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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贸金融
(一)徽商
徽商又称新安商人，是旧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它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而衰于清末，前后达一千余年。
东晋和宋、齐、梁、陈各朝建都建业(南京)，大批中原人士流寓江南，促成江南城市的发展；徽州土产丰富，食粮不足，需同境外交换，互通有无，徽商遂应运而生。《晋书》载，徽州人好“离别”，常出外经商。齐梁时，休宁人曹老“多游江湖间”，以贾贩为业。
唐宋时期，徽州除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产的运销外，商品茶和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产品的问世，更加推动了徽商的发展。唐代，茶市即十分兴盛。南唐，休宁人臧循便行商福建。宋代，徽纸已远销四川。南宋建都临安(杭州)，广造楼宇，大兴土木，竹、木和漆市利百倍。商贾多往返徽杭之间贩买贩卖，拥有巨资的徽商随之出现。南宋初年，祁门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经商致富，分别被人们称为“十万大公”、“十万二公”，合称“程十万”。朱熹的外祖父祝确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府城的一半，人称。“祝半州”。由于商业兴旺，银两流通活跃，南宋朝廷曾允许徽州人以帛折银交纳赋税，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商人还在徽州境内发行“会子”。
元末，歙县商人江嘉开始发放高利贷，牟取暴利。元末明初的徽商资本，较之宋代大为增加，朱元璋入徽缺饷，歙人江元一次助饷银10万两。明朝建立后，江元因功授以博士。
成化年间(1465—1487)，明王朝改变“开中法”，允许商人在产盐地区两淮、两浙直接纳粮换盐、自由贩卖，徽商相继打入盐业领域，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受到严重打击，“于是新安商人逐渐以经营盐业为中，雄飞中国商界”。明代中叶以后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当时，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成人男子中，经营商业的占70％，在极盛时还要超过。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抵淮海，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故有“无徽不成镇”之谚。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徽商除了从事多种商业和贩运行业外，还有直接办产业的。休宁商人朱云沾在福建开采铁矿，歙县商人阮弼在芜湖开设染纸厂，休宁商人江长公在房村制造酒曲，他们一面生产，一面贩卖，合工商业于一身。
清乾隆末年，封建统治日趋没落，课税、捐输日益加重，徽商处境愈来愈困难。道光十一年(1831)，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陶澍革除淮盐积弊，改行“票法”，靠盐业专利发迹的徽商开始衰败。继盐商衰落之后，典当业也因左宗棠垄断增质铺而中落。茶、木两商则由于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连年亏耗。尤其是随着帝国主义入侵，外资渗入，国外商品倾销，徽商经营的行业大多为之所替代。同时，与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联系密切的广东、江浙财阀开始兴起，只掌握传统商业知识、技能的徽商，在商业领域逐渐失去其操纵、垄断和独占的地位，开始走下坡路。清末，濒于危殆；国民党统治时期，即退出商业历史舞台。
1．经营行业
明成化以前，徽商以经营“文房四宝”、漆、木、茶叶和米谷为主。成化以后，经商范围扩大，有行商、坐贾、牙行，涉足行业多种多样，以盐业、典当、茶、木为最著，其次为米谷、棉布、丝绸、纸墨、瓷器等。还有远到辽阳贩卖人参、貂皮，到两广(广东，广西)贩卖珠玑、古玩的。其中婺源人多茶、木商；歙县人盐商三，当铺商二，杂商五；绩溪人多菜馆业和茶商；休宁人多典当商；祁，黟两县以经营布匹、粮油、茶叶、钱庄、南北货为多。
徽州盐商主要以两淮为基地，以扬州为经营中心，在两淮八总商中，歙县商人就占一半，且各姓代兴，资本雄厚。如江村的江姓，丰溪、澄塘的吴姓，潭渡的黄姓，岑山的程姓，棠樾的鲍姓，上丰的洪姓，唐模的许姓等。歙县汪廷璋，自祖父迁扬州以盐业起家，富至千万；江春家世盐业，寓居扬州，继父为两淮商总，在扬州有园林5处，清高宗曾两访其康山草堂。其他有汪石公太太、汪应庚，鲍志道父子、马曰琯、马曰璐，徐赞候，郑景濂，闵世章等，均在扬州以盐业起家。
徽州茶叶早在唐代就行销全国。宋代，徽州人朱元为大茶商。明代，徽茶声誉远噪，各方争购。清乾隆时期，徽州茶商在北京开设的茶号就有166家。光绪年间，歙人吴吉甫从县内的昌溪、街口、黄山、六甲及杭州等地收购茶叶，运往福建加工窨花再转运北京等地销售。他在京设有吴恒瑞、吴星聚、吴兆祥茶庄，在宣化府设茶叶店，在天津设茶叶批发部，在福建办有吴同德茶厂。茶业是徽商经营最久的行业，沪、杭一带茶叶商号多为徽人所开设。如绩溪人程有相，于清道光十八年(1838)在上海创设程裕新茶号，历经7代。清末民初，仅绩溪人在沪开设的茶号就有33家，其中汪裕泰茶庄有6个发行所，被誉为“茶叶大王”。抗日战争以前，歙人在沪从事茶叶经营的商号总数以百家计，在杭州开设的茶叶店也有50余家。
木业亦是徽商的传统经营项目。宋罗愿《新安志》载：“民以茶、漆、纸、木行江西，仰其米给。”南宋建都临安所需的木材，多由徽州木商提供。明万历年间修建乾清、坤宁两宫时，徽州木商王天俊等人，代购木材16万根。崇祯七年(1634)工部修造皇陵，祁门木商廖廷训采购木材，诏赠“御商”。清末民初，芜湖业木者，以徽临人为多，徽人又居首位，其所堆放木材之处，谓之“徽临滩”。民国期间，杭州还设有徽商木业公所。
徽商经营典当业，以休宁县汪姓和吴姓为多。万历年间，徽商当铺遍及大江南北，仅河南一地就有213家。绩溪县坑口村和仁里村胡、程两姓在江苏、浙江等地开设当铺20余家。崇祯末年，徽州人汪箕居京师，家资数十万，在京设当铺数十处。清初，歙县唐模许姓木商在江、浙一带拥有36家当铺，从业者近两千人，资金数百万。清代，徽州典商更为发达。
其他如粮食业、绸布业、文具业、百货业、饮食业、南北货业等，也都是徽商涉足较多的经营行业。
2．资本利润
徽州人开始经商的资本，多为自己劳动所得的积累，也有的是山租和佃仆提供的租金，或依靠共同出资、委托出资、邻里援助和借贷，或妻家提供资金(嫁妆)，或由上辈遗产转化为资本。依靠劳动收入、佃仆租金作资本经商者，一般是独立的小本经营，逐渐致富。明末休宁人汪社生因家贫，往江、浙一带贩卖布匹而富裕；歙商汪玄仪世代为农，开始从商时，仅聚3个月的粮谷作为资本，去河北等地经营盐业致富。依靠遗产或乡党族友集资经商的，资本较为雄厚，经营规模也较大。明嘉靖时，歙商阮弼在芜湖开设纸行成功，其族人、亲戚有求者，是读书人则助读书，是经商之才便引导经商，能独立从商者则授予资本薄收其息。
徽商还以资本大小分上、中、下贾，百万为上贾，二、三十万为中贾，余为下贾，等级很严，并直接影响到社会地位。盐商资本最充实，以千万计，次亦数百万。
据明万历间宋应星对侨居扬州的盐商的估算，徽商利润率在30％左右。当铺利率一般在二、三分，有的可达四、五分。徽商利润，除一部分转化为资本，更多的流向是课税、捐输、捐纳、捐资办学，投资家乡建设或供挥霍。清初两淮盐纲课税只有90余万两，加上织造等课，也只有180余万两，到乾隆年间竟达400余万两。乾隆三十八年(1773)，歙县江春等为佐平金川军需，一次就捐银400万两。乾隆间，歙县盐商鲍志道曾捐3千金修建紫阳书院，捐8千金修建山间书院。同治年间，歙商曾以1．23万缗的巨资，在南京仓建南京试馆，作为士子乡试住宿之所。至于投资家乡建设，仅歙县在明代就有祠堂，牌楼、佛寺、道观、桥梁、路亭等200余处，清代投资建设则更多。有些徽商还以利润所得置田产，作为宗祠、义学收益或传给子孙后代。徽商发迹之前，尚能俭朴度日，一旦发迹致富，有些人即大肆挥霍，生活侈靡之至。如歙人吴允，姬妾达百人，并搜罗奇石，大造亭园，取“春色先归十二楼”意，名其园为“十二楼”。
3．经营方式
徽商经营多取批发和长途运销。休宁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间从事贩盐，拥有船只千艘。一些富商巨贾，还委有代理人或副手。顾炎武《肇域志》称，徽商“大贾辄数十万，则有副手，而助耳目者数人”。徽州盛行佃仆制，亦有使用奴仆营商的。清乾隆年间，休宁县程廷灏之父弃儒从商，驱僮奴数十人，行贾四方，谋求利润。
徽商在经营中十分注重人才，做到知人善任，重视市场行情，实行灵活经营。有一业为主，兼营他业的；有根据不同行情、季节变换经营项目的。一般多春季茶叶，秋季山货，冬季海鲜，获利较高。明末歙商吴逸，在广陵经营盐业，在金陵又设有当铺，并兼贩米、布。
徽商还讲究商业道德，提倡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义利兼顾。歙人许文才市不二价，深得买主的信任和赞赏，贸易兴隆发达；梅文义弱冠行贾，诚笃待人，营利3倍于人。徽人从商向以勤奋为宗，忍苦耐劳精神称著。在外经营，三年一归，新婚离别，习为故常。至于离乡背井，奔走四方，劳顿之苦，更不待言。
徽商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商而兼士，贾而好儒，与封建官僚或合为一体，或相互结托。他们把势力渗透到地方政权，甚至伸向国家政权中枢。除以“急公议叙”、“捐纳”和“读书登第”作为攫取官位的途径之外，还以重资结纳，求得部曹守令乃至太监、天子的庇护，享有官爵的特权。歙商郑鉴元在扬州总司鹾事10余年，被朝廷授以通议大夫候选道，后又因输饷一万两而加升五级，封为中宪大夫、刑部山东员外郎。一些徽商本人不能跻身官僚行列，就督促子弟应试为官，自己也就成为官商。歙县唐模大盐商许氏，侨居江都时，两个儿子同中进士，一个官翰林编修，一个授翰林院庶吉士，时称“同胞翰林”。部分徽商在乡为学者，出外为商人，或以商兼学、或以学兼商，行商取厚利，读书求高名，双管齐下。歙商鲍廷博集所藏图书刊《知不足斋丛书》，受到嘉庆皇帝的旌表，赏赐他举人学衔。为扩大在地方和中央的政治势力，徽商还挑选那些所谓“器宇不凡”的族内子弟加以培养，以作为他们政治上的靠山和代表。
(二)商业
徽州人历有重商风俗，因此商业一直比较繁盛。各县县城以及深渡，屯溪、龙湾、历口、倒湖、渔亭等集镇，均为徽州物资的重要集散地，以外运茶叶、桐油、竹木及山货土产为主，一般5～11月较为繁荣，12月至次年4月较为清淡。商店行业分工较细，经营着重于“专”，前店后坊(南北货、糕点、糖果、酱园、黄烟)、手工制作(首饰、鞋革、五金、制线、糊裱、竹木制品)，夫妻小店(烟酒、杂货)所占比重较大。一些资本雄厚、声名遐迩的老店号，经营颇具特色，店史达数十年甚至百年以上，如屯溪的程德馨酱园、同德仁药店、同益南货店、李正茂酒店，绩溪的章鼎泰布店，黟县的大馨布店，歙县的江德茂号杂货店、唐益隆酱园，休宁的胡永泰杂货店、新茂合记酱园，祁门的洪益良茶庄，太平的张恒兴杂货店等。屯溪同德仁药店创办于清同治二年(1863)，批发、零售兼营，讲求质量，信誉。经常组织员工深入山区采购药材，并将徽州名贵药材外销沪、粤，换进高档人参、燕窝等补品应市。研制成药，按方投料，各类饮片，精工配制。民国年间，每年冬季公开宰鹿，配制“百补全鹿丸”，扩大影响。
民国26年(1937)抗日战争爆发，沪杭等沦陷区避难商、民纷纷涌入徽州，机关、团体大量内迁，以屯溪为中心的徽州商业畸形繁荣，酒楼、旅社日趋兴隆，小吃店、理发、浴室，照相等行业顾客盈门。官僚资本如中茶公司、复兴公司亦侵入徽州商界，导致屯溪由产品集散地转变为消费城市，获有“小上海”之称。民国31年，祁门私营商店达850家，为历史上商业最兴盛的一年。徽州边缘县城如太平、石台、旌德、黟县等，则因货源枯竭，逐渐衰落。抗战胜利，各机构相继撤迁，避难商、民相率回籍，屯溪人口锐减，市场日渐冷清，商业一落千丈。
建国后，国营、集体商业逐步发展。1949年6月，成立皖南贸易总公司屯溪第三分公司，为全区第一个国营商业。同月，专、县设立工商科，并在歙县成立专署消费合作社，后随专署迁屯溪，更名徽州专区供销合作总社。1950年3月开始，在屯溪成立百货、粮食、盐业、花纱布、油脂，煤建等专业支公司和煤建办事处，县设办事处或营业小组。1954年各县相继建立专业公司，重点集镇还先后设立百货公司分销处，全区初步形成国营商业体系。与此同时，各县、区、乡相继建立供销社(站)，城乡市场出现国营、合作、个体三种经济成份。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私营商业分行业组织起来，实行以国营行业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经济活跃，物价稳定，市场繁荣。“大跃进”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商业经济体制两度撤并，市场经济单一，传统的经营特色消失，服务质量低劣，物资供应紧张，部分商品不得不实行凭票限量供应。1979年以后，在“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方针指导下，市场调节范围不断扩大，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进入市场，新组织的集体商业和个体商户遍及城乡。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市场商品可供量增加、花色品种增多，一些日用品、副食品逐步敞开供应。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副产品生产迅速发展，群众购买力提高，社会商品零售额逐年增长。
1．网点
清嘉庆年间(1796～1820)，街市贸易较为兴盛，全区有街市53个。除县城和府城外，较大的街市有渔亭，屯溪、五城、岩寺、深渡、镇头、历口等，经营的项目有百货、饮食、服务。修理及手工业。县城和较大乡镇在适中地点或要道路口，设有固定集市，朝聚午散，以鲜活商品交易居多。外来商品主要有乐平粮食、鄱阳仔猪、遂安雏鸡、东至鳜鱼等；本地产品主要是禽、蛋、肉、蔬菜、山芋、芝麻、黄豆、水果、茶叶、香菇、鲜干竹笋等，以及部分手工业产品。农村一年一度庙会集市较为普遍，主要有岩寺上九会(正月初九)、旌阳蓑衣箬帽会(三月二十八)，休宁临溪重阳会(九月初九)等，以农产品交换农具、家具等手工产品为主，也有进行牲畜交易的。
建国初期，人民政府重视恢复和建立农村集市，积极促进城乡物资。交流，县、市多次举办物资交流大会。1953年，屯溪市先后举办3次物资交流会，购销总额116万多元。“大跃进”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期间，集市贸易两度遭到关闭和取缔。1979年开始，开放集市，搞活流通，集市贸易日渐活跃。1985年，全区集市贸易点由1978年的15个增加到93个，同时涌现一批具有山区特色的专业市场，如休宁县汪村乡木材市场，歙县深渡镇枇杷市场，旌德县庙首、白地、乔亭苎麻市场，休宁县万安蔬菜市场，石台县贡溪乡蓬莱仙洞旅游服务市场和屯溪汽车站竹木制品市场。
祁门县农贸市场
1952年，全区有国营商业机构、网点39个，1955年增加到92个，1963年又增加到238个。1979年以后，国营商业网点增加较快，1980年为489个，1985年495个，1987年为560个。
1956年初，全区有私营商业、饮食服务业5770户，其中商业4062户，饮食业667户，服务业1041户。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组并成51个国营商业门点，187个公私合营门点，1393个合作商店、小组门点。城镇集体商业划由商业局管理，农村集体商业由供销社管理。1979年以后，城镇集体商业网点逐年增加，1980年为197个，1987年达到313个。
1980年，县城非商业部门办商业网点778个，1985年激增到4529个，其中国营商业126个，集体商业595个，工业品自销门市部46个，个体商贩3762个。
1987年，全区城乡零售网点共有28651个，其中国营商业1263个，集体商业4093个，个体商业23256个，合营商业6个；纯商业20807个，饮食业3631个，服务业4213个。
2．购进
民国时期，徽州工业薄弱，工业品及煤油、卷烟，食糖等，主要从沪、杭购进。建国后，收购地方工业品的品种，数量逐年增多。1954年9月，花纱布公司对棉布和机纱手纺交织棉布实行统购统销。50年代，对计划商品和地方工业主要产品(肥皂，棉布、纸张、徽墨等)，按计划组织收购，对地方工业其他产品，组织厂店直接挂钩，产销见面。1964年按计划增购绸缎、线袜、牙膏，1967年增购电池，1970年增购元钉，1972年增购火柴。1978～1980年，一、二类工业品继续统购包销，三类工业品中，部分品种实行订购，多数品种实行选购，订购、选购后剩余产品由工厂自销。1981年取消包销，分为统购统销、计划收购、订购和选购4种购销形式。当年开始，火柴、绸缎、肥皂、电池等，由商店直接向工厂进货，商业部门及时向工厂提供信息，建议改进花色品种，帮助解决原材料，加强横向联系，疏通流通渠道。同时采取多种形式，大力推销地方工业产品。1982年，地区百货公司组织53人次，到外地推销塑料凉鞋、机制薄纸、布胶鞋、棉纺针织品等，销货额达613万元，参加全国供货会、交流会24次，地方产品成交额1224万元。1983年，地区五交化公司参加全国、全省交流会9次，推销地方产品成交额75万元，召开供货、订货会5次，地方产品成交额661万元。
国营商业收购农副产品主要是生猪。建国初期，生猪自由收购，价格随行就市。1955年开始，生猪实行派购，计划逐级分配到农户，由食品部门同农户签订合同。1956年，提高生猪收购价格。1961年，规定派购任务完成后，允许议价收购；同时提高派购价格，给予粮食和工业品奖售。1979年以后，允许个体经营肉食品，市场肉摊日渐增多。1985年4月1月起，取消生猪派购，猪肉经营放开，国家、集体、个体自由经营，价格随行就市。
建国以来，国营商业的商品收购总值逐年上升。1953年为155万元，1955年为205．6万元(以上两个年度含宁国县)，1962年为814．1万元，1978年为5439．9万元，1985年为6682．9万元。1987年达到8947．4万元，其中工业产品8053．1万元，农副产品894．3万元。
3．销售
建国以后，经过3年经济恢复，人民收入增加，社会消费水平上升。1954年开始，对棉布、絮棉实行凭票定量供应。1958年后，一般日用工业品、副食品供应逐渐紧张，部分商品开始凭证、凭票供应；1961年，对食糖，烟酒，肉食，豆制品等实行凭票定量供应，对煤油、肥皂、火柴、食盐等实行凭卡定点供应，对皮鞋、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胶鞋、搪瓷口杯、面盆等紧缺工业品，确定城乡比例分配供应。当年，为使社会货币流通量和商品可供量平衡，加快货币回笼，对糕点，糖果、自行车、钟表、针织品等少数商品，在限量平价供应的同时，曾实行高价供应。1965年，取消高价商品。“文化大革命”期间，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商品货源短缺，市场供应紧张。1979年以后，经济形势越来越好，轻纺工业有较大发展，市场商品可供量增加，一些长期供不应求的商品逐步敞开供应。呢绒、绸缎，电风扇、录音机、洗衣机、电视机、电冰箱等高档商品，不断进入职工和农民家庭。
建国以来，国营商业商品销售总值逐年上升。1953年为1595．2万元，1956年为2062．8万元，1965年为4666万元，1978年为13069.6万元，1985年为20380．8万元，1987年达到26906．4万元。
社会商品零售额，1952年为3862万元，1965年为8997万元，1978年为21307万元，1985年为56724万元。1987年达到83902万元，其中，商品零售额为66230万元，饮食业零售额2694万元，工业品零售额5939万元，其他行业2617万元，农民售与非农户货品额6422万元。
1987年社会消费情况
4．设施
徽州地区商业基础设施薄弱，1979年国营商业系统仅有仓库8．3万平方米，冷藏库674吨，石油库6155立方米，机动车89辆，营业房屋面积7．7万平方米。1980年以后，随着皖赣铁路的通车，屯溪扩建了万吨油库，建造了铁路专用线。徽州肉类加工厂于1981年底建设千吨冷冻肉库，1984年又新建300吨冷冻蛋库。祁门县，屯溪市先后建成百吨冷冻肉库。
(三)供销合作
民国23年(1934)，安徽合作委员会在各县设立合作指导办事处。民国27年，各县通过省合作委员会，接受中国农业银行贷款：歙县102589．12元(法币，以下同)，休宁县34194．35元，黟县6269元，祁门县101721.40元，太平县41727．40元，旌德县9670．65元，绩溪县12517元，石埭县124．14元。民国30年，皖南行署政务处成立合作室，辅导整顿皖南合作事业，次年全区乡、镇、保合作社、信用合作社、茶叶联合社以及各类生产合作社发展到一千余个。因工作开展不力，合作社未能很好地组织发展生产，主要依赖上级贷款。抗日战争结束后，大部分合作社名存实亡。
建国后，人民政府重视发展供销合作事业。1952年，全区建立基层供销社(站)202个，入社社员51．53万人，拥有股金64亿元(老币)，属社员集体所有的合作商业。1958年，供销社同商业局合并，性质由集体所有变为全民所有。其后，供销社同商业局几经分合(1961年分，1963年又合，1976年又分)，而全民所有的性质一直未变，直到1984年通过改革，才逐步恢复集体所有性质。
1983年上半年，行署在歙县许村区进行供销社体制改革试点。1984年9月，体改工作全面展开。改革的中心内容是恢复供销社的合作商业性质，恢复和加强其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和经营上的灵活性，把供销社办成农村的综合服务中心。通过改革，基层社主任由任命制改为选举制，职工由分配制改为合同制，专业人员实行聘用制，社员发展到4万余户，入股农户占总农户的82.4％，增扩股金17.2万元，股金总额达到97．3万元，有232个核算单位实行联销计酬、联利计酬等多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
1．农副产品购销
建社初期，供销社为国家代购代销的品种，有粮油、茶叶、蚕茧，棉，麻，生猪、鲜蛋、蜂蜜、畜产品、中药材、竹木柴炭和废旧物资等。1955年，粮油改由粮食部门经营。1956年，生猪移交国营商业经营。1972年开始，对部分农副产品和三类物资，采取多种形式，开展议购议销。1983年以来，基层社扩大经营范围，开始自主经营三类土特产品，完成国家计划后的一、二类农副产品，实行议购议销。建社以来，收购农副产品总值逐年上升，1957年为830．5万元，1978年为5925.2万元，1984年为8112.5万元，1987年达到11932．9万元。
1987年，社会收购的农副产品有：原粮2．11亿斤，食用植物油3．13万担，猪14．6万头，牛3667头，家禽50．78万只，鲜蛋24．6万斤，水产品63.56万斤，茶叶32．31万担，干鲜菜3996万元，干鲜果1389万元，苎麻8.59万担，桑蚕茧6.12万担，毛竹66.46万根，牛皮4626张，桐油8.24万斤，收购总值为28707万元。
2.生产、生活资料供应
建社初期，经营的生产资料只有饼肥、旧式中小农具等。1954年推广新式步犁、双铧犁等新式农具，并试销化学肥料、化学农药。1956年以后，由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发展到工业、副业和建筑材料供应。1962年，供销社开始组织耕畜调剂、供应，并试销农用塑料薄膜。1979年以后，化肥供应猛增。1987年，供销社销售农业生产资料总值达到5291.5万元，比1957年480．1万元增长14倍。
1954年以前，供销社经营的生活资料主要是食盐、煤油、火柴、烟酒、布匹和部分小针织，小日杂、小百货等。1954年国营，合作商业分工后，供销社主要经营手工纸类、陶瓷器皿、日用杂品、夏令用品、炊事用品等，并为国营部门代营图书、文具、中西成药等，1979以后，广开流通渠道，经营生活资料范围扩大，品种亦随之增加。1987年供销社销售生活资料总值9809．5万元，比1957年的877.6万元增长11倍。
3．扶持商品生产
70年代以来，供销社贯彻“林茶为主，多种经营”的山区生产方针，通过自己的购销活动，从资金、技术、物资等方面扶持发展多种经营。1983年以后，配合农村第二步改革，支持产业结构调整，发展商品生产。1984年，供销社为农业生产单位和专业户、重点户承付贷款利息162万元。1976年至1984年，发放扶持多种经营生产资金259.5万元，供应食用菌种24万瓶，桑苗1070万株，漆树苗、山苍子树苗1012万株，山苍子炼油设备59套，聘请技术员32人，举办各类技术训练班68期，参加学习培训的达5400余人。
(四)对外贸易
建国前，徽州主要出口物资是茶叶，其次是桐油、徽墨、漆器、苎麻、猪鬃、香菇、蜜枣、五倍子等。清咸丰年间，屯溪绿茶开始外销俄国、美国和欧州，出口渠道主要是运沪向外商洋行销售。民国25年(1936)至民国34年，民国政府对出口茶叶实行统一管理。民国29年，外销红茶为：祁门县36210担，石埭县720担；外销绿茶为：休宁县48350担，歙县25680担，祁门县1670担，黟县920担。
1950年1月，成立屯溪茶叶支公司(后改皖南分公司)，负责收购毛茶交茶厂加工后，统一调上海口岸出口。1961年，成立徽州外贸分公司(1976年改称地区对外贸易局)，主管茶叶、厂丝，畜产品和其他商品出口。1979年，安徽省开始自营对外出口，同年徽州经省口岸出口的产品有鲜枇杷、蜜枣、叶，香菇4个品种。1985年起，全区出口商品全部调省口岸出口。
建国以来，全区外贸商品收购总值逐年上升。1962年为796万元，1965年为1562.87万元，1978年为6229.9万元，1985年为10184.84万元。1987年达到12852．36万元，其中粮油食品类1679．15万元，丝绸类841.53万元，纺织类472．08万元，茶叶类7114．45万元，土产类528.24万元，畜产品类385．51万元，医药保健类75．38万元，工艺品类682．77万元，五金矿产品类341.70万元，机械设备类514.63万元。
50年代，出口商品仅茶叶1项。1962年增加到8大类49个品种，1985年发展到13大类、95个品种。1987年为14大类、69个品种，主要产品产量为：罐头4032.74吨，厂丝127.90吨，棉织品463．03万元，红、绿茶11116.33吨，山苍籽油5.77吨，脱水蔬菜105．52吨，貂皮5083张，菊花19吨，竹编制品143．16万元，砩石22327．76吨，柴油发电机组938瓩，1985年创汇465.80万美元，1987年因出口品种减少，创汇358．70万美元，比1985年减少107．1万美元。
1982年起，徽州地区开始引进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设备。至1985年底，共利用外资1项177万美元，其中直接利用外商投资44.35万美元，引进技术设备17项，用汇544．13万美元，其中7项已建成投产。
(五)物资供应
物资供应主要指对生产资料的计划供应与管理。1963年以前，全区对生产资料的需求量不太，由商业部门经营和工厂企业自销，计划部门负责物资的计划分配与平衡。1963年4月，成立专署物资局，负责计划物资的申请、调拨、分配和供应。长期以来，生产资料不作为商品销售，完全凭国家下达的指令性计划分配调拨。1978年以后，燃料、金属、机电、化工建材、金属回收和生产资料服务等公司相继成立，为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物资供销企业，生产资料作为商品，开始进入市场。1987年11月，屯溪成立钢材市场。
物资部门为生产资料流通的主渠道，经营的主要物资有建筑材料(水泥、玻璃、油毡)、金属材料(钢材、生铁、铜、铝)，化工产品(烧碱、纯碱、橡胶、轮胎)、燃料(煤炭、焦炭)和机电产品等5大类。物资局成立以来，物资购进总额逐年上升，1965年为216．6万元，1978年为2719．31万元，1985年为7566．77万元。1987年达到12787万元，比1978年增长3．7倍，其中计划外购进7982万元。
全区物资销售总额也逐年上升，1978年以后增长更快。1965年为184．7万元，1978年为3038．01万元，1985年为8478.6万元，1987年达到14366万元，比1978年增长3．8倍，其中供应农村的物资为3193万元。
几个年份主要物资供应情况
(六)粮油购销
1．征购销售
建国前，粮食实行自由贸易，由私营米行经营。1949～1952年，粮食仍实行自由贸易，国家只征收公粮。1953年11月，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对农村余粮户实行计划收购，对城镇居民和农村缺粮户实行计划供应，严格控制粮食市场，严禁私商经营粮食。
1955年，在农村实行定产、定购、定销“三定”办法，核定余粮户交售任务，一定三年不变，增产不增购，缺粮户的供应量一年一核。对城镇居民口粮实行分等定量供应。
1958～1960年，由于虚报粮食产量，出现高指标、高征购，不少地方购了过头粮，农村人均占有粮食由537斤下降到359斤，供求关系紧张。从1962年起，经过3年调整恢复，到1965年，农村人均占有粮食增加到590斤。当年重新核定生产队的粮食征购任务，一定三年不变，灾年调减；丰年超产超购，加价奖励。
1966～1978年，粮食生产发展缓慢，粮食销售大量增加，其间共调入粮食20亿斤，年均1．54亿斤。1971年起，粮食征购改为“一定五年不变”，并实行超购加价30％的政策。
1978年以后，粮食生产逐年增长，粮油收购量成倍增加，商品率大幅度提高，城乡人民消费情况显著改善。从1979年开始，逐步增加中价食油和补助食油供应，对原一定五年不变的粮食征购基数两次核减2183万斤，对人均口粮460斤以下的地方不购。当年自夏粮上市起，提高粮食统购价格20％，超购部分再加价50％。同时提高山区经济作物区农民口粮标准，对全区农村66万缺粮人口实行粮食定销，一定五年不变。
1980年，提高收购茶叶奖售粮食标准。为支持农村产业结构调整，1981～1985年5年中，共安排销售专项指标粮1．64亿斤。
1983年开始，农民完成征、超购以后的余粮，允许多渠道经营。1985年4月1日，取消粮食统购，实行合同收购和议价收购“双轨制”。
1987年对完成粮食定购任务的农户，实行奖售平价化肥、柴油的办法，当年定、议两项收购完成2．1亿斤，较上年增长54．13％，其中议购0.65亿斤，较上年增长51．01％。同年，粮食销售5．29亿斤，较上年减少11.5％；其中农业销售3.43亿斤，较上年减少19.71％。
1983年以前，油料、油脂按定购基数收购。1983年以后取消定购基数，实行按比例计价办法，即午油计划内按“四六开”计价(40％按统购价，60％按超购价)，计划外按超购计价；秋油一律“四六开”计价。
2.粮食调运
徽州山多田少，历史上除旌德、休宁、太平等少数县粮食略能自给外，多数县均缺粮，需从江西、湖广、浙江等地调粮接济。
民国29年(1940)各县粮食生产消费情况
50年代初期，所缺粮食主要从江西乐平和浙江金华、兰溪调进。江西调入的粮食靠公路运输，浙江的粮食由富春江经新安江运进。旌德县少量余粮主要调往歙县黄山区。
1956～1960年，所缺粮食在芜湖专区内调剂，经芜湖中转，靠公路运输。50年代后期，新安江发电站建成后，歙县所需粮食主要通过新安江中转，地区在浙江省建德县设立中转站，歙县在深渡和正口两处设立中转组。
1961～1980年，粮食调进量激增，在扩大新安江中转任务的同时，开展多点调粮。公路运输路线有芜湖(包括宣城)至宁国县，杭州(包括临安县)至歙县、屯溪市和祁门县。休宁县在浙江衢县设立中转组，接受江西乐平和浙江金华的粮食。石台县就近接受东至县、贵池县、青阳县和江西波阳县的粮食。皖赣铁路分段通车后，地区先后在宁国、景德镇设立临时中转组，景德镇中转到祁门县和休宁县以西，宁国中转到歙县以西、休宁县以东和屯溪市。1980年底，皖赣铁路由宁国延伸到绩溪后，撤消宁国、景德镇、杭州、衢县等地的中转机构，在绩溪县成立粮食中转站，负责全区调进粮食的中转运输。
1981年，皖赣铁路全线通车后，驻区外的中转机构全部撤销。沿线各县市所需粮食均由火车直运到站。旌德县和黄山市调进粮食分别由绩溪县和屯溪市中转，石台县仍按就近取粮的原则，保持原来的调粮关系。
1953～1985年33年中，除3年调出粮食6536万斤外，有30年调进粮食386．9亿斤，平均每年净调入1．29亿斤。1986年粮食调入量增大，当年净调入3．34亿斤。1987年净调人3．75亿斤。
(七)物价、计量
1.物价
民国初期，物价基本稳定。民国24年(1935)发行法币后，物价呈上涨趋势。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物资紧缺，奸商囤积居奇，通货膨胀，物价暴涨。
民国30年(1941)屯溪主要物品价格上涨指数
建国以来，政府对物价本着基本不动、个别调整的原则，稳定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并逐步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调节商品生产和市场供求，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安定人民生活。
1953～1957年，调整了部分工业品价格，适当提高了部分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这期间市场繁荣，物价稳定。
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生产受挫，物资匮乏，居民的口粮标准降低。对18种生活必需品，实行定量平价供应。农产品市场和价格一度放开，猪、禽、蛋和蔬菜价格昂贵。1961年，对自行车、手表、白酒、针织品、砂糖、糖果和部分进口卷烟实行高价出售，以回笼货币。
1962年，规定主要农产品收购价格，制定各种工业品购销差价、地区差价和城乡差价，规定各种服务收费、劳务收费以及医疗、教育、文化事业的收费标准，物价逐步趋向稳定。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生产受到冲击，物资不足，主要消费品仍采取定量平价供应，市场物价冻结，人民生活水平较低。
1979年以来，按照“调放结合”方针，逐步调整和放开价格，由单一的国家定价改为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并存。1979年，提高了18种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生猪(3等)每百斤由48.5元提高到61．88元，鲜蛋每百斤由75元提高到90元。同时有控制地提高了8种食品和副食品的销售价格，1981年，调低涤棉的销售价格，提高烟酒销售价格。1983年，调低化纤布、手表，收音机等销售价格，提高棉布、自行车，铝锅等销售价格。1984年，茶叶，木材实行议价，有409种小商品改为工商自行协商定价，部分工业品由单一的计划牌价，改为计划牌价和浮动价相结合，对计划外超产部分实行加价。1985年，粮油价格部分放开，管定购合同内的，放定购合同外的。1986年，提高铁路短途运输价格。
为促进生产发展，稳定市场物价，政府在提高农产品和工业品收购价格的同时，不提高销售价格，对经营单位发生的亏损给予财政补贴。1953年，对絮棉供应给予补贴。1960年，粮油棉收购价提高后，对粮油供应实行补贴。1970年，价格补贴商品增加到11种。
1979年，在部分副食品销价调高30％的同时，每月发给职工5元副食品补贴，全区补贴金额1101.9万元。1980年，补贴商品扩大到38种。1986年，全区物价补贴金额(不含5元副食品补贴)为1135.2万元，其中粮食补贴572万元，猪肉补贴298.1万元，蔬菜补贴164.2万元，其他补贴100.9万元。
几个年份主要生活消费品价格和茶木收购价格比较
几个年份人民生活必需工农业交换比较
2.计量
民国时期，徽州度量衡器具较为复杂，秤有松罗秤、司马秤、曹平秤、九五平油水秤、20两柴秤、12两水果秤、一秤三面花等；尺有市尺、三元尺(1市尺等于0.95三元尺)；斗有街斗(合15．5市斤)、斛统(合17市斤)、平统(合14．5市斤)。1950年5月30日，徽州专署规定统一使用市秤。1955年10月起实行秤改，由每斤16两制改为10两制，1960年底城镇秤改结束，1966年底农村秤改完成。1978年12月，中医处方用药一律使用“克”制。1984年12月，全区推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1963年底，开始实行企业产品计量标准化。1965年12月，制订出全区第一个企业标准产品—“面包篮”。该产品由屯溪市工艺厂组织调查，对其规格、形式、技术要求、质量标准、主要原材料与要求、检验规则与方法、包装标志，保管运输等方面作出具体的技术规定，报专区审批，于1966年1月1日实施。1981年开始全面制订企业标准，至1985年共制定地区级企业标准39个。屯溪市消防梯厂依据竹质消防梯企业标准组织生产，以竹代木生产消防梯，节约木材，重量轻，强度高，不易断，使用寿命长。歙县黄山轻工机械厂按照企业标准组织生产，使衡器零件专用刀磨床、刀口铣床、长短杠杆体钻铰机床的检验有了依据。经鉴定，三种机床的性能良好，加工的衡器零件精度高，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在1985年10月的全国订货会上，半天就签订供货合同近100万元。屯溪高压阀门厂按美国石油协会APl602标准设计生产紧凑型(300磅级)锻钢闸门，产品结构合理，选材恰当，外观小巧，操作方便，使用寿命长，达到国际80年代初的先进水平，畅销国内24个省市的石油化工、电力、冶金企业。
1963年成立专区标准计量管理局，1984年各县市建立标准计量所。至1987年，地区标准计量局已能开展万能量具、电工电子仪表、天平、材料试验机、硬度计，压力表、真空表、热电偶等计量器具的检定与修理。
(八)财政审计
1．财税体制
清以前，财政收入统一上交，支出限额留用。民国初期，财政收支由省核定，增收的各项附加税和杂捐，补助地方财政。民国24年(1935)，建立县财政预算制度，由省核定。
1949～1952年，财政实行“统收统支”，收入金额上交，支出由中央逐级核拨，年终结余交回。1953年，建立地，县级财政预算制度，支出主要靠固定收入(地方各税，县属国营企业收入及折旧费)和比例分成收入(农业税、工商营业税、所得税参与分成)，不足差额由省财政统一调剂补助(主要从商品流通税，货物税中调剂)。1954年，实行财政预算包干，收大于支的包干上交额，支大于收的包干补贴额。1959～1964年，实行总额分成，按照支出指标占收入指标的比例，确定应留的收入分成。商业收入、地方各税和其他收入均列为县市财政收入，超收全留，一年一定。1965～1978年，实行定收定支，收支挂钩，超过定收指标部分，按比例分成，完不成定收指标，其短收部分按比例紧缩开支。1979年，实行定收定支，收支挂钩，增收分成加固定比例留成，一年一定。1980年，在祁门县进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改革试点。1982年起，全区普遍实行“划分收支，定额包干，超支分成，一定五年”的财政体制。1983年，将调剂收入分成改为总额分成。
历代税收以田赋为主，另有岁贡和岁课。唐至清代，徽州各县岁贡主要有苎布、漆、纸、黄连、笔、墨、砚、茶等，课征主要有金、盐、茶、酒、醋、竹木，农桑等。北宋初，颁布商税条例，各县设立“商税务”负责征收商税。清末至民国时期，除开征规定的国税和省税以外，税捐杂课大量增加。征收的杂误先后有田房契税、牙帖税、学租、马稻、庚子赔款代征、房捐、铺捐、酒单捐、烟酒税捐、短期牙帖照捐、船捐等。
1949年徽州解放，全区一度沿用旧税法。除农业税外，普遍开征工商业税、印花税、货物税，牌照使用税、特产捐、筵席捐及娱乐捐，并把重点税源茶叶、竹、木由特产捐改为货物税。1950年初，开征货物税、工商业税、印花税、存款利息所得税、房产税、地产税、屠宰税，车船使用牌照税、特种消费行为税；7月，将房产税、地产税合并为城市房地产税(从1952年起限制在屯溪一地开征)。1953年，工商业发展很快，税源增加，全区试行商品流通税，简化货物税，修订工商业税，取消特种消费行为税，并对电影、戏剧等文化娱乐收入改征文化娱乐税。1954年，增征牲畜交易税。1958年，将原来按商品销售额征收的商品流通税、货物税、营业税、印花税合并为工商统一税。1959年，停征存款利息所得税。1962年，开征集市交易税。1966年停征文化娱乐税。1973年，实行税制改革，将工商统一税及其附加、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盐税、屠宰税合并为工商税，国营企业只征工商税，集体企业征工商税和工商所得税。
1983年，对国营企业实行利改税，又把原来的工商税按性质划分为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盐税4种，并先后开征建筑税、奖金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国营大中型企业调节税、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和涉外3个所得税，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多环节、多层次、多税种的税收体制。1986年，开征城乡个体户所得税、集体企业奖金税、国营企业工资调济税。1987年开征个人收入调剂税，事业单位奖金税，恢复征收车船使用税和房产税。
2．财政收支
建国初期，全区财政收入甚微，主要依靠农业税和少量工商税，1949年财政收入114万元。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商业流通的扩大，财政收入逐年上升。1949～1987年38年，累计财政收入180459．6万元。1987年，全区财政收入12140．8万元，其中工商税9708.7万元，农业税1373．5万元。
1949～1987年，全区累计财政支出145618．9万元，平均每年支出3736．38万元。1987年，全区财政支出16187.2万元，其中基本建设支出74.2万元，企业挖潜改革资金228.8万元,科技三项费用(新产品试制费、中间试验费、重要试验手术费)24．7万元，农业、林业、水利、气象部门事业费712．9万元，支援农业961万元，工业交通部门事业费169．2万元，城市维护费462．6万元，城镇青年就业经费34.2万元，文教事业费5539.7万元，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603.3万元,民兵事业费15.5万元，行政管理费2842．8万元，物价补贴支出1197万元，专款支出29.4万元。
几个年份财政收支情况
3．审计
1984年，地区及县市成立审计局。先后开展财政决算审计、国营企业财务收支和经济效益审计、厂长(经理)离任经济责任审计、自筹基建资金来源审计、行政事业经费收支定期审计和银行财务收支审计等。1984～1987年，共审计1108个单位，查出违纪金额1929万元，上缴财政161万元。
1985年和1986年，分别对旌德县和屯溪市上年的财政决算进行审计，查出违纪金额40．2万元。
1984～1987年，对100个国营工商企业的财务收支及其经济效益进行审计，查出违纪金额456万元，上缴财政78万元。1985年对地区农业银行1984年财务收支决算、1987年对地区建设银行和地区工商银行1986年财务收支决算进行审计，查出违纪金额126万元，上缴财政21万元。
1985年下半年起，对行政事业一级预算单位，实行定期报送审计制度。
1986年开始，对自筹基建资金来源进行审计，两年审查基建项目85个。
(九)金融
徽州最早的金融机构为明代的当铺。清末民初始有钱庄。民国元年(1912)安徽中华银行屯溪分行成立。民国5年成立中国银行屯溪汇兑所，民国20年改称支行。民国25年，安徽地方银行屯溪分行成立，各县相继成立办事处。民国27年，江西裕民银行在祁门县设立办事处。嗣后，中央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交通银行、浙江地方银行及江苏农民银行等，陆续在屯溪设立分支机构，各县相继集资入股建立县银行。到1949年解放前夕，屯溪有金融机构14家。
1949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在屯溪建立皖南分行，各县先后建立支行，着手接管旧银行。8月，皖南分行随皖南行署迁芜湖，屯溪设立徽州专区办事处。1951年，徽州专区办事处改为屯溪中心支行。
1955年，成立中国农业银行徽州专区中心支行，办理农村金融业务。1957年撤销，并入人民银行。1964年从人民银行划出恢复。1965年再度撤销。1980年再次恢复。
1961年，专署财政局设立基建科。1962年，成立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徽州专区支行，办理基本建设投资预算、拨款、信贷和结算。1978年后，各县相继设立建设银行。从1979年开始，基本建设投资逐步由国家财政拨款改为建设银行贷款。
1985年1月，地区和各县市成立中国工商银行，办理城镇金融业务。此后，人民银行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和做好金融的宏观控制，加强信贷资金管理，稳定货币流通。
1987年12月，成立中国银行屯溪支行，办理外汇信贷、外贸信贷、中外合资企业信贷、侨汇和国家交办的其他事项。
全区金融体制经过改革，金融机构开始向多层次、多类别发展。1987年年底，建成金融信托投资公司3家、城市信用社4家；各专业银行、信托公司、城乡信用社和邮政部门先后新建储蓄网点46个。
1．货币
南宋时，徽州货币流通已较普遍，夏税秋征仍折计钱银交纳，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商人则在境内发行“会子”，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明清时代，当铺，钱庄的汇票可以在市场交换中流通。民国时期，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先后有银元、铜元、和各类银行发行的钞票。
1949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人民币，禁止银元流通。1955年3月，国家统一发行新人民币，每元收兑旧人民币1万元。
1957年，市场货币流通量696万元，每元货币实现商品交易额为10．68元，货币流通正常，市场物资丰富，价格平稳，投放市场的货币能及时回笼。1961年市场货币流通量比1957年增加73．8％，商品零售额比1957年仅增加9．9％。1965年货币流通逐步恢复正常，当年投向市场货币335．1万元，比1962年减少27．9％。“文化大革命”期间，货币投放量增大，平均每年递增3．4％。
1977年以后，扩大城镇就业，增加职工工资，实行奖金制度和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市场货币流通量相应增加。1977～1982年，共向市场投放货币73115万元，平均每年投放1220万元。1982年底，市场货币流通量为5164万元。1984年，消费基金失控，当年投放货币2800万元，年底市场货币流通量为8009万元。1985年，加强观宏控制，减少货币投放，当年回笼货币2005万元，年底市场货币流通量为10241万元。1987年，全区各项存款97914．1万元，支款92257．6万元，回笼现金5656．5万元。
2．存款
清以前，当铺主要接受学校、书院的存款，月息为6厘至2分，钱庄吸收定期存款和活期存款，定期月利率为8．4～12‰，活期月利率为6‰左右。民国时期，银行存款基本上都是公款。民国29年(1940)，安徽地方银行屯溪分行各种存款总数达2895万元(法币)，每日余额在200至300万元之间。
建国后，银行存款源于企业生产流通中的间隙资金、财政性资金、城镇储蓄和农村存款。1949年底，全区银行各项存款余额为18.9万元，大部分为国营企业存款和财政性存款。
1957年底，存款余额为1645．5万元，其中城镇储蓄281．5万元，农村存款769．6万元。
1958年，经济工作失误，贷款发放失控，各项存款出现非正常增长。1958～1960年，各项存款增加40128万元，1960年底存款余额达到5658．3万元。1961年，工农业生产下降，城乡储蓄存款减少，到1962年底，各项存款余额降为4578．7万元。
1963年开始，工农业生产恢复，市场供应好转，物价稳中有降，各项存款上升，到1965年底，各项存款余额上升到4824．4万元，其中农村存款2073.3万元。
“文化大革命”期间，生产受到破坏，企业亏损，贷款猛增，存款上升缓慢。10年间，贷款增加12222．4万元，存款只增加8460．2万元。1976年底，各项存款余额为17795．5万元。
1979年以来，经济迅速发展，银行各项存款大幅度上升。到1987年底，各项存款余额达到8.9亿元，城镇储蓄和农村存款分别超过2亿元。
3.贷款
当铺贷款以实物为质，当物评价，按值八扣，再打对折为当价。当期，金银首饰、珠宝、衣、毡等为18个月，钟表为1年，月息一般为2分。钱庄主要为商人贷款，通常农历年初放款，整欠零还，月底结息，并入本金于年终结算。有的钱庄还发放“开期”贷款，年关内放出，年关外收回，利息1~2分。清末民初，徽州茶叶贷款由上海茶栈发放，月息3分。民国25年(1936)起，改由江西裕民银行和安徽地方银行向茶商贷款，月息1．5分。当年发放茶叶贷款196．3万元。民国29年，安徽地方银行屯溪分行发放贷款782万元(法币)，其中红绿箱茶定期抵押放款200万元，转放毛茶贷款3万元，财政部贸易委员会驻皖办事处丝茧，桐油等抵押透支额90万元，粮食管理处屯溪粮食抵押透支额100万元，物产管理处皖南办事处透支额100万元，休宁瓯山合作社肥料贴现1.5万元，文教透支贷款5.5万元，其他贷款286万元。
建国后，人民银行贷款投向有工业贷款、农业贷款、商业贷款，固定资产贷款和信托委托贷款等。1949年底，各项贷款余额为17万元。
1953～1957年，银行各项贷款大幅度上升。1957年底，各项贷款余额达到3750．8万元，其中工业贷款191.3万元，商业贷款3264.3万元，农业贷款295．2万元。
1958年，贷款发放失控，工业贷款比1957年增加4倍多，经济效益差，相当一部分贷款成为报废资金。
1961～1962年，大量贷款被工业企业占用，信贷资金无法周转。1963年开始，控制贷款发放，信贷供需矛盾逐步缓和。1965年底，各类贷款余额为4358万元，比1960年下降3475万元。
“文化大革命”期间，信贷再度失控，经济效益不高。1976年底，各项贷款余额高达2亿元以上，其中商业贷款占一半，而市场商品供应仍较紧张。
1977～1978年，盲目追求建设速度，扩大基本建设规模，信贷又一次失控，1978年底各项贷款余额达到23793．2万元。
1979年以后，为建国以来信贷工作的最好时期，贷款数量逐年增加，经济效益较好。1987年底，各项贷款余额为70329．4万元，其中工业贷款20413.9万元，商业贷款24099.7万元，农业贷款16023.7万元，基本建设贷款1500万元，其它贷款8292.1万元。当年，各专业银行还先后参加了皖中南、闽皖浙赣等地资金拆借活动。1980～1987年，建设银行发放技术措施性贷款983.4万元，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
4．保险
民国期间，由放款银行代上海中国保险公司办理保险业务。抗日战争时期，屯溪各银行受中国保险公司，中央信托局保险部和中国农业保险特种股份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保险业务。
1950年，徽州地区开办人民保险业务，种类有：国家机关、国营企业、合作企业的财产强制保险，旅客强制保险，私营企业财产保险，居民简易火灾保险，运输及附加保险等。1959年，保险业务停办。
1981年，恢复保险公司，开办企业财产、机动车辆、家庭财产3种保险，当年承保161户，54辆车，承保额11926．1万元，保险费收入32．1万元。
1985年，服务项目增加船舶、飞机，火车货物运输保险，机动车辆承运货物责任保险，公路旅客意外伤害保险，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集体企业和个体商业者养老金保险，耕牛、奶牛保险和养鸡保险等，当年承保12859户，6391辆车，承保额59594万元，保费收入241．5万元。
1986年，服务项目发展到24种，承保企业财产1522户，家庭财产107787户，各类运输工具8311辆(艘)，承保额达9.68亿元，保费收入454.2万元(其中保险储金61．3万元)。出险赔案2585起，赔款给付164．5万元。
1987年，又增加森林火灾，黄山和齐云山游客意外伤害、母婴安康、独生子女安康、子女婚嫁金等6个保险项目，险种达30种。承保企业财产2232户，家庭财产14．61万户，各类运输工具10903辆(艘)，承保额14.13亿元，保费收入865．9万元(其中保险储金219万元)，出险赔案8301起，赔款给付295.9万元。
徽商又称新安商人，是旧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它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而衰于清末，前后达一千余年。
东晋和宋、齐、梁、陈各朝建都建业(南京)，大批中原人士流寓江南，促成江南城市的发展；徽州土产丰富，食粮不足，需同境外交换，互通有无，徽商遂应运而生。《晋书》载，徽州人好“离别”，常出外经商。齐梁时，休宁人曹老“多游江湖间”，以贾贩为业。
唐宋时期，徽州除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产的运销外，商品茶和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产品的问世，更加推动了徽商的发展。唐代，茶市即十分兴盛。南唐，休宁人臧循便行商福建。宋代，徽纸已远销四川。南宋建都临安(杭州)，广造楼宇，大兴土木，竹、木和漆市利百倍。商贾多往返徽杭之间贩买贩卖，拥有巨资的徽商随之出现。南宋初年，祁门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经商致富，分别被人们称为“十万大公”、“十万二公”，合称“程十万”。朱熹的外祖父祝确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府城的一半，人称。“祝半州”。由于商业兴旺，银两流通活跃，南宋朝廷曾允许徽州人以帛折银交纳赋税，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商人还在徽州境内发行“会子”。
元末，歙县商人江嘉开始发放高利贷，牟取暴利。元末明初的徽商资本，较之宋代大为增加，朱元璋入徽缺饷，歙人江元一次助饷银10万两。明朝建立后，江元因功授以博士。
成化年间(1465—1487)，明王朝改变“开中法”，允许商人在产盐地区两淮、两浙直接纳粮换盐、自由贩卖，徽商相继打入盐业领域，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受到严重打击，“于是新安商人逐渐以经营盐业为中，雄飞中国商界”。明代中叶以后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当时，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成人男子中，经营商业的占70％，在极盛时还要超过。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抵淮海，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故有“无徽不成镇”之谚。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徽商除了从事多种商业和贩运行业外，还有直接办产业的。休宁商人朱云沾在福建开采铁矿，歙县商人阮弼在芜湖开设染纸厂，休宁商人江长公在房村制造酒曲，他们一面生产，一面贩卖，合工商业于一身。
清乾隆末年，封建统治日趋没落，课税、捐输日益加重，徽商处境愈来愈困难。道光十一年(1831)，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陶澍革除淮盐积弊，改行“票法”，靠盐业专利发迹的徽商开始衰败。继盐商衰落之后，典当业也因左宗棠垄断增质铺而中落。茶、木两商则由于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连年亏耗。尤其是随着帝国主义入侵，外资渗入，国外商品倾销，徽商经营的行业大多为之所替代。同时，与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联系密切的广东、江浙财阀开始兴起，只掌握传统商业知识、技能的徽商，在商业领域逐渐失去其操纵、垄断和独占的地位，开始走下坡路。清末，濒于危殆；国民党统治时期，即退出商业历史舞台。
1．经营行业
明成化以前，徽商以经营“文房四宝”、漆、木、茶叶和米谷为主。成化以后，经商范围扩大，有行商、坐贾、牙行，涉足行业多种多样，以盐业、典当、茶、木为最著，其次为米谷、棉布、丝绸、纸墨、瓷器等。还有远到辽阳贩卖人参、貂皮，到两广(广东，广西)贩卖珠玑、古玩的。其中婺源人多茶、木商；歙县人盐商三，当铺商二，杂商五；绩溪人多菜馆业和茶商；休宁人多典当商；祁，黟两县以经营布匹、粮油、茶叶、钱庄、南北货为多。
徽州盐商主要以两淮为基地，以扬州为经营中心，在两淮八总商中，歙县商人就占一半，且各姓代兴，资本雄厚。如江村的江姓，丰溪、澄塘的吴姓，潭渡的黄姓，岑山的程姓，棠樾的鲍姓，上丰的洪姓，唐模的许姓等。歙县汪廷璋，自祖父迁扬州以盐业起家，富至千万；江春家世盐业，寓居扬州，继父为两淮商总，在扬州有园林5处，清高宗曾两访其康山草堂。其他有汪石公太太、汪应庚，鲍志道父子、马曰琯、马曰璐，徐赞候，郑景濂，闵世章等，均在扬州以盐业起家。
徽州茶叶早在唐代就行销全国。宋代，徽州人朱元为大茶商。明代，徽茶声誉远噪，各方争购。清乾隆时期，徽州茶商在北京开设的茶号就有166家。光绪年间，歙人吴吉甫从县内的昌溪、街口、黄山、六甲及杭州等地收购茶叶，运往福建加工窨花再转运北京等地销售。他在京设有吴恒瑞、吴星聚、吴兆祥茶庄，在宣化府设茶叶店，在天津设茶叶批发部，在福建办有吴同德茶厂。茶业是徽商经营最久的行业，沪、杭一带茶叶商号多为徽人所开设。如绩溪人程有相，于清道光十八年(1838)在上海创设程裕新茶号，历经7代。清末民初，仅绩溪人在沪开设的茶号就有33家，其中汪裕泰茶庄有6个发行所，被誉为“茶叶大王”。抗日战争以前，歙人在沪从事茶叶经营的商号总数以百家计，在杭州开设的茶叶店也有50余家。
木业亦是徽商的传统经营项目。宋罗愿《新安志》载：“民以茶、漆、纸、木行江西，仰其米给。”南宋建都临安所需的木材，多由徽州木商提供。明万历年间修建乾清、坤宁两宫时，徽州木商王天俊等人，代购木材16万根。崇祯七年(1634)工部修造皇陵，祁门木商廖廷训采购木材，诏赠“御商”。清末民初，芜湖业木者，以徽临人为多，徽人又居首位，其所堆放木材之处，谓之“徽临滩”。民国期间，杭州还设有徽商木业公所。
徽商经营典当业，以休宁县汪姓和吴姓为多。万历年间，徽商当铺遍及大江南北，仅河南一地就有213家。绩溪县坑口村和仁里村胡、程两姓在江苏、浙江等地开设当铺20余家。崇祯末年，徽州人汪箕居京师，家资数十万，在京设当铺数十处。清初，歙县唐模许姓木商在江、浙一带拥有36家当铺，从业者近两千人，资金数百万。清代，徽州典商更为发达。
其他如粮食业、绸布业、文具业、百货业、饮食业、南北货业等，也都是徽商涉足较多的经营行业。
2．资本利润
徽州人开始经商的资本，多为自己劳动所得的积累，也有的是山租和佃仆提供的租金，或依靠共同出资、委托出资、邻里援助和借贷，或妻家提供资金(嫁妆)，或由上辈遗产转化为资本。依靠劳动收入、佃仆租金作资本经商者，一般是独立的小本经营，逐渐致富。明末休宁人汪社生因家贫，往江、浙一带贩卖布匹而富裕；歙商汪玄仪世代为农，开始从商时，仅聚3个月的粮谷作为资本，去河北等地经营盐业致富。依靠遗产或乡党族友集资经商的，资本较为雄厚，经营规模也较大。明嘉靖时，歙商阮弼在芜湖开设纸行成功，其族人、亲戚有求者，是读书人则助读书，是经商之才便引导经商，能独立从商者则授予资本薄收其息。
徽商还以资本大小分上、中、下贾，百万为上贾，二、三十万为中贾，余为下贾，等级很严，并直接影响到社会地位。盐商资本最充实，以千万计，次亦数百万。
据明万历间宋应星对侨居扬州的盐商的估算，徽商利润率在30％左右。当铺利率一般在二、三分，有的可达四、五分。徽商利润，除一部分转化为资本，更多的流向是课税、捐输、捐纳、捐资办学，投资家乡建设或供挥霍。清初两淮盐纲课税只有90余万两，加上织造等课，也只有180余万两，到乾隆年间竟达400余万两。乾隆三十八年(1773)，歙县江春等为佐平金川军需，一次就捐银400万两。乾隆间，歙县盐商鲍志道曾捐3千金修建紫阳书院，捐8千金修建山间书院。同治年间，歙商曾以1．23万缗的巨资，在南京仓建南京试馆，作为士子乡试住宿之所。至于投资家乡建设，仅歙县在明代就有祠堂，牌楼、佛寺、道观、桥梁、路亭等200余处，清代投资建设则更多。有些徽商还以利润所得置田产，作为宗祠、义学收益或传给子孙后代。徽商发迹之前，尚能俭朴度日，一旦发迹致富，有些人即大肆挥霍，生活侈靡之至。如歙人吴允，姬妾达百人，并搜罗奇石，大造亭园，取“春色先归十二楼”意，名其园为“十二楼”。
3．经营方式
徽商经营多取批发和长途运销。休宁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间从事贩盐，拥有船只千艘。一些富商巨贾，还委有代理人或副手。顾炎武《肇域志》称，徽商“大贾辄数十万，则有副手，而助耳目者数人”。徽州盛行佃仆制，亦有使用奴仆营商的。清乾隆年间，休宁县程廷灏之父弃儒从商，驱僮奴数十人，行贾四方，谋求利润。
徽商在经营中十分注重人才，做到知人善任，重视市场行情，实行灵活经营。有一业为主，兼营他业的；有根据不同行情、季节变换经营项目的。一般多春季茶叶，秋季山货，冬季海鲜，获利较高。明末歙商吴逸，在广陵经营盐业，在金陵又设有当铺，并兼贩米、布。
徽商还讲究商业道德，提倡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义利兼顾。歙人许文才市不二价，深得买主的信任和赞赏，贸易兴隆发达；梅文义弱冠行贾，诚笃待人，营利3倍于人。徽人从商向以勤奋为宗，忍苦耐劳精神称著。在外经营，三年一归，新婚离别，习为故常。至于离乡背井，奔走四方，劳顿之苦，更不待言。
徽商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商而兼士，贾而好儒，与封建官僚或合为一体，或相互结托。他们把势力渗透到地方政权，甚至伸向国家政权中枢。除以“急公议叙”、“捐纳”和“读书登第”作为攫取官位的途径之外，还以重资结纳，求得部曹守令乃至太监、天子的庇护，享有官爵的特权。歙商郑鉴元在扬州总司鹾事10余年，被朝廷授以通议大夫候选道，后又因输饷一万两而加升五级，封为中宪大夫、刑部山东员外郎。一些徽商本人不能跻身官僚行列，就督促子弟应试为官，自己也就成为官商。歙县唐模大盐商许氏，侨居江都时，两个儿子同中进士，一个官翰林编修，一个授翰林院庶吉士，时称“同胞翰林”。部分徽商在乡为学者，出外为商人，或以商兼学、或以学兼商，行商取厚利，读书求高名，双管齐下。歙商鲍廷博集所藏图书刊《知不足斋丛书》，受到嘉庆皇帝的旌表，赏赐他举人学衔。为扩大在地方和中央的政治势力，徽商还挑选那些所谓“器宇不凡”的族内子弟加以培养，以作为他们政治上的靠山和代表。
(二)商业
徽州人历有重商风俗，因此商业一直比较繁盛。各县县城以及深渡，屯溪、龙湾、历口、倒湖、渔亭等集镇，均为徽州物资的重要集散地，以外运茶叶、桐油、竹木及山货土产为主，一般5～11月较为繁荣，12月至次年4月较为清淡。商店行业分工较细，经营着重于“专”，前店后坊(南北货、糕点、糖果、酱园、黄烟)、手工制作(首饰、鞋革、五金、制线、糊裱、竹木制品)，夫妻小店(烟酒、杂货)所占比重较大。一些资本雄厚、声名遐迩的老店号，经营颇具特色，店史达数十年甚至百年以上，如屯溪的程德馨酱园、同德仁药店、同益南货店、李正茂酒店，绩溪的章鼎泰布店，黟县的大馨布店，歙县的江德茂号杂货店、唐益隆酱园，休宁的胡永泰杂货店、新茂合记酱园，祁门的洪益良茶庄，太平的张恒兴杂货店等。屯溪同德仁药店创办于清同治二年(1863)，批发、零售兼营，讲求质量，信誉。经常组织员工深入山区采购药材，并将徽州名贵药材外销沪、粤，换进高档人参、燕窝等补品应市。研制成药，按方投料，各类饮片，精工配制。民国年间，每年冬季公开宰鹿，配制“百补全鹿丸”，扩大影响。
民国26年(1937)抗日战争爆发，沪杭等沦陷区避难商、民纷纷涌入徽州，机关、团体大量内迁，以屯溪为中心的徽州商业畸形繁荣，酒楼、旅社日趋兴隆，小吃店、理发、浴室，照相等行业顾客盈门。官僚资本如中茶公司、复兴公司亦侵入徽州商界，导致屯溪由产品集散地转变为消费城市，获有“小上海”之称。民国31年，祁门私营商店达850家，为历史上商业最兴盛的一年。徽州边缘县城如太平、石台、旌德、黟县等，则因货源枯竭，逐渐衰落。抗战胜利，各机构相继撤迁，避难商、民相率回籍，屯溪人口锐减，市场日渐冷清，商业一落千丈。
建国后，国营、集体商业逐步发展。1949年6月，成立皖南贸易总公司屯溪第三分公司，为全区第一个国营商业。同月，专、县设立工商科，并在歙县成立专署消费合作社，后随专署迁屯溪，更名徽州专区供销合作总社。1950年3月开始，在屯溪成立百货、粮食、盐业、花纱布、油脂，煤建等专业支公司和煤建办事处，县设办事处或营业小组。1954年各县相继建立专业公司，重点集镇还先后设立百货公司分销处，全区初步形成国营商业体系。与此同时，各县、区、乡相继建立供销社(站)，城乡市场出现国营、合作、个体三种经济成份。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私营商业分行业组织起来，实行以国营行业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经济活跃，物价稳定，市场繁荣。“大跃进”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商业经济体制两度撤并，市场经济单一，传统的经营特色消失，服务质量低劣，物资供应紧张，部分商品不得不实行凭票限量供应。1979年以后，在“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方针指导下，市场调节范围不断扩大，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进入市场，新组织的集体商业和个体商户遍及城乡。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市场商品可供量增加、花色品种增多，一些日用品、副食品逐步敞开供应。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副产品生产迅速发展，群众购买力提高，社会商品零售额逐年增长。
1．网点
清嘉庆年间(1796～1820)，街市贸易较为兴盛，全区有街市53个。除县城和府城外，较大的街市有渔亭，屯溪、五城、岩寺、深渡、镇头、历口等，经营的项目有百货、饮食、服务。修理及手工业。县城和较大乡镇在适中地点或要道路口，设有固定集市，朝聚午散，以鲜活商品交易居多。外来商品主要有乐平粮食、鄱阳仔猪、遂安雏鸡、东至鳜鱼等；本地产品主要是禽、蛋、肉、蔬菜、山芋、芝麻、黄豆、水果、茶叶、香菇、鲜干竹笋等，以及部分手工业产品。农村一年一度庙会集市较为普遍，主要有岩寺上九会(正月初九)、旌阳蓑衣箬帽会(三月二十八)，休宁临溪重阳会(九月初九)等，以农产品交换农具、家具等手工产品为主，也有进行牲畜交易的。
建国初期，人民政府重视恢复和建立农村集市，积极促进城乡物资。交流，县、市多次举办物资交流大会。1953年，屯溪市先后举办3次物资交流会，购销总额116万多元。“大跃进”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期间，集市贸易两度遭到关闭和取缔。1979年开始，开放集市，搞活流通，集市贸易日渐活跃。1985年，全区集市贸易点由1978年的15个增加到93个，同时涌现一批具有山区特色的专业市场，如休宁县汪村乡木材市场，歙县深渡镇枇杷市场，旌德县庙首、白地、乔亭苎麻市场，休宁县万安蔬菜市场，石台县贡溪乡蓬莱仙洞旅游服务市场和屯溪汽车站竹木制品市场。
祁门县农贸市场
1952年，全区有国营商业机构、网点39个，1955年增加到92个，1963年又增加到238个。1979年以后，国营商业网点增加较快，1980年为489个，1985年495个，1987年为560个。
1956年初，全区有私营商业、饮食服务业5770户，其中商业4062户，饮食业667户，服务业1041户。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组并成51个国营商业门点，187个公私合营门点，1393个合作商店、小组门点。城镇集体商业划由商业局管理，农村集体商业由供销社管理。1979年以后，城镇集体商业网点逐年增加，1980年为197个，1987年达到313个。
1980年，县城非商业部门办商业网点778个，1985年激增到4529个，其中国营商业126个，集体商业595个，工业品自销门市部46个，个体商贩3762个。
1987年，全区城乡零售网点共有28651个，其中国营商业1263个，集体商业4093个，个体商业23256个，合营商业6个；纯商业20807个，饮食业3631个，服务业4213个。
2．购进
民国时期，徽州工业薄弱，工业品及煤油、卷烟，食糖等，主要从沪、杭购进。建国后，收购地方工业品的品种，数量逐年增多。1954年9月，花纱布公司对棉布和机纱手纺交织棉布实行统购统销。50年代，对计划商品和地方工业主要产品(肥皂，棉布、纸张、徽墨等)，按计划组织收购，对地方工业其他产品，组织厂店直接挂钩，产销见面。1964年按计划增购绸缎、线袜、牙膏，1967年增购电池，1970年增购元钉，1972年增购火柴。1978～1980年，一、二类工业品继续统购包销，三类工业品中，部分品种实行订购，多数品种实行选购，订购、选购后剩余产品由工厂自销。1981年取消包销，分为统购统销、计划收购、订购和选购4种购销形式。当年开始，火柴、绸缎、肥皂、电池等，由商店直接向工厂进货，商业部门及时向工厂提供信息，建议改进花色品种，帮助解决原材料，加强横向联系，疏通流通渠道。同时采取多种形式，大力推销地方工业产品。1982年，地区百货公司组织53人次，到外地推销塑料凉鞋、机制薄纸、布胶鞋、棉纺针织品等，销货额达613万元，参加全国供货会、交流会24次，地方产品成交额1224万元。1983年，地区五交化公司参加全国、全省交流会9次，推销地方产品成交额75万元，召开供货、订货会5次，地方产品成交额661万元。
国营商业收购农副产品主要是生猪。建国初期，生猪自由收购，价格随行就市。1955年开始，生猪实行派购，计划逐级分配到农户，由食品部门同农户签订合同。1956年，提高生猪收购价格。1961年，规定派购任务完成后，允许议价收购；同时提高派购价格，给予粮食和工业品奖售。1979年以后，允许个体经营肉食品，市场肉摊日渐增多。1985年4月1月起，取消生猪派购，猪肉经营放开，国家、集体、个体自由经营，价格随行就市。
建国以来，国营商业的商品收购总值逐年上升。1953年为155万元，1955年为205．6万元(以上两个年度含宁国县)，1962年为814．1万元，1978年为5439．9万元，1985年为6682．9万元。1987年达到8947．4万元，其中工业产品8053．1万元，农副产品894．3万元。
3．销售
建国以后，经过3年经济恢复，人民收入增加，社会消费水平上升。1954年开始，对棉布、絮棉实行凭票定量供应。1958年后，一般日用工业品、副食品供应逐渐紧张，部分商品开始凭证、凭票供应；1961年，对食糖，烟酒，肉食，豆制品等实行凭票定量供应，对煤油、肥皂、火柴、食盐等实行凭卡定点供应，对皮鞋、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胶鞋、搪瓷口杯、面盆等紧缺工业品，确定城乡比例分配供应。当年，为使社会货币流通量和商品可供量平衡，加快货币回笼，对糕点，糖果、自行车、钟表、针织品等少数商品，在限量平价供应的同时，曾实行高价供应。1965年，取消高价商品。“文化大革命”期间，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商品货源短缺，市场供应紧张。1979年以后，经济形势越来越好，轻纺工业有较大发展，市场商品可供量增加，一些长期供不应求的商品逐步敞开供应。呢绒、绸缎，电风扇、录音机、洗衣机、电视机、电冰箱等高档商品，不断进入职工和农民家庭。
建国以来，国营商业商品销售总值逐年上升。1953年为1595．2万元，1956年为2062．8万元，1965年为4666万元，1978年为13069.6万元，1985年为20380．8万元，1987年达到26906．4万元。
社会商品零售额，1952年为3862万元，1965年为8997万元，1978年为21307万元，1985年为56724万元。1987年达到83902万元，其中，商品零售额为66230万元，饮食业零售额2694万元，工业品零售额5939万元，其他行业2617万元，农民售与非农户货品额6422万元。
1987年社会消费情况
4．设施
徽州地区商业基础设施薄弱，1979年国营商业系统仅有仓库8．3万平方米，冷藏库674吨，石油库6155立方米，机动车89辆，营业房屋面积7．7万平方米。1980年以后，随着皖赣铁路的通车，屯溪扩建了万吨油库，建造了铁路专用线。徽州肉类加工厂于1981年底建设千吨冷冻肉库，1984年又新建300吨冷冻蛋库。祁门县，屯溪市先后建成百吨冷冻肉库。
(三)供销合作
民国23年(1934)，安徽合作委员会在各县设立合作指导办事处。民国27年，各县通过省合作委员会，接受中国农业银行贷款：歙县102589．12元(法币，以下同)，休宁县34194．35元，黟县6269元，祁门县101721.40元，太平县41727．40元，旌德县9670．65元，绩溪县12517元，石埭县124．14元。民国30年，皖南行署政务处成立合作室，辅导整顿皖南合作事业，次年全区乡、镇、保合作社、信用合作社、茶叶联合社以及各类生产合作社发展到一千余个。因工作开展不力，合作社未能很好地组织发展生产，主要依赖上级贷款。抗日战争结束后，大部分合作社名存实亡。
建国后，人民政府重视发展供销合作事业。1952年，全区建立基层供销社(站)202个，入社社员51．53万人，拥有股金64亿元(老币)，属社员集体所有的合作商业。1958年，供销社同商业局合并，性质由集体所有变为全民所有。其后，供销社同商业局几经分合(1961年分，1963年又合，1976年又分)，而全民所有的性质一直未变，直到1984年通过改革，才逐步恢复集体所有性质。
1983年上半年，行署在歙县许村区进行供销社体制改革试点。1984年9月，体改工作全面展开。改革的中心内容是恢复供销社的合作商业性质，恢复和加强其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和经营上的灵活性，把供销社办成农村的综合服务中心。通过改革，基层社主任由任命制改为选举制，职工由分配制改为合同制，专业人员实行聘用制，社员发展到4万余户，入股农户占总农户的82.4％，增扩股金17.2万元，股金总额达到97．3万元，有232个核算单位实行联销计酬、联利计酬等多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
1．农副产品购销
建社初期，供销社为国家代购代销的品种，有粮油、茶叶、蚕茧，棉，麻，生猪、鲜蛋、蜂蜜、畜产品、中药材、竹木柴炭和废旧物资等。1955年，粮油改由粮食部门经营。1956年，生猪移交国营商业经营。1972年开始，对部分农副产品和三类物资，采取多种形式，开展议购议销。1983年以来，基层社扩大经营范围，开始自主经营三类土特产品，完成国家计划后的一、二类农副产品，实行议购议销。建社以来，收购农副产品总值逐年上升，1957年为830．5万元，1978年为5925.2万元，1984年为8112.5万元，1987年达到11932．9万元。
1987年，社会收购的农副产品有：原粮2．11亿斤，食用植物油3．13万担，猪14．6万头，牛3667头，家禽50．78万只，鲜蛋24．6万斤，水产品63.56万斤，茶叶32．31万担，干鲜菜3996万元，干鲜果1389万元，苎麻8.59万担，桑蚕茧6.12万担，毛竹66.46万根，牛皮4626张，桐油8.24万斤，收购总值为28707万元。
2.生产、生活资料供应
建社初期，经营的生产资料只有饼肥、旧式中小农具等。1954年推广新式步犁、双铧犁等新式农具，并试销化学肥料、化学农药。1956年以后，由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发展到工业、副业和建筑材料供应。1962年，供销社开始组织耕畜调剂、供应，并试销农用塑料薄膜。1979年以后，化肥供应猛增。1987年，供销社销售农业生产资料总值达到5291.5万元，比1957年480．1万元增长14倍。
1954年以前，供销社经营的生活资料主要是食盐、煤油、火柴、烟酒、布匹和部分小针织，小日杂、小百货等。1954年国营，合作商业分工后，供销社主要经营手工纸类、陶瓷器皿、日用杂品、夏令用品、炊事用品等，并为国营部门代营图书、文具、中西成药等，1979以后，广开流通渠道，经营生活资料范围扩大，品种亦随之增加。1987年供销社销售生活资料总值9809．5万元，比1957年的877.6万元增长11倍。
3．扶持商品生产
70年代以来，供销社贯彻“林茶为主，多种经营”的山区生产方针，通过自己的购销活动，从资金、技术、物资等方面扶持发展多种经营。1983年以后，配合农村第二步改革，支持产业结构调整，发展商品生产。1984年，供销社为农业生产单位和专业户、重点户承付贷款利息162万元。1976年至1984年，发放扶持多种经营生产资金259.5万元，供应食用菌种24万瓶，桑苗1070万株，漆树苗、山苍子树苗1012万株，山苍子炼油设备59套，聘请技术员32人，举办各类技术训练班68期，参加学习培训的达5400余人。
(四)对外贸易
建国前，徽州主要出口物资是茶叶，其次是桐油、徽墨、漆器、苎麻、猪鬃、香菇、蜜枣、五倍子等。清咸丰年间，屯溪绿茶开始外销俄国、美国和欧州，出口渠道主要是运沪向外商洋行销售。民国25年(1936)至民国34年，民国政府对出口茶叶实行统一管理。民国29年，外销红茶为：祁门县36210担，石埭县720担；外销绿茶为：休宁县48350担，歙县25680担，祁门县1670担，黟县920担。
1950年1月，成立屯溪茶叶支公司(后改皖南分公司)，负责收购毛茶交茶厂加工后，统一调上海口岸出口。1961年，成立徽州外贸分公司(1976年改称地区对外贸易局)，主管茶叶、厂丝，畜产品和其他商品出口。1979年，安徽省开始自营对外出口，同年徽州经省口岸出口的产品有鲜枇杷、蜜枣、叶，香菇4个品种。1985年起，全区出口商品全部调省口岸出口。
建国以来，全区外贸商品收购总值逐年上升。1962年为796万元，1965年为1562.87万元，1978年为6229.9万元，1985年为10184.84万元。1987年达到12852．36万元，其中粮油食品类1679．15万元，丝绸类841.53万元，纺织类472．08万元，茶叶类7114．45万元，土产类528.24万元，畜产品类385．51万元，医药保健类75．38万元，工艺品类682．77万元，五金矿产品类341.70万元，机械设备类514.63万元。
50年代，出口商品仅茶叶1项。1962年增加到8大类49个品种，1985年发展到13大类、95个品种。1987年为14大类、69个品种，主要产品产量为：罐头4032.74吨，厂丝127.90吨，棉织品463．03万元，红、绿茶11116.33吨，山苍籽油5.77吨，脱水蔬菜105．52吨，貂皮5083张，菊花19吨，竹编制品143．16万元，砩石22327．76吨，柴油发电机组938瓩，1985年创汇465.80万美元，1987年因出口品种减少，创汇358．70万美元，比1985年减少107．1万美元。
1982年起，徽州地区开始引进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设备。至1985年底，共利用外资1项177万美元，其中直接利用外商投资44.35万美元，引进技术设备17项，用汇544．13万美元，其中7项已建成投产。
(五)物资供应
物资供应主要指对生产资料的计划供应与管理。1963年以前，全区对生产资料的需求量不太，由商业部门经营和工厂企业自销，计划部门负责物资的计划分配与平衡。1963年4月，成立专署物资局，负责计划物资的申请、调拨、分配和供应。长期以来，生产资料不作为商品销售，完全凭国家下达的指令性计划分配调拨。1978年以后，燃料、金属、机电、化工建材、金属回收和生产资料服务等公司相继成立，为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物资供销企业，生产资料作为商品，开始进入市场。1987年11月，屯溪成立钢材市场。
物资部门为生产资料流通的主渠道，经营的主要物资有建筑材料(水泥、玻璃、油毡)、金属材料(钢材、生铁、铜、铝)，化工产品(烧碱、纯碱、橡胶、轮胎)、燃料(煤炭、焦炭)和机电产品等5大类。物资局成立以来，物资购进总额逐年上升，1965年为216．6万元，1978年为2719．31万元，1985年为7566．77万元。1987年达到12787万元，比1978年增长3．7倍，其中计划外购进7982万元。
全区物资销售总额也逐年上升，1978年以后增长更快。1965年为184．7万元，1978年为3038．01万元，1985年为8478.6万元，1987年达到14366万元，比1978年增长3．8倍，其中供应农村的物资为3193万元。
几个年份主要物资供应情况
(六)粮油购销
1．征购销售
建国前，粮食实行自由贸易，由私营米行经营。1949～1952年，粮食仍实行自由贸易，国家只征收公粮。1953年11月，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对农村余粮户实行计划收购，对城镇居民和农村缺粮户实行计划供应，严格控制粮食市场，严禁私商经营粮食。
1955年，在农村实行定产、定购、定销“三定”办法，核定余粮户交售任务，一定三年不变，增产不增购，缺粮户的供应量一年一核。对城镇居民口粮实行分等定量供应。
1958～1960年，由于虚报粮食产量，出现高指标、高征购，不少地方购了过头粮，农村人均占有粮食由537斤下降到359斤，供求关系紧张。从1962年起，经过3年调整恢复，到1965年，农村人均占有粮食增加到590斤。当年重新核定生产队的粮食征购任务，一定三年不变，灾年调减；丰年超产超购，加价奖励。
1966～1978年，粮食生产发展缓慢，粮食销售大量增加，其间共调入粮食20亿斤，年均1．54亿斤。1971年起，粮食征购改为“一定五年不变”，并实行超购加价30％的政策。
1978年以后，粮食生产逐年增长，粮油收购量成倍增加，商品率大幅度提高，城乡人民消费情况显著改善。从1979年开始，逐步增加中价食油和补助食油供应，对原一定五年不变的粮食征购基数两次核减2183万斤，对人均口粮460斤以下的地方不购。当年自夏粮上市起，提高粮食统购价格20％，超购部分再加价50％。同时提高山区经济作物区农民口粮标准，对全区农村66万缺粮人口实行粮食定销，一定五年不变。
1980年，提高收购茶叶奖售粮食标准。为支持农村产业结构调整，1981～1985年5年中，共安排销售专项指标粮1．64亿斤。
1983年开始，农民完成征、超购以后的余粮，允许多渠道经营。1985年4月1日，取消粮食统购，实行合同收购和议价收购“双轨制”。
1987年对完成粮食定购任务的农户，实行奖售平价化肥、柴油的办法，当年定、议两项收购完成2．1亿斤，较上年增长54．13％，其中议购0.65亿斤，较上年增长51．01％。同年，粮食销售5．29亿斤，较上年减少11.5％；其中农业销售3.43亿斤，较上年减少19.71％。
1983年以前，油料、油脂按定购基数收购。1983年以后取消定购基数，实行按比例计价办法，即午油计划内按“四六开”计价(40％按统购价，60％按超购价)，计划外按超购计价；秋油一律“四六开”计价。
2.粮食调运
徽州山多田少，历史上除旌德、休宁、太平等少数县粮食略能自给外，多数县均缺粮，需从江西、湖广、浙江等地调粮接济。
民国29年(1940)各县粮食生产消费情况
50年代初期，所缺粮食主要从江西乐平和浙江金华、兰溪调进。江西调入的粮食靠公路运输，浙江的粮食由富春江经新安江运进。旌德县少量余粮主要调往歙县黄山区。
1956～1960年，所缺粮食在芜湖专区内调剂，经芜湖中转，靠公路运输。50年代后期，新安江发电站建成后，歙县所需粮食主要通过新安江中转，地区在浙江省建德县设立中转站，歙县在深渡和正口两处设立中转组。
1961～1980年，粮食调进量激增，在扩大新安江中转任务的同时，开展多点调粮。公路运输路线有芜湖(包括宣城)至宁国县，杭州(包括临安县)至歙县、屯溪市和祁门县。休宁县在浙江衢县设立中转组，接受江西乐平和浙江金华的粮食。石台县就近接受东至县、贵池县、青阳县和江西波阳县的粮食。皖赣铁路分段通车后，地区先后在宁国、景德镇设立临时中转组，景德镇中转到祁门县和休宁县以西，宁国中转到歙县以西、休宁县以东和屯溪市。1980年底，皖赣铁路由宁国延伸到绩溪后，撤消宁国、景德镇、杭州、衢县等地的中转机构，在绩溪县成立粮食中转站，负责全区调进粮食的中转运输。
1981年，皖赣铁路全线通车后，驻区外的中转机构全部撤销。沿线各县市所需粮食均由火车直运到站。旌德县和黄山市调进粮食分别由绩溪县和屯溪市中转，石台县仍按就近取粮的原则，保持原来的调粮关系。
1953～1985年33年中，除3年调出粮食6536万斤外，有30年调进粮食386．9亿斤，平均每年净调入1．29亿斤。1986年粮食调入量增大，当年净调入3．34亿斤。1987年净调人3．75亿斤。
(七)物价、计量
1.物价
民国初期，物价基本稳定。民国24年(1935)发行法币后，物价呈上涨趋势。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物资紧缺，奸商囤积居奇，通货膨胀，物价暴涨。
民国30年(1941)屯溪主要物品价格上涨指数
建国以来，政府对物价本着基本不动、个别调整的原则，稳定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并逐步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调节商品生产和市场供求，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安定人民生活。
1953～1957年，调整了部分工业品价格，适当提高了部分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这期间市场繁荣，物价稳定。
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生产受挫，物资匮乏，居民的口粮标准降低。对18种生活必需品，实行定量平价供应。农产品市场和价格一度放开，猪、禽、蛋和蔬菜价格昂贵。1961年，对自行车、手表、白酒、针织品、砂糖、糖果和部分进口卷烟实行高价出售，以回笼货币。
1962年，规定主要农产品收购价格，制定各种工业品购销差价、地区差价和城乡差价，规定各种服务收费、劳务收费以及医疗、教育、文化事业的收费标准，物价逐步趋向稳定。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生产受到冲击，物资不足，主要消费品仍采取定量平价供应，市场物价冻结，人民生活水平较低。
1979年以来，按照“调放结合”方针，逐步调整和放开价格，由单一的国家定价改为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并存。1979年，提高了18种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生猪(3等)每百斤由48.5元提高到61．88元，鲜蛋每百斤由75元提高到90元。同时有控制地提高了8种食品和副食品的销售价格，1981年，调低涤棉的销售价格，提高烟酒销售价格。1983年，调低化纤布、手表，收音机等销售价格，提高棉布、自行车，铝锅等销售价格。1984年，茶叶，木材实行议价，有409种小商品改为工商自行协商定价，部分工业品由单一的计划牌价，改为计划牌价和浮动价相结合，对计划外超产部分实行加价。1985年，粮油价格部分放开，管定购合同内的，放定购合同外的。1986年，提高铁路短途运输价格。
为促进生产发展，稳定市场物价，政府在提高农产品和工业品收购价格的同时，不提高销售价格，对经营单位发生的亏损给予财政补贴。1953年，对絮棉供应给予补贴。1960年，粮油棉收购价提高后，对粮油供应实行补贴。1970年，价格补贴商品增加到11种。
1979年，在部分副食品销价调高30％的同时，每月发给职工5元副食品补贴，全区补贴金额1101.9万元。1980年，补贴商品扩大到38种。1986年，全区物价补贴金额(不含5元副食品补贴)为1135.2万元，其中粮食补贴572万元，猪肉补贴298.1万元，蔬菜补贴164.2万元，其他补贴100.9万元。
几个年份主要生活消费品价格和茶木收购价格比较
几个年份人民生活必需工农业交换比较
2.计量
民国时期，徽州度量衡器具较为复杂，秤有松罗秤、司马秤、曹平秤、九五平油水秤、20两柴秤、12两水果秤、一秤三面花等；尺有市尺、三元尺(1市尺等于0.95三元尺)；斗有街斗(合15．5市斤)、斛统(合17市斤)、平统(合14．5市斤)。1950年5月30日，徽州专署规定统一使用市秤。1955年10月起实行秤改，由每斤16两制改为10两制，1960年底城镇秤改结束，1966年底农村秤改完成。1978年12月，中医处方用药一律使用“克”制。1984年12月，全区推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1963年底，开始实行企业产品计量标准化。1965年12月，制订出全区第一个企业标准产品—“面包篮”。该产品由屯溪市工艺厂组织调查，对其规格、形式、技术要求、质量标准、主要原材料与要求、检验规则与方法、包装标志，保管运输等方面作出具体的技术规定，报专区审批，于1966年1月1日实施。1981年开始全面制订企业标准，至1985年共制定地区级企业标准39个。屯溪市消防梯厂依据竹质消防梯企业标准组织生产，以竹代木生产消防梯，节约木材，重量轻，强度高，不易断，使用寿命长。歙县黄山轻工机械厂按照企业标准组织生产，使衡器零件专用刀磨床、刀口铣床、长短杠杆体钻铰机床的检验有了依据。经鉴定，三种机床的性能良好，加工的衡器零件精度高，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在1985年10月的全国订货会上，半天就签订供货合同近100万元。屯溪高压阀门厂按美国石油协会APl602标准设计生产紧凑型(300磅级)锻钢闸门，产品结构合理，选材恰当，外观小巧，操作方便，使用寿命长，达到国际80年代初的先进水平，畅销国内24个省市的石油化工、电力、冶金企业。
1963年成立专区标准计量管理局，1984年各县市建立标准计量所。至1987年，地区标准计量局已能开展万能量具、电工电子仪表、天平、材料试验机、硬度计，压力表、真空表、热电偶等计量器具的检定与修理。
(八)财政审计
1．财税体制
清以前，财政收入统一上交，支出限额留用。民国初期，财政收支由省核定，增收的各项附加税和杂捐，补助地方财政。民国24年(1935)，建立县财政预算制度，由省核定。
1949～1952年，财政实行“统收统支”，收入金额上交，支出由中央逐级核拨，年终结余交回。1953年，建立地，县级财政预算制度，支出主要靠固定收入(地方各税，县属国营企业收入及折旧费)和比例分成收入(农业税、工商营业税、所得税参与分成)，不足差额由省财政统一调剂补助(主要从商品流通税，货物税中调剂)。1954年，实行财政预算包干，收大于支的包干上交额，支大于收的包干补贴额。1959～1964年，实行总额分成，按照支出指标占收入指标的比例，确定应留的收入分成。商业收入、地方各税和其他收入均列为县市财政收入，超收全留，一年一定。1965～1978年，实行定收定支，收支挂钩，超过定收指标部分，按比例分成，完不成定收指标，其短收部分按比例紧缩开支。1979年，实行定收定支，收支挂钩，增收分成加固定比例留成，一年一定。1980年，在祁门县进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改革试点。1982年起，全区普遍实行“划分收支，定额包干，超支分成，一定五年”的财政体制。1983年，将调剂收入分成改为总额分成。
历代税收以田赋为主，另有岁贡和岁课。唐至清代，徽州各县岁贡主要有苎布、漆、纸、黄连、笔、墨、砚、茶等，课征主要有金、盐、茶、酒、醋、竹木，农桑等。北宋初，颁布商税条例，各县设立“商税务”负责征收商税。清末至民国时期，除开征规定的国税和省税以外，税捐杂课大量增加。征收的杂误先后有田房契税、牙帖税、学租、马稻、庚子赔款代征、房捐、铺捐、酒单捐、烟酒税捐、短期牙帖照捐、船捐等。
1949年徽州解放，全区一度沿用旧税法。除农业税外，普遍开征工商业税、印花税、货物税，牌照使用税、特产捐、筵席捐及娱乐捐，并把重点税源茶叶、竹、木由特产捐改为货物税。1950年初，开征货物税、工商业税、印花税、存款利息所得税、房产税、地产税、屠宰税，车船使用牌照税、特种消费行为税；7月，将房产税、地产税合并为城市房地产税(从1952年起限制在屯溪一地开征)。1953年，工商业发展很快，税源增加，全区试行商品流通税，简化货物税，修订工商业税，取消特种消费行为税，并对电影、戏剧等文化娱乐收入改征文化娱乐税。1954年，增征牲畜交易税。1958年，将原来按商品销售额征收的商品流通税、货物税、营业税、印花税合并为工商统一税。1959年，停征存款利息所得税。1962年，开征集市交易税。1966年停征文化娱乐税。1973年，实行税制改革，将工商统一税及其附加、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盐税、屠宰税合并为工商税，国营企业只征工商税，集体企业征工商税和工商所得税。
1983年，对国营企业实行利改税，又把原来的工商税按性质划分为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盐税4种，并先后开征建筑税、奖金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国营大中型企业调节税、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和涉外3个所得税，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多环节、多层次、多税种的税收体制。1986年，开征城乡个体户所得税、集体企业奖金税、国营企业工资调济税。1987年开征个人收入调剂税，事业单位奖金税，恢复征收车船使用税和房产税。
2．财政收支
建国初期，全区财政收入甚微，主要依靠农业税和少量工商税，1949年财政收入114万元。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商业流通的扩大，财政收入逐年上升。1949～1987年38年，累计财政收入180459．6万元。1987年，全区财政收入12140．8万元，其中工商税9708.7万元，农业税1373．5万元。
1949～1987年，全区累计财政支出145618．9万元，平均每年支出3736．38万元。1987年，全区财政支出16187.2万元，其中基本建设支出74.2万元，企业挖潜改革资金228.8万元,科技三项费用(新产品试制费、中间试验费、重要试验手术费)24．7万元，农业、林业、水利、气象部门事业费712．9万元，支援农业961万元，工业交通部门事业费169．2万元，城市维护费462．6万元，城镇青年就业经费34.2万元，文教事业费5539.7万元，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603.3万元,民兵事业费15.5万元，行政管理费2842．8万元，物价补贴支出1197万元，专款支出29.4万元。
几个年份财政收支情况
3．审计
1984年，地区及县市成立审计局。先后开展财政决算审计、国营企业财务收支和经济效益审计、厂长(经理)离任经济责任审计、自筹基建资金来源审计、行政事业经费收支定期审计和银行财务收支审计等。1984～1987年，共审计1108个单位，查出违纪金额1929万元，上缴财政161万元。
1985年和1986年，分别对旌德县和屯溪市上年的财政决算进行审计，查出违纪金额40．2万元。
1984～1987年，对100个国营工商企业的财务收支及其经济效益进行审计，查出违纪金额456万元，上缴财政78万元。1985年对地区农业银行1984年财务收支决算、1987年对地区建设银行和地区工商银行1986年财务收支决算进行审计，查出违纪金额126万元，上缴财政21万元。
1985年下半年起，对行政事业一级预算单位，实行定期报送审计制度。
1986年开始，对自筹基建资金来源进行审计，两年审查基建项目85个。
(九)金融
徽州最早的金融机构为明代的当铺。清末民初始有钱庄。民国元年(1912)安徽中华银行屯溪分行成立。民国5年成立中国银行屯溪汇兑所，民国20年改称支行。民国25年，安徽地方银行屯溪分行成立，各县相继成立办事处。民国27年，江西裕民银行在祁门县设立办事处。嗣后，中央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交通银行、浙江地方银行及江苏农民银行等，陆续在屯溪设立分支机构，各县相继集资入股建立县银行。到1949年解放前夕，屯溪有金融机构14家。
1949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在屯溪建立皖南分行，各县先后建立支行，着手接管旧银行。8月，皖南分行随皖南行署迁芜湖，屯溪设立徽州专区办事处。1951年，徽州专区办事处改为屯溪中心支行。
1955年，成立中国农业银行徽州专区中心支行，办理农村金融业务。1957年撤销，并入人民银行。1964年从人民银行划出恢复。1965年再度撤销。1980年再次恢复。
1961年，专署财政局设立基建科。1962年，成立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徽州专区支行，办理基本建设投资预算、拨款、信贷和结算。1978年后，各县相继设立建设银行。从1979年开始，基本建设投资逐步由国家财政拨款改为建设银行贷款。
1985年1月，地区和各县市成立中国工商银行，办理城镇金融业务。此后，人民银行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和做好金融的宏观控制，加强信贷资金管理，稳定货币流通。
1987年12月，成立中国银行屯溪支行，办理外汇信贷、外贸信贷、中外合资企业信贷、侨汇和国家交办的其他事项。
全区金融体制经过改革，金融机构开始向多层次、多类别发展。1987年年底，建成金融信托投资公司3家、城市信用社4家；各专业银行、信托公司、城乡信用社和邮政部门先后新建储蓄网点46个。
1．货币
南宋时，徽州货币流通已较普遍，夏税秋征仍折计钱银交纳，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商人则在境内发行“会子”，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明清时代，当铺，钱庄的汇票可以在市场交换中流通。民国时期，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先后有银元、铜元、和各类银行发行的钞票。
1949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人民币，禁止银元流通。1955年3月，国家统一发行新人民币，每元收兑旧人民币1万元。
1957年，市场货币流通量696万元，每元货币实现商品交易额为10．68元，货币流通正常，市场物资丰富，价格平稳，投放市场的货币能及时回笼。1961年市场货币流通量比1957年增加73．8％，商品零售额比1957年仅增加9．9％。1965年货币流通逐步恢复正常，当年投向市场货币335．1万元，比1962年减少27．9％。“文化大革命”期间，货币投放量增大，平均每年递增3．4％。
1977年以后，扩大城镇就业，增加职工工资，实行奖金制度和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市场货币流通量相应增加。1977～1982年，共向市场投放货币73115万元，平均每年投放1220万元。1982年底，市场货币流通量为5164万元。1984年，消费基金失控，当年投放货币2800万元，年底市场货币流通量为8009万元。1985年，加强观宏控制，减少货币投放，当年回笼货币2005万元，年底市场货币流通量为10241万元。1987年，全区各项存款97914．1万元，支款92257．6万元，回笼现金5656．5万元。
2．存款
清以前，当铺主要接受学校、书院的存款，月息为6厘至2分，钱庄吸收定期存款和活期存款，定期月利率为8．4～12‰，活期月利率为6‰左右。民国时期，银行存款基本上都是公款。民国29年(1940)，安徽地方银行屯溪分行各种存款总数达2895万元(法币)，每日余额在200至300万元之间。
建国后，银行存款源于企业生产流通中的间隙资金、财政性资金、城镇储蓄和农村存款。1949年底，全区银行各项存款余额为18.9万元，大部分为国营企业存款和财政性存款。
1957年底，存款余额为1645．5万元，其中城镇储蓄281．5万元，农村存款769．6万元。
1958年，经济工作失误，贷款发放失控，各项存款出现非正常增长。1958～1960年，各项存款增加40128万元，1960年底存款余额达到5658．3万元。1961年，工农业生产下降，城乡储蓄存款减少，到1962年底，各项存款余额降为4578．7万元。
1963年开始，工农业生产恢复，市场供应好转，物价稳中有降，各项存款上升，到1965年底，各项存款余额上升到4824．4万元，其中农村存款2073.3万元。
“文化大革命”期间，生产受到破坏，企业亏损，贷款猛增，存款上升缓慢。10年间，贷款增加12222．4万元，存款只增加8460．2万元。1976年底，各项存款余额为17795．5万元。
1979年以来，经济迅速发展，银行各项存款大幅度上升。到1987年底，各项存款余额达到8.9亿元，城镇储蓄和农村存款分别超过2亿元。
3.贷款
当铺贷款以实物为质，当物评价，按值八扣，再打对折为当价。当期，金银首饰、珠宝、衣、毡等为18个月，钟表为1年，月息一般为2分。钱庄主要为商人贷款，通常农历年初放款，整欠零还，月底结息，并入本金于年终结算。有的钱庄还发放“开期”贷款，年关内放出，年关外收回，利息1~2分。清末民初，徽州茶叶贷款由上海茶栈发放，月息3分。民国25年(1936)起，改由江西裕民银行和安徽地方银行向茶商贷款，月息1．5分。当年发放茶叶贷款196．3万元。民国29年，安徽地方银行屯溪分行发放贷款782万元(法币)，其中红绿箱茶定期抵押放款200万元，转放毛茶贷款3万元，财政部贸易委员会驻皖办事处丝茧，桐油等抵押透支额90万元，粮食管理处屯溪粮食抵押透支额100万元，物产管理处皖南办事处透支额100万元，休宁瓯山合作社肥料贴现1.5万元，文教透支贷款5.5万元，其他贷款286万元。
建国后，人民银行贷款投向有工业贷款、农业贷款、商业贷款，固定资产贷款和信托委托贷款等。1949年底，各项贷款余额为17万元。
1953～1957年，银行各项贷款大幅度上升。1957年底，各项贷款余额达到3750．8万元，其中工业贷款191.3万元，商业贷款3264.3万元，农业贷款295．2万元。
1958年，贷款发放失控，工业贷款比1957年增加4倍多，经济效益差，相当一部分贷款成为报废资金。
1961～1962年，大量贷款被工业企业占用，信贷资金无法周转。1963年开始，控制贷款发放，信贷供需矛盾逐步缓和。1965年底，各类贷款余额为4358万元，比1960年下降3475万元。
“文化大革命”期间，信贷再度失控，经济效益不高。1976年底，各项贷款余额高达2亿元以上，其中商业贷款占一半，而市场商品供应仍较紧张。
1977～1978年，盲目追求建设速度，扩大基本建设规模，信贷又一次失控，1978年底各项贷款余额达到23793．2万元。
1979年以后，为建国以来信贷工作的最好时期，贷款数量逐年增加，经济效益较好。1987年底，各项贷款余额为70329．4万元，其中工业贷款20413.9万元，商业贷款24099.7万元，农业贷款16023.7万元，基本建设贷款1500万元，其它贷款8292.1万元。当年，各专业银行还先后参加了皖中南、闽皖浙赣等地资金拆借活动。1980～1987年，建设银行发放技术措施性贷款983.4万元，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
4．保险
民国期间，由放款银行代上海中国保险公司办理保险业务。抗日战争时期，屯溪各银行受中国保险公司，中央信托局保险部和中国农业保险特种股份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保险业务。
1950年，徽州地区开办人民保险业务，种类有：国家机关、国营企业、合作企业的财产强制保险，旅客强制保险，私营企业财产保险，居民简易火灾保险，运输及附加保险等。1959年，保险业务停办。
1981年，恢复保险公司，开办企业财产、机动车辆、家庭财产3种保险，当年承保161户，54辆车，承保额11926．1万元，保险费收入32．1万元。
1985年，服务项目增加船舶、飞机，火车货物运输保险，机动车辆承运货物责任保险，公路旅客意外伤害保险，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集体企业和个体商业者养老金保险，耕牛、奶牛保险和养鸡保险等，当年承保12859户，6391辆车，承保额59594万元，保费收入241．5万元。
1986年，服务项目发展到24种，承保企业财产1522户，家庭财产107787户，各类运输工具8311辆(艘)，承保额达9.68亿元，保费收入454.2万元(其中保险储金61．3万元)。出险赔案2585起，赔款给付164．5万元。
1987年，又增加森林火灾，黄山和齐云山游客意外伤害、母婴安康、独生子女安康、子女婚嫁金等6个保险项目，险种达30种。承保企业财产2232户，家庭财产14．61万户，各类运输工具10903辆(艘)，承保额14.13亿元，保费收入865．9万元(其中保险储金219万元)，出险赔案8301起，赔款给付295.9万元。
