋太祖图像和其他“御书”，琅琊山开化禅寺内修建了“御书阁”。该建筑在元朝战火中毁坏。
1091年（宋哲宗元祐六年）
滁州知州王诏请著名书法家苏轼重新书写《醉翁亭记》，再刻新碑立于醉翁亭前。此碑现存于醉翁亭前的“宝宋斋”内，是我国的珍贵文物。同年，苏轼还书写了《丰乐亭记》，刻碑立于丰乐亭内。
同年，苏轼应开封刘季孙之请，再书《醉翁亭记》长卷，墨迹为新郑人高拱所藏。该长卷已刻碑，现藏于郑州市博物馆。
1354年一1386年（元顺帝至正十四年至明太祖洪武十九年）
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郭子兴命朱元璋率反元义军驻滁州。时值大旱，为抢救禾苗，朱元璋亲自去丰山阳谷柏子潭祭祷“神龙”求得一场大雨。为传扬这一功德，明洪武六年（137年）九月十三日，明太祖朱元璋御制《祭柏子潭龙神文》，遣史至滁州柏子潭前向“神龙”祭祀。洪武十八年（1385年）十二月十一日，明太祖再次下诏，在柏子潭前建亭，亭内安奉御制的“柏子潭神龙效灵碑”，以传扬“神效灵树”。此碑亭于洪武十九年（1386年）四月建成。后毁于战火。
1373年（明太祖洪武六年）
兵部下令，在滁州设立统一管理放牧繁殖军马的机构—太仆寺。永乐初（1403年），另设北京太仆寺后，在滁州的太仆寺改称“南太仆寺”，管理六府二州的“马政”。整个明代期间，丰山设了养马场，喂养大批军马。
1383年（明太祖洪武十六年）
明代在滁州设僧正司，管理地方僧尼事务。龙兴寺住持僧德孝法师任滁州“僧正”，兼管琅琊山开化禅寺及周围寺院的佛事活动。
1513年—1514年（明武宗正德八年至九年）
明代哲学家、教育家王守仁（世称阳明先生）任南太仆寺少卿驻滁州，多次游览琅琊山名胜，撰写了《琅琊山中》等诗文，并在丰乐亭院外讲学。明代嘉靖年间，滁州人徐子林在原王守仁讲学处建了“王阳明祠”，予以纪念。该祠于清代光绪年间倒塌。1575年（明神宗万历三年）
滁州刘大德、万钧等人在琅琊山集体植松树千余株。万历十一年（1583年）石玺曾为此事作记，并立碑刻，名为《琅琊山植木记》。今碑石尚存，刻文清晰可辨。
1614年（明神宗万历四十二年）
滁州知州戴瑞卿，邀集儒学学正李之茂等，收集南宋和明初的各种《滁州志》版本，补充订正，编纂了一部《滁阳志》，计8册14卷。该志书辑存了有关琅琊山各名胜古迹的记载，以及唐代到明代文人描写琊琅山胜迹和人物的诗文400多篇（首），是现存最早的一部滁州志书。
1622年（明熹宗天启二年）
驻滁州的南太仆寺少卿冯若愚，在醉翁亭旁修建“宝宋斋”，斋内立苏轼手书《醉翁亭记》石碑，保护了这两块珍贵文物。并刻《宝宋斋记》碑记事。
1673年（清圣祖康熙十二年）
滁州知州余国等，根据明万历《滁阳志》，补充采集明代末期和清代初期的滁州各种资料，编纂了一部《滁州志》，计30卷。该志书补充辑存了琅琊山的名胜古迹记载和有关艺文。
1796年一1818年（清仁宗嘉庆元年至二十三年）
皓清律师来琅琊山，担任已被战火毁坏的开化寺住持。他不辞劳苦，“托钵游浙、粤数省募缘，获巨金”，重建了比前更为宏大的开化寺院。皓清所传为南山律宗，改“开化禅寺”为“开化律寺”。皓清于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圆寂后，清道光七年（1827年），佛门弟子修建了皓清墓塔，以续后裔祭扫。
1881年一1883年（清德宗光绪七年至九年）
全椒人薛时雨集资先后重建醉翁亭，重修丰乐亭，并撰写了《重建醉翁亭记》、《重修丰乐亭记》，立碑存世。
1896年（清德宗光绪二十二年）
滁州知州熊祖诒邀集滁州学正罗忠德、潘英铨等12人，参照余国等编纂的《滁州志》，王赐魁编纂的《滁州续志》，补充采集断志200多年来的滁州资料，编纂了一部《滁州志》计10卷。其中辑存了琅琊山的不少新资料。
1904年一1940年（清德宗光绪三十年至民国二十九年）
达修律师来琅琊山任开化律寺住持。他不辞劳苦，“托钵奔走万里，历数年，募缘巨金”。经30多年努力，在遍地瓦砾的旧址上，先后复建了大雄宝殿、明月观、藏经楼、韦驮殿、“四老堂”（僧人住房）等殿堂近百间，使琅琊寺得以复兴。1940年达修圆寂后，1942年其佛门弟子修建了达修墓塔于琅琊山，以续后裔祭扫。
1928年（民国十七年）
滁州人、曾任清代清河县知县的章心培，同琅琊寺僧达修、赞泉共同编纂了第一部《琅琊山志》。该山志计8卷，分“形势”、“胜迹”、“建置”、“高僧传”、“塔铭”、“文集”“古诗集”、“醉翁丰乐两亭集”、“近诗集”、“楹联集”等篇章，汇集了旧《滁州志》和琅琊寺僧人辑存的有关琅琊山的各种资料和艺文。该山志并请国民政府要员孙科、阎锡山、方振武、谭延、黄维时等人题词，孔祥熙、戴传贤、易培基等人作序。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4月5日—6日
著名女作家方令孺教授，同女作家丁玲、画家徐悲鸿等，从南京专程来滁游览了琅琊山。回京后方令孺撰写了散文新篇《琅琊山游记》，受到国内外文学界的好评。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
侵占滁州城的日本侵略军对琅琊山区进行“扫荡”。琅琊寺住持僧达修律师的弟子果清和雇佣柴工谢世，为掩护达修的安全，被日军逮捕后拒不回答达修的去向，被日军绑在琅琊山回北门烧死。
1941年（民国三十年）
根如律师来滁，任琅琊寺住持。
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
我国树木分类学者郑万钧教授，在琅琊山醉翁亭前和南天门下的杂木林中，发现两种榆树新科，分别命名为“醉翁榆”“琅琊榆”。建国后这两种树被确定为安徽省重点保护的珍稀树种。
1949年1月24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滁县县城。从此，琅琊山由人民政府管理。琅琊寺住持僧根如看到解放军滁州军管会的安民布告后，自动将寺里防盗的12支长枪交给了军管会。
1952年
安徽省人民政府拨款，由根如律师整修琅琊寺及沿路亭台。
1952年冬
在琅琊山区凤凰山脚下，修建了凤凰洼水库。
1956年
安徽省人民政府决定，将琅琊寺、醉翁亭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58年
滁县县政府决定建立国营琅琊山林场，加强对琅琊山区森林的管理。
同年，在琅琊山西北部修建了城西水库。
同年，在琅琊寺至“峰回路转”途中的右侧，修建了和平水库，现改名深秀湖。
1958年冬
在琅琊山林场内余洼村，修建了余洼水库。
同年12月，在琅琊山区大龙山脚下，修建了军民水库。
1959年秋
安徽省文化局决定，在醉翁亭成立欧阳修纪念馆。滁县文教局派出3名职工常驻醉翁亭，负责有关欧阳修的文物征集和展出、保护名胜古迹等工作。并请著名史学家、文学家郭沫若为“欧阳修纪念馆”题匾。
1959年
在琅琊山林场内黑洼村修建了黑洼水库。
1961年9月
根如律师圆寂，由超然律师任琅琊寺住持。
1962年春
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来滁检查工作期间，察看了琅琊山古迹，关心琅琊山的建设，并指示省有关单位拨款对琅琊山古建筑进行维修。
1962年7月
安徽省人民政府决定，将丰乐亭列入琅琊寺、醉翁亭重点文物保护范围。
1962年
原设在嘉山县境内的安徽省水文总站瓦屋刘径流实验站，迁至琅琊山区大丰山西南麓，改名安徽省水文总站城西径流站，担负江淮丘陵区水文和水资源等问题的科研任务。
1966年6月—1967年
“文化大革命”初期，琅琊寺内的所有佛像全被砸毁，珍藏的经典字画和历代名人题字制作的近百块硬匾也被烧毁，琅琊山的珍贵文化遗产遭受极大损失。
1972年10月
滁县地区革命委员会决定，将琅琊寺、醉翁亭收归地区革命委员会政工组文化小组管理。从这年开始，安徽省革命委员会(1977年后改省人民政府）陆续拨专款，对琅琊山风景区进行修建。
1974年夏
滁县地区革委会决定，成立琅琊山文物管理所，属地区文化局领导，管理琅琊寺、醉翁亭的维修保护工作。
1974年夏
滁县地区革委会个别负责人，违反省政府关于重点保护丰乐亭文物单位的规定，批准地区商业部门，在丰山境内修建油库，使丰乐亭风景区至今未修复开放，多处名胜古迹逐渐毁坏。
1977年夏
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来滁视察期间，游览了琅琊山风景区。
１977年
国家科委和安徽省科委共同投资，在琅琊山区城西水库中的小岛上，兴建了人工半咸水育苗基地。滁州市水产研究所在该基地进行的“河蟹人工半咸水育苗”研究，获得了丰硕成果。1984年获得国家发明一等奖。1986年该项目参加了日内瓦世界新发明新技术博览会，获得金牌奖。
1980年春
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张劲夫来滁视察期间，游览了琅琊山风景区。
1980年5月31日
中共滁县地委和滁县地区行署研究决定，成立县级机构“琅琊山管理处”，统一管理琅琊山风景区的建设和旅游事业。
1980年6月15日
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严济慈，来滁县视察了“河蟹人工半咸水育苗”科研情况，游览了琅琊山风景区。
1980年10月2日
日本歧埠大学和田吉弘副教授专程来滁，参观人工半咸水育苗基地，交流经验，并游览了琅琊山风景区。
1981年9月8日
安徽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调整全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重申琅琊寺和醉翁亭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颁发琅琊寺和醉翁亭两块“全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理石碑标志。
1981年10月9日
安徽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处发出《关于修塑琅琊寺佛像问题的批复》，从拨给琅琊山的修建费10万元中支出2万元塑佛像。
1981年
琅琊山管理处新塑欧阳修立像于二贤堂内，在“醒园”遗址上建“宝宋新斋”一处，陈列有复制苏轼手书的《醉翁亭记》碑刻，并新建了入山牌坊，复建了“回北门”。
1981年
水利部南京水文水资源研究所，在琅琊山区大丰山西南麓，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水文实验基地。对水文现象、水文过程及水资源研究中的水文学问题进行实验研究。该实验基地还承担了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研究课题，并与美国、西德、加拿大等国进行科研合作。
1981年10月一1984年
琅琊山管理处重塑二十四尊佛像、一组海岛观音像，分别立于大雄宝殿、韦驮殿内。
1982年10月7日
滁县地区编史修志领导小组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在琅琊山举行编纂《琅琊山志》座谈会，组织发动各部门报送有关琅琊山的资料，并成立了《琅琊山志》编纂小组。
1992年10月30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候补书记郝建秀来滁视察期间，游览了琅琊山风景区。
1982年
琅琊山管理处按原貌重建“环翠亭”一座，并复建了“玄帝行宫”。
1983年10月
滁县地区编史修志领导小组办公室制定了编纂《琅琊山志》的具体规划，并派干部参加了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在黄山召开的五个山志篇目座谈会。
1983年
琅琊山管理处在琅琊寺复建“酴轩”、“清风亭”，新建了“揽秀堂”，在醉翁亭院内复建“六一亭”。
1984年2月24日
滁县地区编史修志领导小组在琅琊山召开第二次编纂《琅琊山志》座谈会，讨论了琅琊山志篇目，进一步落实了资料征集汇编工作。
1984年春
琅琊山管理处在醉翁亭院内重建“解酲阁”。
1984年底
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来滁视察期间，游览了琅琊山风景区。
1984年底
琅琊山管理处请含山县海慧庵果圆律师，来琅琊寺代理生病的超然律师主持佛事。
1984年—1985年
琅琊山管理处新建“深秀湖”风景区。
1985年元月
经中共滁县地委统战部批准，琅琊山管理处按照党和国家的有关宗教政策，将琅琊寺交给僧侣管理。
1985年4月9日
滁县地区行署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研究决定，成立《琅琊山志》编纂委员会，在已有工作基础上，加快编纂山志的进度。并召开了第一次《琅琊山志》编纂委员会。
1985年5月9日
坦桑尼亚革命党总书记拉希迪·姆·卡瓦瓦及其他负责人共十九位贵宾，来中国访问期间，专程来滁游览了琅琊山风景区。
1985年9月12日
委内瑞拉争取社会主义运动主席庞佩约·马尔盖斯携夫人，在访问中国期间，专程来滁游览了琅琊山风景区。
1985年10月21日一27日
中国散文学会、中国作家协会安徽分会、中共滁州市委在琅琊山联合举办了“醉翁亭散文节”。参加节日活动，研究散文创作的散文作家、诗人、评论家、编辑和新闻记者，有王西彦、何为、柯蓝、艾煊、江流等共四十多人。
1985年为解决琅琊寺进行佛事活动的需要，琅琊山管理处派干部协助果圆律师，往各地购回一批大中型法器和经书、僧衣、僧帽。
1985年12月14日
国务院林业部批复安徽省林业厅，同意在滁州市琅琊山林场由部、省联合建设“安徽省琅琊山森林公园”，并初步确定了建设范围、内容、规模和基本建设投资总额。
1985年冬
滁州市成立了“琅琊山森林公园筹备处，负责森林公园的筹建工作。
1985年一1986年
琅琊山管理处新建“盆景园”风景区，后改名“野芳园”。
1985年一1986年
安徽省文联在琅琊山中建“琅琊书斋”宾馆一幢。
1986年2月
由安徽省建设厅、省文物局、省旅游局、安徽师范大学、安徽农学院等单位的有关领导、专家、教授组织的安徽省国家级风景区资源考察团，冒雪踏勘考察了琅琊山的实况，撰写了琅琊山为国家级风景区的调查报告。
1986年4月
中共滁县地委和滁县地区行署研究决定，将“琅琊山管理处”移交滁州市委、市政府领导。
1986年6月11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来滁视察期间，游览了琅琊山风景区。
1986年7月
《琅琊山志》编纂委员会及其编辑组完成了《琅琊山志》初稿，印送有关部门领导和专家、学者征求意见。
1986年9月25日
经滁州市市长办公会决定，将“琅琊山管理处”和“琅琊山森林公园筹备处”合并，定名为“安徽省琅琊山森林公园管理处”，并将琅琊山林场划归管理处领导。
1986年10月
由原琅琊山森林公园筹备处邀请，南京工学院建筑系风景园林教研室潘谷西教授等人，经过近一年的勘察设计，完成了《琅琊山森林公园总体规划》。
1985年12月19日
《琅琊山志》编纂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讨论了核实修改《琅琊山志》初稿的具体方案。
1987年3月
按照《琅琊山志》编纂委员会研究的修改方案，山志编辑组全体同志经过认真的工作，对山志初稿进行了修改补充，铅印出《琅琊山志》评议稿，再次分送各有关史志单位、专家、学者征求意见。
1987年6月20日——23日
《琅琊山志》稿评议会在滁州市召开。参加评议会的有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滁县地区、滁州市的有杀领导人，省内史志专家，部分地、市、县地方志办公室和山志办公室代表、《琅琊山志》的编委委员共40余人。会议集思广益，对《琅琊山志》书稿认真进行了评议，肯定了书稿的成绩，指出不足之处，提出了进一步修改山志的具体建议。
1987年7月
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季贵鲜来滁县地区检查工作期间，游览了琅琊山风景区。
1987年9月18日
《琅琊山志》编纂委员会召开第三次会议，全面研究了评议会上所提出的对山志的修改意见，根据实际情况，讨论制订了最后一稿的修改方案。
1987年11月17日—19日
安徽省林业厅和安徽省计划委员会于滁州市联合召开了“琅琊山森林公园初步设计评审会”，参加会议的有安徽省林业厅副厅长王履定，南京工学院风景园林教研室教授潘谷西，上海同济大学教授徐循初，合肥市建委总工程师劳诚，安徽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所高级工程师黄维静，省计委副总工程师韩良浚，芜湖市规划设计院工程师周树临，以及省、地、市有关领导和计委、林业局、琅琊山森林公园管理处负责人、工作人员等共60余人。会议经过评审，通过了《安徽省琅琊山森林公园初步设计方案》，正式列为我国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10个重点森林公园建设项目之一。
1987年11月19日
安徽省计划委员会正式发文批复省林业厅，同意评审会议对《琅琊山森林公园初步设计方案》的审查意见，同意琅琊山森林公园的建设总投资控制在976,5万元以内，其中第一期工程投资500万元，请据以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